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明哲，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达顿商学院讲座教授)
万物相育的境界
动态竞争既是一种管理学理论，也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并且还可以推广到哲学范畴。
竞争的本质是生生不息、顺势应变。一家企业的存在状态和生存方式，是其参与商业竞争的阶段性成果，而不是其最终目的。不论实际原因如何，当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竞争模式和产品不能再支配人心，或者说不能继续满足人性需求并且启迪人性光辉的时候，它实际上就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经营环境在永恒变化，企业自身因时应变也是永恒的选择。
但是在长期实践中，我们看到有不少企业用“刻舟求剑”的方式来参与竞争，甚至幻想“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企业辛辛苦苦、孜孜不倦地用战术上的勤奋来弥补战略洞见的不足，因此在商业竞争中常常陷入被动和困境，难以摆脱或快或慢、或早或晚地黯然离场的命运。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另外一种现象，就是那些暂时具有竞争优势的公司企图利用自己巨大的体量来实现“赢者通吃”，但是最终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不仅毁坏了整个行业生态系统，自身地位也岌岌可危。
这就涉及到商业文明这一重大问题。两千多年来，从开通丝绸之路到地理大发现，从陆地文明到海洋文明，从蒸汽机时代到电气化时代，孕育了不同时代的商业文明。而一个时代商业文明的勃兴和演进，也推动了当时的科技进步和社会文明进程。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探求新商业文明已经成为全球共识。这是因为，传统能源的使用似乎在突破气候变化的极限，金融危机演化为对经济全球化的疑惧，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撬动了原有的世界政治经济版图，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正在挑战和改变人类长期以来形成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种种迹象表明，整个地球村需要建立能够创造社会财富、推动社会进步、增进健康福祉的新时代商业文明。这样的商业文明是价值共享的而不是相互排斥的，是经济文化交融发展的而不是单纯追求物质利益的，是动态竞争、生生不息的，而不是竭泽而渔、舍本逐末的。
动态竞争理论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道理，那些富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他们对人性的光明和黑暗有敏锐的洞察力，对科技和人文、历史和现实有清晰的认知，对未来发展趋势有准确的把握;他们具备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定义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在商业实践中又能够实现产品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会带领自己的企业在风云变幻的商业竞争中开辟一片又一片蓝海、发现一块又一块新大陆，同时用自己独到的方式方法带动所有参与方共同构建一个领域内良性互动、生生不息的商业生态。《中庸》讲“万物相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文化双融的力量
道理既然如此，那么以什么样的文化理念和价值体系来指导企业参与动态竞争，开创商业文明新时代?
大约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西方文明进入轴心时代，华夏大地出现百家争鸣，古印度释迦牟尼创立佛教学说。东西方先哲们几乎在同一个时期破译了人类社会的基础密码。在今天看来，虽然当时各家学说在表述方式和表达内容上各有千秋，但其中蕴含的核心理念却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然而不幸的事实是，古往今来，人类不同族群之间的文化和价值观产生隔阂的历史，与人类自己试图消除文化隔阂的历史同样漫长，特别是东西方文化之间“鸡犬相闻”而“不相往来”，甚至在许多时光里陷入彼此冷眼相对、见异而不认同的境地。当然我们也不可否认，在汗牛充栋的史书上，曾经有过大量关于东西方文化相互融通的梦想，也记载过不同民族文化交流的具体事实。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文化交流往往伴随着观念碰撞、宗教战争以及对财富的残酷掠夺。其原因可能来源于人性中与生俱来的惯性、傲慢和偏见，以及个体和族群对自身利益边界的认知、固守和扩张。这大概可以归结到一个“私”字，使得“大同世界”始终成为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培根曾经说过：“人类心智往往在匆忙的状态下，毫无选择地吸收对事物的第一印象，并加以珍惜，从此之后事情相继发生，当初所犯的错误会永远持续下去，而不加以修正。”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出文化互融步伐之艰难、天下为公精神之珍贵。
在资讯发达、交通便捷、经济全球化深度演进的今天，东西方文化犹如一战时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中双方持久对峙冲突的状态早就应该结束了。当今时代，以商业活动为纽带，人与物、信息与创意，伴随着无孔不入的资本，正在穿越数百年来民族国家的边界而快速交互流动，可谓千帆竞进、万物互联，时空转换、蔚为大观。在这个进程中，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也相伴而生、层出不穷，人类社会面临许多共同的考验和挑战。全球化进程与反全球化运动相互对立，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矛盾，技术进步与幸福指数相互错位，全球总体物质财富急剧增长，但是地区和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却在不断扩大。凡此种种现象，再次被《尚书·大禹谟》中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所言中。
世界文明史表明，那些充满洞察力和创造力的思想和智慧仿佛暗夜里茫茫大海上的一座座灯塔，永远都具备独特的价值。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还要让这些有价值的思想和智慧具备传播和交融能力，并且与丰富的经济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创造更有活力的价值体系。这也就好比是构建更为发达的“雷达”，为航海者提供全天候的探测、预警和导引系统。文化双融就是在日益密切频繁的全球商业活动中，搭起东西方思想精华互鉴互融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实现文化承传、观念共享、东西和合、智慧交融和价值再造。
当今时代，商业活动几乎涵盖了生产、流通、消费、分配等人类生产的方方面面，并且深度介入人类的生活方式。企业是商业活动的主要载体，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人物。因此，参与建构文化双融平台的责任和使命，历史地落在了那些有情怀、有担当的企业和企业家的肩上。
现代“士”的使命
如果说在农耕文明时代，遍布朝野的士大夫和乡绅是“士”，承传着一个族群的文脉，是社会的精神脊梁;那么在后工业文明和信息技术时代，企业家应该当仁不让地成为现代社会的“士”。企业既是创造经济价值的机构，同时也是一所允公允能、立德育人的教育机构。在这样的机构里，每一位管理者和员工、每一件产品和服务都应该也可以发挥承传文脉、创造价值、播撒正能量的作用。越来越多的企业建设成这样的机构，才能使人类文明共存共荣、生生不息。今年6月9日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Tim Cook)在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典礼上说：“衡量自己对人类的影响，其标准不在于点赞有多少，而在于触动了多少人的生命;不在于人气有多高，而在于你们服务的人。”他还说：“如果科学就是探索黑暗，那么人性就是黑暗中的蜡烛，照亮我们走过的道路，以及前方潜伏的危险。”在商业活动全方位融入人类生活的今天，伟大的商业机构和优秀的企业家应该有唤醒人性光辉的历史担当。
曾国藩曾经说过：“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社会进步的力量，通常来自于先驱者对于思维模式和价值观的塑造和扩散。人生就像一条河流，无论是上游的窄窄浅浅、弯弯曲曲，中游的激流险滩、悬沙飞瀑，还是下游的浩浩荡荡、滚滚滔滔，都不可能是笔直的坦途。然而无论如何，百川最终会东归到海，这个“势”不会改变。但是人们往往会在曲曲折折的行程中忘记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迷失根本方向、失去初心信心。每当这个时候，“士”对社会的引导和教化就至关重要。
如何引导和教化?关键在于让人们学会内省。诗人T·S·艾略特在《磐石》的合唱词中问道：“我们在生活中丢失的生命去哪里了?我们在知识中丢失的智慧去哪里了?我们在信息中丢失的知识去哪里了?”其实，中国古代圣贤早已告诉我们要做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常自问：“我在忙忙碌碌中丢失的‘一’去哪里了?我在勤勤恳恳里丢失的‘中’去哪里了?”在技术迭代不断加快，商业模式千变万化的经济领域，企业更可能在激烈的竞争过程中迷失“一”和“中”，丧失化“繁”为“简”的基本能力。企业家必须善于把握千百年来历代先贤们发现的那些本质规律，洞悉人性，矢志“精一”，使企业的产品、服务和商业模式在动态竞争中保持旺盛的生命力，同时为全社会生发启迪人心、化民成俗的思想和智慧。
在这里特别要提到，“惟精惟一”与参与动态竞争并行不悖，它们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孙中山先生曾经说过：“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我认为，“守经”就是“精一”和“执中”，“达变”就是在动态竞争求得主动，让自己像流水一样柔软，像高山一样坚定，像长弓一样富有弹性和力量。因此，作为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他既要拥有中流击水、乘风破浪的实践本领，同时还要具备站在高山之巅判断大河走向的远大目光。这种本领和眼光不可能与生俱来，而是既要融通东西方智慧，更要在大量的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提炼升华思想，也就是孔子说的“推十合一”为“士”。士者，事也，凡能事其事者为士。所以王阳明坚持“知行合一”，要“事上磨”。大事小事都能认真做并且做好，在做事中磨砺修行，在做事中体会和把握事物的本质规律，才能让自己的人生、让自己的企业进入一个更高远的新境界。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