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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全球未来文明展望:憧憬与疑惑

2017-06-26 12:11:13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雅斯贝斯的大历史观非常单纯:真正有意义的人类历史有一个共同“起源”,即“轴心文明”,在过去二千五百年间它们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动力,这些文明各循不同途径发展。

  整半个世纪之前,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纳粹浩劫,然后又面临东西两大阵营对决威胁的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发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一书,阐述了他对人类历史整体结构的看法,并首次提出“轴心文明”说。在当时,这一部秉承黑格尔(Georg W. F. Hegel)、兰克(Leopold von Ranke)、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汤因比(Arnold Toynbee)等历史大结构传统的著作并没有产生多少回响。然而,“轴心文明”这一简单而气象宏大的概念,著实触动了不少学者的神经,分别在70和80年代引起热烈讨论。其实,雅斯贝斯的历史架构论述虽然头绪纷纭,予人以含混不清之感,其大脉络还是有见地,值得重视的。如今人类已经来到一个崭新起点,已经踏进不单止是时历上的新纪元了。在这时刻,重新检讨雅斯贝斯的历史观,将之与涌现中的全球未来文明对照,应当是饶有意义的事情。  
一 人类历史的整体结构
  雅斯贝斯的大历史观非常单纯:真正有意义的人类历史有一个共同“起源”,即“轴心文明”,在过去二千五百年间它们是人类文明的精神动力,这些文明各循不同途径发展,造成今日纷争扰攘的多元世界;但今后人类历史又必将逐步趋向一共同“目标”,那就是“自由”。这从合到分,又自分而合的基本观念,可以称之为“纺缍型史观”,它的魅力就在於简单、清晰、明了。
甲 轴心文明说回顾
  所谓“轴心文明”,是指公元前八世纪至二世纪间在以色列、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以具有“超越”意识为特征的宗教与哲学运动,包括西方的希腊哲学、犹太教(和随后的基督教),印度的耆那教与佛教,以及中国的儒教等等。它们具有对现世政治、社会秩序与文化观念的强烈反省与批判意识,以及更高理想境界的追求,从而获得超越地域、种族局限的普世性。“轴心文明”其后分别成为在公元前三至二世纪间出现的罗马帝国、阿索卡(Asoka)帝国和汉帝国的精神支柱。在过去两千余年间,轴心文明所赋与的精神力量一直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动力,甚至是“人”这一历史文化观念的塑造者,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与思想根源。轴心文明出现最令人感到惊讶之处,就是其“同时性”,亦即在原始交通情况下,相距万里之遥的不同地区,竟然在短短数百年间,同时出现相类的“超越突破”。事实上,“轴心文明”的中心人物诸如印度的佛陀、大雄,中国的孔子,希腊的苏格拉底,以色列的第二以赛亚等,都出现於公元前600-400年这短短两百年之间,那的确令人感到不可思议。况且,用文化交流、贸易、巧合等通常理由是不可能充分解释轴心文明现象的,雅斯贝斯只能将之归於某种不可知的深层原因。
  在此,还须说明,“轴心文明”与文明本身并不相同,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粗略地说,人类文明整体是建立在知识、技术、制度、宗教、思想许多不同层面上;“轴心文明”也者,则是指凝聚著人类价值与精神面貌的宗教与哲学思想,它是文明的“内核”,是其最深层、最根本的部分。明乎此,才可以了解为甚么雅斯贝斯认为两千余年以来人类文明虽然突飞猛进,但迄今仍然是受“轴心文明”的推动与引导,为甚么作为西方文明支柱的希腊科学与罗马法律却并不包括在“轴心文明”之列,而现代科技与“轴心文明”也被认为是不相同的两回事。
乙 轴心文明说的两次讨论:一个转向
  轴心文明作为一个通泛的整体观念显然是可以成立,而且非常有力。然而,历史上的“超越突破”路向实在太分歧了,它们是否果真具有深刻的共通内在本质,恐怕是个大问题。所以,在“超越”这一观念之下来比较不同的轴心文明,那虽然是有启发性的历史文化研究,但其观念上的阐发作用则相当有限。例如,儒家虽然提出一套独立的个人道德理想,同时亦尚保留著某种宗教色彩,但其思想主要方向毕竟仍然是在於恢复固有(虽然已经理想化)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因此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在他发起的第一次轴心文明的讨论中虽然将孔子与苏格拉底相比,最后也只能承认,“早斯儒家学说……肯定了其所承传的高等文明之很大部分,因而其超越性只是十分有限”。同样,在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所发起的第二次轴心文明讨论中,许倬云、杜维明以及艾尔文(Mark Elvin)等三位中国轴心文明论者都集中於复述自商周以来中国宗教学术思想的源流嬗变,以及儒家在皇朝中确立其地位的经历与后果。对於“中国有超越突破吗?”这一问题,艾尔文只能这样回答:“至於所有这些(演变)是否构成‘超越突破’则要视乎后者的定义了。”在同一书中有关佛教与耆那教的讨论也大都是历史性而非思想分析性。可以说,要把中国与印度哲学纳入所谓“超越与现世之间的紧张”这一模式其实是没有多大意义的。
  况且,即使是在西方文明之中,真正符合超越突破观念的,恐怕也只有犹太教—基督教这一传统而已。因此,以“超越突破”为中心的两次轴心文明讨论其实是一个转向——一个以西方宗教意识为中心的转向。此中关键,魏尔(Eric Weil)在《历史上的突破是甚么?》("What is a Breakthrough in History?")一文中已道破了:“我们所写的历史底子里永远是我们自己的思想与政治自传……诸如‘突破’、‘轴心时代’等词语只是在这样的理解中才有清晰意义。”显然,这样的转向不但与雅斯贝斯原来具有巨大包容性的历史框架有相当距离,而且缺乏发展活力。现在该是回到他原来框架去的时候了。
丙 起源与目标问题重探
  然而,在重新整理雅斯贝斯的架构之前,我们还有两个问题必须回答。首先,轴心文明之同时出现,究竟有无实证根据可以加以解释?当然,近五十年来我们的确已经发现了人类420万年前起源於东非洲的大量证据,但这太遥远了,自不可能作为轴心文明同时性的解释。然而,到80年代末期,由於分子生物技术被应用到人种问题上,出现了石破天惊的所谓“出於非洲”说,即今日全世界“智人”(homo sapiens)都是大约十万年前东非某个小部落向全世界扩散,取代各地原有人种而来的后裔,而并非由各地原有的直立人(homo erectus),例如北京人、爪哇人、海德堡人等各自进化而来。这一说法其始备受学者,特别是传统人类考古学家的质疑、攻击,但近十余年来不断有支持它的新证据出现,所以至今已为绝大多数古人类学者接受,成为定论。这一犹如新大陆之存在绝对未曾有人梦到的事实,为文明起源与进化阶段的共时性提供了解释,更为原始社会在远古时代即可能有广泛交流提供了重要证据。因此,多个轴心文明之在数百年间同时出现,可以视为现代智人具有相对晚近共同起源的直接后果。
  人类历史有共同“起源”,但它有共同“目标”吗?在雅斯贝斯的架构中,轴心文明出现之后不久,普世性大帝国即出现,并且吸收轴心文明成为其精神力量。同样,他认为人类在1949年也正处於全球性(凭藉武力建立的)帝国或者(通过某种理念建立的)秩序出现之前夕,秩序所需的相应理念为其精神力量所寄,此亦即人类历史之共同“目标”。雅斯贝斯五十年前此说,是从当时世界分为美苏两大阵营,势不两立,二者之一必然失败,胜利者自将建立全球性帝国或者秩序,这么一个观念出发的。因此他将历史之目标定为“自由”,那自是意味自由世界亦即西方阵营之胜利。如今,半个世纪过去,他的看法似乎的确已经实现:苏联和华沙公约集团都已不复存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先进国家集团正通过强大经济、科技与政治力量建立起全球秩序。中国是唯一尚未完全纳入此秩序的主要国家,但自80年代以来,亦已经逐步接受其理念和运作规则了。因此,无论从“起源”抑或“目标”看,雅斯贝斯的历史架构都已经获得某种程度的证验。本文余下部分所要探讨的便是:在全球化大浪潮下,人类文明是否真会趋向於他所谓的“世界大同”("World unity")?若然,其基本理由安在?其基本精神是否果真即为“自由”?
  
二 未来文明的基础
  首先,让我们想像在最理想情况下,世界照目前趋势发展下去到2100年会变成甚么样子。当然我们不理会细节,更不可能考虑灾难性意外情况——例如生物工程失误导致生态大灾难,或陨石撞击引发人类灭绝等等。
甲 西方理想中的未来文明
  问题的答案,可以从西方国家今日所揭橥和宣扬的理想去寻找,那大致上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一个以全球性军事联盟为后盾的国际秩序之建立,以及民族国家主权之削弱,乃至消融,从而达到下列两个目标:消除由於地区冲突而引起战争的可能性;并为巨无霸型跨国集团的进一步发展、巩固创造全球一体化环境。在这个全球秩序之中,经济增长的吸引与军事力量的威慑两者相辅而行,而前者比后者更为重要。其次,秩序必须倚赖制度才能运作,今日我们所熟知的民主、法治、人权等等是构成此制度的要素,其背后自然还隐含代议政制、司法独立、民族自决、私有产权、资本主义等等现实安排在内。最后,秩序与制度要获得正当性与认受性,自然还有赖精神与理念支持,那就是雅斯贝斯所谓人类历史之共同“目标”,亦即“自由”了。当然,自由并非孤立的概念,它背后有一整套密切相关的理念,包括竞争与创新精神、由此激发的不断进步,还有个人自然权利之伸张等等。统而言之,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它将成为“新轴心文明”,成为二十一世纪文明的精神“内核”。
  诚然,上述美丽远景只是西方国家的理想,它是否能实现,还要取决於许多其他因素,例如中国、俄国、伊斯兰国家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增长,南亚和南美可能发生的变化,等等。但就目前来说,非西方世界始终未能提出一整套可以向上述体系挑战的另一个秩序,因此在理念上亦只有与之认同,那是不争的事实。
乙 早期轴心文明的结束
  自然,这一由现代科技、法治、民主、人权、资本主义以及自由主义构成的理想未来世界是否果然能实现,果然圆满,还得进一步考虑。但在此必须立刻先行指出的,则是宗教已非构成此世界的基础或要素。诚然,各种宗教和教派会继续存在,甚至蓬勃发展,以满足民众的精神需要——正如汉堡包之於口腹,流行音乐和影坛偶像之於耳目的需要一样。但和中古的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儒教全然不一样,宗教不复是未来世界建构原理的一部分,而只是社会为人民提供的服务,或者须解决的棘手问题。其实,宗教力量的消沉、幻灭早从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已经开始。其后,经过足足三个世纪之久的解体,包括中国之通过五四运动转离儒教,以及土耳其之通过凯末尔革命转离伊斯兰教,早期轴心文明的历史使命目前可说已经接近结束,其剩下的真正问题只不过是如何解决西方与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紧张而已。
  当然,今后宗教复兴运动和小教派活动仍将此起彼落,不绝如缕。经历了二千五百年之久的传统轴心文明力量是不可能在三数百年间完全消融的。这正如道斯(Eric R. Dodds)在《希腊人与非理性》(The Greeks and the Irrational )一书所指出,即使到了希腊古典文化的黄金时代,亦即轴心时代,其理性哲学仍然被迫要与民众底层的原始宗教信仰妥协。然而,“两种文化”并存现象是始终要结束的,其基本原因在於,所谓“超越向往”不可能在现代世界长期维持其作为独立体系的地位:一方面,各种高等宗教虽然有其理性结构与道德层面,但它最能鼓动人心的部分,仍然是人格神主宰的来生世界,以及种种神螺,那与现代科学是不相容的。除去这些非理性部分,宗教就变为道德规范、生活情操,教堂、教义、仪式也沦为供人游览、欣赏、阅读的事物——而这恰恰是宗教在现代社会的命运。另一方面,就入世的儒教而言,它与传统政治社会制度的关系又太密切,这些制度既与现代社会理念格格不入,那末它作为一个完整体系也同样难以存在。因此,对“早期轴心文明”在未来世界的命运,是不容乐观的。
  
三 未来文明的问题
  自十九世纪以来,科技进步,政治上建立大众参与模式,以及经济无止境增长这三者,是西方社会的主要特征,也是其今日有能力建立世界秩序雏型,为刚刚来临的新世纪描绘美好远景的原因。然而,这灿烂远景是海市蜃楼吗?科技、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果真能鹢手为人类创造新的伊甸园吗?这是我们在本文余下部分所要探讨的。
甲 资本主义问题重探
  八年前,正当苏联解体的时候,华伦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发表长文,认为资本主义将在2050年成为过去,最后将被目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一个特殊和反常时期”的产物,其根据就在於资本主义所产生的平等问题。在此我们不必重复150年来始终未曾止息的“自由对公平”长期论争,但要指出下面两个资本主义所必须面对的内在问题。
  其一,是不平等的地域转嫁问题。资本主义创造财富的高效率是基於自由竞争,竞争必然造成惊人的不平等;为了维持社会稳定,不平等须以种种社会政策来缓和,这是大家熟知的事实。然而,普遍推行均富性社会政策势必增加成本,削弱竞争力。因此,将生产迁移到先进地区以外,从而将不平等的压力转移到先进与落后地区之间,也成为无可避免的趋势。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动力,无疑就在於这转嫁不平等的需要——当然,落后地区为求经济发展,亦是乐意被“整合”到全球经济体系中去的。但这样一来,推行政治与安全体系的全球化,以求消除由於经济结构的国际不平等所引发的动荡,也就无可避免了。
  问题在於:在同一国家之内民主政治可以为比较公正的社会政策提供保证,在国际之间却并没有相类的维护平等机制:恰恰相反,先进国家有强大内在动力要以各种方式长期维持上述结构性不平等。诸如南美、南亚、中东等政治上缺乏独立力量地区之所以长期经济落后,大都是由此深层原因造成。在目前,由於政治与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西方国家大体上还是能够有效“处理”这些地区的局势——虽然饱受压榨的中东始终处於爆炸边缘。然而,当这些地区凝聚起足够独立力量的时候,西方世界是否会明智地作出如同在东亚一样的退让呢?其实,那也只是经过两场酷烈战争教训之后才发生的事。况且,从长远来说,政治与安全体系全球化至终必将消融落后地区政府的权力与责任,届时无论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地区作出何种选择,输出不平等的策略都将失效,而自由竞争的理念就不得不真正面对追求公平的挑战了。假如60、70年代的英国和北欧可以借鉴的话,挑战结果不一定是对自由竞争与资本主义有利的。
  问题之二,是竞争导致垄断的问题。通过收购、兼如来扩大资源,增加竞争能力,是商业机构经常采用的策略;由此引起庞大商业集团出现,以及其垄断市场,因而导致国家立法干预,那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是久已有之的现象。然而,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间,兼如的频率、规模、范围都达到前所未见的程度,能够垄断全球市场30%乃至70%以上的巨无霸商业帝国也在各行各业涌现。这连许多经济学者也都还未能充分意识的新发展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首先,是交通、运输、通讯、电脑等各方面的飞跃发展,使得操控数十乃至数百万人的全球性商业与产业王国不但可能,而且有高效益。其次,是政治与法律环境的全球一体化,以及国际金融体系之建立,使得跨国金融资本的累积与流动轻而易举。最后,国际上并没有反垄断法规,而西方政府对於能够宰制世界市场的集团也向来十分友善。换而言之,科技与全球一体化正是垄断性商业帝国出现的原因。列宁预言资本主义发展之最高形式为“帝国主义”,但这“帝国”仍然以经济形式出现,则恐怕是他意想不到的。
  迄今为止,这些“帝国”的出现还未完全消灭竞争,也未曾降低经济效率——正好相反,效率大大增加了。但在也许不太遥远的未来,当各种商业“帝国”真正能独占或者实际垄断全球市场的时候,它们将置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於何地呢?即使那并不意味竞争之完全消失或者经济效率之大幅下降,竞争之受到某种规范因而大幅变形(例如成为由“帝国”总部分配市场与订定游戏规则的“内部竞争”),以及经典自由主义因此而边缘化,则可能难以避免。毕竟,竞争的基本动力与目标是胜利,而绝非更多竞争。因此,在全球性资本主义社会中凭垄断而获得决定性胜利,从而消除更多竞争,是可能的。从这一角度看,资本主义本身就可能隐伏了其自我结束的因子。
乙 自由主义问题重探
  资本主义有其深刻的内在问题,自由主义又如何?在此,我们不拟卷入有关自由主义基础的种种论争,亦不打算讨论自由主义由於所谓“社群主义”以及“承认的政治”之出现而受到的质疑与冲击,而只是要从自由主义本身的核心概念来探讨它在未来文明中可能遇到的根本问题。这核心概念可以归结为:在公众共同利益所须的限制下,给予所有个人以最大限度的自主选择与行事空间,并通过法律来界定与保障这私有空间的范围。
  首先,必须强调,以法律来保障私人空间只是一抽象原则,在具体政治层面它有极大弹性,也可以说是不确定性。例如,为了公众安全,言论自由可以受严格限制;此外,维持道德理念或社会稳定也同样可以成为限制自由的正当理由:同性恋、娼妓、堕胎、色情刊物等等被禁止是明显的例子;至於立法禁止“克隆生育”或者通过干细胞(stem cell)研究来“克隆”人体器官,则明显是传统宗教观念在起作用了。换而言之,在实践上,自由主义这一抽象政治原则是必须与许多实质性观念——公共安全、道德、伦理、宗教、民族意识等等取得妥协的。那也就是说,实际上它并不具有无上重要性。在必要时,例如存亡攸关之际,它甚至可以,亦往往会被完全牺牲。为了自由,可以抛弃生命与爱情,那是个美丽、有力、激动人心的政治动员口号,却绝非现实政治原则。
  其次,也必须指出:自由的多寡是无法比较、衡量的。从潜能看,街头流浪汉应当比独处斗室,只能在电脑屏幕上通过互联网漫游虚拟世界的残废者自由;从实然看,可能适得其反。由於这一困难,海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索性将能力这一个因素排除於自由与否的考虑之外。但这种极端态度却不免导致违反常理的结论,例如说一个全身瘫痪,只能够凭滚动眼珠来传达心思的老人,要比绝对服从於他的壮健仆人更为自由。因此,不得不承认,在特殊情况下自由的确不可比较、衡量。但那样一来,自由主义的核心概念,即人必须有最大限度自由,就失去意义了。
  倘若以上两点可以成立,那么在未来的人类文明之中,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政治观念虽然和民主、公正、私有产权一样,仍然有若干作用,但其中心地位则很可能逐渐隐没。换而言之,“自由”这一观念不可能是人类共同历史的“目标”,亦不可能成为新一代轴心文明的主导精神。最基本的理由在於:科技的飞跃进步提高了人类的知识与能力千万倍,因而亦将社会—政治共同体的相互作用与紧密程度扩大千万倍。在这繁复程度日增的关系网之中,到底何种法律是对自由的合理、必要限制,而何者不是,将渐渐成为技术性问题之一,而不复具有压倒性的中心意义;同时,如何才算个人的“最大自由”也将无法界定。今日我们承认限制乃至禁止吸烟(以免危害他人健康)、践踏山林野地的脆弱苔藓(以免破坏生态)、研究人体克隆技术(以免改变人类生育方式和伦理关系)等法律的正当性,而被迫将自由观念搁置一旁。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当绝大部分重要生物的基因谱已经贮存在资料库之中,当每一个人的遗传和医学资料、经历、就业历史乃至所需应用的知识、数据,所要享受的影音娱乐,都是贮存在随身电脑之中,而这电脑又永远是通过宽频网络与全世界联系,个人自由空间到底有多大,有那些方面应当保障使之不受侵犯,保障理据又何在等等,都将必须视乎科技的进展而需不断调整、改变,因此也就失去其基本性和中心性,不复成为主要的独立原则了。
  有些自由主义者喜欢采用ぽ诡说法,认为自由绝不是率意而行,而是追求个人所认识的“最高理性”,亦即理之所当然。但当“最高理性”真正可以企及,再无疑义的时候,“自由”这一观念除了选择品味和生活方式之外,还有任何意义吗?二十一世纪文明之吸引人,正就在於它可能会为我们带来高度理性化的社会——我们能说那样的社会有最大的自由空间吗?
  
四 “大同”的憧憬与疑惑
  倘若上一节的论述是正确的话,那末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未来全球文明也许都不再会占据核心地位了。这不是因为其失败,而正是因为其成功,因为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事实上,“早期轴心文明”之所以走向结束,也正是基於大体相同的理由。但无论如何,就大轮廓而言,雅斯贝斯在半世纪前所提出来的大历史观还是出乎意料之外地准确:智人在不久以前(就人类的历史而言那还不足百分之三)的确有共同起源,它可以为轴心文明之同时出现提供解释;近代西方文明所取得的突破,特别是在科技方面的飞跃进步,今日已经将人类带到一个全球性新文明的边缘,它在二十一世纪全面呈现,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对未来文明的形态,我们在今日是否也可以分辨出一些模糊的影子,想像到一些粗略的特征呢?我认为,可以借用(当然只是借用)以形容这影子特征的,可能是雅斯贝斯已经提出过,而对人类来说也是最古老的一个观念:“大同”(unity)。这“大同”所指,不止是富裕、和平、超越私有财产的那种理想社会(虽然这些大概也都包括在内),而更是在知识、意念、感受上,人与人之间的自然生理藩篱之打破——亦就是人的个别性之逐步消融;这与各种宗教所渴盼的“合一”境界(无论其为“天人合一”抑或“在主内合一”)也许亦不无相似之处。只是,此一境界将并非由个人或团体的性灵修炼或者道德提狜所致,亦非由於上帝或末日降临,而是由科技的跃进带来。其实,这样一个社会,若单从人类目前已经具有的能力来说,在未来的世纪显然已经完全可以达到。它已不复是幻想或神话,而是可以切实憧憬的了。
  然而,在美好憧憬之中,我们又无可避免会感到深刻的焦虑、困惑。这样一个完全由科技所建构的“美好新世界”之来临令人既兴奋而又紧张、疑惑,那是必然的。但到底疑惑些甚么呢?未来文明有三个方面,是令人感到十分不安的。
  首先,是人的分化。人之基本相同、平等,具有同样天赋权利,是自轴心文明出现以来的普遍理想。但摆在面前的显浅事实是,人从来就不相同,不平等,严重分化,而且社会变化越急促则分化越剧烈,无论在一国之内或者在国际之间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说,这是科技主导社会变革时所造成的本质和长期现象,它并非由基於平等理想的社会或外交政策,例如国际银行、种种扶贫计划等所能真正改变的。因此,未来文明的“大同”可能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大同,其余的人将因为不能适应新世界在遗传质素、智能、性格、文化素养等各方面的高度要求而沦为固定受供养的弱势族群,最后遭受淘汰。由於跨国商业帝国的宰制性地位,这种分化与淘汰很可能出现於同一国家、社会之内,而并非发生在国际之间的现象,所以它产生的压力、冲突是分散的、无形的,而且表现为反理性建构,因此是软弱无力的,并不一定会酿成不可收拾的叛乱。其实,无可讳言,这种情况的雏型早已经在美国社会之内出现,而自90年代以来也已经扩展到中国、俄国、东德。我们在此只是指出:今后它可能不但不消失,而且在程度和范围上变本加厉,有增无已。归根究柢,人的生存竞争压力与不断进化从来就未曾停止过,而且在新的科技世界中肯定会大幅加剧。这虽然是高度“政治不正确”的说法,但却是实况。
  其次,是人的异化。在今日,高度个人化的生活方式之出现,以及电视、电脑、互联网犹如上帝般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影响,已经令“代沟”成为极严重而又普遍的家庭与社会问题,令家庭受到日益增长的解体压力,令学校、办公室、商店、工厂的功能与运作方式面临大变。这些迹象显示,建立於血缘上的亲属关系以及建立於日常接触、交往上的社会关系都正在瓦解,整个由这些关系构成的人际关系网络亦因此而在起根本变化。已经进行得如火如荼的电脑网络和个人通讯革命,还有正在悄悄出现的“人体克隆”以及基因测试、治疗乃至优生技术,无疑会进一步加速这场翻天覆地的变化,迫使人类在今后两三代之内适应今日所绝难想像的崭新学习、思维、沟通方式,重新建立今日不可思议的人生观、世界观。“人”将从四百万年自然进化以及万余年农业文明的土壤中被连根拔起,移植到人自己以电子、激光、硅晶片、生物分子来设计、建造的环境之中。这不能说是“物化”,但的确是“异化”——从自然进化产生的突变而造成的异化,以及随之而来的个人独立意识之消融。
  最后,则是新的生命形式之出现。在目前,我们已习惯於电脑网络上的“病毒”,以及工厂中制造汽车的“机械人”,甚至可以击败所有国际象棋超级大师的“电脑棋手”。“电脑智能”辩论也许仍在进行,但肯定已失去吸引力和意义,因为胜负已然分明。最近能辨认手书文字和语音的软件之出现和普及已揭开了电脑通过自然语言与人类沟通的帷幕。以目前的发展速度来说,大约二三十年后,即短短一代人之内,一般微型电脑的容量将增加最少一千倍,即从目前的数百兆字节(megabyte)增加到接近兆兆字节(terabyte),亦即接近人脑神经元的数目。届时能自由行动的机械人也许刚刚出现,能独立处理日常事务的电脑秘书、绘图员、技术员乃至门诊医生、股票经纪则恐怕已经开始与人类竞争职位——甚至大量取代在三四十岁就高高兴兴退休,去享受运动、旅游、大自然风光的自然人了。因此,如何面对自己所创造的电脑,以及其日益增长,迟早可能超过自己的智力与功能,承认其属於崭新形式的生命,至终甚至有可能发展成超越自己的更高级生命,那都是人类今日所必须认真考虑的事。
  未来文明无疑是璀灿、美好,具有强大吸引力,而且看来是绝对不可阻挡的。但人类真能面对人自己的分化、异化以及至终为另一种形式的生命所取代吗?也许能,也许不能。但最少对青年人而言,未来总是充满憧憬与盼望,总是动人、美好、令人向往:而未来总是属於青年人的。

人学研究网·人学研究栏目责编:空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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