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起源数据库（2）

　　

　　唐嘉弘

　　第15——19页

　　本文梳理了古史中记载的华夏族系，认为华夏族的夏、商、周三代可能同源异流，但各自有自己活动的基本地域，各自有自己祖先历史的传说，各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以及社会生活。按层累造成和渗透融合观点解释它更为合适。以夏、商、姬、姜四个共同体或族系为主的古代诸夏，通过长期的通婚、战争、结盟、通商等交往，渐渐形成为一个古代民族――华夏族。华夏族在形成过程中，除与“诸夏”进行渗透融合外，还和杂居的以及周边的异族渗透融合。他们之间在文化、血缘、经济、政治上均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原对夷、蛮、戎、狄异族，虽有“严夷夏之防”，但不论民族是谁，只要接受中原华夏文化，就是华夏族人；即使中原华夏族人，只要接受四夷文化，也就不是华夏族人，而是四夷人了。中国古代历史，从民族史的角度讲，应该说就是一部众多共同体相互渗透融合的历史；虽然各族之间常有战争发生，但融合的主流，始终贯穿在中国古代历史之中。以华夏为主体进行融合的原因是三代具有高度文明，所以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势力对于同华夏杂居及周边各族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华夏族――汉族先民的形成（下）

　　唐嘉弘

　　第16——21页

　　从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看，他们应当是中华民族的先民，他们的文化也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源头，古老而光辉的中华文明确属源远流长。中国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是多元的，并非由一个中心向四散传播。文化的混融，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民族的混融，华夏先民共同体的萌芽形成，可以从这里透出一些信息。以华夏为主体民族所建立的夏商周“共主”的政治国家，及其社会经济、文化均属于当时“天下”的高峰。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华夏族是当时各族最先进的、文化最高的民族，周代贵族中出现的大民族主义在那时并未形成主流，各族事实上的发展不平衡和渗透融合、取长补短，按矛盾统一的辩证法则构成三代历史的主流。华夏族就是在这个历史的主流中所形成的，由小到大，由分散到统一，由不稳定到稳定，由低级到高级，由单一到复合。华夏族和其他各族长期共同缔造了我们伟大祖国，各族之间既相互矛盾斗争，又相互促进混融。

 

　　我国早期国家大一统政治的特点及其成因分析—兼与世界其它文明古国比较

　　启　良

　　125——130、108页

　　古代世界其它各国在文明之初，都经历了由村落到城邦再到王国的发展序列。而古代中国一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就是一个版图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在这样的历史的环境下，势必产生大一统政权结构和大一统政治思想，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政权形式。其主要特点为：一、君权至上。夏启继位，改“伯”称“后”，把自己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商代国王自称“一人”或“余一人”，显示他那唯我独尊的地位，并确立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王位世袭制度。周王朝通过分封制、宗法制等形式，更是加强了周天子独尊的政治地位。二、政教合一。夏商周三代都存在着君权与神权并存的现象。但夏商周早期国家时期我国没有纯粹的宗教神庙，国王虽在名义上不是最高祭司长，但事实上却充当了全国宗教首领的职务。祭司人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他们不仅不能对王权形成威胁，而且直接为王权服务。君权和神权不是分立对抗而是合而为一的，神权变成王权的婢女。三、分封制。分封制的产生是为了有效的控制全国。夏商是否有过分封制还难断言。而周代分封制则处于十分发达的阶段。不仅分封的内容十分严谨，而且有关分封的理论基础——礼仪制度也十分系统化。周初的分封完全是大一统政治下一种特殊的行政设置，周天子与各诸侯国的关系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分封是周王朝政治权力的一次再分配，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而受封的王公贵族形式上都是代表周天子治理受封国，封邦受土的实质也是体现为周天子对地方行政的一种有效的管理方式。四、宗法制。周王朝的宗法制已经相当完善，由之可推，在此之前也当有宗法制的存在。宗法制与分封制是相辅相成的两种等级制度，其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独尊地位，维护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和等级名分。天子是上天的儿子，他在政治上是天下的共主，在宗法上是家族的大宗，宗统与君统合而为一。从本质上说，政教合一、分封制和宗法制都是为了维护君权至上，是大一统政治的具体表现形式。与古代希腊相参照，作者认为形成中国古代大一统政权形式的根本原因，在于它“滚雪球”式的文明起源方式。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古代社会不可能出现象其它文明圈那样的长老议事会和公民大会等民主因素。相反，部落联盟的首领和稍后的君主在滚雪球式的征服过程中，权力越来越大，遂形成了以君主专制为主要内容的大一统政权形式。

 

　　中国古代国家起源问题

　　王义昌

　　81——85页

　　本文认为，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起源问题。而此过渡发生的时间，尧舜禹时代是一个关键。传说史料说明尧舜禹时代处在母权制的末期——对偶婚阶段，再进一步就是父权制了。我国父系氏族社会出现的时间，应划在禹、启之间。从启开始实行了传子世袭制度，这只有到了父系阶段才能做到。随着原始社会从母系向父系的转变，部落联盟组织也发生了变化。尧舜禹时代实行二头制，从启开始实行传子，二头变成了一头，这是未来世袭君主的最初萌芽。但启建夏之初，启也还只是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长。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部落联盟向国家的转变过程贯穿整个夏代的始终。从太康、后羿、寒浞至少康，几次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部落联盟的原始民主选举制度仍在起作用。父权制的确立与奴隶制国家的形成虽有联系，但它们是两回事。亡国的夏桀能“遏众力、割夏邑”，中国古代国家在夏末才真正形成。关于国家起源的物质基础，作者认为是青铜器的使用。分布于夏人活动中心的二里头文化，其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至前1500年，相当于夏代的中后期，从二里头后期开始出现了数量较多的青铜器，即说明在夏代末年才形成了奴隶制国家。

 

　　论古国时代

　　车广锦

　　8——18页

　　作者认为，我国在夏商周三代成为宗主国之前，也应同时存在过众多的古国。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等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都应是众多古国的文化。这古国林立的时期，作者称之为古国时代。与古国时代相适应的人物是古史传说中的帝王。各类传说可以说明这些帝王所处的时代，在官制、文字、农业、水利、医药、土地丈量、人口统计及天文历法等方面都有显著的成就。古史传说已构画出各个领域的大致轮廓，具备了作为有组织的国家的一切条件，可以认为古史传说中的帝王就是古国时代的真实存在的国王，如炎帝、黄帝、蚩尤。作者通过对世界上一些古代国家的王位继承制的分析，及其与中国古史传说中及商周时期的继承关系的对比研究，认为古国时代行的是王位母系继承制。古国时代在考古学文化上的反映是：在仰韶文化晚期、大溪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后期，即五千多年前长江流域、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其它一些地区就全面进入了古国时代。这些考古学文化中的每一个类型就是一个或多个古国。炎帝、黄帝的古国与仰韶文化有关；尧、舜、禹的古国与河南龙山文化有关；伏羲和女娲的古国与大溪文化有关；太昊的古国是大汶口文化；少昊的古国是山东龙山文化；蚩尤的古国是良渚文化。

 

　　中国国家形成之路

　　叶文宪

　　第59——65页

　　本文认为中国国家的形成之路及其形式并非雅典式、罗马式或德意志式的，而是在部族的冲突斗争中形成的。作者首先将我国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个文化系统，认为从中确实可以找到后世夏、商、周、羌、戎等古代部族的影子。作者又将我国龙山文化末期出现的文化断层现象归因于部族迁徙，而部族迁徙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夏禹宇宙期，即夏禹时期发生的自然灾害。龙山时代末期部族迁徙的主要趋向是各地先民从四面八方向中原这块肥沃的黄土地汇聚，于是，各部族在中原地区展开了争夺生存空间的剧烈冲突，从而形成了各部族间的文化大交融，中国国家正是在这种文化大交融中形成的。

 

　　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一个方法学的探讨

　　杜正胜

　　第335——346页

　　本文从史学的角度检讨了过去几十年某些考古学家以理论为导引，利用考古资料而作的历史解释，并尝试借用中国古代典籍的提示，阐述考古出土的材料，以建构符合中国实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史。作者先是肯定了夏鼐、苏秉琦利用考古学材料来构建中国古代史时空框架的卓越贡献。夏鼐根据89个碳十四数据，以年为经，以地为纬，从公元前5000年到1000年，分四个时段，七个地区，排出各重要考古学文化和大多数遗址的年代，从而建立起了公元前2000年的历史标竿。苏秉琦则提出考古学区、系、类型的观念，建立起了各种考古学文化的时空关系。然后，在利用考古资料探讨社会组织的尝试方面，作者对张忠培、严文明、汪宁生、邵望平等的观点发表了个人见解，如主张多人二次合葬仅是一种葬俗，而非张忠培认为的多人二次合葬是母系社会的标志。又如认为严文明论述新石器时代社会的性质与变迁，舍弃"母系"到"父系"的规律，而采取另一种模式：从"公有制"到"私有制"，遭遇的困难并不比前者少。再次，作者认为史学家若善于利用古典文献作线索，解读新出土的考古资料，更有利于建构古代社会史的新面貌。如《礼记·礼运》篇的作者举出四个衡量国家诞生的准则：1、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2、大人世及以为礼；3、城郭沟池以为固；4、礼义以为纪。第1、2两点涉及氏族分化，现在的考古材料尚不足以细密地阐述这些命题，而第3、4两点则与考古出土的城址和大型墓葬反映的礼制相符合，这两点也是现代考古学家们判断国家形成的两条重要依据。最后，作者希望学者们能将历史学与考古学更完善地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研究中国古代史。

 

　　古代的社会与国家

　　杜正胜

　　台北允晨文化

　　1992年10月

　　本书是在论文汇编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早期国家之形成、夏商周三代政治社会结构的本质、古代城邑、以及传统家族等课题有深入论证及独到见解，反映了作者十余年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国家的成果。全书约80万字，分为研究方法与课题、国家起源与发展、封建政治与社会、古代城邑的特质、礼制家族与伦理等五编，以下分别介绍。研究方法与课题中主要讨论考古学与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重建的反思、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些关键性问题。一、作者从史学角度检讨了过去数十年考古学家利用考古资料作出的历史解释——如对社会内部构成和社会性质的探讨，指出考古学对中国古史研究的贡献中，最具体的莫过于时空架构，并说明借助中国古代典籍的提示阐述出土材料，也可建构符合中国实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史。二、作者回顾了重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取向与方法，对新资料、新问题、新解释举例阐述，并指出了关于古代社会与国家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如中国农村社会的开始及转化问题——从村落到国家、部落集团与多元并存的政治社会体、三代国家形态的社会基础、商周统治阶级的社会组织、古代社会的转型等等。三、作者讨论了中国上古史研究的一些关键性问题，如史料和方法、考古文化、氏族传说、政事制度及社会经济、宗教礼俗、学术思想等。国家的起源与发展中主要讨论从村落到国家、夏代考古与早期国家、中国国家的起源及早期的发现、夏商时代的国家形态。一、作者论述新石器时代的祖先分别在我国土地上开天辟地、创造文明，先聚集为村落，又聚集为国家。二、作者推定二里头三期遗址为夏代国家，论述夏代国家的起源与发展，讨论早期国家的起源与性质。三、作者的视点在城垣与国家、宫室基址反映的早期国家形态、礼器、兵器与早期国家的发展，认为中原国家的萌芽划在典型龙山文化前段，中原国家的诞生与发展社会性重于经济性或工具性，目前尚不能回答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动力。四、作者研究了卜辞所见的城邦形态及夏商争霸反映的国家形态，认为夏代到商初是城邦联盟，最晚到武丁时商王国逐渐进入封建城邦，城邦是贯通三代国家的基本性格，从夏经商到周，由比较平等的联盟状态逐渐等级化。封建政治与社会中包括对先周历史的新认识、《牧誓》反映的历史情境、封建与宗法、周代的封建城邦、西周封建的特质、殷遗民的遭遇与地位。一、作者讨论了周族先公时期和年代与地理，介绍考古资料所见周族起源的论辨，并探讨关中商文化与周族在关中的发展。二、作者认为《牧誓》所述纣罪比战国时代的传说更能反映商周的社会特性，周人宣称的天命，真正的基础则是西土之人的群体意识。三、作者研究了周代封建的建立和封建制度的社会结构，论述周人武装殖民的传统精神、周初的征服殖民与分封、殖民封建与怀柔安抚、统治阶级内部的变革——从昭穆到大小宗、封建社会的中坚——世卿和巨室、世家大族的交替。四、作者认为周代的国家形态——封建城邦的基本要素颇多承袭夏商时期者，从夏到周，城邦为讨论三代政治社会结构的重要课题。五、关于西周封建的特质，作者着重讨论了从征服殖民到封建、安抚怀柔的殖民政策及封建的经济基础。六、作者提出殷代氏族相当独立自主，与殷王室不一定具有高度认同意识，入周后殷人无所谓亡国之痛，周王室对他们也极尽安抚怀柔的能事。古代城邑的特质中讨论了城垣的发展与国家性质的转变，研究了古代的关和周秦城市。一、作者讨论了早期的城与国家的发展、战国都城演变所反映的国家性质、秦汉城垣发展显现的中央集权、从亭障到坞堡——军事防卫性的山城。二、作者研究古代的关，涉及门与封疆、关设与关禁、关征、秦汉的关。三、作者对周秦城市的研究分为三部分。古典城邑中讨论建都原则为“向山左右，经水若泽”、庙寝社坛与库台等城邦的标识、封建城邦的等级性及其破坏、春秋城邑之拓殖及城制观念的改变。新型城市中讨论从城到郭、市场和工业作坊。郡县城讨论战国的筑城运动、郡县与县城。作者最后指出春秋时期城邑产生的一连串改变，造成战国秦汉以下大约千余年的城市形态，与以往两千年的古典城邦截然有别，这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大关键，可以称作中国的第二次城市革命。礼制、家族与伦理探讨了周礼身分的象征、宫室礼制与伦理、传统家族结构的典型、五服制的族群结构与伦理。一、周礼的身分象征中涉及互为表里的礼与仪、车服与器用。二、宫室、礼制与伦理中论述了三代宫室格局的基调、宫室格局反映的伦理关系、人伦差等、家无二尊和内外有别。三、传统家族结构的典型中主要讨论了家、族与户、口，及家口之集聚与家族结构、家族宗族之凝聚与累世同居。四、对五服制的族群结构与伦理的研究从族的认识谈起，论及五服一本与同心圆的伸缩、情与义的分际、女性在父系家族中的角色。本书附录中收入作者其他文章，如夏文化可以讨论吗、战国成汤仁义圣王传说的形成、尚书中的周公、读史札记、古典人物素描、汉单结社说、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探索等等。

 

　　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概说

　　金道炉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年

　　第111——137页

　　本文结合文献材料和考古材料对中国古代国家形态作了深入的探讨。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论述。第一、中国古代国家的特征和含义。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国家是以家族和宗族为内涵的，是中国古代国家和宗族组织合而为一的，因而不是一般的城市国家，而是宗族城市政治国家。其国体为族邦，其政体为贵族式的，而国家的隆杀兴替、人君的废立、贵族的存亡，则取决于国人的态度。第二、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于传说中的黄帝时代，时间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距今大约五千年。其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阶段。从黄帝到夏代为第一阶段，其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公元前三世纪到前二十二世纪为前期，这个时期可称为部落奴隶制王国时期，也可称为早期城市国家时期。其特点是出现了众多的早期城市国家。夏代是这个阶段的后期，其特点是出现了家族和宗族城市国家联盟。商周则属于中国古代国家的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特点，是出现了中央王国和地方族邦的组合体。这个阶段分为三个期，即商代、周代和春秋。纵观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这样说：它是一部从分散走向集中、从分裂走向联合，再从集中走向分散、从联合走向分裂的历史。第三、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权结构。中国古代的国家政权是宗族政权。君权即族权，族权即政权。不管政权结构如何变化，这些最本质的特征是不变的。中国古代社会政治史实质上是一部宗族政治史。第四、从宗族城市国家到封建专制国家。从贵族政体到官僚政体。中国古代从宗族城市国家到封建专制国家，是有历史渊源的。在古代社会中，无论是殷革夏命，还是周革殷命，都是进行权力和财产的再分配。但每一次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都是按宗族关系的亲疏远近的原则进行的，因而始终未能改变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族结构和族邦结构。从春秋时代以来形成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在其形成过程中也继承了这种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传统，但这一次的财产和权力再分配是在古代宗族社会结构的瓦解过程中进行的，是对原来属于古代社会中宗君贵胄及其宗族的财产和权力进行再分配，分配是按贤愚、才学、勋劳、武功等原则进行的，其结果自然是形成封建王国，统一为封建皇朝。

 

　　东南亚早期国家的“可变等级制”及其历史根源

　　乔伊斯·C·怀特

　　第1——9页

　　本文就东南亚早期国家的“可变等级制”及其历史根源作了深入的探讨。首先，本文作者总结并介绍了东南亚早期国家一些令人感兴趣的特征。即：第一，印度的概念化模式成为这些早期国家思想观念的上层建筑。第二，对固定的专有领土疆界的漠视。第三，对向心力的强调。第四，产生领主及继承统治权的途径、统治权的正统合法性很少基于世系嫡传，而更多地建立在个人的成就和“本事”之上。接着，作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从战争和经济生产单位的角度进行来阐述。依据发掘遗迹、遗物的情况分析，作者认为早期遗址、遗物与战争因素无关。在经济上，早期社会的生产单位一直停留在一家一户的水平。其次，从文化的多样性的角度入手，通过考古发掘，发现不同遗址间相互存在差异。即使是距离非常近的遗址间，还是存在较多的差异性。这进一步说明遗址间文化多样性的存在。作者认为，这些都是史前时期地方文化的表白。再次，通过对发掘材料及研究成果进行对比研究，作者引进了“可变等级制”的概念，并对社会分层的情况作出自己的解释。他认为，一种决定身份地位的多面化制度会导致出灵活变换的等级排列产生的可能性。等级关系不是稳定不变的，而是灵活的，并且随境遇的变化而变化。最后，作者对全文作了总结。他认为，向可变等级制发展的趋势可能是东南亚核心地带的一个基本的社会主题或过程。灵活的等级制与文化的多样性相协调一致，发挥克服偏差的作用，并延缓了向持续稳定的等级制度的发展。

 

　　华夏民族起源与形成过程

　　沈长云

　　第175——188页

　　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形成的理论，通过对大量历史文献记载等各种材料的详尽分析，阐述了“华夏”族称的来历和华夏民族的具体形成过程。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成理论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认为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只存在于文明社会，是随同文明和国家的出现而形成的；它是超脱了亲属血缘关系和各氏族部落的地方局限性，从而在更大范围内按地域行政单位组织起来的新的人们共同体。华夏民族的形成，也就是华夏祖先从部落状态向国家过渡和摆脱氏族血缘联系向地域组织过渡的进程；最终摆脱血缘羁绊而实现按地区对国民的划分，才可以看作华夏民族形成的标志。对比世界其他地域古代民族和国家的产生发展过程，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具有特殊性。在我国，国家的形成经历了由早期的部族国家（由氏族和部落组成的国家）到完全以地域组织为基础的国家这两个发展阶段。夏商国家是建立在氏族联合组织而非地缘组织的基础之上的，近年来史学界一些观点把这一时期说成是华夏民族业已形成的历史时期，实际上是缺乏依据的。直到西周大封建之后，由于社会历史状况发生了深刻变化，华夏各部族才开始由部族状态向民族共同体演化，而华夏民族的形成过程最终完成则是在春秋战国之际。

 

　　祭祀、战争与国家

　　王震中

　　第57——69页

　　本文对国家的产生途径进行考察，主要论证了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即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在分析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作者认为所有早期国家在其形成的过程中，祭祀和战争都发挥过直接的促进作用，即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通过对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大量记载和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进行分析，结合对世界其他古代文明中国家产生途径的考察，我们可以从多方面对祭祀和战争在早期文明和国家形成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有明确的认识。早期国家的神权政治色彩比较浓厚，统治阶级的统治与管理之权同他们对宗教祭祀的垄断与独占密不可分。这时与史前分层社会的显著区别之一就在于强制性的权力机构的存在，这种强制性的权力，既建立在对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或谋取方式的掌握和控制上，也建立在意识形态权力基础上，而且后者还使前者神圣化、合法化。而在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战争对国家形成所起的促进作用也是普遍的，是国家和王权产生的重要媒介。一般而言，国家是社会出现阶级分化时，受祭祀、战争、公共管理事务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在部落或酋邦之类的族共同体之间的冲撞中诞生的。祭祀使世俗强权神圣化，战争使世俗强权军事化，而在当时它们都具有极大的社会公众性。早期国家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力，正是借助于这些具有极强的社会公众性的事务发展出来的。本文还论证古代文明社会的权力中心往往以王权的形式出现，它有三个来源和组成：其一是王权的神圣性和宗教性；其二是王权的军事权威性；第三则指王权来源于族权。祭祀与战争以及古代王权即国家统治之权的三个基本来源，是世界各地早期国家形态和早期文明社会形态的共同特征。

 

　　中国国家形成的考古学考察

　　侯　毅

　　第38——47页

　　本文以考古资料为基础，对我国国家形成的过程进行了论述。认为任何国家的形成都必须依赖与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与财富的相对集中，中国也不例外。仰韶、龙山时代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社会财富增长很快；从仰韶晚期至龙山时代，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技术的革新并没有使普通氏族成员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却使原有的贫富差别向两极急剧分化，社会财富已逐步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氏族内部的阶级对立也日趋尖锐，从而为国家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国原始社会晚期社会财富的相对集中，既不是商品贸易的结果，也并非强制的剥夺，而主要是凭借巫师的特殊身份取得的。巫师都是财富的占有者，从他们所拥有的物质财富来看，其中一部分是巫师专用法器如琮、璧等，其余的则是通过类似后世的“贡赋或纳贡”制而获得的。在巫师、首领和军事首长三者之间，巫师是第一位。只有掌握了通天地的本领，才有可能成为首领和军事首长，直到夏、商、周三代，仍然都是这样。龙山时代晚期的大规模战争是争夺意识形态控制权和掠夺财富的必然结果，而这些战争又加强巫师、首领及军事首长的权力，促进了国家的产生。在中国国家形成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巫师集团，走在前面的是中原地区。中国进入阶级社会的标志并不是生产力的迅猛发展，而是人际关系的变化，即祭鬼神通天地的手段为少数人所独占。中国国家形成的模式是古代东方国家形成的典范，与西方的雅典、罗马和德意志都不相同。

 

　　关于中国国家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梁　颍

　　第148——150页

　　本文认为阶级和阶级斗争是国家产生的基本前提和根本原因，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原理，它反映的是国家产生原因的普遍性。但在此基础上，不同国家产生的途径和形式却不尽相同，某一国家的产生往往需要通过其他一些具体因素的推动，反映出国家产生原因的特殊性。以此为理论依据去探寻中国国家的起源，可以发现，中国国家形成的道路之所以与西方国家的产生有较大的差异性，归根到底是由于两者所赖以产生的社会经济条件存在较大的差别。中国进入文明社会前夕的特殊社会经济条件可以归纳为四点：一是生产工具是以木石骨器为主导；二是以定居农业为特色的自然经济体系；三是以原始农业生产相适应，人们的生产劳动单位往往是以氏族组织为基础的集体劳动组合；四是在上述诸种条件的综合影响下，中国原始社会在解体过程中私有制不甚发达。这些经济条件，使得中国社会在缓慢向国家方向行进的过程中为父权家族留下了发展的余地，父权家族甚至成为国家发展的主要动因，中国国家的形成走的是一种“从家到国”的特殊道路。以农业自然经济体系相适应，中国国家的形成只能建立在父系氏族公社基础之上。氏族内部的父权制家族不断发展而逐步破坏氏族制度，并为行将到来的国家提供了自然的社会基础和现成的组织和模式。从而推动社会一步步地向国家的方向发展。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时间和标志浅议

　　梁　颍

　　第77——81页

　　本文探讨了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标志，认为应该以恩格斯提出的国家形成的两个标志为基点和指导，结合中国的历史实际，找出一个符合中国早期国家特征的综合性衡量标准，这就是古代文献中所说的“家天下”的建立。“家天下”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从中国的历史实际看，其本义应当是指某一家族据天下为己私有而对其实施管制，由此构筑起以某一家族和家族长为核心的社会统治模式。这一综合性标准内容是多方面的，主要的并较为客观的有这样几条：一是君主世袭制的确立及以君长为核心而形成的公共权力系统，这里“君主世袭制”的确切含义是指家族长的继承与君位的传袭合二为一。二是以某一家族长的血缘关系为核心和主体构筑起国家的统治模式，即形成“家天下”的政治格局。第三则是贡赋制度的确立。按照这几个标准去分析中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的种种特点，可以认为，中国国家的形成应当是在夏代。此时王朝君位的继承与夏族家族长的传袭已经合二为一，说明“家天下”的君主世袭制已经确立，同时也已经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和代表的，包含着官吏、军队、刑罚、监狱等国家设施的公共权力。夏代不仅确立了君主世袭制，而且还以君主的血缘为核心，构筑起“家天下”的统治模式和政治格局，通过分封方国构成以夏后氏为主体的夏王朝国家政权。另外，夏代还建立了贡赋制度。贡赋制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国家统治关系的特色，随着它的形成，国家的产生应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上古奴隶制方国探幽

　　刘式今

　　第3版

　　作者通过分析中国史前时期龙山时代的河南辉县孟庄、淮阳平粮台，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等城址，辽宁咯左东山嘴遗址、牛河梁遗址及其附近的多处积石冢，以及浙江良渚文化大型史前遗址群，并和古代希腊的奴隶制城邦比较后，认为古代希腊的奴隶制城邦与中国上古的奴隶制方国具体的历史状况和政治内涵虽不尽相同，但二者在人类发展史前进轨道上所处的坐标位置应是相当的，其社会制度也应是相似的。根据考古发现，中国上古的奴隶制方国，大约分布于黄河中游、黄河下游、辽西地区及长江下游四个主要区域，每个奴隶制方国又各有自己的族属，代表着独特的文化内涵或系统。其考古学年代处在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时期，时代为距今5000——4000年之间。

 

　　国家起源与民族文化传统（提纲）

　　苏秉琦

　　辽宁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第132——134页

　　作者指出：国史的核心问题：一是国家起源（即文明起源）；二是民族文化传统。我国的国家起源问题可以概括为：发展阶段的三部曲，发展模式的三类型。发展阶段的三部曲是：古国、方国到帝国。这是我国自文明起步，全部中国古史多次重复、立体交叉这个公工。发展模式的三类型：（A）原生型、北方，起点最早。6000——5000年间。典型遗存是红山文化的坛、庙、冢（古国）、夏家店（下层）文化（4000年上下）的原始长城等（方国）。两千年前的秦长城、东端山海关内外、绥中与北戴河之间的“碣石宫”等遗迹、遗物（帝国）。三种模式中最具典型意义。（B）次生型、中原，起点晚于前者。5000——4000年间，洪水期及治水事业为特征，与传说“五帝本纪”后半的尧舜禹为其历史背景、典型遗址是山西襄汾陶寺，其他有关重要遗址是陕西武功浒西庄、赵家来等为代表（古国）。下接夏商周秦，4000——2000年间。他们的始祖都自称是源于洪水期与治水事业有关，各有自己的开国史。其中的秦最具典型性，自襄公（古国）缪公（方国）到始皇帝（帝国）三部曲。史籍记载与考古资料对应清楚。（C）续生型。秦汉统一帝国解体后一、二千年间，北方草原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时代。清朝的开国史继承了鲜卑、契丹等北方草原民族的事业，从古国、方国到帝国，最具重要意义的是，结束了自秦汉统一中华以来，以筑长城、设重防，把草原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对立起来的格局，彻底的、一劳永逸的解决了。承德避暑山庄是一处人类历史上最了不起的纪念碑，为长城史划了一个大句号。民族文化传统问题，概括起来有以下几项：（1）超百万年的文化传统根系，典型遗址材料如河北阳原泥河湾东谷坨遗址、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洞、直至泥河湾虎头梁（万年前）的旧石器晚期遗存。（2）上万年的文明启步。“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兵器、礼器是它们的物化标志，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八千年前的玉器已发现多处，它们的源始应不下万年，它们的形制，有的直接延续到商周。（3）国家起源的三种模式涵盖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历史。

 

　　荷马时代·殷周社会·早期国家形态

　　汪连兴

　　第131——137页

　　作者通过分析摩尔根关于荷马时代错误的划分、血缘氏族在早期国家形态下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民主制”以及早期国家形态等，认为无论在中国还是希腊，或是古代世界的其他地区，国家对氏族制度的关系一般都是先“转化”，后“排挤”。即首先把原始社会的血缘氏族部落基本上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使之转化为隶从于国家之下的统治机构；第二步是逐渐地用地缘和财产关系来排斥、取代血缘关系。因此，国家的发生、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氏族制度本身的异化过程，以及它与国家由相容到不相容的矛盾转化过程。特别是在这个过程的第一阶段，一方面，私有制、阶级和国家已经产生，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史概念，它应当属于文明时代的范畴，和原始社会有着本质的区别。另一方面，它在国家诞生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氏族制度不仅不排斥，还充分地依赖和利用。恩格斯继承和发展了摩尔根的错误，忽略了国家生长的童年时期，把本应属于文明时代的一部分历史归在了野蛮时代。对“荷马时代”和印第安人古代文明的否定，使他失去了对过渡时期的国家形态进行更深入的考察，根据已拥有的部分资料做出历史性透视的机会，并长期束缚着后来研究者的理论视野。

 

　　试析我国古代国家早期形态的形成发展过程

　　宣兆琦

　　第3——7页

　　本文认为，在中国古代国家早期形态的形成发展过程中，龙山文化时期的部族战争和夏禹时期的奔驰水土起了很大的作用。作者认为，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部族迁徙运动，迁徙的主要趋向是各地先民从四面八方向中原汇聚。为了争夺生存空间，各部族之间展开了剧烈的冲突，部族战争接二连三发生。部族战争促使了华夏族的形成；创造了王权和王位世袭制度；瓦解了氏族团体的血缘关系，为按地缘区划居民创造了条件；在部族战争中，还产生了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利；战争中还产生了金属、城堡等一系列早期文明的元素。在战争中，我国古代国家早期形态初步形成了，但这时候的国家非常原始和粗糙，它在后来的奔驰水土的过程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作者还认为，夏禹时期中国发生了一场大水，这场大水给人们带来末日般的恐惧，但也正是在治水中，诞生于古代部族战争中的我国古代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主要表现在，治水进一步强化了王权；治水变传统的王位族内传贤为传子，并且逐渐成为制度，从而使王位世袭制更加规范化；治水打破了族之间的封闭性，增加了部族之间的联系；治水还强化了中央集权，使国家机构进一步完善。炎黄氏族大战中形成的我国古代早期国家，经过禹夏时期奔驰水土的洗礼，最后终于成熟了。

 

　　试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

　　梁　颖

　　第13——18页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基础原理为指导，对民族学关于19世纪末鄂温克人的“乌力楞”及考古学大汶口文化中期、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例证的分析，以及对陶寺墓地显赫家族墓葬的举证，说明父权家族一经产生，便预示着氏族制度即将瓦解。某些显赫家族率先冲破氏族的外壳，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进而控制了部落。又以古文献中关于尧舜禹时代对部落首领之位的争夺与控制的记载，论述父家长的权威是如何突破了部落联盟首领的权限，发展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最高公共权力——君主，使中国古代国家最终形成的历程。作者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血族征服战争曾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通过战争，进一步促使父权与部落和部落联盟首领职责的结合，造成这种结合体逐步凌驾于社会之上；同时，在以血缘集团纷争为特色的征服战争中，家族统治逐步确立，这两方面的结合，最终导致了“家天下”的建立。从而阐明了作者的观点，即：中国古代的国家的产生不同于古代希腊、罗马等西方国家的产生，是在父权家族基础上产生的，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随看父权家族力量的不断扩大，某些显赫家族及其父家长层层控制了氏族组织，使包含着阶级压迫性质的父权渐次扩及氏族、部落乃至部落联盟的范围，形成其逐步凌贺于社会之上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氏族征服战争使军事首长的职责揉入父权之中，并促使部落联盟向国家机构转化。在此基础上，某些夺了统治权的父家长，利用自己战胜者的威望和权力，构筑起“家天下”的统治格局，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道路，是一条“从家到国”的道路。

 

　　中国的早期文明和国家的起源

　　何兹全

　　第3——10页

　　本文从恩格斯的国家起源论谈到了我国有权威的学者中的国家起源说，认为中国史学家以夏为中国国家起源时期的学说和恩格斯国家起源的学说不十分吻合。从而论及了作者对中国国家起源的新思考，认为国家起源，分作两步：早期国家和真正意义的国家。盘庚或盘庚以前开始到春秋战国家前，是中国的早期国家时期，春秋战国开始是中国古代社会和成熟国家时期。并且介绍了中外学者对国家起源的一些讨论。作者提出：在中国国家起源的问题上，乃至在世界多民族的国家起源问题上，划出一个“早期国家”（或者如某些学者划出的一个“酋邦”阶段），是符合历史实际的观点。作者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起源论学说较西方学派的国家起源学说更具有科学性。国家的出现，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伟大的进步意义。

 

　　中国早期国家

　　谢维扬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年

　　本书深入介绍了国际早期国家研究的主要成果，就现代早期国家的理论与方法问题作了探讨，并以此为基础，分析了中国前国家时期政治组织形式问题，提出并论证了早期国家进程的中国模式问题，详细论述了中国最早期的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及其在初始期、典型期和转型期中的主要特征与发展。本书还论述了中国自先秦以来国家进程中由中原向周边地区扩布的过程。作者认为：一、目前要推进关于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包括国家）的研究，一种综合性的、深入的和比较专门的探讨是必须的。早期国家研究是一门跨历史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学问。我国的早期国家研究总体上说还不是很成熟，许多学者的研究在理论语言上呈现“老化”现象，掌握的资料也还不够充分。西方的早期国家研究的成就是一贯致力于开拓研究资料的广泛来源，在理论上的开掘也相当活跃，其弱点是对有些重要的早期国家（包括中国）研究还较薄弱，其理论建设也需要完善。中国早期国家研究特别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前国家时期政治组织发展的状况、中国最早的早期国家形成的年代问题、中国早期国家进程中的不平衡问题、中原早期国家最初的和随后的发展情况、对中原早期国家的结构和功能的分析、中原早期国家的地域状况、对中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的一些早期国家的比较研究。二、一个较合适的早期国家定义至少应指出早期国家所具有的如下特征：从原始社会直接演化而来，或可以被看作是这一演化发生后的最初一些阶段；中央集权的最高权力中心；行政和政治管理机构；社会分层或阶级分化；领土观念；国家意识形态。早期人类社会中与早期国家形成相关的因素有人口增长和人口压力、地域、生产的进步、战争、社会分层和阶级分化、政治发明等等。从早期国家发生和发展的进程的角度看，有两种模式是客观存在着的。第一种模式是指早期国家直接从氏族社会中演化出来的那些个案，可称为“氏族模式”；第二种是指早期国家是从氏族社会解体后出现的酋邦社会中演化出来的那些个案，可称为“酋邦模式”。西方学者提出的早期国家三个阶段的特征表明总体上应该说是一种有价值的理论性概括，只是在个案研究时还应根据具体的资料作出切合每个个案实际情况的解释。从早期国家研究的角度看，亚细亚生产方式实际上是对人类政治组织演进的一种模式的概括。它最初是在一些个案的相当于原始社会晚期的发展中显示出作用，然后又影响到这些个案在早期国家初始的和典型的阶段的发展。三、关于早期国家研究的方法，以下问题比较重要：中国先秦时期文献中关于传说时代的记载，抛去某些不可避免的神秘色彩，都还是十分严肃的；以某些考古学文化或文化时期来指称文献记载的某个人群或政治实体时，要避免做简单的比附；不能认为人类学或民族学提供的事实一定具有普遍性，也不能简单地认为这些资料所揭示的事实就是古代的事实。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对历史上不同时期早期国家的纵向比较是十分重要的方法。四、总的来说，在部落联盟的发生和结构上的特征中贯彻了两条最基本的原则，即部落间的平等和个人性质的权力的微弱。部落联盟并非普遍存在，也不是人类早期政治组织发展中部落联合体的唯一形式。在非部落联盟形式的部落联合体中，最具普遍性的一种形式就是酋邦。同部落联盟相比，酋邦的分布要广得多。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国家，由于其起源上的特定情形，形成了在社会组织、政治机构、推动国家形成的主要步骤以及政治运作方式上的一系列特点，可由此辨别有关个案与部落联盟模式有怎样的关系。五、同部落社会和群队社会的没有个人性质的权力的状况相比，酋邦是存在着明显的个人性质的权力的。在前国家时期的不同类型的社会中，酋邦是唯一具有这种特征的社会。而从人类学报告来看，具有酋邦这一特征的社会在世界许多地区都存在过。把这种类型的社会从典型部落社会中区分出来，尤其是把它同在典型部落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部落联盟社会相区别，有助于认识人类社会政治组织和政治权力发展的真实过程。建立在社会分层基础上的酋邦社会比典型部落社会更接近于向国家社会的过渡。酋邦和由酋邦转化而来的早期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同征服与吞并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国家形成的酋邦模式的一个主要特征。酋邦具有专制政治的特征，表明它已经具备了中央集权政治的某些性质。这在中国早期国家研究中有特殊的意义。就酋邦与国家的关系来说，酋邦向国家社会的过渡性和非过渡性特征对于特定历史的解释来说是同等重要的。酋邦向国家的过渡终归是一种历史性的过程，对其原因的解释是离不开历史性的说明的。六、从黄、炎时期部落联合体内存在着各组成部落间的不平等地位和联合体最高权力这两项特征看，这些部落联合体很显然属于酋邦类型。尧、舜、禹部落联合体同部落联盟有着完全不同的基础，它们也属于具有个人性质的权力的部落联合体类型，即酋邦。良渚、红山和陶寺的考古资料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文献中对中国传说时期酋邦活动的记载的基本内容，证实了中国前国家时期社会和政治组织的主要和普遍的形式是酋邦，因而突出地显示了酋邦在中国早期国家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七、夏朝是一个典型的正在形成中的国家。夏朝国家作为初始期的早期国家在政治的发展上已基本具备了作为国家的一些主要因素，同时在所有这些要素上又表现出与酋邦制度的某种联系。商朝和周朝在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的总的尺度内仍然可以看作是一个阶段，即典型期阶段。这两个朝代在国家制度方面都比夏朝成熟许多，但都还没有出现由早期国家向更成熟国家转变的情况。它们的诸多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相对稳定的，同时也比较接近，而这种相对稳定的特征同真正成熟的国家相比，又明显带有某种“原始性”。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自夏朝国家产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从国家制度演变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的变化最终结果是使作为典型期的早期国家的周朝国家宣告结束，一个新型的、具有成熟的国家特征的秦朝国家取代了它。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早期国家进程的结束。在本书的最后，作者论述了中国中原周边地区的国家进程，分析了不同地区进入国家社会的不同模式，并为分析较早的早期国家进程的机制提供了比较性的依据。

 

　　中国古代社会与国家之关系的变动

　　许倬云

　　第63——79页

　　中国古代在国家没有形成以前，人类已有小型的群体组织，可以称为“原群”。其成分通常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商代的国家组织并不发达，上述的原群是其国家的基础。周代以亲属封建，国家的上层与原群的社会实相重叠。不过诸侯的封国之内，因为有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多层结构，国家之内社会呈现异质性。春秋战国时代，社会趋于复杂化，代表财富、知识与影响的社会力量兴起。异质的社会可称为复杂的社会与国家权力之间有求取彼此平衡的需要。即使秦是专制集权的国家，也不得不尊重富人，汉初亦然。是以《史记》有货殖传，游侠、刺客诸传，以志政治权力以外的诸种社会权力。汉文帝以后的景、武两帝打击社会势力不遗余力，终于消灭了以城市为基地的工商业和民间领袖。虽后则以地方农村之士大夫宗族成为代表知识的社会权力主流。士大夫在朝为官吏，在野为地方领袖，于是国家与社会间呈现一种亦分亦合的辩证关系，颇符合黑格尔以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为一连续体之概念，而不是近世以为国家与社会之间为对抗体的观念。正因为社会的组成以地方宗族为基础，古代中国社会具有浓重的原群特性，也因此不易发展以交换为原则的公众空间。

 

　　国家起源之研究

　　陈　淳

　　第81——88页

　　作者认为，国家起源的探索关键在于要找到原始社会政治结构演变到特定发展水平的证据。应在对已发掘资料进行积累和总结的基础上加强社会科学理论的探讨和应用。原始国家的特点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①社会结构已完全脱离原始社会血缘关系组合；②统一的超聚落的中央统治和统治阶层的形成；③职业分工和市场形成。国家形成之前，原始社会的进化大致可以划分为“原始群”、“部落”、“酋长部落或部落联盟”，大致相当于原始平等社会、等级社会和阶级社会。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区域内的一批酋长部落或部落联盟被其中一个最强大的部落联盟统一的结果。关于国家起源的动因，有柴尔德自然发生说；威特福特的灌溉说或水源说；卡内罗的被迫论或战争说；杜蒙德的人口说；哈斯的权力说等。国家的形成被认为有两个层次，一是原始国家，指那些纯粹从本地条件下独立形成的早期国家。二是次生国家，是指在已形成的国家外力推动下向更高级社会结构发展而形成的国家。世界上公认的原始国家有六处起源中心：黄河中游，美索不达米亚，泥罗河下游，印度河谷，中美州和秘鲁——玻利维亚地区。原始国家的探索主要有两个层次，一是宏观的区域居址形式分析，二是微观的大型栖居中心内部结构分析。国家起源是原始社会由简单到复杂从而达到一个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对这个问题的探索有赖于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共同努力。要判断国家起源，分辨和分析酋长部落或部落联盟是一个重要的前提。作者认为我国国家起源研究应关注以下四个方面问题：①考古田野工作者应创造出一套适应研究开放和复杂社会的分析概念和衡量标准，以期能从考古遗存和物质现象的功能和整体组合关系来了解原始社会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发展水平。②分析视野不但要关注个别大型或代表性遗址的形成和发展，而且要从区域遗址群和宏观角度来了解各者种涵盖广大地区和不同文化与民族的多层次政治实体。③留意黄河中游地区是否分布有多处大型居住中心或政体。④重视我国其它地区早期国家的探索。

 

　　国家：一个逐步凸显的历史过程

　　马育良

　　第5——9页

　　本文根据对古代东西方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研究来探讨古代国家形态的演化。作者首先认为国家发展进程的阶段性是不言而喻的。国家的发展在实际上都构成了一个不断演化的变体链。贯穿其中的是一个或几个国家政治主题或目标的传衍，一系列国家政治技术的开发和突破。国家与过去的断裂，至少沿着以下两条路线前行，一是国家从无国家社会组织中日益疏离具体的血缘本位的社会关系，成为抽象、独立的单纯自我。二是国家政治日益世俗化。国家与无国家社会组织表现出两方面的连续性，一是血缘氏族关系。二是神圣化手段，即意识形态政治技术。夏商周时期，东西方开始出现加强国家政治存在的历史运动。这个变化的发展指向是，谋求彻底破坏氏族的社会关系，实现国家系统与血统宗法社会的分离与疏远，将初级国家形态推进到“大体上已经形成的国家”形态。伴随物化形态政治技术的发展，也刺激了理性精神的高扬。这一时期，西方“外在超越”型文化的典型特征已经形成。但是，也许是古典理性的过于超越，对扰攘的现实世界的过分淡漠，古代国家政治在世俗的横流中很少能得到航向上校正，希腊、罗马国家都先后衰落了。在中国，春秋中期以后，国家政治以及相关联的文化也经历了一场所谓“超越的突破”。在公元前一千年之内，希腊、以色列、印度、中国这几个古老的民族先后方式各异地经历了这种“突破”。所谓“突破”就是指通过反省，改变旧的传统，使整个文化进入一个崭新的、更高的境界。在中国，新型的国家试图逐步割断同三代国家的形式，包括一些意识形态政治技术的联系，使国家在政治特征方面更显地以物化的形式裸露凸显出来，并在对内对外两个方面都呈现为一种极强的存在。经过以法家为代表的国家本位主义者的不懈努力，到秦帝国时，这一愿望实现了。中世纪封建国家时代的欧洲复活了古老的血缘宗族关系和等级原则。政治观念物化向神圣性靠拢，政治权力与宗教结盟，基督教垄断了精神世界，教条成为政治信条。对于中国来说，两汉之际政治关系是官僚封建主义。西汉中叶以后后儒文化被引入政治技术平衡面，与政治权力结盟。所有这一切，似乎意味着，东西方国家在逐步凸显出自我后，到中世纪，又开始收缩自我，神圣性与一些古老的社会法则重又回到了国家政治领域。中世纪末叶以后，国家政治形态的演化，一直贯穿着一个主题：复活并高扬世俗精神，国家摆脱了视之为私产的贵族和君主；政治与宗教文化分野，国家不再需要神圣性来为自己的存在论证，它把合理性建立在普选和宪法的基础之上，在这样成熟的阶段上，国家“泄露出本身的秘密”。然而，国家在凸显出自我以后，仍须改进和丰富自己，其归宿或许真的是与社会融于一体。

 

　　试论中国古代的宗族部族及其国家的形成

　　杨茂盛

　　第51——66页

　　本文是作者在自己以前有关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阐明宗族与氏族、部族与部落的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进而论述中国古代的宗族部族及其国家的形成。本文从以下五大方面加以论述。第一、问题的提出及其基本思路。关于氏族和宗族、部落和部族的含义及其联系与区别有不同的理解，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解释和说明。对于早期国家形成的模式，因为世界各大洲的人类所处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不同，所以其早期文明的发展也会有同有异。其中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原生型国家”及“续生型国家”都是通过宗族部族的组织完成的。第二、氏族与宗族的含义及其联系与区别。笔者认为，宗族与氏族的含义是不同的。西方学者只重视对氏族的研究，甚至把氏族的概念外延扩展到宗族，从而摒弃宗族这个重要的环节；我国的学者也多取成说，而忽略了宗族在形成部族及其早期奴隶制国家中的重要作用。为此，本文在这里对氏族和宗族的概念及其联系和区别分别进行了论述。第三、部族与部落的含义及其联系与区别。笔者认为，部族和部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以往的学者、特别是西方学者对部落的重视有余，而对部族的研究不够，因而往往出现用部落代替或者把部落的概念外延扩大到部族的现象。为此，本文在这里对部落与部族的含义及其联系与区别分别进行了论述。第四、中国的宗族部族及其国家的形成。对于这个问题，本文从两个大的方面加以论述。一是华夏大地宗族部族制国家的形成。作者从五帝时期的综合生产力水平；中原地区在炎黄时期形成宗族制国家；宗族部族制国家的主要特征；天子之国与诸侯之国的关系；宗族部族制国家持续的时间等五点分别进行了论述。二是中国少数民族形成宗族部族制国家的情况。作者对北方的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宗族部族之国家的形成分别进行了论述。第五、简要的总结。通过以上的分析论述，可以清楚地看出宗族与氏族、部族与部落的概念含义，虽然在表面上有不少相似之处，但是在本质上却有严格的区别，这是不应该混淆的。一般说来，氏族和部落是原始社会的血缘和姻缘组织，它们以及它们的集合――部落联盟，无论是逻辑推理，还是分析归纳史实，要形成民族和国家都缺少宗族部族这个中间环节。而宗族和部族是阶级社会的早期组织，具有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和血缘、姻缘关系向地缘、业缘关系过渡的性质，它们以及它们的集合――部族统一或部族联邦，便发展形成早期的宗族部族政权或国家。作者最后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从中国丰富的民族史实中抽象出的宗族部族及其国家形成的观点，是符合中国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它有利于科学地阐明华夏民族和周边民族的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可以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一个重要环节。

 

　　试论上古国家的形成与中国古史的分期问题

　　周　明

　　第14——22页

　　本文结合东西方上古国家形成的不同发展道路来探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本文共分三个部分加以论述。第一，引论部分。谈了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是一个长期困扰我国史学界的理论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久争不决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中心史观，即按照欧洲（尤其是西欧）历史发展的特点和模式来剪裁中国的历史。作者认为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的两条道路为亚细亚社会发展道路和西方（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制社会）社会发展道路，并分析其产生差异的原因，试图从中国国家诞生和形成过程中寻求答案。第二，上古中国国家的形成。从以下几个因素加以论述。1、部落战争与华夏民族的形成。作者认为部落之间战争的结果导致民族之间的融合，最终促使华夏民族的形成。2、治水与中央王国的形成。作者认为部落在治水过程中产生的中央机构，已形成了国家的雏形，启继承了王位，世袭王权终于确立。3、抵抗游牧民族侵略的共同需要进一步加强了中央专制政权。4、国家形成的小结。5、夏商周三代的经济和政治。经济为井田制，政治为宗法制。第三，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症结。本文认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症结在于中国国家产生走了一条和西方国家（希腊、罗马）完全不同的道路。即中国早在金石并用时期，在农村公社尚未瓦解的情况下就产生了国家，而希腊、罗马则是到了铁器时代，在农村公社的废墟上才建立国家。他还具体列举了中国古代史分期最主要的三种说法，都有不同程度上套用西欧历史模式。最后，作者希望我国史学工作者应根据中国社会自身发展的规律去寻找合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的理论说明，而不是教条式地套用欧洲史的分期标准和分期名称。

 

　　中国上古时期国家道路的几个特点

　　韦　正,马　彬

　　第98——108页

　　本文对中国上古时期国家发展过程的特点加以分析和归纳。文中的上古时期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汉王朝建立这段时间，即国家出现到大一统中央集权帝国的形成这一时间段。中国古代国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大阶段：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史前原生国家阶段，三皇五帝夏商周三代为中心的准集权制王朝国家阶段，秦汉王朝开始的统一的君主专制国家阶段。截然有别的三个发展阶段背后的历史现象、社会制度、权力方式等方面有着深刻的联系。历史过程中的偶然因素与社会结构中的稳定内核使上古历史沿着一定的轨迹运行。东亚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中国东部沿海与内地文明的不平衡性，以及新石器时代的海浸等主要因素既促成以宗法血缘为基础的大一统国家观的早熟，又造成实现国家集权费时长久，并与浩繁的战争形成对照。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国家的形成——从聚落到国家

　　王震中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59——73页

　　本文认为，就世界范围而言，在多数地区城市或都邑是文明与国家相结合的焦点，从村落到城市都邑的发展过程，展现了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的运动轨迹。本文就此论述中国文明的起源与国家形成的过程。聚落形态的演进，直接体现了社会生产、社会结构、社会形态的推移和发展，因而通过聚落形态来划分和建立社会形态的演进模式或阶段，对于只能利用考古学资料来研究人类文明的起源来说，这种模式或阶段的划分，不但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须的。从聚落形态的演进着眼，在中国，若将公元前8000-前6000年作为农耕及农耕聚落的起源期的话，那么，从公元前6000-前4000年间，是尚未分层的农耕聚落的发展阶段；公元前4000-前3000年为中心聚落即原始宗邑的发展阶段，其中公元前4000-前3500年为它的萌生期，公元前3500- 前3000年为它的充分发展期；到公元前3000-前2000年，则为都邑文明的形成期，尽管在这一时期，城邑的出现有先有后，其规模也有大有小，但它们作为多中心的小国分立式的文明中心的一个又一个中心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历程可以描述为：由社会尚未分层的农耕聚落形态演变为开始分化和分层了的原始宗邑聚落形态，再发展为已形成文明的城邑国家形态。其中，中心聚落即原始宗邑形态这一发展阶段，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心的关键点之一，中国龙山时期的都邑文明只不过是史前原始宗邑的进一步发展而已。在中国文明起源的连续性——即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和观念形态三位一体的连续性中，最主要的是宗族——家庭结构上的连续性；中国古代的身份、阶层、地位、阶级分化、财富的积累方式和途径等，都带有父权家族——宗族的结构特征，而这些又都体现在原始宗邑形态之中。

 

　　国家发生三种政体说

　　宫长为

　　第121——127页

　　本文就国家发生的政体形式及类型问题加以阐述。政体是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指统治阶级采取何种形式去反对敌人，保护自己的政治机关。它表明统治阶级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去组织自己的政权，实现自己的统治。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军事民主制是它的必经阶段，由于过渡时期的政治形态的差异，国家政体形式的产生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即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而各类型又可以划分为若干形式。大体说来，像德意志的征战立国，多为君主政体类型；雅典、罗马的从氏族内部发生，多为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类型。国家产生伊始，其政体类型应以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居多，类似雅典那种民主政体，在古代世界中是不多见的。

 

　　文明进化论

　　（美）享利·怀特

　　刘莉校

　　叶娃译

　　三秦出版社    1998年 

    本文着重讨论的是朱利安·斯图尔德（juliansteward）所著《文化演变之理论》一书所阐述的斯图尔德文化进化原理中的三个重要方面，即在最近才成为重点研究课题的：1、社会——政治控制的等级化；2、人口变化；3、冲突，特别是政治势力之间的冲突。这三个变量在卡内罗（Robert Carneiro）国家起源的研究中至关重要。本文亦将讨论国家的发展。国家这个概念在这里指的是一套集中控制，对内对外都专业化了的文化实体，它包含了传统的建立在合法的武力统治上的国家概念。从考古资料中我们看到：1、两级至三级的控制等级制度在前国家形态中存在了很久，它们相互激烈竞争、取代，而且产生了最高权威，但是社会政治的复杂性却没有因此而增加。2、国家仅在有限的地区内出现，这些地区里都有密集的面积相似的中心。由于长时间的竞争及不断加剧的公开冲突，其结果是人口的分散和减少。3、与三级或四级集中控制等级制度出现有关的是人口急速的聚集，这大约是击败和威胁其近邻的结果。4、与这些变化吻合的是冲突程度的加剧，在某些情况下，发生了有组织的战争和征服以及由此而来的对周围地区的重新组织。

 

　　《中国早期的国家形态与国家观念

　　谭　力,李海生

　　第95——101页

　　本文讨论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和国家观念，以及它们对后世的影响。首先分析了国与国家的概念，认为国与国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国”发现于甲骨文，突出疆域与王权的含义，偏重于国家的本质；“国家”出现于周朝以后，含义偏重于证明国家的规模、范围及形式统治权的大小。考古发现证实中国古代国家的建构，在夏商两代已颇具规模。二里头遗址可能是夏代的王都；发掘的文物证实，那时以王权为代表的公共权力已经相当发达；具有宗教意义的礼仪制度、文字形象和手工业水平的器物，在二里头陆续发现。从二里头经济文化现状看，夏朝已经出现大都邑、独立的手工业和商业的雏形，标志着产生国家的基础已经完备。商代的国家机器渐趋完备，王权得到强化，具有宗法意义的族权产生；社会贫富差异、阶级分层更加明显，手工业、商业的规模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夏商两代是我国早期国家从产生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王天下”的国家形态，从建立走向强化的时期。商代与周围方国的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关系，为中华文明的最终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也为形成统一的国家观念奠定了基础。考古发现也对早期国家组织的形式有一定程度的揭示。如内蒙古赤峰地区“数小拱一大”的古城群落形象的描述了夏商时期国家的特殊形态。周代建立了新型的奴隶制国家，通过土地分封实现封邦建国，是古代国家制度的大变革。首先它突破了仅仅以氏族、宗族联合立邦的传统模式；其次它突破了以氏族联合规模的大小确定大小邦的传统模式；再次，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化。由此，周代围绕强化王权的主题，国家制度发生重大转变，即以分封制、等级制、宗法制为主干的政治制度已成为基本的国家制度。但是周代仍是分权的，政治经济上仍缺乏强大的控制力，于是从维护王权、巩固国家体制完整性的要求出发，西周统治者对上层建筑进行改造，价值的核心就是“尊王”。其中推崇礼制是最基本的，其实施原则是“亲亲”、“尊尊”。礼制的实行，一方面对维护和巩固周天子的统治起了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对具有整体意义的国家观念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把“尊王”与“攘夷”联系在一起，是天下一家的国家观念进一步的体现。同时这种建立在歧视异族基础上的华夏优越论，一方面加强了文明向野蛮的进军，另一方面将尊王的价值核心的国家观念深入人心，它的影响甚至成为近代中国闭关锁国的精神枷锁。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问题初论

　　孙晓春

　　第103——109页

　　本文对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以及中国早期国家的特征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古代国家形成的道路，恩格斯提出了三种模式，即雅典模式、德意志模式和罗马模式。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道路不同于雅典模式，其原因在于中国与希腊在地理环境方面的差异。地理环境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是典型的大陆性国家，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中国早期国家产生的前提，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商品交换不可能发生决定性的作用。商品经济不发达，个体家庭和私有制未得到充分发展，因此中国早期国家不是产生于氏族公社内部私有制和个体家庭的确立。私有制确立的标志，是最重要的生产资料为个体家庭所有，即个人土地所有制的确立，以日用品和装饰品为主要内容的随葬品不能说明所有制的情况。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完全决定于定居农业的发展水平，早期国家之所以产生于黄河流域的中心地带，其主要原因在于这一地区具备了当时生产力水平下定居农业所需的一切必要条件。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结合是中国古代社会经济的基本特征。文字、阶级、私有制和奴隶的出现都不是国家形成的标志。国家产生的标志，恩格斯认为在于它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和公共权力的设立。在中国，公共权力多体现为专制权力的形成。中国早期国家产生过程中专制权力的形成，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专制国家政治结构的形成，即财政部门、军事部门和公共工程部门的出现是断定中国古代氏族组织进化为国家机构的重要标志；其二，以传子为特点的王位继承制度，由传贤到传子，是古代部落联盟与国家的分水岭。部落之间的征服，对于征服地位的部落来说，氏族组织原有的管理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靠血缘维系的家长制家庭公社逐渐具有了地域组织的性质，而家长制家庭内部家长的权利逐渐演变为专制国家的政治权力。由此，本文认为把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时间确定在夏代初年比较合适。其原因有三，一是确立了传子制度；二是专制国家的统治机器已经基本完备；三是夏代出现了早期的城市建筑。中国早期国家具有几个明显的特征：其一，部落征服的特征。中国早期国家在部落征服中形成，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存在严格的界限，演化为国人与野人两个对立的阶级，也是最初的城市与乡村的对立。中国早期国家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也带有明显的部落征服的特征。夏商周三代的兴亡，只是原有的各部落之间的隶属关系的改变，与秦汉以后的王朝更替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其二，家长制家庭关系的特征。中国早期国家缺少个体家庭的前提，家长制家族组织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达到了一致，家长制家族组织和以此为基础的血缘家族制度没有因国家的产生而消亡，却在国家产生后逐渐得到强化，成为专制国家的重要支柱。由于家长制家庭的残留，以家长制家族组织为基础的血缘家族制度成为中国早期国家重要的政治制度，其中最典型的是西周春秋时期的宗法制度。其三，公社的特征。中国早期国家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仍是公有，公社成员的经济地位是平等的，甚至在政治上也享有一定的平等权利。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制约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在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初期就已经存在了。首先，由于家长制家庭关系的影响，中国早期国家从产生起，就走上了君主专制的道路。中国古代社会内部不存在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中国早期国家的发展过程就是君主专制不断强化的过程。其次，土地公有制度的长期存留，决定了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经济结构。中国早期国家的经济基础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的财产所有制，没有经济自由发展的环境，且中国古代社会一直是抑商护农，在此基础上形成工商贪官的格局。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的封建制度与欧洲的封建制度有不同的经济基础，因此对于秦汉史研究也不能套用欧洲的理论模式。

 

　　从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看中国国家的起源

　　何国强,曾国华

　　第104——111页

　　本文首先分析了酋邦与部落联盟、酋邦与国家的主要区别，提出了在中国古代国家之生成过程中，按地域划分国民和公共权利的产生是不同步的，其间可能存在一个酋邦阶段。接着分析了西盟佤族、景颇族及10—16世纪西双版纳傣族的社会形态，认为它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属于酋邦，它们在发展程度上所表现出的递进性是酋邦的低、中、高三个发展阶段的体现。本文还考察了黄河流域“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社会形态。认为刘林墓地的大汶口文化所处社会阶段可与西盟佤族所处社会阶段相对应，马家窑文化马厂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黄河上、下游地区的社会性质”与景颇族山官制接近。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当时社会已有“一种攫取了社会巨大财富的、集中的权力”的存在，但与国家尚有距离。良渚文化不存在部落间的联合，也尚无证据说明龙山文化部落间的联合与古希腊、罗马或北美印第安人的部落联盟相同。本文赞同将这两个文化的社会性质纳入酋邦范畴，本文还认为龙山时代的城邑接近于酋邦的治理水平。本文最后强调，中国国家是从酋邦而不是从部落联盟发展来的。把酋邦范畴引入对中国国家起源过程的考察，无论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研究，还是对“了解中国历史和西方社会科学之间的彼此照应关系”都是有裨益的。

 

　　中国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酋邦

　　谢维扬

　　第40——49页

　　本文指出，对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具体途径问题，目前国内学者多参照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的论述，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也是由实行军事民主制的部落联盟转化而来的。其实不然，部落联盟并非人类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带普遍意义的问题，中国传说时代人们共同体的政治组织情况与摩尔根所描述的易洛魁和雅典、罗马的部落联盟情况有很大的不同，是属于非部落联盟类型，可以称之为“酋邦”。二者的区别在于：部落联盟没有最高首脑，中国传说时代的部落联合体却有最高首脑；部落联盟会议的议事原则是全体一致通过，中国传说时代的联合体却是由最高首脑决断；部落联盟的权力结构经历过由一权制至二权制和三权制发展过程，中国传说时代部落联合体无此过程。作者还指出由黄帝酋邦沿续发展而来的尧舜禹酋邦，无论在合法性传统上，或是在政治职能的内容与形式上，都成为夏代早期国家的直接的前身。夏代早期国家在政治上对于酋邦制度的改革，主要体现在对于酋邦时期部落社会基础予以有组织的摧毁，从而使社会的基础由血缘性的部落组织改变为地域性的居民组织，以及进一步使政治机构形式化，使国家上层建筑迅速得到强化。其中包括对于国王（由酋邦首脑转化而来）继承方式的重大改变，即以世袭制代替禅让制。通过这一系列变革，夏代早期国家开始摆脱酋邦的原始性的传统，真正进入文明时代的国家的行列。中国早期国家由酋邦而不是由部落联盟转化而来这个事实，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成途径中不同于欧洲地中海地区早期国家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导致了中国早期国家从一开始就较欧洲早期国家有更浓厚的专制主义的色彩，并完全缺乏民主性的传统。

 

　　略论中国史前酋邦

　　龚缨晏

　　第30——35页

　　本文首先从考古学方面对从公元前3500年开始到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建立这一历史时期的考古文化进行分析，即：辽河流城的红山文化，黄河中下游后期仰韶文化和中原龙山文化，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及龙山文化，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用丰富的考古学证据和零散的历史学材料说明，这一时期是中国文明产生的关键阶段，是国家孕育形成时期。我国学术界传统上把这一时期称为“军事民主制时期”。本文认为“军事民主制”这一概念不能正确反映这一时期的历史事实。学术界新近提出的一些概念也是不准确的。而国际学术界通行的“酋邦”概念，能够正确地概括这一时期的历史。并进一步论述了“酋邦”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内涵，基本上符合本文所述考古学所反映的实际情况。最后，作者指出，研究中国的史前酋邦，必将有助于国际学术界时酋邦问题的深入研究，同时也必将有助于中国的史前史研究走向世界。

 

　　龙山文化的酋邦与聚落形态

　　（澳）刘莉著

　　星灿译

　　通过检验酋邦这一理论概念，以及应用聚落考古学的方法——特别是聚落等级和位置模型，本文为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和中国早期国家发展的研究介绍了一种新思路。再者，本文的分析结果也修正了以前由西方考古学家提出的关于酋邦的某些假说。基于对龙山聚落规模和分布的分析，发现三种地区聚落模式，并且分别和三种类型的酋邦相关。它们是：（1）单中心模式，代表陶寺、日照和临沂地区的统一型酋邦组织；（2）多中心模式，代表鲁北、鲁西和河南地区的抗争型酋邦组织；（3）散中心模式，代表陕西中部的不发达型酋邦组织。以二里头为代表的早期国家，可能并不是从如陶寺组那样有四层聚落等级的最复杂的酋邦发展而来。河南地区并不十分复杂的酋邦社会，仅有二层的聚落等级，却直接与早期国家的出现相关。因此，国家自复杂酋邦发展而来的假说，似乎很难从中国的材料找到支持。中国同世界上其他地区的许多文化一样，早期国家系由抗争型酋邦发展而来，后者以集团间的激烈冲突和政治中心的频繁转移为特征；但是，中国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早期国家恰恰出现在决策等级并不发达，且贵族奢侈品经常性交换系统付之阙如的地区。

 

　　酋邦的考古学观察

　　陈　淳

　　第46——52页

　　本文依据考古材料，对中国远古时期的酋邦加以分析，并就此探讨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早期国家的起源被认为是一个区域中一批酋邦被其中最强大的一个酋邦统一的结果，并表现为一个超越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统治机构——政府的诞生。从目前考古材料所见，海岱、长江下游和辽宁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酋邦社会明显比中原地区的复杂而强大，并且应当有条件各自演进到国家。过去由于受文化起源中心论的影响，加上夏朝在史籍中的幸存，使人们对国家起源的注意力过分集中在中原地区，而忽略了那些未在史籍中留下任何痕迹的史前复杂社会。目前，即使对有“夏墟”之称的二里头出土遗存象征意义的观察，其阶层分化的特点似乎仍缺乏“王都风格”。二里头的“宫殿”也有可能是宗庙建筑，它们固然十分壮观，但是与良渚文化的祭坛和红山文化的“女神庙”相比，也不见得高出一个档次，而且贵族墓葬的奢华程度也不分伯仲。所以，二里头是否是“夏墟”的问题，夏国是否是河南龙山文化酋邦直接演化而成的问题，以及良渚、海岱、红山文化的演进去向问题都值得重新审视。这需要摆脱物质文化的思维模式，从全方位时空来追溯复杂社会的演进。中国远古文明的起源是多中心的。而后来中原地区在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则是由特定的历史、社会、生态和经济条件决定的。

 

　　《从民族志和考古学资料看中国国家的起源

　　何国强,曾国华

　　第104——111页

　　本文从民族学和考古学角度对中国国家的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在中国原始社会末期存在一个酋邦阶段。酋邦是一种超出村落、部落以至部落联盟的政治整合形式，其内部具有依赖于剩余产品的征收和再分配的机构，首领是最终权威，并且可以征募军队。酋邦与部落联盟的不同首先在于部落内部基本平等，酋邦则是分层的；联盟无最高行政长官，而酋邦则有；部落的重要决定有联盟议会通过，酋邦的权力集中于一人手中。酋邦和国家的主要区别在于酋邦政治分级与亲属制度的结合，国家则是地域与公共权力的结合，即血缘关系在组织上为地域关系取代。但在中国，当公共权力出现时，血缘关系不但未被地域关系取代，反而加强了，亲缘与政治的关系更加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因此解释中国国家起源问题需要考虑血缘、地域关系的重要性。通过对云南西盟佤族、德宏景颇族和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形态的考察，确定它们在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属性属于酋邦，但发展程度不同，三者具有递进性：从西盟佤族的社会分层、集权与头人的世袭倾向看，它属于酋邦的初级阶段；德宏景颇族的山官制，山官将小区域内若干村寨的权力集中于自己手中，应属于中级形态的酋邦；西双版纳的傣族社会是大型酋邦。在三中酋邦之中，村寨是血缘与地缘交叉的基本单位，酋邦的控制即利用地缘关系，也利用血缘关系。大汶口文化刘林遗址先民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与西盟佤族相对应，出现了相对集权的倾向；马家窑文化马厂期、大汶口文化晚期的黄河上、下游地区的社会性质与景颇族的山官制相对应，集权程度加深，个人权力加强；龙山文化古城址、良渚文化中心聚落与西双版纳傣族的古典领主体制相对应。由此，中国国家是从酋邦，而不是从部落联盟发展而来的。这是中国国家与地中海国家起源上的最大差别，使得两种地理条件下的国家早期形态出现很大的不同。

 

　　《早期国家之黎明——兼谈良渚文化社会政治演化水平

　　陈　淳

　　第20——25页

　　本文就早期国家的特点及良渚文化社会的政治演化水平进行了讨论。认为器物类型学的考古学文化分析在探讨国家层次的社会结构上是一种不适当的研究手段。早期国家是一种独特社会政治现象，是在超越血缘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政权。早期国家起源虽因地而异，但它们共有的特点是拥有大量人口、具有一定疆域、形成一个集权统治的政府。早期国家不是独立形成的，它往往伴随一个区域内多元原始政体的接触、对峙、冲突与兼并的过程。世界各地早期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各不相同，国家的形成也并不意味着就能发展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在我国境内可能存在过除夏以外的早期国家。早期国家起源是漫长的演变过程，它不可能直接在相对孤立的农业聚落基础上形成，有一个准国家的过渡阶段或形式，即酋邦。较进步的大型酋邦与早期国家的差别主要是在政治结构上，因此要设计和创造一种能从物质现象中提炼反映社会政治结构差异或发展水平信息的方法论。通过考古学理论和民族学对比分析，形成初期的国家在许多方面与酋邦相似，很难从局部现象特别是物质遗存来观察。考古发现证明，酋邦阶段的遗存有一些普遍特点，如大型祭祀建筑和墓葬；聚落基址复杂，布局有序；精致手工艺品和奢侈品用于标志地位、陪葬和交换，地位和财富世袭等。通过对良渚文化和危地马拉卡米纳留宇（Kaminaljuyu）史前文明的比较研究，认为良渚文化大致相当于复杂或发达的酋邦。良渚遗址有河道护卫，面积不大，说明当时有一批规模相当的部落联盟共存而对峙，必要时相互防卫，但这些联盟仍各自为政，尚未统一在一个地区性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民族学分析表明酋邦社会的酋长很少动用大量人力物力营造供自己使用的大型建筑物，从这一点来看，宫殿建筑的出现对于国家起源的考古学研究是一个重要标志，即宫殿建筑可以较合理的作为判断国家政权存在的考古学证据。由此黄河流域的早期国家至少形成于二里头文化三期。长江中下游没有像黄河中下游那样演化为帝国，本文认为黄河、长江流域生态和农业经济差异是重要原因，即黄河流域古代文明建立在产量较少的旱地农业经济基础上，早期国家为争夺资源、土地、人口等发生战争，推动原始国家向更复杂结构发展；而长江流域，其稻作农业的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缺乏一种动力来刺激国家机构的复杂化。早期国家不可能在孤立环境中发展起来，夏商周这些早期国家是在同周围的方国等的冲突和融合基础上形成的。

 

　　论巴蜀地理对文明起源的影响

　　段　渝

　　100——106页

　　地理环境在文明起源时代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所有最古文明或早期文明发生的地域都有大体相同的自然环境，绝大多数文明诞生在地理环境特别有利的温带和亚热带。就四川盆地而言，地理单元相对独立。其地势由四周山地向盆地底部逐渐下降，河流也呈现为不对称的向心结构。这种地理上的向心结构，加上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盆地容易吸引周围边缘山地经营高地农业的群体向低地发展定居，吸引各种古文化沿着下趋的河谷和山间谷地所形成的向心状地理结构走向盆地底部平原，从而为古文化的交流融合提供极为有利的地理条件，为新的古文化中心的形成提供自然基础。如蚕丛氏由一个经营高地农业的部落移至平原营低地定居农业，就是那里的自然条件更加利于农耕的缘故。在古文化的地域分布上，在川西平原及其四周发现的许多文化面貌各不相同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早期遗址或遗物，大都呈现出向川西平原发展的趋势。表现出地理的向心结构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与此相对，西昌的礼州文化在自然地理中不属盆地的向心结构，因此在它自身的基础上不可能也确实末曾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古代文明的发祥地。在四川盆地内部，东部与西部的早期文化却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地理上的差别是重要的原因。川西平原对蜀国的文化领土扩张没有地理的阻碍；而川东平行岭谷地区决定了其居民分居散处的状态，不易形成统一的文化中心，不存在造成统一政治组织的地理条件。川西平原能够出现统一的蜀国，一定意义上在于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内，一个文明程度最高的政治中心干预水利、促进联合，并执行政府经济职能的缘故；川东末能形成以巴为中心的统一国家，基本原因之一在于因地理分割导致各族间联合的缺乏。如果我们承认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内部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么，也就可以说地理环境是决定古代文明发展程度的一个基本原因。

 

　　洪水传说与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

　　王润涛

　　第53——57页

　　本文认为国家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相互作用的结果。我国原始社会末期，生产力迅速发展，出现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导致了社会经济和阶级的分化，从而使国家的产生成为必然。然而，国家藉以实现的偶然性却是发生在尧舜时期的洪水。洪水的发生加速了杂居状态的发展，各氏族部落打破了其原有的封闭性，人口的大规模流动迁徙使联结氏族的血缘纽带变得松弛。治水工程需要统一的部署安排，是氏族部落融合的一种基本力量，这又必将打破以血缘团体为基础的氏族界限。在治水的过程中，治水机构的权力逐渐萌发、扩张，而治水的指挥者如夏禹等操纵治水机构，篡夺、滥用其民主权力并将它扩大膨胀，上升为强权，俨然君主的形象，治水机构也随之转变为国家组织。在国家形成这点上，古埃及与古代中国有相映成趣之处。

 

　　龙山文化与良渚文化衰变的奥秘——致“纪念发掘城子崖遗址六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的贺信

　　俞伟超

　　第27——28页

　　本文认为在4000——5000年以前的我国的文明曙光时代，以东方的龙山和东南的良渚文化的光芒最亮，同时期黄河中游及长江中游的龙山阶段诸文化，其发展水平还达不到这个高度。然而，一到接近距今4000年之时，龙山文化突变为岳石文化，良渚文化也突变为马桥、湖熟等文化，岳石与马桥、湖熟文化诸遗址的分布密度、居址的面积，乃至文化本身的生产、生活水平，又皆远远小于或低于龙山、良渚文化。代替龙山、良渚文化的岳石、马桥、湖熟诸文化及其文化源头中所包含的其他文化，都是如此微弱，显然不是能够征服龙山、良渚文化的外来力量，龙山、良渚文化的衰变可能源于洪水泛滥。河南龙山文化因为地处黄河中游，所受灾害要小于下游的龙山文化，从而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建立了夏王朝。如果不发生这场水灾，我国最初的王朝也许而且应该是由东夷建立的。最后，作者指出这仅仅是一种猜想，要科学地论证这个事实，还需考古工作者和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等科学工作者的多年工作。

 

　　中国史前的洪水

　　刘方复

　　第42——44页

　　本文根据近年来科学研究的成果，特别是对近两万年来中国东部海面起伏变化进行的研究，系统分析了中国史前时期洪水发生和变化的基本情况，并初步论及由此引起的气候和环境变化对古代文化的影响。综合第四纪地质学、古生物学、海洋地质学、物候学的研究成果，可以把中国自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洪水情况分为五个时期。旧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大陆处在玉木冰期严寒笼罩下的干燥期，气候寒冷而干燥。在晚更新世玉木冰期终结至全新世冰后期到来之际为洪水期，距今12000年左右，海平面急剧上升，引起大规模海浸。这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经历的第一次大洪水，使中国大陆的自然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此后，经历了一个波动期，海面先是短暂停滞甚至略有下降，然后又迅速上升，大致各延续了不到500年。距今8000年左右，出现新石器时代的第二次大洪水。其后一直到距今5000年，海面持续上升，海浸达到新石器时代以来的最大范围，气候和自然环境发生了巨大改变。此时，浙江境内重要的新石器文化遗址许多均临近大海。距今5000年以后进入平稳期，气温波动下降，海平面也呈现出稳定中出现缓降的趋势。其间虽然有几次较小的波动和高海面存在，但幅度都不大，在陆地上引发的洪水也较小。可以说，自距今5000年以后，海平面再没有发生过大的起伏。如果将中国史前洪水的大体轮廓与考古资料相对应，会发现气候和环境的变化势必给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但这种影响的直接体现究竟是什么目前还不清楚。

 

　　试论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

　　李先登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年

　　第105——114页

　　本文以黄河中游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为例，讨论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地理环境的关系。黄河中游地区即中原地区，处于北温带，自然地理环境条件优越。早在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已经种植了粟类，成为中原地区主要的农作物。铜石并用时代末期，青铜生产工具可能出现并应用于农业生产，使中原地区黄土地带种植粟类的锄耕农业得到飞跃发展，并使真正的灌溉农业出现，粟类粮食产量大增，使中原地区在青铜时代之初首先进入文明时期。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处于亚热带，适宜种植水稻。这里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决定新石器时代也是以农业经济为主，但却是水田农业经济。这种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在当时是地下的，剩余产品很少，尚未形成文明产生的经济条件。这决定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的出现要晚于中原旱田农业区，未能与中原地区同时在夏代步入文明时代。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是在夏代首先在中原地区出现的，其形成及初步发展受到了中国大地自然地理环境条件的重大影响。而后随着历史的发展，周围地区在中原地区文明的强烈影响之下，陆续进入文明时代，使中国古代文明地区不断扩大，文明本身不断发展，内涵不断丰富，而中原地区则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核心。

 

　　中国史前文明研究的地理学方法

　　王小盾,陶康华

　　第54——60页

　　中国考古学的长足发展，为史前文明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如何对这些资料进行综合处理，以揭露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是学术界面临的紧迫问题。许多科学方法已经被引入到这项研究中，地理学方法就是其中的一种。对中国史前文明进行地理学考察，是上述要求的可行性途径。而对史前文明的各种考察，其目的最终可以归结为地理学的目的是揭示人类活动与地球环境相互作用的规律。对史前文明进行地理学考察所采取的方法有：环境综合分析，即把地貌、水文、气候、土壤、生物、人种、文化等进行综合分析；景观结构复原，即利用现代遥感科学技术使当时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复原成为现实；地理信息系统则是把对当时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进行遥感后制成各种图表以便于研究。对中国史前文明诸要素进行地理学考察，其实质是引入空间维和因子关系维，综合文明的生态系统。目的是把史前文明研究纳入一个新的知识系统，使之得到合理解决，以推动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除地理学研究资料之外，考古学、历史文献和语言学也提供了相关的研究资料。因此，中国史前文明研究的地理学方法是自然地理学、生物地理学、驯化地理学、考古类型学和文化地理学等学科方法和文化生态学方法的结合。

 

　　东亚大河文明系统论略

　　张敬秀,田建平

　　第47——58页

　　本文认为古老而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其源在于黄河、长江等大河系统，这种文明一旦形成便释放出“能量”，辐射到日本——东亚古老文明系统的侧翼，于是以东亚大陆为主体的东亚古老文明便构变为一个整体。作者从以下五个方面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一、中国古代文明是大河文明的典型，如果没有黄河、长江，也就孕育不出中华文明的系统性；二、大河文明系统的稳定性和丰富性，并提出忽视地理环境系统的作用，是忽视了包括人在内的系统整体性；三、对比了中国古代的水利工程，是一种古代大河文明的巨系统；四、日本古代农业系统是东亚大河农业文明的侧翼、变种；五，对比了东亚大河农业文明同中亚、两河流域、埃及古代经济，提出后者正好是东亚古代文明与欧洲古代文明的中间过渡带；大河文明，必然引出对水的崇拜，提出水是全球文明的生命之源。

 

　　红山文化、岭南文化与中原文明——两种异质文化并存区域的比较研究

　　李勤德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5年9月

　　第26——31页

　　本文从三种基本文化类型，即农业文化、草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出发，探讨形成人类文化民族性特征的基本源头。认为，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传统的农业文化，但在早期人类居住地域，基于对地理环境因素的依赖，也具有不同文化类型的表现特征。但是当这些地区的文化还未达到类型性成熟时期，就被以中原地区为中心，以农业文化为基点的强大的帝国文化所辐射，由此造成了一些地区两种异质文化并存的复杂文化现象。红山文化地带与岭南文化地带，前者是草原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并存地区，后者是海洋文化和农业文化的并存地区，在历史发展中，这两个地区的文化发展表现出程度不同、倾向差异，但又具有总体上的一致性。即：一、接受中原汉文化时间和方式不同。在时间上红山地区远比岭南地区要早得多，在方式上，红山地区虽与中原屡有冲突，但从文化传播角度而言，大体上是渐进的，和平式的；岭南则是纯粹以武力征服为先导，以统治需要为目的的文化强殖。二、在开启文化交往的帷幕后，红山和岭南则走着相反的道路。北部游牧民族屡屡南下，增强农业文化因素。同时也造成中原振荡，一些中原衣冠望族，渡江南下，客居岭南，使岭南农业文化越见鲜明而自成风格。三、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和格局的不平衡状态，红山和岭南地区两种异质文化并存呈现出不同的分布态势。四、中原文化的传统精神依然是红山、岭南两地文化的主干，然而由于两地的文化倾向不同，也出现了不同风格的文化内涵。

 

　　中国东部的三角洲文明

　　陈述彭,励惠国,刘高焕,张　犁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年

　　第52——64页

　　本文以黄河、长江和珠江三角洲的发育和发展的史实，阐述5000年来，自龙山文化时期开始，合理利用水、沙资源，兴利除弊，开发新增长的国土，在持续发展中保持良性循环，创造了人类与自然关系和谐的古代文明。几百年来养活了全世界最密集的急剧增长的农村人口，建设了密集的水、交通网络和都市群落。认为早在5000年前，中国东部已进入了农业时代，并创造了一种高度依赖水、土资源进行农业生产的东方文明的雏型；黄河、长江和珠江三角洲虽然处于热带、亚热带和温带的不同自然条件，仍然反映出季风亚洲三角洲文明发展的共同的历史规律；东部三角洲文明当前也愈来愈显示出它们的地理区位的优势，成为现代东方文明最活跃的中心。

 

　　夏国家形成的地理因素

　　张德水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170——174页

　　西方学者很早就提出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由于其违背了客观历史事实而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然而，马克思主义在强调生产力的决定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地理环境的影响，而且认为地理环境是生产力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那么，以嵩洛地区为活动中心的夏人，当时处在怎样的地理环境下呢？从整体上看是一片广袤的平畴旷野，从小区域来说又是起伏不平的山岗丘陵。气候条件温暖湿润，河流纵横，湖泊众多，土壤肥沃，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和动物种类。这种地理环境最适于早期人类的定居和农业生产。龙山文化中普遍发现的圆形袋状窖穴和较多的大型陶器、酒器，说明当时粮食有了较多的储备并用来酿酒。而文明的起源毫无例外的是以发达的农业生产为基础的。因此，地理环境也是夏代国家形成的直接因素。由于自然环境的不同，世界各地在建立国家的过程中表现出较大的差异。希腊、罗马均是在进入铁器时代以后才形成国家的。而夏代国家则基本上是建立在木石工具的基础之上的。虽然夏代已进入青铜时代，但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木石工具仍有用武之地，不必等到铁器的出现。这样，在生产力水平较低的条件下仍可以生产出较多的剩余产品，从而为文明的发展，国家的建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洪水传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姚义斌

　　第11——14、111页

　　本文结合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资料来探讨洪水传说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问题。关于洪水的传说，中外古籍中都有记载。作者认为，由于温度和降水条件的影响，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人类历史时期确实存在过洪水泛滥时期。这个时期正是中国古代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化、由酋邦社会向国家过渡的历史转型时期。这场洪水给各部族人民带来的不仅是灾难，它同时促进了各部族集团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为文明的进步、权力的集中、国家的形成提供了契机，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中国社会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由“神化”时代进入“人化”时代。大禹治水过程中，使中原地区特殊条件下形成的华夏集团权力模式得到加强，并直接影响着中国早期国家的权力模式。黄河中游地区从此一支独秀，成为华夏文明的核心区域。

 

　　从生态学的交会带（ecotone）、边缘效应（edge effect）试论史前中原核心文明的形成

　　陈良佐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7年

    本文是借用地理学、生态学的一些概念就史前文化在中原地区的融合的问题作一探讨并提出了一些理论的依据。生态学的交会地带是指两个或更多的不同的群落之间的过渡地区。例如森林和草原之间是一个森林草原地带。在交会区的群落，一般比相邻群落本身更为复杂、异质，是生物突变的产生区，也是生物出现多样性的场所。这种现象称之边缘效应。交会带的概念也可以扩展到地理学，例如干湿交会带、水陆交会带、山地平地交会带等等。地理上的交会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它是不稳定性、抗干扰的能力弱。上述各点可以解释农业起源、文化传播和交融等现象。考古学家主张我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大致可分成七大区域：（1）以辽河流域上游的东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东南方；（5）以两湖、四川为中心的西南方；（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的南方；（7）渭水和黄河上游的西方。以上七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在时间上及发展的水平上不尽相同，但差距不是太大，各地皆独自发展出不同的特色。当时的中原地区并不是独霸群雄的局面。而红山文化与彭头山文化似乎比中原地区还早。但历史的发展却是中原地区的文化一支独秀，各地的文化皆四面八方的向中原地区汇聚和融合，而且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化的基础，成为核心文化。而其他地区却成了中原文化的边陲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这种发展的结果，可能要从生态学上的交会地带和边缘效应以及自然环境上求答案。交会带具有物种优势现象。边缘效应类似生物学中杂种优势。中原地带是被其他新石器文化所环绕。在生态学上，每个生物群皆有扩张领土和疆域的趋势。因此在中原地区周围产生了多方面的边缘效应。中原文化择取各文化之长，从而产生了优势文化。而其他的新石器文化却无法象中原一样，从四面八方获得边缘效应，从而得到更多的文化资源。此外，就自然环境而言，淮水以北，广义的中原是古代农业最好的地区。就是气候的变动，甚至旱涝灾害都成了农业文明发展的刺激因子。国家的建立需要文化和经济力量，然而古代政治势力的建立几乎没有例外的要通过军事力量。而中原文化因为自然环境的关系，人力资源最为丰富而且从战争经验的累积的军事知识也最高。所以，当中国历史要迈进国家这个阶段时，华夏集团凭着它的军事力量来完成了。

 

　　古史传说时代的“丘”与“虚

　　李锦山

　　第18——26页

　　中国先秦典籍中，“丘”、“虚”之类的古地名不乏记载。从历史地理和人文地理角度考察，这些古地名包容着十分丰富而又深刻的文化内涵，往往同古史传说时代的某些重要的氏族以及古帝王的活动踪迹相联系。因此，探讨丘、虚文化内涵，对于史前考古和史前史研究，尤其是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就此加以论述。丘与虚均是自然形成的高地而非人工堆筑；丘与虚的地形地貌与险峻的山陵峰峦判然有别，它是比较开阔低缓的高地；丘与虚的地质结构是壤土或细砂土为主，而不是寸草难生的岩石戈壁。考古资料表明，“丘”、“虚”是史前先民稳定的聚居地，也是远古文明的发源地和原始部落的宗教圣地。古史传说时代的丘、虚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地区，正如《尔雅·释丘》所说：“天下有名丘五，三在河南、其二在河北。”历史上以丘命名的古地名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因古史传说而得名，如帝丘、商丘、夏丘等；一是因地形地貌而得名，如营丘、章丘、宛丘等。即使后者，其附近也往往有史前遗址分布或与某些古史传说相联系。新石器时代，丘虚及其周围地区，是各人类共同体的活动中心，人们在开拓土地的同时，也创造不同的文化和历史。长此以往，每个丘虚都形成了自身的凝聚力和向心力。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丘、虚相继发展为区域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并将自身的文化不断向周边地区传播或辐射，导致不同的文化发生碰撞。当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各部落集团便以丘、虚为基地，向外寻求扩张和发展，在长期的冲突和接触中，不同的族系逐渐走向融合，不同的文化渐次发生交融。这种滚雪球效应使质朴的氏族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终于在那些经济、文化、军事等综合实力最强的丘、虚地域内，最早产生了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和高一级的社会组织结构。于是，“氏族制度已经走到尽头”，“国家已经不知不觉地发展起来”。灿烂的中华文明之光终于出现在古老广袤的地平线上。

 

　　洪灾之夏话共工——“共工振滔洪水”与红山文化的衰落

　　何　驽

　　第3版

　　本文考证中国古史传说中的共工氏即为红山文化的先民。文中认为“共工振滔洪水”（《淮南子·本经训》），实际是红山文化共工氏毁林开荒所导致的洪水，给下游或中原带来直接的深重灾难，而当地耕地的退化则很可能是导致红山文化自毁的原因之一。此外，猪是红山文化主要的家畜。红山文化是后来东胡族系的祖先，东胡人属通古斯语系，西方民族视之为“养猪人”。过度的放猪，不仅对草场带来毁灭性的破坏，而且由于猪拱土破坏地表上层后下层砂土翻上，为土地的沙化推波助澜。红山文化区所处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带原本宜牧不宜农，只是在距今5000-6000年间，全球在最后一次冰期后的转暖达到最高峰时，随气候带北移，农业社会的人们进入此地开发农业，并迅速繁荣，进入复杂社会。但是毁林开荒和放养猪的谋生手段，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结构，最后不仅贻害“天下”，也葬送了自己。在此后一千年间，所谓的“后红山文化”明显由农耕改为游牧狩猎，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当地的生态环境得以自我修复做出巨大贡献，直至夏家店下层农业文化再次于此地崛起。然而，人们并没有接受历史教训，后来四千年间农牧带在这一地区的拉锯战，最终将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摧残得永难恢复，于是在上个世纪，大自然给我们留下一个四万多平方公里的科尔沁沙地。

 

　　华夏文明与先秦时代的生存环境

　　吕文郁

　　第56——62页

　　本文论述了我国先秦时代在开发自然界的同时也注意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使古老的华夏文明得以绵延承传。现代生态学认为，地球上的全部生命都是由绿色植物提供的太阳能维持的，所以世界上最早出现的古代文明都是在当时最优越的生态环境中孕育出来的。华夏文明与巴比伦、埃及、印度、地中海文明一样也曾受到大自然的特殊恩惠。但是，随着文明的成长，生态环境也日益遭到严重破坏，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导致生态平衡破坏的因素主要有三，刀耕火种农业使森林大面积消失；“火田”不仅使成群野生动物葬身火海，而且使野生植物化为灰烬；大规模的畜牧业使大片草地从自然界消失。与此同时，中国的先民很早便产生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并采取一系列相应措施，才使中国文明保存下来，发展至今。先秦时代我国保护生态环境的具体内容有：（一）保护森林。主要措施是，封山育林，定期开放，保护幼树，禁止滥砍盗伐。（二）保护野生动物。1、严禁灭绝性捕杀。2、保护幼小动物及禽卵兽胎。（三）保护水产资源。具体措施是：1、严禁在水族繁殖、生长季节捕捞。2、为了保护幼鱼，对鱼网网眼大小有限制。3、严禁竭泽而渔，对于用毒品药鱼也是限制很严的。中原地区作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那里的生态环境虽然也曾遭受过严重的破坏，但是我们的民族传统未曾中断，我们民族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未曾湮灭，直到今天，我们的人民还在开发、改造和利用这里的大自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当归功于我们祖先对生态环境的重视和保护。

 

　　古代中国文明与中国古环境

　　王宜涛

　　三秦出版社    1998年 

    本文论述了中国古环境对古代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古代中国所处的一面临海。其它方面陆路交通极为不便、而内部自然条件优越并且回旋余地甚大的东方地理环境，毫无疑问对于中国文明的特征与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决定性作用。中国古环境对中国人体质有一定影响。除新疆地区的某些少数民族具有中亚地区人种的某些特征外，以黄河和长江流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还没有发现西方人种的遗传因素在中华民族的身上发生过什么作用。中国的古环境对中国人的心理有一定影响。古代中国人将自己所处的这片土地看成是世界的中心，中国者，天下之中也。古代中国文明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政教合一。所以，在古代文明初期，掌握着神权的人物正是掌握着政权的统治者自己。专制独裁主义根深蒂固，民主氛围难于形成。由于中国本身有着广阔而完整的领土和较纯正而连续的民族血统，这就很自然造成中国人强烈的大一统思想和民族认同感。甚至到现在，祖先崇拜仍然是中华民族增加自己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古代中国的地理环境产生了以农为主的光辉灿烂的青铜文化和最初的古代中国文明。中国本来就是一个多山少地的国家，再加上人口不断激增，这就必然导致自然生态环境的恶化和社会环境的频繁动乱。因此，有人认为单一小农经济结构的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是旧中国长期贫穷和动乱的病根。举凡中国一直保留下来的宗法制度，它对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的确都产生过重大而广泛的影响。由于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直接对政治经济模式具有一定的影响，因而它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文化精神也会产生相应的间接影响。

 

　　从原始文明到生态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回顾和反思

　　李祖扬,邢子政

　　第36——43页

　　本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简单回顾，对人类应采取的措施进行了探讨。人类通过改变自然达到自己目的的实践活动使人类脱离了自然界，出现了自然界的人化过程。这个过程的不同阶段，产生了不同的人类文明：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即生态文明）。原始文明中人化自然的代表成就是人工取火及骨器、石器、弓箭等；主要的物质生产活动是采集和渔猎；原始人的精神生产能力低下，没有文字和历史，主要精神活动是原始宗教活动，其表现形式为万物有灵论、巫术、图腾崇拜等，并产生了对自然神的崇拜；原始文明，人类视自然界为主宰，是某种超自然力量的化身。农业文明使自然界的人化过程进一步发展，代表性成就是青铜器、铁器、陶器、文字、造纸、印刷术等；主要物质生产活动是农耕和畜牧；对自然力的利用扩大到若干可再生能源，增强了改造自然的能力；农业文明人类有了文字记载的历史，文化得以传播；社会出现体脑分工，提高了人类的精神生产能力；同时一方面人类仍肯定自然对人类的主宰作用，另一方面人类主体性增强，把自己提升到高于其它万物之上的地位；农业文明容易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的思想，产生既利用自然有保护自然的生态学观点；中国古籍中阐述了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的意义，对维护自然环境起到积极作用；农业文明上处于人类对自然认识和变革的幼稚阶段，所以农业文明只是一种在落后的经济水平上的生态平衡。工业文明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创造了远远超过过去一切世代总合的财富。工业文明引起自然界自身不可能的变化，自然界不再具有神秘性，机器成为物质文明的核心。人类自视为征服者，人和自然知识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工业文明在创造了巨大财富的同时，对自然界造成了空前的伤害，引发了深刻的危机，威胁人类本身的生存。后工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相互协调共同发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首先，转变传统观念，建立正确的自然观、科学技术观和社会发展观，是建立生态文明的重要前提；其次，针对控制人口，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核心问题，采取合理有效的方针和政策，是建立生态文明的关键；再次，在全社会树立和普及保护自然环境的法制观念和伦理规范，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必要条件。总之，在对待与处理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不应盲目乐观，也不应消极悲观。

 

　　浅论中原地区近5000年来气候的水旱变化规律与中国历史朝代的演替与兴衰

　　李裕元

　　第37——41页

　　本文研究了中原地区5000年来气候的变化与中国历史朝代演替与兴衰的关系，认为其有明显的一致性。自公元前3000年至今中原地区降水量的变迁具有明显的规律性，即普遍存在干、湿期交替循环出现的规律。自西周末年以来的约3000年中，特别是自唐末以来的1000年中，气候水旱变化的节奏明显加快，旱涝变化更加频繁。气候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九星地心会聚；旱震关系；日食和人类经济活动等。通过分析，夏、商、西周、秦汉、唐等朝代的强盛时期在中原地区都出现了持续时间较长的湿润多雨期，而在后期均出现了长期的干旱少雨期。世界古代文明的兴衰也与此规律具有一致性。近1000年来，中原地区气候旱涝变化的周期明显缩短，这主要与太阳辐射变化或太阳黑子活动有关，同时也受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干扰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气候旱涝变化周期的缩短，历史朝代的更替也呈加速趋势。在中原地区干旱频繁、旱涝多变的时期，也往往是历史上政局动荡、战争频繁或军阀割据的时期。大的水旱灾害，特别是旱灾往往引起历史朝代的更迭，究其原因，其一，气候对以农业著称的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有决定性影响；严重的干旱引发的大面积饥荒影响社会的稳定；干旱灾害影响中国古代以水运为主的国家物资的运输。由于历代王朝对漕运的极大依赖性，一旦出现长期的干旱少雨，运道枯竭，或因河水泛滥，淤塞运道，必会对国家的经济生活产生重大影响，这是气候变迁促使王朝更迭的另一原因。现代科学使人类逐渐摆脱了自然的束缚，但由于人类对自然的过渡开发，已经出现了一些新问, 题。人类, 应正视大自然，协调好人类自身与自然的关系。

 

　　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和传说中的洪水

　　韩嘉谷

　　第57——67页

　　该文分析了距今8000年以来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变化的轨迹，并结合地质资料的研究认为在距今8000——7000年之间，平原两侧的新石器文化关系十分密切，到距今6000年前联系一度中断，距今5000年后又逐渐复苏。从河北平原两侧新石器文化关系发生的时间、地点和表现特点来看，应和传说中的洪水有关。

 

　　文明起源与旱地农业

　　杨邦兴,裘士京

　　第81——87页

　　本文针对距今五千至四千年间出现的以旱地农业为基础的尼罗河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河文明、东亚黄河流域的中国文明以及时代稍晚的美洲玛雅文明，与恒河流域、长江流域原始稻作文化文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以黄河中下游地区文明的诞生为例论述了旱地农业区较早迈入文明社会是诸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认为，一般而言，从事旱地农业的地区，人们获取生活必需品较省时省功，维持生命，繁衍后代的必要劳动时间相对减少，剩余劳动和由此而产生的剩余产品出现也较早。促进农业与手工业分工，使氏族成员间的贫富差异扩大，随之出现交换及掠夺财物的战争，进一步扩大私有制领域，最终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导致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新的社会经济形态——奴隶制的出现。战争中战胜的部族向更高阶段迈进的同时，又会形成对战败部落的奴役，造成某些部落的消亡，局部地区的倒退或停滞，从而加剧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尼罗河、两河、印度河、黄河流域旱粮生产较发达地区大致都经历了这样的发展历程。其中美洲是个极为特殊的例子。相反，在人们生产生活必需品耗时费力较多的地理环境中，人们不得不更多地依赖于狩猎、采集经济作为生活资料的补充，剩余产品的积累也较困难，氏族内部贫富分化就慢些，向更高阶段的发展也就迟缓些，长江流域、恒河流域水稻生产区的情况就是如此。作者还指出，铁器的出现和使用，使徘徊于原始社会的长江流域、恒河流域的水稻农业区扩大了可耕地面积，并使这两个地区在文明诞生之后，经济以空前的速度发展起来。

 

　　原始农业与中国古代文明

　　尚民杰

　　第76——82页

　　本文论述了原始农业与中国古代文明的关系，探索原始农业的发展怎样为奴隶制国家的出现铺平道路。提出当奴隶制国家出现之前，一定还有一种初级的、形式不够完备的国家形式——一种较为高级的部落联盟形式在不同地区存在着。本文认为，中国农业起源发生于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初期，此后，随着农业、畜牧业与原始的采集渔猎经济分离，种植业与养殖业紧密结合，及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提高、粮食作物产量增加，水井等的出现，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由此引起社会财富迅速增长，剩余产品的出现使私人占有成为可能，并随之出现了贫富分化的危机，导致部落战争，使原有的那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开始被冲破，地域性联合形成和扩大为国家的出现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农业的发展，还使长时间的定居成为可能，为人口的繁衍创造了条件。农业发展伴生着房屋建筑技术的提高，手工业高度发达及制陶业和农业分工。在一些古文化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发现的陶器的器壁上刻有或绘有多种符号，说明人类已向文字的发明迈进了一步。同时农业文化中的交流也十分普遍和广泛。最早的国家首先在农业文化十分发达的黄河流域出现，说明黄河流域史前文化的发展速度更快些。夏朝的建立和发展是在不断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基础上进行的，在新型的社会组织面前，部落联盟显得软弱无力了，由近及远逐步被征服。作者还提出早期国家形成应当具备的几个条件，强大的夏朝正是具备这样几个条件下产生的。

 

　　农耕文明的早熟与中国古代国家政体

　　郑敬高

　　49——54页

　　作者认为华夏族是一个原生的农业民族，中国早期的文化是一种有自己特色的农业文化。中国远在铁器使用之前就已进入了阶级社会，产生了灿烂的商周文明。从这一点说，中国的农耕文明带有早熟的性质。早熟的农耕文明注重血缘关系，以农村公社为其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至国家出现以后，早期社会父家长制的血亲关系与宗法意识仍以农村公社为载体并随着公社的延续而传承了下来。并规范着我国早期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方式以及社会意识，形成滋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社会文化土壤。早期农耕文明的土地公有制影响着后来政治制度的选择，在父家长与君王合一的文明社会之初则归结为国有制或王有制。而其阶级剥削形式就必然为公社基础上的统治与被统治、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所有制形式建构了生成绝对的专制与集权的经济基础。中国的农耕文明，其政治思维萌生于公社形态，而公社形态与公社意识又长期存在，故而中国先民在文明前夜的政治取向的终极实体和根本目标是公社，国家出现以后则以国家为其终极实体和根本目标。这是导致专制集权政体的文化基础。在春秋战国时期，铁工具和牛耕的使用，最终确立了土地私有制。政治形式随之变化推行了郡县制，采用了官僚式的统治形式，从而最终确立了君主专制政体。

 

　　论中华文明社会起源的物质前提——“前铁器时代”原始农业向田野农业之过渡

　　王德培

　　第37——47页

　　本文认为从原始社会过渡到文明社会，一个关键的环节，是原始农业如何发展为田野农业，因为只有田野农业才能经常有保证地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余粮，形成完全不从事生产的统治阶级。春秋以前的夏商周三代约一千三百年的文明社会，都处于前铁器时代，在没有铁器的情况下，这个时期的农业已经进入了田野农业。为了探讨其原因，作者将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三代文明与苏美尔文明相比较，认为尽管两地农业作业的形式有所不同，但都是在没有铁器的条件下依靠灌溉进入田野农业阶段。为了证明三代存在自然灌溉，作者又引用了大量的历史文献。最后，作者希望在文献和考古研究的基础上，开展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即对古遗址所在地之泉川地貌地势的探究。

 

　　初探中原和渭河流域史前农业及其相关问题

　　吴汝祚

　　第71——79页

　　本文具体分析了大量的考古发掘材料，对中原地区和渭河流域史前农业发生、发展的基本情况及其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总结。这一地区的自然环境非常优越，是中国史前时期一个重要的农业区。通过考察考古发掘的遗址中农业生产工具、栽培作物遗存和储存粮食的窖穴等遗迹的发现情况，以及动植物遗存所反映的畜牧业和辅助性的渔猎、采集经济的发展状况，可以了解到这里史前农业的基本概况。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从现有的考古资料分析，以磁山、裴李岗和老官台等文化为最早，距今已有8000年左右，当时已进入耜（锄）耕农业阶段。进入仰韶文化以后，生产工具的进步和栽培作物种类的增加都表明农业生产得到持续发展，畜牧业也已经相当发达。而水井的发明和耕作技术的改进，使后岗第二期文化和客省庄第二期文化时期的农业生产有了更大的发展。适应农业产生和发展的需要，这一地区史前时期的人们开始定居生活，建立了村落，然后聚落的规模一步步扩大并最终发展为城邦，进入了文明时代。与此同时，人口也得以不断的成倍增长。农业还有力推动了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尤其是农业生产发展到较高阶段，当粮食产量出现一定数量的剩余时，手工业得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其中在制陶、制石手工业的影响下，金属冶炼业也开始出现。史前时期人们的生活资料来源主要依赖于农业，出于乞求丰收的愿望和原始的信仰，当时农业生产中巫术活动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

 

　　从新石器时代文化分布及其经济类型看远古文明的中心区――兼论河洛文明

　　陈昌远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3年

　　第60——82页

　　本文论述了新石器时代主要的几种文化类型及其经济内容，并对中国远古文明进行了探讨。认为整体北部中国的文化，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文化系统，一种为北部的细石器文化，这是属于狩猎经济的；一种为黄河流域的磨石器文化。在北部两种文化的接触地带，形成一种混合文化，是属旱作农业经济。细石器文化的人类，是以游牧狩猎经济为主，而磨石器文化则是以农业为主的综合经济。至于混合文化，则兼有以上两种经济的成分。长江中下游一带，从新石器时代中期起，已开始栽培以稻为代表的禾谷类作物，并扩大到相当广阔的地区。但从稻谷的分布等情况观察，长江中下游一带应是稻类作物的起源中心。而中原地区，也就是黄河流域的晋南、河南和陕西关中，是粟的最早的重要产地和起源中心。黄河流域的黄土高原存在适宜农业经济发展的条件，所以，一般将黄河流域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更确切的说，它应该是亚洲或世界上古文化的中心之一。根据近年来发现粟的遗址的分布，可看出当时农业经济日益发展巩固，聚落密集，构成了中国远古文明的主体。其经济中心区仍是在伊、洛河流域、渭水流域和汾、涑水流域。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首先在这个地区产生了贫富分化，产生了阶级，从而进入文明时代，奠定了夏、商、周文明的基础，而这个中心地区的核心就是在河洛地区。从整个新石器时代经济文化类型分区来看，中原文化区是中心分布区，其核心就是河洛地区。中原文化起着中心轴的作用，影响着四周的文化。因此，作者认为中国远古文明的中心区应在黄河流域，而其核心却是在河洛地区。

 

　　稻作农业与东方文明

　　严文明

　　上海三联书店,科学出版社    2000年

　　1997年；

　　本文认为古代文明的发生与谷物农业的发展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无一不是建立在谷物农业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的。东方文明（指东亚文明而不是古代东方文明）也是在谷物农业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只是历来以为东方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流域是粟和黍的起源地，似乎东方文明便是在粟和黍广泛种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作者根据考古发现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和最早发达的地区，论述了东方古代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是与稻作农业的发展密不可分的。东亚各国几乎完全是在稻作农业发展的基础上逐步进入文明社会的。

 

　　食物生产革命与文明起源—中国文明起源理论思考之一

　　曹兵武

　　第3版

　　本文阐述了食物生产革命与文明起源的关系。“文明”之“文”不是单指构成文明社会的重要因素文字、城市或其他，而是指社会生活中存在了从食物生产劳作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活动的人—这是一切所谓的文明因素赖以存在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因此，文明起源问题首先是一个历史过程，应作为一种前文明社会的文明化运动来观察，认识的起点应当从考古学的新石器时代食物生产革命即农业革命的发生开始。世界上几大独立起源的文明体系，概莫能外都经历过食物生产革命这一必经阶段。在此之前，社会生活当然也包括有食物生产的活动，但是，经过革命，食物生产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首先是原来的采集和狩猎逐渐被农耕与畜牧所代替，然后是生产与生活的时空安排与组织方式与以往大为不同，再然后是定居产生，食物产量大为增加，并由此导致人口增加、剩余产品和劳动分工出现，不再直接从事食物生产（至少部分如此）但照样可以存活的人出现了，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而社会组织日趋复杂化。这样，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宣告诞生。在距今七、八千年的磁山—裴李岗文化时期，中国各地已有不少的文明因素涌现，社会生活文明化的过程已经开始，以农耕经济为基础的文明生活的结构框架和中国特点已初具雏形。

 

　　农业与中国文明的形成——兼论良渚文化在中国文明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魏京武

　　科学出版社    1999年

　　第151——159页

　　本文认为中国农业的起源，主要是稻作农业和粟作农业的起源，是在相对独立而封闭的地理环境中产生的，而长江中下游是世界稻作农业的起源中心，黄河流域特别是黄土高原是粟作农业的起源地。既而讨论了农业在文明形成中的作用：农业使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农业使人类开始定居生活，逐渐形成聚落，进而最终发展成为城市；农业的产生和发展，积累起社会财富，产生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农业的发展，促进人类对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认识不断深化，促进了人文精神的变化。中国文明的形成经历了初创期、形成期和发展期。良渚文化是中国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精耕细作的农业是良渚文明形成的基础，精美的玉器制造业是良渚文明的特色，悬殊的贫富分化是良渚文化时期阶级形成的标志，政治权力中心的形成是良渚文明国家产生的开始，并认为每个中心聚落就是一个城址。最后本文还提出中国农业的起源是多区域性的，因此中国文明的形成也是多区域性的，但在形成过程中又相互影响和融合。

 

　　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

　　严文明

　　文物出版社    2000年

　　第3——7页

　　本文是在中日共同举办的“稻作、陶器和都市的起源”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作者首先论述了稻作农业的起源。根据中国考古发现的新资料，进一步肯定了长江流域特别是它的下游及其附近可能是稻作农业起源的中心之一。同时又认为，印度也应该是一个稻作农业独立起源的中心，只不过它对后来文化发展的影响没有长江流域那么大罢了。对于籼粳稻的起源，学术界的研究正越来越走向深入。然后论述了陶器的起源。提出不能认为陶器的起源与农业的发生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有的地方与农业的产生有关，有的地方则与相对定居的生活和集约的采集经济有关系。并根据世界各地，如日本、俄罗斯、蒙古、中国、印度和巴基斯坦等地发现的早期陶器提出陶器的起源是多元的观点。最后论述了中国都市的起源，分析了中国新发现的龙山时代城址。认为中国国家起源应该追溯到公元前第3千年的龙山时代。起源地区也不限于中原，应该包括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而中国文明的进一步发展过程，则是逐步走向多元一统的过程。

 

　　略论城的起源

　　马世之

　　第121——125页

　　本文主要阐述与“城市”相区别的“城”的起源。文章所探讨的“城”主要是指其围墙建筑而言，不同于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作者认为，我国修筑城池的历史十分悠久，在时间上不比其他国家相差太远。我国已经发现的早期城址共有四处：山东章丘城子崖、河南安阳后岗、登封王城岗和淮阳平粮台，它们均属于龙山文化时期，距今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我国已发现的几座龙山文化城的规模都较小，不似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更像是一个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建筑。城是原始社会末期或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的产物，并不是文明时代来临的标志。作者最后指出，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城并非专指城墙建筑，更重要的是指其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而言。

 

　　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

　　杜　瑜

　　第148——157页

　　本文参考马克思学说经典著作，分析考古、文献资料论证了城市的起源、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及我国古代城市早期的发展等问题。作者认为：一、城市与国家两者产生的条件及其作用不尽相同，城市的出现不一定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是人们为了保护剩余财产所采取的防御措施。城市雏形在原始社会后期就产生了。二、我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应该出现在原始社会后期，也就是在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的过渡期，这一时期相当于考古上的龙山文化时期，文献记载夏代之前黄帝、夏鲧“筑城”是可信的。三、原始社会后期的城市雏形内部设施还很不完善，只是个城堡，经过夏商时期获得很大发展并逐步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西周城市基本上沿袭了殷商城市的特点发展，东周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促使我国古代城市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作者总结说，我国古代城市早期发展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我国古代城市的发展是由小到大，由少到多，由简到繁，逐步成长完善起来的。二、我国古代城市早期发展是十分缓慢的。三、我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缓慢，是受生产力低下所制约的。

 

　　试论中国最早的城址

　　刘式今

　　第148——152页

　　本文介绍了河南登封王城岗城堡、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古城、山西夏县东下冯建筑遗存，归纳出以下几个问题：一、不论是城墙、高墙、还是壕沟均是防御设施，形制成□，大都是南部设有一个缺口或一城（宫）门，与“围”、“郭”、“阙”等字字形和含义想像、吻合。二、筑城普遍使用夯筑技术，从城墙结构与夯筑技术上看，王城岗和平粮台城堡表现出一定原始性。三、城里或多或少发现有夯土遗存，可能是当时比较高级建筑的房基，说明古城址内居住着统治阶级上层人物，可称它为宫城、城堡，尚不能称之为城市。四、王城岗古城堡内发现多座圆形夯筑奠基坑，平粮台古城内也有祭祖遗迹。五、王城岗、平粮台和煤山等地龙山文化晚期发现了青铜器残片、青铜炼渣和冶铜坩锅等，说明黄河中下游地区至迟在龙山文化晚期已经开始冶炼和铸造青铜器了。作者在文末指出，古城堡的营建、青铜器的冶炼和铸造、奠基与祭祀等有关阶级压迫、阶级对立的现象，是奴隶社会最初阶段的三大特征，是与奴隶社会同时产生的。考古资料证明，王城岗、平粮台、东下冯三个城堡的年代均已进入夏纪年范畴的初期，均处于龙山文化中晚期，它们标志着阶级社会的到来，奴隶制国家的诞生。

 

　　登封王城岗与“禹都阳城”

　　杨宝成

　　第63——66页

　　河南龙山文化豫西地区类型遗址——登封王城岗发掘者认为所发现的城堡可能是“夏代初期”的重要城址“禹都阳城”，并列出了五种根据。本文针对这五种根据，一一提出了不同看法。文章认为：一、王城岗城堡遗址本身并不能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从其规模和性质来分析，该遗址只是一座建有防御设施的一般聚落遗址。说它是夏王朝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是缺乏说服力的。二、我们不能机械地将生产力的发展（包括生产工具的革新）和生产关系乃至社会制度的变革划等号，遗址出土的铜器并不是“由原始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的重要标志”。三、王城岗遗址的祭祀坑中所埋人牲的身份应为战俘，而不是奴隶，当然也就谈不上“反映了奴隶社会的阶级压迫关系”。四、遗址发掘者采用碳14测定的年代存在着误差，经采用树轮校正后发现，已远远超过了夏代纪年的范围。五、古文献记载中“禹都阳城”的地望问题皆为后人据传说所作，很难作为立论的根据。作者还指出，夏代文化尚处于探索阶段，作为夏王朝的重要标志——宫殿、宗庙和王陵还未找到。因而，进一步加强田野考古工作是必要的。

 

　　禹都阳城与王城岗遗址

　　京　浦

　　第67——69页

　　文章着重探讨禹与阳城的关系和小城堡的用途、建筑、废弃情况。作者认为：一、文献中“阳城为禹避商均，伯益避启”的说法似皆源于《孟子》；先秦文献中“禹都阳城”仅记于《世本》，据《帝王世纪》与《太平御览》一五五，其原文很可能为“夏后居阳城”。古文献中禹与阳城的关系有避居之地、居地、都三说，以《孟子》说阳城为禹避居之地较妥。二、王城岗城堡面积过小，不具备夏代都城的规格。这个小城堡从建筑到废弃都在煤山一期这一个文化期之内，使用时间相当短暂。废弃的不仅是城堡本身，连基槽以上的墙体都彻底地摧毁了，其毁弃很可能与启杀益夺取王位的史事有关，毁弃年代也很可能在此时。因此，认为这里是禹益所居之阳城，应有一定道理。三、与王城岗基址年代相当的煤山一期文化应是早期夏文化。

 

　　河南淮阳平粮台古城址试析——兼论登封王城岗非夏都阳城

　　马世之

　　51——56页

　　本文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讨论了平粮台古城的规模与形制、重要遗存及其建筑特征，提出平粮台古城应为商部族的防御设施，登封王城岗遗址并非夏都阳城。文章内容如下：一、平粮台古城址从建筑规模上看，城内面积约三万四千多平方米，连同城墙及外侧附加部分，面积达五万余平方米，古城只有一个城圈，未发现附郭，此种形制对后世影响很大。二、平粮台古城内发现的重要遗址，除夯土城垣外，还有门卫房、陶水管道和高台建筑等，通过这些遗存，可以看出河南龙山文化时中原地区建筑特征。三、平粮台文化属于河南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很可能是先商文化，且淮阳与商丘相距不远，应在商人活动的区域范围内，故平粮台古城可能是商部族所建的防御设施。四、登封王城岗并非夏都阳城，该遗址是否城堡还有争议，王城岗基槽和年代比夏朝开始的年代早三百年左右，王城岗规模和内部结构也不符合禹都的条件。作者最后指出这两处古代遗址的发掘对于研究我国古代建筑、冶金的历史以及城的起源、阶级和国家的形成等一系列问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王城岗城堡遗址分析

　　董　琦

　　第69——72页

　　作者根据古文献中都城的定义及与平粮台古城的比较，对王城岗城堡的性质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章指出古文献中有关城的定义有三点：一、城或有大小，凡天子建有宫殿在那里居住的就是都城。二、都城里有宗庙建筑。三、早期都城规模不大。王城岗城堡内是否有宗庙或宫殿建筑，现在无从讨论，给判断该城堡是否禹都阳城造成了一定因难，而将其与同时代其他一些城址的建筑水平作一比较，则有助于问题的讨论。从绝对年代、文化性质、族属等方面看，淮阳平粮台古城与王城岗城堡比较最合适。从建筑面积、建筑结构、建筑技术水平上看，二者有很大差距。如平粮台古城采用了木棍组夯、小版筑等先进技术，而王城岗城堡夯具则比较原始，是否采用小版筑也不清楚。平粮台古城发现有夯土台基、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城排水设施，在王城岗城堡皆未发现。王城岗城堡的建筑技术与当时建筑水平先进的平粮台古城相比显得原始，并不具备作为禹都阳城的条件，不是禹都阳城。作者认为，王城岗城堡的绝对年代已超出夏代纪年，不是禹时所筑，而有可能是夏部族首领所做之城，它是文明史前夕的一座堡垒，从这座城堡上可以望见东方文明古国诞生的曙光。

 

　　淮阳“龙山城”与登封小城堡

　　李绍连

　　第125——128页

　　本文针对淮阳“龙山城”和登封小城堡这两处龙山文化城址的特点、年代和性质等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作者认为，淮阳“龙山城”的面积虽不及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大，却是迄今所发现的早期城址中保存较好、建筑方法较先进的一座；而登封“小城堡”则是规模最小、建筑方法原始的早期城址。王城岗城址的年代介于二里头一期和王湾三期之间且接近前者，而淮阳“龙山城”的年代比登封“小城堡”早得多，以致它根本不在一般推算的夏代纪年内。关于两处城址的性质，文章认为，它们所处的时代是军事民主制晚期，战争频仍，以城墙作为防卫设施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因此，这两座城址的性质，当是部落联盟中心的防御性城堡。文章最后指出，这两座城址的发现，对于研究我国城市的起源和房屋建筑史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

　　张光直

　　第61——67页

　　本文从中国初期城市的若干特征出发来讨论城市在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中应如何在概念上加以处理的问题。作者指出中国最早的城市与西方最早的城市在很多方面有显著的不同。中国初期的城市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是政治领域中的工具，是统治阶级用以获取和维护政权的工具。这一点表现在夏商周三代的都城迁徙的规则性上。对三代王室而言，青铜器不是宫廷中的奢侈品或点缀品，而是政治权力斗争上的必要手段。没有青铜器，三代朝廷就打不到天下。夏商周都城的迁徙都是为便于开采铜锡矿。可见，古代都城具有为服役王室从事政治权力斗争工具的性质。作者认为，中国型的初期城市与近东型的初期城市都是在阶级社会、文明、国家等一连串的有关的现象初现时出现的。在近东古代聚落动态发展的某一阶段，其聚落类型从较早形式在质上演进为较晚形式，我们称这新形式为“城市”。在中国古代聚落形态发展的某一阶段，其聚落类型也呈现这种新形式，我们也称其为“城市”。本文所提出来的观点，正是说中国城市初期形式有它自己的特征，也就是说，中国历史初期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演进过程有它自己的若干特性。

 

　　论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

　　张鸿雁

　　第45——49页

　　本文主要通过论述“城市的萌芽”、“春秋时期城市的兴起及原因”和“春秋时期城市兴起的途径”，阐释了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问题。作者认为，根据我国古代的具体情况，城市在秦代以前大体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城堡阶段，大约从原始社会后期至夏代；二是都邑阶段，从商到西周；三是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兴起，从春秋初年开始。春秋时代是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增强，城市建设在很多方面表现了独特的发展风格。此时城市兴起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生产力发展使社会生产分工扩大；二是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春秋时期城市兴起的途径有：一、西周封邦建国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侯国都城所形成的城市；二、由世袭贵族封邑发展而成的城市；三、新立采邑和赏赐的邑地发展为城市；四、有些城市是由农村的邑落发展而来的，它早期只是一个农村公社；五、处于水陆交通枢纽或是河川渡口要塞的重要城邑发展起来的城市；六、出于军事目的所筑城邑发展而为的城市。

 

　　关于王城岗城堡的性质问题

　　郑杰祥

　　第115——118页

　　本文通过分析王城岗城堡遗址的资料，说明了作者对王城岗城堡性质的看法。文章指出，在王城岗已发现的两座东西并列的城堡中，其东城存在与否值得怀疑，而其西城城址则较为明确。王城岗城址的时代应属煤山一期即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遗存，将其定为“中晚期”之说是不大确切的。作者认为，城堡的产生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可能直接来源于原始社会中期“堡垒型共同住宅”，到原始社会后期才正式形成起来。王城岗城堡不论从其规模或其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来看，王城岗城堡都不大可能是夏初都邑，而应是一座原始社会晚期的城址，也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城堡之一。文章最后指出，禹居阳城应属于一座当时夏部族的中心地，还说不上是夏代都邑。王城岗城址大致上属于文献记载的鲧、禹时代的建筑，从规模上说它不大可能是阳城，但它地处夏人活动的中心，因而很有可能是阶级社会前夕的夏人所建造的。

 

　　试论中国城市之起源

　　李先登

　　第47——53页

　　本文通过对文献、考古资料的分析，对中国古代城市起源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一、据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及山东寿光边线王等处城址的发现来看，中国古代城市的出现是一个过程，即从原始社会末期城市开始萌芽，尔后有一个发展完善的时期，到了阶级社会产生之时，真正的城市也就随之出现了。二、古代文献中关于城市起源的记载，大致有两种说法：城市出现于三皇五帝时期，或认为出现于鲧、禹时期，前一种说法目前还不能证实，后一种说法基本上可信。三、从古文字角度看，古代的城市有城墙、是人们居住之处、由军队保卫，在古代城市产生时期，城市与国家是一回事，二者密不可分，是同时出现的。夏人是我国最早建立城市的人。将王城岗等城址称为“城堡”，未必合适。四、夏代初期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已进入青铜器时代，农业与手工业有了较大发展，生产力出现了一次飞跃，这是中国古代城市产生的经济基础。五、夯筑技术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特点之一，夯筑城墙的出现是中国古代城市出现的前提与标志之一。六、原始社会末期以来，在经济大发展的基础之上，社会最终分裂为奴隶与奴隶主两大对抗阶级，阶级斗争日益激烈，国家逐渐产生，这是中国古代城市产生的阶级基础。七、在中国古代原始社会末期至夏代初期时发生的洪水与人们的治水斗争是中国古代城市产生的催化剂与助产婆。八、古代城市的内涵说明，城市的本质是奴隶主贵族、王居住与进行统治的中心，是国家的政治中心。最后，作者总结说城市是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出现的，在我国，城市是在社会发展进入青铜时代、进入文明时期——夏代奴隶制王朝时期出现的，是与文字同时产生的，青铜、城市、文字在中国古代文明产生时期是密切相连的一个整体，城市的出现是中国历史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

 

　　我国史前都邑的形成及其特点

　　丘菊贤,杨东晨

　　第41——45页

　　本文以我国古籍记述和考古发现的材料，探讨了史前城市形成及其特征。提出：史前都邑的形成与奴隶制国家的发展形影相随，经历了萌芽、发展和形成的过程，上溯炎黄时代聚落，下至禹启之世王都，目前无具体年代可稽，大体推论超越千年。从考古发现与古文献有关的记载互为佐证，史前都邑形成可分作如下进程：炎帝、太昊时代是萌芽和起步阶段；黄帝、少昊时代是发展和初具规模阶段；尧舜禹时代是完善和最后形成阶段。从此作为国家统治的中心，都城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的总枢，它被建筑在交通方便，形势险要、人中稠密、文化发达的地方，代表国家成为向下属臣民发号施令的地方。其特征如下：一、史前都邑一般选建在黄河中下游。这些地区居天下之中，从军事、政治着眼，地理因素在选都建邑上显得特别重视。二、史前都邑都是经常迁徙。其原因首先是由于战争，其次是生活、生治、经济等，三、史前都邑受当时经济发展水平和军事、政治需要的制约，其规模都不大，但却是人类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

 

　　中国古代城市起源问题的再探索

　　雷从云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7月

　　第257——267页

　　作者从文献出发，对神农时代、五帝时代、尧舜禹时代、夏商周时代筑城的线索作了一番梳理。从考古看，仰韶时代的大型聚落为尔后城市的出现提供了初步基础。龙山时代的城堡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先驱。有五个特点：1、是城市形制作方形。2、城郭的构筑，因地制宜，但主要是用泥土逐层夯筑的“筑城”。3、城内已有一定的建筑布局和设施。4、城内有宫殿、房舍、手工业作坊等建筑和墓葬区，宫殿建筑居于要冲位置。5、城外和城市附近，布有许多聚落。平粮台古城等的发现，说明文献中“鲧作城郭”、“禹作宫室”，并非妄说。平梁台古城和王城岗古城，更多地表现出城堡性质，而二里头古城宫殿遗址的发掘表明，到夏代后期，都城和宫殿的营建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古城反映了先民的伟大创造，在建筑技术方面，小版堆筑法、版筑法和分层夯筑技术，在平地起建之前先打基础槽的作法，高台建筑等；在建筑设施方面，高大的城墙、城门、门卫房、宫殿、廊庑、庭院、水井、室外散水、排水沟和排水管道的设置；在建筑材料方面，土坯的普遍运用等。这些古城是中国古代氏族制度瓦解、奴隶制度出现的标志。社会已经发生了阶级分化，出现了一批具有特殊地位与特殊权力的人物和集团。

 

　　登封王城岗城堡遗址时代试探

　　陈绍棣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7月

　　第295——305页

　　作者根据考古发掘材料，参照文献记载，从地望、地层关系、时代范围和文化性质等方面进行了分析论证，认为登封“王城岗城堡遗址的时代约当或略早于夏朝初年，是当时一个重要的古城遗址，有可能就是禹都阳城。”

 

　　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的特点

　　崔春华

　　第34——39页

　　本文论述了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发展及特点。认为中国古代城市起源于邑，是人口聚居的部落中心。邑是氏族或部落中心，由许多家庭聚集而成，在部落战争发生后，为了防御和保护人口财富，周围设置栅栏或筑墙垣，这种人口聚居点，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殖，规模不断扩大，在社会交往中形成一个实体，改变了原来只是家庭聚居的简单总和的性质，发展成为城市。并不是所有的邑都是城市，只有人口众多，经济、政治和文化发达的大邑，才成为城市。都邑也是城堡，城堡也称都邑，邑是城市的一般称呼，往往与都邑并称。我国远古时代形成的部落中心城邑，不单纯是城堡，而是具有很大的经济意义。城市形成以后，到夏商周时代，城市进入了发展时期。表现是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和设施完善并设置官吏进行行政管理，城市经济成为社会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作者还指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三个特点：一、中国古代城市在经济上和农村是矛盾的统一体。二、商周城市的“面朝后市”，“左祖右社”，集政治、经济、血缘、宗教各种关系而形成的城市结构，反映出人们的城市生活是在各种权力支配之下的政治特色。三、中国古代城市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中心。

 

　　王城岗城堡毁因初探

　　董　琦

　　32——35页转68页

　　本文对王城岗城堡毁弃的原因进行了探讨。首先，作者不赞成王城岗城堡是由伯益与启为争夺王位而引发的战争所毁的说法，认为伯益避启所居之地在“箕山之阴”，与“阳城”是不同的地理概念，两者不可混为一谈。另外，王城岗城堡的年代约在公元前2455年，而夏代纪年的迄始年代最多只能推至公元前二十三世纪中叶，两者相差二百年，王城岗城堡不能和伯益与启之间的战争相联系。而遗址中也未发现有关战争的遗存。其次，针对学者根据王城岗没有发现城门、城墙、城内的房址建筑遗存而提出的王城岗城堡未及建成即被废弃之说，作者提出反对意见，认为王城岗城堡东南角10米宽的缺口当是城门；城墙与基槽一样是存在的，城外大面积的褐土层及部分黄土层的缺失就是取土筑墙的结果；城内有夯土遗存，也见有窖穴，这显然是建筑遗存。最后，作者认为东西两城中东城是首先建成的，毁后才傍东城西墙筑临时性质的西城，赞成王城岗城堡毁于洪水的看法。指出有一条紧贴北墙的大冲沟；部分墙体还留有山洪冲刷的痕迹；基槽一部分被压在冲积层下面；城内还发现由山洪而形成的卵石泥沙淤积层。认为西城毁于山洪是有迹可寻，确凿无疑的。而王城岗城堡毁于洪水的考古发现，也符合我国古文献中尧、舜、禹时期有关发生洪水的传说记载。

 

　　试论城的出现及其防御职能

　　马世之

　　66——71页

　　本文首先讨论了作为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必然产物、又是一种大规模的永久性的防御设施的“城”的初现问题。认为我国远古时期确实存在石砌的城堡，其时代大体上相当于传说中的神农、黄帝之世。如果辽西牛河梁石砌围墙遗址能被视为城堡的话，那么我国早在五千多年以前就已进入城邑文化阶段。作者对已发现的史前古城及其年代进行疏理后认为中原地区发现的古城均系龙山文化时代所筑，大体上相当于我国历史上的鲧、禹之世。在与世界上其它古代文明中心各城址的规模及出现时间作了对比之后，认为从生产力水平和遗址的形态看，我国进入城邑文化阶段的时间同巴比伦、埃及和印度一样久远，石砌和土筑围墙的城堡可以视为原始文明的标志，不管是氏族社会末期还是阶级社会初期，均已到达文明社会的门槛。作者还论及城的基本职能是防御职能。认为防御水患不一定是早期城的职能或主要职能。城是一种“防御文化”设施，防御的主要对象是敌人的侵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有的城虽然发展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体现了国家的职能，但其防御性质却一直末变，只是防御对象变成了外国军队或本国劳动人民了，仍带有十分浓厚的军事色彩。“城、郭、邑、国”等字的结构和涵义即提示了我国早期城的基本形制呈正方形或长方形，且表明其主要职能就是防御和自守。这种情况与考古发现是一致的。

 

　　论龙山文化古城的社会性质

　　曹桂岑

　　文物出版社    1988年3月

　　第1——7页

　　本文首先对城子崖、边线王、后岗、平粮台、王城岗、老虎山六座龙山文化古城的情况作了简述，综合其年代为距今4300——4500年或更早，与夏禹以前的五帝时期相当或与炎黄活动的时间相近，进而认为我国古代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应从龙山文化最早兴建的城堡的年代—距今4500年前开始。考古资料为此提供了佐证，如在郑州牛砦、淮阳平粮台、淅川下王岗、登封王城岗、临汝煤山、胶县三里河等地出现了青铜制品，表明龙山文化中晚期已具备跨入文明时代的基本条件；汤阴白营、安阳后岗、登封王城岗等地出现用人牲作奠基的现象，当是龙山文化已进入奴隶社会的一个有力证据；淅川下王岗、淮阳平粮台、洛阳矬李、邯郸涧沟、孟津小潘沟、沣西客省庄等地发现的非正常死亡和死后得不到正常埋葬的“灰坑”墓，数量上较仰韶文化时期明显增多，这种变化应与社会制度的变化密不可分，其死者当为奴隶；龙山文化时期的墓葬材料反映出当时已有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凡此种种都是进入文明时代的证据。

 

　　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及其意义

　　杜在忠

　　3版

　　本文首先介绍了山东寿光县孙家集镇边线王村龙山文化城堡的发现情况。城有内外两城，大城的年代晚于小城。大城呈圆角方形，面积约57000平方米，四边城墙中各开一门道，城墙有基槽，夯土层中埋葬人、狗、猪。小城在大城之内，位置居中稍偏东南，结构与大城基本相同，面积约10000平方米。随后作者论述了边线王城发现的意义。认为寿光边线王城的发现，对山东史前文化的发掘和研究是一个新的突破。此城堡的出现已意味着我国东方文明的开端。边线王城已基本弄清两城堡的结构，将是研究早期城市建筑发展过程中的一把重要的钥匙。

 

　　中国早期都城的特征及其文化内涵

　　吕　静

　　54——57、65页

　　作者首先驳斥了以现代城市的概念来衡量中国上古都城的做法，认为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其建置、布局、职能都表现出鲜明的中国文化的内涵，具有民族文化自身的内容。中国的早期城市是以“王权”为中心的“都城”。以大量自由民为主，以自由民的生产、交换、社会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城市在东周以前尚未出现。而古都如阳城、商丘、亳、嚣、相、耿、奄、殷、周原、丰、镐无一不与某一雄才大略的君主有关。中国早期城市的建置都具有君主个人或贵族集团意向的偶然性，与古代西方社会那种在自然村落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有明显的不同。古代都城中，作为高强度集中劳动产物的宫殿均筑于高台基址上，正是王权控制下的结果。而偃师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宫殿建筑座北朝南的布局恰好反映了“南面朝天下”的政治意图。作者认为大凡有君主、贵族集中的地区，绝大多数均有城墙之类的设防。关于中国早期无城墙的说法未免武断。从考古发掘中已发现了大量的城墙、城垣遗址，甲骨文的字形中也可以肯定古代城墙的存在。城墙、壕沟等界区标志的设立是为设防和界划区域为目的的。考古资料显示，在都城的范围内分布着大量的手工业作坊点、王陵区、祭祀区以及下层人民的居住区，这种都城的布局及专门化的职能小区都是围绕着君主的政治活动、文化礼仪，日常生活而设的。都城是整个社会政治的中心，王权的腹地。都城的兴衰荣毁与王权的强化与弱衰有着密切的关系。夏商周三代的都城变制开了这种风气之先，这种传统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在盛行祖先崇拜的中国古代社会，君主既是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又是宗教界的至尊领袖，政教合一的政权性质，使政治性的都城又兼备了宗教城市的特征。在上古都城的范围内，生者的寝殿与神主的宗庙是混杂在一起的，宗庙建筑和祭祀区成了与宫殿建筑同样重要的区域，甚至超过了宫殿。都城之中宫殿与宗庙并驾齐驱正是中国上古时期“政教合一”体制的再现。殷墟时期才将寝与庙堂、祭祀区分开，“前庙后寝”之制在此得到了体现。到了秦汉以后，才将祭台宗庙移至郊外。从宗庙在都城中的位置我们可看到古代人关于生与死的观念的变化。

 

　　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城堡”初探

　　隋裕仁

　　46——52页

　　本文先对黄河中下游已发现的五座龙山文化城址即王城岗、平粮台、城子崖、后岗、边线王的材料进行了整理，根据以上五座城堡的城垣大小及与其整个聚落居住址的关系将其分为两个类型：第一类是面积约一万平方米，建于遗址制高点的城堡；第二类是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城垣基本把居址环绕起来的城堡。王城岗和边线王城堡属前者；平粮台、城子崖及后岗城堡属后者。两类城堡的共同特征是都筑于龙山文化时代，同处于温暖气候中的大陆东端型半干旱区，有适耕性良好的深厚黄土和便利的灌溉，为黍粟作农耕文化。城墙为积土分层夯筑，城堡平面皆成矩形。不同之处是第一类城堡皆在龙山文化中期阶段，形制较小。第二类属龙山文化晚期阶段，形制较大。这种形制特点上的差异说明它们聚居的具体形式各有不同。第一类城堡寓于聚落之中，是遗址的核心部位。其中遗存的种类、出土情况、城址面积等所反映出的信息如农业生产工具还是石、蚌器；在河南龙山文化中虽有制陶业的初步分工，初步掌握了铸铜技术，但社会分工并不发达；山东龙山文化中期的制陶业、制玉业、织布业及酿酒业等已日益从农业中分离出来，但金属手工工具尚未问世，不能形成与集体相分离的个体劳动，表明这类城堡内居住的是一个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又有显赫权势的富有的父系家族。其在聚落的制高点筑城垣，则是为了家族和财产的安全。第二类城堡内居住的是具有血缘关系的父系氏族，并按三、四级组织形式进行规划布局的。如平粮台的排房居住的是一个父系大家庭，再大一级的是排列成一行的圆形小房子所组成的单位，更高一级的是城堡内圆形小房子或排房的总和。

 

　　论我国史前时期的城堡

　　董　琦

　　17——21页

　　本文对我国史前时期的城堡分布、特征及性质等问题作了探讨。作者以为在原始社会末期，作为一个氏族（或部落、部族）最高文化代表的聚落中心总是以城堡的聚落形态出现，探索其文化延续的过程可以获得文明萌发的信息。作者首先对“古有万国”一说进行分析，从城堡规模的意义上讲，此“万国”中的大部分只不过是用城墙围起来的聚落而已，绝大多数的“国”实际上就是氏族。“古有万国”是与原始社会末期与文明社会初期城堡林立的状况相符合的。作者将我国史前时期的城堡分为两大地区、两类建筑系统：一是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黄土地带，是农业部落聚居的地区。一是以内蒙古高原为中心的草原山林地带，是游牧部落活动的地区；前者以夯土筑城为特色，后者以石块筑城为特色；前者包括古史传说中的夏、商、周、东夷诸部族活动的地域，后者包括古史传说中的羌、戎、狄诸部族活动的地域。高台建筑和城堡不是夏部族文化独有的，作者推测先商文化、先周文化及邻近文化也已经拥有高台建筑和城堡了。文中把我国史前时期城堡的特征概括为四条：首先，以华北平原为中心的土筑城堡都有用夯土筑成的城墙，这是华夏民族的独特创造。以内蒙古高原为中心的石筑城堡其城墙由石块筑成。有的地段筑有并列几道城墙。其次，出现了新的建筑设施，如平粮台的城门和门卫房及陶排水管；赤峰东八家石城中央F57四周砌筑长宽各约40米的围墙。再次，史前时期城堡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复次，我国史前时期城堡大多经历了村落—城堡—村落这聚落形态三部曲的转变过程。也见有村落—城堡—废弃型，或城堡—村落型。这是史前时期城堡兴衰史的3种过程。文章最后谈到，最初城堡的出现是战争的产物。初期城堡面积的大小没有政治上的意义，关键在于城堡内遗存的状况。与同时期的村落居址相比，史前城堡内的遗存并无质的变化，看不出其中的政治经济生活已进入文明社会，只能说出现些文明社会的萌芽，如王城岗的祭祀坑、平粮台的铜渣等。初期的“城”就是有夯土城墙的聚落中心，城堡的职能是逐渐增加的，如作为军事据点、财富聚集及行政统治中心等职能的增多、性质的不断改变，城堡的性质才能转变为城乡对立与阶级对立的堡垒。但并非所有的城堡都会发展成政治中心和宗教中心。

 

　　王城岗城堡筑墙技术源流

　　董　琦

　　第48——53页

　　本文利用考古发掘资料，分析王城岗城堡筑墙技术，并从中寻找出其源流，探索夯筑这类城堡的科学依据。筑墙技术之一，是开挖基础槽。开挖基础槽的技术不是偶然的，它是源于仰韶文化时期所产生的沟洫开挖技术。根据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的发掘资料，把仰韶文化时期的沟洫技术分归三类：灌溉系统、排水系统和防御系统。洛阳矬李遗址的仰韶文化层下面，有一条宽4米、深0.4米呈西南——东北走向的古渠道，古渠道宽且浅，应与灌溉引水有关。磁县下潘王遗址的仰韶文化层中发现一条长50米、深1——1.5米、口大于底、底部平坦的沟洫，从沟东部高西部底的形状判断，应具有排水的功能。而姜寨村落遗址，在居住区北、东、南三面被壕沟环绕，又不相连，所以起不到排水的作用，应是为防御而设。自仰韶文化发展起来的这种沟洫技术，发展到龙山文化时期日趋完善，加上龙山文化时期普遍应用的夯筑技术，为王城堡类型的筑墙技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文中认为，城墙基础槽的开挖，即可减少工程量，又可到达以水平定地平的目的。王城岗城堡城墙基础槽的底部有一层淤沙，有可能是以水平定地平留下的痕迹。王城岗城堡筑墙技术，集三大土建工程技术（基础开挖、墙体夯筑、城墙附属建筑设施）于一体，建筑了我国早期城堡之一，即王城岗城堡，并对后世的筑墙技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论龙山文化古城址

　　曲英杰

　　文物出版社    1989年6月

　　第267——280页

　　作者根据已发表的龙山文化时期的古城址认为，阿善和老虎山石砌围墙址最早，相当于仰韶文化晚期或龙山文化早期，碳十四测定校正后为公元前3020 ± 180年或公元前2915 ±135年。其后是王城岗城址为公元前2455 ±125年，平粮台城址为公元前2405 ±175年，后冈城址可能在公元前2500——2300年之间。而城子崖城址、边线王城址可能相当于龙山文化中期以后。作者认为，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至迟在公元前3000——2500年之际已有了城墙和石砌围墙的建筑，与世界范围内的史前期考古发掘相比，我国黄河中下游地区史前期城的修建年代较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及尼罗河流域为晚，但与印度河流域大致相当，而早于其它地区。作者根据我国发现的王城岗城址、平粮台城址、后冈城址、边线王城址等的资料认为，这些城址内的居民已有阶级分化，说明当时社会已存在尖锐的阶级对立，这种现象同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早期城所反映的情况基本相同。作者认为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具备了城市出现的各种社会条件，主要表现在以聚落形态为特点的人口集中、以手工业生产专业化为特点的生产技术向一部分人身上集中、以古籍记载和出土器物相印证的交易活动集中、以墓葬中反映的贫富分化现象为特点的财富集中和以陶文出现为特点的知识文化集中等。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历史上最初的城市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诞生了，这种在文明时代初期所表现出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各地区文化发展交汇的结果，因此，也应当承认，在中华文明的创造史上，各地区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有关我国早期城市探索中的几个问题

　　何长风

　　第91——96页

　　作者首先在“城”、“市”和“城市”问题上阐明观点，认为城不能简单的归如城市的范畴，两者应该区分开来，城市也不是城与市的简单结合，它有其自己的功能与特征，文献中记载的“城”，多为一种守护的防御设施，考古资料发现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大型村落遗址即出现了防御性设施，城堡在龙山文化时代已经出现。文献记载的“市”，多与物品交换有关，可理解为最初的市集或市。而城市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范围内的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是在一定地域内集中的经济、政治、物质、文化实体的有机统一体，城市的出现要晚于城和市。可见城与市不同，城与城市也有区别。城市的兴起不是一定的，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也是生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必然结果，而登封王城岗和淮阳平粮台只能作为城堡，却不具备真正城市的条件。只有出现真正的商人和商业，城市才真正的形成。我国发现最早的城址均在距今4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城子崖、王城岗、平粮台、后冈等遗址都有用土夯筑或石砌的围墙，但面积较小，主要功能是起防御或保护作用，只能算作原始城堡，不是真正的城市。而河南偃师二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黄陂盘龙城等，则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中比较确定的早期奴隶制王城，其特征是，第一是规模大，一般在20平方公里左右。第二是城内都有高台夯土基址，为宫殿建筑群，是国家政权的重要象征。第三是手工业被王室控制，并有明显的分工。第四是城市周围有大量分散的居民点，反映了最初的城乡对立。王城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奴隶制国家的形成。而我国真正城市的形成是在春秋时期，发展于战国时期。根据考古和文献记载来看，列国都城是我国城市大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中国古代城市的起源

　　谢仲礼

　　第142——147页

　　本文首先探讨了中国古代城市的特征及城市产生的条件，然后依次介绍了仰韶、龙山和商代早期的村落或城市。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有五个特征：1、人口密度、生产力水平和商品贸易的程度远高于乡村；2、布局上比村落规整；3、有一套较严密的防御体系；4、是该地的政治中心，有规模宏大的高台夯土建筑宫殿；5、出现一些公共设施。城市产生的条件有三个：1、首要条件是定居生活的确定，而定居的必要条件是农业的发展；2、劳动分工的出现，即某些生产技术开始集中于专门的人；3、社会阶层的分化。作者认为仰韶时代早期就已经形成了稳定的村落，如兴隆洼、半坡、姜寨等遗址，它们的特征是：1、村落内部根据功能分区的原则进行规划；2、村落外围有一条天然河流或人工壕沟作为防御设施，使村落成为一个封闭性结构；3、一个氏族已经分化为若干个支族；4、每个支族内部都有一座规模较大的房子，周围是普通的房屋。仰韶时代的村落已在一定程度上为城市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龙山时代已经形成了雏形城市，如河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偃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山东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内蒙古包头阿善、赤峰东八家、凉城老虎山等，它们的共同特征是：1、外围都有石墙或夯土墙围绕；2、方向基本呈南北向。商代早期的城市开始走向成熟，如山西垣曲商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尸乡沟商城、郑州商城、安阳殷墟、和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它们基本上具备了东周城市的基本特征：1、人口众多、密度大、遗址范围大，各种建筑多；2、除二里头、殷墟无城墙外，大多都有规模巨大的夯土城墙，垣曲、殷墟有壕沟；3、一些城市出现宫城和郭城之分；4、有大量的手工业作坊；5、有排水设施。

 

　　关于中国古代城市起源的两个问题

　　王守中

　　第62——65页

　　本文就“城市的起源和私有制”、“中国古代城市兴起的地点”两个问题，谈了作者的看法。关于城市的起源和私有制的问题，本文认为，无论是市或城的出现，都是和私有制的产生与发展相一致的，那高厚的城墙，就是为保卫私有财产及财产占有者的特殊地位所采取的防御措施。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兴起的地点问题，本文认为，中国古代的城市并不是从市发展而来的，而是由统治者根据政治和军事防卫所需要而兴建的。中国古代的城市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在部落或部落联盟首脑居住与消费的地方产生。最后，本文作简短的结论。第一，中国古代的城市，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第二，中国古代的城市同西方不一样，它不是“经济起飞”的产物，而始终是作为政治和军事中心而产生和发展的。第三，中国古代城市的经济地位所以容易随着政治军事中心作用的消失而消失，这也是由城市的消费性所决定的。

 

　　关于我国早期城市起源的初步探讨

　　高松凡,杨纯渊

　　第48——54页

　　本文对我国早期城市起源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作者认为城市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起源过程经历了萌芽、雏形、形成三个阶段，不能将夯土城墙的出现就当作是城市已经形成，也不能将已形成发展的城市当作是城市的萌芽。具体说来，要判断一个早期聚落是乡村抑或城市，一般有三个主要标准，即聚落的职能，聚落的空间结构、布局和功能分区，人口规模、密度和职业构成。据此，作者认为殷墟等商城以其高墙深壕、宏伟的建筑群、集中分布的各种手工业作坊、纵横的道路和其他公共设施、明显的规划布局，形成了与乡村聚落截然不同的景观。殷墟等商城的发现，标志着我国古代城市已经形成，并有了一定的发展。而二里头遗址尽管总的规模和宫殿范围相对于殷墟等城为小，农业因素更浓，但它还是具备了早期奴隶制国家都城的政治、军事、经济职能，其人口构成几乎与殷墟没有两样。可以说，二里头夏代晚期遗址已初步形成为城市。龙山文化时期，正处在聚落形态从乡村向城市转化的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我国初期城市从萌芽向雏形发展，从而产生新的聚落形态――城市的时期。所发现的平粮台城址已具备城市的雏形，而其余的城址如王城岗、边线王等还处于城市的萌芽期。最后，作者认为：中国古代城市是从原始社会后期的萌芽和城市雏形阶段，经过夏代（二里头文化）初步形成，到商代则完成了它的起源过程并得到初步发展。商代以后，中国古代城市进入了不断完善与发展时期。

 

　　龙山时代考古新发现的思考

　　严文明

　　齐鲁书社    1993年11月；    2000年8月

　　第39——45页

　　本文主要分析了龙山时代考古的一些重要新发现，对龙山时代的文化和社会发展水平，以及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近年来龙山时代考古的重要成果首推一系列城址的发现，它们主要分布在长江中游、黄河中下游和内蒙古长城地带。内蒙古的早期城址中已有面积较大的中心城址，同时存在较多小规模的军事防卫性城堡。长江中游的城址发现较多，面积最大的石家河城址城内中心部分是主要的居住区所在，存在大规模的宗教活动和陶器专门化生产等迹象反映了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发展水平。这一地区不但很早就出现了城，似乎还有一个由不同大小等级的城构成的网络。地处黄河下游的山东，史前文化比较发达，龙山时代这里作为一个地区政治文化中心的城址也渐次发现，而且似乎也有等级的差别。长江下游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虽然至今没有发现城址，但一些迹象表明它已形成若干中心遗址，也存在网络似的结构。人工建造的坟山、祭坛，以及已露出线索的大规模台基和高规格建筑，表明已出现组成了某种强大权力机构的贵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意义当不在早期城址之下。由于考古工作的不平衡，中原地区城址的发现明显不足，但当地龙山时代的文化发展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这一系列的重要考古发现，大大加速了我们对龙山时代文化发展水平的认识，但对此时社会所处发展阶段的认识还远不到下结论的时候。文明的起源应当有一个过程，龙山时代大概出现了许多酋邦或城邦国家，大概也可以算是一种初级文明，可能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相当。龙山时代考古的新发现足以证明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不只局限于中原地区。但各个文明起源的中心也不是彼此孤立的，不仅在地理位置紧连，而且文化内涵也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虽有不平衡的现象，但步调大致是相同的。由此可见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应是多元一体的。

 

　　黄河中下游几座龙山文化城址的性质――兼论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

　　张之恒

　　齐鲁书社    1993年

　　第90——98页

　　本文对黄河流域发现的几座龙山文化城址的性质和特征进行了论述，并对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形成进行了探讨。认为这几座龙山文化城址，因文化遗存、所处的地理位置、规模的大小及建造年代各不相同，故其性质也有所不同。王城岗城址规模很小，保存较好的西城的面积只有7000平方米。根据王城岗西城中发现的几个埋有“人牲”的圆坑来分析，王城岗应是“夏”的宗庙遗迹。平粮台城址的规模较大，面积达四五万平方米；有宽阔的城墙；南、北城墙中部各有一门，南城门有门卫房，其下有陶排水管道；城内有成排的房基，部分房基底部有夯筑的台基。城内有冶铜遗存。这些特征说明，平粮台城堡已具有早期城市的雏形，有可能是先商的城邑，亦即和夏代同时的、臣服于夏王朝的、先商“方国”的都邑。边线王城址的时代要晚于平粮台城址，其城墙基槽内有用于奠基的“人牲”及猪、狗“牺牲”。这说明，边线王城堡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要晚于平粮台，和王城岗的时代大致相当。边线王城堡作为夏代前期的一个地处鲁东的方国都邑，应是比较符合实际的。而城子崖遗址发掘的面积还比较小，城内尚未大面积发掘，对城堡的整体布局还不了解，故对城堡的性质还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这几座城址规模都比较小，城堡内只发现小型的结构简单的夯筑房址，这种小型的、城内无宫殿建筑的城堡，正是中国文明时代早期雏形城市的一个特征。早期城堡大多具有宗庙性质，如王城岗。城市的出现是阶级社会产生的标志之一，王城岗和边线王用于祭祀和奠基的“人牲”，充分反映了伴随城市的出现而产生的阶级性、压迫性。从总体上看，黄河流域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堡具有明显的政治性和防御性，还不具有商品交换的“市” 的性质。根据考古资料，可知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国古文明的起源至少有四个地区：黄河流域、太湖流域、珠江流域和西辽河流域，其中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古文明最早的诞生地。中国古代文明形成时期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为龙山文化中晚期至二里头文化一期，后期为二里头文化第二至第四期。前期阶段，黄河中下游地区形成了几个大的部族集团，王城岗、平粮台、城子崖等城堡，就是这些部族集团的活动中心。而后期阶段，已经出现大型的宫殿建筑，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机器有了发展。

 

　　上古洪水传说与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城堡

　　何宏波

　　第10——17页

　　本文作者在文章的开始提出，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世界各民族的神话和文化的某些方面往往有令人想象不到的相似，“大洪水”的传说就是其中的一个。从世界上看，尼罗河三角洲、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等古文明发源地，都有洪水的传说，中国的黄河流域也不例外。洪水的发生虽然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灾难，但大自然的肆虐也激起了人们的抗争，这种抗争中往往孕育着文明的最初因素。公元前3000年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的重要时代，这个时期的社会生产力有很大的发展，人们逐渐向中原平原地带迁移。而这种迁移必然导致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主要的是东西两大文化的战争，正是在这种战争中，使得中原地区最早显现出文明的曙光。有洪水就得想办法治理，最初各自治理的失败使得各个部族联合起来共同对一条河流进行治理。而为了防止洪水的冲击，城堡产生了，长期的部落战争使得城堡所起的作用是战争防御。后来当个人权势得到加强后，城内才出现了宫殿，其作用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作者最后认为，在中国这个长期以水利农业为经济根本的农业区域内，史前龙山时代东西两大部族向中原低地平原大规模的殖民活动和所进行的联合治水工程维系着中原地区的各个文化，孕育了灿烂的华夏文明，并极大地促进了由“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向阶级压迫阶级社会的过渡。在这一历程中产生的城堡作为文明因素的结晶奏出了时代的最强音。

 

　　从龙山文化城址谈起――试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孙广清,杨育彬

　　第72——78页

　　作者通过分析考古发现的龙山文化城址，龙山文化大型墓葬，出土的生产工具、铜器和文字，认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在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晚期、红山文化时期和大汶口文化文化时期等，就已有了较大的进步。至距今4000多年的龙山文化中晚期、良渚文化晚期、屈家岭文化晚期及再晚一些的齐家文化时期，则已经进入或接近文明社会。这些文化除中原地区外，还分布在东方、西方、南方和北方地区。即古代文明的起源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不是起自一地而是起自很多地方。中原地区位居中心，历来古代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又能够吸收四面八方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文化因素和精华，因而有条件率先进入文明社会。正是由于中原地区得天独厚的条件，对周围及边远地区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和融合力，当进入文明社会之后，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凝聚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凝聚力愈来愈强，周围各地区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更加紧密。

 

　　论龙山时代城堡的性质

　　肖　燕

　　第52——58页

　　距今5000——4000年之间的龙山时代，中国的一些地方出现了一种带有设防性建筑的聚落――城堡。作者根据建筑城堡所使用的不同材料，将这个时期的城堡分为两大类：北方系统以内蒙古中南部的石砌围墙类为代表，中原南方系统以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游的夯土城墙为代表。二者的建筑方式不同，作用也不同。北方的城堡是在生存条件比较恶劣的情况下修建的，它们是当时的居民为抵制外来侵略而自愿修建的，目的是保护整个聚落居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修建的方式比较简单和原始，不需要过多的劳动力，也不会占用过多的劳动时间；中原和南方的城堡则是当时出现贫富分化后，统治阶级驱使氏族成员为他们建造的，修筑的目的是为了维护那些掌握着政治、经济、宗教、军事大权的权力组织机构，这种城堡已经是一种工具，是权利的象征，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公共权利的标志，也是国家形态的雏形。

 

　　边线王龙山文化城堡试析——兼述我国早期国家的诞生、文化融合等有关问题

　　杜在忠

　　第31——37页

　　本文从边线王龙山文化城保的规模、结构、年代、周围自然环境等方面分析，认为边线王城堡不仅体现了居民点的增加，更体现了文化内涵的变化，在政治、宗教、经济、军事等诸方面有了新的内涵，是文明时代的开端。本文还认为以文字、金属加工和城市形式为文明起源的固定模式，如何结合中国历史去认识和理解，还值得商榷。指出文明降临是由若干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边线王城堡只是距今4000年前后，大致龙山文化中晚期阶段出现的早期城堡之一，是当时社会自大汶口文化晚期孕育而生的重大变革的见证，此时阶级已经形成。认为确认早期国家城堡，不能简单地以东周时期的城市规模和宫殿建筑等来苛求。阶级的形成才是根本的前提。我国早期的国家形态很可能有一些是以城堡国家形式出现的。作者还运用文献史料，分析认为黄河下游至海岱之间曾是夷夏共同活动的地域，是华夏文明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地域。作者还考释了边线王城堡应是夏代早期的斟灌之墟。

 

　　王城岗遗址的再探讨

　　马世之

　　第53——57页

　　本文从进入文明阶段的四个标志即城市、礼仪性建筑、文字，金属器具对王城岗遗址的考古资料进行了分析，认为在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之时，已经出现了原始城市与礼仪性建筑，三期有了文字，四期发现了金属器具。尽管在时间上有早晚之别，它却表明了以王城岗遗址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已经步入城邑文化阶段，进入文明时代。作者还据考古资料推断，王城岗遗址与夏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小成堡是夏鲧之都。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堡也应是一个酋邦王国的中心。最后作者通过探讨“酋邦”这一概念及酋邦制度的标准，认为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在许多方面与之相符：夏鲧号称崇伯，标志着社会等级的形成与集中的脱离民众的决策机构的存在，出现了雏形城市，制陶、冶金等生产专门化的增加，强制性组织社会劳动，杀人奠基的宗教仪式活动，战争和暴力的发生……。史载尧有万邦，鲧为尧的诸侯，说明那时已形成了以尧为最高权威的联系国家。龙山文化中期偏晚阶段，中原地区的几座城堡建筑，为酋邦王国或城邦王国，已经跨入文明时代的门坎。

 

　　文明的曙光——长江流域最古的城市

　　严文明

　　勉诚社,科学出版社    2000年8月

　　1995年7月；

　　本文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现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城址，及良渚文化遗址群巨大城址和殿宇建筑进行了介绍和分析，认为早在公元前3000——2000年，即大约在中国夏代以前将近1000年的时期内，长江中下游已经放射出文明的曙光。这里同黄河中下游一样，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起过巨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古代的文明，实际上是东方的两大河文明。作者从石家河城城内各处功能存在种种显著差别的迹象，认为该城显然是有意规划的。这些特殊迹象为城外与别处遗址中不见或罕见，构成石家河城的一大特色。城外的遗址与石家河城也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石家河城不再是原始的氏族——部落社会了。作者还从长江下游良渚文化遗址群中莫角山遗址的中心地位分析，认为莫角山周围的其他遗址同莫角山也应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联系，是一个统一规划的整体，可能是良渚文化的统治中心之一。并且有相当大的把握确定它是良渚文化的第一中心或最大中心。良渚文化的社会至少已达到了五帝时代的那种国或邦，或者叫酋邦。

 

　　简论中国古代“城”的起源问题

　　钱耀鹏

　　第71——74页

　　本文通过对山东、河南、内蒙古、湖北、湖南等地发现的史前时期城址的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进行综合比较分析，认为早期的城与环壕聚落在构成要素及结构特征上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和连续发展性，早期城的构成要素源于环壕聚落，而且较之环壕聚落有了明显的进步。城墙是环壕的发展演变形式，但也非是直接由壕沟演变为城墙，两者都有河与墙或栅栏存在，城墙在于经夯实处理所建的墙，而环壕则主要在于挖沟设防所致。城的原初形态是堆筑（经夯实）城墙于地面之上，而挖槽筑基则是其进步形态。目前黄河流域发现的城址可能不是原初形态的城，我国古代的城最早可能发生于仰韶文化中晚期，与黄河流域位居南北文化交融中心的地理优势相适应。

 

　　郑州西山发现黄帝时代古城

　　许顺湛

　　本文通过对郑州西山5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城址与中国历史发展相结合的分析，认为这座古城应该是黄帝时代的一座古城。并从西山仰韶城周围的至少有100多个同时期的氏族聚落存在，唯独郑州西山仰韶遗址发现了城，推断这个古城必然是当时诸多氏族部落的中心。而且作者还结合文献进一步推断出该古城必是有熊国国都。郑州西山古城的年代应是炎黄时代晚期，出现了板筑技术的城墙，并与文献相对照，证实炎黄时代，确实已会营建城邑。郑州古城属于仰韶文化秦王寨类型（即大河村类型），是迄今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建筑技术最先进的古城遗址。

 

　　中国史前城址略论

　　曹兵武

　　第37——46页

　　本文通过重建中国北方特别是中原一带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变化、环境变迁的历时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各文化因素之间、文化与环境之间的深层次关系，来揭示中国早期城址的起源与功能以及史前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本文从以下三个部分加以论述。第一、分析早期城产生的前提，即：筑城需要、筑城知识和筑城技术；分析归纳出城的特点以及龙山时代偏晚城址大批涌现的原因。第二、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由社会、文化与自然背景中寻找城址兴起的线索。与仰韶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相比，龙山时代在遗址的分布、陶器、房屋建筑和墓葬等方面均有鲜明的特点。从仰韶文化中后期以后，史前人类与自然之间平衡遭到打破，出现了生物资源的紧张与短缺。环境科学研究的成果也有利地支持了龙山时代资源紧张的推测。资源的短缺，最终导致了防御受掠夺的城的出现。第三、介绍了城自身的若干问题。城的防御功用问题是中国早期城址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核心问题。龙山时代的城址大多被视为在资源紧张、人口大量流动的情况下，一群人用来抵抗另一群人的军事城堡，它们和历史时期的边城有些相似。龙山时代，“国土”观念、私有观念与领袖阶层已经产生，这些正是国家产生的前提，因此，可以断定，龙山时代中国已经迈上了国家形成的道路。

 

　　黄河与中国古代城市

　　张新斌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8月

　　黄河是我国境内的第二条大河，由于历史上它曾多次改道，北至海河，南至淮河，所以历史时期的黄河流域包括了淮河与海河之间的广大区域。黄河的特点是水量小而变率大，含沙量高，年均输沙量16亿吨，最高达33.6亿吨。日积月累，河床不断加高并由于堤坝束缚而成为地上悬河，极易决口和改道。在评价黄河对中国文明的影响时，唐嘉宏认为：“既有利于原始农业，又不断危害人民生活”。在龙山时代，黄河下游地区出现了大量的城址，特点是面积不大，均筑有夯土城墙，有一定的设施。作者认为这第一次筑城高峰的出现是治理黄河洪水的直接结果。从地质学和文献记载看，前21世纪的百年间，黄河流域处于洪水泛滥的最严重时期。古代先民在防治洪水的过程中，利用丰富的黄土资源，掌握了先进的夯筑技术，并由修堤坝受到启发，开始建筑城郭。大规模治水活动也同时促进了古典城邦国家的形成。为了共同的治水利益，为了更大的生存空间，在治水过程中加深了部族间的联系，加强了领袖的权力，促使王权产生，促进了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的过渡。夏代政权应是一种奴隶制的城邦联合体，这种联合体的产生无疑与黄河关系密切。春秋战国时代则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温暖期，冰雪消融，河水泛滥，由此引发了第二次大规模的筑城活动。以黄河文明为基础的大量繁荣城市涌现出来，也使建筑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为秦汉文明的昌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总之，黄河不仅早就了广袤的黄土平原，而且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筑城技术、高台建筑、土木混合建筑特色的形成都与黄河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史前文化城址的规模与人口问题

　　马世之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8月

　　第170——174页

　　目前发现的史前文化城址共20余座，主要分布于中原，江汉，海岱及河套四个地区。尤以中原最为集中，有的依山傍水，形势险要；有的交通便利，座落在辽阔的大平原上。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的有城子崖、丁公、田旺、孟庄等。大多数在5万平方米以下。较巴勒斯坦的耶利哥，伊拉克的乌尔城的规模小的多，也无法与我国发现的仰韶、龙山文化的大型遗址相提并论，此时的城不过相当于一个大的聚落而已。城内的人口大体保持在1——7千个居民左右。城是人类社会的重要聚落形态，是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它的出现，代表了人类聚落的新等级，作为文明起源的因素之一的原始城市，是文明的重要标志。从规模、人口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来看，这些龙山城不是单纯军事意义上的城堡，而应是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

 

　　论登封王城岗城堡的性质

　　裴明相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60——65页

　　关于登封王城岗城址的性质，多数同志认为其内涵丰富，地望符合文献记载的禹都阳城，可能是禹都。也有人认为其建筑技术原始，未发现大型建筑或大中型墓葬，不具备作为禹都的条件，只是一座具有防御设施的一般聚落而已。作者认为其夯筑技术是先进的，亦有十余处大小不等的台基，特别是13个奠基坑的内容类似于殷墟宫殿基址柱基下和门槛旁的奠基坑，因此可以认为王城岗是一处属于豫西龙山文化中晚期的军事城堡──禹都。作者还对地处豫东平原的龙山文化中晚期的淮阳平粮台古城进行了分析，认为平粮台古城表现出的与禹都阳城的差异是因为创造者属于不同文化群体的表现而非阳城较原始的证据。二城的年代都在夏纪年内，是夏代早期并存的两座城址。

 

　　中原龙山文化城址与华夏文明的形成

　　马世之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103——107页

　　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城址有以下的特征：一、在山麓、河滨选址，前者如王城岗与孟庄古城，后者如后岗与平粮台古城。二、具有最早的双重防御体系──城墙与护城河。三、古城的平面基本呈方形。四、规模小且人口少，大部分城址面积在4万平方米左右。五、城内不见商业区。六、无石墙及水门设施。但它们规划严谨，布局合理，可以视作“雏形城市”。作者认为，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城的出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文明诸要素中最为重要的一个。通过对中原龙山文化遗存的探讨，可以看到当时一系列集中的趋势：人口的集中、生产技术向一部分人集中、交易活动的集中、财富的集中、知识文化的集中。这些集中的趋势要求人们摆脱乡村、聚落那种孤立和分散的居住状态，而去创造一种新的可以满足人们集中从事各种活动的居住共同体，于是城便出现了。中原龙山文化城址作为中国早期权力的中心、社会财富的聚敛中心、维护社会秩序礼制与宗教的中心，应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除此之外，文字、金属器、礼仪性建筑也都是华夏文明的要素。在中原发现的一批古城址始建于龙山文化中晚期，属于夏王朝前夕，有些城址的使用甚至可以延续到夏纪年内。有的城址内还发现有文字、青铜器和礼仪建筑，充分表明中原地区是我国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我们在相关研究中应注意到起源与形成这两个不同阶段。中国文明是多源的，但最早形成于中原地区。

 

　　夏代都城的变迁

　　张之恒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109——112页

　　根据考古资料，文献记录和有关遗址的年代测定，夏代都城的变迁可分为先后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以山西陶寺遗址为中心地区；第二个时期以河南登封王城岗为中心；第三个时期的都城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陶寺遗址地处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地区，人口众多而密集，阶级分化、等级差别十分明显。已产生代表先进生产力的铜器、文字。其年代也在夏代早期范围内。这些情况表明，陶寺遗址已具备作为夏代早期都城的基本条件，系夏代早期的都邑。王城岗城址分东西二城，西城内发现有13座经过夯打的祭祀坑，出有一件青铜器残片，陶器上发现有刻划文字，碳十四年代相当于夏代早期晚段或中期早段。结合文献所记载的阳城地望，王城岗应是一座具有宗庙性质的夏代前半期都邑。偃师二里头遗址位于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区域，发现了多座宫殿基址，铸铜作坊等。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玉器和陶器等。它的二号宫殿显然具有宗庙的性质。因此，二里头遗址是个都邑，是夏代后半期的都城，使用年代在二里头文化1——3期。

 

　　试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城

　　张学海

　　第40——52页

　　山东地区的龙山城，不仅发现数量较多，半数的规模也较大，而且有龙山城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对龙山城的建筑技术、类型、性质与功能以及中国文明的形成与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等重大史学与理论课题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本文就山东地区龙山城的发现作概括的介绍，对有关城的类型、城垣的建筑技术、社会等级以及城的发展阶段等几个问题进行了探讨。本文从以下五方面作具体的论述。第一、结合文字和插图概括介绍山东地区14座龙山城的发现，其中包括每座城的发现时间、城址状况、分布范围、面积、发掘遗物、城址的年代等。第二、总结山东地区龙山城的类型与城垣建筑技术。本文提到的14座龙山城，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通常的城，另一种是台城，以后者占多数，并分别对两种类型的城作了解释。通常的城采用版筑法，而台城采用较为先进的堆筑和版筑相结合的筑城技术。山东龙山台城和其城垣夯筑技术，在我国城与筑城技术发展史占有重要的一页。第三、从城的规模、所处的位置、文化内涵来分析，山东龙山城已存在不同的等级。社会已形成“都、邑、聚”的等级结构。第四、从城或聚落的规模，古文化地区中心的地位、文化遗存状况，出土物所反映的综合工艺技术水平，有无宫室建筑与礼仪性建筑，以及墓葬资料等分析中得知，山东龙山城已经具备了原始城市必须具备的要素（是政治权力和行政管理中心、存在手工业者阶层，是手工艺技术中心、人口相对集中，居民在三千人左右，居民具有多样的社会身份。）因此，山东龙山城已存在原始城市。第五、从是否已形成等级社会结构，是否产生城市和实现了城乡分离这两方面进行考察，就可以确定是否已进入国家社会。基于这种认识，作者认为，山东部分龙山城已是古国，如城子崖龙山古国、教场铺龙山古国和景阳岗龙山古国。最后，作者认为，海岱地区龙山文化的发展水平大体一致，所以许多龙山文化地区中心可能都已进入国家社会，海岱龙山时代已是古国时代。

 

　　浅说中国早期城的发现

　　张学海

　　岳麓书社    1996年12月

　　第243——251页

　　近一二年，发现了属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和大溪文化的早期城址四座（西山、西康刘、王家庄和城头山）。它们的发现将中国城的出现前推到第六千年期，为我国城的起源与发展、龙山城的性质与功能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城头山大溪、屈家岭文化城址位于湖南澧县，平面圆形，面积80000多平方米，有城垣、城门及护城壕，年代距今5500年；西山仰韶文化城位于郑州北郊，面积约30000平方米，平面略呈圆形，有城垣，年代在距今5500以前；西康刘大汶口文化城位于山东藤州市，方形，面积35000平方米，其年代在距今5000年以前。王家庄大汶口、龙山文化城位于山东省阳谷县，平面为圆角扁长方形，面积40000平方米，年代约距今6000年。城作为人类文明的一大标志，在中国古代社会进化、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这四座早期城的发现将我国古代城的出现年代提前了1000年。从西山仰韶城的版筑城垣及王家庄城的夯土城垣看，它们并不是最原始的城。从城的产生过程考察，中国城的出现似乎不会在距今6000年以后。最早的城可能从土围聚落转变而来，而土围聚落又从环壕聚落中产生。就目前资料看，这四座城都不是原始城市，但可能是聚落的中心。建城的目的是在战争中起到防卫作用。到了后来的五帝时代，城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出现了原始城市，城市的性质也渐趋复杂。

 

　　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址管窥

　　王红星

　　岳麓书社    1996年12月

　　第252——259页

　　近年来，在长江中游地区发现了湖南澧县城头山、湖北天门石河、荆门马家垸、江陵阴湘城、石首走马岭等土筑城址，大者120万平方米，最小者7.8万平方米。本文在考察长江中游地区早期城址兴废的自然及社会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具体分析了这些城址的若干具体特征，并将其与中国境内发现的早期防卫性设施作了纵向比较，得出了如下结论：1、进入仰韶温暖期后，长江中游地区原始文化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人口巨增，聚落分布密度增大。由于长江中游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人类生存空间可供选择的余地相对较小，故于屈家岭文化中期开始，出现了争夺生存空间和财富的文化内部冲突。分布在那些相对自然地理条件较好，定居某地历史较长，内部联系比较紧密地聚落或聚落群，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财富，在继承早期环壕聚落文化传统因素的基础上，构筑防卫设施。于是，长江中游地区出现了环壕城址这一重要的文明因素。2、屈家岭文化中晚期的环壕城址是单一聚落或占支配地位的聚落与有亲缘关系的附属聚落共建共享的，其主要作用是为了抵御敌对势力的入侵，保卫本聚落或聚落群的生存空间和财富。聚落内部成员之间仍然是平等关系，城乡之间是有着亲缘关系的相互依存、产品交换、技术及文化交流、军事行动中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部落军事联盟”性质。3、石家河文化时期，由于长江下游文化的冲击，一些先进的文化因素传入，导致长江中游地区生产力发展加快，人们的传统观念有了改变，特权阶层与普通民众逐渐分离，社会组织机构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城乡之间的对立开始出现，保卫特权阶层利益的小城逐渐取代了保卫全体民众利益的大城。4、本文将“部落军事联盟”制和“酋邦”制界说为文明进程中两个不同的重要阶段。“部落军事联盟”是氏族制度的高级阶段，通常有若干近亲或友好近邻的聚落组成；血缘关系仍是维系人们关系的重要纽带；存在管理社会公共事物的特权阶层，但其仅享有政治、军事和宗教上的特权，公共利益高于特权阶层的个人利益；城乡之间是一种合作与交流的关系。“酋邦”制则是氏族社会与文明社会之间的过渡阶段，此时血缘纽带已开始解体，出现了世袭继承的特权阶层，他们除了享有政治、军事、宗教特权外，还掌握经济特权，以各种名目将公有财产据为己有。同时以各种方式来强化权力，特权阶层利益高于民众利益，城乡之间出现初步的对立。长江中游地区早期的城址，在文明的进程中处在“部落军事联盟”制阶段。

 

　　关于城市起源问题的几点思考

　　许　宏

　　第3版

　　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城市起源的几个问题进行了阐述。第一，有关聚落、城、城市三概念的联系与区别。作者提出，聚落是指人类居住方式的一个大的范畴,聚落包含有城市和村落两种大的居住形态，其中城市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进入文明时代）而产生的一种区别于乡村的高级聚落形态。城，则是人们在聚落上构筑的防御性设施及拥有这种设施的聚落，它可上溯至新石器时代早期。在现代汉语中，城又常常用来借指城市，从语源上可显见中国古代的城市与防御设施的城的密切联系。不过，二者还是有着严格的区别。城市是一种以政治军事职能为主的、作为邦国权力中心的聚落形态。中国初期的城市即可以无城，也不必一定有市，直到秦汉乃至更后的中国古代城市，都首先是作为政治中心存在的。第二，文明、国家、城市之间的相互关系。作者认为文明、国家和城市这三个在含义上有密切关联的概念，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同一历史现象所作的解释。即文明，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高级阶段，是阶层分化、国家产生之后的人类文化的存在方式。而国家，是文明时代特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城市，则是文明时代特有的、与国家相应的高级聚落形态，是国家的物化形式。第三，城市在文明起源研究中的位置。作者认为，在探索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几个主要线索中，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的标志，而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具体的现象，都应是作为论证城市产生的考古依据，它们总体构成城市的内涵，并充分肯定了柴尔德以“城市革命”来界定文明出现的观点。通过对文明要素出现时间的分析，作者进一步认为，城市的出现与国家和文明社会的出现是同步的，正因此对早期城市的探索就成为文明起源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城址、文字及文明起源

　　蔡凤书

　　第15——24页

　　本文是从文明起源标志中的城址和文字的产生来探讨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关于我国城市产生的时代问题，在近代以田野调查和发掘为基础的考古学产生之前，历史学家常常引用一些古文献作为论据。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最早在“三皇五帝”时代便有了城。无论从文献史料或者从考古发掘的研究成果上，都说明城在夏王朝确实存在过。在这里所说的城，有两个意思：一是用以“盛民”或“自守”的城堡，也包含有政治中心的意思；二是文明出现之后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城，其职能不再单一。从考古资料来看，黄河下游的山东省章丘城子崖、寿光边线王、邹平丁公、临淄田旺、薛城龙山城址以及河南省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安阳后冈和辉县孟庄，这些龙山时代的城，不单纯是为了防御的设施，而是向文明过渡的基础。接着本文就对这些龙山时代的十个城址分别作了介绍，并总结出它们共同之处。即：首先，从地层学和考古学类型学的研究上证实，这些城址的年代大都在公元前2600到2100年之间。其次，这十个城址占了目前我国已发现早期城址的绝大多数。第三，这些城址皆靠近河流，地处高岗之上。第四，这些城址的面积都比较小，不宜称作城市，而只能称为城堡。山东省邹平县苑城乡丁公村遗址发现的龙山时代的陶文，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专家学者就文字出现的时代、文字和符号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各抒己见，提出了许多见解。但在国内，绝大多数学者对龙山文化陶文持肯定意见。最后，本文作者总结全文认为在黄河中下游所发现的早期城址不仅在时代上早，而且在数量上比其他地区多，尤其以黄河下游即山东省境内的城址面积大，分布集中；在黄河下游的丁公龙山城址中发现了相当于龙山时期的文字，这一事实已得到大多数学者们的首肯。这两点正是文明三要素中最基本的两项。

 

　　龙山时代的城与史前中国文化

　　曹兵武

　　第22——30页

　　本文试图通过重建中国北方特别是中原一带从仰韶时期到龙山时代考古学文化变化、环境变迁的历史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各文化因素之间、文化与环境之间的深层关系，来揭示中国早期城址的起源与功能以及史前中国文化的一些特点。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城产生的前提：需要、知识和技术。本文作者认为，史前时期的城从功能和从筑城技术的历史来分析都是特殊的防御上的需要。从城址的规模和建筑技术水平来分析，当时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关于城的特殊建筑技术和知识。另外，从城墙修筑所需的劳动力强度上考虑，城墙的广泛修筑，应是建立在对更广大地区、更多劳动力的动员与支配的基础上的，建立在劳动者之间的配合与协调机制更加完善的基础上。第二、从仰韶到龙山：城址兴起的社会、文化与自然背景。与仰韶时期相比，龙山时代遗址的分布、陶器的制作、房屋的建筑和墓葬等文化内涵均有其自身的鲜明特点。龙山时代文化特质的各种变化，舍弃其中包涵的技术发展、社会组织进步等动因外，开源节能似乎是其共同的主题。同时，为了寻找更多的可利用的资源，史前中国掀起了一场移向各文化之间原有的空白边缘地带的移民新高潮，这是龙山时期各考古学文化共同性趋强的根本原因。环境科学研究的成果也有力地支持了龙山时代资源紧张的推测。第三、关于城自身的若干问题。城的防御性质是关于中国早期城址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核心问题。史前中国诸城址中，至今没有发现规模巨大的、典型的、结构完整的居住区和墓葬区，没有发现它们作为中心聚落的实质证据。作者认为，这些城墙是用来保护整个人们共同体所赖以存在生存的一方水土的，以防止它被其它的人们共同体所冒犯乃至取占。事实表明，这些城址大多修建在各考古学文化或类型的边缘地区，特别是环境变化最明显和人们为生存而展开的斗争最激烈的地区。夏商周三代与龙山时代紧相衔接，三代之中尤以商代城址最众、布局最清楚，但是比之龙山时代，在数量上仍然逊色不少，这一点正体现了龙山时代社会大转型的时代特点，说明夏商周时代虽然族群矛盾仍很激烈，但毕竟锋头已过，而龙山时代在中国国家、文明以及汉民族的形成过程中，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中国国家、文明起源的道路，在世界文化中是特殊而完善的。这种国家形成的方式对历史时期中国国家的体制与社会制度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也对探索世界历史的进步过程具有标本意义。

 

　　龙山时代城址的初步研究

　　严文明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科学出版社

　　1997年6月；

　　本文依据考古发掘材料对龙山时代城址进行了较系统地论述并探讨了龙山城址的出现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各种探索中，早期城址的考察和研究一直占据着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早期城址也是文明起源的重要标志。作者从以下两个大的方面对龙山时代的城址作具体论述。第一、龙山城址的地理分布与基本形态。现知属于龙山时代的城址大致可以分为三群。一群在内蒙古中南部，大体分布于黄河前套及其附近，分三个小区，一区在凉城县的岱海岸边，有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和大庙坡等处；第二区在包头市以东的大青山南麓，前临黄河和富饶的河套平原，在这里发现的城址有威俊（三座）、阿善（二座）、西园、莎木佳（二座）和黑麻板等多处；第三区在黄河向南拐弯处的两岸峭壁上，有准格尔旗的寨子塔、寨子上（二座）和清水河县的马路塔、后城咀等处，几乎都是山城。一群在长江中游，有湖北省天门市的石家河、荆门市的马家垸、石首市的走马岭、江陵县的阴湘城、湖南省澧县的城头山和鸡叫城等处，都有较大的城壕，像是由环壕聚落向真正城邑演变的中间形态。还有一群在黄河中下游，有山东省章丘县城子崖、邹平县丁公、淄博市田旺和寿光县边线王四处以及河南省辉县孟庄、偃城县郝家台、淮阳县平粮台和登封县王城岗等处。以上龙山时代的三群城址，前二者属龙山早期，后者属于龙山晚期。随后，本文对以上三群龙山城址的具体城址的地理分布、分布面积、出土遗物以及基本形态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第二、龙山城址的出现与中国文明的起源。城是聚落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通过考古发掘材料的分析，龙山时代已经出现了若干城址了，而这些城址大部分是在中心聚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只有内蒙古的城址稍有不同。城和周围的聚落是密不可分的，它们应已构成一个统一的社会组织，这样的社会组织应当就是最初的国或邦。在这里，作者特别强调了战争因素是龙山时代出现一系列城防的根本原因。作者还认为，中国在仰韶晚期便已迈开了走向文明的脚步。到龙山时代大量城址的出现之时，便已进入小国林立的局面。这种国不能简单地比附为类似古希腊的那种城邦（polis），而是有城有乡，有都有鄙的区域性政治集团。这种城或都相对于乡或鄙的土地面积来说当然是很小的，它的人口虽较为集中，但比后者的总和还是少得多。因而最初的城对于乡的控制或统治定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这同氏族――部落集团所实行的民主制和原始共产制是有本质区别的。龙山时代大体上相当于古史传说的五帝时代，当时有了城也就有了国，从而也就有了最初的文明。为了表示同以后夏、商、周那样成熟的文明相区别，则不妨称之为早期文明。

 

　　中国史前城址考察

　　任式楠

　　第1——16页

　　本文对中国史前城址的考古发现作深入研究，并论述了其共同特征和社会本质，进而认为，在众多城邑中尤其是邦国都邑，成为集中体现初期文明社会的综合载体。我国史前城址的出现，是聚落形态发展史上一次质的飞跃，也是一定历史阶段社会发生剧烈变革的一种显著反映。凸现于大地上的城垣，或再围以护河、沟壕，这是空前未有的一项大型设防系统工程。目前发现的这类城址，大都集中在公元前二三千年的一段时期，分属于8个以上的考古学文化，其分布地区可划为四大区域，即黄河中下游华北平原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地区、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高原河套地区，总数约50座左右。另外还有与此相关的长江下游太湖地区。综观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公元前二三千年间的一系列早期城市，结合其他地点的有关材料，它们包含的一些相同或相近的遗存现象，反映出三方面的共同特征和社会本质。1、早期城市以它物化的形式，反映出了由统治者所主宰、凌驾于社会成员之上的公共权力已经建立并逐步加强，大型中心城市成为一定地域范围内政治实体的统治中心。2、大型中心城市具有高出于普通聚落的物质条件，经济实力较强。产业分工在发展，有的城市还重点地建立手工业生产部门，并相当程度上具有为统治集团服务的性质。城市成为社会物质财富的聚敛中心。从所处社会位置和物质、精神领域的实际发展程度衡量，中心城址与普通小聚落相比，开始迈上了城乡初步分化的道路。3、精神文化相应地繁荣发展起来，特别是出现了成组文字和新颖的宗教遗存，其含义远较以前复杂丰富。大型的早期城市又成为社会文化的中心。反映社会等级制度核心的礼仪制度，日益在社会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总之，最迟在公元前第三千年纪中叶，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的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良渚文化等几支发达的考古学文化中，由若干小范围的先进地区为先导，以汇集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就并具有地区权力中心地位的大中型城市为基地，由点到面，各自陆续建立起一批邦国型国家，进入了初期文明社会。在众多城邑中尤其是邦国的都邑，成为集中体现初期文明社会的综合载体。这便是夏代王朝国家建立以前数百年之久“万国林立”的邦国时代。

 

　　龙山时代的古城与墓葬

　　靳桂云

　　第38——45页

　　本文对龙山时代的古城与墓葬资料作详细介绍和深入分析，认为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期间的龙山时代，中国史前社会内部发生深刻的变革，其中表现最突出的是社会等级分化的形成和古国的出现。在龙山时代，社会生产力获得质的分跃，从而导致社会生产关系的急剧变化，这正是龙山时代社会变革的前提条件。龙山时代的社会内部已有比较严重的等级分化。古城址是当时社会聚落结构的一种高级形态，城的出现是聚落等级分化的结果，城一旦出现便表明其与一般聚落之间的等级差别，而这正是社会成员内部等级分化的反映。龙山时代不仅城乡差别已出现，古城内部的居民之间也有明显的等级划分。龙山时代的墓葬资料表明，当时的居民在拥有财富、社会地位等方面至少已分成三个等级。龙山时代已出现城邦国家。社会内部等级的确立使上层人物的特权得以巩固和发展，其结果是至高无上权力机构的形成，而这种权力机构又要求有其保护形式，于是城墙和宫殿式建筑出现。中国古典文献中所说的“鲧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此城郭之始也”，巧妙地道出早期城墙的功用。古代的城就是国，城里人被称为国人，这种以城为外在形式的早期国家可能是一种城邦政体。在城邦国家内部，已有了比较完备的官僚机构。

 

　　试论城的起源及其初步发展

　　钱耀鹏

　　第70——80页

　　本文认为我国古代早期城址起源于环壕聚落，并就环壕聚落的类型，其与早期城址的演变关系，早期城址的初步发展，以及城址起源的历史背景等问题加以论述。环壕聚落大体分为三类。第一类以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洼遗址和陕西临潼姜寨一期发现的聚落遗存为代表，其主要特点是居住区全部处在同一壕沟的环绕之中。第二类以内蒙古林西县白音长汗和敖汉旗西台聚落遗址为代表，其突出特点是由两个一重环壕分别环绕的居住区相连或相邻，共同构成一处环壕聚落。第三类以西安半坡遗址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前段的聚落遗存为代表，其特点是内外二重式环壕聚落，在内壕之中及内外壕之间都有房屋建筑存在，且在内壕出入侧还设有哨所建筑，这种结构应是社会集团内部的阶层分化在聚落形态上的具体反映。聚落形态之中第一类数量最多。目前发现的早期城址大都建造在平原或低矮的丘岗台地上，面积多在数万至30余万平方米之间。城之平面形状多近长方形或方形，也有少数略呈圆形或椭圆形。城垣结构多呈一重式，个别为东西二城并列而中间共有一墙；还有的城址呈内外二重式结构，小城位于大城之内略偏东南部。这些城址内大都发现有数量不等的房址、窖穴、墓葬、陶窑和水井等遗迹，体现着早期城址的构成特点。这些形态不尽相同的城址都可在环壕聚落中心找到其分类上的前身，而且在构成要素上也和环壕聚落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两者所存在的一些差异只能用时间性的原因来解释。并且，作为城的主要标志之一的城墙，实际应是环壕的发展演变形式。从环壕聚落到早期城址的发展脉络，其平面形状有从以圆形为主到以方形或长方形为主的发展演变特点；城墙本身存在着由土垄式围墙到夯土墙，由地面堆筑到挖沟筑基的发展演变过程；大型房屋建筑存在着由地面建筑到夯土高台建筑的发展过程。城的发生有着社会原因和历史背景。社会集团规模的扩大为大规模的工事建设提供了人力和物力上的保证。集团首领权力的不断加强，又为基于集团利益的大规模工事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原始战争的频繁与加剧要求人们不断地加强聚落的防御设施，作为应付战争的最后屏障与堡垒。此外，建造难度较大的夯土城墙的技术条件已趋成熟。

 

　　城市起源之研究

　　陈　淳

　　第58——64页

　　本文认为城市、国家和文明的概念有所不同，三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并着重探讨了城市的起源。城市起源一般来说是指人类社会栖居方式的变化而使一处聚居点成为与政治、经济、生产、贸易、宗教或军事相关的中心。原始国家是指一种脱离了血缘关系而按政治和疆域分界的等级制政体，对内运用权力来维持秩序，对外实施主权。文明的概念较为抽象，总的来说是泛指一种广泛和世代延续的文化现象。国家的起源往往伴有城市的形成和文明的开始，但是也存有例外。比如中美洲玛雅低地的国家和文明并未伴有城市的出现。我国北方草原地区以游牧经济为特点的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可能也不一定伴以城市的出现为特点。城市起源是原始社会复杂化演变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这种大规模的人口聚居形式与农业聚居社会的根本区别是后者以血缘关系来维系的，而前者是以阶段和生产关系来维系的。出于这种大型复杂社会正常运转的需要，城市逐步形成了专司统治、管理、生产、分配、防卫、祭祀以及服务等不同职能的阶层和行业。而这种不同的机构和行业由于相互依存、关系密切，为方便起见，一般倾向于集中在同一处聚居中心，使城市成为一处维系复杂社会运转的枢纽。同时城市又以市场和服务维系着周边的农业社会。城市起源研究的关键是要从遗址和遗存组合的功能关系来分析社会经济的演化水平，以判断该遗址的社会结构是否已脱离了氏族或部落为基础的血缘关系而处于阶级关系和商品市场调节的发展水平上。这种阶级社会的形成也是国家起源的标志。为此，城市起源可以被视为国家起源的一部分。但是也应该注意没有城市的国家以及早期国家中依附于城市的农业聚落，它们的发展水平滞后于城市，但其是国家和城市赖以生存的基础。

 

　　长江流域史前古城的初步研究

　　张之恒

　　第6——14页

　　本文详细介绍了长江流域已发现的史前城址，并就长江流域史前古城的特征、起源和演化，以及所反映的社会形态作深入阐述。长江流域现已发现的史前城址均分布于长江上、中游地区，下游地区未发现史前城址。上游地区的5座城址分布于成都平原的西北边缘。中游地区的6座城址分布于两湖平原的北部和西部。其分布的共同规律是，均位于山地与平原腹地的过渡地区。长江流域史前古城的规模大小悬殊，说明“城”已等级分化。大城是一个地区的“中心城”，不但规模大，而且城内外在宗教区、主要居住区、墓葬区等区划方面，都有统一规划。从其晚期墓葬来看，贫富分化和阶级分化也已出现。长江中游地区的史前古城，其规模一般都大于黄河流域的史前古城。城址的时代一般都在屈家岭文化时期，有的使用到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的史前古城，其年代一般都早于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古城。长江上游的史前城址，其确切的文化时代尚不明晰。长江中游的古城均有护城壕、城垣、城门等。城垣从地面堆筑，不挖基槽。长江上游的古城未见城壕。就中国长江流域而言，史前古城的诞生有一个长期孕育过程，从聚落围壕与围墙的出现，到产生堆筑夯打的城垣及护城壕，大约经历3000年左右的时间。屈家岭文化时期的环壕城垣是为了保护本聚落及其近亲聚落的共同利益，至石家河文化时期城垣开始保护城内氏族显贵的利益。石家河文化时期还未出现明显阶级压迫、阶级对抗，也未见黄河流域龙山文化遗址所出现的铜器、文字符号等。这些情况表明，在迈向文明时代的道路上，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要比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步伐快一些。如果说黄河中下游地区在龙山文化中晚期已开始跨入文明时代，属文明时代的开端。那末，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只是接近文明时代的门槛。

 

　　长城地带史前石城聚落址略说

　　曹兵武

　　第59——61页

　　本文对长城地带史前石城聚落址所凝聚的社会和文化诸意义作深入探讨。距今5000年左右的气候波动昭示着全新世气候最佳期下坡路的开始，其幅度未必很大，但在文化繁荣饱和的中国大地上已足以引起了一场由北而南的振荡，人口运动的模式由前此的拓荒性殖民式移民转变为竞争性迁徙，各个地方特别是位于北方草原与南方低湿之大环境与大文化交汇地带的传统中原地区的文化和人们，都根据自己所处的不同情况，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做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性适应，部族内的认同和祖先敬拜得到加强，守土卫族的观念逐步确立起来，由此开启了向由部族文化所代表的早期中国式国家文明迈进过程的竞逐。城址作为这个时代应运而起的产物，既打上了时代与文化的烙印，又暗含着早期中国社会政治与文化运作所依据的世界结构图式密码。

 

　　从早期城址看华夏文明的起源

　　马利清

　　第49——58页

　　近年来，在田野考古中发现了一大批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市遗址。其中以平粮台城址为代表的一些城址已具备了高大的城墙、壕沟、宫殿建筑、祭祀场所、手工业作坊、排水设施等一系列文明因素，集军事防御、政治、经济、宗教中心为一体，明显不同于一般村落遗址的土围子，显示出城乡之间的差别。对照有关历史记载和神话传说，这些早期城址应是早期城邦国家出现的重要标志，华夏文明的起源应从这里去追溯。本文就此加以阐述。中国古代的城市是集政治活动、经济交往和军事防御为一体的，用城墙圈围起来的居住空间。城市的发展体现着文明的进程，尤其是早期城市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文明的发生。城墙、宫殿和专门用于战争的武器的出现，是国家政权产生的重要标志。龙山时期正是私有制和阶级分化加剧的时期，而这一时期众多城址的发现也反映出它们已具备了早期城邦国家的雏形。已知的新石器时代城址遍布黄河流域中下游、长江中游、川西平原和北方草原地区，因为所处自然环境的不同，文化面貌也各不相同，具有鲜明的地区特色。上述城址基本都具备了高大坚固的城墙，有的夯筑，有的石砌。城墙的出现说明：（1）为适应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抗争和战争的需要，发挥其军事防御的功能；（2）为适应集团内部阶级分化和统治的需要，行使其政治机器的职能；（3）是以城墙为界线的地域关系对以血缘为纽带的血亲关系的冲击，标志着社会形态的变更和进步。《史记·五帝本纪》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如果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这一判断无大错，那么，五帝的下限是在二里头文化之前。这一阶段就是龙山文化时期。徐旭生先生把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期分为三大集团：华夏、东夷、苗蛮。他们互相斗争又和平相处，最终融合为后来的汉族。对照考古发现的众多的、规模已相当大的城址就可得出这样的结论——龙山文化时期，也就是传说的五帝时期，正是古代城邦国家兴起的最初阶段，华夏文明史正是从这时翻开新的一页。

 

　　中国史前城址的区域与类型研究

　　卢可可

　　第9——44页

　　本文对中国史前城址进行系统的整理和分类，总结了各地区史前城址的特点，进而总结出中国史前城址在选址方面普遍遵循的原则。中国史前城址的诸多物质要素按其功能可分为四类：防御设施包括城垣、壕沟、城门及门卫房，天然屏障诸如利用高地、河流、峭壁等天堑达到军事防御之目的；生活设施包括房屋及其它性质的可用于居住的建筑物，公共场所、窖穴、灰坑、井、排水设施等；生产设施包括陶窑，制造石器、玉器及铜器的各种手工业作坊和城址内及其周围的供城内居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田地；礼仪宗教设施包括大型夯土基址、祭坛、神庙、墓葬、礼器等。目前我国已发现的50余座史前城址，按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可归属于以下六个地区：内蒙古中南部地区、中原地区、黄河下游山东地区、成都平原地区、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以选址的标准，我国史前城址可分为缓岗、台地、山城和水城四类。我国史前城址在选址方面普遍遵循的原则是，首先，城址必须位于台地或岗地等地势较高之处；其次，城的位置还必须紧邻自然水源；第三，城的周围必须有一定范围的可从事农业生产的平原或小块盆地；第四，基于交通和军事防御的考虑，城应建在河、湖岸边或附近。

 

　　成都平原古城遗址与古河道的关系

　　王纯五

　　第39——41页

　　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表明，一部成都平原开发史就是治水的历史。本文就史前成都平原古城遗址与治水的关系予以论述。1985年和1989年，在成都市方池街等遗址，两次发现都江堰建成以前用竹笼络石方法修筑的支水工程和护岸工程。以后在宝墩、芒城、郫县史前古城等城墙遗址中发现洪水冲击形成的砂石层、垒石建筑的房舍遗址和水沟遗迹。这些均表明在都江堰创建以前，成都平原已有较为漫长的古水利史。

 

　　成都平原古城群兴废与古气候问题

　　刘兴诗

　　第34——37页

　　本文认为成都平原多处史前古城的兴废与古气候引发的洪水有密切关系，并对此加以论述。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墙均采用斜面夯土法建造，实难以防御外敌进攻。迄今为止，尚未发现任何城门遗迹，人们可以从任何地点越墙而过。凡此，皆表明成都平原史前古城群具有围堤性质，以防洪为主要功能。马牧河流贯三星堆古城是极不正常的，应是古城的杀手。鱼凫城内古河床亦然。古城因防洪而筑，又因洪水破城而废，勾绘出一幅清晰的图示。从新津龙马古城可见，城址选择在平原南部片状分布的晚更新世广汉粘土台地上，较附近的全新世平原地面为高。其他古城也有意识构筑在较高位置上，都有明显的防洪意识。这样的地形加以围提式城墙尚不足以保障安全，只有一次次迁移。直至迁到种植条件稍逊，却可保障不再受洪水威胁，位于今日牧马山地区的瞿上古城方保无虞。由于洪水威胁，史前时期成都平原的流动筑城史，也就十分清晰呈现出来。

 

　　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纵谈

　　马雨林

　　第29——32页

　　本文就中国史前防御设施的产生、类型及其演变阐述过看法。史前聚落防御设施的产生，既是人们在长期生产活动中受周围环境启发的结果，又是对社会发展阶段的适应。史前防御设施的类型大致可分为围沟型和城堡型（包括夯土城和石城），二者的形态是对立的，其性质和演变关系却是统一和延续的。挖沟时的堆土予示了夯土城的即将产生，而筑城往往又挖出新的沟，从而导致兼用城墙和围沟或护城河的更完备的防御系统出现，仰韶时代晚期以前的防御设施基本都是围沟型的，此后围沟型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在河南、山东及四川、湖南出现一批以高大的夯土墙为标志的城堡，内蒙古地区则涌现出成群分布的石城；而且，内蒙古地区的石城有处于中心地位的，有作为卫星城出现 的；黄河、长江流域的城堡，从其规模、形制上则已经显示出制度和政权存在的迹象。这一切都预示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从考古发现谈中国早期古城址的几个问题

　　孙广清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年

　　第60——64页

　　本文论述了中国早期古城址的特点以及对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社会发展的意义。早期古城址，由于时间的先后或地域的差异，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仰韶文化与屈家岭文化早期古城址的特点有五：一是这些古城址的平面多呈圆形或椭圆形；二是城址多坐落在临河的岗地上，四周有利用自然水系或人工开挖的护城河；三是各城址的城墙多利用岗地较高的地势，于其上夯土筑墙，成为对四周的制高点；四是各个城址内多有夯土建筑台基，有的还发现道路、窑址、窖穴和墓葬，并出有丰富的遗物，这反映居住、生活、生产、交通、排水、埋葬、宗教礼仪等为一体的城内布局设计；五是有的古城址内出土早于古城或晚于古城的遗迹和遗物，这表明，在这些古城修建之前已是人们居住的聚落，在城址废弃后，也仍然有人在此生活。龙山文化古城址的特点有四：一是龙山文化古城数量比过去增多，地方特征也很明显；二是黄河中下游的龙山文化城址多修筑在平原或丘岗台地上，城墙用夯土筑成，城外有起土形成的护城河；三是龙山文化古城址内多有成排的房基，或夯土台基，还有一些奠基或祭祀的遗存，也有窖穴、陶窑、水井、地下排水设施、铸铜遗迹和墓葬等；四是在城址建成之前和废弃之后均有人在此生活。城的出现与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的产生分不开，与阶级产生和国家出现分不开。其重要的表现形式是掠夺或保护财富、资源和生存空间的战争手段，使得筑城的防御显得如此重要。当时人们发明的夯筑技术，为修筑城墙提供了方便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战争的扩大和频繁，早期古城址就修得更多更高，不但在岗地上修建，还在平原地区修建。这些早期古城址并非孤立的存在，其周围或多或少、或近或远都分布一些与之关系密切的聚落遗址，形成一个初级国家的规模，被称之为方国。这种方国所处的时代正是原始社会解体向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过渡时期。这对于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社会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史前时期黄河流域的城址

　　马世之

　　三秦出版社    1998年

　　第151——165页

　　本文概述了史前时期黄河流域城址的考古资料，并就史前城址的类型与布局、城址的历史地位等问题阐述了看法。河套地区的史前城址可分为三群：第一群在凉城岱海附近，有老虎山、西白玉、板城和大庙坡等；第二群在包头大青山南麓，有威俊、阿善、西园、莎木佳和黑麻板等；第三群在准格尔旗和清水河县之间的黄河两岸峭壁上，有寨子塔、寨子上、马路塔和后城嘴等。中原地区的城址，全部见于河南境内，有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安阳后岗和辉县孟庄等龙山文化城址。海岱地区的城址均见于山东境内，有滕州市官桥镇西康留村和阳谷县阿城镇王家庄大汶口文化城址，滕州官桥镇尤楼、章丘龙山镇城子崖、临淄路山乡田旺、邹平县苑城乡丁公、寿光孙家集边线王、五莲县丹土、阳谷县景阳岗、阳谷县皇姑屯、茌平教场铺、茌平大尉、茌平尚庄、东阿县王集等。黄河流域发现的史前城址，可以分为石城与土城两大类。石城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内蒙古的黄河前套及其附近，全部都是用石头砌筑的山城。土城主要分布在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山东境内，多系夯筑而成。黄河流域的早期城址在规划布局方面，多依自然地势而建，平面复杂多样，大都不太规整，或呈梯形、凸字形，或作弧形、三角形等。其布局除零星分布于各地外，又有一定的集中性，内蒙古河套地区的龙山城址，集中于凉城岱海附近。鲁西北的龙山城址，集中于茌平、东阿和阳谷县境，分南、北两组共8座城址。龙山城址成组出现，组群中有一座大型的中心城址，表明彼时城址已出现分级制度，为探讨当地古文化、古城、古国等课题，提供了重要依据。城址一般较小，表明史前时期城邑文化的原初形态，远古城邑多有环城垣的壕沟，同城垣一起形成我国最早的双重防御体系。城址内手工业作坊与祭祀遗址、居住址、儿童墓区相互杂处，但没有专门的交易场所，说明史前城址，很少或不带有“市”的性质，故算不上真正的城市，仅可称为“原始城市”或“雏形城市”。远古时代，我国黄河流域曾经存在过许多城邦小国，仰韶、大汶口和龙山文化古城便是它们的都邑，其中有些已演进为原始城市，据此已依稀见到中华文明的新曙光。黄河流域的史前城址在我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在多元一体化的中国文明起源中曾经发挥过巨大作用。

 

　　中原地区早期古城址的发现与初步研究

　　杨肇清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8年

　　第76——86页

　　本文择要介绍中原地区早期古城址的考古发现，并就此 加以研究。仰韶文化时代晚期古城目前仅在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一座。河南龙山文化时期则有登封王城岗古城、淮阳平粮台古城、郾城郝家台古城、辉县孟庄古城、安阳后冈遗址。中原地区早期古城的主要特征是：规模不大，形制比较规整，城垣全部为夯土筑成，城内发现道路和排水设施。中原地区早期古城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历史发展和需要的必然结果。郑州西山古城址距今约5300-4800年之间，始建于秦王寨文化早期，废弃于该文化晚期。大约在距今5300年以后，庙底沟文化产生分化，分别发展为秦王寨文化、大司空文化、西王村文化、半坡晚期文化和马家窑文化。此时，因社会财产增多，分配日趋不均，少数人物利用职权占领社会财富，出现新的贵族阶层，多数人沦为贫者，甚至沦为他人的家庭奴隶。各个社会集团为扩大自己的势力，抢占邻近社会集团的土地和财富而进行频繁的战争。为保护本集团的利益，作为防卫之用的城垣和城壕就此产生。到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形成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社会生产力有较大提高，少数有权势人物鲸吞社会财富，大多数人陷入贫困。此时阶级已出现，阶级压迫已形成。为维护这种局面的社会组织、政治制度逐步建立，原始氏族制度开始瓦解，作为统治一方的中心城市出现。郑州西山古城的社会属性是一座防卫性的城址，并不是一国之都城。其主要功能是防卫外部敌对的社会集团的掠夺和侵袭，不是防卫本社会集团内部被压迫者的反抗。多数学者认为，河南龙山文化古城在社会性质上，已经具备奴隶制的属性，并认为这些古城是我国原始社会晚期进入初期奴隶社会的标志之一。这些相距几十公里到一百公里之内的龙山古城是一个个“方国”的都城。

 

　　试论长江中游古城的兴起

　　孟华平

　　知识出版社    1998年

　　第155——161页

　　本文就长江中游地区所发现的史前古城的基本特征论述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古城兴起的原因。长江中游地区目前发现的史前古城已有多座，其中已刊布部分资料的有石家河城、马家院城、阴湘城、走马岭城及城头山城等。它们大体呈半环状分布在两湖平原的西部边缘。上述古城多构筑于屈家岭文化时期，而废弃于石家河文化早期。屈家岭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结构发生明显改变，这对于此时该地区一系列古城的“突然”兴起有重要影响。屈家岭文化的社会经济发展较以往有巨大变化。1、稻作农业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要部门。2、出现新的手工业种类——冶铜业。3、制陶技术进一步提高，轮制技术普遍推广，陶器制作比较程式化，器物造型优美朴实，极大满足丰富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需求。4、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稻作农业的发展，人口数量显著增长。5、贫富分化进一步加剧。6、出现大型祭祀中心。7、出现中心聚落与从属聚落的分野。屈家岭文化生产力水平的迅速发展，导致人口的急骤增长和社会财富的大量积累，少数人利用手中的权力获取财富，权力阶层和祖先崇拜的形成构成了维系屈家岭文化的政治基础。屈家岭文化时期古城的兴起不仅不突然，反而具有诸多必然的基础。屈家岭文化古城是由多级城址构成的复杂体系，是其社会矛盾冲突的产物。它反映出屈家岭文化社会是一个人口众多，贫富等级分化明显，具有多级管理机构的复杂政治实体，与“酋邦社会”的诸多特征相似，可作为中国早期国家文明的典型代表。遗憾的是，屈家岭文化早期国家文明并没有在长江中游地区发扬光大，而是到石家河文化时期，毁灭于与中原龙山时代文明的冲突中。

 

　　试论河南境内的五处龙山文化城址

　　安金槐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第36——41页

　　本文就河南境内五处龙山文化城址已发掘的材料，对城址所在地理环境、城垣规模与形制、城垣筑法与结构，城内遗迹与遗物等以及有关问题加以论述。城址所在地理环境大体可区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把城垣修筑在靠近浅山区或丘陵区的河岸旁冈地上，第二类是把城垣修筑在平原地区距河较远的 　堆形台地上。城址的城垣，规模都不算大，其形制多呈方形。究其原因，一是这几处城址都是属于河南境内已发现的古代城址中时代最早的，当属中原地区城垣建筑的初创阶段；二是河南境内夯土城垣的起源，应是在村落周围修复堤坝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第三，这些城垣是以防御为主的设施。城垣遗址的城墙都是用土分层夯筑而成。但筑法和结构又有所不同。建筑在浅山区或丘陵高地的冈地城址，为了防止河水暴涨冲毁城垣，在建城之始先挖较深且宽的基础槽，再从槽底夯筑城墙，以求城墙的牢固。而建筑在平原地区或地势比较低凹的地区的台地城垣，因当地水位较高，所以城垣多从地面分层堆土夯筑，并不断在城垣外壁进行加厚与加高。城垣内的遗迹有灰坑、窖穴和房基。城垣内的房基址其建筑结构明显比各城址周围附近的同期龙山文化遗址中所发现的房屋建筑基址要好，有的还修筑夯土台基，房屋底部甚或见奠基坑。这些现象说明城垣房屋居住者，多数应是属于该地区的统治者。城址内出土的遗物以陶器为主，但较附近同期龙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器精致些。此外陶饮器较多。这些饮酒者的身份显然多是属于统治者或奴隶主阶级。五座城垣的时代，基本属于当地龙山文化类型的中晚期。这些夯土城垣遗址的较多出现 绝非偶然，应与龙山时期的社会发展与变革有着密切关系。这个重大变革很可能就是由原始氏族社会发展到奴隶制社会的变革。至龙山文化中晚期，曾长期定居在豫西地区的夏部族，通过部族联盟形式已经建立起我国第一代由夏王朝统治的奴隶制国家。而豫北、豫东的商族也建立了奴隶制的商方国，夏、商统治区周围一带的部族则建立了各自的方国或统治区域。城垣即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出现，也是权力的象征和防御设施。

 

　　城起源研究的重要突破——读八十垱遗址发掘简报的心得，兼谈半坡遗址是城址

　　张学海

　　第36——43页

　　本文从八十垱遗址谈起，专门研究古代城址起源问题。经过重新判读，本文认为八十垱聚落的围沟修建于该遗址彭头山文化早期，挖沟建墙是同步的，围墙可能与八十垱彭头山文化聚落相始终，围墙与环壕相辅相成，共同担负护卫聚落的职能。经过对地层的判读，认为该遗址的环壕围沟均属浅沟矮墙型。这种浅沟矮墙无法有效阻挡敌人的侵袭，但环壕可以防御野兽侵扰，对儿童和家畜的安全有保障作用，这可能是环壕的基本功能。围墙的修建初衷是为阻挡洪水，使聚落免遭水患是其基本功能，故无需把围墙堆筑很高。因此预防水患可能是修筑聚落围墙的起因，无水患威胁的聚落可能只有环壕而无围墙，也因此聚落围墙的出现并未立即取代聚落环壕。但围墙的作用从总体发展趋势看越来越突出，以致发展为城垣。八十垱聚落正处于壕墙并重，各自发挥不同功能的阶段，可成为环壕土围聚落，代表了从环壕聚落到土围聚落的过渡形态。关于城的起源，本文认为城作为设防的居邑，是抵御敌人入侵，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军事设施，因此只有社会上出现了战争，才能有城，城伴随战争的出现而产生。同时只有出现了剩余劳动产品并有初步发展之后，战争才出现，而战争的出现，环壕土围聚落向城转化。八十垱彭头山文化环壕土围聚落的发现，证明城确实从土围聚落转变来的，其挖沟建墙、环壕与土围结合的建筑技术与方法已开了城头山大溪文化早期城等大批史前城址城垣建筑技术与方法的先河。澧阳平原聚落考古的重大发现，使我们对某些第七千年纪的遗址的性质重新进行审视，其中西安半坡遗址最值得重视。本文认为半坡遗址早期阶段的大围沟是环壕，遗址属于环壕聚落，晚期在大围沟即环壕废弃后，在其上修筑了城垣，因此晚期的半坡遗址是城址。鉴于此有必要对半坡遗址再作适当解剖。

 

　　聚落考古初论

　　张忠培

　　第31——33页

　　本文认为以“探讨居住于同一聚落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和聚落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与聚落社会的时空变异，以及聚落社会同自然环境的关系”为目的的聚落考古的基本内涵应包括以下内容：“其一，是单一聚落形态、布局及结构的个案研究；其二，是同一考古学文化同时期聚落的分布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其三，是同一考古学文化不同时期或同一谱系不同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的聚落形态、布局、结构和聚落分布的分析；其四，是不同谱系同时期诸考古学文化的聚落的相互关系，以及这类聚落形态、布局、结构和它们的异同的探索；其五，是聚落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作者认为“揭示居址、城址、墓地等这类集群遗存中的同时期诸单位的平面布局，是聚落考古的首要而又必须达到的目的。”但“搞聚落考古，不仅应了解聚落中哪些单位属同一时期使用，也需搞清这些单位的建造及废弃年代，以及结构、功能等问题”。在做好聚落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去研究同一文化同一时期聚落群。作者还为这一研究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以期在以后聚落考古研究中予以回答。

 

　　中国史前城址与古代文明

　　孙广清

　　第49——64页

　　本文综述了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主要史前城址，归纳了仰韶文化、屈家岭文化及龙山文化古城的特点。认为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古城平面多呈圆形或椭圆形；多选址于邻水的岗地，尽量以自然水系为护城河，部分屈家岭文化古城兼有交通、给水之用；较高的地势再围以城墙，易守难攻且具防洪功能；城中心区是夯土建筑台基，部分城内还有道路、窑场和墓地等。龙山文化古城较仰韶文化和屈家岭文化古城数量增多，地方特征明显。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古城多筑于平原或丘岗台地上，人工挖筑的护城河主要用于防御，城内有成排的房基，有的有高台建筑，甚至大型夯土台基；内蒙古一带则筑石城。大部分龙山文化城址在建城前或废弃后有人居住。本文认为“城垣的建造不仅是建筑行为，更重要的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它不能脱离阶级的分化、战争的频仍这一历史背景。这些古城与分布其周围的、归其统辖的聚落组成一个个方国，创造着方国文明。作者认为最初之筑城主要是保护统治阶级和整个方国利益，即“守民”。随时间的推移，其主要目的转为了“卫君”，成了维护统治权力的政治、军事中心，当然也是生产和生活中心。方国间经过长期战争兼并，逐渐形成了华夏、东夷和苗蛮等集团，及至龙山文化晚期，夏王朝建立，中原地区步入王国文明。本文还将史前城址所处时代称作“方国时代”，认为史前古城对后世城址影响深远。

 

　　关于西山城址的特点和历史地位

　　钱耀鹏

　　第41——45页

　　本文对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的特点及其在中国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探讨。首先介绍了西山城址的建造过程：西山城在平面上大致近圆形，总长265米；建造方法是在拟建城墙部分把疏松的土挖至生土形成城墙基槽，在基槽平面上夯筑城墙，在墙外取土形成壕沟，后作为城墙的辅助性防御设施而加以利用，两者共同构成西山城的有效防御体系。在建筑方法上，西山城采用方块版筑技术，在经修整的生土上分段、逐块、逐层夯筑而成，夯具可能是数根一组的木棍集束而成。墙体的基底部一般较宽，后随高度的增加而逐渐内收，形成一级一级的台阶状结构。西山城的相对年代为仰韶文化晚期，绝对年代在公元前3300年——2800年之间，它是我国目前最早的版筑夯土城址。西山城的特点是原始性和进步性同时存在，明显具有继承和发展的性质。它的原始性主要包括：其一，西山城的平面结构近圆形，有别于龙山文化常见的方形或长方形结构，在平面结构上又继承环壕聚落的特点；其二，西山城的城垣虽有基槽，但基槽深度有限；其三，西山城的建造不仅在具体构筑方法上不甚一致，且版筑技术也较为原始；其四，城墙内外两侧及中心部位版筑的夯土硬度有别，夯层厚度也不一致。同时西山城址内的大型房屋建筑可能仍是地面式的，不同于龙山时代的夯土高台建筑。西山城的进步性主要表现在城垣的构筑技术方面：首先版筑技术的运用，增强了城垣的防御功能；其次是挖基槽方法的运用，这是一种较为进步的筑墙方法。西山城的发现，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首先西山城的发现进一步证实了我国古代夯土城址起源于环壕聚落，在防御设施方面存在以环壕为中心到以夯土城垣为中心的演变过程；其次西山城的发现表明夯筑城垣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技术方法上存在由地面堆筑到挖槽筑基、有夯土堆筑到夯土版筑的演进历程；再次西山城的发现，不仅证实中国最早的城可能发现于仰韶文化中晚期，而且说明仰韶文化晚期的城垣建筑已经采用夯打、版筑和挖槽筑基等多种方法和技术；最后，西山城的发现及诸多因素表明黄河流域夯土城址的发生发展，特别是技术的进步明显有于长江流域，这可能与黄河流域地处我国南北交汇中心地带的地理位置及特殊的地质特点有关。由此，西山城的发现对于认识仰韶文化及黄河中下游地区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及作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史前城市的考古新发现与中国文明的起源

　　吴春明

　　第48——54页

　　本文对中国史前城市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并讨论了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迄今考古发现的史前时期城址及相当的聚落遗存已达五十多处，分数六大古文化区系、十几个史前文化类型，因此许多学者将中国文明史推至夏以前一二千年。本文认为五六千年前的史前城市并不是成熟国家社会的证据，而只是中国文明诞生前漫长起源期的历史反映。仰韶时代的城址是原始社会发展进化在聚落形态上的表现。在外部形态上，夯土城圈是环壕的大型聚落构筑技术的提高和形态的完善，同时有保留了环壕聚落的形态残余，聚落的防御功能得到了加强。在内在结构上，一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正在形成，财富相对集中，等级逐渐明确，作为文明标志的青铜器、文字、礼制等也同步出现。但这些只是原始社会晚期的文明因素，是中国文明开始奠基的标志。龙山时代是史前城市的繁盛时代，城市的数量、分布、规模、结构与内涵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文明因素在广泛地域内大量积淀，一种新的社会制度正在加速形成。以大型城址为中心的“等级群落”是原始社会末期“方国'形成、氏族部落的组织结构濒临解体的聚落形态反映。群落中心的大型城址在中央地带都有大型高台建筑，城址内外修造了大型贵族墓地和祭台，它在整个群落中处于等级结构的顶点。在大型城址外围分布一群受大形城址逐级网控的中小型聚落，是实体控制的领地，中国古代文明中逐级管制的行政网络已成雏形。社会财富的大量剩余与积累加速了私有制的成熟，并促进了贫富剧烈分化，阶级矛盾激化，这是国家产生前夕的社会状况。龙山时代的实体统治者相当于后世的国王。同时龙山时代的强权政治实体是一种不成熟的国家组织，氏族社会血缘纽带还未割断，上层贵族的专有墓地尚未建立、氏族社会的社会关系还未抛弃，虽然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已十分尖锐，但尚未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方国组织仍是部落社会内部的范畴。龙山时代是“英雄时代”，氏族首领的“强权”统治完全建立在个人权势的积淀基础上，但还披着“民主制”的外衣，禅让就是此阶段社会现实的反映。世袭王权的确立、氏族部落的终结开始于夏后世传位于子启，标志着文明时代的真正开始。

 

　　古城址的发现与研究

　　曲英杰

　　第39——46页

　　本文对中国古代城址的发现与研究作了简要的概述。迄今为止，史前古城址已发现50余座，广泛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华北平原、长江中游两湖平原、长江上游四川盆地和内蒙古高原河套等地区。其规模最大者为石家河城址，修建时间最早者为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表明中国已由五六千年的城的建造史。偃师商城的发现为中国早期都城的研究提供了完整的实例，其小城营建在前，内有宫城，以回字形结构既显示君民区别，又体现合为一体，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采用，其后修建的大成，属于外郭性质。周王及诸侯国都城多规模较大。洛阳东周王城与《礼记》所载“方九里”基本相合，曲阜鲁故城、楚都纪南城、齐都临淄城等古城址的周长都在一万米以上。汉承秦制，西汉在西安营建长安城，东汉在洛阳建都，城内布局有向周礼接轨的倾向。曹魏邺城平面布局的特点是全城分为南北两区，城中间的南北大道形成全城的中轴线。六朝武昌城按自然地形构筑，体现了长江中下游滨江城池的特点。隋唐长安城按照左右对称的原则规划街道和坊市，结构严谨，沿袭旧制而有所发展，堪称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楷模。东都洛阳也是棋盘式格局。隋唐扬州城拥有水路并行的交通网络，是南方城市的特点。开封宋城的规模与文献记载的大致吻合。元明清在北京建都，规划整齐，井然有序，堪称世界都城建设的杰作。由此，中国五六千年前已有城的建造，至夏商周时期渐趋成熟；周代实行分封制，诸侯力量强大，其都城多筑大城；秦汉实行中央集权，地方势力减弱，除国都建造规模宏大外，地方上多为中小城市。而国都规划，除秦及西汉初期实行秦制外，其余各代多遵周礼，此可显传统之力。

 

　　关于中国古代宫殿遗址考古的思考

　　刘庆柱

　　第24——30页

　　本文将中国古代宫殿遗址界定为“属于王权、皇权政治中枢活动的宫室建筑遗址，以及与王权、皇权并存的具有神权意义的礼仪性、祭祀性、宗教性活动的主要殿堂建筑遗址等”。认为大型宫殿遗址及以布政宫殿建筑为中心的城市的出现，是考古学上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与国家形成的较好切入点。本文还探讨了中国古代宫殿的发展轨迹。认为夏都二里头遗址中可能有数座功能不同的、以一座宫殿为中心的、相当于宫城的院落；而商代宫城之内则有多座这样的院落，每座院落可能营建有多座排列有序的宫殿，黄陂盘龙城宫殿遗址则体现了“前朝后寝”的布局；周代“前朝后寝”的布局已普遍；秦汉以后多承周制。平面为长方形的宫殿之进深与面阔的比值，在先秦时期由小变大，汉唐时趋于稳定，接近“黄金率”。源于史前先民祭祀性建筑的、平面为方形或规整多边形的宫殿多为礼制性建筑，汉魏以后方形平面的渐为长方形平面的所取代。这反映了“神权”日益成为王权、皇权的附庸。二里头一、二号宫殿遗址之差别映射出夏代布政与祭祀不同功能在宫殿建筑中已出现；商代聚集于一处的布政殿堂与祭祀、礼制性建筑已有较明显的分区；春秋时，这种分区更趋明显，建筑布局也互不相同；战国、秦代宗庙已置于都城之外；西汉时，布政宫殿成了都城中心，宗庙、辟雍和社稷等礼制建筑分列其南部两侧。

 

　　史前城址在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兼论文明要素与文明形成标准的问题

　　钱耀鹏

　　第18——25页

　　本文认为史前城址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与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史前城址是由环壕聚落发展来的，它的发生时间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即仰韶文化前期。仰韶文化时期的城址在城乡分化方面的意义尚不明显，属于城堡；龙山时代的许多城址“具有早期城市性质，标志着城乡分化格局的出现”。史前城址在筑城技术、城的平面形状、结构类型、内涵特征等方面对后世城邑影响深远。本文还认为“史前城址不仅是探讨城市起源与发展问题的重要线索，同时也是国家与文明发生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城垣是古代城市的重要内容之一。五帝时代是普遍筑城建国的时代，这与龙山时代的特征相吻合，由是建议将这一时期的政体结构称作“王国”。“五帝时代中原及其周围地区王国林立，恰是夏商周王国联盟体形成的基础和前奏。”本文将文明要素归纳为诸如文字、城市等物化形态要素和私有制、阶级、国家组织等隐含于物化形态背后的社会形态要素。主张在研究中应将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本文还强调文明要素不等于文明形成的标准。在文明要素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 社会形态要素是第一位的，是导致物化形态要素出现的原因”。物化形态要素只能是文明起源与形成的重要标志，社会形态要素的诞生才是文明形成的标准。在龙山时代物化形态文明要素存在的聚合现象，反映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组织等社会形态要素的出现，同时也表明史前文化和社会发展在此时已步入文明时代。本文主张在中国史前时代与历史时代间划分出一个原史时代，龙山时代的发端是原史时代的上限年代，

 

　　关于孟庄龙山城址毁因的思考

　　袁广阔

　　第39——44页

　　作者从孟庄龙山城址的地理位置与地貌环境、保存状况与古今地形，以及城墙内侧的壕沟内发现淤积层等现象，认为孟庄龙山城址在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时期以前毁于洪水。提出今后观察各个遗址内洪水的迹象，对研究夏王朝的起始年代有着级为重要的意义。

 

　　城：夏商时期对自然资源的控制问题

　　刘　莉,陈星灿

　　第45——60页

　　本文主要从中心——周边系统相互关系的角度探讨了晋南地区两个商城的政治经济活动，特别是跨地域控制和运输重要自然资源的问题，并认为交流系统的变化尤其是城的兴衰，应从政治、经济系统的角度考察。在中国早期国家发展阶段，政治中心从周边地区掠取重要自然资源战略的改变，往往会影响人口的迁移和城市的兴衰。

 

　　半坡聚落与黄河流域夯筑城址的发生

　　钱耀鹏

　　第3——8页

　　本文认为半坡聚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以往的新内容。如在居住区东北部原外壕外侧，还曾发现一条较宽的洼沟，且极有可能建于半坡聚落前期之末或后期之初。特别是半坡聚落后期之初，沿北部大围沟（原外壕）的外侧口沿，还发现一条呈带状分布的灰褐色硬土堆积。这一硬土带状堆积与长江流域夯土城垣建筑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可以视为聚落防御方面新出现的特殊设施和因素。夯筑城垣的逻辑发展过程是从单一夯打的地面堆筑到夯土版筑城垣发展。半坡聚落后期的硬土带状堆积除具有一些早期形态特征如地面堆筑外，城垣内外两侧皆设壕沟的现象可能也是黄河流域史前城址发生期的特点之一。

 

　　我国新石器时代聚落的形成与发展

　　任式楠

　　第48——59页

　　该文对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的不同阶段多种形态的定居性农业聚落进行了系统地研究，通过对聚落的基本结构、文化内涵、各遗迹的布列方式、相互关系、形态演变、以及外延至聚落群体的分布格局、大小配置、疏密程度等分析，从中探索我国史前居民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组织变化的轨迹。该文共分五大部分，第一部分是约自公元前1万年甚至更早开始的新石器时代早期，这时的聚落大都已实行相对定居的生活。第二部分是公元前75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期，这时较大的农业聚落渐次形成，在偏后阶段，普遍把墓地与居址分区安排，这是聚落区划布局上最基本和重大的一项进步。而且，无论是住地或是墓地，往往都存在若干群组的现象，大体反映出母系大家族的情景。从房址、墓葬结构及其出土物规格观察，未见社会分层现象，人们以家族组织为经济生活单位，氏族成员过着平等和谐的生活。第三部分在公元前5000——前3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聚落兴盛发展并走向分化。第四部分是新石器晚期后段，形成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的等级差别。同时，随着物质条件提高和适应社会发展家庭生活需要，屋群结构变得进步复杂和形式多样。以私有制为核心引发的社会分化活动在聚落和阶层间日益发展，由此开始了逐渐走向文明社会的历史进程。第五部分是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末期，在原始农业和快轮制陶、精工琢玉、冶铜等手工业生产增长的基础上，社会发生急剧变化。聚落之间进一步剧烈分化，具有中心地位的大型聚落与周围中小聚落形成等级和主从关系的聚落群，许多中心聚落往往建成较大型的城址。最迟在公元前三千纪中叶，初步建立起了强制性权力系统，以汇集了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成就并具有地区权力中心地位的城邑为基础，于夏代王朝型国家之前，已形成邦国型国家，进入了初级文明社会。

 

　　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

　　刘庆柱

　　第60——69页

　　本文探讨了当前中国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一、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的大城与小城，即古代文献中所说的“郭”与“城”问题。作者认为单一性都城是古代都城的最初形式。所谓单一性都城是指属于宫庙类的建筑围以城垣，形成大小不一的“宫城”，其外的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则未围筑城垣，因此还未出现“守民”之“城”。二里头遗址所见的考古材料就反映了上述都城形制特点。都城的进一步发展是宫城与郭城同时并存的“双城制”，偃师商城是目前所知最早的“双城制”都城。北魏洛阳城则是最早出现宫城、内城、郭城“三城制”的古代都城。从单一性都城到“双城制”，再到“三城制”，这一古代都城的历史变化，恰好反映出国家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作为国家政权物化载体的都城发展变化的历史。二、关于中国古代都城的城门与道路。作者认为都城城门是都城的标识性建筑，从都城布局而言它起着“座标”作用，从城门形制而言又反映出其不同的政治意义。最早的都城城门是宫城城门。“一门三道”是中国古代都城中非常重要的制度，宫城正门的“一门三道”可上溯至夏代都城，都城的郭城城门“一门三道”之制至迟在东周已经出现，至汉代已制度化，都城之内城（即皇城）城门的“一门三道”则不晚于中古时代。唐代又出现“一门五道的”城门。三、关于古代都城的礼制建筑。主要有宗庙、社稷、明堂、辟雍、灵台和各种祭祀天地的“坛”等，其中以宗庙出现时间最早、延续时间最长、地位也最为重要。上述诸礼制建筑在中国古代都城中所处的地位不尽相同，同一种礼制建筑在不同时期的古代都城中的地位也不一样，这些从礼制建筑在都城的位置变化、形制区别等可以得到反映。四、关于古代都城遗址田野考古的几点想法。作者提出，第一都城的兴废与国家政权的建立、灭亡同步，不能同时有两座都城作为王朝兴建或灭亡时间的同一界标；第二目前在古代都城考古学研究中，尤其是先秦都城考古学研究，存在对文献重视不够的现象。都城考古学不能仅仅停留于考古学的“地层学”和“类型学”，而必须与文献相结合，才能获得更突出的重要成果；第三在古代都城考古中，处理好“点”与“面”的关系十分重要。“面”是从宏观上解决都城位置、环境、布局形制等。“点”是指对具体发掘对象的“微观”研究；第四都城考古应以宫城考古为重心，宫城考古应以宫、庙等主要殿堂遗址的考古为重心。

 

　　一九九九年史前城址研究综述

　　叶茂林,何克洲

　　第4——8页

　　本文分地区综合介绍了1999年有关史前城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首先介绍的是成都平原发现的史前城址，作者认为，目前看来，对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兴废，多有与水有关的认识。考古学家确实应该也可以从地质环境方面作深入的探索，提出相关与否的科学证据。接着依次介绍长江中游、下游、黄河流域和内蒙古中南部地区的史前城址。对于良渚聚落群的古城，作者认为，该城的发现，显然具有重大意义。但研究才开始，还需要做大量实证工作，特别是通过调查发掘揭示出城垣的可靠物证，还要解决许多相关问题，才能有充分说服力。

 

　　浅议史前聚落的两大防御工程――环壕与城墙

　　张志敏

　　589——591页

　　作者认为环壕与城墙这两种防御设施都是在生产力水平日益发展、私有化程度加大、聚落冲突日益激烈、社会组织日益完整的条件下产生的。同时，这些防御设施的出现，也是人们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从防御的意义上看两者是相同的，只是由于受技术条件的限制，壕沟早于城墙而产生。但城墙的产生又汲取了壕沟的经验，无论从时间上还是建筑特点上两者都存在明显的承接关系。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壕沟向城墙的转变过程，似乎又与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变是同步的，而大量龙山时代城址的出现，预示着方国时代的来临，进而为奴隶制王国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河南省新密市发现龙山时代重要城址

　　蔡全法,马俊才,郭木森

　　第4——9页

　　本文报道了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新近发现的一座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该城址是中原地区目前发现规模最大、墙体保存最好的龙山时代晚期城址。城中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在中原地区龙山时代城址中十分罕见。为研究我国文明起源和国家的形成增添了重要资料。

 

　　山西考古的新突破――陶寺遗址发现早期城址遗迹

　　梁星彭

　　第4——5页

　　该文主要介绍了2000年春夏，陶寺遗址考古中发现早期城址的情况。经考古发掘得知，陶寺城址为夯土建筑，分墙体和基槽两部分。墙体上窄下宽。基槽口大底小，由两大层夯土层构成。墙体上面被陶寺文化晚期地层及灰沟叠压和打破。墙体和基槽的夯土内出土有陶寺文化陶片。确属陶寺文化的城址无疑。陶寺城址的发现，大大增强了陶寺遗址在中国古代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中的学术作用。同时也证明，山西地区在我国文明起源研究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和地位。

 

　　成都平原早期城址的分析与初步研究

　　王毅,蒋成

　　文物出版社    2000年

　　第143——165页

　　本文分别介绍了成都平原的新津县宝墩古城、温江县鱼凫城、都江堰市芒城、郫县古城村城、崇州市双河城和紫竹城六座古城址的发现情况，并对它们的关系、它们与其它遗址的关系、年代及社会进程等问题进行了初步研究。作者认为成都平原诸城址的文化特征存在很大的共性，应是代表同一种考古学文化――宝墩文化。根据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宝墩文化的年代约当公元前2700——前2000年。其中，宝墩城和紫竹城的年代最早，晚期鱼凫城最晚，其它如芒城、双河城、古城村城和早中期鱼凫城依次居中。

 

　　长江中游史前城址和石家河聚落群

　　张绪球

　　文物出版社    2000年

　　第167——179页

　　本文论述了长江中游地区屈家岭文化的七座古城址和石家河聚落群从屈家岭文化到石家河时期产生、发展的特点，认为屈家岭文化古城聚落在经济、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都已得到了较高程度的发展。在一些古城聚落中，已出现了某种城乡分化的迹象。屈家岭文化古城聚落的出现是长江中游原始文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也是该地区古代文明形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而以石家河聚落群为代表的聚落社会，在石家河文化早期，在手工业发展、产品交换及人口集中程度等方面，都已初步具备原始城市的基本要素，成为江汉平原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在石家河文化晚期，并未一直发展到古国阶段，更未能实行向文明社会的过渡，就神秘地消失了。

 

　　远古文明的火花—陶尊上的文字

　　邵望平

　　齐鲁书社    1979年11月

    作者认为作为大汶口文化陶文的载体—陶尊，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器物，从其出土的墓葬情况看，它似乎总与社会上受尊敬者、富人或权贵有不解之缘。陶尊并非日常生活用具，可能跟死者生前的地位有关，更可能与祭祀、葬仪有关，是一种礼器。刻划在其上的文字往往与农具或天象有关。早在农业产生之初，人们为了定季节，就需要掌握一定的天文知识，但由于当时生产力十分低下，人们对自然现象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因而总是想象出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奉为神灵，顶礼膜拜。到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统治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从事观象授时，以利农业生产的发展，促使了天文学最早脱离萌芽状态，作为一门学科独立发展起来。据《尚书·尧典》记载，帝尧时已经有了专门的天文官负责观象授时，羲仲在东方嵎夷旸谷之地，专司祭祀日出，以利农耕。山东古为东夷之地，发现有关农具、天象文字的地方又在海滨，正与《尧典》的记述相合。陶文的出现，说明当时不仅有了记录天象的社会要求，而且已见诸文字。说明社会上已经产生了既能祭天、观象又能刻划文字的“知识阶层”。大汶口文化的陶文是闪现在我们眼前的远古文明的火花。它出现的时间大体在公元前两千五百年前后。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