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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力田:哲思——思辨是最大的幸福

2017-07-24 11:23:34来源:《尼各马各伦理学》 已浏览人数:
古希腊哲学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这一哲学的集大成者,是这一精神的化身。

(作者:苗力田,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

古希腊哲学爱智慧、尚思辨、学以致知。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这一哲学的集大成者,是这一精神的化身。《尼各马科伦理学》一书更是一阙思辨的凯歌。全书十卷全面地探索了伦理的和理智的两种德性,讨论了幸福和至善最高范畴,提出幸福是合乎德性实现活动的基本命题,最后以思辨是最大幸福的最强音而终曲。

《尼各马科伦理学》在亚氏现存三种伦理学中是最完整的一种,全部已知的亚氏著作中其体例、结构也是最齐备的。所以,说它是一部由斯塔吉拉哲人亲手完篇的作品,并不是没有根据的推断。如若这样,那么这部伦理学著作就不再意味着是由某一名为Nikomakhos的人后来编成,而是作者本人题名献给作为御医的父亲,或纪念其在临终时尚在念念不忘的幼子的。不过,还是不要徒托空言,纠缠这种历史呆帐,赶快回到把思维和存在当作一回事的、实实在在的思辨哲学上来。

思辨(theorein)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方式,它作为完满真理和不可动摇的核心,已经以诗的形式由巴门尼德阐明在他的《真理之路》里了。他指出,这种认知方式之所以能成就完满,保持其不可动摇,由于它是思维。而思维只能是概念思维,而概念本身却同样是思维的产物。所以可以在这里说:思维和被思维的是同一回事情。

这一思想在古希腊哲学里被概括为一个公式: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togar auto noein estin te kai einai,由于theorein的名词形theoria在现代语里习称为理论,所以思辨在现代意义上也就是理论思维。它是一种主体和对象处于同一中的认知方式。由于两者同一互不陌生,故能成就其完满;由于两者同一互不排斥,故保证其不可动摇,无三心二意。须应说明的是,对同一这个词尚应作更深层的理解。

古希腊语里to auto的本意是自身,自身的东西固然是同一的,但更深于同一,更广于同一。在理论思维、概念认知里,概念就是思维自身,主体和对象浑然一体不相排斥,形成了真理之路。理解思辨就须把握toauto这一核心,它不仅是关系,更显示着中性,意味着实在。

to auto是思辨哲学的拱石,漫步学派的伦理学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构筑起来的,它把思辨贯穿于实践和行为,使之成为关于属人事务的哲学(hee peri taanthropeia philosophia),可简称为“人事哲学”。它与形而上学、物理学三足鼎立,可以毫不犹疑地称之为吕克昂讲坛上的第三哲学。

它的第一个范畴、最高的范畴就是最高善。善是一切活动的目的,万物都是向善的。但目的不同种类不同,而且等差悬殊。那一目的之目的,一切活动所同趋的目的,就是最高善(to aristion)。这一目的为一切它物所选择,自身却不为着任何它物。如若为了它物,它就是有所为、有所依而非最高的善了。如若它确乎存在,有所选择,那就只能是就自身而存在,为自身而选择。所以,自身(to auto)这一理念,不但是思辨哲学的拱石,同时也是思辨哲学的标记。

它不但开拓了西方的思辨哲学和理论思维传统,同时也孕育了整个基督文化。人们经常引用一句费尔巴哈的名言,思辨哲学的秘密是神学。但反过来说,基督教神学的秘密是思辨哲学,也许更合乎事实,顺乎情理些。最高的东西是普遍的东西,普遍的东西当然是唯一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它独立自主,不依它物,就是自身的善。

最高善是行为和时间的终点,而不是始点。在属人的事务中,人们所公认的始点是幸福。而大多数人认为生活优裕,行为善良就是幸福。好名者则认为荣誉就是善。快乐和荣誉虽然都是可选择的目的,但都是自身以外的它物,惟有思辨生活才是为自身的选择,才是不累于它物的最大幸福。斯城哲人把敛财者(khrematistees)完全排斥在生活之外,因为财富自身并不成为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敛财者为财富所强制,受奴役,不得自由,故算不得生活。

最大幸福也就是最高善。它是一切选择所求取的终极目的和完满实现。它自己却只是为了自身而不累于它物,所以它是自足的,autarkeia这个词由auto(自身)和arkein(满足)组合而成。自足的理想几乎成为希腊精神运转的动力,幸福的个人是自足的,繁荣的城邦是自足的,而广袤的宇宙为了维持其自足,也必须是一个有限的圆形。弗·培根未见到这一点,以斥之为种族成见为满足。这种自足是通过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达成的。最大幸福,最高善就是最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这就是说,幸福不是僵死的、现成的,而在实现活动中。它也不能是暂短的,一只燕子造不成春天。

这样的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必然同时是快乐的,对于爱德性的人来说,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就是快乐自身。并且,这样为一切爱德性的人所欲求的、最伟大、最高尚的事业,也就不再是通常意义上的幸福eudaimonia了。它不再仅仅是因好精灵(eudaimoon)的呵护,而是神所恩赐。这样的活动,使一切潜在能力都得到完满实现,生活幸福当然巩固而持久。一桩公正行动,因其公正而被称赞,一场竞赛的胜利,因其胜利而受奖赏。幸福却不能像这样被称赞,受奖赏。

这表明它是更伟大、更崇高的事情,是最高的善。它是属神的,对它我们不能按照人的准则加以称赞,颁以奖赏。这种既不能称赞,也无法奖赏的事情是属神的,是神之所赐的makarios。世人追求幸福,上焉者功名富贵,下焉者声色犬马,都是累于它物,而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是最高善,是自足autarkeia,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以物而嘉,为己而悲,这是自我的丧失,把自身不当作自身而当作它物。完满的自身要实现于善恶、福祸和荣辱的彼岸。

双目为视之官,生目而能看。双目为听之官,生耳而能听。一切事物都各有其功能。功能就是ergon,难道人作为人却没有其整体的、共同的功能吗?当然有的,这就是灵魂理性部分的实现活动。实现活动energeia由en(在于)和ergon(功能)构成。功能相同,其实现活动却大不一样,吹笛是笛手的功能,不会吹笛就算不得笛手,但吹笛能手却把笛声吹得绕梁三日,使仲尼先生听了而不知肉味。

德性aretee可泛指一切事物的优越性。但在伦理学里,被较严格地规定为对功能完满现实的具有。具有ekhein是动词,这里作为实词,采用它的名词形式heksis。这样能力的具有不但见之于人,同样也见之于物。由于这种对象的区别,就把人的heksis称为品质,把物的heksis称为性质,行为的德性,即被界定为:受称赞的品质。品质的具有是更为根本的,欲求提高德性,就先从培养品质开始。

品质是自身所具有的,不是从外面加上去的。

漫步派伦理学把德性分为两类,一者是伦理的,一者是理智的。伦理德性来自社会风习的,是ethikee。理智德性是出于思考的,是dianoetikee,思维是理智nous的功能。但这两种德性并不是平行的。在这里理智一直起着主导作用,它是灵魂最贵部分的德性,一切选择都离不开思考和策划。

亚里士多德关于mesotees(中道)的著名说法,不仅仅是给行为方式提供一个准则,教导人们怎样正确地对待痛苦和快乐。在痛苦中反应得过度了成为鲁莽,不及了变成怯懦,只有中间了、适度了才恰到好处,造成勇敢。对待快乐,如若过度了成为放纵,只有节制才是快乐方面的中道。

伦理德性就是关于痛苦和快乐的德性。德性被过度和不及所破坏,而为中道所保全。只有像勇敢的人和节制的人那样做事,才能成为勇敢的人和节制的人。合乎中间的品质才是可称赞的。德性不同于技术,技术的目的在制作的结果中实现,伦理的目的只能在不断地实现活动中。

中道说在思辨的德性论伦理学里,更重要的是一种理智德性的优先论。因为亚里士多德的mesotees作为行为准则,它是舵师的航标,射手的箭靶,如柏拉图的paradeigma一样也是来自诗的比喻,其自身并不能起实际的规范作用。在战场上要断定一个士兵的行为是过度了,不及了,还是恰恰准确走在自己的航道上,击中靶的,就须思考,反复地思考。

如若是实现一种勇敢的行为,将军培养勇敢的战士,进行勇敢的战斗,那不但须更多地反复思考,还要周密地策划了。孙子兵法上也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始计》)也是把智之德放在第一位。中间属于量的范畴,判断何者过度,何者不及,何者不偏不倚恰恰中了目标,首先就须备有一个衡器。

而属人的事务中,是是非非,并不存一种公认的衡器。在这里,中间、过度和不及,每一方都以某种方式与其它两方相对立,两个极端与中间相反对,它们自身之间也相互反对,中间又和两个极端相反对。这种情况的出现,亚里士多德指出,由于实践和行为都是个别的,这相互反对,既在个别事件自身中有其原因,在我们中也有其原因。

判断行为中的过度、不及和中间的困难,既然在我们自身也有其原因,那么也就可以在主观上找到一个准则,使人们掌握了它就具有了善于选择的品质。亚里士多德发现这一准则就是应该dei。这一准则的发现,在西方伦理史上比那著名中道,实具更重大的意义,首先把伦理判断简化了。在这里人们不必再细去推敲中间和两极之间种种对立,可以判定凡是应该的行为,就是合乎中道的活动,过度和不及都是不应该的。

其次,怎样才算应该,虽然同样没一个确定衡度,属人的事务中就不应要和数学同样的确切。但进行判断过程中,到底有了更多的、较为确定的参照系。在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中,人们可以就对象、时间、地点、数量、目的和方式等诸多方面作出选择。如果对一个应该的人,在应该的时间,从应该的地点,以应该的数量,为应该的目的,用应该的方法去忍受痛苦,他就有了勇敢的行为,是一个勇敢者。同样,他以同样的种种应该去感受快乐,他就有了节制行为,是一个节制者。

最后,就应该来判断,虽然仍不具备像数学那样的确定性,但在思维层次上却是更深了,把伦理德性的领域拓宽了。正因为应该这一范畴的提出,增强了伦理思维学的活力,在这一基础上康德筑起德性伦理学的大厦来。青出于兰,这位王山(K onigsberg)教授也确实做到了,像对自然科学一样,给伦理学发现一种普遍、必然判断,绝对命令式来:“你应该!”

话虽如此,不过伦理德性是习俗的领域,为它的境界,在这里一切判断所针对的个别事件,到底对应该什么人,应该在何时何地,应该有多大,以什么方式,应该抱什么目的,我们并不是可信的裁判者。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生活优裕固然不易,行为善良则更加困难。只有理智德性,只有思辨才是巴门尼德所描述的仙境,这里既无杂多,也不变异,是唯一的、永恒的、静止的。

在这里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是自身,思维是思维着的存在,存在是被思维着的思维,在这里既没有什么过度,也不存在什么不及,当然中间自行消失了。理智德性是第一位的,伦理德性、实践德性既不能过度,也不能不及,是相互对待,有条件的。它在很多方面是出于肉体,与感性相关,按各有其分的原则,要求诸多。而且行事越是巨大,越是高尚,这种需求也就越多。为着能准确命中中间,它像在大海中需要经验丰富的舵师,在弓箭丛中需要技艺高超的射手一样,需要善于选择的品质。

伦理德性就是我们感受好和坏的品质,过度和不及都是坏的,都是不应该的,只有合乎中道的行为才是好的,才是应该的。失误是多种多样的,而中间只有一个,命中只有一次。所以,理智德性,思考和策划贯穿在全部伦理德性活动中,是一刻也少不了的。这种实践生活中的智慧,就是明智,是phroneesis。

人们的行为的选择是要经过事先的思考和策划,选择这个词proairesis就是由pro(在先)和hairesis(取得)两词组成,取得就事先进行思考,正如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为人们取得神火须先经缜密思考一样。所以选择就是先在的策划。策划只能是属人的事情,前途未卜,成败难定,如果事情笃定,大功告成,也就不须殚思竭虑去策划了。选择是有目的的,它不但要有可达到的目的,而且要有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策划主要是思虑达到目的的手段。

人人都希望幸福,但没有能够选择幸福。因为幸福本来既不是一个达到的目标,也找不到可达此目标的手段。它只能在正确的选择中,在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中。一切行为都是经过策划思考,行为的始点就在行为者自身,自身是行为主宰,行为都是自愿的。自愿行为的开始既在我们自身,那么一切行为都是我的行为,自己就应该对自己的行为负有完全的责任(aitios)。

做一个善良的人还是邪恶的人都是由我们自身决定。有人说富贵浮云,善不过是显现,是表象,那么人也应对自己的表象负责。每个人是什么样子,目的就对他显现为什么样子。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既然做了行为的主人,就要对自己负责任。既然让他负责任,就要让他作主人,仅仅活着是不够的。生存(existence)在西方哲学里一直是一个本体论的概念,斯宾诺莎说:“自因其本质就包含着existentia”(《伦理学》Ⅰ-1),现代西方更是如此。海德格尔就把existenz界定为:“此在总要以某种方式与之相关的那个存在。”(《存在与时间》,第12页)

理智德性是伦理德性的导航者。在伦理德性中,中间是惟一的原理,不但能只知道这一原理,空谈这一原理,还要清楚明白确切地(spphoos)反复思考(dianoea)和策划(bouleusis),这正是理智德性。理智德性是灵魂有理性部分的德性,to logonekhon。logos本意为言说,所以把这个词组仅译解为有理性那就太狭隘,于此同时从词汇的本意,应是包含着会说话,懂道理,以及更多的意义。由logos这一概念自身,一开始就显示了讲话和道理、思想和语言本属一体。语言之后来为哲学的主要领域早是意中之事。

理智是思辨的,思辨的主题有两种,一种是对可变事物的思考,一种是对不变事物的思考。对可变事物的,是经过思考的欲望,是实践思考,是dianoia praktikee;对不变事物的思考是理论思考,是dianoiatheoretikee。但这种在完全相反领域内的思辨也有共同之点,因为善和恶实际就是真和假。在思辨哲学、理论和实践是一而二、二而一的。

亚里士多德把灵魂用以追求真理或曰除解障蔽的方式分为五类,它们是技术(tekhnee)、科学(epistemee)、明智(phronesis)、智慧(sophia)和理智(nous)。

技术以可变事物为对象,但它具有理性和按照理性与原理操作的品质(heksislogou)。没有任何技术不是原理创制。技术像母亲的生育一样,要制造出什么东西来。创造必须经过对被创制东西怎样创制的思考。创制的始点在创制者,不是自然的,更不是必然的,所以俗语说,技术就是机遇(tekhnee tukhee),技术是创制的智慧。

科学和技术不同,它被定义为:是对普遍和出于必然事物的判断。科学是有证明的,证明必然须从前提开始,科学有着始点。始点则是无证明的,不然就无穷推论,证明下去,永无止境,步于无穷。所以科学的始点是理智的对象,理智则不必证明。“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惚兮恍兮,其中有象。”人们必须pisteuein(相信)它的存在,所谓自明公理,就是信为真的公理。不具备这样的信念,科学就不能立足。所以科学、明智和智慧都是探求真理、排除掩盖的不同方式,都不涉及知识的本原和始点。

明智这个词的词根phreen原本是心脏,古时的人们把心脏看作是思维器官,所以就派生出一种专门的思维的方式。它是一种依理性而实践的品质,明智以可变事物为对象,所以不是科学。为自己的目的,明智在实践之外又创制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它又不是技术。这样,明智是对个别事件的智慧,所以往往被称为实践智慧,被认为主要是种政治品质,它有自己的对象,所以有别于以普遍善为对象的理智。明智以个人为终极对象,有别于以普遍定义为对象的理智。明智的人就事论事,适可而止,仿佛具有种辨认图形的感觉。只有明智才能提高知识,使行为者成为自己的主人。

最后,知识启动智慧,发挥潜能。使高尚的德性对灵魂的眼睛形成,所以具有合乎德性的品质才是德性,没有善良就没有明智。明智是沟通伦理和理智的桥梁,它们的关系是明智以伦理德性为本原,伦理德性以明智为准绳。

智慧这个词,据认为来自光(phoos),它通过基督教的经书,而获得了更高的神圣。然而在希腊哲学文献里还是十分通俗化,人们把最完满的德性,最娴熟的技术,最精确的科学都称之为智慧,拥有这样德性的人称为智者。

从狭义方面看,智慧只适用于全面的知识,只懂得点演绎推理的人不能称为智慧,他们还应探求更普遍的真理。正因为如此,人们称泰利士和阿那克萨戈拉为智慧的人。他们对自己的利益一无所知,所追求的却是不属于自己的善。把良好的政治与此相比,称之为智慧,是无稽之谈,是荒唐的atopoon。政客们顺风使船,见机行事,一切事情都看时间、条件和地点,这只不过是实践智慧,是明智,而不是智慧。

从以上所见,智慧和明智的区别是明显的。至于两者的关系,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斯城哲人也只能借用医学为比喻了。他说明智不是智慧主宰,智慧也不是明智的附庸。两者不可分离而相互作用,正如医术之于健康一样。健康不是由医术生成,而是因医术生成。医学只为健康开处方,而不向健康命令,绝不包治百病。

理智德性只是对伦理德性的思考,通过这种思考把伦理德性的领域拓宽,层次加深和目光放远。使它们不再局限于个别事件,而成为总体的、一般的德性。可以这样说,伦理德性在于倡导良好习惯的培养,理智德性则在于加强自觉的思维能力的训练。

人是自由的,人是目的,不论他邪恶还是放纵,只有对人才能说出一般地,才用hoploos。只有人才能做出判断,什么应该,什么不应该。因为欲望和理智是属人的,而野兽只有感觉,它们无论如何凶恶和残暴,都不能评价为善和恶。因为兽类不具备作恶的本原或始点。理智才是本原和始点。流芳百世,遗臭万年。一个恶人所做的坏事要比野兽多一万倍。

快乐和痛苦,同时在理智上也是思考的对象。政治学就给公民创造幸福,而享乐也是构成幸福的一个部分,从词源上看,至善至美的神所享的天福(makar),就是从动词享乐khairein引申出来的。所以虽不能把享乐当作人生的目的甚至于最高目的。人们说快乐妨害思考,快乐越多,妨害越大,常言说诗穷而后工。

而实际也不尽如此,除了伴随着痛苦之外,也存在着纯净的快乐,不伴随着痛苦,不妨害思维的快乐,这就是思辨的快乐。思辨的快乐决无痛苦,一无所缺,并不造成任何障碍。这种快乐不但不妨害思考,反而启动智慧,推进学习,使它们活动得更好。快乐是自然品质的现实活动,它不受限制,没有终点。

更进一步说,快乐本身就是善,就是幸福。凡属品质的实现活动,如果不受到其他阻碍,即成为幸福。而快乐正是幸福的最佳选择。幸福等同于快乐生活,它就是完满,它包括了一切的善,身体的,外在的和机遇的,所以这种生活是美满,其生活不因匮乏而受阻。人在本性中总有属神的东西。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善良的人们有着更为快乐的实现活动,他比其他人更加幸福。出于自然的快乐不是偶性,不存在过度,它是由健康的本性造成的。实现活动也不仅是运动,万物静观皆自得,快乐更多反而是在静止之中。

哲学是对理智的爱,友爱在理智德性中,也处于一种特殊地位,它被认为是一种比公正更重要,在生活中最为必需的德性,因为不论在思维中,还是在实践中,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友爱不但联合公民,还使友邦团结,既然是朋友就可不计公正,而在判别公正的时候,却不可忘记友情。友爱(philia)出于动词philein(爱),在哲学里它与斗争、仇恨(neikos)相反,是一种把相反者结合在一起的力量。快乐大概是人类对友爱的共同感受。如若没有快乐,没有共同要求,人们也就不能在一起生活。友爱是种品质,是种选择,是相互之间的爱,双方都是对自身的爱。友爱和公正必需以共同的东西为基础,所以一切友爱都在共同性中。

共同(koinoonia)这个词是由于动词共同占有(koinoonein)引申出来,朋友们都追求着共同的事业,患难相扶,苦乐与共。公正与友爱应该存在于同一些人身上,以同等程度并存。全部社团都是为了共同福利而开始,由于共同利益来维持,所谓公正就是共同的福利。友爱、公正和共同应该三者共存。而友爱和公正必须以共同的事业为基础,在腐败的政体中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并没有什么共同的东西,所以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公正和友爱。

友爱的基础在于共同性,而最理想的共同性莫过于相互同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以思辨哲学把友爱升华为对自身的爱。霁月难逢,彩云易散,人世间风云变幻,即使德性的朋友,事过境迁,也难免割袍断交,反目成仇。

所以,正直的人(epieikees)只有对己才能保持其正直(eikos),真诚的人(spoudaios)只有对自己才能表现其热诚。所以善良才是真实存在,而理智就是每个人的真实存在,它高于一切。善良的人愿意与自己做朋友,并以此为乐。他坦荡地回味过去,宁静地观照将来,胸中充溢着思辨的愉悦。卑劣之人则灵魂分崩离析,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憎恶自己,逃避自己,总是处于悔恨之中。

既然朋友不过是自身的朋友,朋友就是另一个自身。这样以自身为核心的思辨哲学,最后不得不对爱自身或利己(philautos)这个公认的贬词进行思辨。人们总把自爱的人看作是专门利己毫不利人的自私坏人。斯城哲人,西方伦理学的开山者,却从理论深处而别开洞天。人之所爱首先岂不是自己,而朋友所以是我们的朋友就因为他是另一个自身。

自古以来都把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友爱的最高准则。公正和高尚的人永远享受着高尚与公正,于是他把最美好的东西为自己占有,这样的人岂不是更大的自爱者,利己者。善良的人须顺从自身的主宰,伴随理智行事。正直的人(epieikees)是自爱的,他想自己真正像一个人一样。真诚的人(spoudaios)同样是自爱的,他为朋友、为邦国献出了全部热,把大部分高尚的事情都据为己有。

这样看来,思辨哲学的利己主义,实际是它的反面,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这一个自我是思辨和实践主题的自我,是无私纯粹的自我。这样,我自身就是人自身,就是那个大写的人字。在人们说希腊的人本主义,其主旨大概就在这个auto罢。

“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朋友的快乐来自观看,这种快乐和思辨一样并不伴随痛苦。快乐就是完满和完整。它是完满的(teleios),不须任何补充,它是完整的(holos),不须任何增加。所以,快乐不是运动,任何运动都需要时间来完成。快乐永远是现在,是完满和完整。快乐生成于实现活动,它使实现活动完满。最完满的感觉就是快乐,正如理智和思辨一样。不同种类的实现活动,由不同的快乐来实现和完成,本己的快乐加强了实现活动,异己的快乐,妨碍以至消灭了实现活动。思维的快乐比其他一切快乐更纯洁。驴子宁愿选草料而不收黄金,猪以淤泥为乐,这种区别在人更大得多。所以,对快乐的评价,人仍然是万物的尺度。德性和作为善良的善良人,也就是善良自身才是尺度。一切善都是对真诚人spoudaios的显现。

斯城哲人最后回到伦理学的主旨:幸福。他指出:幸福是人生的最终目的,它不是一种人所具有的品质,品质是一种潜在能力。幸福不是游戏和娱乐,这只是儿童和有权势的人用来消磨时间,而不会去追求更为纯净和自由的快乐。与此相反,幸福就自身所选择的事情,它就是实现活动自身,它是自足的,是autarkees,它一无所缺,别无所求。它是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是艰苦严肃的劳动,把辛辛苦苦生活说成是游戏,岂非荒唐。

在合乎德性的实现活动中,思辨是最大的幸福(eudaimonestatos)。思辨是理智的德性,理智是人的最高贵部分,是主宰和向导,是我们各部分中最神圣的。思辨就是这合乎本己德性的实现活动。它最为经久,最为快乐。哲学以其纯洁而经久,而有惊人的快乐。自足应归于思辨,自身之外它别无所求,也别无所出。幸福存在于闲暇中,自足和闲暇,不但有属人孜孜不倦,还有其他择天福的属性。

理智是属性的。对人来说理智生活就是神性的生活。有死的人要竭力争取不朽。理智就是每个人的存在,它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东西。对人来说合乎理智的生活就是最大的幸福。切不可相信,作为人就要想人的事情,作为有死的人就要想有死的事情,像这类流言蜚语。人要超过,并可以超过,因为他有着属神的、不死的部分——N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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