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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红真:如何评价萧红

2017-07-20 12:17:26来源:《萧红全传》 已浏览人数:
在萧红那里,性别的问题是和人生的问题、阶级的问题、种族的问题搅缠在一起的。她是从切实的人生出发,以生命的价值为原点,去表现历史人生的种种苦难。

(作者:季红真,萧红研究专家、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萧红超越了左翼的立场,开启了通往永恒的文学之门。这主要是和她的性别立场与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有关系,为了求学与婚姻自主,她和家庭爆发了最初的冲突,这是五四精神之女最一般的奋斗起点,由此开始了苦难的跋涉之旅。由于两度离家出走到北京求学,被家庭软禁在福昌号屯腰院张家中9个月,在历史急剧错动的“九一八”事变之后的混乱中,逃出被软禁的老宅,一度流浪街头,拒绝受和自己处于两极的父亲的豢养。她在开始发表作品的时候只有22岁,但是已经有了和两个男人同居的经历,遭际了痛失亲子的人生大悲。她现存最早发表的作品散文《弃儿》,细致生动地记叙了自己生产前后的窘迫处境与内心感受。她是以女性的经验洞察着历史,超越了意识形态的幻影,也超越了党派的立场。

尽管萧红的一生都主要生活在左翼文化人的圈子里,每当危难的时刻,都得到共产党员朋友的帮助,曾经还一度想加入共产党而去征求鲁迅的意见,鲁迅出于对她的爱护,以环境太残酷为由打消了她的念头。地下党组织也曾经想发展她,但是看到她那副“不可救药”的艺术家风度和任性的自由主义思想作风,便放弃了初衷。她对于党派政治的心理疏离也以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除了和舒群、高原等人的当面争吵之外,旅居日本时期写作的小说《亚丽》,更是从生命的情感价值的角度,对于党派政治的组织形式表达了深刻的质疑。

性别的立场与女性的经验都是她接受左翼思想的基础,作为弱势群体的一员,她始终认同民众的苦难,而且看到他们顽强的生命力。这无疑适应了全民抗战的时代主潮,顺应了在外来暴力的威胁之下,建立历史主体的种族需要。她对聂绀弩说,我的人物比我高,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悲悯我的人物,写着写着感觉就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倒是他们应该来悲悯我才对。这实际上也把自己和鲁迅那些自觉地承担着启蒙任务的精英知识分子区别了出来。但是,她并没有放弃启蒙立场,而是随着历史大势的变动,调整着自己思想的罗盘。1939年4月,她在《七月》座谈会上,对于“战场高于一切”的急功近利的文学观念大不以为然,公开表示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作家的创作要永远对着人类的愚昧。当时,人类最大的愚昧就是遍及全球的法西斯战争。萧红一开始就针对这人类浩劫写作,《生死场》中后几章都和日本军队的入侵有关,只是她不是正面表现民众的抗日斗争,而是以更多的笔墨描写外族入侵对乡土社会传统生活的迅速改变。历史时间的断裂,使村民们原本贫苦的生活更加难以为继,苦难以加速度的方式导致乡村社会的崩溃,民族国家的意识也因此被强迫植入蒙昧生存中的民众头脑。“八一三”抗战爆发之后,她写下了《天空的点缀》等文章,直接参与了全民抗战的伟大事业。1939年,她在重庆又写作了《牙粉医病法》,揭露了外国医生在东北草菅人命的医疗暴行,这就是早期后殖民的问题,是对《生死场》中《传染病》一节素材的重申,也和当时日军在华的暴行接上了榫,这篇文章由于“反日倾向”而长期不能被批准发表。

当然,性别的立场在她始终都没有泯灭。从启蒙到救亡,从左翼到人类情怀,从民族国家到乡土之恋,她都是以女性独特的感知方式表达历史错动中的人性追问。《生死场》中最触目的是女性的生存惨状,月英的病象,三个女人生产的刑罚,因为生活无着而像一大一小两条干鱼一样上吊自杀的祖孙俩,王婆曲折悲惨的经历,“一生的痛苦都是没有代价的”。金枝盲目地受孕,受到乡土文化的精神挤压,孩子死了之后,为逃避日军横行的破产乡村,化妆进城缝穷,又被一个中国男人强暴,性别的立场和种族的立场发生了抵牾。她想去当尼姑,彻底摆脱苦难的人间,结果女人最后一个精神的避难所尼姑庵,也因为战争而关闭。这就是终极关怀的问题,哪里是安放灵魂的处所?!《呼兰河传》中王大姑娘自由婚姻的悲剧,承受了乡土社会公众舆论的话语施暴。至于小团圆媳妇的命运更是让人发指的残酷暴行,其中有同胞之间鲁迅所谓“无主名无意识杀人团”的愚昧,也有超越了种族的人性施虐本能。五四的启蒙立场,一直以女性的视角潜在地影响着萧红对世界人生的观察。在《呼兰河传》中,唯一一个健康的人性故事就是磨倌冯歪嘴子,尽管贫穷、尽管受人歧视,却满怀希望坚韧不拔地顽强生活下去。这和富于反抗精神的王婆一样,是让萧红感到心灵震动的乡土人物。在冯歪嘴子的形象中,萧红再一次完成了人生价值精神认同的自我确立。

而对于新式知识者的屡屡幻灭,使萧红的讽刺才能得到淋漓尽致地挥洒。1930年夏天,她随着远房姑表兄弟陆哲舜偷偷跑到北京,入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中部读书,受到家庭的经济制裁之后,陆哲舜顶不住压力,两个人双双败退回哈尔滨。离京之前,萧红曾说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她在未婚夫汪恩甲人间蒸发之后,陷落在东兴顺旅馆,和萧军迅速结合,在共同生活的6年中,萧军频繁发生外遇。当年许广平对萧军说,萧红从来不说你不好。萧军回答,她是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的人,我们以前的历史太复杂。认识萧红以前,萧军已经有10年婚龄,和前妻育有两个女儿。把妻子送回老家之后,和两三个女子关系暧昧,暗恋着一个叫李玛丽的文学沙龙主人,追求南方姑娘陈娟多年,致使学生气的萧红倍觉感情的荒凉,以至独自东渡避到日本。以后的种种事端,更是让她无法忍受。不仅是爱情的“苦杯”与郁积在胸的“沙粒”,而且所有的朋友都站在萧军一边,连她弟弟张秀珂也要在萧红逝世之后,才能理解当年她和萧军的争吵并不都怪萧红。萧红要摆脱萧军的影响,走独立的人生之路,就像当年想摆脱父亲张廷举的影响一样。但是,她的逃亡总是以失败告终,就像逃离历史的冲动最终以死亡结束在战火中一样。她躲到日本,被萧军为了结束“没有结果的恋爱”而叫了回来;她逃进白鹅画院,被萧军的朋友打探到消息带了回来;她独自跑到北京,又被萧军以身体有病而骗了回来,实际上萧军真正担心的是萧红会不会爱上她的朋友李洁吾。直到1937年夏,端木蕻良的出现,才使她获得彻底摆脱对萧军的精神依附。实际上,这摆脱也并不彻底,人是无法彻底割断自己的历史的。由于和端木蕻良的结合,她受到所有旧日朋友的诟病,而她自己也背上了思想的包袱,因为端木蕻良是初婚的处子,萧红因此觉得他为自己做了牺牲,而心甘情愿地为他料理所有的生活琐事,久而久之,便也觉出劳累。而所有左翼文人朋友都对端木蕻良心存轻视,更不用说异性隐秘的暗恋,她面临的是友谊与爱情的抉择。

就是在新派文人的圈子里,她也时时感受到性别的精神歧视。萧红由此看到一些人性的永恒问题,是政治革命和文化改良都无法解决的。在《三个无聊的人》一文中,她讽刺那些以人道的精神与学者的态度去嫖娼的新式知识者;在《夏夜》中,她嘲笑左翼文人对少女红唇的人血比喻是酸葡萄心理,一旦得到红唇少女的爱情,便放弃文化的批判。在《马伯乐》中,她嘲笑了深陷于悲观哲学的新式小知识分子,只会怨天尤人、夸夸其谈而一无所能的可笑性格,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中外文化冲撞的历史情境中进退维谷的尴尬,既是伯乐又是马,整个一个“没用人”的滑稽形象。其洞察力也是女性的视角,而温和的软幽默也体现着女性独特的智慧。

在萧红那里,性别的问题是和人生的问题、阶级的问题、种族的问题搅缠在一起的。她是从切实的人生出发,以生命的价值为原点,去表现历史人生的种种苦难,民族国家的宏大主题也因此而具有了深厚的民众生活基础,自身的生命体验则是所有问题得以融汇为艺术整体的情感酵母。

人学研究网·千秋人物栏目责编:莫如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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