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学研究网微信公众号·宙心工作室·编辑部【观复】)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
这句被古今实干家钟爱，至今不衰的名言，来自苏轼的《晁错论》。
说起来，这是一篇千古奇文。
奇在何处?
奇在立意、奇在逻辑。
文章高下何由得知?首先看立意格局，其次看文气逻辑，辞藻文采要排到最后。
文章如美人。
时下很流行一句话，叫美人在骨不在皮。
不对。
美人在骨，也在皮，更在智慧气度。
文章亦然。有了逻辑，文气贯通，骨骼就立了起来;辞藻如肌肤，《硕人》夸赞美人，用“肤如凝脂”来作比，在视觉效果上，皮肤光滑亮泽，比粗糙暗淡要好得多。辞藻是美文的敲门砖，一眼看上去，苏轼的文章就是比朱熹的好看十倍不止;而智慧，决定了美人是否有一颗性感的大脑。与人相处的时候就会发现，智慧这件事不是加分项，而是一种最根本的魅力。对，我说的是智慧，而不是聪明。聪明看天赋，智慧却大半要靠后天的修养。
苏轼这篇文章，恰如绝色，神清骨秀，凝脂点漆，吐气如兰。此文一出，横扫文坛，此前此后论晁错者，不能出其右，用杜甫的诗形容，叫“一洗万古凡马空”。
说起晁错，脑中立即想起六个大字：“诛晁错，清君侧。”
晁错是汉代文景之治时期的名臣，师从当时有名的学者，学的是申商刑名之术。文帝虽然不用他的计谋，却觉得他是个人才，就让他去太子那里当个门客。晁错从太子舍人一路做到太子家令，成了太子家当之无愧的大管家。在太子家他有个外号，就是“智囊”。晁错在汉景帝小团体里的地位，基本就相当于智多星吴用在梁山泊的地位。
太子即位，就是汉景帝。景帝非常宠信晁错，总是采纳他的计谋。但是晁错有一个很要命的缺点，不仅性格不讨喜，还仗着自己得权，恃宠而骄。司马迁没有用直笔，而是通过一个小细节来反映晁错的性格——他当内史的时候，内史府建在太庙边上的空地，庙占地较大，他每天要绕一个大弯子去上朝。一般人最多也就早起一点就是了，晁错倒好，直接给人家太庙拆了个口子，每天抄近路上班。
这个事情性质非常严重，不仅仅是破坏公共财产这么简单。试想，如果现在有谁为了上班方便把天安门轰一个口子，那事可就大发了。
当时的丞相申屠嘉早就看晁错不顺眼，就要靠这件事定他的罪，什么罪呢?死罪。
结果晁错耳目灵通，先一步打听到申屠嘉要打小报告，连夜去景帝那里求情，又说自己没破坏太庙，只破坏空地上的外墙，绝无逾越之心。汉景帝也用这个理由回绝了申屠嘉。申屠气得要命，跟长吏说了句载入史册的话：“我就应该先斩后奏，结果让他反将一军，真是大失误!(吾当先斩以闻，乃先请，为儿所卖，固误。)”这个事情搞得申屠丞相大喜复大怒，心情太过反复，引发病疾，不久就去世了。
晁错主张削诸侯，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太心急，步伐迈得太大，诸侯哗然，吴王刘濞早有反意，推波助澜，以“清君侧”为名的七王之乱就此展开。
这看起来是一个死局。历史上诸多文人读了晁错的故事，往往兔死狐悲——班固对晁错的评价是这样的：“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从此以后，忠臣为国，反为之亡身的悲剧命题就成了晁错的盖棺定论。直到唐朝，吴筠、杜牧、白居易写诗，还是在阐述这个观点。
直到苏轼掀了这定论的棺材板。
文人笔如刀，真是不假。
苏轼如何以一篇《晁错论》，撬动自古以来的定评呢?
那就是逆向思维。更准确的说，是逆向破局思维。
先前文人为《汉书》及先贤的评价所囿，总是顺着这个评价去思考，或大发为臣不易之感慨，以为伴君如伴虎，不可不慎;或阐发避世全身之见，《抱朴子》多次引用晁错之事，就是为了宣扬“知止不辱”的观点。
苏轼不这样想。苏轼先将自己放到了晁错的位置去思考——一步步逆推，看看自己能从哪一步破局。
他认为，晁错最大的失误就是虽然预料到削藩的必要性，却没能看清全局形式，骤然行事，彼强我弱，激起大乱。
但纵使七王之乱举起“诛晁错”的大旗，晁错就一定要死吗?
苏轼以为不然。在他看来，真正导致晁错身披刀斧的原因，不是袁盎，也不完全因为智谋不足，而是因为“欲使天子自将而己居守”，想要自保的心态。他认为，若晁错能“身任其危，日夜淬砺，东向而待之”，即便有一百个袁盎，也离间不了他和景帝。
也就从这一个细节，苏轼断定，晁错是“苟以求名”之辈。
但是这并不是苏轼论点的终结，而只是一个发端。
他由此生发感慨，想到改革者面对的压力，对政治家提出了非常高的道德要求：
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则无务为自全之计。
想要救世，就要忘身。
想要推行自己的道，推动历史的进程，想要为国为民做事，就要做好为道殉身的准备。
为什么苏轼历经多难，一直没有太多怨愤呢?为何无论在什么样的境地里，哪怕到了海南，他都能为当地做出善政，为民众所感怀呢?
他心中有这种由孟子发端的舍生取义精神。这种精神在他少年时就显露端倪，一直是他思维的底色。
这种志气是很了不起的。
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苏轼对仁人志士的道德要求高于这句话。
惟仁人君子豪杰之士，为能出身为天下犯大难，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强期月之间，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
要当仁人志士，要有为天下犯大难的勇气。唯有此种舍生忘死之勇气，才能在沧海横流之时，勇为中流砥柱，不畏生，不惧死，不怕流言，不生胆怯之心。
难矣哉!
更难的是，在天下治平之时救弊。
天下太平，人人都沉浸在安全无忧的现状中，而危机却如同暗水潜伏，四处横生。苏轼此文，不仅仅针对汉朝，更是对北宋看似歌舞升平的状况感到担忧。
居安思危，是治国之道，也是为人之道。
所以苏轼开篇就振聋发聩，撼人心魄：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
正是出于这种忧患意识，苏轼才写了这篇痛批晁错的文章，立意绝不仅仅在于标新立异，而是有所抒发，借历警世。
金圣叹眼睛毒，一眼看出此文的利弊：
此是先生破身尽见，独存义勇，而乃抒为妙文。后贤且只学其刀刀见血。
——《天下才子必读书》
苏轼是将自己放在晁错的位置上，逆向思考，求破晁错死局、破汉朝大乱之局的义勇之心。但是这个义勇是借批判晁错展开的，后人没有学到苏轼的义勇之心，反而学到了刀刀见血的诛心之论。
这样学苏轼，无异于买椟还珠、本末倒置。不仅没有学到苏轼的义勇之心，也没有学到逆向思维，没有学到破局的意识。
此种刀笔吏之文，读者不可不慎。
私以为，逆境中不妨多读苏轼、韩愈文章。
身为唐宋八大家的两个巅峰，他们身上有许多共同点，最震撼人心的，就是历经艰辛、百折不挠的执着之心。
这种执着，闪耀着生命的光辉。
《周易》的第一卦为什么是乾卦?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是中国人古来一直强调的奋发精神。
而苏轼的破局意识、逆向思维，更是处在进退两难间的应对利器——如何跳出思维惯性去解决问题?如何从纠缠不清的讨论中寻找更高的站位，以压倒性的结论取得成功?
这不仅是苏轼的为文之道，更是他的为官之道——他在徐州抗洪、钱塘治井、密州治盗的举措，都显现了这种逆向破局的能力。
如何学习这种能力呢?不妨先从心态的改变做起。不妨先从抱怨苦恼中解脱，找回本心里的一股勇悍之气——
萨克雷早就说过一句被引用滥了的话：
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对它笑，他也对你笑。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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