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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伟:200多年前的《国富论》启发今天的我们

2017-07-12 17:05:25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
 

(作者:陈永伟,北京大学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1. 用什么衡量“富裕

经济发展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增进,抑或是物质财富的增进?在《国富论》中,斯密给出了他的回答。在他看来,经济发展应当有两个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们能为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 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分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斯密所强调的经济发展,并不是指国家或君主收入的提升,也不是指某一个阶级的单独富裕,而是指全体国民的富裕。

在整部《国富论》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斯密对地主阶层不劳而获的批判,也可以看到其对资本家“卑劣的占有精神”的嘲讽,更可以看到他为改善劳工的利益而大声疾呼。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密更应该被视作一位为社会公义代言的学者,而非过去经常被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位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言人。

那么,国民的富裕又该用怎样的标准衡量?斯密认为这个标准应当是消费。他指出,“消费是生产的唯一目的,而生产者的利益,只在能促进消费者的利益时,才应当加以注意。”根据这一标准,斯密对当时流行的重商主义思潮进行了严厉的批判,揭示了其重生产而轻消费的本质错误。

应该说,虽然斯密的上述发展观是在200多年前提出的,但它在当前依然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GDP出现了数十倍的增长,这当然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在这一成绩的背后,也隐藏着很多问题:一方面,尽管目前我国的财富总量已经实现了巨大增进,但不同群体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收益是存在巨大差别的。在一小部分人暴富的同时,另外也有部分人依然处于贫困中。另一方面,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投资的比重一直过高,而消费的比例却一直较低,可见在国民收入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国民福利的实际增进速度是相对滞缓的。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当然有很多,但片面追求GDP、轻视GDP构成和分配的发展观应当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此,重读《国富论》,重温斯密对于发展的论述,对于树立正确的发展观,引导发展的健康进行,是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的。

2. 朴素的“斯密增长模型”

在《国富论》中,斯密对实现经济发展的路径提出了一套十分独特的理解。在他看来,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并不在于单纯产量的提升,而在于建立一套“市场扩大-分工细化-市场进一步扩大”的正反馈机制。

在全书的开篇,斯密就对分工的重要性进行了强调。他指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在他看来,分工可以从三方面极大促进生产率的进步:首先,它可以大幅提升人们工作的熟练度;其次,它可以让人们节约在不同工作之间进行转换的时间;最后,它还能促进发明创造的产生。为了说明分工在现实中所起的作用,斯密给出了著名的制针案例。他指出,如果一个人独立制针,那么可能一天也做不出一枚针;而如果十个人通过分工,则可以在一天制作出48000枚针,平均每人每天制针4800枚。由此可见,通过分工,生产率可以出现数十倍,甚至成百上千倍的增长。在斯密看来,这就是推进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既然分工可以产生如此巨大的威力,那么它是否可以无限细化?其限度又是由什么决定的?斯密给出的答案是:市场规模决定了分工的程度。他指出,在人烟稀少、市场狭小的地方,人们就不得不同时充当多种角色;而在居民稠密、市场广阔的地区,分工则可以达到十分细化的程度。

至于市场规模究竟如何扩大,斯密特别强调了贸易的作用。他指出,随着水陆交通的发展,原本分割的区域可以相互连通,不同地区的人们通过相互贸易可以大幅度扩大市场的规模。需要说明的是,斯密在进行以上论述时,还专门提及了中国。他写道,虽然当时中国的航运技术已经比较发达,但却不鼓励海外贸易,从而将市场仅仅限制在了国内。尽管斯密没有进一步深入论述,但熟悉历史的朋友读到此处,联想到中国因闭关锁国而错失了整个“大航海时代”,恐怕不免要发出一声叹息吧!

随着市场的扩大,分工就会更为细化,生产率和国民收入就会相应提高。而收入的提高又会造成需求的扩张,使得市场进一步扩大,从而让分工进一步细化……这个循环,就是斯密眼中的经济发展过程,也就是经济学家口中的“斯密增长模型”。

虽然相对于现代的经济增长模型,“斯密增长模型”显得如此朴素,但它在对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刻画却更为准确,对于现实的参考意义也更强。

过去,我们依据一些现代的增长理论,将经济发展简单地理解为经济总量的增长,将“三驾马车”视为了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从而制订了不当的经济发展策略,由此导致了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诸多问题的产生。如果当时我们能读一下《国富论》,体会一下斯密所说的经济发展过程,或许很多问题是可以避免的。

3. 美德不能建立有序市场

众所周知,斯密十分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所起的作用。而这一主张的起点,是斯密关于“自利”的假设。虽然斯密在其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中,曾特别强调同情心和利他主义等美德的作用,但在《国富论》中,他却指出了这些美德并不能构建起有序的市场。

相反,在他看来,让市场实现有效运作的,恰恰是人性中的自私——由于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利”的本能,因此他们为了追求利益,就要设法生产和销售其他人所需要的东西。正如斯密所指出的,“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夫、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自他们利己的考虑”,虽然市场中的每一个人在决策时都没有考虑公众利益,但在客观上,他们每个人都好像“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会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需要强调的是,根据现代的经济理论,上述通过市场自发运作达成的结果也同样可以由中央计划经济实现。那么,这种观点正确吗?在斯密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他的理由很简单:“资本所有者自己对于资本在什么地方能产生更大的回报,往往要比政府更加明白。”这一朴素的观点后来经过哈耶克等人的阐发,成了批判计划经济最有力的武器。而斯密提出这一观点的时间,却要比哈耶克等人早了足足100多年,其前瞻性不得不令人叹服。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斯密如此强调市场的作用,那么他是否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或者极为轻视政府的作用呢?答案是否定的。事实上,在《国富论》中,斯密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讨论政府的作用。在他看来,虽然政府本身不应该直接参与市场的运作,却对保障市场运作的顺利进行起着关键的作用。他指出,政府有三项重要作用:其一,它要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其二,它要设立一个严正的司法机构,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其三,它还需要建立并维护某些无法由个人提供的公共工程。只有政府较好地承担起了以上的职责,市场才可能有效地运行。

从这个意义上讲,斯密不仅没有否认政府的作用,相反,他是把政府作为市场成功运作的一个前提,放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应该说,斯密在《国富论》中的相关论述对于我们正确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诚如斯密所言,在进行资源配置的过程中,由无数个微观主体的自利心驱动的市场是具有更高效率的,我们现在要求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其理论依据就在这里。同时,斯密又大力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并指出了政府应当承担的具体职能,这些对于我们推进相关的改革,优化政府的职能,也是极具参考价值的。

总而言之,尽管《国富论》的出版距今已经200多年,但其中所包含的洞见却仍然可以为现代人提供滋养。闲时读一读此书,一定可以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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