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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一介:中国文化对21世纪人类社会可有之贡献

2018-06-19 15:45:11来源: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相互损害的情况改变为“兼相爱,交相利”,这才是21世纪人类社会之福,世界经济才能得到“共同发展”。

  (作者:汤一介,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哲学教育家)
 
  各民族和国家的有识之士,越来越认识到21世纪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主要向题应是“和平与发展”的问题,即要争取实现不同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和共同发展”,这祥才能保证人类社会能够合理和健康的发展。为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和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他们都应该可以从自身文化中找到为“和平共处”与“共同发展”提供有意义的文化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文化可以为人类社会的合理和健康的发展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有价值的文化资源呢?我想就以下四个方面简单地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得道多助——21世纪的政治格局
 
  世界的政治格局发展到今天,虽然欧美发达国家相对地说仍然居于支配地位,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大国的霸权地位已处在江河日下的境地,完全支配世界政治格局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还了。我侗可以看出,在世界政治的运作中是否合乎道义正在成为处理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关系的准则,“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将成为21世纪支配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观念。在《孟子•公孙丑下》中有一段讲到“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话,远段话是讨论战争胜负问题的,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因而也适用于政治。他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孟子的意思是说,在战争中天时不及地利重要,地利不如人和更重要。“人和”之所以最重要,是因为“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一个国家拥护她的少到极点,那么就是说她的盟国都叛离了她;当一个国家拥护她的多到极点,那就是说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会支持她。这样就造成用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支持她的力量,去和那个连盟国都叛离的国家去斗争的局面;合乎道义得到绝大多数国家支持的并不一定用战争的办法来解决同题,如果用战争的办法,那一定是战无不胜的。孟子这段话虽是针对我国的战国时期而发的,但他的这一“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将适用于21世纪的世界政治形势。在今天,这种“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情况已见端倪。当然人们会问,在当今什么是合乎“道义”的,什么是不合乎“道义”的?我想也许可以这样来回答:第一,合乎于国家与国家平等的原则,也就是说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在平等的原刚下参与国际事务;第二,有利于维护和平共处,这是鉴于20世纪的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维护和平,避免战争,对21世纪人类社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一中国儒家的思想作为一种有价值的资源应受到我们的重视。
 
  二、兼爱互利——21世纪经济发展的趋向
 
  我国春秋末期、战国初期稍晚于孔子的思想家墨子(约生于公元前480年,卒于公元前420年),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观念:“兼相爱,交相利。”他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兼爱中》)墨子的这段活,从人类走过的历史看,很难找到真正实现“兼相爱,交相利”的实例,但是从当今人类社会的发展看却是很有意义的。上引那段话所讨论的虽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实际上也包含着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从本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向看,如果仍然沿著富国更加富、贫国更加贫的路子发展下去,人类社会是得不到安宁的,这祥富国的利益最终也无法继续保持。许多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已经看到,富裕的国家必须改弦易辙,以求经济上的“共同发展”,而“共同发展”就必须把经济关系建立在“交相利”的基础上。在21世纪,任何民族和国家在考虑自身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应考虑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经济利益,应该建立一种互利的经济关系,这样经济才能共同发展,政治才能保持“和平共处”。然而“交相利”如果没有“兼相爱”作为条件,那么在经济上的互利也是不可能做到的。爱自己,同时也应对他人有爱心,这样才可能都得益。以损害其他民族和国家的利益来发展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归根到底也会损害到自己的利益,这已为历史和现实所多次证明了,所以墨子脱:“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兼爱中》)如果“诸侯独知爱其国,不爱人之国,是以不惮举其国以攻人之国;今家主独知爱其家,而不知爱人之家,是以不惮举其家以篡人之家;今人独知爱其身,不爱人之身,是以不惮举其身以贼人之身。是放诸侯不相爱,故必野战;家主不相爱,故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故必相贼。”(《兼爱中》)文虽是针对春秋战国时说的,但看来它有著一定的普遍意又,多少世纪以来人类社会不正是因为不能“兼相爱,交相利”而互相争夺和残害吗?这种情况不仅弱者、弱国受到严重损害,其实从长远看,强者、强国也很难得益。所以墨子主张对这种“相害”、“相残”的局面,应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也就是说,把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相互损害的情况改变为“兼相爱,交相利”,这才是21世纪人类社会之福,世界经济才能得到“共同发展”。
 
  三、崇尚自然——21世纪的环保模式
 
  人类对自然的过量和无序的开发,不仅破坏了自然的和谐,而且也危及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这已是当前人们有目共睹的事实。一些国家的政府和某些社会团体以及众多的学者都在呼吁应该重视自然界的保护,并且注意到从各个民族的文化资源中找寻保护自然的资源。在1983年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上,国际现象学会主席女哲学家田缅尼卡(Tyminecka)在大会发言中说:“西方常在不知不觉中受惠于东方而不自觉,像莱布尼兹之重视普遍和谐的观念既是个例证。”她甚至认为西方有三点可以向中国哲学学习:(1)崇尚自然;(2)体证生生;(3)德性实践。我认为田缅尼卡提出的这三点很有意义。在中国文化中,道家可以说是特别注意“崇尚自然”,它是保护自然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早在二千多年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老子从对宇宙自身和谐的认识出发,提出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理论,这是一个反向的自然生化过程,它提示了一种应遵循的规律,人应该效法地,地应该效法天,天底应该效法这,道的特性是自然而然的(不是人为的),也就是说归根到底人应效法道的自然而然。为什么人应该效法“道”的自然呢?因为老子认为,“人为”和“自然”是相对立的,违背了“自然”,人就会受到惩罚。所以老子说,作为宇宙规律的“道”,由于它的特性是“自然无为”,对天地万物并不命令它们做什么,人就更不应该破坏自然了。比老子晚一些的道家思想家庄子,他提出了“太和万物”的命题,意思是说在天地万物中本来存在著最大的和谐关系,因此人类应“顺之以天道,行之以五德,应之以自然”(有的学者认为,这几句话是郭象的注,即使是郭象对《庄子》的注,它也属于道家思想)。人应该顺应天道的规律,按照五德耒规范自己的行为,以适应自然的要求。为此,在《庄子》一书中特别强凋人应顺应“自然”,如他说“顺物之自然”,“应之以自然”等等。他认为,远古时代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的时代,那时人类社会是“莫之为而常自然”,不做什么破坏自然的事,而经常是顺应自然的。比庄子稍后的儒家学者荀子曾批评庄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意思是说庄子只知道“天”(即指自然界)应该顺应,而不知道人有能动性。因此,荀子主张对自然应去利用它,征服它,故他主张“制天命而用之”。老子和庄子的“顺应自然”思想是有某种片面性的,他们过分强对自然的适应,而不注重对自然界的合理开及和利用。但是,在自然界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在自然资源被过量开发的情况下,在坏境污染严重地威助著人类社会生活的情况下,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无疑对21世纪人类社会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和而不同——21世纪处理不同文化关系的准则
 
  今日世界的纷争虽然不能说主要是由文化之冲突引起的,但也决非与文化冲突无关。因此,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处的讨论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间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文化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政治冲突,将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命运。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逐渐随之消退,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经济贸易、信息传递的发展,使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目前,在世界文化发展中,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文化潮流: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从维护自身传统利益或传统习惯出发,仍然坚持“西方中心论”。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抱著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返本归根、固守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和回归传统的保守主又。甚至某些东方学者鉴于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世界造成的灾难和自身所曾受到的欺压,而提出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
 
  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解,实是当前一大向题。同时,我们也还必须注意,在西方国家与民族、东方国家与民族之间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也会引起纷争和冲突。这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在多有,不能不引起我们关注。
 
  如何使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国家和地域能够在差别中得到共同及展,并相互吸收,以便造成在全球意识下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形势呢?我认为中国的“和而不同”原则或许可能为我们提供有正面价值的资源。
 
  (左传•昭公二十年)纪载有齐侯与晏婴的一段对活,齐侯对晏婴说:“唯据与我和夫。”(按:“据”指梁丘据,齐侯侍臣)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日:“和与同其乎?”对曰:“异。和如羹焉,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焯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日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又据《国语•郑语》,有史伯回答桓公的一段话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济。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这都说明,“和”与“同”的意义全不相同。孔子说得更为明确,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从以上的几段活看,“和而不同”的意思是说,要承认“不同”,在“不同”基础上形成的“和”(“和谐”或“融合”),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如果一味追求“同”,不仅不能使事物得到发展,反而会使事物衰败。把这“和而不同”作为处理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关系的一条原则,是不是能得到某些有益的、甚至是对当前世界文化的发展极有意义的结论呢?在不同文化传统中应该可以通过文化的交往和对话,在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由“不同”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另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正是“和”的作用。我们可以用中国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遇后发生的情况为例,说明“和而不同”的意义。本来印度佛教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道家等)是两种很不相同的文化,但从汉到唐的几百年中,从中国文化自身方面税,一直在努力吸收和融化佛教这种异质文化;从印度佛教方面说,则一直在致力于改变着不适应中国社会要求的方面。因此,在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的近千年中,中国文化在许多方面受惠于印度佛教。印度佛教深刻地影响著中国哲学、文学、艺术、建筑,以及民间风俗习惯诸多方面。在此同时,印度佛教又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得到了发扬光大,在隋唐不仅形成了若干中国化佛教宗派(如天台、华严、禅宗等),并且中国文化仍然是中国文化,并未因吸收了印度佛教文化而失去其特色,这种文化上的交流和互相影响,可以说是很好地体现了“和而不同”的原则。不仅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如此,其实欧洲文化的发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罗素在1922年写的《中西文化比较》中有这样一段活:“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一种文化之所以能吸收他种文化,往往是在两种文化交往和商谈中体现“和而不同”思想的结果。欧洲文化在自身发展中吸收了各种各祥不同文化传统的因素,但它不仅没有失去其欧洲文化的传统,而且大大丰富了自身文化的内涵,这天疑是符合“和而不同”原则的。
 
  各个民族文化中都会有一些对当今社会健康合理发展有价值的思想观念。上面我们提到的四个中华民族文化对21世纪友展有积极意义的思想观念只是它的一部分,其他如作为金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道德伦理原则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发掘出对当今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有意义的思想观念来。但是古人的思想观念无论多么有价值,我们都必须给它们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新诠释,并使之能落实于操作层面,它们才能对现代社会生活发生实际的效用。然而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没有这样一些有意义的宝贵思想观念以及有没有发掘出这些有意义的宝贵思想观念是很不相同的。有这样一些宝贵思想观念并把它们发掘出来,对人类社会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由这些宝贵思想观念不仅具有某种真理的意义,而且它们曾在历史上发生过巨大作用。而今天是历史的继续,它们必定会对今天的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所以这些作为人类精神财富的思想观念需要我们很好地加以利用,使之得以促进人类社会生活健康合理的发展,带领我们迈向伟大的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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