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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先生生平(1895-1990)

2019-04-08 13:44:33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1895年(清光绪廿一年)7月,钱穆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七房桥钱氏家族。钱穆所出的大房,人丁最旺,五世同堂。但正是由于人丁兴旺,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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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清光绪廿一年)7月,钱穆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荡口镇七房桥钱氏家族。

钱穆所出的大房,人丁最旺,五世同堂。但正是由于人丁兴旺,各家从祖上所分的住房和田地亦少,甚至到了钱穆伯父、父亲时,已无一尺之地,“沦为赤贫”。饶是如此,大家族却“书香未断”。钱穆的曾祖父钱绣屏,国学生;祖父钱鞠如,邑庠生,长于音韵,勤治《史记》;父亲钱承沛,自幼聪慧过人,被誉为“神童”,16 岁县试入泮,后在七房桥设馆授徒。钱穆兄弟4 人,长兄原名恩弟,后易名挚,字声一,即著名科学家、全国政协副主席、上海大学校长钱伟长之父。

1900年,七岁的钱穆被父亲送入私塾读书,与大哥声一同塾。其时聪明伶俐,强记不忘,塾师对其亦称赞有加。年底,私塾老师因病歇塾,为了兄弟二人的学业,钱父决意举家迁至荡口镇。荡口镇时多有华姓聚族而居,是清末民初著名数学家华蘅芳、华世芳兄弟的故乡。迁至荡口后,钱父在镇上延请了一位华姓名师为钱穆兄弟上课。除授《四书》、《五经》外,塾师亦讲《史概节要》、《地球韵言》两书。两书讲毕,塾师不幸生病,不能坐塾,诸生学业荒废。钱穆兄弟也不再上塾,钱穆则日日在家中阅读小说。

1904年,钱穆10岁,与兄长一道考入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

果育学校是一所乡间新式小学,原是乡贤华子才(华鸿模)为华氏家族子弟而办。果育小学分高、初两级。钱声一入高级一年级,钱穆则入初级一年级。当时的体操老师——钱穆的同族钱伯圭,是思想激进的革命党人,对钱穆时有教导,是他政治上的启蒙老师。在果育小学4 年,钱穆深得众多良师的教诲、指点,既受到了传统国学的熏陶,又得以接触新学,打开视野,为其日后从事学术研究打下良好基础。

1905年,钱父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家境困顿。

1906年,钱氏兄弟考入常州中学堂。为减轻家庭负担,钱声一自愿入读学期一年的师范班,将深造的机会留给了弟弟钱穆。毕业后,钱声一回乡任教。

在常州府中学学习期间,钱穆颇得监督屠元博的关心和爱护。屠元博的父亲是名满中外的史学泰斗屠寄,虽钱穆与之未曾谋面,亲承教诲,但对这位史学巨擘,钱穆始终心怀崇敬。当时,在常州府担任历史、地理教务的,是屠寄昔日门生吕思勉先生。吕思勉虽是学堂最年轻的教师,但知识广博,国学功底深厚,带给钱穆深刻的影响。日后,钱穆亦同吕思勉多有书信往来,交往甚笃。

1910年,钱穆读四年级时,新舍监陈士辛与学生多有龃龉,最终酿成学潮。钱穆作为学生代表,代头自动退学。后经屠元博代为申请,到南京私立钟英中学就读。

1911年,适逢武昌起义,时局混乱,学校宣布解散。钱穆投军不成,遂返乡。

1912年春,经远房亲戚钱冰贤介绍,钱穆离开老家七房桥,赴秦家水渠三兼小学任教,开始了长达十年半的乡教生涯。

学校原只校主秦仲立兄弟三人分任教务,钱穆到后,负责高级班的国文、史地、英文、数学、体操、音乐等科,并兼部分初级班课,教务极其繁重。秦氏藏书丰富,但不轻易示人,因与钱穆切磋学问,结成忘年之交,钱穆才读得秦家藏书,也藉此得以接触西方思想,开阔眼界。

1913年,钱穆转入荡口私立鸿模学校任教,即原果育小学。当时校主是华鸿模的长孙华士巽,对教字认真、负责的钱穆很是器重。

1914年夏,梅村成了县立第四高等小学,钱穆在鸿模小学的同事,亦是钱声一昔日同窗的华澄波被聘为校长。钱氏兄弟得其邀请,一同前往任教。在梅村四小任教期间,结识了一生挚友朱怀天。

1918年夏,老家七房桥遭火灾,迁家至荡口镇。为了侍奉患有胃病的母亲,钱穆便辞职回荡口鸿模学校任教。

两地任职期间,钱穆不单严谨教学,勤奋读书,在学术研究上亦有所成。在梅村县立四小教授《论语》时,钱穆精读了《马氏文通》,并仿照体例,终成《论语文解》一书,该书亦是钱穆生平第一部出版著作。

1919年,钱穆任后宅泰伯市初小校长,在校开展了一系列的教育实验和改革。在实验和改革的同时,钱穆也利用闲暇时间从事撰述。李石岑在上海主编《时事新报》副刊《学灯》,钱穆几度投稿,其文两度刊于首幅。

从1912年春到1922年秋,钱穆在乡村做了十年小学教师,其间虽然有憾于未能入大学深造,但他始终坚信“学问”源自“功夫,“未尝敢一日废学”。

1922年,得益于同乡施之勉的推荐,钱穆赴厦门集美学校担任教职,这也是他首次担任中学教职。

集美学校乃是南洋著名爱国侨领陈嘉庚一手创办,初为小学,后来逐渐扩大,成为一所包括师范部、中学部,商业、水产航海、农林、幼儿师范、女子中学部,幼儿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等等在内的大规模学校。钱穆在集美学校任高中部、师范部三年级两个班的国文课。钱穆居处临近校图书馆,中学课业较之从前略为轻松,故而闲暇时间较多,遂“一意肆力于读书”。

1923年,集美学校闹学潮,校长对此处理失当,开除了数名学生,钱穆因倾向学生一方,故辞去集美学校下一年的聘任,重返家乡无锡。此后不久,即受钱基博先生的介绍和推荐,转入无锡江苏省立第三师范任教国文课。当代著名新闻学家徐铸成于三师读书时,即由钱穆授课。

1927年,经无锡三师同事胡达人推荐,钱穆转任至苏州中学。

苏州中学颇有渊源,其原址为宋范仲淹所创府学的部分故址,理学家胡瑗曾讲学于此。清称紫阳书院,清末在此创设江苏师范学堂。民国初年,王国维、吕思勉等著名学者均曾于此执教。钱穆任教时,校长为著名教育家汪懋祖,曾留学美国,担任过北平师范大学校长。汪懋祖治时,学校实行学分制,提倡教师进行学术研究,创办校刊,广延人才,多方礼聘著名学者来校讲学,苏州中学逐渐发展为苏州重要的学术基地。陈去病、吴梅、吕叔湘、胡哲敷、颜文梁等均与钱穆同在苏中任教,甚至章太炎、胡适、顾颉刚、张君劢、张其昀、欧阳予

倩等学界名流亦曾在此讲学。

1928年夏秋之交,妻儿、兄长相继去世,钱穆很受打击。哀痛之下,钱穆强自振作,继续教书著述,在《苏中校刊》上连续发表《述清初诸儒之学》、《墨辩碎诂》、《孔子略史及其学说之地位》、《儒礼杂议——非斗篇》等文。

l929年秋后,负责商务印书馆编《万有文库》中《墨子》一书。

1930年春,钱穆于苏州续姻。又得顾颉刚鼎力相荐,赴北京燕京大学任国文系讲师。同年,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力辨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之非,破经学古今门户之见,引起学界轰动。 后因不适燕京大学教会大学的环境,故辞职南归。

1931年夏,受聘于北京大学,担任历史系教职,授“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通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并兼课清华、燕京、北师大。钱穆先生功底扎实,学问深厚,且善言辞,所讲中国通史课深受北大学生的欢迎,甚至有“北胡南钱”之说。

1937年,北平沦陷,钱穆随时局流徙南下。

1939年,《国史大纲》脱稿,钱穆回苏州侍母一载。

1941年,应顾颉刚之邀,往成都任教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及武汉大学。

齐鲁大学原为美国教会所创,抗战初迁至四川成都。原本即有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资助,设国学研究所。内迁后,决意重建研究所,顾颉刚被聘为主任,负责行政事务。顾氏在任期间,置得大批古籍,又多方延请名师,除有胡厚宣、钱穆等在所任职外,又得叶圣陶、张维思、吕叔湘、韩儒林、孙次舟等学界名人来此讲演,由是研究所名声渐著。

1941年6月,顾颉刚在重庆北碚办《文史杂志》,所中实际工作渐由钱穆主持。

1942年,顾颉刚辞研究所主任职,由钱穆正式接任所务。

除指导学生的学术研究外,钱穆在此期间亦编成《清儒学案》一书。

1943年秋,齐鲁国学研究所停办,钱穆应华西大学文学院院长罗忠恕的邀请,在该校担任教职。又得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相邀,到川大历史系兼课,讲授中国政治制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

1944年,撰文《中国历史上青年从军先例》,号召知识分子投笔从戎 。

抗战时期,钱穆在西南大后方,或著书立说,或奔走讲演,“以民族意识为中心论旨,激励民族感情,振奋军民士气,故群情向往,声誉益隆,遍及军政、社会各阶层,非复仅为黉宇讲坛一学人。为书生报国立一典范,此点更非一般史家所能并论。”

1945年抗战胜利后,钱穆患病在身,仍留川任教,住华西坝一年。

抗战胜利后,大学陆续复校,胡适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北大校长,因其远在美国未归,便由傅斯年代校长之职,负责北大接收、复员和北迁工作。但钱穆却始终没有得到邀请,这与钱穆和傅斯年所代表的史料考证派之间的分道扬镳不无关系。

1946年,滇人于乃仁在昆明筹建五华学院,托钱穆学生李埏代为敦请,钱穆有感时局动荡,又素爱昆明气候,遂欣然应允。钱穆在五华讲学,又兼云大课务,同时还为军官学校将校训练团讲“中国古代军事史”。

1947年,因胃病原因,决意离滇东归。

1948年,正式执教于无锡江南大学,任文学院院长。

江南大学为无锡巨商荣家所创办,虽创立未久,但仍荟萃不少著名学者。除钱穆任文学院院长外,唐君毅为教务主任,朱东润、牟宗三、李雁晴、王以中俱在江大任教。

除教学、行政外,钱穆还应上海正中书局之约,指导学生圈点《四部选粹》,即精选四部籍中人人必读者数十种,一一加以标点。但终因时局动荡,标点之书未能付印,随他标点、钞录的学生也散去了。

课余闲暇,钱穆又撰《湖上闲思录》。

1949年,钱穆南走香港。入港后,有感于青年失业失学、无依无靠、踯躅街头的情形,于是考虑创办学校。

1950年,新亚书院在钱穆的努力下初创成形。创建之初,条件极其艰苦,生源多为来港大陆青年,无力缴纳学费,中途离校,转校者亦不在少数,学校经费亦尤其紧张。但学校的任课教师,如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翰、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程兆熊、杨汝梅等,皆为大陆来港的知名人士。其中不乏钱穆故交,为表支持,竞相表示不计报酬。尽管条件不如人意,但书院教授阵容之强大,香港大学中文系远不能比,亦受到香港教育司的重视,对其多有通融。

冬季时,新亚经济窘困,已至山穷水尽。钱穆离港赴台募款,望获台湾政府救济支援。钱穆抵台后,多方劝其留台发展,但他心系新亚,婉言相辞。其后又受邀去港大任教,亦固辞。

1952年,钱穆在淡江文理学院惊声堂讲演,屋顶泥块坠落击中头部晕厥送医。

1953年,新亚书院得到美国雅礼协会资助,后又得美国亚洲协会襄助,筹办研究所。

1955年,得哈佛燕京社协款资助,新亚研究所成立。

香港原本不甚重视中文教育,全港除却主要用英文授课的香港大学之外,其他学校寥寥无几。钱穆来港,兴学艰难,新亚书院于困境中奋进,不断得到发展,诸教授数年艰辛耕耘,培养了一批高质量人才。其办学的成绩为香港各界所瞩目。6月27日,由香港教育司高诗雅和香港大学教授林仰山提议,香港总督兼港大监督的葛量洪在香港大学1955 年毕业典礼上,授予钱穆名誉法学博士学位,以彰其绩。

1956年,钱穆与胡美琦女士九龙缔婚。

1960年,钱穆应邀到耶鲁大学讲学半年。闲暇时间,钱穆一方面补读英文,一方面完成了《论语新解》的撰写。 6 月13 日,在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为表彰钱穆的教育、学术成就,及其为东西文化交流作出的贡献,耶鲁大学特授他名誉人文博士学位。随后,赴欧访问。

1963,崇基、联合、新亚三校联合,改组为香港中文大学,钱穆主动提出辞去新亚书院院长职务,为新亚董事会所挽留。

1964年,钱穆再度提出辞请,董事会终于应允,並决定以1965年为正式辞职之年,此一年则为休假年。1965年正式卸任后,钱穆应马来亚大学邀请,由夫人陪同赴吉隆坡讲授“中国思想史”。原定计划讲学一年,因不适应南洋湿热天气,胃病复发,于1966 年2 月提前返港。钱穆夫妇返港后半年,香港难民潮骤起,治安恶化。夫妇商量之下,决意定居台湾。

1967年10月,钱穆夫妇正式迁居台北。

1968年,钱穆夫妇迁入由夫人亲手设计的“素书楼”,并膺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1969年,《朱子新学案》书成,老友张其昀邀请其往华冈文化学院,担任文化学院史学研究所教授、首任博士班班主任。

钱穆每周为博士班讲授“中国史学名著”,后来,台大学生戴景贤来素书楼旁听,将讲授内容录音,再加以整理,陆续刊登在文化学院创办的《文艺复兴》杂志。1973 年2 月,《中国史学名著》一书经台北三民书局正式出版。随后又开“宋明理学”、“朱子学”、“经学大要”、“中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等课,边讲边写札记,后合编为《理学三书随札》一书。受聘文化学院同时,又应蒋复聪先生之约,担任台北中央博物院特聘研究员。

1974年,钱穆在夫人陪同下,游历梨山、武陵、天祥、花莲。期间,写下《八十忆双亲》。

1975年,钱穆将居港台时期发表之中国传统学术相关论文汇成《中国学术通义》一书,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

1976年冬,钱穆胃病剧作,几不治。

1977年夏,新亚书院策划创设“新亚学术讲座”。为答谢创办人钱穆的卓绝贡献,此讲座命名为“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拟每年邀请一位对中国文化有所研究的中西著名学人来新亚作讲演,并邀请钱穆为讲座第一位讲演人。

1978年,钱穆胃病、目疾日剧,仍抱病扶杖赴港,以“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民族性及中国文化”为题,进行了六次讲演。后根据录音编写成书,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

1984年,钱穆获颁行政院文化奖章。

1986年,钱穆92岁生辰,亦是他执教75周年的纪念日。6月9日当天下午,钱穆在素书楼为中国文化大学(即华冈文化学院)史学所博士班的学生做告别杏坛最后一讲,听者云集。台湾当局于6月20日晚为他举行执教75 周年荣休纪念会。“行政院院长”俞国华赠予钱穆“鸿儒硕望”镜屏,“教育部”也赠其“一代儒宗”贺匾。11月,钱穆完成其人生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

《晚学盲言》撰写之时,钱穆目疾已深,不能识字看书,幸得夫人胡美琦女士协助,方能成书。此书系钱穆40 年代以来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之总结。

由于政治环境所限,自1949 年4 月南走香港,钱穆便再也没有踏上大陆的土地。虽身在海峡对岸,但对钱穆始终情系故乡和亲人,对于时局,钱穆亦多有关心,希望两岸能和平统一。

1990年8月30日上午9点15分,钱穆心力衰竭,在台北杭州南路寓所逝世,享年96岁。讣讯传来,士林震悼。各界人士纷纷发文吊唁。9月26日,在台北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9月30日,由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新亚教育文化会、新亚书院校友会,为其举行了隆重的公祭仪式。

1992年,钱穆先生得以归葬苏州太湖之滨。
(该文摘自国学网)

人学研究网|人类文明通识智库·千秋人物栏目责编莫如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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