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永伟，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1. 用什么衡量“富裕
经济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进，抑或是物质财富的增进?在《国富论》中，斯密给出了他的回答。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应当有两个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们能为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 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斯密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并不是指国家或君主收入的提升，也不是指某一个阶级的单独富裕，而是指全体国民的富裕。
在整部《国富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斯密对地主阶层不劳而获的批判，也可以看到其对资本家“卑劣的占有精神”的嘲讽，更可以看到他为改善劳工的利益而大声疾呼。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密更应该被视作一位为社会公义代言的学者，而非过去经常被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位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那么，国民的富裕又该用怎样的标准衡量?斯密认为这个标准应当是消费。他指出，“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根据这一标准，斯密对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揭示了其重生产而轻消费的本质错误。
应该说，虽然斯密的上述发展观是在200多年前提出的，但它在当前依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GDP出现了数十倍的增长，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这一成绩的背后，也隐藏着很多问题：一方面，尽管目前我国的财富总量已经实现了巨大增进，但不同群体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收益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在一小部分人暴富的同时，另外也有部分人依然处于贫困中。另一方面，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投资的比重一直过高，而消费的比例却一直较低，可见在国民收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民福利的实际增进速度是相对滞缓的。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片面追求GDP、轻视GDP构成和分配的发展观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此，重读《国富论》，重温斯密对于发展的论述，对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引导发展的健康进行，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2. 朴素的“斯密增长模型”
在《国富论》中，斯密对实现经济发展的路径提出了一套十分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并不在于单纯产量的提升，而在于建立一套“市场扩大-分工细化-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正反馈机制。
在全书的开篇，斯密就对分工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在他看来，分工可以从三方面极大促进生产率的进步：首先，它可以大幅提升人们工作的熟练度;其次，它可以让人们节约在不同工作之间进行转换的时间;最后，它还能促进发明创造的产生。为了说明分工在现实中所起的作用，斯密给出了著名的制针案例。他指出，如果一个人独立制针，那么可能一天也做不出一枚针;而如果十个人通过分工，则可以在一天制作出48000枚针，平均每人每天制针4800枚。由此可见，通过分工，生产率可以出现数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的增长。在斯密看来，这就是推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既然分工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那么它是否可以无限细化?其限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的程度。他指出，在人烟稀少、市场狭小的地方，人们就不得不同时充当多种角色;而在居民稠密、市场广阔的地区，分工则可以达到十分细化的程度。
至于市场规模究竟如何扩大，斯密特别强调了贸易的作用。他指出，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原本分割的区域可以相互连通，不同地区的人们通过相互贸易可以大幅度扩大市场的规模。需要说明的是，斯密在进行以上论述时，还专门提及了中国。他写道，虽然当时中国的航运技术已经比较发达，但却不鼓励海外贸易，从而将市场仅仅限制在了国内。尽管斯密没有进一步深入论述，但熟悉历史的朋友读到此处，联想到中国因闭关锁国而错失了整个“大航海时代”，恐怕不免要发出一声叹息吧!
随着市场的扩大，分工就会更为细化，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就会相应提高。而收入的提高又会造成需求的扩张，使得市场进一步扩大，从而让分工进一步细化……这个循环，就是斯密眼中的经济发展过程，也就是经济学家口中的“斯密增长模型”。
虽然相对于现代的经济增长模型，“斯密增长模型”显得如此朴素，但它在对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刻画却更为准确，对于现实的参考意义也更强。
过去，我们依据一些现代的增长理论，将经济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总量的增长，将“三驾马车”视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而制订了不当的经济发展策略，由此导致了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诸多问题的产生。如果当时我们能读一下《国富论》，体会一下斯密所说的经济发展过程，或许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3. 美德不能建立有序市场
众所周知，斯密十分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而这一主张的起点，是斯密关于“自利”的假设。虽然斯密在其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曾特别强调同情心和利他主义等美德的作用，但在《国富论》中，他却指出了这些美德并不能构建起有序的市场。
相反，在他看来，让市场实现有效运作的，恰恰是人性中的自私——由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利”的本能，因此他们为了追求利益，就要设法生产和销售其他人所需要的东西。正如斯密所指出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考虑”，虽然市场中的每一个人在决策时都没有考虑公众利益，但在客观上，他们每个人都好像“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会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现代的经济理论，上述通过市场自发运作达成的结果也同样可以由中央计划经济实现。那么，这种观点正确吗?在斯密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他的理由很简单：“资本所有者自己对于资本在什么地方能产生更大的回报，往往要比政府更加明白。”这一朴素的观点后来经过哈耶克等人的阐发，成了批判计划经济最有力的武器。而斯密提出这一观点的时间，却要比哈耶克等人早了足足100多年，其前瞻性不得不令人叹服。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斯密如此强调市场的作用，那么他是否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极为轻视政府的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在《国富论》中，斯密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政府的作用。在他看来，虽然政府本身不应该直接参与市场的运作，却对保障市场运作的顺利进行起着关键的作用。他指出，政府有三项重要作用：其一，它要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其二，它要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机构，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其三，它还需要建立并维护某些无法由个人提供的公共工程。只有政府较好地承担起了以上的职责，市场才可能有效地运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密不仅没有否认政府的作用，相反，他是把政府作为市场成功运作的一个前提，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应该说，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诚如斯密所言，在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由无数个微观主体的自利心驱动的市场是具有更高效率的，我们现在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理论依据就在这里。同时，斯密又大力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并指出了政府应当承担的具体职能，这些对于我们推进相关的改革，优化政府的职能，也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总而言之，尽管《国富论》的出版距今已经200多年，但其中所包含的洞见却仍然可以为现代人提供滋养。闲时读一读此书，一定可以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