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的工业化引发的史无前例的环境破坏及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相比，中国学术界的环境问题研究显得过于薄弱。主要身居大城市的农村研究者，“无视”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对于农业和农民所造成的全面的和无所不在的损害，原因在于高度反自然的城市生活已经削弱了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各种人对于自然的感应能力，并难以意识到去关注其中的受害者——农民。
中国30年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同时也带来了大规模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与“地质年代”的时间尺度相比，这一时段的中国生态环境变迁堪称突变。那么中国农村研究领域对于这一“突变”或者说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与中国的农民生存、农业发展和农村社会演变之间的关系，有着怎样的关注和见解呢?
30年间，中国发表的有关农村、农民问题的研究著述称得上浩若烟海。但是，大致说来，在专业的农村问题研究者的著述里，基本上看不到“生态”和“环境”，少有学者注意到生态环境变迁对于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和农村社会的直接而又深远的影响。论及这一问题，不能不首先想到一位已故的代表性人物，他就是对中国的农村研究具有重要引导作用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费孝通。
一
众所周知，从费孝通1936年初次到江苏省吴江县开弦弓村调查而写出著名的《江村经济》，直到他学术生涯的末期，他一生关注的都是中国农村的发展问题。基于早期对中国农村存在的饥饿现象的深刻印象和深切感受，他希望找到中国农民摆脱饥饿和贫困的道路，希望通过农村本身的工业化来达到目的，其中既注重内生的工业化，也提倡“工业下乡”。
用他自己在80寿辰时的感怀而言就是“志在富民”。当1979年复出之后而重新活跃于中国的学术界和政治、社会舞台，其学术活动的实践意识愈发强烈。这也促使他很少写作学术论文，而主要发表随想或随感。
以他所熟悉的吴江为调查基地和中国农村发展动向的望窗口，他密切关注着苏南的乡镇工业取得的成就和经验，以及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希望通过自己的总结来影响执政党的政策制定，并尽力将他所概括的“苏南模式”的经验传播和推广到全国。
如他在1992年7月于香港举行的纪念潘光旦学术讲座会上的发言所述，他确信“中国城乡发展已找到一条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并强调这种发展道路与西方早期工业化历史相对照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但是，随着乡镇企业的迅速扩张，包括吴江在内的整个苏南的环境特别是水环境迅速恶化。当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掀起了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浪潮，从而为苏南乡镇工业的更迅猛的扩张注入强大动力时，太湖流域列入监测范围的近1200公里河流已经有四分之三被污染。吴江盛泽镇的印染工厂排放的废水已经将其镇区的河道染成黑河，并祸及下游的浙江嘉兴的农田和鱼塘，造成严重的污染损失并引发了两地长达十多年的纠纷。
到1996年，吴江和苏南所依凭的太湖，由于污染之严重而被国家列入重点整治的“三河三湖”之列，其“富营养化”导致了周期性的蓝藻爆发，并威胁到周边城市的饮水安全，太湖流域纳入监测范围的1200公里河流中已经完全没有了Ⅰ-Ⅱ类水，而作为“严重污染”标志的Ⅴ类和劣Ⅴ类水质河段占到50%。
江南农村的大部分少年已经失去了可以游泳的地方，除非他们到城市的游泳场馆去花钱“消费”，以至于我们在十年之后去宜兴农村调查时，当地的老人们伤感地说：“30岁以下的年轻人很少会游泳，而我们这些老人都是会游泳的。”
但是，这些关涉苏南农民生存和农村未来发展的核心问题，在费孝通晚年的农村调查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得到反映。考虑到他复出之后几乎每年都要到吴江去视察或调查(其中1996年的访问是第20次访问，也是他1981年之后的第18次访问)，这未免令人惊讶。
不仅如此，在他1996年春天写下的一篇名为《吴江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的短文中，竟然有“面对锦绣似的家乡山水”之类的词句。这不能不令人追问：是什么遮蔽了费孝通的眼睛?
不能认为费孝通对于自己胸臆的抒发属于无视现实的溢美之词，也不应该苛求这位“国家领导人”未能真切地把握江南农村的真实状况和可能走向，以及他所说的中国城乡发展的“自己特色的道路”的长远后果。
七八十岁高龄导致的行动不便，以及相应于他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而来的接待规格和善意性限制，使得他难以像1936年的调查那样，以一个年轻的普通学者的眼光去观察，与当地普通的农民进行缺少干扰的面对面的交谈，了解他们在物质生活迅速改善之后还必须面对的烦恼甚至“疾苦”。
实际上，坐在会议室里听取汇报和座谈，乘着轿车“走马观花”，这种在费孝通的晚期社会调查中占主流的调查方式，使得他的学术目光难以洞穿江南农村被遮蔽了的另一面：路边和村中已经变黑了的河流，以及正在因为复合污染而逐渐染上“毒性”的土地，而这意味着在增长、发展或繁荣的外观下包裹着巨大的隐患。
当然，在同一篇短文中，他也有限地注意到了“水”的问题。在谈到“昨天的努力造就了今天的局面”之后，他轻描淡写地谈到了“问题”：“我首先想到，家乡的先民靠着太湖水、运河水的滋养和利用，才赢得了‘天堂’之誉。水是‘天堂’的本钱。吴江的明天，照样需要我们多注意利用这个本钱，下大力气整治太湖，开发太湖，整治运河，利用运河。”
到了1997年，费孝通在当年5月到浙江湖州参加“环太湖四市社会经济发展论坛”期间，似乎了解到了关于太湖污染的更多信息，并在随后写下了一篇短文《说太湖的水》;而在他于6月第三次访问山东滨州期间，当地的官员也向他反映了黄河水污染所带来的困扰。这被记录到了他的旅行散记中。
但是，从已经整理出来的费孝通的著述来看，他对于环境问题的关注仅此而已。而且这种关注的结果是比较乐观的。比如，当他提及沿太湖各市对与污染的治理问题时写道：“对此，沿湖各市提供了具体数字，令人满意。领导上的重视和各市人大的立法和监督是见效的。”
他并没能够进一步意识到太湖水以及黄河水污染背后的社会机制、社会动力等深层次的问题，“环境”也并没有能够嵌入到他的关于中国农村和中国整体发展的宏大思考之中，并没有成为判定“发展”或发展的代价的一个重要尺度。
在1998年11月提交给某个国际学术研讨会的报告《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问题》一文中，他依然坚信：“从工农关系和城乡关系角度看，现代中国主要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和小城镇，表现出了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工农对立、城乡对立完全不同的面貌，它们在中国的工业和农业之间，城市和乡村之间，发挥着沟通、协调、缩小差别、促进融合的建设性作用。”
无疑，费孝通的这一论断本身包含着对于西方早期工业化历史的深刻反思，也可以说是对一种“发展观”的反思。从早期的乡镇企业所曾经扮演的“以工哺农”的历史角色和小城镇发展的内生性来看，这一结论确实是可以成立的。
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当我们纳入“环境”要素——更确切地说是“回归环境”——便会发现这一论断具有明显的片面性。因为正是在环境这一领域，乡镇企业恰恰自始至终地凸显着“工”与“农”的对立。
而一旦舍弃了“环境”，他的反思也就同样存在着很大的局限。虽然他的学术话语并不像现代中国文豪郭沫若的诗性话语以及开国领袖毛泽东的政治话语那样令人惊奇，但是在评价工业化的“进步”意义时所看到的都是单向度的“进步”这一点上，三者之间具有明显的逻辑同构性。
当然，正如不能苛求诗人郭沫若和政治家兼诗人的毛泽东具有超越时代历史限制的“先见之明”一样，我们也不应该苛求作为学者的费孝通在1980年代乡镇企业刚刚开始、普遍的环境恶化问题尚未浮现之时就具有先见之明。
但是，如果将费孝通还原成他本来的角色——位卓越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中国农村研究者，那么就不能不指出，在中国所处的那样一个大转变的时代，他实际上缺少一种不应该缺少的问题意识：自己密切关注并积极提倡的农村工业化或工业下乡，到底可能或已经产生了什么样的代价?而这些代价又更多地由什么人去承受?
确切地说，每年以20%-30%甚至更高的速度扩张的苏南农村工业，除了带来物质上的富裕之外，对于江南水乡的土地、河流、天空，以及生活于其中的芸芸众生来说，到底在终极意义上意味着什么?其过大的生态环境代价能否避免，或者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
实际上，当我们将费孝通的这种对于环境状况的“无视”与日本的一位著名社会学家福武直加以对比，就更加值得深思。作为二战以后日本农村社会学和整个日本社会学界的领袖人物，福武直自1970年代末开始与费孝通有所交流，并被费引为“海外知己”。
费孝通在1990年写下的《缅怀福武直先生》中自认为与福武直“在立论观点、为学方法上我两人却又何其相近。”但福武直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深度关注日本当时逐渐严重的环境问题，并组成了以他为首、有其多名门生参加的调查团，主持对群马县安中町的冶炼工厂引起的“矿害”问题的调查，并发表了题为《近代矿山与地域社会的展开》的调查报告，揭示了“矿毒”对当地的土地、森林、河流造成的严重破坏，并指出因为缺少有效的治理而成为典型的区域性社会问题。
随后，福武直又主持了对三重县四日市大气污染的调查，其调查研究结果收入了他主编的《地域开发的构想与现实》(1965)三卷本著作中的第三卷。在此基础上，福武直在东京举办了以“公害与地域社会”为题的系列公开讲座，其讲稿形成为1961年出版的《公害》一书。在福武直的影响下，北川隆吉、青井和夫、饭岛伸子等人也先后开始了环境问题的社会学研究，并对日本环境社会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的原因何在?显然不只是由于福武直(以及日本农村社会学)的相对说来更注重实证取向的研究方法所能充分解释。它或许与完整的“社会”无法进入费孝通的视野，而福武直虽然在日本社会学界也拥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但是却没有优厚的政治待遇——因此他是一个自由人，不会为政治所遮蔽——有关。
需要申明的是，如此追问并没有指责这位社会学家“无视现实”的意图。实际上，在目前活跃于中国大陆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当中，也许没有人比这位已故的学术前辈具有更强烈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报国”情怀。
导致他未能关注环境恶化这一工业化的“副产品”的原因，除了前文指出的生理上的限制和政治遮蔽之外，或许也与他过分执着于中国农村的发展或“致富”，并且为现实中快速蔓延的“发展”、“繁荣”而过于兴奋有关。
众所周知，在费孝通的生命历程的最后20多年间，他不仅是中国的学术领袖，也被普遍看作中国的“社会领袖”(1994年在菲律宾获得拉蒙·麦格赛赛“社会领袖奖”)，他在某种程度将自己放到了中国农村发展的引路人的位置，因此他自己也在急切地前行，以至于没有意识或精力停下来沉静地打量打量。
当然，这种类似于心理分析的推断，并不能充分解释费孝通为什么没能够关注农村的生态环境问题。我们应该对他的农村研究的原点进行分析。
在费孝通的研究中，自然、地理、环境虽然是未被抛弃的因素，但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在其早期的《江村经济》中，他简单地描述了“江村”的地理状况，只是将其作为一个背景来看待。
这同欧洲早期的经典社会学家的处理方式相类似，也即将自然当作既定的或不变的因素，而社会、文化是在一个不变的自然环境中生成和演变的。换句话说，并没有将自然、生态及其变迁对于人类社会经济系统的重要影响当作一个社会事实纳入考察的视野。
在他那脍炙人口的《乡土中国》中，他固然较为准确地将“土地”标定为乡土中国的基础和原点，但“土”是农民的“命根”这一判断，依然主要是从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加以理解的，他所强调的是乡土空间=中国基层社会相对于“现代社会”的世代定居性、地方性和非陌生性、血缘和地缘，以及与此相关的被称作“差序格局”的人际交往方式等等，而缺少清晰的自然、生态的维度和内涵。
因此，费孝通笔下的“乡土”并不是完整的乡土。按照美国早期的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在《沙乡年鉴》中的理解，土地是由土壤、水和植物构成的一个生态系统。与城市人相比，植根于土地的农民不仅是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生活者或“消费者”，而且是与在工厂或办公室里“工作”的城市居民不同的田野上的耕作者。
在特定的自然环境而不是人造的钢筋水泥结构的空间中从事劳作的这种职业特点，使得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更直接、全面地依赖于土地这一生态系统，更多地包容在或暴露于自然环境之中。
从而也就既养成了他们对于自然环境的高度感应能力(这种能力在城市居民中已经日渐麻木或丧失)，同时也使他们连同那作为生命生产过程的农业一道，更直接地受到自然地理环境的制约和生态环境变化的影响。
因而，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对于农业和农民所造成的损害也是全面的和无所不在的，这种破坏构成了对于农民的生产、生活和生存世界的系统性破坏。而缺少这种问题意识，必然导致农村研究中的重大缺漏，乃至造成某种不能允许的遮蔽。
费孝通的中国农村研究中“环境”的缺位，可以说是中国农村研究领域存在的普遍现象。以专业性的“核心期刊”《中国农村观察》为例，在其1994～2007年刊发的747篇论文中，涉及农村环境和农业生态问题的论文只有11篇(相关分析后述)。
而在1980年代以来出版的一些较具影响的农村研究著作中，同样没有涉及农村生态和环境问题。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系统调查基础上的个案研究;二是较宏观的有关农村问题的田野考察笔记。
在第一类研究中，通常也有关于研究区域的自然地理状况的介绍，不过这种介绍只是用来标示其研究对象的地理方位，或仅仅作为简单背景，农村的生态和环境并没有纳入考察范围。这当然与作者们的关注重点主要放在政治、经济关系等领域有关，也可能与研究区域在相关时段内并无明显的环境恶化(因此环境也就进入不了作者的视野)有关。
但是，当所研究的村庄存在着明显的环境恶化——比如“中国第一村”华西村的灰蒙蒙的天空，对于环境的无意识或无视就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而当这种缺憾也同样出现在后一类研究中，它就变成了不容忽视的缺陷。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曹锦清撰写的具有较大影响的《黄河边的中国》。在这部涉及河南省的十多个县(包括黄河及淮河流域)的农村调查笔记中，作者敏锐地揭示了乡村社会的诸多经济、政治和文化问题，但却未能注意到“黄河边”以及淮河边的农民因为水环境的恶化而所蒙受的灾难。
这是因为，后一类研究往往涉及中国农村研究的“问题意识”、“国情意识”等方法论层面的问题，其作者往往是一些对中国农村有着深入了解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理解了的学者，他们通常没有染上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看得比中国“社会”的现实形态更加重要的毛病。
而在这样的背景下，当他们所着重论述的“国情”和“国情意识”存在着对于生态环境恶化这一基本事实的无视，就不仅意味着其研究本身的残缺性，而且会因为其拥有的影响而对读者和农村研究的后来者造成误导或遮蔽。
这种缺陷也同时提醒我们，对于主要身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农村研究者来说，要确立农村研究中完整的国情意识并非易事，因为高度反自然的城市生活已经削弱了包括研究者在内的各种人对于自然的感应能力。
而如果研究者对此缺少足够的自省，如果其观念世界或意识结构中缺少“环境”这一维度，那么不论其主观上多么强调和自觉地实践“用脚研究”中国农村，结果都会存在着盲区。而这种盲区自然不能够用单纯的学术分工或学术兴趣之不同去作为托辞。
二
指出农村研究中“环境”的缺失，并不意味着关于农村生态环境的研究在整个学术界是空白的。在有关当代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研究中，“农村生态”和“农村环境”自20世纪80年代起开始受到关注，进入90年代，相关著述明显增加。
对“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的检索显示，1994～2007年间发表的以“农村环境”、“农村生态”为题的文献均在200篇以上。数量较为可观，但稍加浏览则可以发现，其中的大多数属于“现状和对策”之类的数千字短论，缺少深入性和系统性自不待言，甚至有相当一部分可以判定为“稻粱谋”之作。因此并无详加探讨的必要。
而就笔者所见的社会科学领域的那些相对规范的研究而言，大致可以从三个方面予以归纳和分析。
一是有关农村环境污染的社会成因、社会机制和制度背景的探讨;二是揭示环境破坏对于中国农民和农村社会的影响;第三个方面则是围绕农村环境污染引发的冲突和农民抗争问题的研究。
基于篇幅的限制，笔者在此略去对相关研究的具体介绍，而只给出一个总体概括：既有的研究触及了中国农村环境问题的许多核心领域，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迪的洞见。不过，透过这些有限的研究可以发现，既有的研究至少在下述三个方面存在着明显不足。
第一，大多数研究者热衷的是运用既有理论解释现象，或者试图抽象出新的理论和概念，以及对于管理或治理对策等技术层面的探讨。
虽然这种倾向本身并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却因此忽视了对于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状况本体的充分呈现和系统揭示。由于生态环境系统本身的复杂性，对于环境的演变或恶化状况、它的影响的累积性和长期性的较为准确的把握和认识非常重要，一旦越过这一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而急于追求理论贡献或政策建言，必然意味着所得出的结论、提出的主张因为缺少牢固的现实根基而显得苍白干瘪。
第二，现有的研究缺少对于“人”的充分关注。
如果说自然科学领域的研究更多关注的是环境系统本身而非其中的“人”，那么社会科学领域的环境问题研究则既很少关注环境，也很少关注人。也许这样一种倾向与前述第一个问题有关：恰恰是由于对于环境恶化的程度及其危害性认识不足，导致研究者们无从意识到必须关注其中的受害者——那些被逼上生存绝境的小农，去研究他们的受害状况，他们如何抵御、改变或者适应、接受受害的现实，以及导致他们受害的那些明确和模糊的加害者或加害势力。而忽略了对于人本身的研究，也就自然会缺少对环境正义、环境不平等这一核心领域的揭示和探讨。
第三，既有的研究缺少对于中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分层次、分区域的系统研究。
生态与环境总是特定的自然地理和资源禀赋条件下的生态与环境，中国内部区域和流域之间的巨大差异性，以及大致相似的“开发”模式和不同的开发水平，自然会造成不同的区域和流域之间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不同程度，以及民众受害的不同程度。
比如东北地区和西南地区，长江流域和黄淮海流域，相关情形都呈现出并不相同的面向。而对于不同区域和流域的生态环境问题缺少实实在在的本体性关怀，仅仅为了获取资料的便利而采取“信手拈来”的方式将不同的个案集中到一起，用于论述自己的某种观点或发现，自然会影响到整体研究状况的深度、厚度和力度。
或许正是由于上述诸多欠缺，与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中国的工业化引发的史无前例的环境破坏及其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相比，中国学术界的环境问题研究未免显得过于薄弱。
如果说一个大转换、大破坏、大动荡的时代需要史诗般的研究，那么既有的研究成果还远远达不到这种要求。这方面的明显标志是，经过近30年的积累，中国学术界仍然未能呈现一种足以为多个学科必读的环境研究著作。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科学领域关于环境问题的研究的深度、力度及其影响，尚不如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和新闻报道。
导致这种脱节的原因当然也与研究者们缺少宏观的历史意识、切实的探索意愿、综合的研究方法，以及严谨而具有定力的探索功夫有关。
史诗性的研究需要史诗般的意识和胸怀，它意味着要以文明史的眼光去穿透发展主义(以及“代价论”)的迷雾，以求真的精神去冲破现实政治的束缚，以超然的态度去摆脱所属学科的束缚而吸收多学科的研究成果，同时以匠人的气质去对丰富驳杂的资料进行耐心的研磨，以追求对研究对象的全面、系统、深入、细致的刻画和分析。
而在目前这样一个以“流动性”为特征的时代，史诗般的研究所要求的灵魂和基本精神气质，中国学术界并不具备，或者已经丧失。这可能意味着，我们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面临着一种尴尬的局面：随着学术大生产机制的进一步强化，作为追名逐利之手段的“环境研究”将逐渐“繁荣”，而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本身则继续恶化。
人学研究网·乡关何处栏目责编：涯之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