(作者：任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金庸江湖世界的心史，从天水一朝开启大幕，似乎并非偶然。
于我，第一次的阅读，记得是1989年暑期。沉甸甸五大册的《天龙八部》，完全震惊了少年的懵懂心灵。这是一个多么匪夷所思的世界：人物之千姿百态，情节之跌宕起伏，线索之纷繁纠缠，时而大理，时而姑苏、时而北荒、时而西陲，天山不惮其远，中原不吝其深，浪子多情，壮士悲歌，就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小和尚都显得好玩至极。
回想起来，上世纪80年代金庸武侠开始风行，不啻几代人的文化启蒙，于情愫、于人性、于世事、于故国风物，皆如是。“文化热”中多少舶来的高头讲章，有几部能如此深入人心、回味久远呢?作为一个少年，不久前还奋激于某部电视片中的黄色蓝色文明论，不意于此间窥到多色调、多样态的文化天下。
《天龙八部》的阅读体验难以忘怀，后来读《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颇有曾经沧海之感。漫卷七情，倏生倏灭，向慕少艾之情，生死以之之情，怨妇狠鸷之情，报恩复仇之情，杀身成仁之情，若梦幻泡影，若长星悬夜。笑他痴，笑他看不破，却是一切有为法，天地岂欺我。似佛，近儒，这意境，应追溯到陈寅恪先生所说的“一大事因缘”，即化解释迦智慧的中华文明之宋代再生。山河大地，天理昭昭，依然是中国人对此世间的一往情深，境界却转进多重。
我自小好读好听武侠说部，如《三侠五义》系列。读者有心，可取与金翁江湖做一比较。如颜查散、锦毛鼠、展南侠等忠臣义士，辗转腾挪的世界不过是北宋江浙到汴京之东西区域、圣君贤相之传统体制、惩恶扬善之传统教义。相形之下，金庸的江湖世界，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为广袤的中国、一个复调共鸣的文化宇宙。
这是一个现代人视野中的近世中国。他从大理、辽金、蒙古、西夏，借用一个时髦的学术课题名目，“从四周看中国”。他还从一个个草莽田野的江湖视角，从不显体制身份名位的平民视角，来眺望我们栖居的诗意大地。
现代思想大家钱穆先生曾提醒我们，《水浒传》乃承两宋理学传统而来。开篇一人物王进，逃官遁世，神龙见首不见尾，逍遥于一百单八将之外。天罡地煞之兴灭，聚义招安之命数，不能笼络其人。宾四先生以为此乃施耐庵作者自喻，印鉴宋以来士人道统犹在政统之上的共识观念。
宋以来的近世社会，与唐相比，平民化构成显着趋势。宋政宋学的兴起，就是这一社会演进大势的思想文化呼唤。在政治上，王权强化和士权张大是两个并行线索，二者又都是同期公共精神蓬勃发展的活跃诠释者。王者主持公道，士人代言公论，这是宋学以降的思维主题。其中又以士人出自田野民间，往往勾连朝野，成为庙堂和江湖之间的重要摆渡者。范文正公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挺立天下忧乐之上，典范为世人熟知，也开启近世士风学风。
因此而有宋学的强烈平民气质，不似中世门第贵族社会之雍容华贵、保泰持盈，宋儒高倡王道义理，理学重视道统独立。宋代君臣首肯“道理最大”，士人以共治天下为成宪。若不得志，则退藏守道，道高于君，理重于势，衍为明清以来世道人心之所尚。
《水浒传》王进所遁处，不就是金庸的江湖世界吗?
国家意识敏锐的韩非子老早指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面对暴君污吏，道义人心的担纲者无外乎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的儒士和侠士呀!金庸的江湖世界，往前追溯，《鲒埼亭集》之传统，虬髯客聂隐娘之传统，太史公游侠刺客之传统，孔墨老佛之传统，舜禹箕子之传统，烟波浩渺，荡涤乾坤，国人肝胆魂魄在兹生茂。
金庸江湖世界中的侠士们，远非三侠五义、雍正剑侠所能范围，展现了更为平民化的旨趣。乔峰、郭靖、令狐冲，莫非从田野草莽走来，上焉者如王侯公子段誉，下焉者如烟花丛中小宝，活脱脱以常人情性跳跃目前，施展非凡行踪。那些作为配角的王者、贵族，如铁木真、阿骨打、完颜洪烈、朱元璋，多在平民视角中践履其通往王者的成败道路，曝露由下而上升腾过程中的人性复杂面。金庸笔下的侠之大者，却在彼而不在此。在襄阳保卫战，在王侯不得臣、超越夷夏之辨的杀身成仁，在“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聚贤庄、光明顶狙击战，在无尽野史中的失踪归来者。
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将宋明以来社会自由讲学运动，称之为吾民族文化之元气，主退不主进，于权势凌虐处卫道请命。金庸的江湖世界，也正是共守这近世形成的道义天地，呵护着天下民夫的赤子初心。笔走野莽，寄寓的却是吾族心史、精神史。胡金铨改编拍摄《笑傲江湖》，一接其抗议暴政的“龙门客栈”，将这部大政治寓言的用世之意一语道破。
金庸的江湖世界，因此是近世平民化精神的龙象驰骋。寒江独钓，江心荒屋，因野史而寓春秋，赋侠士以雅言，举江湖而提撕庙堂，留白处是匹夫匹妇胸中未裂之六经、先圣未绝之道统呀。陈寅恪先生晚年有言：“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读者诸君，若非以娱乐文字视之，孰谓侠义说部于道心无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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