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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仕强:中西文化之比较

2017-07-13 13:44:17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中西文化的比较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切入,但是我们今天会采用一种比较不常用的方式来进行,请大家作参考。
 (作者:曾仕强,现任台湾智慧大学校长,台湾交通大学教授,台湾兴国管理学院校长)

中西文化的出发点

非常荣幸能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点心得。中西文化的比较可以从很多方面来切入,但是我们今天会采用一种比较不常用的方式来进行,请大家作参考。我们今天最常讲的一句话是“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句话其实用途蛮广的。西方人因为生存在西方,所以从西方的角度来看这个地球;而东方人呢,生活在东方,就从东方这个角度看同一个地球。看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西方人看来,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然后一直可以分下去,特别注意“分”,西方文化重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中国人看世界,看法不同于西方,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然后就没有了。中国人是无“三”不成礼的,如果一个问题不能用简单明了的三句话说清楚,就还有待努力。简单明了,一、二、三就解决问题了。大家特别注意,我们的文化是重生。今天做文化比较的人,常常说西方有的我们没有,我们有的他们没有。这不可能,全世界的文化四个字就讲完了:“大同小异”,它们不可能截然不同。如果截然不同,人类就分成了两种人,很难交流,更不要谈什么融合。因此在我们心里面(一定要清楚),包括分,也只不过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所以大家要了解我们中国的事情,一定要记住我们跟西方人最大的不同在于西方人讲一就是一、多就是多,中国人讲一就是多、多就是一。所以我们没有什么一元论、多元论的争执。

西方人分到最后,就分出了科学,“科学”这个词很显然是翻译错了,我们现在所受的罪大部分是翻译错误造成的。讲到社会科学,我们心里就觉得怪怪的,社会真的是科学吗?宗教是科学吗?艺术是科学吗?音乐是科学吗?这些东西根本不是科学。Science应当是学问,而不是科学。但是它有一个长处,可以变成分科的学问。你看,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分”。西方文化讲到最后是断代的,叫不连续时代,因为他们没过三十年、二十年就要推翻前代的人,一定要求新求变,变到最后就没有了根。这样各位才知道同样是古代文化,西方的文化传统却不见了,它延续不下去。中国的学问既没有哲学也没有科学,“哲学”这两个字是日本人提出来的,西方有门学问叫philosophy,日本人自作聪明,把它用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哲学。实际上中国没有哲学,我们现在都很勉强的去牵强附会,不好。中国的所有东西都是从一个字延伸出来的,就是“道”,所以道生一。什么叫“道”?道有三个:第一个,可以讲的道;第二个,没有办法讲的道;第三个,很难讲的道。其实《道德经》这本书是高度苦难的书,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告诉我们两个宇宙。《老子》为什么难懂,就是它是替高智慧的人来解释宇宙的奥秘。有一个宇宙是圆的,但是还有一个宇宙是椭圆形的,这个叫做“道可道,非常道”。上面这个道叫做“常道”,下面这个道叫“非常道”。其实我们以前的叫法与现在的叫法不同,并不是说它是两个东西——绝对宇宙、相对宇宙,只要你活着就不可说活在常道里面。什么叫常道?就是绝对宇宙:绝对自由、绝对光明。这在人世间是绝对看不到的,因为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其实佛、儒、道三家没什么不同,都是道生出来的,我们中国人都知道一切一切都是道,人离开道很远了,所以就有一些人来替我们说明,叫做“说道”“禅道”。这里面就出现了各式各样的人,说法不太一样,所以就出现了儒、释、道。其实再推广出去,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都是一样,统统没有什么分别。“道”是什么?孔子把它叫做太极,而很多人又认为道是道,太极是太极。孔子是第一个提出来“道”就是太极的人,因为孔子是替中等智慧的人阐释宇宙的奥秘。儒的不同点在哪里呢?它是一套让我们求生的法宝。儒由一个“人”一个“需”组成,就是人所需要的术,叫做“儒”。因为我们知道不能硬碰硬,但又不能退,所以就以柔克刚,内方外圆,“圆通”决不能用“圆滑”代替。道家让我们保身,所以养生保健方面道家很专业。佛教在以后变成了禅宗,它让我们乐生,就必须要有禅的修养,否则乐不起来。这三个是同样的东西。怎么证明?这很简单,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从这个(“道”)上面生出来的?我们看到人家划十字,就跟着划十字;看到人家拜,也跟着拜,这叫入境随俗、随遇而安。可是外国人就看不惯了,你到底信什么?当外国人问我们信什么的时候,我很坦然地告诉他,多几个人保佑不是很好吗?你信上帝,他要睡着了怎么办?其实我们是通的,中就是太极,所以很多事情就应当正本清源,脑子就不会乱了。

中西文化的践行视角

全世界都是同,同一个地球里面用一种方法,这种方法,西方人叫观察法,中国人没有用“观察法”这三个字。我们用什么?当我们没有文字、没有语言的时候,我们用什么?我们怎么做学问,我们现在很惨,动不动就上网、看书,我们已经被文字障碍所束缚了,文字、语言是一种障碍,所有有形的东西都是一种障碍。西方是从动物、植物方面一遍一遍重复地看,就叫做科学。而我们没有,我们的科学在早期绝对是领先全人类的,从出土的文物看,那时的科学比现在还高,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出现“科学”这两个字,史料上找不到科学家的名字。我们很多人很困惑,西方人的古迹都是在地面上的,中国人古迹全都在地面下。这是非常显著的不同,我们的老祖宗最懂得环保,不会在地面上留下太多东西。我们只用三个字“天垂象”,“天垂象圣人则之”。我不知道大家对“观察法”和“天垂象”有什么感觉,西方人始终是讲“分”的,因为有观察就有对立,换句话说观察者是被观察的对象。而我们中国人则讲“天人合一”,我们是“生”出来的,中国的学问都是生出来的。我年轻时读书,读到孔子讲:“畏圣人之言”,我是很不服气的。但是我现在深深感受到圣言可畏。因为“天垂象”没有几个人能看得懂的,其实金融危机就是天垂象,日本海啸、核爆炸就是天垂象。“天垂象”是老天不断地给人一些警示。然而外国人统统不理解,因为科学不能认证啊。科学是无知的,最近的天垂象使西方科学家有所反省。他们说出两句话,科学像撒旦(魔鬼的意思)给人类一点点好处,回头就要人的命。这是事实,英国人在19世纪搞了一个工业化,到现在后患无穷。我们需要工业,绝对不要工业化。但是美国人在20世纪搞了一个更可怕的叫做“商业化”,商业化迟早要吃掉所有的文化。佛教因为商业化而衰败,中国用四个字来消灭基督教,叫做“吃、喝、玩、乐”。现代人看得不够高、不够远、不够深,还有一个毛病,只相信自己眼睛看得到的。我们需要商业,但是绝对不可以商业化,什么叫商业化?你看踢足球时踢假球,给我钱我就踢不进去了;很多歌星上台后就开始假唱,(这些都是商业化的表现)。

我们今天的危机不是信仰危机,而是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完全不敢相信。圣人才全看天垂象,其他人都在乱讲。因为“象”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天有天象,叫做天文;地有地象,叫做地理;人有人象,叫人象乾。这是中国人最上层的(人才能做到的),可是真正懂的人不多。国学从来绝对不是回顾从前那些乱七八糟的事的,我们有新的使命。新的使命在哪里?就是要解开什么是“一”,因为西方人说:“一分为二”,只要一能分为二,那二也就能分为四……只要这个解决以后,什么都解决了。这个在西方叫做本体论,以不变应万变,这句话是智慧。其实“以不变应万变”本身就是变,它是从不变的原则来应对万变的现象。本体是不变的,现象是万变的,稍微懂得西方哲学的人就不会笑这句话,它本来就是智慧。做人做事都应该以不变应万变,而不是现代所说的求新求变。什么是“一”?司马迁讲过一句话“数在心中”。现象背后有个数,这个数在哪?在我心中,所以中国人看完一个人就知道这个人是真是假,他讲同样的话,现象是一样的,但是里面那层意义是不一样的。中国人对看得见的看不见的(都很讲究),这两个是非常重要的,叫兼顾。

中西文化差异

我在美国是学行为科学的,回国以后就研究中国人的行为,我不再研究美国人的行为,因为那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行为科学是一种方法,但是研究的对象应该是中国人,文化差距就出来了。研究中,如果说美国人出错了,他会什么反应没有;中国人就会很笨地去做检查。西方人看到一个小孩会问你叫什么名字。中国人就会问你爸爸是谁?我们在学校的教材里讲了很多西方的东西,从来没有教过我们自己的东西,这是最大的遗憾,我在39岁以前也是非常西化的,看到中国人就讨厌。39岁以后读了《易经》以后才发现是我错了,不是中国人错了。所以从现在起不要讲我是白手起家的,因为数是一。《易经》里面的十,并不代表十年,代表过程的意思。“一五一十”就是全部。西方人一直在找一,最早找到的叫做原子,那是因为原子是万物组成的最小单位。但很快原子被打破了,到现在西方人还仍然不知道什么是宇宙的本原,什么是宇宙万物的构成单位。所以科学家第二句话讲得非常真切:“科学无法带给我们真相,它只是一条捷径线,慢慢地把我们带进真理,但是永远离真理有一段距离。”他们是眼见为真,但亲眼看到的往往是假象。中国人不会眼见为真,我们是眼见为实,实的就是这样的,但真的是什么样的不清楚,眼睛看到的非常有限,我们的五官都在骗我们自己,但是我们非常相信自己的五官。不要相信五官,要相信我们的第六感。可西方人是不相信第六感的。一个人不要完全相信你看得到的部分,否则会偏到一边去,那就叫做偏道,就是离经叛道。西方文化告诉人不要骗人,中华文化告诉人不要骗自己,两个方向不一样。“真的”跟“实的”有很大区别。西方人到今天还没有突破“一”是什么,我们说“一”就是太极,中国人永远是对的,西方人努力搞半天,东方人讲那就是。有人研究说中华文化有模糊性。我不这样认为,应叫做包容性、弹性,而不是模糊性。西方人到最后不得不向神低头,因为没办法走出来,只好说神造人。人代表一切,所以就是神代表一切,神是至高无上的主宰。中国人没有,伏羲给我们最大的贡献就是“一画开天”,告诉我们人造神,我们所有的神都是人造出来的。中国人相信天,天是无所不能、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我们是可以证明的,他们没办法证明。西方人很惨、神高高在上,人低低在下,中间有一条线,现在的话叫双黄线,就是不可以超越的线。中国人死了以后可以做神。西方人说我们崇拜偶像,我就告诉他中国人从来不崇拜偶像,我们拜天、祖宗、古圣先贤,其他不拜。什么叫神天无言,不管你想不想,天该怎么着就怎么着,所以老子讲:“天地不仁”。人做什么啊?“明天理”,下学上达,上达天理。现在的人多半在下学就用了一辈子。孔子很少说天,很少说命,因为他的很多学生都很年轻,孔子不会跟他们讲这些话的。“朝闻道,夕死可矣”,朝是有朝一日的意思,有一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才发现以前做错很多事情,不必后悔、不必责怪自己,没有必要。就像你昨天的事情都死了,今天重新开始,这才叫孔子。

慎断是非

其实如果不懂《周易》的话就很难懂诸子百家。因为孔子的核心思想,只有一个“无可无不可”。《老子》核心思想是什么啊?“道可道,非常道。”有的说可以,有的说不可以,这才是真正的道理。天底下没有两个人是一模一样的,天下没有两棵树是一模一样的。那怎么学?孔子说学就是增加一些东西,但你不固执而已,多一个参考而已。我们跟西方最大的不同在哪,西方人是“一”就是“一”“二”就是“二”,而中国人讲“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中国文化的特质就是同时讲两句话。这一点西方人不懂,西方的文化用一个图就可以画出,即二分法;而中国人的图是,中国人叫三分法。我们今天对中华文化有很深地误解,认为人就是要诚实。其实不要相信美国人那一套,你如果是业务部门的人,当你接到一个大订单时不应当太高兴或是太忧愁,你应是一则喜一则忧。二分法的特征体现了西方人是非不明,因为人类认知能力非常有限,你怎么知道是非,怎么能分清是非?就像现代人动不动就批评孔子,你有什么资格,你懂多少啊?我们最常讲的一句话“早知道”就是当时不知道,我们的判断能力很差,我们是不是是非不明呢?绝对不是,中国人最痛恨的就是是非不明。我们生出的第三个就是“是非难明”,我想我几十年来是被到处问问题的人,可是我都很轻松。因为我知道中国的事情只有一个答案,三个字讲完:“很难讲”。所以很多人问我,我就说很难讲。站的立场不一样,讲的话也就不一样。第三句话:“随便你讲”。怎么讲怎么对,怎么讲怎么错。因为它已变成我们文化的基因。

作为一个中国人,一定要慎断是非。“慎断是非”就是是非分明跟是非不明的结合所生出来的“三”。西方人知道宗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他们就从神与人的关系中找出人与人的关系,神与人用戒律。在我们中华文化中没有戒律,中国人最讨厌的就是教条主义,因此人与人就用法律,所以会实施法制。我们经常在报纸上看到一句话:中国只要把法律完善化,只要彻底地去执行我们就会更好。这是外行人讲的话。法治不了中国人。第一,稍有经验的人都知道只要由中国制定的法都有三个特性:第一个是永远缺少你要找的那一条,法律多如牛毛,各个方面都有,就是找不到你要的那一条。不要唱高调,我们的法永远少一条的原因是:中国人守法,从来没有违法,我们专做法律没有规定的事情就已经忙得不得了,没有时间去违法。一个外国人被抓到违规就会承认违规了,一个中国人被抓到违规就立刻认为是倒霉了。没有人认为他是违规,中国人不是糊涂,是清楚地倒霉。我们经常要做事情是依法无据,可是外国人看着很好笑,我就是看法律中没有这条我才会放心大胆地去做,政府也确实让你做,做完之后立个法去抓你。你就会很气愤地说为什么抓我?政府说你不做我怎么知道怎么抓你,你做了我才知道原来这样可以抓的。第二,只要是用中国字定的法律,你平常不用的时候会认为定得很好,但当你要用的时候就很糟糕,因为你看不懂,请教别人但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同样一个罪行法官判出来的结果不一样,而每个法官都是依法办理,因为中国文字弹性太大,中国人、中国话、中国字用英文一个词讲:Fashionable,无法解释。第三,常常是前面的法和后面的法是抵触、矛盾的。现在银行界都知道,政府一方面告诉你要维持资金的信用,不可以乱贷款;另一方面说要维持宽松度,让大家可以借到钱。这样就会很矛盾,借不对,不借也不对。近期修改过法律规定:近亲作证不算数。有些人很奇怪,总喜欢自护其短,总喜欢在报纸上发表说我们的法律亲人作证不算,那不是跟大义灭亲相抵触吗!孔子讲:“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件事情全世界都在热烈讨论,美国很多学校都在编成教材讨论。近百年来都是在用西方的观点来批判中国的文化。在开国际会议的时候,我们总是顺着外国人来批评中国人,外国人对中国人的不了解几乎都是中国人造成的。比如开会的时候说:你们中国人总是乱坐座位,看我们规规矩矩地对号入座。中国人就说:是呀,我们这个习惯还没有养成,我们要改正。我就不一样,我说:你错了,全天底下的人都在对号入座,没有人乱坐。他说你乱讲,那根本就是乱坐。我说:我告诉你,你们西方人脑筋比较简单只会对票上的号,我们中国人脑筋比较灵光,我们对自己喜欢坐的号。中国人去坐别人的位置时,他的出发点都是善良的,这么好的位置没有人坐多可惜,我先坐下来,别人来了我会让位。可是当人家赶你的时候你会变成另外一个人,你会翻脸不认人。你去赶一个外国人容易,拿出票说这个是我的位置,人家会绅士地给你让座。但是赶中国人,他会跟你狡辩再狡辩,就是不想让。外国人办事是讲证据,拿出证据他会主动给你让座。而中国人只能是你让他,而不是你赶他。你让他他会走,你赶他不会走。今天我们的管理最糟糕的就是像西方一样发号施令。西方有一本书说中国人很被动,缺乏主动精神,全错。中国人最喜欢制动,最讨厌被动。我当领导很久,我绝不采取西方的那种管理方法。我们学校有十二个系,只有会计系没有博士,我把人事部经理找过来问我们学校有几个系,他说十二个;我说所有系都有博士吗?他说只有会计系没有。我说为什么没有,他说不好找。我说那要不要找。他说要找。我说多长时间。他说三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后他找到了一个。我说肯定不是好的。他说为什么。我说好的不来我们这个学校。过了一周他来了说校长你太厉害了,他确实有毛病,不要他了。我说还找吗?他说找。这就是老子所讲的无为,无为就是无不为,无为一定要无不为,不能无为就不能叫无为,我的方法就是要让他制动,不能让他被动,只要我发号施令他就是被动,我从不发号施令,所以他就制动。

西方人就是A和B的问题,当他的法律A大于B的时候,B就不见了,就依A而行。当B大于A的时候,A就不见了,就依B而行,就是这么简单。美国的法律是两个学校的法律毕业生造成的,一个是斯坦福大学,一个是哈佛大学。他们只有一条法律就是少数服从多数。中国人是最不相信少数服从多数,因为我们都知道少数人是聪明的,多数人都是糊里糊涂的,叫多数糊里糊涂的人来影响控制少数聪明的人,难道社会越来越退化了?《易经》告诉我们:一两个圣贤比一大堆人要好,所以天下大事是一二人在决定而已,不是多数人在决定。比尔·盖茨前不久在北京大学讲了一番话,他不了解中国,他不懂得什么叫做中国文化。他说:“现在中国的年轻人的价值观会在中国社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不可能,那是美国,因为中国人再怎么年轻也是老人政治,领导要选人一定选跟我年龄相同的人,我不会选跟我作对的人,谁也不会受你的价值观影响。西方人最大的问题就在二选一。比如你是总经理,开会时有甲、乙两个方案,两个不同的方案你敢不敢裁决,你说当然敢,你就裁决,因为这是你的职责。你说甲方案好就按甲方案去执行,谁倒霉,你倒霉,因为他不敢违背你,他在权力下配合你,但权力使你行不通。在中国如果领导奖励某个人,所有人都会公开反对这个人,这是跟西方完全不一样的。按照西方人的激励就完蛋了。我当领导的,我赞同他但是我不会马上表现出来,我会说不急,我们大家再研究研究,现在散会。散会之后我会大声叫住他说我们聊一下,用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我是支持他的,我没有明确讲出来是在给各位面子,这叫中国式管理。我第一句问他:你的问题跟大家的有什么不同?如果他说有很大不同,那就糟糕了,你有这样的心态那我不会支持你,因为支持你没用,你根本行不通。如果他说其实大多数的都相同,只有少数的不一样,我说这个可以,我给你三天的时间你去跟他沟通。中国人会前很好沟通、会后很好沟通、开会时最难沟通。中国人绝对不欺骗,但常常不讲实在话,他讲第三句话:儒家告诉我们一生一世只讲一种话,就叫妥当话。什么叫“言不及义”,就是说话不妥当,说话不妥当跟欺骗不欺骗完全没有关系,那是我们后人误解。中国人把这个叫二合一。我们的文化为什么同化力很强?因为我们总是讲二合一。西方文化把对跟错分开来看,中国人把对与错合在一起来看,对中有错,错中有对,对与错没有一个是绝对的。这就叫做中国式的思维,层次很高,看得很远,算得很准,而且很顺利,这种智慧是《易经》给我们的。“不知易不足以为将相”,太极图告诉我们所有的智慧都在这条线上,这是西方人很难理会的,不是由上而下。现在很多人都说这是S形,其实不对,它是倒S形,因为道是反的,一定要反着走。中国人所有的事情都是由下而上不是由上而下。作为一个领导要做什么决定,要先问下面的人。他们充分支持你,你最好先不要宣布,最好找一个人替自己宣布,如果实在找不到才自己宣布。如果你自己决定自己宣布那么你就会被吊在半空中。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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