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以欣，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雷海宗先生曾对中国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和侠义精神做出精辟分析：这是一个重礼仪、讲信义的时代，“真正的外交”即始于此。国与国之间的战争以正面冲突为主，奇谋诡计是例外的情形。战前必须下战书，“不宣而战”是战国时代的现象，春秋时代绝不如此无礼。他以宋楚泓水之战为例，说明当时的战争规则和侠义精神，这种规则大致如下：
战争开始之前，双方都先排列阵势，然后方才开战，正如足球戏的预先安排队形一样。有的人甚至宁可自己吃亏，也不攻击阵势未就的敌人。
雷先生遵循斯本格勒的文化形态史观，认为古希腊的春秋时代是公元前650年前后至亚历山大大帝崛起的三百年间。他指出：
当时的希腊也有种种春秋式的礼制，凡读希罗多德的历史的人都可知道。侠义的精神，尤其是大国对大国，是很显著的。
雷海宗先生的论述对我们研究古代军事史是很有启发意义的。我曾注意到古代作家描述的一些著名战役，其中的某些细节透露出古代战争规则和侠义精神的冰山一角。我首先从亚历山大大帝东征印度时进行的一场著名战役──许达斯佩斯河战役说起：
公元前326年，马其顿军队抵达印度河上游许达斯佩斯河的北岸。时值盛夏，水位高涨，印度波鲁斯王国的大军在河对岸严阵以待，双方形成隔河对峙局面。马其顿方面的粮草和军需物资源源不断地运来，给对岸印军一种错觉，即马其顿打算长期驻守对岸，等到冬季水位降低再强渡进攻。然而，在一个风雨交加、雷鸣电闪的夜晚，马其顿军在远离营寨的上游某地出其不意地渡过湍急的河流。印军统帅波鲁斯闻探马报敌军偷渡，急令其子率骑兵和战车兵前往渡河地点阻击，自己则亲率大军接应。
亚历山大大帝成功渡河后，立即调整队形，骑兵在前，步兵方阵在后，沿河岸杀奔印军大营，中途击溃前来堵截的印度战车兵，然后继续全速行军。因骑兵速度快捷，步兵被远远甩在后面。波鲁斯则选择地势平坦的地方部署印军，将二百头战象并排置于前列，步兵在后，两翼为骑兵，以逸待劳，等待马其顿军队的到来。波鲁斯相信大象能有效阻遏马其顿人，后者的骑兵没有受过和象军作战的训练，马遇到大象会受惊的。
按史家阿里安的叙述，亚历山大率领的骑兵先期抵达后，看到对方已把大象布于阵前，自知骑兵不是大象对手，遂下令骑兵停下来，等待后面的步兵;当气喘嘘嘘的步兵赶上后，他又让疲惫的步兵稍事休息，等待战斗力恢复后再布阵。奇怪的是，波鲁斯坐视马其顿军在前方调整、休息、布阵，却无所作为。等马其顿军部署完毕，在亚历山大的巧妙指挥下，经过一场激烈鏖战，印军被击溃，波鲁斯被俘。阿里安没有讲波鲁斯在大战前瞬间的战术考虑，历史学家们也常常忽视这些细节。
让我感到奇怪的是，为什么波鲁斯不乘敌人骑兵先至，步兵未到，立足未稳之机出击;此良机错过后，仍有一个进攻机会，那就是乘敌人恢复疲劳，尚未布阵时出击，但波鲁斯依然消极等待，眼睁睁地坐失良机。等敌人做出有针对性的部署并主动出击后，印军最终战败，自己也沦为俘虏。这和宋楚泓水之战何其酷似：楚军渡水时不击，渡水后队形混乱时不击，所谓“不鼓不成列”，宋襄公何其愚也!但他却是春秋时代的君子典范。
这是个被历史学家忽视的情节，少有评述，但考虑到雷海宗先生的提示，考虑到古代的战争规则和侠义精神，波鲁斯的做法就不难理解了。他可能本来就没有率先进攻的打算，因而摆出防守队形;他可能想等待敌人汇集好后再一举歼之;或因不知对方虚实而不敢贸然进攻。然而，一位有经验的军事领袖能根据战场的形势而随机应变，就像亚历山大看到敌人的象军后立刻停止前进，紧急调整部署那样。波鲁斯的谋士也不会不给他指出战机，但他却没有抓住，宁肯错过，或心甘情愿地错过，因为正规的战争是要摆开阵势后才开战的，乘人之危是不义的，不符合战争规则，而且胜之不武。
这位傻得可爱的印度武士于是耐心等待，最后吃了大亏，自己也沦为俘虏。但亚历山大很欣赏他，待之以国王之礼，让他继续治理自己的王国。波鲁斯也以德报德，忠实履行其藩臣的义务。亚历山大这样对待一个战俘，一方面如阿里安所说的，是欣赏他“魁伟的身材”和“英俊的外表”，以及“战争中表现得极其伟大和勇敢”，没有像波斯王大流士三世那样临阵脱逃;另一方面也有政治方面的怀柔动机。我想可能还有其他原因，那就是欣赏他的侠义和武德。
亚历山大善待波鲁斯，除了政治方面的考量，也是出于一种侠义行为。他本人也是武士，讲究武德。他尊重保护大流士的家眷，尊重妇女，以太后之礼对待大流士的母亲，有如自己的亲生母亲;他不计前仇，抚养中亚的抵抗领袖斯皮塔门尼斯的遗孤;他优礼相待大夏酋长的女眷，感动得酋长倾心归附，并把女儿下嫁给他。他是伟大的政治家，善于使用怀柔政策，同时也是伟大的武士，有骑士风范和胸怀。他很尊重古代通行的战争规则，不愿靠“奇谋诡计”取胜，例如，高加美拉大战的前夜，有谋士建议亚历山大夜袭波斯大营，亚历山大予以拒绝，因为“偷来的胜利是不光彩的”;他要光明正大地和敌手较量。他的举动有其谨慎的战术考虑，但讲出的理由是冠冕堂皇的，那就是要奉行大国间的战争规则，在正规战场上取胜，否则胜之不武。
中国的春秋时代有一套武士作战原则，虽然迂腐，却为宋襄公那样的正人君子所秉承，如“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有道德的武士对已经受伤的敌人不再加伤害，不擒获老年人);“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古代作战，不陷敌于险隘之地);“不鼓不成列”(不击鼓进攻未排列成阵的敌人) 等。这些原则也是古代印度武士所遵循的武德，如婆罗门教的法典《摩奴法典》所规定的武士作战规则：战争时不应使用“奸诈的兵器”;乘车时不能打击徒步的敌人;不能打击处于弱势的人，如孱弱如女性的人、合掌求饶的人、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地上的人(放弃抵抗的人)和自称俘虏的人。不应攻击睡眠中的、无甲胄的、裸体的、解除武装的、旁观的、与别人厮斗的、武器损坏的、忧伤的、负重伤的、怯懦的、逃走的敌人。这些规定是“武士种姓无可非议的和首要的律法;刹帝利在战斗中杀敌时，决不可违反它”。
在古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般度族的勇士怖军和仇人难敌决斗时，用铁杵打断对手的胯骨，受到将土们的鄙夷，因为袭击腰以下部分是违反“公正交战规则”的。武士马勇为给难敌复仇，夜闯般度族大营屠杀睡眠中的战士，因而受到诅咒不能进入天国。受此种武士文化的熏陶，出现波鲁斯这样的人物也就不奇怪了。
现在转到古希腊，这里也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战争规则。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借波斯将领之口描述了希腊人的战争特点：
据我所知，由于希腊人的固执和愚蠢，他们的作战方法是最荒唐不过的。当他们互相宣战时，他们就来到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和最平坦的地方开战，以至于胜利者没有不遭受重创的，失败者更不用说，自然是全军覆没了。既然语言相通，他们本应靠传令官和信使来化解争端，靠战争之外的任何手段来解决纠纷;如果必须诉诸一战，他们也应各自找到最有利于自身防御的地方再尝试开战。
这个有趣的描述，虽然是借一个波斯将领之口讲出，带有轻蔑意味，实际上却是史家希罗多德归纳的希腊人正规战争的一般特征：选择合适的战场，摆开阵势，派出传令官相互宣战，然后开打。这似乎是最正统的战争模式。古希腊的斯巴达人以骁勇善战出名，他们最擅长这种正统的战争。他们强大的军力主要依赖训练有素的重装步兵。斯巴达城邦没有设防的城池，他们的重装步兵就是保卫国家的城墙。他们擅长在平原地区以传统方式作战，不善于攻城。起义的美塞尼亚人占据伊托姆要塞(公元前464年)，竟让斯巴达人连攻数年不下，其间不得不请善于攻城的雅典人提供援助。雅典拥有坚固的城墙和与港口相连的长城，斯巴达人虽然年年侵扰，却只能蹂躏阿提卡乡村，望城兴叹而已。斯巴达人围困普拉提埃城竟达两年之久，普拉提亚人是在绝粮情况下被迫投降的。
大国间的正规战争，交战双方一般要在战场上摆开阵势后决战。希腊人与波斯帝国的最大规模的陆战──普拉提埃战役就是这种正规战争的典型。公元前479年8月，波斯军队和希腊军队在中希腊彼奥提亚南部的普拉提亚平原会战。波斯人以逸待劳，在阿索普斯河北岸列出阵势，等待希腊人到来。希腊联军主要是南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三十多个城邦派遣的，他们出发的时间有先有后，因而是陆续抵达战场的。因担心波斯的骑兵优势，希腊人暂时驻扎在平原南部喀泰戎山麓，当集结足够兵力后才敢在阿索普斯河南岸摆开阵势。此后两军隔河对峙十数天，其间希腊人仍源源不断赶来，总共汇集达十一万之众。波斯统帅担心希腊人还会增多，才放弃防御策略，转为进攻。该战役以波斯方面的惨败告终。波斯方面的战略有让人费解之处：占据有利地形，拥有骑兵优势，却坐视敌方聚集力量而不发起总攻。但不管出于何种战术考虑，波斯人给了希腊人充分的时间去部署他们的阵地。
与今天的国际战争规则比较，古典时代希腊人的战争是残酷的。战争中破坏敌方的城市和乡村设施是合法的，入侵者一般都要烧毁田园屋舍，割走庄稼，给对方造成巨大的物质损失;对拒不投降的城市的处罚也常常是严酷的，男子被处死，妇女儿童没为奴隶。但即使如此，也要通过合法的司法审判程序。被攻陷城市人民的命运取决于战胜国公民大会具有法律性质的决议，或通过正式的司法审判。例如，雅典盟邦密提林暴动，雅典出兵围困该城达一年之久，密提林被迫乞降，投降条件是：雅典军队入城，密提林人派代表赴雅典申诉，听候雅典公民大会对密提林人命运的裁决。雅典人的公民大会在群情激愤中通过一个残暴的决议，判处全体密提林男子死刑，并派出一艘三列桨战舰将决议通知占领密提林城的雅典指挥官执行。
第二天，多数雅典人为冲动之下通过的残暴决议感到后悔，密提林代表团遂哀请雅典当局重召公民大会再次讨论对密提林人的处罚。经过激烈辩论，雅典人决定收回成命，赦免普通的密提林人，只惩办暴动的首要分子，并派出一艘快舰追赶已派出的船只。密提林的代表们给水手提供酒和大麦，并许诺将来以重金酬谢。水手们不敢懈怠，昼夜兼程，终于将命令及时传递给密提林的雅典指挥官，避免了一场可悲的大屠杀。普拉提亚人被斯巴达人围困两年后被迫投降，但提出公正审判的要求。斯巴达人专门从国内请来五位法官组成法庭，并邀请底比斯人代表作为控方之一出席。控辩双方都充分陈述了各自的理由。最后，二百名普拉提亚人被判处死刑。作为战败国的雅典，其命运要幸运得多，斯巴达鉴于雅典在希波战争中的巨大贡献，力排众议，非常宽厚地赦免了雅典人。此事件被雷先生当做希腊春秋时代侠义精神的典型例证。希腊化时期，希腊人的战争更趋人道，尤其体现在优待俘虏方面。
正如雷海宗先生所指出的，真正的外交始于中国的春秋时代。在古希腊的内外战争中，外交活动非常频繁且合乎礼法。外交手段用尽后才被迫诉诸军事解决。即使在战争期间，交战双方的传令官也能畅通无阻地互相传递信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各方都遵循的战争和外交通例。当然也有个别情况，如波斯国王大流士曾向希腊各邦派出使节，要求各邦献出象征投降的“土和水”。很多城邦慑于波斯淫威而照办，只有雅典和斯巴达出于义愤分别将使节投入坑里和井里。
这种行为虽然可以理解，却被看做是一种遭神谴的罪行。按希罗多德的说法，这是雅典人的土地和城市后来遭到波斯人蹂躏的原因之一。斯巴达人则因此冲动之举触怒神明而深感苦恼。为平息神的怒气，两位斯巴达贵族自愿奔赴波斯首都苏撒，愿为遇害的波斯使节偿命。波斯国王薛西斯则非常豁达大度地回复说，虽然斯巴达人破坏了人类的法律而杀死来使，他却不愿意效仿斯巴达人去做同样被指责的事情，也不想出于报复杀死他们，因而赦免了斯巴达人。这个故事未必是史实，但从希腊历史家希罗多德的口中讲出，反映了那个时代希腊人的道德意识，即杀害使节是一种罪恶，要遭受神谴的，也反映出斯巴达人勇于悔过和承担责任的侠义精神和责任感。
战争虽然以杀戮对手为目的，但也要讲人道，尊重古老的风俗，也要显示出宽容的君子风范。希腊人在交战期间常常达成暂时的休战协议，以便双方能从战场上领回阵亡将士的尸体送回本国安葬或就地掩埋。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苏格拉底提出更文明的规范：胜利者可以从被击毙敌人的尸体上获取武器，但不应抢劫死者的财物，抢劫死者是一种“卑鄙龌龊的行为”，应该禁止。在泛希腊的奥林匹克赛会举办期间，希腊要停止一切战争行为，交战各国派出自己的运动员，在和平友好的气氛中参赛。虽然在现实中很难完全做到，但却是希腊人的共识和理想。
在战斗中取得优势的一方也常常接受劣势一方的和平或休战要求，不把人逼入绝境，颇有“穷寇莫追”的君子风度(当然也有政治和战略方面的考虑)。例如418年夏季斯巴达同盟与阿尔哥斯的战争，当时阿尔哥斯的兵力处于劣势，处于被包围的状态，雅典派来的援军尚未赶到，形势紧迫，阿尔哥斯的将军于是向斯巴达国王阿基斯提出停战四个月的要求，阿基斯竟慨然允诺。阿基斯显然希望以此感化对方，不战而屈人之兵，和阿尔哥斯实现和解，但后者被雅典将军亚西比德鼓动，最终撕毁停战协议，导致战争再次爆发，最后以斯巴达的胜利告终。
战争中的侠义精神在荷马史诗中非常生动地表现出来，而史诗是每个希腊人的精神食粮，对他们的的荣誉观和伦理道德观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希腊勇士狄奥墨德斯在特洛伊战场上遭遇吕西亚英雄格劳库斯，双方各报姓名和家世后，发现他们的祖先是世交，两勇士又惊又喜，于是跳下战车握手，交换铠甲。阿基里斯为给战友报仇，杀死特洛伊统帅赫克托耳，将后者的尸体拖在战车后面泄愤。然而，当赫克托耳的父亲普里阿姆冒着生命危险，深夜携带黄金前往阿基里斯大营，试图从仇人手中赎回爱子尸体。当老人抱着阿基里斯的双膝企求他慈悲为怀时，这位铁石心肠的希腊英雄被老人的父爱感动，想起自己年老的父亲，竟然流下英雄泪。他搀扶起老国王，好言安慰，答应满足老人的要求，还设宴款待。老人用餐后感到疲倦，想在阿基里斯军营留宿，阿基里斯更是殷勤伺候，并许诺在赫克托尔葬礼期间暂停进攻特洛伊。老国王在敌营安然入睡，幸亏赫耳墨斯神及时提醒他赶快离开，免得夜长梦多，老人才恍然大悟，匆忙乘车不辞而去。
在传说的古代战争中，决斗常常是解决冲突的捷径，体现着远古时代战争方式的简单朴素和重信义的美德：特洛伊人和希腊人就曾试图通过当事人的决斗解决拖延十年的战争，只是因为神明的故意破坏才功亏一篑。赫拉克勒斯之子许罗斯率领盟军入侵伯罗奔尼撒，在地峡处和阿特柔斯的军队相对峙。许罗斯提出以决斗方式解决争端，得到对方响应。结果，许罗斯被阿卡狄亚人厄刻墨斯杀死，赫拉克勒斯的子孙于是信守承诺，在五十年(或一百年)内不再尝试回归伯罗奔尼撒。当然，现实中的战争不是靠决斗解决的，而是靠实力决定的。例如，安东尼穷途末路时曾向屋大维提出单独决斗的要求，得到的只是嘲笑式的回答：“安东尼想要死，办法有的是。”
让我们回到古代的现实中，看看他们在战争和军事外交中所体现出的友谊和侠义精神。我可以举出希腊人与波斯人之间的一段佳话。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期，斯巴达在与雅典的战争中获得波斯方面的支持。斯巴达海军统帅吕山德和负责小亚细亚军事的波斯王子小居鲁士建立起牢固的个人友谊。他们都以自身的坦率、真诚和人格魅力吸引着对方，因而彼此信任。两人在首次会面的宴会上就彼此好感，小居鲁士表示愿意满足吕山德提出的任何要求。吕山德没有乘机提出任何个人要求，只要求居鲁士给斯巴达舰队的每位水手再增加一奥伯尔白银的薪金，使小居鲁士更钦佩其人格。吕山德卸任后，在小居鲁士的一再要求下，斯巴达政府破例让吕山德复出。吕山德就任后再次赴撒尔迪斯拜谒小居鲁士，适逢后者要回苏撒觐见病危的父王。
临行前，小居鲁士慷慨地赠送给吕山德一笔可观的现金作为军费，并许诺返回后还要提供更丰厚的捐赠，必要时他愿意倾其所有帮助朋友，包括自己的黄金宝座。他还把自己辖区的行政管理权和税收权交给吕山德掌管，并希望朋友不要急于和雅典海上决战，他回来时会带来更多的腓尼基人和西里西亚人的舰队来帮助他。将自己的辖区暂时交给一个外国人管理;足见他们的友谊和信任达到何种程度。小居鲁士的慷慨豪侠赢得很多希腊人的好感，他们追随这位波斯王子赴帝国内地与其兄长争夺帝国王位。这些人当中就有希腊的历史学家色诺芬。
最后我讲述一段故事，见载于色诺芬的《希腊史》，说明古代战争中的侠义精神。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波斯与斯巴达的蜜月期终结。当波斯要求恢复对小亚西海岸希腊城邦的统治权时，斯巴达作为希腊世界的领袖不能袖手旁观，只好向波斯帝国宣战。战场在小亚细亚西部进行。公元前396年，踌躇满志的斯巴达国王阿格西劳斯负责小亚战事，打得十分顺手。他蹂躏了波斯总督法尔那巴祖斯管辖的赫勒斯滂地区的弗里吉亚行省(小亚西北)，使战火一直烧到首府达斯库里昂的城墙边，连法尔那巴祖斯巡行辖区的车驾都被斯巴达人掳去。
然而，斯巴达人的这次占领却在其国王和波斯总督之间的一次戏剧性会面后结束了。阿格西劳斯首先抵达会面地点，和他的同伴们坐在草地上等待。一会儿，法尔那巴祖斯盛装前来赴约，他的仆人在草地上铺上华贵的席子，但法尔那巴祖斯看到斯巴达人那样朴素，就不好意思地径直走向阿格西劳斯，在他身旁坐下，相互问候，友好地握手。
法尔那巴祖斯说：“阿格西劳斯和所有在座的拉西第梦人，当年贵国和雅典人交战时，我是你们的朋友，不仅提供金钱使你们的舰队强大，而且骑在马背上和你们并肩战斗把你们的敌人赶到海中……我对你们是够朋友的。但您却让我陷入如此窘境，使我在自己的辖区竟然吃不上一顿像样的饭，只能像野兽那样拣些你们剩下的残羹冷炙。我父亲留给我的美丽住宅被你们付之一炬，野兽出没、林木葱郁的花园被你们砍伐一空。如果是我分不清是非曲直，那么请您教我，这是知恩图报者应该做的吗?”
法尔那巴祖斯的一席话让三十位斯巴达人面有愧色，沉默不语。阿格西劳斯终于发话：“法尔那巴祖斯，我想您是知道的，希腊各国的人们也能彼此为友。但当他们的国家发生战争时，他们就要为各自的祖国和以前的朋友作战，而且如果特别凑巧的话，有时甚至会彼此杀死对方。我们今天的状况就是这样，因为与您的国王作战，我们只好把他的一切都视为敌人。然而，对于阁下，能够成为您的朋友是我们最为珍视的。”他转而委婉地奉劝法尔那巴祖斯放弃对波斯国王的效忠，和斯巴达人结为盟友，共同奋斗，做个既富有又自由的人。法尔那巴祖斯回答说：“如果国王另派督抚而让我充其下属，我会选择做您的盟友，但国王将如此重要的指挥权付托给我，我敢不尽全力和您作战吗?”
阿格西劳斯闻言握住他的手说：“高贵的阁下，有您这种精神境界的人会和我们成为朋友的!至少有一点我可以向您保证，我要尽快离开您的辖地。将来，如果战争持续下去，只要我们能进攻别的人，我们就不会骚扰您和您的辖地。”双方就此道别，法尔那巴祖斯蹬鞍上马离去，但总督的儿子却跑到阿格西劳斯面前说：“阿格西劳斯，我交你这个朋友。”“我接受你的友谊。”阿格西劳斯回答年轻人。小伙子随即将一把精致的标枪送给阿格西劳斯，后者顺手从扈从的马颈上取下一个饰物赠给这位青年。这段忘年之交还真结下了果实。后来这位波斯年轻人在父亲死后被兄弟们逐出领地，跑到希腊投奔阿格西劳斯，受到后者的保护和关爱。
我们不必把上古时代的战争过分理想化，虽然战争双方遵循某些国际规则和道德规范，但战争总是以战胜对方为目的。在实际战争中，军事家总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那种宋襄公式的僵化刻板只是极端的例子。战争并不总是在平原地区摆好阵势后决战，而是呈现多样的形式，如攻城战、海战、奇袭等。战争也有不宣而战的，如雅典和埃金娜岛之间的“不宣而战的战争”。奇谋诡计则是经常使用的，在神话中有“木马计”，在现实中更是屡见不鲜，如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导火索之一，公元前431年春季发生的“普拉提亚事件”，就是一次典型的偷袭，只是没有成功而已。
未经正常审判对俘虏进行大屠杀也时有所见，如叙拉古人屠杀七千雅典战俘、亚历山大对忒拜的大屠杀等。侠义精神虽然值得称赞，但背信弃义亦不乏见，而且侠义精神不可能超越国家和民族利益，否则就会失去其道德基础。吕山德和小居鲁士，阿格西劳斯和法尔那巴祖斯的佳话都有大国外交的背景。他们都是各为其主，在捍卫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显示出某种道德信义。然而，古代的“春秋时代”毕竟是人类成熟过程中一个难得的不可复返的质朴阶段，现代人可以从中获得很多道德和精神上的力量，有助于净化被物欲和私利污染的心灵。
责编： 紫天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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