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苏州东南部的昆山，距今大约六百年前一门新的艺术从这里兴起，在这门艺术逐步发展兴盛的过程中，它继承了中国唐宋时期的音乐元素和歌唱风貌，这门艺术就是昆曲。
中国唐宋时期流行歌曲的演唱方法流传下来了吗?今天的中国人还能不能复原千年以前祖先的音乐?难道后人就再没有办法找到唐宋诗词的曲调了吗?我们从哪里才能找回祖先的音乐元素呢?
昆曲里常用的“步步娇”、“醉扶归”正是我们所熟悉的唐宋词牌。在流行于明代的昆曲曲谱中，左边的大字记录词，右边的小字记录的就是这个词的发音，而小字右上角的圈或者点则记录这个音的音长和节奏。因为小字里常用工尺这两个字来记音，所以又称之为工尺谱。
正是因为昆曲对唐宋诗词曲调的引用，才使这些祖先的音乐元素得以保存。所以昆曲的可贵就在于，尽管这六百年来不断地有变化，它传下来了，实际上唱昆曲就等于让我们了解中国古代的歌曲是怎样唱的。正是从昆曲开始，中国历史才拥有了完整的音乐记录，而有着如此重要地位的昆曲最初又是怎样形成的呢?
昆山市千灯镇是江苏省历史文化名镇，距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历史，这里曾经走出过两位姓顾的名人，一位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顾炎武;另一位则是昆曲鼻祖顾坚。顾坚生活在元末明初，相传是昆山腔的创始人。
那个时候，南戏在今天的华南华东一带广为流行，每到一个地方都被用当地的方言来演唱，也就出现了不同的唱腔。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声腔有四种，分别是余姚腔、海盐腔、弋阳腔、昆山腔，昆山腔就是昆曲的前身。几十年后，一次重大的改革彻底改变了这一地方声腔的命运，发起这场改革的人被后人尊称为曲圣。在中国古代，只有最杰出的人物才被称为圣人，那么这个被称为曲圣的人又是谁呢?他又为昆曲的发展作出过什么样的贡献?
明代的太仓南码头是当时最为繁忙的内陆码头之一，一个叫魏良辅的戏曲音乐家经常在南码头一带收集来自天南地北的曲调。一个叫张野堂的河北士兵因为擅长演唱当时最为流行的北曲，而且弹得一手好三弦，与魏良辅成了莫逆之交，魏良辅后来还把女人许配给他。除了张野堂以外，太仓魏良辅的宅子里每天都有很多音乐名家出入，他们在原来昆山腔的基础上，汇集南北曲的优点，还增加了筝、阮、以及提琴等新乐器。传说魏良辅和朋友们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最终研磨出一种与众不同的新腔，时称“水磨调”。
沈宠绥的《度曲须知》中评如何唱曲有四句话：“功深熔琢 气无烟火”，每一个字都非常妥帖，每一个音都是在缠绵悠远的意境里面。“启口轻圆收音纯细;一字之长，延至数息”
昆山腔最初的样式都是以吴方言来演唱的，不过见多识广的魏良辅知道尽管吴语有着很多的发音优点，但如果坚持以吴语来演唱，势必影响昆山腔在全国的流行。魏良辅大胆放弃了仅仅依赖吴语演唱昆山腔的传统，而是改用更为广泛的中州韵来演唱。中州韵以北方语音为基础，当时的北曲采用的就是中州韵。
新的昆山腔很快就得到了上流社会的认可，在临水的花厅水阁里，就是文人雅士们四百多年前度曲的地方，昆曲水磨调也是当时最流行的歌曲。那些早已逝去的唐宋风情，那种早已久违的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悟，终于被明代的士大夫在这一唱三叹的水磨调之中重新找到。一时间，魏良辅和他的弟子们大受追捧，人们尊称这些民间音乐家、演唱家们为曲师，而魏良辅作为曲圣的地位也逐渐为世人所公认。正如当时的文学巨匠钱谦益所说，时称昆山腔者皆宗魏良辅。昆山腔逐渐成为上流社会的南曲正音。
魏良辅改革昆山腔，使新昆山腔以流丽悠远、典雅脱俗的艺术风貌，在南方诸腔并起的激烈竞争中脱颖而出。然而，这并没有立刻改变昆山腔只行于吴中的局面，这是因为魏良辅只擅长清唱，对于戏场编剧所知有限。宋元时期流传下来的传统剧目除了昆山腔之外，其他声腔都能改调演唱，要使昆山腔的艺术风格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急需一份量身订做的文学家底。另一方面，当时整个中国的戏曲舞台在经过了一百多年前元杂剧的空前繁荣后已经陷入低谷，无论是对于正在崛起的昆曲水磨调，还是对于整个中国戏曲而言，都在盼望着文学创作的介入。
我们要感谢一个很重要的人，他叫梁辰渔也叫梁伯龙，他写了《浣纱记》，西施与范蠡的故事。他对昆腔的改革非常熟悉，他用昆腔唱清曲这样的音乐格局，用这样的句式写了一个完整的剧本。清曲变成了剧曲，有人物有故事，加上了锣鼓。至此，昆曲已经不再是一个清唱的声腔了，它已经搬到了舞台上。
《浣纱记》问世以后的情景，这真是些热闹非凡的时日。昆山梁辰渔家里，四方奇杰俊彦云集，丝竹管弦不绝，梁辰渔朝西而坐，教人度曲。新鲜的昆腔随着《浣纱记》的剧词唱段传遍四方，再远的歌儿歌女都要赶来见一见他，一时苏州戏曲音乐界的著名人士要是没有见过梁辰渔，自己也觉得不象话。所谓“争唱梁郎雪艳词”。很快《浣纱记》便被传唱，先在江苏江南一带，然后就过了江，到了扬州，到了北京。有史料记载，《浣纱记》进入北京后不仅流行于官宦之家，甚至曾经在紫禁城里上演过。
但仅仅一部戏的成功，肯定不足以成就昆曲日后的地位。一门艺术的兴起需要始创者，更需要集体创作的浓郁氛围，而当时的社会氛围恰恰使得昆曲剧本的集体创作成为可能。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尚，公元十六世纪中叶，大明王朝的时尚正是昆曲。在当时，文人不会唱昆曲几乎等于生在唐代不会写诗一样，而昆曲的每一次变化都会引发跟随的文化潮流，《浣纱记》的出现也是一样。当更多的文人愿意把原本花在书画参禅下棋的时间都用来写传奇剧本时，昆曲成了在文人怀抱里盘唱的宠儿。
对于这一大批昆曲传奇剧本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我们可以凭借当时出版业的规模窥之一二。明朝初年，全国的印书坊大多集中在北京、南京、杭州等几个大城市，但进入万历以后，就连福建等偏僻的地方都建有书坊五六十家。这些民间书坊印卖的大多为闲书、杂书等娱乐性畅销书。我们虽然不清楚那些昆曲剧本在其中的比例，但即使只有一成也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庞大数字。
不仅新剧本层出不穷，就连一些宋元时的经典剧本，也在这样的社会热潮下通过用昆曲水磨调重新谱曲的办法得以重登舞台流传后世。元代的剧本现在还能在昆曲舞台上看到的，比如有关汉卿的《单刀会》《窦娥冤》等等。元代的剧本，明代的音乐，现代的舞台，既是不朽的作品，也是一部生动的中国戏曲史。而完成这一香火延续的关键环节就是昆曲。
“家班”是昆曲史上特定的演艺集团。所谓家班就是家里养的戏班，而家班的演出就在大大小小的园林之内，主人永远是家班的核心，既是一家之长也是一班之主。商人家里是绝少有家班的，因为光是有钱有园子，在当时也办不得家班，家班是属于士大夫阶层。《红楼梦》第十八回里写到大观园造好了之后，就让贾蔷到苏州采买了十二个女子并且聘了一个教习，它反映了家乐家班的体制就是十二个人，而且都是小姑娘，女演员。蓄养家班在明代嘉靖年间初露端倪，到了万历年间随着昆曲影响力的不断攀升，很多离开政坛而退居乡里的士大夫们开始把昆曲视为人生最大的消遣，甚至到了无一日不欢的程度，为此，建家班、养女乐蔚然成风，而这也是明代戏曲史的一大与众不同之处。
在明清两代，苏州、杭州、南京、扬州以至到京城里面，达官贵人文人雅士都以家班的规模、家班的演出水平来互相竞争。家班的主人不光参与表演、创作、伴奏，甚至于粉墨登场。他们开不断的酒会，请各种人来品评,昆曲成了他们生活的重要环节。
明朝万历初年，苏州七里山塘的河道里漂泊着一个刚搭建不久的草台戏班，戏班里有个刚入行的小姑娘，十一二岁，姓沈。五十年后，这位沈姑娘被一个退隐的官员记载到自己的日记《笔梦叙》里，这分记载让我们得以从当时一个伶人的角度去感受家班。
万历二十年江南早春惬意的清晨，苏州一座深宅里传出一连串悠扬的笛声，曾经的首辅大臣申时行退居苏州老家后就住在这里，当年蜷缩在苏州河道船板上的沈姑娘也已长大成人，就在这一年进了申府。直到申相国离世，沈娘娘都没有离开过申府，接替申相国的第二位主人就是把她写进《笔梦叙》的钱代。也许在这两位主人的眼里不仅是沈娘娘，甚至连沈娘娘饰演的那个角色都是自己的家庭成员。在主人们的庇护下，沈娘娘可以去做一辈子的戏中人。
家班就象一个实验剧团，很多著名剧本的首演就在家班里。文人养了家班，甚至有的把家里全部的财产用来投入而乐此不疲。虽然有票戏玩乐的成分，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文人把他们的智慧，把他们对于昆曲比较高层次的理解注入到昆曲的肌体里去了。
昆曲就这样完全溶入了中国文人的家庭生活，溶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生活中没有了昆曲就象没有琴棋书画一样要乏味许多，单调许多。这为昆曲后来的全面流行并最终达到国剧地位奠定了十分牢固的基础。
《清忠谱》是昆曲全面风靡全国，成为官腔的几十年后一出剧本里的插图，与此前的家班演出图相比，这张插图已经有了脸谱的痕迹。脸谱是中国戏曲特有的标志之一，每一张脸谱的背后是无数张戏曲艺人的面孔，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没有留下一张画像，甚至连名字也没有，但他们塑造的角色却连同一张张生动的脸谱跨越了几个世纪留存至今。
今天，昆曲艺术学校的孩子们入行，几乎就是对昆曲早期发展历程的小小再现。从清唱开始，学曲谱、背剧本、练身段，一步都不能少，直至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那张脸谱。而再过几十年，他们的面孔也会象前辈们一样，最终要退隐到那一张张脸谱之后，再由他们的学生来接续。也许这就是文化的积淀和传承，或许有一天，那些人那些事会被淡忘，但文化的精髓却永久地保存下来了，成为一代代中国人的精神财富。
摘自：纪录片《昆曲六百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