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前院长，教授)
来自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社会活动人士纷纷开始不同程度地“上山下乡”，而一旦新乡村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找到与国家和市场的有机结合点，乡村的衰落有可能逐渐缓解。最近十多年以来，关于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首先，农业、农村、农民问题逐步汇集成了所谓的“三农”问题，甚至在学界形成了以关注“三农”为中心的三农问题学派;其次，过去关注三农问题的多是农业政策以及农业经济社会问题的专家。而现在，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社会大众几乎都在关注和研究“三农”问题，“农”逐渐从“发展”话语迅速“政治化”(我不是说发展不是政治，而是说更加政治化);第三，对“三农”问题的讨论已经不再局限于话语层面的争论，很多来自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社会活动人士纷纷开始不同程度地“上山下乡”，身体力行，践行所谓的“乡村建设”。这些行动往往并不在政府的行动框架里。这一潮流虽不能与民国时期学者与社会贤达的实践相比较，但其意义也不可小觑。
实际上，进入新世纪以来，有关“三农”话语的形成和不断升温虽然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讨论有着很大的关系，但是也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近年来乡村建设的行动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更是形式相似而本质完全不同。新时期的这些乡村话语和行动构成了我称之为的“中国的新乡村主义思潮”。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到上个世纪末，农业作为改革与发展工作的重点，一直处于关注中国发展问题的政策和学者的中心位置，但是这个时期对农业的关注点仍然在于如何确保农业有效支持国家的工业化的进程，其框架依然是农业支持工业的传统变迁路径。而进入新世纪以后的逐渐演化出的“三农”话语，则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强调农民的权益和农业和农村的命运，呈现出我称之为的“后发展农业问题话语”。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虽有乡贤、官方、知识分子这样不同背景群体的主导和参与，但仍然可以认为是中国西化知识分子追求现代性的主观表达，这种追求现代化的理念通过传统的“报国志向”而内化为名人志士的行动。这一运动的理念无外乎就是希望通过乡村社会改造来追求中国的现代化。这就是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革命者虽然不反对这样的运动，但认为改良不会带来中国的现代化。革命者主张通过调整生产关系来解决中国的落后问题。新中国之后的土地改革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经济格局。这之后乡村建设被纳入到系统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之中。不论是改良的还是革命的，乡村变革的思路都是现代化，所以，我把上述在现代性语境下所形成的对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理论讨论以及民间和官方的实践均统称之为“中国的乡村主义”。也就是说，改造中国之落后必先改造中国农村之落后，让落后的农村成为现代的，让落后的农民成为城市人一直是中国乡村主义的基本逻辑。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社会的变迁加剧，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扩张，资本和产品的海外扩展趋势日益明显，乡村作为经济体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意义急剧下降。现代化路径中的乡村无奈地服从工业化和城市化，乡村的各种资源不断流失，乡村逐渐被工业和城市奴役为贫瘠的沙漠，呈现出了明显的被次生殖民化的趋势。在此情况下，农民群体中的很大一部分人成了显性的弱势群体。在此语境下汇流而成的“三农”话语开始由农业如何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迅速地演化成了以保护农民权益为核心的“新三农”话语。以农民权益保护为出发点的民粹主义潮流开始出现。民粹与官方政治相结合促进了一系列有利于农民生计的政策出台。与此同时，伴随对农民权益的关切以及对工业化、城市化在文化、环境、经济等方面对乡村的破坏又引发了乡村建设的潮流。这一“新三农”话语与这个时期的乡村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抛弃传统中国乡村主义追求现代性的基本内涵，形成了我称之的具有后现代性特点的“新乡村主义思潮”。
中国当代的新乡村主义思潮主要有三个流派：
第一个是国家发展主义的乡村主义。这一流派虽然有着明显的现代化的标志，如新农村运动、各种乡村发展计划和工程，但是国家现行的发展主义的乡村建设是基于工业支持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这样一个理念来推动的，其标志是农村税费改革以及一些列的惠农政策的出台。也就是说，当农业和农村在经济上已不再成为国家发展主义的主体资源时，国家发展主义也会将农民的保护作为其理念之一，国家治理逐步从获取乡村资源回落到向乡村返回资源。
第二个流派是我称之为民粹主义的新乡村主义。在国家发展主义政策不能够应对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对农村和农民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的情况下，民粹主义思潮快速发展成为了最近十年中国乡村发展中的主流话语。民粹主义以土地、劳动力流动等转型问题为焦点，建构了失地农民、留守人口、城市贫困等等一系列民粹话语。民粹新乡村主义思潮迎合大众对国家发展主义的不满，利用学术的话语的制造并在媒体的放大下推动了新三农问题的公众化。民粹新乡村主义一方面唤起了公众对乡村未来命运的关切，促进了一系列国家发展政策的改进，但同时也加剧了城乡意识形态话语的结构化，助长了公众对转型问题的不满，在客观上助长了社会的对立情绪。
第三个流派是严格意义讲的后现代新乡村主义。后现代新乡村主义不同于国家发展主义和民粹主义的乡村主义，后现代乡村主义表现出很大程度的去政治化取向，他们更多地关注乡村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文化的消失、古村落的失修和环境的破坏以及人才的流失等问题。这一流派并不明显地表现在话语层面的舆论宣传，而多体现在各种形式的上山下乡的乡建活动中。
中国的新乡村主义思潮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城乡政治经济均衡中呈现的新型的国家和社会的互动运动。与传统的乡村主义的命运不同的是，在基本的生产关系调整完成以后，多样性的乡村建设将会对乡村的未来提供有益的引导。一旦新乡村主义的思想和行动找到与国家和市场的有机结合点，乡村的衰落有可能逐渐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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