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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小枫:商业文明与现代教育问题

2017-07-12 15:34:28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刘教授让我们直面一个事实,商业文明的教育其实它就是不道德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你是选择高工资的生活,还是乡村农村的生活,我们的国家也可以选择。
 




(作者:刘小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古典文明研究中心主任。)

最近几年我对我国的高等教育发表了一些看法,近十多年来我一直关注这些问题,并在高校文科改革方面做了一些新的课程实验,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

两个问题

今天我要谈的第一个问题是,教育学专业在研究教育问题的时候,应该从阅读经典开始着手。教育学专业应该读一些经典书目,不能只阅读那些和教育学相关联的学科性著作。教育制度是政治制度的重要一环,正如卢梭所说,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度里面,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回事情。教育的地位相当重要,大的教育思想家会从政治制度角度论述教育问题,同样,大政治思想家也多会涉及到教育。教育学名著不是因为某个教育家写的才是名著,任何一个西方著名的大思想家都可以称之为教育家,因为政治制度和教育是密切联系的,

我要谈的第二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的教育到底在社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它的品质是什么?

商业化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和未来,而我们对于商业化与教育的关系并不是特别清楚,所以我想在此探讨一下目前我们的教育处境。我准备从启蒙运动开始来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制度是启蒙运动的结果。今天,我将先从亚当·斯密的商业文明论及其与教育相关的论述,来谈商业化和现代教育的关系问题。下一讲,我主要以孟德斯鸠为例子来观察我们现代教育所面临的一些品质问题。

今明两天讲座的根本要点是教育与追求“德性”的关系问题。教育是要培养发扬人的“德性”,可是现在面对的大问题是教育没有培养人的“德性”,这与教育的基本目的相反。为什么会这样?我个人悲观地认为:由于我们生活在商业文明化的时代,教育已经很难再追求“道德德性”。教育的败坏可能是商业文明必须承受的一个结果。

何为现代

首先我们必须明白什么是“现代文明”,这个词汇我们用得非常频繁,但我们未必了解得透彻。严格来讲,现代文明应该叫做商业文明,以前叫做资本主义文明,这个说法会带来一种阶级斗争痕迹,带有一种意识形态色彩,我们听起来已经不顺耳了。我想,商业文明这个词应该带有中性色彩,我们听起来比较能够接受。那什么叫做商业文明呢?按亚当·斯密,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追求个人致富和富裕生活以实现公众的共同福祉的生活方式。我们今天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崇尚获取财富的时代。我们目前关于社会伦理道德的焦虑,关于教育问题的焦虑,其实都来自这个商业文明问题。如果既要鼓励追求个人致富和富裕生活,又要保持传统的德性,恐怕太难。

亚当·斯密是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但他的教授头衔并不是经济学——严格地讲那个时候没有经济学——他是伦理学教授。可是他写的《国富论》却成了十分重要的、能够体现商业文明基本生活方式及其原则的经典性著作。在这个著作里面,他专门谈到了教育问题。从这里可以发现,教育名著并不一定是教育家写的。亚当·斯密谈教育的时候,是把它放在一个他所理解的商业文明体制里面来论证的。严格来讲,商业文明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的中后期,首先在英国发展起来,最终形成一套完整体制,商业文明与民主政治等都是连为一体的。亚当·斯密之所以为商业文明做辩护,这是因为追求财富在传统社会看来是不光彩的事情。

追求“财富”就是追求生活的基本需要之外的东西,商业文明出现前,人类的劳作主要是为了满足人类生活的最基本需求,劳作就是生活本身,而不是为了追求基本生活之外的利益。当一个文明社会变成了一个追求财富的社会,它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改变呢?

有些人会说,古代社会不也有追求超出基本生活之外利益的人吗?的确,那时候有两种人追求财富,一种是商人,他们在古代社会的地位是很低的;另一种是统治者,统治者和商人不一样,君王追求利益和财富,除了自己的个人私欲外,还是为了统治的需要,君主想要治理国家,当然需要大量的经费,它与我们现代社会所谓的个人发家暴富是有区别的。有人天生喜欢进行物质交换,喜欢盈利的最大化,这种人在传统社会里几乎是没有地位的,但是在商业文明到来后这种人成了榜样,成了最主要的人类类型了,大家都想要成为这类人。当把这类人推崇为人类榜样的时候,人类思想家便需要做很多的事情,把以前受人鄙视的人说成了不起的人,并在理论上花很多功夫。17世纪以来,大量的西方思想家都在做这个工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孟德斯鸠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代表。从他们的思想中,我们能看清楚现在所面临的基本政治和社会状况。

商业文明在西方出现已经有四百多年,但事实上我们中国进入商业文明才短短三十多年,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所以我们需要用三十年的经验来思考西方国家三百年来所面对的问题。

亚当·斯密认为,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都不经济。商业文明就是你要学会经济地生活。经济这个英文单词来源于古希腊,最初的意思是“理家”,再后来变成了治理国家。但是这个含有治理国家之意的词在近代又怎么变成“经济”这个词的来源了呢?这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变化。亚当·斯密认为,经济的生活方式的提出意味着从前人们的生活方式不经济。那么什么叫做经济的生活方式呢?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面拿中国17世纪的帝国与欧洲进行比较。说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土地肥沃,耕作精细,人口最多,而且很勤劳,但是国民财富却没有积累。因此,他说中国人很富有与实际拥有财富是两回事。经济的生活方式其实是要追求财富。富有与财富是两回事,富有但缺乏财富,他认为原因是劳动没有和工资挂钩。没有建立一种工资制度,工酬太低,以至于劳动者难以养活家庭,下层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所以他认为虽然中国的土地很多,耕作精细,可是其贫困程度却超过欧洲最贫困的地方。这的确说到了一些根本性的问题,由于中国的生活方式一直如此,国家长期处于静止状态。所以,这个帝国积累的财富,也许很早以前就达到了国家制度水平要求的程度。但是,就中国的土壤、气候、地理位置而言,潜在的财富远远没有发掘出来。如果我们把生活方式或制度变一下的话,亚当·斯密断言,中华帝国积累的财富要多得多。这是他在18世纪做出的预言。

劳动分工与商业文明

那么这种生活制度的关键是什么呢?斯密说,必须推行劳动分工,同时建立起劳动工资制度。如今在我们看来,这是常识。亚当·斯密看到,17世纪中国与欧洲有很大差异。换句话说,中国本该是一个富有的帝国,但是与欧洲却无法相比。因为亚当·斯密说欧洲已开始实行一种新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劳动分工和工资制度。由于中国在生活方式、劳动方式上仍然因循守旧,所以在欧洲劳动得到的真实报酬比中国要高得多。所以商业制度的的确确使一个国家的财富一下子就增多。商业化的生活方式会给一个国家带来极度的财富积累,因此比以前的生活方式要好的,至少比以前更富裕、更安适。

严格来讲,中国开始试图进入这样一种商业文明生活方式是从洋务运动开始,虽然相应制度在当时还未形成。可是现在,我们的最近30年的的确确见证了亚当·斯密说的道理。我在城里出生长大,当过知青,文革期间下过乡,知道那时生活贫困。到了3—5月份,大部分人要饿肚子,农民没有吃的,有的小孩子整夜哭没有吃的。而今天,我回乡下去看过,农民整天坐在屋檐下聊天,甚至打牌,却有吃的,真让我想不通。的的确确,商业化的生活方式在这30年使得我们的财富有了惊人的增长,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商业文明的确有很大的好处。

劳动分工与工资制度都是我们传统生活方式中没有的。明显这两点刚好与我们的教育有关。今天我们找工作就与之有关。而大学分科那么细,就跟分工有关。分工越细,大学里就会有划分越细的专业。我们找工作时都会想找工资高的,工资制度与劳动分工是最基本的原理。

劳动分工最早是传统的自然分工。例如,织田、织布、做鞋等。亚当·斯密所说的劳动分工不是这个意思,与古代的制度原理不同。古代的主要依据自然习俗,是自然的分工,由此形成父子相传的行业性传统。自然分工与专业性分工是很不一样的。亚当·斯密认为商业化分工是专业化分工,它主要为了追求效率。比如制衣,以前一个做衣服的人会设计、剪裁、缝纫……各种工作都能干,但现在为了盈利,商家把它们分开。这样分后发现,衣服产量大增。因此可以说,分工是一个纯属商业化的考虑。通过分工达到一种专业化的劳动方式,可以更多地创造财富。这就是我们所谓的专业化分工方式的最基本的经济原理。由此,专业化分工是商业文明一个最基本的生活模式。大学的专业化分科是不可避免的。

专业化分工后怎么给社会带来财富呢?道理很简单,专业化分工后,交换成倍增加,更加频繁。劳动者要获得生活必需品时必须靠其它东西换取。从前制鞋的人与造衣服的人相互交换产品就可以了,制鞋进一步专业分工后,取皮革、制鞋帮的人,他自己要穿一双鞋的话,他都不可能跟别人进行交换,因为另一个人是作鞋垫的,另一个人是作鞋带的,都没有办法通过物物交换来拿的。他必须要靠一个货币,来周转。每个人工作拿到了货币,然后购买所需的东西。《国富论》第一卷有11章,在论分工后开始论工资,论分工的有3章,论工资的占7章。可见,分工和工资是获取财富的起点。如今我们都能体会到,专业与工资的关系扣得多么紧。

“商业社会”完全改变了人类对财富的看法:从前,所谓财富指的是实实在在的金银财宝(显然不能当饭吃、当衣穿),现在呢,所谓财富指一个人通过工作得来的工薪,而所有工作的人拿到的都是工薪。个人有了工资除供给衣食住行就是积蓄,但积蓄也是为了消费。于是,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和积蓄都等于是在消费,因此,每个人的工薪实际上在全国流通,个人因工资而获得财富,整个社会也因个人工薪的流通、滚动而增加财富。因此,劳作与工薪挂钩,是商业社会的关键性基础:从前,劳作不拿工薪,自给自足或物物交换,现在,不拿工薪,即便劳作,也不能活。

进入商业文明后,追求财富成了一种无止境的想象。亚当·斯密从各方面论述了分工和工资对于传统劳动的改变。比如说,重复一种动作,使熟练程度增加,能够节约时间。专业技术化,使一个人某一方面的潜能得到更大的发展。但专业技术化必然导致一个大问题,就是人们会被培养出职业性病症。专业技术化摧残了人的生活品质。商业化生活方式的好处就是财富多、生活必需品多,坏处就是人的生活品质会变差变坏。即便如此,人们还是会去追求扩大财富。这是每一个人面临的基本悖论。

接下来说一个历史问题:为什么偏偏在欧洲会发展出商业化生活方式呢?

这方面有很多种研究很多种解答,斯密的解释非常典范。由于罗马帝国的衰落,君主国的兴起,欧洲对农业的依赖开始减少,商贸活动增加,随之而来的是劳动分工的要求,经年累月地使分工日益细化。工场主指导劳动时,更加追求效益,劳动者在工作时也力求掌握更大的熟练程度、技巧和判断力——比如,农民本来什么都干,后来分成插秧专业、打谷专业,或者如今的装修各行的专业化,这会使得制造者的生产率成倍增长。

我们都知道,商业文明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农业社会结构蜕变,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工业化和商业化在同等意义上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亚当斯不仅解释了人类财富的增长的原则和机制,而且他还把欧洲出现的商业机制上升为一种文明样本。亚当·斯密论说英格兰运气不错,很早就发现了商业化生活方式。但是,历史上偶然地出现了商业化生活方式是一回事?把这种生活方式说成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文明生活方式甚至说成最好、最伟大的文明理想,则是另一回事。我们现在就是要奔着这个理想去,但是我们需要明白它的很多弊端,我们的最大麻烦也在于此。

英国这个商业文明我们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们都知道《鲁宾逊漂流记》,这个作者其实是一个非常闻名的商业思想家,他还写过很多的政论,经济计划论,他在这本书的解释比亚当斯要早大半个世纪,他指出商人就是君王,我们的政治制度以及宪法都是为了商人能够更好的赚钱。

亚当·斯密鼓吹商业文明的好,他说人的生活方式经历了四个阶段。斯密的分工论不仅解释了人类财富的增长原理和机制,还上升为一种文明论——按斯密的看法,人类生活方式经历了四个阶段:狩猎、畜牧、农耕和商业,每个阶段固然都有特定的生活风俗和秩序规则,但每一种生活方式都可以用劳动分工的方式来衡量。人类生活方式的“四阶段论”并非斯密的发明,而是启蒙思想的结果。重要的是,这种“四阶段论”也是一种人类进步论:从狩猎到商业方式,人类的文明程度在上升。每个阶段都必然会有特定的生活秩序和规则,商业化的生活方式是最为可靠最为进步,最终原理就是要推进商品经济。我们今天要好好思考一个常识,唯有在商业化社会中人类才达到了真正的文明。文明这个词在启蒙运动时期才开始流行开来,其含义是商业化文明。随着商业生活方式的出现,自然会形成新的政治制度安排。论述商业化国家要履行哪些职能的时候,亚当·斯密就谈到了,国家就应该收缩自己的管制权,为商业活动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源和配置,因此商业文明必须是一个自由的、管制很少的社会。当然,有些必须是国家来管理的,比如说公共防御,第二,还要有公共的司法,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学里面最牛的最热门的学科就是经济学和法学。

公共教育是为了生产商业社会需要的人

在《国富论》最后一卷(卷五“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第一章中,斯密用了五十多页篇幅谈作为公共事业的教育,占这一章三分之一的篇幅(整章约120页)。换言之,斯密在论及国家的作用时,谈得最多的是教育。谈到公共教育时,他所抓住的要害是工资,首先从教师的工资说起。教师工资的来源当时主要来自行政当局的收入或社会团体的捐赠。这样一种工资的来源没有和教师的效益挂钩,教学本身就不是一种经济性质的行为。但斯密关注的主要问题,是教育对个人和社会的实用目的是什么。他主张,教育要的就是实用目的。看看如今中国的大学,这十多年以来追求实现的就是实用。当然,西方的大学早就这样了,所谓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在最近二十年也已经几乎完全衰败。

第二个,教学本身是一种商业性的模式。比如关于教育的强制性,理由必须是为了让孩子获得这个年龄时代必须取得的实用知识教育,否则就没有强制干涉的必要。

第三,教育的内在规矩跟传统教育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斯密对当时的教育十分不满。他以含蓄的笔法说:教师有权威,学生总对教师保持虔敬态度,似乎前提是,教师有完全的智慧和德性,而学生则是大愚。在斯密看来,其实并非如此。

第四,他强调教育要有强制性,那么强制性是什么含义呢?在适当的经济环境下一个孩子在它应该受教育的情况下,必须强制他去受教育。我们所说的义务教育的概念,源于亚当·斯密的这个说法。为什么他说,适当年龄还自己要被强制去受教育呢?我们现在所说的普及义务教育,意义究竟是什么?古代教育是少数人读书。古代教育并不具有强制性,你要不要去读书没有人强制你,古代的教育分为两种,一种是读了书以后去做官。但是大部分的人是不念书的,那么这些人就没有受过教育,没有文明、修养吗?当然不是,这些人都受过教育,宗法教育。所以传统教育有两种:培育统治教育和宗法教育。通过家族、家庭、父母传授给你基本的人生道理。职业教育和品性教育是分开的。读书后成为统治者,或你特别喜欢读书,读书后去做学问,也没什么关系。总之,读书没有一个实用性的目的。古代两种读书的目的,或教育的目的,在现代商业社会里,又给学校什么样的影响呢。宗法性的教育、道德的教育到哪里去了?宗法教育恰恰是我们商业文明要取消的。因此,商业文明必然与传统伦理、道德会发生冲突。

可是,我们不得不问一个问题,民主政治是不是有道德的政治制度?下一讲,我们探讨孟德斯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孟德斯鸠认为民主政治是道德的,可是,民主政治与商业文明联系在一起,而商业文明排斥一切传统道德,从而,民主政治必须另立道德。亚当·斯密认为,他们当时的英格兰有私立小学、中学,但这些学校并没有提供对国家、个人财富增长有益的教育。教育必须符合这两个目的。我们目前的义务教育就是旨在满足这两个目的。亚当·斯密说国家有责任让每一个人在进入工作前的这个阶段里培育使他今后有挣钱的能力,进入一个分工体系的某个专业里面劳动。这就是国家要承担的义务,这就是义务教育的含义。这与以前义务教育强制学生学一些道德品质有所区别。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小学讲到大学,对其表示彻底的不满,尤其是大学,大学没有让青年学到应该让他们学到的东西,在大学找不到学习这些科学的适当手段,总之大学的教育对社会是没有用处的。当时大学主要教授希腊语、拉丁语、文学及古代经典。大学都是为了培养教士而设置的。教士服务于宗教。像中国传统一样,培养人读书出来当儒生,当官。

商业生活方式带来一系列新类型的人。而且这些人是主体,因此它要求教育跟着变化。现在我们一方面要求大学扩招,一方面又要求大学要回到传统的精神,显然自相矛盾。有人说岳麓书院是最古老的大学,马上有人吐槽,说什么500年前的大学,那个时候哪有大学啊,现在的大学能和岳麓书院比吗。当然不能比,不是其古老程度不能比,而是品质不能比。严格来讲,现在的大学都是商业文明要求的普及教育,普及教育就是职业化。既然如此,我们接受普及教育的目的就是实用化。我们的课程设置,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甚至包括重复的学习,都是为了实现职业化。这是应该的,这是受教育者的基本权利,不然学生出去后,就没有挣大钱的能力。那么,学生如果只是获得一些技能,他的道德品质谁来承担教育呢?这是现在大学面临的一个基本的麻烦。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问题严格来讲,要从启蒙运动、民主政治到商业文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讲起,从另一个层面上说,这应该是明天我要讲的问题,一个国家,他的原则、道德底线是靠什么东西来维持的呢?以及如何给人教育?孟德斯鸠也会谈到有关教育的问题,你不单是要获得工作、挣钱的本领,你也要学会做人的基本规则。当商业文明出现,把宗法教育传统打掉后,靠什么东西维系人的最基本的精神品质呢?亚当·斯密看到了这些问题,但他很简单地把它们排开了,他的理由就是,这些问题学校根本不需要管,人的品德、操守问题全是教会来管。教会承担人的道德教育的责任、使命。这是有道理的,学校里不能灌输各种道德,只能灌输一种观念,就是自由、民主、平等的观念。不断训练,从幼儿园就开始训练你选择的自由。

回到文明传统是不可能的事情

亚当·斯密关注实用的学科。在课程设置上,他认为要多设置工科类专业。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工科的专业必然就发展起来了,社会科学研究跟着就进来了。通过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白,我们现在大学的状况,是我们整个国民生活、国家的财富积累所需要的制度。因此我们如果要回到文明传统,即便有意义,也是不大可能的事情。如果说我们现在提倡全民读经典,大学学习经典,几乎不可能,而且没有意义。因为并不是很多人都对这个东西感兴趣。强迫人去读经典,没有意义。最重要的是,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现在的商业文明制度框架和生活品质之中,传统的德性教育已失去它的立足之地。

针对大学教育,亚当·斯密认为少年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有一段闲暇时间,这段时间应该好好消费,反过来说,大学应该教给他们做到精于世故所需的知识。国家承担教育的意义就是教给他们实用的技术知识。

大学应该开设什么专业呢?斯密的回答是:相信市场。市场需要什么样的专业,你就开设什么样的专业。如今,事实就是这样。有人说,新闻能够学到什么东西呢,以前没有新闻专业时,记者都是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来的,他们当记者当得好的不得了。现在新闻系学什么呢,新闻学有经典吗,没有嘛,但有实用技术啊。可见,亚当·斯密的原理好清楚。亚当·斯密说即便政府不注意,社会状况也必然会把大多数人安排到一个地方。那就是使得他们朝“钱”看,朝财富去看。

在亚当·斯密看来,初级教育、实用教育对民众的理解力有大的提高,而且会增强工作能力,社会改进也会得到很大发展。举个例子,中国前20年一下子财富发展了,是靠制造业。现在制造业在中国的成本上升,工资开始提高,很多厂子朝越南、印度、非洲方向转移。但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商人们发现,中国的制造业工人虽然都是农村来的,却比越南、印度、非洲工人的工作能力要强,纪律性要强,技能也要强。很简单,那就是我们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得好。我们强制性的义务教育,普及小学教育直到乡村里。所以再怎么没读书,都还是上过初小的,这种人他能够出来打工,他的能力的的确确就比那些国家强得多,所以中国的劳工好用啊。

亚当·斯密所说的实用性的教育就是语文、算数,所以我们会明白为什么小学基础是语文、算数,它能为你干活奠定基础,和你的德性没什么关系。亚当·斯密说的教育是大众教育,而不是传统的少数人的教育,以闲暇为品质的教育。古代的教育、传统的教育,是以闲暇为基础的,读书是闲暇,读完书还是闲暇。现在读书不是闲暇,读完书更不是闲暇,是不是?但是我们心里面不要抱怨,如果你认命,你就进入时髦专业,如果不认命,就不追求那些时髦的专业。

亚当·斯密如何面对“德性”问题

亚当·斯密在教育方面不仅涉及了一整套品质、制度、内容、运作的机制以及商业文明模式,还对人的道德观念进行了解释。这是他对教育最重要的、也是最成问题的贡献。因为他对人的道德观念的解释就是对人性的重新解释,这就是他著名的《道德情操论》。

《道德情操论》是一部与《国富论》配套的大书。可是我们后来在思想研究上更多地是看中他的《国富论》,而不是《道德情操论》。但是他的《道德情操论》在思想史上,严格来讲,意义更重大,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学著作。它要论证的东西:自私自利如何是一种好的道德品质。这个完完全全颠覆了传统。

亚当·斯密对两种文明生活方式的差异的解释,首先就在于传统制度的人性强调有一个层次的区分。人的灵魂有层次的区分。庄子里面,人的灵魂分了好多等级,希腊人也是分了很多等级,柏拉图作品中,灵魂分九品。我们中国也是三教九流,也是分成九品。亚当·斯密以商业化生活方式为尺度,抹去了人的灵魂层次的区分。在教育的时候,必然引出一个结果,对所有人的灵魂教育都是一样的。因此就没有一个传统上的“因材施教”,或者说对不同的人施行不同的教育。这一点其实也没有办法,我在亚当·斯密这学到的是,他告诉我传统教育是教育少数人的,教育少数人当然要区分灵魂,少数人是优秀的人里选出来才去读书的,现在不一样了,是大众教育,普及教育,因此要取消少数人与多数人的精神品质和天性上的差异。他考虑的根本就不是像古人那样——如何为这个社会培出品德高尚又能干的政治人才。他要培养的是挣钱的或者说能够在这个分工很细密的商业化社会里面创造财富的能干人才。这种人当然是越多越好,管你是不是那种人,我先把你朝那个方面去培养再说。因此教育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不能够责备亚当·斯密没有考虑到培养贤人阶层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培养出一个道德品质上的好人,这不是亚当·斯密所考虑的问题。

亚当·斯密这个理论的结果导致我们可以说在大学教育里面以及我们整个政治共同体里面必然出现的一个现实状况就是,我们的社会秩序、大学里面的竞争品质和校园里面的一些风气不可能有一个精神上的层次的区分和高低。所有的都给你抹平,不管你是学哲学的还是学文学的,学完后都是去挣钱,都是去拿工资而已,所有的都是一样,工作而已。因此精神秩序没有了。以前,精神秩序的高低、贵贱有一个区分,有些东西就是贱的。但现在精神秩序没有了,这就是商业化会带来的必然结果。所以说,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商业化文明的社会没有精神原则,一点不奇怪。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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