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刘石，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
启功先生辞世十年来，有关的书籍与文章时或可见，为后人研究这位不世出的大儒名宿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但我相信，这仅仅是开始。
2012年启功先生百年诞辰时，我在《中华读书报》撰文缅怀，题目叫“研究身边的大家”。文中推介过启先生高足赵仁珪教授的一句话，有人问这位古典文学教授为什么愿意将那么多时间花在研究老师上，他有一个精辟的回答：“与其研究几百上千年前犄角旮旯里三流、四流乃至不入流的中家、小家，不如研究身边一流的大家!”文章中还提到，我辈生不算早，但总还赶上了亲承大家音旨的幸运。那么研究身边必将载入中国文化史册的大家，就不只是一种情感、责任和义务，也是学术方向上有价值的选择。
启 功先生有极深厚的旧学修养，言谈举止无不透露出传统典雅文化的醇正气息。有些看似冲口而出的诗文语汇，细加追究，亦多能发现其来有自的渊源。如论诗史“唐以前诗次第长，三脱气壮脱口嚷。宋人句句出深思，宋以后人全凭仿”，即与胡应麟《诗薮》外编卷六“唐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宋人诗如披沙拣金，力多功少。元人诗如镂金错采，雕绘满前”的表达有相近处，内容却更精粹、全面。脍炙人口的《自撰墓志铭》中有云：“六十六，非不寿。”按其首二句为“中学生，副教授”，据《启功口述历史》《启功年谱》，启先生1957年46岁时即评为教授，后因戴上“右派”帽子降为副教授，1979年68岁时始恢复为教授，则66岁时确为副教授，则此铭或确作于66岁，“六十六，非不寿”二句或确非凑韵之语。然而当我看到宋人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二：“本朝名公多厄于六十六，韩忠献、欧阳文忠、王荆公、苏翰林，而秦师垣复获预其数，吕正惠、吕文穆亦然。”则纪实之句而复为用典之语，亦正未可知。十年前当启先生仙逝时，我在《文汇报》上撰文悼念，提及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他，上来就列举一连串头衔，他却用一句话轻轻拨开了那所有的桂冠：“这叫此地无珠砂，红土为贵”，说感觉雅致极了。后蒙中华书局刘彦捷女史见告，《闲情偶寄·词曲部·音律第三》中有“地乏硃砂，赤土为佳”之语，并说：“此或启先生语之所本欤?”又如赋李叔同先生一首：“吾敬李息翁，独行行最苦。秃笔作真书，淡静前无古。并世论英雄，谁堪踵其武。稍微著形迹，披缁为僧侣。”通篇都令人欢喜赞叹，而又以末二句为最。后来读到宋人李流谦诗：“在家固出家，象服何必异。君看童其颠，已落第二义。”则不禁会心一笑。我深深地感到，或语词，或意象，或思理，或情感，古今文人的诗心真是灵犀相通的!
启先生的逸事很多，就所闻见者而言确多有所据。唯有一则，就是他为避访客，到底在门上贴过什么样的条。《启功年谱》1993年2月9日条记的是“启功死了，不能见面。如果敲门，告到法院。特此告白，字字规范”;1995年5月20日条又记：“光阴可贵。不能白费。您只看看，我太受罪。启功生病，无力酬应。君子自重，君子自重。”年谱作者一为侯刚先生，上世纪80年代初起受北京师范大学委派协助启先生处理杂务;一为启先生内侄章景怀先生，照料先生起居有年，则其所记自当可信。但我还看到侯刚先生的另一部著作《中国文博名家画传——启功》，说其门上贴有“熊猫冬眠，谢绝参观，敲门推户，罚一元钱”，中华书局柴剑虹编审《高山仰止》一书所记殆同，唯文字略有出入，作“熊猫病了，谢绝参观。如敲门窗，罚款一元”，则不免令人有所狐疑。何则?如同当年启先生听齐白石告诉他石涛的树画得最直所以最好之后，看见不直的树就怀疑是假的一样，我遇见加于先生之身却与其一以贯之的谦牧降损风格不相符合的言行，就愿意怀疑其为捕风捉影、子虚乌有。试想，大熊猫是国宝，旁人如黄苗子《保护稀有活人歌》可以此称之，他何以会以此自称呢?更有甚者，又传说他出国时边检人员询其所携有无违禁物品，他伸出双手回答“它们就是”，意指自己的书画禁止出国。这个段子的质量不差，颇可以入《世说》的“简傲”或“排调”篇，可惜假得既不合情又不合理了，要知道国家文物局还从来没有过艺术家生前作品禁止出境的。
启 先生书名满天下，随之而来的就是伪作遍天下。去前年中，柴剑虹先生、同门师兄四川大学谢谦教授、匡时拍卖公司的沈玮女史先后来电，说在文玩市场、网上和私人送来的拍品中看见启先生给我的信或有关我的信。他们或以罔顾师恩相责，或以一探真伪为询。我自己在潘家园也见到过两件，它们无一例外都是根据《启功书信选》里的内容仿造的。曾见书上写启功先生说要给别人一碗饭吃，又说潘家园的摊主都说这老头儿好，不跟他们捣乱，也见报上有人批评他不打假，缺乏法治精神。我亲耳听到启先生自己的说法是，我倒是想打，我打得了吗!生前都打不了，身后就更只能由造假者为财任性了。
何况鉴定真伪这件事还真不易为。《启功年谱》1998年10月7日条记载，朋友拿来署名启功的三幅字请其鉴定。先生告其为伪之外，还道出几个辨别真伪的小诀窍，如乾隆皇帝弘历之历繁体为“曆”，古人避讳，不写禾而写木，自己也从小养成了习惯，故凡作禾者必伪。又如上款中常用到的“正”字必作笔划映带之行书，作楷书者为伪。启功先生在书画鉴定上的权威是无庸置疑的，他在《书画鉴定三议》中说，他在看书画时不敢先开口，害怕别人说他“真假一言定”——他一开口，别人往往就不开口了。为什么?没什么可说的了。鉴定宋元犹如相呼比邻，鉴定自己的书画还有什么可说的吗?事理却也有不尽然者在。
有一次聊天时他说，前几天看一幅字，初看没问题，再看印章似乎小了点，拿出印石一比果然如此，再细辨字迹，方知是假的。我问能那么像吗?他说，是描的。我说描的更不可能那么像了。他说《万岁通天帖》就是描的，很好。还不止于此，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权威王连起研究员长期受教于启先生，听他在《启功全集》编委会议上说过一段更有趣的故事。文物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启先生晚年出版《启功书画集》一巨册，这两家出版社与启先生那是什么关系，可以想知其编纂会多么用心，印装会多么精良。可是书拿到手，他发现当作封面的一件40年代的画作竟然是赝品，便兴冲冲地去向启先生禀告，孰料启先生并不认同，反问其所据，他于是如此这般地说出了一、二、三、四……条理由。受其“启发”，再作辨认，启先生居然也就真的首肯了他的伪作说!这真应了“医不自医”这句老话，也可算是艺林中的一桩逸事了!
关 于启功先生立身行事的风格，说两桩亲身经历的事。启先生洞察世事，爱憎分明。一次请他给我所兼职的学校文科学报惠赐大作，他笑吟吟地翻阅我带去的刊物，突然脸色一沉，指着上面一位科学家的文章说，这人太糊涂，他支持那么一项大工程，知不知道这工程一上马，某些家族不尽财源滚滚来啊。你们刊物上有他的文章，那我就不掺和了!
但给人感触最深的还不是这一桩。一次和同学谢谦在家中侍坐，恰遇某高官太太造访。启先生先是与之互道问候，落坐后神聊海侃，气氛那是相当的融洽。临别时我们随启先生起身相送，才至客厅门口，他像比赛场上的排球运动员似的，手背在后面一摆，我们知道那是示意我们留步，他则一人送至大门口，循例也。我刹那间明白了什么叫不卑不亢，什么叫有礼有节，什么叫内心坚净而又和光同尘，这件事留给我的印象鲜明极了。
说启功先生是高层最愿交往的艺术家之一，恐怕并不为过。有一次举办他的书画活动，七个常委中来了三个。对于真正尊重友情和艺术的达官显宦，并无妨其以知己同怀视之。有时，他也未必不是将此视作“组织”对他的一种价值肯定。在严寒中呆得太久的人，一点儿温暖会放大好多倍。邓魁英先生回忆，1956年启先生母亲去世，总支让她拿50元去看先生，他接到后痛哭流涕，说要用一生来报答这份情谊。1979年，启先生“右派”得以改正，系领导来家中通知他，待遇由五级恢复为四级。他给傅璇琮先生信中说：“地厚天高，雷霆雨露，转觉绵薄无可报称耳。凭空忽添三十元，书店、画店、碑帖店俱无物可售。如所补过多，则只有捐献以供现代化之需矣。”他曾说，以前用过“草屋”一印，取陶渊明诗句“草屋八九间”后三个字，寓指自己身兼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和臭老九这黑九类中的八九两类也。但80年代以后不用了，“组织上都为你平反了，再揪住不放就没有意思了”——这也许可以成为今后鉴定以及伪造启先生书法之一助了。
闲聊时，启先生对于时下人人竞说的陈寅翁发表过看法，说国民党对他不薄，共产党对他也不薄，可就是怎么也不得劲。他并不太认同那些不讲时宜、不明世事的迂腐书生，《启功口述历史》中提到过这么一个读书人，说乾隆因皇后将他的爱妃魏佳氏(嘉庆生母)害死了，怒而废之，从此不立正宫，这个书呆子却上了一通后宫不可无主的迂腐道理来邀赏，气得乾隆差点把他杀了。
《启功口述历史》中还说：“但凡了解一点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不会在所谓给党提意见的会上提什么意见的，不用说给党提意见了，就是给朋友，我也不会提什么意见。”1990年，启先生请求卸任中国书协主席获批，觊觎这一肥阙的人轮流上门请他荐举。他说要不这样，你们抓阄吧!一时传为笑谈，说启先生真是太会解构神圣了。实际的情形是什么呢?组织上早已内定了目标。他说，我怎么能跟组织对抗呢，再者说了，对抗有用吗?后来有人不满意继任者，实际上是不满意启先生不推荐自己，责问启先生，他会写字吗?启先生反问道：“航空航天工业部部长会开飞机吗?”启先生在向我们转述时，仿佛也被自己的睿智和调皮所感染，眯着眼睛直乐。虽然启先生生前我犹豫了好几回还是没敢当面一询，我仍要坚定地认为，坊间传说当年周一良先生收到“无耻之尤”的四字信出于启先生手笔，那是完全不了解启先生为人风格的无端妄测。启先生写《<兰亭>的迷信应该破除》颇遭某些不明就里的人非议，其实也是这一风格的体现。他不愿意也不能够作正面抵抗，最多只能使用文人的狡狯和游戏笔墨，或皮里春秋，或含沙射影，就像他在《太白仙诗辨伪》里称赞苏东坡的一样。问题是，他未免过高地估计读者大众的水平了，光凭“看了郭老的文章，我的理解活泼多了”之类的句子，有多少人有这样的智力，能看出他这种狡狯的游戏呢?
启先生这种立身行事的风格，根本源于天性，又不乏文化修养和遭际历练的影响。人或称为通脱，或谓之笃厚，或许以智慧，亦难免有视为软弱乃至世故而求全责备者，“开门撒手逐风飞,由人顶礼由人骂”(《踏莎行》),对于启先生，这些都不重要了。而在我，则要用他老人家对他拳拳服膺的郑板桥的评价转而评价他：“盖其人秉刚正之性，而出以柔逊之行，胸中无不可言之事，笔下无不易解之辞，此其所以独绝今古者。”(《我心目中的郑板桥》)又昔年郭林宗谓黄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扰之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再早则有颜渊于夫子喟然之叹：“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在敬爱的启功先生离开我们十周年之际，我更要借古人这两段话，献给他不朽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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