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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我的自学小史

2016-06-13 14:07:30来源:人学研究网 责编:独履素 已浏览人数: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受用。俗语有“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不中听的。

序 言

我想我的一生正是一自学的极好实例。若将我自幼修学,以至在这某些学问上“无师自通”的经过,叙述出来给青年朋友,未始无益。于是着手来写《我的自学小史》。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受用。

俗语有“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一句话,便是说:随着师傅一板一眼地模仿着唱,不中听的。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家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真不真,全看是不是自己求得的。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自学”这话,并非为少数未得师承的人而说;一切有师傅教导的人,亦都非自学不可。不过比较地说,没有师承者好像“自学”意味更多就是了。

像我这样,以一个中学生而后来任大学讲席者,固然多半出于自学。还有我们所熟识的大学教授,虽受过大学专门教育,而以兴趣转移及机缘凑巧,却不在其所学本行上发挥,偏喜任教其他学科者,多有其人;当然亦都是出于自学。即便是大多数始终不离其本学门的学者,

亦没有人只守着当初学来那一些,而不是得力于自己进修的。我们相信,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都是出于自学。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青年于此,不可不勉。

此外我愿指出的是,我虽自幼不断地学习以至于今,然却不着重在书册上,而宁在我所处时代环境一切见闻。我还不是为学问而学问者,而大抵为了解决生活中亲切实际的问题而求知。因此在我的自学小史上,正映出了五十年来之社会变动、时代问题。倘若以我的自述为中心线索,而写出中国最近五十年变迁,可能是很生动亲切的一部好史料。现在当然不是这样写,但仍然可以让青年朋友得知许多过去事实,而了然于今天他所处社会的一些背景。

一、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

距今五十年前,我生于北京。那是清光绪十九年癸巳,西历1893年,亦即甲午中日大战前一年。甲午之战是中国近百年史中最大关节,所有种种剧烈变动皆由此起来。而我的大半生,恰好是从那一次中日大战到这一次中日大战度过的。

我家原是桂林城内人。但从祖父离开桂林,父亲和我们一辈便都生长在北京了。母亲亦是生在北方的;而外祖张家则是云南大理人,自从外祖父离开云南后,没有回去过。祖母又是贵州毕节刘家的。在中国说:南方人和北方人不论气质上或习俗上都颇有些不同的。因此,由南方人来看我们,则每当成我们是北方人;而在当地北方人看我们,又以为是来自南方的了。我一家人,兼有南北两种气息,而富于一种中间性。

从种族血统上说,我们本是元朝宗室。中间经过明清两代五百余年,不但旁人不晓得我们是蒙古族,即便自家不由谱系上查明亦不晓得了。在几百年和汉族婚姻之后的我们,融合不同的两种血统,似亦具一中间性。

从社会阶级成分上说,曾祖、祖父、父亲三代都是从前所谓举人或进士出身而做官的。外祖父亦是进士而做官的。祖母、母亲都读过不少书,能为诗文。这是所谓“书香人家”或“世宦之家”。但曾祖父做外官(对京官而言)卸任,无钱而有债。祖父来还债,债未清而身故。那时我父亲只七八岁,靠祖母开蒙馆教几个小学生度日,真是寒苦之极。父亲稍长到十九岁,便在“义学”中教书,依然寒苦生活,世宦习气于此打落干净;市井琐碎,民间疾苦,倒亲身尝历的;四十岁方入仕途,又总未得意,景况没有舒展过。因此在生活习惯上意识上,并未曾将我们后辈限于某一阶级中。

父母生我们兄妹四人。我有一个大哥,两个妹妹。大哥留学日本明治大学商科毕业。两妹亦于清朝最末一年毕业于“京师女子初级师范学堂”。我们的教育费,常常是变卖母亲妆奁而支付的。

像这样一个多方面荟萃交融的家庭,住居于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自无偏僻固陋之患,又遭逢这样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见闻既多,是很便于自学的。

二、我的父亲

遂成我之自学的,完全是我父亲。所以必要叙明我父亲之为人和他对我的教育。

吾父是一秉性笃实的人,而不是一天资高明的人。他做学问没有过人的才思;他做事情更不以才略见长。他与母亲一样天生的忠厚;只他用心周匝细密,又磨炼于寒苦生活之中,好像比别人能干许多。他心里相当精明,但很少见之于行事。他最不可及处,是意趣超俗,不肯随俗流转,而有一腔热肠,一身侠骨。

因其非天资高明的人,所以思想不超脱。因其秉性笃实而用心精细,所以遇事认真。因为有豪侠气,所以行为只是端正,而并不拘谨。他最看重事功,而不免忽视学问。前人所说“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不被其泽”的话,正好点出我父一副心肝。——我最初的思想和作人,受父亲影响,亦就是这么一路(尚侠、认真、不超脱)。

父亲对我完全是宽放的。小时候,只记得大哥挨过打,这亦是很少的事。我则在整个记忆中,一次亦没有过。但我似乎并不是不“该打”的孩子。我是既呆笨,又执拗的。他亦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我们。我受父亲影响,并不是受了许多教训,而毋宁说是受一些暗示。我在父亲面前,完全不感到一种精神上的压迫。他从未以端凝严肃的神气对儿童或少年人。我很早入学堂,所以亦没有从父亲受读。

十岁前后(七八岁至十二三岁)所受父亲的教育,大多是下列三项:一是讲戏,父亲平日喜看京戏,即以戏中故事情节讲给儿女听。一是携同出街,购买日用品,或办一些零碎事;其意盖在练习经理事物,懂得社会人情。一是关于卫生或其他的许多嘱咐;总要儿童知道如何照料自己身体。例如: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光线不足,不要看书。诸如此类之嘱告或指点,极其多,并且随时随地不放松。

还记得九岁时,有一次我自己积蓄的一小串钱(那时所用铜钱有小孔,例以麻线贯串之),忽然不见。各处寻问,并向人吵闹,终不可得。隔一天,父亲于庭前桃树枝上发现之,心知是我自家遗忘,并不责斥,亦不喊我来看。他却在纸条上写了一段文字,大略说: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云云。

写后交与我看,亦不做声。我看了,马上省悟跑去一探即得,不禁自怀惭意。——即此事亦见先父所给我教育之一斑。

到十四岁以后,我胸中渐渐自有思想见解,或发于言论,或见之行事。先父认为好的,便明示或暗示鼓励,他不同意的,让我晓得他不同意而止,却从不干涉。十七八九岁时,有些关系颇大之事,他仍然不加干涉,而听我去。就在他不干涉之中,成就了我的自学。那些事例,待后面即可叙述到。

三、一个瘠弱而又呆笨的孩子

我自幼瘠瘦多病,气力微弱;未到天寒,手足已然不温。亲长皆觉得,此儿怕不会长命的。五六岁时,每患头晕目眩,一时天旋地转,坐立不稳,必须安卧始得;七八岁后,虽亦跳掷玩耍,总不如人家活泼勇健。在小学里读书,一次盘杠子跌下地来,用药方才复苏,以后更不敢轻试。在中学时,常常看着同学打球踢球,而不能参加。人家打罢踢罢了,我方敢一个人来试一试。又因为爱用思想,神情颜色皆不像一个少年。同学给我一个外号“小老哥”。——广东人呼小孩原如此的;但北京人说来,则是嘲笑话了。

却不料后来,年纪长大,我倒很少生病。三十以后,愈见坚实;寒暖饥饱,不以为意。素食至今满三十年,亦没有什么营养不足问题。每闻朋友同侪或患遗精,或患痔血,或胃病,或脚气病;在我一切都没有。若以体质精力来相较,反而为朋辈所不及。久别之友,十几年以至二十几年不相见者,每都说我现在还同以前一个样子,不见改变,因而人多称赞我有修养。其实,我亦不知道我有什么修养。不过平生嗜欲最淡,一切无所好。同时,在生活习惯上,比较旁人多自知注意一点罢了。

小时候,我不但瘠弱,并且很呆笨的。约莫六岁了,自己还不会穿裤子。因裤上有带条,要从背后系引到前面来,打一结扣,而我不会。一次早起,母亲隔屋喊我,为何还不起床。我大声气愤地说:妹妹不给我穿裤子呀!招引得家里人都笑了。原来天天要妹妹替我打这结扣才行。

十岁前后,在小学里的课业成绩,比一些同学都较差。虽不是极劣,总是中等以下。到十四岁入中学,我的智力乃见发达,课业成绩间有在前三名者。大体说来,我只是平常资质,没有过人之才。在学校时,不算特别勤学;出学校后,亦未用过苦功。只平素心理上,自己总有对自己的一种要求,不肯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

四、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

我于六岁开始读书,是经一位孟老师在家里教的。那时课儿童,入手多是《三字经》、《百家姓》,取其容易上口成诵。接着就要读四书五经了。我在《三字经》之后,即读《地球韵言》,而没有读四书。《地球韵言》一书,现在恐已无处可寻得。内容多是一些欧罗巴、亚细亚、太平洋、大西洋之类;作于何人,我亦记不得了。

说起来好似一件奇特事,就是我对于四书五经至今没有诵读过,只看过而已。这在同我一般年纪的人是很少的。不读四书,而读《地球韵言》,当然是出于我父亲的意思。他是距今四十五年前,不主张儿童读经的人。这在当时自是一破例的事。为何能如此呢?大约由父亲平

素关心国家大局,而中国当那些年间恰是外侮日逼。例如:

清咸丰十年(西历1860年)英法联军陷天津,清帝避走热河。

清光绪十年(西历1884年)中法之战,安南(今越南)被法国占去。

又光绪十二年(西历1886年)缅甸被英国侵占。

又光绪二十年(西历1894年)中日之战,朝鲜被日本占去。

又光绪二十一年(西历1895年)台湾割让给日本。

又光绪二十三年(西历1897年)德国占胶州湾(青岛)。

又光绪二十四年(西历1898年)俄国强索旅顺、大连。

在这一串事实之下,父亲心里激动很大。因此他很早倾向变法维新。在他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

1920年善后任教于北大时留影。

却有一种为清流所鄙,正人所斥,洋务西学新出各书,断不可以不看。盖天下无久而不变之局,我只力求实事,不能避人讥讪也。(光绪十年四月初六日日记,论读书次第缓急)

到光绪二十四年,就是我开蒙读书这一年,正赶上光绪帝变法维新。停科举,废八股,皆他所极端赞成;不必读四书,似基于此。只惜当时北京尚无学校可入。而《地球韵言》则是便于儿童上口成诵,四字一句的韵文,其中略说世界大势,就认为很合用了。

次年我七岁,北京第一个“洋学堂”(当时市井人都如此称呼)出现,父亲便命我入学。这是一位福建陈先生创办的,名曰“中西小学堂”。现在看来,这名称似乎好笑。大约当时系因其既念中文,又念英文之故。可惜我从那幼小时便习英文而到现在亦没有学好。

八岁这一年,英文念不成了。这年闹“义和团”——后来被称为拳匪——专杀信洋教(基督教)或念洋书之人。我们只好将《英文初阶》、《英文进阶》(当时课本)一齐烧毁。后来因激起欧美日本八国联军入北京,清帝避走陕西,历史上称为“庚子之变”。

庚子之变后,新势力又抬头,学堂复兴。九岁,我入“南横街公立小学堂”读书。十岁,改入“蒙养学堂”,读到十一岁。十二岁十三岁,又改在家里读书,是联合几家亲戚的儿童,请一位奉天刘先生(讷)教的。十三岁下半年到十四岁上半年,又进入“江苏小学堂”——这是江苏旅居北京同乡会所办。

因此,我在小学时代前后经过两度家塾四个小学。这种求学得不到安稳顺序前进,是与当时社会之不安、学制之无定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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