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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自然” 与西方“自然法”的比较

2016-06-08 14:41:38来源:人学研究网 责编:未优士 已浏览人数:
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指客观的自然界 ,更不是指自然界的普遍法则 ,而是指自然而然 ,不假人为而自成的意思。强调 “道法自然”。

1. 法自然与自然法

一般认为 ,西方法文化以自然法思想为主流 ,它从现实世界之外 ,从宇宙的普遍法则中推导出一个充满理性精神的自然法 ,从而虚构出自然法与实在法的二元对立 ,呈现出典型的形而上学思维;中国传统法文化以儒家法律思想为底蕴 ,儒家关注的是现实世界 ,它所推崇的礼是奠基于家庭血缘基础上的人伦理性 ,它不假外求 ,并不为礼寻求某种外在的理性力量的支持 ,形而上学思维几乎一片空白。因此 ,有无形而上学思维就成了中西传统法文化的实质性差异。这种观点的偏颇之处在于它忽视了道家法律思想 ,尤其是 《老子》 的 “法自然” 观对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深刻影响。 《老子》 主张以道统法 ,强调 “道法自然”,提出了中国古代最早的自然主义法律观 ,其中贯穿着明显的形而上学思维。儒家思想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 ,不断地从这种思维方式中汲取营养 ,从而使传统法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形而上学的色彩。可以说 , 《老子》 的 “法自然” 思想乃是沟通中西传统法文化的一座桥梁 ,因此 ,不能把中西法文化的差异归结为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有无。

《老子》 的法自然” 观中所包含的思辩的思维 ,与西方古代自然法的思维方式极为相似。黑格尔曾说:“老子却说到了某种普遍的东西 ,也有点像我们在西方哲学开始时那样的情形。” 如前所述 ,这种思维方式渗透到自汉至宋明的儒家法律思想中,中国传统法文化因之而具有了形而上学的思维。但是,在道家 “法自然”观影响下形成的中国式的法律二元论与西方自然法思想之间的分野是客观存在的,它们才是中西法文化的实质性差异所在。

第一,中国式的法律二元论缺乏理性基础。

《老子》所说的“自然”不是指客观的自然界 ,更不是指自然界的普遍法则 ,而是指自然而然 ,不假人为而自成的意思。强调 “道法自然”,实际上是主张听从事物自由发展而不加任何限制和干涉 ,具体言之 ,就是 “无为” 。现实礼法是“失道”的表现,它从根本上缺乏存在的基础。儒家学者将 《老子》的 “法自然” 转化成 “顺天意” 、 “循天理”,从而为现实礼法设定了存在的基础 ,但这个基础不是人类的理性精神 ,也不是客观的正义准则。因为儒家的 “天意” 和 “天理” 只是神圣化了的封建伦理道德观念 ,其核心是天子的至上权威。而西方自然法学家则将实在法牢牢奠基于理性基础之上 ,他们所说的自然法是指来源于宇宙运行中所遵循的普遍法则 ,实际上是 “理性” 的代名词。主张实在法顺应自然法 ,就是倡导法律要反映人类的理性精神 ,体现正义的要求。柏拉图明确将道德正义解释成个人和国家的最高美德 ,认为法律必须是道德正义的体现 ,是 “表明什么是公正的天然定义的最好办法。” 亚里士多德继承了这种思想 ,认为城邦以正义为原则 ,由这种正义衍生出法律 ,以判断人间的是非曲直。西塞罗则说: “法就是最高的理性 ,并且它固植于支配应该做的行为和禁止不应该做的行为的自然之中。法是一种自然的权力 ,是理智的人的精神和理性 ,是衡量正义和非正义的标准。” 在自然法思想以后的发展过程中 ,要求法律顺应理性和正义要求的呼声始终延绵不绝。

第二 ,中国式的法律二元论缺乏评断实在法优劣的标准。 《老子》 的 “法自然”矛头所向是现实的礼法制度 ,但遗憾的是 ,它并不是将 “自然之道” 置于现实礼法之上 ,借以批判现实礼法的局限性 ,而是从根本上否认现实礼法存在的合理性 ,走上了法律虚无主义道路。儒家学者虽将 “天意”、“天理” 置于现实礼法之上 ,但其关于天人关系的基本主张是 “天人合一”,违心地认定君主自然会遵循 “天意” 、 “天理” 的要求制定法律 ,法律作为 “人道” 始终是与 “天道” 相通相应的。显而易见 ,其本意绝非用 “天道” 批判现实礼法 ,而是用 “天道” 美化现实礼法。而西方自然法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批判实在法的力量而出现的。自然法学家坚定地认为 ,在自然法和实在法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对立关系 ,依中国的语言来表达 ,叫做 “天人分离” 。自然法总是良法 ,总是符合正义的要求;实在法则有良法与恶法之分 ,不一定符合正义的要求。这样 ,自然法就成了衡量实在法善恶的标准。柏拉图看到了 “应然法” 与 “实然法”之间存在的距离 ,认为法律的本质应该是一种善德 ,但现实生活中的法律并不必然地体现出一种道德正义。亚里士多德不仅认为城邦的法律不一定具有正义性 ,而且认为城邦法律的善恶取决于城邦政体的性质 , “符合正宗政体所制订的法律就一定合乎正义 ,而符合于变态或乖戾的政体所制订的法律就不合乎正义。”这种法有善恶之分、 恶法非法的思想 ,正是自然法思想的魅力所在。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 ,启蒙学者用它抨击封建专制法律制度;二战以后,新自然法学派又运用它论证德、 意法西斯法律的非法性 ,把纳粹战犯送上了审判台。

第三,中国式的法律二元论缺乏自由和民主意识。应该说 ,在 《老子》的“唯道是从”、“无为而治”的思想中 ,包含着反对统治者横征暴敛、滥施苛刑的成分,反映了道家主张制约君权、承认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努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民主的呼声。儒家的 “天人合一”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为君主的专制统治作辩护的。尽管董仲舒、丘睿等倡导的 “天谴说,客观上起到了警告君主按照“天意”行事、不可扰民作乱的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制约君权的呼声已明显减弱 ,神化君权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在儒家学者那里 ,天子往往被打扮成“天意”的代表 ,任何人都只能服从,否则就是违背 “天理”。这样 ,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就被“合理”地牺牲了。朱熹干脆将“天理”和“人欲”完全对立起来,宣称“圣人千言万语 ,只是教存天理 ,灭人欲。”这是极端蔑视个人权利的道德说教。受这种思想影响 , “主权在君”被当作天经地义,民主的要求完全被窒息。直至清末 ,围绕立宪而展开的大辩论仍然以 “大权统于朝廷 ,庶政公诸舆论”而告终结。而西方思想家则极力推崇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亚里士多德坚决反对把法律和自由相对立的观点 ,他指出: “法律不应被看作(和自由相对立的)奴役 ,法律毋宁是拯救。” 就是说 ,法律不是对社会的控制 ,对自由的束缚 ,而是对社会的管理 ,对权利的尊重。这种思想被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发扬光大 ,他们宣称自由是人与生俱来的、 不可剥夺的权利 ,为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 ,法律必须对国家权力进行控制 ,以反对个人集权并实现人民民主。——丁以升《道家的“法自然”观及其影响:兼与西方自然法思想比较》中国知网

2.自然法与道

西方自然法的核心内涵是理性 (不管是人的理性还是神的理性),“自然”的本质是基于本性和智力的理性命令。西方的自然法通常被称为理性法。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自然法观念与理性精神始终密不可分:理性精神是自然法的基石,是自然法观念变化和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自然法学家认为人类法的制定,只有以人类理性为最高准则,才是公正的和合理的。

古代中国的自然法缺乏思辨和论证,而充满了内省和体悟,并不涉及理性。它讨论的不是外物,而是内心。在老子看来,道、天、地、 人都是自然存在的,“道”早已为人安排好了人必须接受的一切,人是不需要理性的。自然法认为人定法是对自然法的一种模仿,是自然法在现实社会中的具体反映。老子否定人定法的作用,认为“道”不能通过人定法来达到“道”的要求。道家崇尚“无为”,鼓吹“无为而治”,而西方 “自然法”强调的恰好是“有为”,重视法律的治理。这种不同导致了东西两种文化的分化,一个最终建立了法治文明,另一个则在数千年的封建统治中成了统治阶级愚民的工具。自然法维护正义和自由,是根据自然本性的要求规定的法律。因此,它能够对推动社会历史进步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成为一种稳定的法律意识,是西方法治的有力支撑。道家法自然思想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的工具, 等级特权成为深入人们骨髓之中的观念,使中国成为一个人治的国家, 自由与民主没有成为中国人的固有思想。——梁岩 贾敬鸿《“道” 与自然法思想的比较与研究》中国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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