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学术与心术

（作者：钱穆(1895年7月30日—1990年8月30日)，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思想家、教育家，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更有学者谓其为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国学宗师，与吕思勉、陈垣、陈寅恪并称为“史学四大家”。）

(一)

此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不断有一争议，若追溯渊源，亦可谓仍是汉宋之争之变相。一方面高抬考据， 轻视义理。其最先口号，厥为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继之有窄而深的研究之提倡。此派重视专门，并主张为学术而学术。反之者，提倡通学，遂有通才与专家之争。又主明体达用，谓学术将以济世。因此菲薄考据，谓学术最高标帜，乃当属于义理之探究。

此两派，虽不见有坚明之壁垒与分野，而显然有此争议，则事实不可掩。今试平心探究，考据之学，承袭清代经学遗榘，殆为不可厚非。苟成学立说，而不重明据确证，终无以达共是而立于不可破。空言义理，是非之争，势将转为意见与意气，当知意见不即是知识，意气不足为权衡。惟考据乃证定知识之法门，为评判是非之准的。考据之学，又乌可得而菲薄之?

抑且学问广博，如大海不见其涯涘，人之才性既殊，聪明有限，又兼年力短促，材料搜集，亦多限制。若求兼通博涉，此非尽人可期。学术分工，各务专门，其必趋于窄而深之一途，亦情势所难免。

至于学术之于时务，其事可相通而不必尽相合。时事之变，瞬息异状。即以此三四十年言，变化多端，几难回想。若必以追随时变为学的，曲学阿世哗众取宠者勿论，而学术探究，必积年岁，时务需要，迫在当前。其事如夸父与日竞走，心意浅露，程功急促，不仅害学术，亦将害时务。转不如两各分离，使潜心学术，一旦有所成就，转可多方霑溉，宏济时艰。则为学术而学术，其事又何可议?

然学术与时代脱节，事终不美。此数十年来，国内思想潮流乃及一切实务推进，其事乃操纵于报章与杂志期刊，大学讲堂以及研究院，作高深学术探讨者，皆不能有领导思想之力量，并亦无此抱负。转若隐退事外，腾身云雾，一国众群在回惶迷惘之中，惊扰震荡之际，而学术界游心膜外，不仅无所主张建白，抑若此等无足厝意，遂使学者如坚瓠之不可食，此岂社会之所望于学术界者?

而且见树不见林，竞钻牛角尖，能入而不能出。所谓窄而深之研究，既乏一种高瞻远瞩，总揽并包之识度与气魄，为之发踪指示，其窄深所得，往往与世事渺不相关。即在承平之世，已难免玩物丧志之讥，何论时局艰危，思想徨徬无主，群言庞杂，不见有所折衷，而学术界曾不能有所贡献。所谓为学术而学术，以专家绝业自负，以窄而深之研究自期，以考据明确自诩，壁垒清严，门墙峻峭，自成风气，若不食人间烟火。纵谓其心可安，而对世情之期望与责难，要亦无以自解。

夫考据之价值，亦当就其对象而判。清学初兴，最先理论，则曰经学即理学也，又曰：训诂明而后义理明 。其所悬以为考据之对象者，仍在义理。厥后颓波日下，始散而为音韵训诂，降而为校勘辑逸，为饾饤琐破，为烦称博引。而昧失本原，忽忘大体，人人从事于造零件，作螺丝钉，整个机器，乃不知其构造装置与运用。论其考据方法，或操而愈熟，运而益精。然究其所获，则不得不谓愈后而价值愈低。此数十年来，所谓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最先旨义，亦将对中国已有传统历史文化，作澈底之解剖与检查，以求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所悬对象，较之晚明清初，若更博大高深。而惟学无本原，识不周至。盘根错节，置而不问。宏纲巨目，弃而不顾。寻其枝叶，较其铢两，至今不逮五十年，流弊所极，孰为关心于学术之大体，孰为措意于民物之大伦?各据一隅，道术已裂。细碎相逐，乃至互不相通。仅曰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纵谓尽科学方法之能事，纵谓达客观精神之极诣，然无奈其内无邃深之旨义，外乏旁通之塗辙，则为考据而考据，其貌则是，其情已非，亦实有可资非难之疵病也。

(二)

窃谓上述两派之争议，平心论之，亦是各有立场，各有见地，合则两美，分则两损。欲为中国此后学术开新风气，辟新路向，必当兼综上述两趋势，而会通博综，以治之于一罏。而兹事体大，清儒自道咸以下，如阮元陈澧，早有此意，而终无大力负之以趋。因循迄今，时局日艰，而学术堕地且尽。今日而欲从事于此，较之道咸阮陈之时，其艰巨深微，又增万倍。然而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其道又舍此无从。

尝试论之，必先有学问而后有知识，必先有知识而后有理论。学问如下种，理论犹之结实。不经学问而自谓有知识，其知识终不可靠。不先有知识，而自负有理论，其理论终不可恃。不先下种，遽求开花结果，世间宁有此事?此乃学术虚实之辨。而今日学术界大病，则正在于虚而不实。所以陷此大病，亦由时代需要，群求有思想，有理论，俾一时得所领导而向往，思想无出路，成为时代呼声，而学术界无此大力，学术与时代脱节，于是一般新进，多鄙薄学问知识，而高谈思想理论。不悟其思想理论之仅为一人一时之意见，乃不由博深之知识来。其所讲知识，皆浅尝速化，道听途说，左右采获，不由诚笃之学问来。若真求学问，则必遵轨道，重师法，求系统，务专门，而后始可谓之真学问。有真学问，始有真知识，有真知识，始得有真思想与真理论。而从事学问，必下真工夫。沉潜之久，乃不期而上达于不自知。此不可刻日而求，躁心以赴。此一种学风之养成，在今日乃若非易事。

(三)

其次当知，考据仅为从事学问之一方法。学问已入门，遇有疑难，必通考据。然此乃学问有得以后事，非始学入门事。学者自创新解，自标新得，必凭考据资人共信，考据诚所当重。然不当即以考据代学问。

晚近学术界，因尊考据，又盛倡怀疑之说。古人亦言：“尽信书不如无书”，又曰：“学必会疑始有进”。然疑之所起，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学者之始事，在信不在疑。所谓笃信好学是也。信者必具虚心，乃能虚己从人。如治一家思想，首当先虚己心，就其思想为思想，由其门户，沿其蹊径。彼如何思入，如何转出，我则一如其所由入而入，所由出而出。此一家思想之先后深浅，层次曲折，我必虚心，一如彼意而求。迨其表里精粗，无不通透，所谓心知其意。此始于信奉彼一家思想，故悬为学问之对象也。我因学于彼而始得之己，遂知思想当如何运用，又对此一家思想之深细曲折处，皆有真知灼见，此为我之由学问而得知识也。然则即言学问义理思想，岂不仍是实事求是，有考有据，为一种客观之认识乎?

惟为学不当姝姝于一先生之言，彼一家之思想，我已研穷，又循次转治别一家。我之研治别一家，其所抱虚心，亦如研治前一家。不以前一害后一，此之谓博学好问，此之谓广收并蓄。而或两家思想各不同，或相违背，然则谁是而谁非乎?我当谁从而谁违乎?于是于我心始有疑。故疑必先起于信，起于两信而不能决。如此之疑，始谓之好学会疑。故即治思想，亦当知考据。我若笃信一家，述而不作，此亦一种考据也。若兼采两家，折衷异同，会而通之，此亦一种考据也。凡此皆虚心实学之所得。

今之言怀疑者，先抱一不信心，其实对外不信，即是对己自信。故其读书，如踞堂皇而判阶下之囚，其心先不虚，先已高自位置，傲视一切，则如何肯耐心细心向彼学问?学问不深，如何有真训练，真能力，真知识?因此其运思构想，乃不肯承认向来自有成规，其本身思想，精疏矛盾，乃不自晓。其批判各家，一凭己意，高下在心，而实非各家思想真实如此。彼先未有广博明白之知识为其自己所恃理论作后盾。彼之思想与理论，乃未经学问而即臻早熟，彼乃以自信代会疑，以批判代学问。彼以为思想与理论，可以如脱辔之马，不复受驾驭控勒，而可以逞驰骋之自由。以如此之学风，则鄙斥考据，事无足怪。

然有病此之学者，曰：“我知实事求是耳，我知考据而已耳”。一若考据即尽学问之能事。凡遇运思持论，讲求义理，皆目为空洞主观，谓非学问中事。然如此者，其先亦不能虚心学问。书籍只当是一堆材料，已不成为一种学问之对象。一若手中把握有科学方法，即是无上工具，对付此一堆材料，即可成为专门绝业。遂一意于材料中找罅缝，寻破绽，觅间隙，一若凡书尽不足信，苟遇可信处，即是不值学问处，即是无从下工夫处。故其工夫着意处，尽在找前人之罅缝与破绽与间隙。最好是书有不可信，否则觅人间未见书，此所谓未经发现之新材料。因谓必有新材料，始有新学问。此乃以考据代学问，以钻隙觅间寻罅缝找漏洞代求知识。其所求为自己之知识者，在求知别人之罅缝漏洞而止。然此决非由于虚心内不足而始有意从事于学问之正轨。心术已非，而学术随之。遂若一堆材料，一项方法，拈得一题目，证成一破绽，即是大发现，大学问。此其从事学问之本无甚深旨义，其所潜心考据之必无甚大关系，亦不问可知。是安所得谓实事而求是，又安可得谓客观之精神?然则主张学问必重义理，必当通今达用，不当在故纸堆中专务考据，其所讥弹，又何可非?

(四)

故学问必先通晓前人之大体，必当知前人所已知，必先对此门类之知识有宽博成系统之认识。然后可以进而为窄而深之研讨，可以继续发现前人所未知，乃始有事于考据。乃始谓之为学术而学术。如是者，可以守先而待后，学术传统可以不中绝，知识实得可以不失丧。此必先有下学工夫，必先对学问有一种更深更真切之旨义，故能不厌虚心博涉。循而久之，其心中泛起有新问题，此始为值得考据之真问题，而此项问题与考据，切未存心必求其为窄而深，而自见其为窄而深。初未自负于成专家，而终不免其成为一专家。此乃由下学而上达，上达不可期必，我之实下工夫处在学问，我之确有了解处是知识，我之在学问与知识之不断进程中而遇有疑难，于是不得不运用我解决此项疑难之考据与思想。其由考据与思想之所得，则成为一种理论，此种理论，则可以前无古人，然此乃上达以后事，必以待之一时杰出之能者。然苟能真从事于下学，又焉知我之必不为一杰出之能者乎?人一能之，己十之。人百能之，己千之。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而后笃行之。专就学术言，学才著书立说，不问其为思想家，或为考据家，凡其确有创见新得，而发乎其所不得不发，言乎其所不得不言，是亦笃行之事也。

凡人用心，必有所从入。学问非以争奇炫博，非以斗胜而沽名。求以明道，求以济世，博古通今，明体达用，此真学问从入之大道。然循此而入，可以引而愈远，穷而益深，乃不见其涯涘所至。乃贵于自就才性，自限专业，此岂初学存心，即当悬此标的，深闭固拒，而谓莫与易乎?通学在前，专精在后，先其大体，缓其小节，任何一门学问，莫不皆然，此乃学问之常轨正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学问有始条理，有终条理，必金声而玉振之。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今之学者，不论主义理思想，或主考据，莫不诏初学以中人之上。莫不从事于终条理，因此有义理，有考据，而其实则无学问，无知识。筑基不广，单线直上，即其不广之基，初未坚筑，倾陷倒塌，可立而待。苟风气变而学术正，则此两途，本可合辙，故其事若难而并不难。最先当于心术入微处，端其趋向。迨其进入学问，则塗辙不可不正。古今中外，学业成就，与夫成就之大小，胥不由此而判。故最先必诱导学者以虚心真切从事于学问，必督责学者以大体必备之知识。其次始能自运思想，自寻考据，孜孜于为学术而学术，趋向于专门成业之一境。其最后造诣，乃有博大深通，登高四顾，豁然开朗，于专门中发挥出绝大义理，罗列出绝大考据。彼其所得，又且不限于彼之所专业。如是之学，乃为天壤间所不可少，其为为学术而学术乎?其为以学术济时艰乎?到此皆可不论，而此固非初学之所骤企。则曷不为循循善诱，而必先悬举此至高之标的，使人高心空腹，游谈无根，为无本源之夸大乎?

(五)

故论学术，必先及于心术与风气，即此便具绝大义理，经得起绝大考据。学问本自会通，何必自筑垣墙，各相分隔乎?

抑且更有进者，此数十年来，国内学风，崇拜西方之心理，激涨弥已，循至凡及义理，必奉西方为准则。一若中西学术，分疆割席，俨如泾渭之清浊相异，又若薰莸之不同器。治中学者，谨愿自守，若谓中国学术，已无义理可谈，惟堪作考据之资料。其捍而肆者，则恣情谩骂，若谓中学不绝，则西学不流。西学不流，则中国之在天壤间，将绝不可再立足。彼不悟西学言义理，亦复多歧，有古今之别焉，有国族之别焉，有宗派之别焉，有门类之别焉。治西学者，亦当循考据途径。当知一学说，一义理，其兴起而臻于成立，各有传统，各有背景，各有据点，各有立场，复有立说者之个性相异，时代不同。若果细心考据，便知西方言义理，固亦非建诸天地而不悖，推之四海而皆准。何得孤引片言支辞，遽尊为金科玉律。而中国旧有义理，宁无与西方有可以相通处?宁无对本国国情民俗，有其独特妥当融洽处?宁无可以推陈出新，依然当保存而光大处?而治中学者，相戒不敢顾及于此，一意以一堆材料，一项考据为满足。故鄙言义理者，其实则尊西方人义理为莫可违异耳。盛言考据者，其实则蔑视本国传统，仅谓是一堆材料，仅堪寻隙蹈瑕，作为其所谓科学方法者一种试验与练习耳。此种风气，言之尤堪痛心。

今欲矫其偏蔽，则仍当以考据义理并重，中学西学，以平等法，融之一罏。当知言西方义理之说者，亦当守考据家法，才知其所尊某项义理之真边际，真性质。言中学以考据为能事者，亦当先扩大心胸，必知考据之终极，仍当以义理为归宿，始知其所当考据之真意义，与真价值。如此则义理考据，固可相济，而中学西学，亦可相通，又何事乎出主入奴，轩此轾彼，必先立一牢不可破之壁障以自限乎?

本所同人，学问无可自恃，知识无以自信，自创设新亚研究所，每为此事，时相研讨。上之所述，将勉奉以为诏示来学者之方向与准绳。自谓差免门户之见，或有塗辙可遵。至于自所窥寻建白，偶有述作，固未敢谓能将符其所欲赴。惟心向往之，虽不能至，亦曰有意乎此云焉尔。兹值学报创始，姑述其所平素讨论者，以求并世通人之教益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