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伟明，方塘智库联合创始人)
我的故乡是一个闽南山村，在福建泉州一个叫感德的小镇以北。村里人以采制铁观音茶叶为主要营生。闽南乡村社会是非常典型的宗族社会，费孝通在《乡土中国》里提到的“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在我们村乃至多数闽南乡村都是鲜明存在的。
每年春节我回到故乡，我自己的感触也会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不同是，过去我们过年都是回归到乡村原来的某种节庆秩序里。但现在，随着出门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村子里的秩序也因应着调整。简单的说，乡村在某些方面在变得洋气起来，但传统的力量仍在，尽管也正发生着变化。
这种传统的乡村社会结构，借助不断外出的人群，被复制到城市地区。乡村里既有的关系网、价值观、传统规则，也被复制到城市里。但这只是硬币的一面，另一面则是，乡村关系中最重要的血缘、地缘关系，以及其所依托的乡村经济，也因此发生着深刻变化，推动着整个乡村社会的大变化。
过去几年，我也去到过广西、云南、四川等地区的乡村走访。我个人感觉，中国的乡村并不是处在某个结果之下，而是处在一种变化的状态当中，乡村的变化一直持续着，当前正是一种过渡的状态。而我们村，我的故乡也是如此。
乡村将向何处去呢?这受制于我们对这种过渡状态的理解，也受制于我们要为此做些什么。
房子和土地
近几年，我每次回家最大的感触是，村子里的房子在快速地生长。城市里在大规模地建商品房，村子里也不停地建自己的房子。在十年前，我们村的房子数量还没有现在的一半。
至少有两个动力支撑着房子数量的增多，一是村子人口的增多，二是村民外出工作后收入再提升。
但是，在春节之外的其它时候，村里的人是比以往少了很多的——这和全国其它村庄一样，就是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出。我们村还没有演变成那种只剩下老人和儿童留守的样子，但平日里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是在外地的。
因而问题来了，这些越来越多的房子盖起来之后，谁在里面住。在一年的时间里，这些房子有多少天是被闲置的。想必有些房子在一年里只有春节时才能被主人使用，平时基本大门紧闭。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农村里盖房子的人，有不少已经在城里买了房产。他们大概算得上比较早拥有第二居所的一群人了。那些在城里已经购置了数百万、上千万产值的房产的人，就更要在老家盖一栋房子了。但将来这个人和他的后代，也都不再可能回到村子里来长期生活。
村子有些房子的建造和装修要花费要六七十万元，这笔钱在县城或市里，也可以买到面积可观的商品房——商品房往往还能涨价。而在村里盖的房子无法出租，也无法在银行抵押，产权也不能转让，简直就是一笔无法变现而且不断贬值的投入。
这么来看，在村里盖房子是不划算的。但其实这房子又是非建不可。因为房子的背后，紧密相连的是身份、土地、财富和公共福利。如果一个成年男子在村子里没有明确属于自己的房子——可以来自祖传，也可以在宅基地上新建，可以兄弟合住，也可自己独有。没有自己的房子是不可想象的，没有人在村子租房子住。在乡村社会里，成年男人必须得有房子，才是一个合格的个体，然后才是一个经济成员。你要在村里建房子，前提是你必须是这个村子的人，所以，这也是个人和集体之间相互确认的一个过程。
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情形：我清楚自己不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回到村子经营茶园，也不大可能在此终老，而我的下一代似乎也注定和村子的生活越离越远了。但哪怕如此，如果在城市里的财务有所盈余，我也应该会和别人一样，回到村子盖一栋房子。大概人们在村子盖好一栋房子，这栋房子那就成为他留在故乡的一个锚，牢固地嵌入故乡的大地深处。
而在城市里买的房子，并不意味着就拥有了城市的福利。尤其是在北上广这样的城市，真正和医疗、子女教育紧密相连的并不是房子，而是户口。所以我更愿意相信，我们那么多人在农村老家“起大厝”，除了少部分人确有炫耀的因素，更多的人确实是给自己和后代留一条在农村的后路。
公路和汽车
房子的外围是要有公路连接的。我这几年开车回家，最大的感受就是公路越来越拥挤。倒不是公路变窄了——其实公路铺了水泥之后，也比以前宽很多了，而是路上的小汽车多起来了。
以汽车的视角，几乎所有的路都太过狭窄，更何况村里的公路。我们镇里其它村情况有更糟的，有个村子是我回家的必经之路。每次我开车路过那里都非常紧张，因为道路被各种占道，有时来往的车迎头相遇，后车又紧紧相随，左右是停放的车辆和穿行的摩托车——那种不得动弹的时刻对司机来说真的太挑战了。
我出行最大的噩梦是我们镇临近的一个叫剑斗镇的地方，那儿有一段位于镇区内的省道，道路两旁挤满了肉菜的摊子。这样一条大货车通行的省道，生生变成了一个肉菜市场。城市里的这种摊贩是被城管追赶的“走鬼”，但在这个跨越省道中的菜市场，则像某种本应如此的存在，那些占道经营的人们似乎也不觉得这条路本来是用来行车的。
公路，在城市和乡村其实基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城市里的道路，是一种公共的空间，虽然也会被私家车或摊贩或占据，但会受到交警、城管的处罚。但在农村，公路更像是私人空间的一种延伸，人们想用就用，理所当然。农村的道路是个公共的停车场，也常用来堆放建筑材料，像沙子、砖头、泥土之类的——似乎也没人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
这种占道的情形，正是乡村社会里的权利观念的正常延伸。在的乡村社会结构里，人们其实就是处在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然后向外扩散的关系网络之中。乡村的河流、山林，也多处在这种观念之中：“我的就是我的，我用不着的才是大家的”。
乡村汽车的逐渐增多，推动着路权意识的逐步建立。而这只是乡村现代化中很小的一部分，有更多的传统的公私权利观念，也将受到冲击。最终，我们或许看到的是，城市文明在乡村传统观念的一种结合。而其中必须有一个清晰的标志，那就是在公私之间有着清晰的边界。
村庙和外出
在公司上班也好，在工厂打工也好，我们村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外出打工。这几年，茶叶不如以前景气，茶农在农闲季节打工的比例也在提升。春节回来村里很热闹，但若是平日里回村里，其实很是冷清。
外出打工的人回来，在村庙里烧香的人尤其多。我家就在村庙附近，父亲说，村庙的历史最远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相当于我们村开山时期。前些年村庙有一次较大的修整，从捐款名单来看，外出的人掏钱是明显更多的，毕竟外出打工的收入也相对较高。
春节期间，我家照旧被来自村庙的鞭炮声笼罩。有亲友来叙话，说话声都被鞭炮声盖住了。最近几年，我自己也会去烧香、放鞭炮，祈求庙里供奉的“元帅公”(相当于开山始祖)保护我在新一年里出行平安、家人健康。
我们都尊信元帅公，如果说，我们村的宗亲有个金字塔顶，那应该就是“元帅公”了，他在庙里接受一代代人的供奉。有时候我也在想，也许“元帅公”最清楚我们村子里发生的变化了。在最早的耕读时期，村民们最渴求的应该是稻谷的丰收，家里人丁兴旺;在后来，有人开始祈求茶叶卖个好价钱，高考有个好成绩;再往后，出门的人越来越多，出入平安、生意兴隆这种祈愿想必也跟着多起来了，搞运输的希望运输生意好，做汽车配件的希望汽车配件卖得好……
过去十来年，我们村在外面工作的人不断增多，其中有很多是在村子某个人在城市落脚后，通过传帮带，逐渐成为颇有规模的一个群体。最典型的是村里竟有上百人在北京卖汽车配件，而这门生意也是起源于村子里某个人赚到钱后，不断带动村子的人外出，顺着地缘和血缘的网络，本村、邻村乃至本镇其它村的人也在京卖汽车配件的人数不断增多。今天在北京东五环某个大型汽配城里，走几步就能见到同镇的老乡。
这种传帮带的情形在潮汕、温州地区也很常见，有些地区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殊的商帮文化。就我们村这么小的群体而言，目前并没有商会来协调外出务工者之间的矛盾，而这些矛盾也很少诉诸于法律，反过来呢，则是希望借助传统的宗族里的道德或规则来进行干预。
起初，这种干预是很有效的，因为宗族里的规则可以延伸到城市里。但很显然，这种干预也越来越难以奏效了，因为随着乡村社会的分化，以及市场规则愈加的复杂化，传统的处理方式应对新的矛盾时必然更加地力有不逮。
传统的力量没有消失，而新的秩序也没有建立。在我们探讨乡村重建尤其是乡村秩序重建时，需要注意到乡村和城市之间所存在的千丝万缕的关联，也要注意到乡村内生力量的起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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