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八岁发蒙起，即使是在行军、作战中间，也不能两天三天不打开书本的。但一直到四十七八岁，也可以说不曾读过一部书，不曾读通一本书。因为我的读书生活是这样的矛盾，所以写出来或者可以作许多有志青年的前车之鉴。
我不断的读书，是来自对书的兴趣。但现在我了解，兴趣不加上一个目的，是不会有收获的。读了四十多年的书，当然涉猎的范围也相当的广泛。但我现在知道，不彻底读通并读熟几部大部头的古典，仅靠泛观博览，在学问上是不会立下根基的。这即是我在回忆中所得的经验教训。
我父亲的一生，是过一生没有考到一个功名的人。我父亲要我读书的目的，便是希望我能考功名。这一点曾不断引起我的反感，也大大的影响了我童年的教育。一发蒙，即是新旧并进。所谓“新”，是读教科书，从第一册读起，读到第八册。再接着便是“论说模范”，接着就读“闱墨”。所谓闱墨，是把考举人、进士考得很好的文章印了出来的一种东西。在这上面，我记得还读过谭延闿的文章。所谓旧的，是从《论语》起，读完了《四书》便是《五经》;此外是《东莱博议》《古文笔法百篇》《古文观止》《纲鉴易知录》，后来又换上《御批通鉴辑览》。除《易知录》和《辑览》外，都是要背诵，背诵后还要复讲一遍的。
上面新旧两系统的功课，到十三岁大体上告一段落。这中间，我非常喜欢读诗，但父亲不准读。因为当时科举虽然早废了，但父亲似乎还以为会恢复的。而最后的科举，是只考策论，并不考诗赋。有一次，我从书柜里找出一部套色版的《聊斋志异》，正看得律津有味的时候，被父亲发见了，连书都扯了烧掉。等到进了高等小学，脱离了父亲的掌握，便把三年宝贵的时间，整整的在看旧小说中花掉了。这也可以说是情绪上的反动。
十五岁进了武昌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还是那样的糊涂。当时我们的国文程度，比现在大学中文系学生的国文程度，大概高明得很多。尤其是讲授我们国文的，是一位安陆的陈仲甫先生，对桐城派文章的功力很深，讲得也非常好。改作文的是武昌李希哲先生。他的学问是立足于周秦诸子，并且造诣也很高。他出的作文题目，都富有学术上的启发性。两星期作一次文，星期六下午出题，下星期一变卷，让学生有充分的构思时间。他发作文时，总是按好坏的次序发。当时我对旁的功课无所谓，独对作文非常认真，并且对自己的能力也非常自负。但每一次都是发在倒二三名，心里觉得这位李先生大概没有看懂我的文章;等到把旁人的文章看过，又确实比我做得好，这到底是什么道理?好多次偷流着眼泪，总是想不通。有一次，在一位同学桌子上看见一部《荀子》，打开一看，原来过去所读的教科书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一段话就出在这里，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便借去一口气看完，觉得很有意思;并且由此知道所谓“先秦诸子”，于是新开辟了一个读书的天地，日以继夜的看子书。因为对《庄子》的兴趣特别高，而又不容易懂，所以在图书馆里同时借五六种注本对照看。等到诸子看完后，对其他书籍的选择，也自然和以前不同。有过去觉得好的，此时觉得一钱不值;许多过去不感兴趣的，此时却特别感到兴趣。此后不太注意作文而只注意看书，尤其是以看旧小说的心情来看梁任公、梁漱溟和王星拱(好像是讲科学方法)，及胡适们有关学术方面的著作。到了第三学年，李先生有一次发作文，突然把我的文章发第一;自后便常常是第一第二。并且知道刘凤章校长和几位老先生，开始在背后夸奖我。我才慢慢知道，文章的好坏，不仅仅是靠开阖跌宕的那一套技巧，而是要有内容，就一般的文章说，有思想才有内容;而思想是要在有价值的古典中妊育启发出来，并且要在时代的气氛中开花结果。我对于旧文章的一套腔调，大概在十二三岁时已经有了一点谱子;但回想起来，它对于我恐怕害多于利。
我对于线装书的一点常识，是五年师范学生时代得来的。以后虽然住了三年国学馆，但此时已失掉了读书时的新鲜感觉，所以进益并不多。可是奇怪的是，在这一段相当长的读书期间，第一，一直到民国十五年十一月底为止，可以说根本没有看过当时政治性的东西，所以对于什么主义、什么党派，完全没有一点印象。我之开始和政治思想发生关涉，是民国十五年十二月陶子钦先生当旅长，驻军黄陂，我在一个营部当书记的时候，他问我看过《孙文学说》《三民主义》没有?我说不曾;他当时觉得很奇怪，便随手送我一部《三民主义》，要我看，这才与政治思想结了缘。第二，我当时虽然读了不少的线装书，但回想起来，并没有得到做学问的门径。这是因为当时虽然有好几位老先生对我很好，但在做学问方面，并没有一位先生切实指导过我。再加以我自己任天而动的性格，在读书时，并没有一定要达到的目的，也没有一个方向和立足点，等于一个流浪的人，钱到手就花掉，纵然经手的钱不少，但到头还是两手空空。
从民国十六年起，开始由孙中山先生而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唯物论等等。以后到日本，不是这一方面的书便看不起劲，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时候，组织了一个“群不读书会”，专门看这类的书，大约一直到德波林被清算为止。其中包括了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等。连日译的“在马克思主义之旗下”的苏联刊物，也一期不漏的买来看。回国后在军队服务，对于这一套，虽然口里不说，笔下不写，但一直到民国二十九年前后，它实在填补了我从青年到壮年的一段精神上的空虚。大概从民国三十一年到三十七年，我以“由救国民党来救中国”的呆想，接替了过去马恩主义在我精神中所占的位置。从日本回国后，在十多年的宝贵时间中，为了好强的心理，读了不少与军事业务有关的书籍。这中间，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十分怅惘的，即是民国三十一年军令部派我到延安当联络参谋，住在窑洞里的半年时间，读通了克劳塞维兹所著的《战争论》，但又从此把它放弃了。这部书，若不了解欧洲近代的七年战争及法国从革命到拿破仑的战争，以及当时德国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哲学背景.是不可能完全了解它的。在延安读这部书，是我的第三次。这一次偶然了解到它是通过那一种思考的历程来形成此一著作的结构，及得出他的结论;因而才真正相信他不是告诉我们以战争的某些公式，而是教给我们以理解、把握战争的一种方法。凡是伟大的著作，几乎都在告诉读者以一种达到结论的方法，因而给读者以思想的训练。我看了这部书后，再回头来看杨杰们所说的，真是“小儿强作解事语”。当时我已写了不少的笔记，本来预定回重庆后写成一书的;但因循怠忽，兴趣转移，使我十多年在军事学上的努力，竟没有拿出一点贡献，真是恨事。但由此也可知道对每一门学问，若没有抓住最基本的东西，一生总是门外汉。
我决心扣学问之门的勇气，是启发自熊十力先生。对中国文化，从二十年的厌弃心理中转变过来，因面多有一点认识，也是得自熊先生的启示。第一次我穿军服到北碚金刚碑勉仁书院看他时，请教应该读什么书。他老先生教我读王船山的《读通鉴论》，我说那早年已经读过了，他以不高兴的神气说：“你并没有读懂，应当再读。”过了些时候再去见他，说《读通鉴论》已经读完了。他问：“有点什么心得?”于是我接二连三的说出我的许多不同意的地方。他老先生未听完便怒声斥骂说：“你这个东西，怎么会读得进书!任何书的内容，都是有好的地方，也有坏的地方。你为什么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却专门去挑坏的;这样读书，就是读了百部千部，你会受到书的什么益处?读书是要先看出他的好处，再批评他的坏处，这才像吃东西一样，经过消化而摄取了营养。譬如《读通鉴论》，某一段该是多么有意义，又如某一段理解是如何深刻;你记得吗?你懂得吗?你这样读书，真太没有出息!”这一骂，骂得我这个陆军少将目瞪口呆。脑筋里乱转着，原来这位先生骂人骂得这样凶!原来他读书读得这样熟!原来读书是要先读出每一部的意义!这对于我是起死回生的一骂。恐怕对于一切聪明自负但并没有走进学问之门的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是起死同生的一骂!近年来，我每遇见觉得没有什么书值得去读的人，便知道一定是以小聪明耽误一生的人。以后同熊先生在一起，每谈到某一文化问题时，他老人家听了我的意见以后，总是带劝带骂的说，“你这东西，这种浮薄的看法，难道说我不曾想到?但是……这如何说得通呢?再进一层。又可以这样的想，……但这也说不通。经过几个层次的分析后，所以才得出这样的结论。”受到他老先生不断的锤炼，才逐渐使我从个人的浮浅中挣扎出来，也不让自己被浮浅的风气淹没下去，慢慢感到精神上总要追求一个什么。为了要追求一个什么而打开书本了，这和漫无目标的读书，在效果上便完全是两样。
自卅八年与现实政治远缘以后，事实上也只有读书之一法。我原来的计划，要在思考力尚锐的时候，用全部时间去读西方有关哲学这一方面的书，抽一部分时间读政治这一方面的，预定到六十岁左右才回头来读线装书。但此一计划因为教书的关系而不能不中途改变，不过在可能范围以内，我还是要读与功课有关的西方著作。譬如我为了教《文心雕龙》，便看了三千多页的西方文学理论的书。为了教《史记》，我便把兰克、克罗齐及马伊勒克们的历史理论乃至卡西勒们的综合叙述弄一个头绪，并都做一番摘抄工作。因为中国的文学、史学，在什么地方站得住脚，在什么地方有问题，是要在大的较量之下才能开口的。我若不是先把西方伦理思想史这一类的东西摘抄过三十多万字，我便不能了解朱元晦和陆象山，我便不能写《象山学述》。因此，我常劝东海大学中文系的学生，一定要把英文学好。
当我看哲学书籍的时候，有好几位朋友笑我：“难道说你能当一个哲学家吗?”不错，我不能，也不想。但我有我的道理：第一，我要了解西方文化中有哪些基本问题，及他们努力求得解答的经路。因为这和中国文化问题，常常在无形中成一显明的对照。第二，西方的哲学著作，在结论上多感到贫乏，但在批判他人、分析现象和事实时，则极尽深锐条理之能事。人的头脑，好比一把刀。看这类的书，好比一把刀在极细腻的砥石上磨洗。在这一方面的努力，我没有收到正面的效果，即是我没有成为一个哲学家。但却获到了侧面的效果：首先，每遇见自己觉得是学术权威、拿西化来压人的先生们时，我一听便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是假内行，回头来翻翻有关的书籍，更证明他是假内行(例如胡适之先生)。虽然因此而得罪了不少有地位的人，使自己更陷于孤立，但这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许多人受了这种假内行的唬吓，而害得一生走错了路，甚至不敢走路，耽搁了一生的光阴、精力。其次，我这几年读书，似乎比一般人细密一点、深刻一点，在常见的材料中，颇能发现为过去的人所忽略但并非不重要的问题，也许是因为我这付像铅刀样的头脑，在砥石上多受了一点磨洗。
在浪费了无数精力以后，对于读书，我也慢慢的摸出了一点自己的门径。第一，十年以来，决不读第二流以下的书。非万不得已，也不读与自己的研究无关的书。随便在哪一部门里，总有些不知不觉的被人推为第一流的学者或第一流的书。这类的书，常常部头较大、内容较深，当然有时也有例外的。看惯了小册子或教科书这类的东西，要再向上追进一步时，因为已经横亘了许多庸俗浅薄之见，反觉得特别困难;并且常常等于乡下女人，戴满许多镀金的铜镯子，自以为华贵，其实一钱不值，倒不如戴一只真金的小戒指，还算得一点积蓄。这就是情愿少读，但必须读第一流著作的道理。我从前对鲁迅的东西，对河上肇的东西，片纸只字必读;并读了好几本厚的经济学的书;中间又读了不少的军事著作;一直到民国四十一年还把日译拉斯基的著作共四种，拿它摘抄一遍。但这些因为与我现时的研究无关，所以都等于浪费。我一生的精力，像这样的浪费太多了。垂老之年，希望不再有这种浪费。第二，读中国的古典或研究中国古典中的某一问题时，我一定要把可以收集得到的后人的有关研究，尤其是今人的有关研究，先看一个清楚明白，再细细去读原典。因为我觉得后人的研究，对原典常常有一种指引的作用，且由此可以知道此一方面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准和结果。但若把这种工作代替细读原典的工作，那便一生居人胯下并贻误终身，看了后人的研究再细读原典，这对于原典及后人研究上作的了解和评价容易有把握，并常发现尚有许多工作须要我们去做。这几年来我读若干颇负声名的先生们的文章，都是文采斐然。但一经与原典或原料对勘，便多使人失望。至于专为稿费的东西，顶好是一字不沾。所以我教学生，总是勉励他们力争上游，多读原典。第三，便是读书中的摘抄工作。一部重要的书.常是一面读，一面做记号，记号做完了便摘抄。我不惯于做卡片，卡片可适用于搜集一般的材料，但用到应该精读的古典上，便没有意思。书上许多地方，看的时候以为已经懂得;但一经摘抄，才知道先前并没有懂清楚。所以摘抄工作，实际是读书的水磨工夫。再者年纪老了，记忆力日减，并且全书的内容一下子也抓不住，摘抄一遍可以帮助记忆，并便于提挈全书的内容，汇成为几个重要的观点。这是最笨的工作，但我读一生的书，只有在这几年的笨工作中，才得到一点受用。
其实，正吃东西时，所吃的东西并未发生营养作用，营养作用是发生在吃完后的休息或休闲的时间里面。书的消化，也常在读完后短暂的休闲时间;读过的书，在短暂的休闲时间中，或以新问题的方式，或以像反刍动物样的反刍的方式，若有意若无意的在脑筋里转来转去，这便是所读的书开始在消化了。并且许多疑难问题，常常是在这一刹那之间得到解决的曙光。我十二三岁时，读来易氏，对于所谓卦的错、综、互体、中爻等总弄不清楚，我父亲也弄不清楚。有一天吃午饭，我突然把碗筷子一放：“父，我懂了。”父亲说：“你懂了什么?”我便告诉他如何是卦的错综等等，父亲还不相信，拿起书来一卦卦的对，果然不差。平生这类的经验不少，我想也是任何人所有过的经验。
一个人读了书而脑筋里没有问题，这是书还没有读进去，所以只有落下心来再细细的读，读后脑筋里有了问题，这便是扣开了书的门，所以自然会赶忙的继续努力。我不知道我现在足否走进了学问之门，但脑筋里总有许多问题在压迫我、催促我。支持我的生命的力量，一是我的太太及太太生的四个小孩，一是架上的书籍。现在我 和太太都快老了，小孩子一个一个的都自立了，这一方面的情调快要告一结束。今后只希望经常能保持一个幼稚园的学生的心情，让我再读二十年书;把脑筋里的问题还继续写一点出来，便算勉强向祖宗交了账。
书生感言：熊十力先生之三大弟子，自八十年代大陆新儒家(新儒学)研究兴起以来，逐渐为大陆学子所了解。吾生也晚，中学以前从未接触新儒家之文章，对此毫无感性认识。高中以后虽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但对晚清民国以来所谓“文化保守主义”阵营一无所知。直至大学阶段，种种机缘凑合，使我对近代以来之儒家学者稍有了解，由此知道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张君劢、钱宾四、方东美、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前辈大师。上述诸位前辈学者之中，我最敬佩者首推马一浮先生，在我心里，马先生之为人为学，可跻身古代圣贤之林而毫不愧色。其次则为熊十力、梁漱溟、钱宾四三先生，简单划分，前两位可视为理学家或哲学家，钱先生则为具有理学家情怀之史学家。张、方二先生之学术思想，我因未曾接触，不敢胡乱评述。徐、唐、牟三先生，如今被人称作熊门三大弟子，为新儒家第二代之代表人物(无论广义狭义，新儒家代表人物必有此三位)。徐复观先生在《如何读马浮先生的书》一文中写道：“中国当代有四大儒者，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底精神：一是熊十力先生，一是马一浮先生，一是梁漱溟先生，一是张君劢先生。熊先生规模阔大，马先生义理精纯，梁先生践履笃实;张先生则颇为其党所累，然他将儒家之政治思想落实于近代宪法政治之上，其功为不可没。后起者则有唐君毅、牟宗三两先生：唐先生是属于仁者型的，牟先生则是属于智者型的。这是我年来对我国学术人物的粗浅看法。”有鉴于此，研究者称唐先生为“仁者型的儒者”，又称牟先生为“智者型的儒者”，而徐先生则被称为“勇者型的儒者”。就我所接触之作品而言，三先生确实属于不同之人格范畴(包括学术经历及其特色)。从我个人感觉出发，我于三先生中，最敬佩唐君毅先生，最喜欢徐复观先生，于牟先生则有一点疏离。
备注：徐先生此文成稿于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日，最初刊载于《民主评论》第十四卷第二十二期，其时文中所提四位前辈大儒依然在世，故徐先生称四人为代表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底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