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德科，渭南师范学院院长)
司马迁是抱着怎样的信仰来撰写《史记》的?
史家传统的呼唤和时代精神的感召，使得司马迁坚持修撰《史记》，以铮铮铁肩担当历史与现实高度统一的伟大道义。这是司马迁精神首先且重要点所在，反映了司马迁《史记》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圣应有的崇高致世信仰。
“铁肩”来自继承祖业，修史为国家百姓，这是史家传统赋予他的神圣使命与切实责任!不仅要对先秦时期史学做系统总结，更要为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寻求对策。
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司马迁最引以为自豪!到了汉武帝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为太史令。太史令虽然是地位比较低的官职，但是，司马谈却有着宏大的抱负和理想，他仰慕远祖“世典周史”的崇高职业，修史不辍。司马谈的修史理想抱负和经历作为，对司马迁的熏陶教育，特别是父子携手修史，对司马迁影响深远。司马谈去世前夕“所欲论著”的临终嘱托，直接引导和促使司马迁克服艰难，坚持子承父业，终生传承弘扬史家传统。司马迁继任太史令后，他一边努力做好本职工作，一边充分利用朝廷收藏的图书和档案资料，从事写作《史记》的资料准备。
因李陵之祸，司马迁横遭腐刑的摧残。悲惨的遭遇、生理的残损和人们的鄙视使司马迁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他想以死来洗刷自己的耻辱，但又认为自己还未完成《史记》的写作，为了继承祖业重振史家传统，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为了实现人生价值，司马迁选择坚强地活下来。这是一种悲壮之举，是对史家职责的恪守，对自己神圣人格的捍卫，对立名理想的不懈追求。
司马迁在常人难以承受的个人遭际中忍辱负重，以顽强的毅力继续着《史记》写作。司马迁撰写《史记》，为的是承担重大的道义，再现历史进程，总结历史成败兴盛的经验教训，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给出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这也是司马迁作为史家生命价值的体现。礼义一统，是司马迁的崇高理想，是司马迁精神的核心。
礼义一统学说，是司马迁对董仲舒思想观点的继承与发展。他摒弃了董仲舒的天命论、天人感应论的唯心倾向，以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为指导，提出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同时提出了建立巩固礼义一统国家的策略。
司马迁认为，礼义就是文明，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表现，是人和社会追求的目标;礼义一统，就是国家统一稳定，民族融合团结，社会运行有序，政治、经济、文化进步发展，国家持续走向富强文明。礼义是一统的核心，社会是礼义一统的社会，历史是礼义一统的进步和发展进程。如此这样的礼义一统，方能取得经济发展、文化进步、边防无事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这是司马迁所期冀的社会。
司马迁在《史记》这部书的撰写上有着哪些特点?
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宗旨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究天人之际”，就是要探究天道和人事之间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司马迁是先秦以来“天人相分”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就是人，天就是天，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通古今之变”，就是要探索历史发展、国家治乱盛衰的变化及其规律。“成一家之言”，就是要写出一部自成体系的历史著作，阐明自己礼义一统的国家学说。
为此目的，他在综合前代史书各种体制的基础上，继承并创造了由本纪、表、书、世家、列传组成的五体纪传通史体例，十二本纪记帝王，三十世家记世族，七十列传兼顾社会上层、中层、下层各行业人等，八书专记各种制度、事业发展变化，十表记录各个重要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五体各自从不同的角度叙述历史，又互相补充，组成完整、立体、宏阔、严密的有机整体，这种相互协调补充而形成的结构框架，沟通天人，贯通古今，反映了社会生活长卷总貌，显示出司马迁作为文学大家的卓越智慧和创新能力。
贯通古今使得《史记》记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涉及政治、经济、农业、法律、文化、文学、艺术、宗教、建筑、军事、民俗、地理等各个领域，包罗万象，博大精深。
以人为主的史学叙事模式，是司马迁妙笔著文章的又一表现。历代的帝王将相、大小官僚，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说客、策士、刺客、游侠、隐士、商贾、卜者、俳优、女性等，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物，栩栩如生地涌现在司马迁的笔端，古今人物、大小事件、社会万象，构成一幅鲜活生动、色彩斑斓、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说到司马迁，我们眼前就会浮现出项羽、陈胜、李广、韩信、张良、蔺相如等历史人物。历史人物之所以栩栩如生，如实再现，是因为《史记》人物传记具有极高的叙事艺术。这是《史记》妙笔著文章的第三个成就。司马迁写人叙事，富有感染力，充满强烈的感情色彩。他笔端有感情、字间涌激情，时而凄绝哀婉，时而奔放恣肆，读《史记》令人荡气回肠、如痴如醉。
司马迁在撰写《史记》时体现出哪些思维特征?
“理性并辩证”，概括的是司马迁《史记》认识分析事物的思维特征与方法。一部《史记》，凝聚着司马迁的旷世智慧，也反映了司马迁的哲人思维。
司马迁开创以写人物事件为中心的纪传体史书体例，忠于史实，传承古代思想文化的理性精神和“有对”之学的辩证思维方法，放眼历史长河，冷静、客观地认识分析相关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包括背景、原因、经过及其作用、经验教训，对后世的影响和启示等一系列问题，不仅记载了历史，更表现了有史以来的中华人文精神，体现了司马迁作为史家哲人的思维特质。
纪传体通史充分体现司马迁《史记》的整体、系统思维特征。司马迁《史记》对其记事规模、体裁、体例、结构、选材、篇章立意等方面进行了睿智把握，他创立的《史记》纪传体，则能使作者笔下的人物活动和事件记叙在时间上相互联系、空间上大大扩展，作者可以从容不迫地写人物在不同时空的一系列事件和细节;可以通过多个侧面来写人物，写出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使人物由平面化转向立体化;可以使不同时空人物相对集中，使事件情节更加紧凑。这样，使《史记》在通过人物事件来再现历史方面有了更大的自由。
重视史实和人物的历史作用的修史理念，展现了司马迁《史记》的理性思维特征。作为一部通史，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上下三千年历史的撰述并不是平均用力或随心所欲的，他有着明确重视史实和人物历史作用的修史理念。就是说，以史实与人物的时代价值为写作逻辑，有重点的叙述，探讨做人(各类人)楷模与治国良策，昭示当代及后世。
司马迁《史记》理性关注历史变革中的历史事件和关键人物。《史记》中司马迁特别关注的历史时期有，黄帝统一中原、夏末商初、商末周初、秦末汉初等。《史记》对这些时期着墨集中，篇目较多，篇幅较长，记载人物最多。
司马迁《史记》理性客观反映历史真实，表现出我国古代所推崇的史官精神———秉笔直书、记事信而有征的良史传统。所谓秉笔直书、记事信而有征，就是史学家在治史中不隐瞒、不夸大，真实而有证据地反映历史的实事求是精神。司马迁弘扬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更为难得的是，理性客观地以犀利之笔，揭露统治者的阴暗面，鞭挞统治者的种种丑恶，在封建时代乃至人类历史中也是难能可贵的。
辩证分析、综合百家学说构建新的思想体系，是司马迁思维品质的又一大特征。司马迁时代，一个主要而迫切的任务是：总结历史经验，尤其是总结秦亡汉兴、楚败汉胜的根本原因，进行思想文化方面的总结，是摆在汉初统治者、大臣和学者面前的一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对古代思想文化和社会兴衰经验教训进行总结，是当时一种时代的需要和呼唤，但各人所推究和总结的结果自然是不尽相同的。
《史记》一书的写作体现出哪些人文风范?
司马迁《史记》严肃严谨对待历史、以历史的经验教训警世醒世，唤醒人们的切实追求，表现了司马迁作为学者的“尚古更崇实”的人文风范。
司马迁以“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作为人生奋斗追求的目标，具有中国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传统美德，具有中国知识分子社会使命担当精神。遭遇李陵之祸后，司马迁“身残处秽，动而见尤，欲益反损”，但进取有为之心未灭更强，更加发愤著书，完成《史记》大作。
司马迁之所以能忍奇耻大辱，是因为立功、立德、立言的崇高理想追求。他崇尚古之非凡，更期冀今后卓越，究以往奥妙，旨在寄厚望于今世与未来。首先是崇尚古代明君。第二是向往和歌颂盛世。对古代盛世，司马迁充满向往赞颂之情。崇尚古代哲人、贤臣、君子是司马迁文人风范的又一特征。在古代哲人里，司马迁首推孔子。
司马迁的崇实精神是其人文风范的第四个特征。司马迁并不是一味地向往欣赏古代，独自活在自己的理想王国里，而是具有强烈的崇实精神，尚古是为崇实服务的，崇实才是终极目标和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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