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
邵望平
第11——30页
作者回顾了学者对《尚书·禹贡》成书年代的研究，认为他们的研究有局限之处。通过对中国史前原始文化的梳理，作者认为“说《禹贡》‘九州’是黄河、长江流域公元前第3000年间已自然形成的人文地理区系当不致十分谬误”，但不是记录。从考古发现分析，《禹贡》作者的地理知识还仅限于西周早期以前，即公元前第2000年间的“中国”，远远未达到战国时期所能达到的地理知识水平。以山东地区的考古发现来看《禹贡》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发现其具体而微的对应关系，特别是三个东夷支系的地望也与考古研究划分的三个类型小区大致相合。考古学资料已证明荆、扬二州进贡象犀孔翠，豫、兖二州盛产漆竹蚕桑是真实可信的。此外，“降丘宅土”可能是龙山时代至商代黄河下游地区先民生活的特点；“淮夷虫宾珠及鱼”可能是指当时“徐州”特产的厚壳蚌制品及鳄鱼皮；“岛夷卉服”是亚热带气候条件下舟山岛民的风土记录等。这些可能说明“九州”篇是“周汉寒冷期”到来之前，即公元前第2000年间的中华两河流域人文地理的实录。作者认为《禹贡》“九州篇”是公元前第2000年间的作品，而含有三个部分的《禹贡》倒可能是春秋战国时期学者修订、补缀、拼凑，又经后世几番折腾才成为现今这个样子的。
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史的考察
石兴邦,周 星
9——27页
作者开篇就指出，中国古典文明是在传说时代酝酿和形成的。其中中原地区尧、舜、禹各代父权制下的部酋先后对苗蛮诸部族所进行的战争，是其中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作者首先对苗蛮集团的发展和当时南北部族对峙形势作了分析。认为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也是中国远古文化的发源地之一。苗蛮部族及其文化很早就与北方黄河流域发生了各种联系。三苗的地望与屈家岭文化分布的江汉平原中部及汉水、丹水流域基本吻合。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年代相继，在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1900年之间。可以认定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即苗蛮集团的文化。苗蛮集团经过长期的发展，逐步走向原始社会解体的道路，并形成了强大的部落群体，如灌头、三苗、苗民、等均为苗蛮集团不同氏族部落的名称。各个部落之间，因利害关系形成了庞大的军事性质的部落联盟，屈家岭文化时代其部可分成若干地区类型当是这种情形在考古上的反映。中原地区的华夏集团在考古学上的文化背景主要体现在晋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以及二里头文化。是时，部落兼并战争频仍，黄帝成为中央之帝。南北双方部落联盟的成立和维系，兼有管理日益增多的公共事务和军事及战争的需要。南北对峙，这就是战争爆发之前的基本形势。以战争形式同化苗蛮集团，统一长江流域这一伟大历史进程首先开始于尧的时代。战争的原因并不是单纯的宗教原因，根本原因当是北方部落联盟的显贵对财富和奴隶的贪婪，这使新的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获得了崭新的性质。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最终以北方联盟的胜利而结束。这个时代的战争,已不是血族复仇的性质，而是以掠夺奴隶和财富为主要目的从事的大规模的征服异部族的战争，或部落兼并战争。战争已经成为一种经常性的职业。经过这次战争，客观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发生最早、规模最大的一次民族大迁徙。战争促使了部落变质，导致了异族间的杂居。同时也引起了文化的大交流和社会的大发展。以华夏集团为核心联合东夷集团，融合苗蛮集团，这构成了中国三代文明的民族背景。这种民族背景的形成与中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诞生是相适应的，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经过战争，形成了只对主君效忠的以亲兵群为主体的军事贵族集团，“禅让制”转变为“世袭制”，部落联盟的上层建筑日益走向它的反面。大批战俘伦为奴隶，开辟了奴隶劳动的广阔来源，使得新诞生的社会建立在对奴隶劳动的占有和剥削之上。战争迫使众多的异族部落和方国与中央王朝建立了朝贡宾服的关系，奴隶制的国家机器初具雏形并迅速完备起来。与此地同时，在阶级矛盾之外，又有了部族和民族矛盾。为了维护统治，也就产生了最早的常备军、刑与法。战争也使城乡对立日益严重，既可外御、又可内防的都市以及作为上层建筑经济基础的国库也就应运而生了。考古学上，国家出现前的准国家前的氏族部落方国有陶寺-东下冯文化、王湾类型文化、大寒-后岗类型文化、王油坊类型文化、石家河文化、下王岗-青龙泉文化、季家湖-桂花村类型文化、尧家林-舵上坪类型文化、岱子坪类文化、山背文化、薛家岗文化。中国国家的形成，大概是在龙山文化时期，即在公元前2700-公元前2100年间，大概经过了五、六百年才完成了这一伟大的历史转变。
从我国古史传说看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国家的过渡
刘毓璜
84——94页
本文根据古史传说和考古资料，对我国原始氏族公社到奴隶制国家如何过渡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商榷意见。作者认为，我国传说中远古世系有的是真实的，有的是虚拟的。对照马克思主义有关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和第二次社会大分工的经典论述，作者安排了传说历史世系的次序，认为太嗥氏的社会性质是社会第一次大分工的水平。与少嗥氏相当的大汶口文化所表现出的遗物、墓葬等表明其社会性质即相当于第二次社会大分工前后的水平，虽有了阶级的差别和对立，但还不是阶级社会，看不见任何早期国家的影子。大汶口的陶器文字也只是意符文字，不能把原始文字的发生当作进入阶级社会的标识，文字不是文明的同义语。传说中的黄帝时代及与之相当的龙山文化时期，只见有个体经济对集体经济的冲击，阶级分化有了新的扩大，也还没有早期国家发生的迹象。颛顼、帝喾时代及尧、舜时期虽已发出了氏族制度解体的信号，也仍没有进入早期国家阶段。世袭制不能作为早期国家诞生的唯一标识。我国早期奴隶制国家的最初创立者不是实行了世袭制的夏启，而应该是具有部落联盟最后一个军事首长和“河谷灌溉总的经营者”双重统治身份，且拥有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的禹。
炎帝和黄帝探论
李绍连
第97——102页
文中首先认为，炎、黄二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但是，如果想在研究上有所突破，必须改进传统的研究方法，跳出从古籍到古籍的旧框框，运用人类学、民俗学、考古学和史学等多种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性研究。在谈到炎、黄二帝是什么人物时，作者在引用了古籍中的有关记载之后认为，他们是两个部落首领姜姓和姬姓的沿袭性称号，并起码传了十纪以上。我们对他们的认识理解，决不能因古籍神化而把他们视为纯粹的神话人物或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应该把他们看作那个时代群体中的代表人物，或视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祖先。关于炎、黄二帝的历史功绩，作者认为应属两个部落或部族全体成员所创造。根据考古发掘资料和古籍记载的内容来看，与其功绩是完全相符合的，这就确定了炎、黄二帝所代表的祖先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炎、黄时代，奠定了中华民族农业文化的基础，使中国历史稳步发展。所以，称炎、黄二帝为中华民族的祖先是不为过的。
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摘自《九州学刊》1987年2卷1、2期）
邵望平
第383——384页
本文是一篇考古文摘，介绍作者在《九州学刊》上发表的《〈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兼说中国古代文明的多元性》和《〈禹贡〉九州风土考古学丛考》两篇文章。作者运用考古学的成果，对《禹贡》九州的分野作了新的解释。作者在第一篇文章中，首先评述了在中国史学界有巨大影响的顾颉刚先生对《禹贡》成书背景的看法。顾颉刚在《禹贡注释》中认为，古代并不真有九州这个制度，它是战国时有先进思想的作者依据诸雄分野托古假设出来的，其地理知识仅限于公元前280年七国所达到的疆域，因为夏商两代偏于黄河中游及济水流域，周朝王畿只限于渭水下游及黄河中游，当时的黄河下游及江南一带，连宗主权的名义也不普及或不存在，直到春秋战国之世，齐、晋、赵、燕、秦、楚诸国四方开抹，于是中原文化所被的地方就广，中原人民移徙到边区的就远，而有方三千里的“中国”涌现。作者认为这一分析是以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于黄河中游的一元论为出发点的，并引用一些专家的研究意见，向这一传统史学观念提出挑战，认为九州并不是古代的行政区划，也不是战国时的托古假设，而认为是自公元前两千年前后就实际存在的，源远流长的，自然形成的自然地理区系，周文化影响所及，周人地理知识已大大超出了《禹贡》九州的范围。作者着重对《禹贡》所反映的生态环境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根据贾兰坡等人对河南淅川下王岗十一种喜暖动物遗骨分层分布的分析和李云通等对山东王因遗址存在的软件动物和对杨子鳄的初步鉴定，断定在西周以前黄河流域的气候条件犹如今日的长江流域，而长江流域则与今日岭南相似。这与禹贡所述当时黄河流域的情况相一致。作者认为，如果把“降丘宅土”视为龙山时代至商代黄河下游平原居民的生活特点，把淮夷进贡的鱼视为鳄皮制品，把岛夷卉服视为舟山岛民的生活写照的话，那么就能进一步说明《禹贡》九州所记应是公元前1000年的史实，而不是托古假设。
炎、黄二帝与中华民族文化
李绍连
作者认为，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等，都不是一个具体人的名字，而应该是部落首领的称谓。根据古籍来看，炎、黄二帝不是同时产生的，炎帝比黄帝稍早，以古籍推断，“炎帝”和“黄帝”是后人分别给姜姓和姬姓两个强大部落首领的神圣称号。从炎、黄二帝的事迹看，它们所处的时代相当于我国考古学距今约八千至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而古籍记载认为炎帝神农氏在位“一百二十年崩”，黄帝“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岁”。作者根据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对人骨的鉴定认为，当时老人也不过五、六十岁，根本无百岁老人。所以作者不承认炎、黄二帝是某个人的称号，而是两个部落即姜姓和姬姓部落历代首领沿袭的称号。作者不同意他们是古籍神化了的神话人物，而应该把他们看作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或视为中华民族的祖先。作者根据史书记载在谈及炎、黄二帝的历史功绩时认为，其功绩应该属于两个部落或部族全体成员。同时根据古籍记载判断，炎、黄二帝的活动范围主要在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南、陕西东部、河北南部一带。而在这一带发现的前期新石器文化，就其内容来看，与古籍中所提及的功绩基本上相符合。实际上，炎、黄二帝的功绩，为中国文明社会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所以，炎、黄二帝就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试论华夏三部族在中国文明史中的作用
李绍连
第106——10页
本文首先通过对历史文献的分析，认为华夏三部族的文化各有源头，华夏族文化的发展序列是：磁山·裴李岗文化（老官台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和陕西龙山文化，东夷族文化的发展序列是：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苗蛮族文化的发展序列是：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湖北龙山文化”。然后，归纳出华夏三部族在中国文明史中的三个作用：一、华夏族是中原各原始部落的核心和凝聚力，促进各个不同发展水平的原始部落间的交流和融合，从而形成一个有统一文化的广大地域，为国家的建立创造了前提条件。二、三部族相争，胜者黄帝掌握了超越部落集团诸部落首领的个人权力，这是“君权”的萌芽，亦所谓国家“公共权力”的萌芽。三、华夏三部族在斗争中融合，为中华主体民族的形成奠定基础。
关于尧、舜、禹“禅让”制传说的探讨——兼谈国家形成的标志问题
杨安平
第56——64页
本文认为“禅让”制是母权制社会的产物，在黄帝时代即已基本不存在，尧舜禹时代大部分氏族部落实行“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酋长世袭制，而部落联盟盟主的职位主要是依靠本部落的势力来竞争或暴力获取的。尧舜禹“禅让”制是在传说的失误中被儒家美化、夸张了的古史，所谓让于“德”，乃是让于“势”的误解，正是在这种盟主地位的竞争中，最后导致了国家的诞生。从尧舜禹到夏代前期，最晚到盘庚时期属国家的形成阶段，这期间我们不宜把某一人物和事件做为国家出现的标志。
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许顺湛
第67——71页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述了黄帝时代及其特征，主张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一、黄帝时代与考古学文化。炎帝时代相当于仰韶文化早期，黄帝时代则相当于仰韶文化中晚期，炎帝族和黄帝族活动的地域都在仰韶文化分布的范围之内，与黄帝时代相当的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广义地讲，也可以概括为黄帝时代文化。二、黄帝时代的创造发明。陶器方面出现釜、甑及彩陶等新产品；生产工具中出现犁，交通工具中发明了独木舟；能纺织丝麻制作衣服；发明绘画与雕塑；出现陶埙、陶鼓和石磬等乐器；出现文字、八卦与天象历法；能营建大型宫室建筑；发明了铜器。三、黄帝时代的社会形态。出现一夫一妻制小家庭和贫富分化；内行刀锯，外用甲兵；出现酋邦王国。
谈部落联盟机关蜕化出的“公共权力”与早期国家的形成
王宇信
第1——5页
本文用历史文献和考古发现相结合，分别论证了黄帝-颛顼-帝喾和尧-舜及禹-启三个历史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黄帝-颛顼-帝喾时期的部落联盟管理机关还没有蜕化出与民众相对立的“公共权力”，正处在军事民主制初期阶段。尧-舜时期的部落联盟管理机关尽管已出现了刑罚，阶级对立十分明显，但此时的部落联盟机关仍没有完全蜕变为与全体民众相对立的“公共权力”，因为部落联盟的首领还是实行“禅让制”，不象后世帝王那样独断专行，氏族的血缘纽带还未被贫富分化的加深和阶级矛盾的激化所彻底摧毁，因此，这个时期正处在军事民主制的最高阶段。禹——启时期部落联盟首领“世袭制”取代了“禅让制”，部落联盟管理机关已蜕变为与社会对立的“公共权力”，早期国家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诞生了。
夏源流史
何光岳
江西教育出版社
1992年8月
本书在广泛搜集和研究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夏族的源流。作者的主要观点如下。
炎黄源流史
何光岳 江西教育出版社
本书在广泛搜集和研究各方面资料的基础上，论述了炎、黄二族的源流。作者的主要观点如下。史学研究单靠经是不够的，必须佐之以纬。纬书《春秋元命苞》称，从天地开辟到春秋获麟共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年，与现代所知的由类人猿变为人的时间差不多。总分为十纪。第九禅通纪所说的赫胥氏（即华胥氏），是华夏族的最早起源，也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母，华人之名即以华胥氏称号而来。华胥氏的后裔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的强大王朝夏朝，华夏族的名称宣告形成。其中主要的两大支，即神农氏和轩辕氏，后来发展成为炎帝族和黄帝族。他们是华胥氏的嫡裔，构成了古老的双胞族，以姜、姬为姓，再繁衍出数千个氏族、部落，到夏、商时又发展为方国，遍布于黄河及长江流域，以后又向四方迁徙，分布于整个中国大地，远及北亚、中亚、西亚、东欧、北欧、巴尔干半岛、东南亚、南亚、南洋群岛以及南北美洲。全书共六十五章，分别论述华胥氏的来源与迁徙、伏羲氏的神话与历史、女娲氏的神话与历史、少典氏与有蟜氏的历史、炎帝神农氏的来源与迁徙、炎帝柱与图腾柱的崇拜、赖国的来源与迁徙、莱国的来源与迁徙、牟人的来源与迁徙、麦人的来源与迁徙、戏国的来源与迁徙、有逢氏的来源与迁徙、延人的来源与迁徙、句龙氏后土的源流与社的崇拜、夸父的来源与迁徙、封国的来源与迁徙、太岳与四岳的来源与迁徙、有邰氏的来源与迁徙、孤竹的来源与迁徙、巫人的来源与迁徙、同并人的来源与迁徙、彤鱼氏的来源与迁徙、酉人的来源与迁徙、炎帝诸支族辰丙郴信等的来源与迁徙、赤松子的来源与迁徙、申国的来源与迁徙、许国的来源与迁徙、吕国的来源与迁徙、先齐族的来源与迁徙、姜姓齐国的建立及井章二国、井方与邢国的来源与迁徙、姜齐支裔的分布、纪国的来源与迁徙、箕国的来源与迁徙、姜姓诸国的形成与分布、黄帝轩辕氏的来源与迁徙、黄帝族支系的分布、方雷氏的来源与迁徙、仓颉氏的来源与迁徙、青阳的来源与迁徙、颛顼的来源与迁徙、帝喾的来源与迁徙、陶唐氏的来源与迁徙、陶唐氏各支裔的分布、伊祁氏的来源与迁徙、祝（铸）国的来源与迁徙、房国的来源与迁徙、杜国的来源与迁徙、张人的来源与迁徙、蒙人的来源与迁徙、防风氏长人的来源与迁徙、有辛氏辛国的来源与迁徙、邳国的来源与迁徙、谢国的来源与迁徙、密国的来源与迁徙、雍国的来源与迁徙、光国的来源与迁徙、崇国賨人的来源与迁徙、蜀族的来源与迁徙、庸国的来源与迁徙、柏国的来源与迁徙、郳国的来源与分布、允姓诸戎的来源与迁徙、炎帝黄帝两族姬姜氏的关系、龙图腾在炎黄族团中的崇高地位。
炎黄文化与炎黄子孙
李绍连
第120——123页
本文是针对近年来学术界对炎黄文化和炎黄子孙诸问题出现歧见而作，作者就四个方面谈了自己的见解。一、炎黄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象征。磁山?裴李岗文化及其后继的仰韶文化是炎帝和黄帝创造的，它们比周围其它文化都较发达，且往后发展的序列更清楚，仰韶文化的一支发展为河南龙山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又发展为二里头文化（夏文化），以后，夏、商、周相继，三代，特别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炎黄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二、炎黄二帝在中国文明史上的作用。炎帝与黄帝融合成的华夏族成了中原各原始部落的核心和凝聚力，促进了其它原始部落的交流和融合。在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部族的战争中，黄帝逐渐形成后代君主权力的雏形。而且，各部族在战争中兼并，在和平共处中彼此交流，通过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在华夏族基础上形成一个有共同文化的融合体，这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深远的影响。三、炎黄后裔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不少杰出的传说人物都是炎黄之后，如颛顼、帝喾、唐尧、虞舜、夏禹、契、后稷等，即使是秦、汉、隋、唐、宋、明诸王朝皇族也莫不以黄帝子孙自居，甚至一些少数主权的王朝如魏、辽、金、元、清等或自称黄帝苗裔或尊黄祀黄如祖。四、关于“炎黄子孙”称谓的内蕴。作者就此问题强调三点：炎黄二帝没有族属之分，而是属于中华民族总体；炎黄子孙并非血统上的称谓；“炎黄子孙”称谓只有象征性。
炎帝神农与远古文明
刘玉堂
武汉出版社
1993年2月
本文将文献记载、考古发现和民间传说相互参证，对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炎帝神农与远古文明的关系进行了考察。作者认为，古籍中有关炎帝神农的记载有一个“历时性”的问题，由此可以提出一种假说：炎帝是我国远古时期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而神农本是炎帝系统中最大的一个氏族部落的首脑，由于神农部落的突出贡献和它在炎帝系统中举足轻重的地位，神农就由炎帝系统中一个部落首脑的尊号变成整个炎帝系统的别称了。神农生于今湖北随州市东北之厉山的说法最容易被人们接受，“华阳说”与“厉山说”大同小异，都可以归为“汉水说”。神农的生地，实际是指神农氏族部落生息与劳作的活动地区，应包括秦岭以南的整个汉水中上游及其更广的地域，中心地区是汉水中游。神农及其部落对中国远古文明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包括制造耒耜以促进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农业种植业的发展和食物加工方法的进步，医药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原始天文学的产生等，这些成就可以从这一地区考古遗存的发现中得到较多体现。神农的贡献，应是原始部落初民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共同努力的结果，并非某个人的功勋。神农作为人们崇拜的偶像，不过是起了总结和推广人民劳动经验和创造成果的作用。
三皇五帝及华夏文化探源――中国上古神话谱系的文化人类学研究
黄炘佳
第1——7页
本文对以三皇五帝为概括的中国上古神话谱系进行了分析，认为三皇五帝既不是实在的历史人物，也不是只有虚无飘渺意义的神秘传说，而是具有独特的文化意义的体系，其中隐藏着华夏民族起源的秘密。在现有的史料中，三皇五帝的神话谱系显示出极大的混乱性，也存在着诸多疑问，说明这一体系的形成是华夏民族融合产生后宗教统一的结果，实际上来源于不同部族对于始祖神的崇拜。夏、商、周三代在先后建国之前，各有其不同的始祖神，夏族为大禹，商族为炎帝，黄帝则是周族独有的始祖神，各自有着自身的诸神体系。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神话谱系是春秋战国时代流传下来的，它是周族在中原建立了统治之后形成的，基本上是周族的神话体系，但也包含了夏与商以及其他部族的神灵。这一谱系是与周族的主要物质生产方式即农业相一致的，另一方面它的演变形式也明确了周取代商不但是一种政治上的征服，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上的征服，商之于夏也是如此。三皇五帝神话谱系的形成，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嬗变的结果。神话传说中黄帝战胜炎帝，以及殷周之际神话谱系的嬗变，都显示着非常明确的功能意义，即周族通过对商族的征服，建立了自身优势文化的统治地位。夏、商、周三代文化绝不是简单的继承关系，而是一种优势文化对前代文化的取代和征服，在其中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融合。由此看来，华夏民族的文化是源于周族文化的。
炎黄传说与炎黄文化
严文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2000年
本文根据古代文献中有关炎帝和黄帝的传说，与考古发现的资料相结合，论述了历史上是否真有炎帝、黄帝这两个人，他们是怎样被传说为中国人民的始祖的？作为中国传统文明的炎黄文化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作者认为，从现有的知识水平来推测，炎黄初起的时候，恐怕不会超过仰韶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以后的活动面大了，恐怕也不会超过仰韶文化的范围，更可能是比仰韶文化还小得多。为什么以后的传说会那么广，几乎整个华夏民族都自认是炎黄的后裔，甚至许多非华夏民族也愿意同炎黄拉上亲戚关系呢？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炎黄族系的人逐渐向外发展，有的迁居到很远的地方，有的甚至与别的族系的人结亲，从而把有关炎黄的传说带到了四面八方，那四面八方的人中可能有一部分确实是炎黄族系的后裔。这种人不会太多，因此这个原因应该不是主要的。二是文化上的认同思想，进而发展为民族关系的认同思想，我认为这是主要的原因。
炎黄时代――中华文明的开端
刘宝才
第52——55页
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史是从炎黄时代开始的，而关于炎黄时代的传说史料曾一度被认为出于战国秦汉人的臆造。事实是怎样的呢？作者根据发现的距今6000——4000年的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根据遗址中出土的种类齐全的农具，稻谷、粟等农作物以及家畜等骨骼，证明传说史料记载中的炎黄时代原始农业繁荣的状况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作者根据遗址中出土的各种刻划符号、各种艺术品及具有原始宗教性质的遗迹和遗物，证明传说史料记载的炎黄时代文化发展水平也是可信的。作者还根据考古发现中金属的出现、礼器的大量出现、城堡的出现、墓葬规格的大小及随葬品的多少所反映的贫富之间的差异以及文字的形成等，证明中国诸新石器文化在不断发生交流、融合和分化，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原始社会内部产生了私有制和阶级，炎黄时代成了中华文明的开端，以后进入了文明时代，被后代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从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流看黄帝与嫘祖的传说
王震中
第37——42页
本文结合考古材料考察古史传说中关于黄帝与嫘祖的关系。指出学术研究中有的学者在黄帝娶西陵之女嫘祖为妻这一问题上，怯于朴朔迷离与复杂性，绕道而行，是不利于学术推进的做法。认为分析黄帝与嫘祖的传说，需明确两个问题，其一是古史传说中所用部族名、外人名（酋长名）、地名常常不分，其二是关于“黄帝”、“炎帝”之类传说人物的神格神性。认为嫘祖所在的西陵之地若能确定在宜昌，则《海内径》和《五帝本纪》所说的黄帝与嫘祖的传说可以理解为：黄帝族在其较早的时期，有一支南下发展到长江中游的湖北宜昌地区，与宜昌西陵一带的部落通婚，衍生“昌宜”族。昌意族一部分又沿长江向西发展，进入蜀地，并与蜀地的部落通婚。其后昌意族的一部分经河南南阳盆地来到了中原地区，构成了后来称为“颛顼”族的来源之一。后来立足于河南濮阳和新郑一带的颛顼是东西南北相融合的一个族团，它的文化也是一个混合文化，其中包含有由长江中游发展而来的因素。而在考古发现上，黄河上游的仰韶文化对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曾有过明显的影响。作者通过对古史传说与考古学文化时代对应关系的总体考察及空间分布范围的考察，认为在黄河中游及至甘陕交汇地区，黄帝族和炎帝族是主体，因而仰韶文化的创造者主要是炎黄族。仰韶文化对大溪文化的影响表现为前者为传入者，后者为吸收者。显示出较多单一性。仰韶文化的影响深入到大溪文化的中心区，而且有些影响来自诸如甘肃东部和郑州地区这样遥远的地方，而大溪文化对仰韶文化的影响，只局限于与其相接壤的河南浙川下王岗一带，并且这些影响的背后，即是人的交往。从传播学的角度而论，黄帝族中一部分人南下发展，与长江中游的西陵族通婚，形成昌意族，是完全可能的。
夏代前有个联邦制王朝
许顺湛
第1——6页
本文结合历史文献中关于尧舜政权集团的有关记载，认为尧舜政权集团中的禹、契、弃在当时已不是一个小的部落，也不是部落联盟，而是形成了三个独立的邦国。此外文献中提到的四岳、十二牧和龙、夔等都是邦国首领。八恺、八元也都要独立的邦国。各邦国首领在尧舜集团为首的政权机构中任职。这样多的酋邦王国首领，组成以尧舜为首的政权机构，这种联合政体实质上是一个联邦制王国。在联邦以外还有许多臣服、友好的邦国。从尧指派羿去南征北战，战败了尧舜周边敌对邦国的历史记载反证战败者非一般的部落，而必是颇有势力的邦国。本文还结合考古发现的城郭和中原的龙山文化遗址，从城址规模、分布等方面，推测出酋邦王国在这一时期星罗棋布地存在着。作者最后从文献与考古材料两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观点：尧舜时代是邦国林立时代，夏王朝以前的140多年，政权性质属联邦王国，其时代可以称为尧舜联邦王朝，或称唐虞联帮王朝，这个王朝才是中国最早的国家。还通过对中原龙山文化遗址中豫西和晋南两地区特殊的遗址分布情况分析，认为陶寺遗址是尧舜宗主国的国都所在地。
中国上古时期三大集团交互关系探讨――兼论中国文明的形成
韩建业
第78——81页
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大汶口→龙山文化属东夷文化；仰韶→中原龙山文化属华夏文化；屈家岭→石家河文化可能属苗蛮文化。这三大集团主要活动在“五帝时期”。他们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发展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关键所在。新石器时代晚期（5000——3500BC），仰韶文化对大汶口和大溪文化的影响非常强烈，反之则小的多。而到了铜石并用时代早期（3500——2500BC），形势逆转，大汶口和屈家岭反过来对仰韶晚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对外影响的强弱变化是与各文化自身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从约2500BC进入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开始，情况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原龙山文化的影响力明显加强。约在2200BC的龙山文化前、后期之交，三大集团在交互关系上发生了一次巨变，石家河文化消亡，中原龙山文化势力强大。文献中记载的三大集团交互关系，主要是关于他们之间的战争传说。五帝前期是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争，后期则是华夏集团与苗蛮集团之争。综合起来看，三大集团在中国文明的形成中扮演了极为主要的角色，只不过在不同阶段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不同而已。
顾颉刚关于夏史的论述
王煦华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124——127页
顾颉刚的老师崔适首先提出禹的本义为虫。顾颉刚在著作中除引《说文》“禹，虫也”之外，还说：“我以为禹或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后人追溯禹出自夏鼎，就以为禹是最古的人，应作为夏人的始祖了”。后来，他又“因为九鼎不铸于夏，禹说才起于西周中叶”，他对禹的来历做了新的假定：“禹是南方神话中的人物”。1937年又说：“禹的传说产生于西方戎族，后演化为全土共戴的神禹”。此后，顾颉刚在与童书业合写的《鲧禹的传说》中将鲧禹传说的来源及演变做了系统的论述，说明在《诗》、《书》中禹的地位是独立的，事迹是神化的，禹夏本无关系，直到战国的书里，禹才成为夏代的第一位君主。他们认为三康的故事从启分化而出，所谓少康中兴是东汉人造出来的。他们还对五观、羿、尧等做了分析，认为是传说而不是历史事实。顾颉刚虽然认为禹是动物、是神与夏无关，但并不怀疑夏的存在。他说：“在西周和东周人的记载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周的前面有夏和商两个朝代”。他还对有关夏的地名进行了考证，认为夏的政治中心不在山西。五十年代他在《法华读书记》第14册中进一步指出：“夏都均在河南，山西之为大夏当在夏亡以后”。后来，顾颉刚又将搜集的夏代地名做了一篇《夏代地名今释》，共分六类66个，都有简明的注释。顾颉刚不仅利用新出的器物来推翻伪古史，而且利用古书的记载来印证考古的新发现，为建立新的真古史尽一份力量。他是将文献、实物和传说神话三者相结合，对古史进行三重考辩的学者。
再论夏王朝前夕的社会形态
许顺湛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作者首先回顾了其文《夏王朝前夕的社会形态》中的观点：一、尧舜时代与龙山文化相对应。二、尧舜时代阶级压迫已经出现。三、部落联盟首领已经变质，禅让已为武力夺权所替代。四、已出现了政权机构的雏形。五、出现了刑法、监狱和城郭。随后，作者分三个方面对夏王朝前夕的社会形态做了进一步地探讨。一、尧舜时期万国林立，尧舜所在的王国势力强大。与之友好的酋邦王国有商的始祖契、周的始祖后稷以及四岳所代表的各自的酋邦王国。与之为敌并战败的酋邦王国如共工、三苗、后翌等。还有若干与之和平共处的酋邦王国，这些王国占当时方国数量的大部，但史书很少记载。二、考古发现的邦国遗址，有山东的寿光边线王城址、城子崖遗址、邹平丁公遗址；辽宁赤峰英金河流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城址；内蒙古大青山地区的祭坛和城；湖南澧县的屈家岭文化晚期城址；湖北天门石家河、石首走马岭等城址；中原地区的淮阳平粮台城址、后岗龙山城址、郾城郝家台城址、辉县孟庄城址等。除了上述有城墙的城址外，还有大量的面积很大的遗址如豫西的一些龙山文化遗址，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一个中心，它们也应是某个邦国的首都。三、尧舜集团是联邦王国的宗主国，其地位与众不同，许多重大事件的决定权在尧舜手中。尧舜集团在万邦林立的时代具有宗主国的地位。与这个联邦王朝相对应的是中原龙山文化，它的主人就是早期的夏族。
夏商周史祖起源传说探析
杜金鹏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160——164页
夏、商、周三族的始祖夏禹、殷契、周弃大致是同时代之人。本文拟选择古文献中有关三人诞生方面的传说，从中分析当时的婚姻生育观与习俗。《论衡·奇怪篇》：“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苡”。《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三人行浴，见玄鸟坠其卵，......取而吞之，因孕而生契”。《史记·周本纪》：“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姜原出野，见巨人迹，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名弃”。郭宝钧先生指出，上述传说反映的都是“不知有父”的群婚状况。按说他出生的时代当在母系氏族社会，然而他们三人之母又明明是父系氏族社会中的人物，有着明确的配偶。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貌似母系社会的传说呢？作者认为应与当时流行的生育观和性习俗有关。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虽然一夫一妻制逐渐稳固，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拖着一条群婚的尾巴。据文献记载，在周代尚有流行于春季的男女狂欢野合的风俗，其时女子可以和丈夫以外的男子交合，其所生子女于是便难以确定生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才有了把三代始祖的诞生托之为天地神灵感应的传说。尧舜时代，先民们虽然实行了一夫一妻制，但婚外性自由在特定的时间和场合仍然存在。虽然人们知道孕育是男女结合的结果，但又认为只有得到神灵的保佑与赐福才会受孕。人们尤其重视春季的祠郊禖、祈生育活动。届时，男女欢聚，允许非夫妻关系的男女交合，妇女受孕所生之子女往往不知其父而规因于天地神灵的感应，而圣贤人物非凡胎俗子，更必是出于神灵感应。于是乎就有了三代始祖“无父而生”的神话般的诞生故事。
山海经与夏文化略论
霍宏伟
中华书局Y：1996年9月
第212——214页
被称为上古三大奇书之一的《山海经》，博大精深，其中与夏文化有关的记载较为丰富。《山海经》全书3万1千多字，分《山经》、《海经》和《大荒经》三个部分。《山海经》的成书年代较晚，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但内容古朴，其中的《山经》部分应写于洛阳。《山海经》中直接记载黄帝的内容约有16条，较可信的是黄帝族最早活动于今嵩山及周围地区。另外，在嵩山周围还流传着许多夏族祖先鲧、禹的神话传说。除记载鲧、禹的史实外，经文中还提到了夏后启乘双龙、成汤伐夏桀之事。《山海经·山经》，以豫西、晋南和关中地区的记述最为翔实、准确，距离这些地方越远就越不准。从《中山经》可以看出先人对伊洛河流域的山川、河流、动植物等极为重视，记述的特别详尽。说明这个地区在《山海经》的时代就是夏代的中心。
关于中国古史的年代学问题
郑 光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284——301页
按传统史学中的年代学观点，夏商周的起始年代较五十年代以来国内通行的年代学观点分别早近百年至二百余年。传统观点以刘歆为代表，另一方以陈梦家为代表。陈梦家基于《竹书纪年》和殷历所制定的三代年代为：夏2100BC——1600BC；商1600——1028BC；西周1027——771BC。郑光认为其说基础薄弱，与实际相去较远。刘歆的《世经》言夏积年432年，商629年，周867年，汤伐桀与武王伐纣年代分别是前1751和1122年。郑光认为刘歆之说与实际相去不远。关于商代的积年有多种说法：古本《竹书纪年》1523——1028BC（495年）；《世经》1751——1122BC（629年）；陈梦家1600——1028BC（572年）等。郑光认为，二里头的主要文化成分是商（一期为夏），二、三期为早商文化期，四、五期为中商期。二——五期的碳十四年代为1800——1400BC，从二期经400年下接殷墟文化（武丁——纣）200年，故商的积年在600年左右是合适的。探索夏文化不应局限于二里头遗址。关于周的积年，从文献上看为800余年，结合碳十四年代及天文学上的推算，郑光认为是比较合适的。西周的积年根据文献所记各王在位年代推算超过340年，那么，340＋770＝1110，说明西周起始年在1100年BC以前是可靠的。唐虞夏的年代问题，郑光认为尧生活在前24世纪与旧说尧继位于前2357年相当，文献与天文学资料可以佐证，刘歆说（夏积年432年）是可信的。通过以上分析，证明三代年代学是不能以《竹书纪年》为依据，以殷历为佐证的。而传统的说法和传统的历史记载是可以相互证明的，以刘歆为代表的有关唐虞以来的年代说法是由根据的，它告诉我们先秦史中传统记载的说法是不宜轻易抹杀的。结合考古学、碳十四和天文历法研究，作者认为唐虞夏商周的年代如下：唐虞前24世纪初或中——前23世纪中；夏 前23世纪中——前18世纪初；商前18世纪初——前1100年；西周前1100——前771年。
中国文明的起源应上溯至五帝时代――从中西文明之比较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陈唯声
第35——41页
本文从中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角度探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首先，文章对中国文明起源于夏代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然后，探讨有关文明的具体标志，认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明的标志只是判断文明时代到来的一部分内容，更重要的是阶级社会与国家的形成。接着，文章结合考古材料和文献材料对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认为夏以前的五帝时代，已具备了文明时代应具备的条件：金属工具在生产和生活中较普遍使用，城镇形成和出现较大规模的宫殿建筑，并出现了刻在陶器上的文字，当时社会有了明显的社会分化和阶级差别，特别是当时国家结构已经形成，甚至相当完备，行政职能、行政区划以及刑法、军队都有一定的规模。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古国一样，五帝时代也处在小国争霸到统一国家建立的历史阶段。因此，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起源不是夏代，而是夏代之前几百年的五帝时代，也就是从考古学上的龙山文化中期起，中国已形成了最早的国家与文明。
论华夏国家形成时期的六国
姚治中
第13——16页
本文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对在华夏国家形成的历史时期占有重要地位的古六国进行了较详尽的论述。本文作者首先介绍了关于“六”地称呼的由来，并认为六国乃是莞西地区的台地。从该地区新石器时代所出土的陶器和玉器分析来看，古六国当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社会发展水平。从河南贾湖村、山东泰安大汶口和下王冈遗址、含山凌家滩出土随葬龟甲和商代卜辞有关六地的记述来分析，当时六国地区也笃信龟灵观念。其次，本文论述了皋陶部落南迁在六国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尧舜禹时，少昊后裔舜、皋陶、契、益等成为华夏部落联盟的核心部分。在皋陶部落为了平定南方三苗的逆乱而南迁的过程中，使该地深受华夏文化的影响并使之与华夏民族融合。最后，本文作者论述了六国在东夷与中原王朝争战中的重要地位。少昊后裔益与启争夺华夏国家中央政权的斗争失败了，包括少昊后裔六国在内的东夷为此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东夷的向背，关系到夏王朝的生死存亡。
再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许顺湛
本文是在《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这篇论文和《黄河文明的曙光》这部专著的基础上结合考古材料和古代文献材料来进一步说明本文作者所提出的中国文明起源的五条标志在黄帝时代已经形成，进而得出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的观点。作者首先简单介绍了黄帝时代的概念、提出黄帝时代应包括仰韶中晚期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早期文化等。接下来将五条标志逐条与黄帝时代对应加以论述。第一，农业生产社会化。黄帝时代所对应的考古学文化都是以农业为基础的社会。当时农业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能够供养专业手工业者生活；2、供养脑力劳动者包括巫师集团、从事科学文化艺术者；3、供养不劳而食的贵族；4、供养军队；5、农业生产水平较高。第二、手工业专门化。当时手工业生产不仅技术得到提高，而且走向专门化的道路。第三、脑力劳动阶层化。早期的脑力劳动者，多集中在僧侣集团中，在中国可以说在巫师集团中。巫师集团的成员多是脑力劳动者，是当时的知识分子，他们祭天、祭地、祭人祖有一套仪式，祭器、祭品、歌舞形式等都是由巫师掌握，沟通天神与人间的信息也是他们的职能。巫师还行医占卜，观测天象等。考古学反映的脑力劳动者还包括雕塑和绘画的专业艺术家。第四、部落酋邦化。当时部落联盟已经发展到了酋邦王国的阶段。第五、礼制规范化。作者认为礼制规范化是文明源头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葬俗是古代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祭祀礼仪是古代礼制的核心；等级制的出现是古代礼制的发展。原始的礼制不仅规范了人们的祭祀、葬俗、居俗，而且还左右了人们生产、生活等方面的思想和行为。没有规范化的礼制就不会有统一的文化现象，人们不会有序地生活。第六、结束语。作者最后写到文明源头的五条标志是他研究中国文明源头的理论基础。五条标志的来历在他的专著中已有论述，在本文中只是根据五条标志对照中国古代实际情况加以说明。他认为引用的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虽然是挂一漏万，但足以说明文明源头的五条标志在黄帝时代已经形成，因此说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
略论三苗族及其文化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樊 力
第49——59页
三苗是先秦典籍中频繁提到的活跃于南方并且与中原地区联系密切的史前民族，其活动范围是在伏牛山以南、长江中游以两湖平原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这一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为城背溪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本文认为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为三苗文化，而将城背溪文化和大溪文化归为其先民的文化，并就三苗族及其文化在中华文明的地位和作用加以论述。作者认为以湖北天门石河古城为中心的石河遗址展现了作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心之一所应具备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氛围。这些遗址普遍包含屈家岭和石家河两套遗存。石河古城内外分布大量分工明确的手工业小区。城内谭家岭遗址还发现较高等级的建筑遗迹。石河古城及其所属的聚落集群已具备了早期城市的雏形，很可能是两湖平原即三苗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三苗这个民族共同体及其创造的“石河文明”为代表的三苗文化独树一帜，显示出极高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水平。从屈家岭文化早期偏晚阶段至石家河文化早中期，考古资料所反映出的三苗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综合发展水平大大超过黄河流域同期文化，曾一度为天下先。三苗因此率先建立早期国家，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其势力也由长江中游扩展到黄河流域，对中原文化区产生深远影响，促进了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史前民族的大融合，自身也最终融入华夏族之中。
炎黄历史传说与中华文明
陈 旭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年
第142——150页
本文认为中华文明与炎、黄历史传说有紧密的关系，炎、黄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时期，而至夏代则是中国文明史诞生时期，文中就此加以论述。炎帝和黄帝时代的社会形态，是分属于母系和父系氏族社会。氏族社会从母系转变为父系，当发生在炎帝和黄帝之间。炎、黄之战的过程，可以说也是母系与父系氏族社会的变革和交替过程。炎、黄时代，不仅是氏族社会从母系到父系的转变和交替时期，同时也是中华民族开始形成，以及原始经济、文化步入发展的历史阶段。炎、黄时代有许多文化发明创造，涉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诸多方面。其中炎帝时代所创造发明的文化，最重要的是农业、医药、制陶、纺织等，黄帝时代所发明创造的文化，最重要的是冶铜、舟车、文字、音乐绘画艺术、星历等。中华民族的形成，黄河流域第一次归于一统，则应是黄帝建立的历史功绩。仰韶文化所处的历史阶段，人们普遍认为与炎黄时代相当。炎、黄时代可以说是为中华文明历史的发展奠定基础的时期。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始于夏代，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就标志着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诞生。中国最早的、属于文明时代的文化遗存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中，文化上已出现分野，而且有阶级的分立和国家政权出现的因素，所以二里头文化被肯定属于文明时代的物质文化遗存。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中原地区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随着中原地区的夏部族率先跨入文明时代的历史后，其它地区也相应地进入文明时代。
五帝史迹考——兼论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产生
巩 文
三秦出版社 1998年
本文通过对古史传说的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史迹的整理和分析，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文明的产生过程。上述五帝经历了我国古代历史上原始氏族制度逐渐蜕化、变质、崩溃的历史过程。黄帝时期的部落大战以确立其在部落联盟中的统帅地位而结束，并由此揭开了中国古史中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军事民主制时期的序幕。颛顼时期宗教改革，调整了生产关系的结构，整肃了上层建筑，使新历史时期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秩序得以保证。经帝喾时期的进一步发展之后，在尧，以至舜时期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征讨南方的苗蛮集团，扩大了部落联盟的活动区域，加速了氏族内部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社会分化现象日益普遍，原始氏族制度中的各种权力机关已变成氏族贵族们的工具，这时中国古代社会已处于文明的前夜。至禹时对南方苗蛮集团的军事上的彻底胜利，对治水工程的领导及治水的大见成效，使禹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他集军事、政治及经济大权于一身，在部落联盟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战争与治水加速了部落联盟向国家的发展进程。为确立王权，禹在涂山大会诸侯，此即《左传·哀公七年》中所云“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各部落首领对禹朝贡一行臣服礼节，成为王朝统治下的诸侯。中国历史在此时终于进入了文明时代，揭开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新篇章。
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
王 清
第34——42页
本文从天文资料证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洪灾的可信性，并通过地理、考古资料证明此次洪灾使黄河南北改道，然后通过历史文献寻求黄河改道的线索。本文认为大禹并非深化中的天神，而是部落方国及其首领。尧舜禹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其中以洪灾为最，在天文学上是由于九星地心会聚使地球气候受到较大影响，这些灾害在文献中亦有相应记载。黄河下游地区，洪水的发生与黄河下游河道的泛滥、改道有直接关系。在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下游有一次大的南北改道——有流经淮北苏北平原入黄海改道纵贯河北平原中部注入渤海。通过对贝壳堤的考察和对考古遗址分布规律的研究，认为在龙山文化晚期，距今4600-4000年黄河走淮北苏北平原入海。夏代考古学文化的研究表明，夏代时黄河已经改道河北平原入海。因此在距今4000年前后黄河应有一次大的改道。通过对古代文献典籍的考察，认为在距今4600-4000年间，黄河下游在淮北苏北平原长期走水导致淤塞，再加上九星地心汇聚引发的各种气候变异与自然灾害，尤其是洪涝灾害的影响，黄河开始泛滥改道。在距今4000年前后禹用疏导法使泛滥的河道归入地势相对低下的河北平原中部，从而在遵循自然水性的前提下使黄河完成了南北改道。
大禹治水的地域、禹贡江沱及成都故城址
王纯五
第35——39页
本文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了大禹治水的问题。大禹治水约发生在公元前22世纪左右，正值中国大陆洪涝灾害频发期。大禹治水的地域不是局限于黄河下游的某一条或几条河。文献记载禹与四川有密切的关系，成都平原宝墩、芒城等古城址的发现和研究表明，成都平原是长江上游文化起源中心。《禹贡》的记载肯定了大禹对岷江、汉江及长江中下游的全流域治理。近年来，成都平原发现多座年代距今4000年左右的早期城址，由洪灾遗迹和具有防洪作用的夯土城墙。出土的文物表明成都地区的早期文化与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密切关系。一般认为，江汉平原自成系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属古三苗集团文化，它们在尧舜禹时期最为鼎盛，正是以大禹为代表的全面的、大规模的治水成功，促使早先多元分散文化的日趋融合，促成中国早期国家夏王朝的诞生。《禹贡》中关于梁州江沱的记载，本文认为梁州江沱是在川西平原特定条件下的分洪河道，其地望在东别，也是成都平原特定的地理条件形成的。对成都地区早期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发现了相当于中原龙山文化时代，距近四五千年的古城址群，且属同一考古学文化。文献研究与考古资料表明，成都平原开发史就是治水的历史，古城址群不是孤立的，它们与古河道有密切的关系，它们因水而兴、因水而废。成都平原是中国古代水利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从考古发掘看，很多古遗址都有洪水冲刷的痕迹，有治水工程和护岸工程，有防洪功能的夯土城墙、排水沟和垒石建筑的房屋遗迹等，表明成都平原有漫长的古水利史。
华夏血缘族团源于东方新探
景以恩
第98——105页
本文对华夏族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华夏族是同一个血统的民族，是一个由不同时代、不同空间逐渐形成的血缘集团，以炎黄之战为起点，以夏王朝的诞生为形成期。同时认为华夏族的初居地，自伏羲、神农至炎黄虞夏皆在东方——山东地区。华夏族最早源于大汶口文化，初居东方，后徙中原。尧舜时代，泰山为中岳，后随着华夏族的西迁，泰山由中岳变为东岳。据文献考证，尧舜时期的四渎是东沂河、北济水、西黄河、南淮河，大体相当于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分布范围，因此最晚至尧舜时代，在上溯到炎黄时代，此四渎范围内正是华夏族繁衍生息的土地。《淮南子》一书的九州实为山东版图，基本接近四渎的范围，是大禹时代的九州。文献分析表明只有在山东西部的兖州真正发生了洪水，才产生了大禹治水的故事。黄帝既生于鲁地，他的后裔也生活在山东大地，只是他的子孙出现了大规模向东部地区的开发移民活动，政治中心逐渐有鲁地转移到齐地。在考古学上，尧舜时代大体相当于山东龙山文化时代，龙山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在两城镇类型文化区。尧舜生于齐地，夏启即位于夏邑，地在今临沂市北。由此本文认为商族发祥地在益读，山东章丘为先周发源地，太康失国后，先周族开始向西方的民族大前夕，其迁徙路线是由华夏原居地山东到戎狄之间。山东北辛→大汶口→龙山→岳石文化是前后相承、独立发展的未被其他文化圈扰乱的文化，东方土著民族华夏族创造了大汶口文化，并在后期西进中原，给仰韶文化以强烈影响。华夏族通过炎黄之战与大禹治水等，极大的统一了山东半岛地区，为夏王朝的诞生准备了充分的条件。夏朝建立以前至炎黄时期是华夏族的形成发展阶段，标志着文明起源的青铜器、文字和城堡业以山东发现最早最多，龙山文化城以山东发现的面积最大，时代也最早，这一切表明山东首先进入文明社会。考古资料证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山东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而同期的仰韶文化还是母系氏族制。总之，华夏族是一个血缘集团，首先诞生于山东地区。
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
许顺湛
第39——48页
本文通过对比历史文献与考古学文化，认为中国历史上有个五帝时代。五帝时代不是传说，而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阶段。司马迁确认五帝之间有王位继承关系，而且它们之间有血缘传承关系，但五帝不一定是父子祖孙相传的血缘关系。五帝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一个部族，或一个部族的祖先神。五帝分别代表一个族团，他们的承袭序列，反映了不同时期在中原地区分别居于领袖地位，它们之间的相生关系，实际是族团的分支，分支后又各自形成系统。五帝时代的积年大约有二千年。五帝时代的不同部族，在自己活动的地域生活，形成了大小的遗址和考古学文化。从年代和地域综合分析，颛顼与安阳后冈类型龙山文化相对应；帝喾与汤阴白营龙山文化、洛阳王湾龙山文化、陶寺类型龙山文化早期相对应；尧舜与陶寺类型龙山文化中晚期相对应。黄帝时代与仰韶文化中、晚期即庙底沟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相对应。其中灵宝北阳平遗址可能是黄帝族团早期活动的中心地区。以嵩山为中心的龙山文化可能有先夏文化。与五帝时代相当的其它新石器时代文化都归入五帝时代文化。经过对古代文献和考古学文化的分析，黄帝时代已经具备了农业生产社会化、手工业专门化、脑力劳动阶层化、部落酋邦化、礼制规范化的条件，产生了不劳而获的贵族集团和不从事生产的军队生活等，表明它的脚步已经跨入中国文明的大门。颛顼进行了宗教改革和历法改革。帝喾及尧舜时代对应的考古学文化主要是中原地区龙山文化中晚期，这一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特点是各地发现大小数量不等的古城址，酋邦王国萌发，甚至发现联邦制王朝。同时农业、手工业、建筑业、科学技术、文化艺术等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这一时期的社会形态已经进入了文明社会，但还不是成熟的文明社会，所以五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社会的初级阶段。
论尧舜禹时代是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的中间环节
金景芳,吕文郁
第124——126页
本文讨论了契与弃的族属问题和尧舜禹时代的社会性质问题。认为契知母而不知父，还处于群婚制阶段，契母简狄的族属应是北狄。“契居番”之“番”是“燕番”，是商人在北方最早的居住地，砥石是今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的白岔山。武庚北奔说明商人的根据地在北方，周公特地将召公奭之子分封到燕以进一步加强对殷人的统治，说明商人的族属出于北狄。弃也是知其母而不知其父，其母姜原是西戎，周人兴起之初一直在西方，与姜氏有密切关系，其族属为西戎。同样皋陶可能来自东夷。“四岳”指四方山岳，这些山岳既是方位也是地域的代称，又是重大政治活动的聚会之地，于是人们把四方最有影响的集团首领成为四岳，他们既是重要集团首领，也是某一方众多集团首领的代表。同时南蛮可能由于经常与华夏处于敌对状态，所以南岳的代表人物不见史书记载。尧舜禹时代已经不是部落联盟，而是部族联合体时代，是中国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的中间环节。部族联合体是部族进一步发展的必然产物，标志着氏族发展的最后阶段。其一，部落联盟是血缘团体，部族联合体是非血缘团体，尧舜禹时代没有血缘关系的部族首领在同一个政权组织中任职；其二，部族联合体是范围广阔的地域组织，而部落联盟是范围狭小的氏族组织；其三，部族联合体的领导机构已经初步具备国家的某些职能，而部落联盟仅是管理公共事物的社会机关，尧舜禹等最高首领还掌握制历、祭祀、立法大权和对政权机构中重要事物的决定权。但是尧舜禹时代的部族联合体只是原始社会向国家过渡的一个中间环节，在很多方面还带有氏族社会的残余，并不是后世的君主专政。由此尧舜禹时代的部族联合体是一种新的社会组织，部族联合体的组成、管理和领导机构与后世的国家机器相比，尽管还很原始、很简单，但在某些方面已经初步具备了国家机器的基本特征，本文称之为准国家或半国家，实质就是中国的早期国家。
关于夏禹的两个问题
李复华
第5——8页
本文是对夏禹即帝位问题的探讨，认为尧舜两次禅让帝位虽然性质相同，但亦有不同之处，禹受舜禅让帝位的时间各书记载也各不相同。舜即尧的帝位后由自己主持一切国政，不再听命于尧；而舜禅位于禹后，其帝权并未全部交出，仍有自己继续控制重要国事的决策权。关于禅让的考绩问题亦不相同，尧对舜考绩的时间在禅位之前，而舜对禹的考绩工作可能在禅位之后进行。舜对禹的评价虽然很高，并禅其帝位，但禹之功仅限于治水方面，舜可能对禹即位仍不放心，故让禹即位后由自己控制国家的重要权利，盖有继续对禹进行全面考绩之意。究其原因，可能是舜当时年事已高，精力不济，故不得不采取权宜之计。舜禅位于禹的时间，正好在尧禅位于舜和禹传位于子两种不同性质的传位形式之间，可视为两者之间的过渡形式。这种过渡形式是社会发展进程中特定阶段所必然形成的特殊形式，具有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禹即帝位的时间有两种不同的记载，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由今古文家立说互异所致。同时尧舜禹之间的禅让形式，在有些典籍中的记载截然相反，有夺权的意味。最后本文认为史学工作者必须给神话以应有的重视，因为神话中往往保存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对历史的研究有益，即所谓从神话里找史料。
文明从治水开始
黄剑华
第10——14页
本文对大禹治水及其功绩进行了讨论，认为大禹是新石器时代治理水患的英雄。大禹兴于西羌，生于石纽，石纽在今四川省岷江东岸一带。大禹自幼养于母家，从母姓，说明当时尚未摆脱母系社会的影响。大禹生活的时代，正处于气候多变期，洪涝成灾，治水成为头等大事。大禹吸取了鲧的教训，采用疏导法，说明当时人们的治水思想有了很大进步。同时大禹还修筑道路、划分区域、发展农业、安定百姓，使整个国家都得到治理，因此大禹治水的意义深远。大禹对工具的改良，居住条件与交通的改善，贡赋制度的建立，统一管理的加强，对农耕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一个划时代的进步，是青铜器的铸造和使用。大禹不仅铸造青铜器，还派人专门负责采铜和铸造。二里头文化的发现是夏文化及铸铜技术的有力印证。当时用铜铸造的生产工具、农具、兵器及生活用具等，在文明初期，当青铜冶铸技术取代石器而应用于生产和生活，带来了积极而深刻的变革。这一切都与大禹治水取得的成功有关。大禹治水从岷江到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足迹遍九州。这与考古资料显示的夏部落“西兴东渐”的迁徙有很大关系。禹兴于西羌，后夏部族迁到汗水流域，进而迁移到晋南豫西豫中地区，西蜀地区是夏人早期活动的区域。二里头遗址揭示的夏文化为灰陶文化，与夏人尚黑说相符。正是由于大禹治水从岷江开始，所以古人把岷江视为长江源头。正是由于从夏代就开始对岷江流域进行治理和农耕，才有了后来的巴蜀文化。
尧、舜、禹禅让的历史真相
王树民
第64——67页
本文是对尧舜禹禅让问题的探讨，认为在氏族为基础成立的国家，规模不会很大但却是万邦林立。这些小国之君被称为诸侯，其强大者，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范围，可以称王、称帝，其性质是众小邦的共主，于后世集权化的皇帝不同，诸侯、王或帝皆为一国之主，其主权以本国土地人民为限，对于从属的诸侯，并不干预其内政，只是保持一种特殊关系，如定期朝觐、调节争执、保证安全等。春秋列国对霸主的关系，还略具这种形态。这种共主的地位是从实际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地位虽高，实权不大。所谓禅让，不过是把共主的名义让给别人，并不影响其为本国之君。他们有双重身份，一国之君是其根本，共主是兼任的，所以不必有一族一国长期占有，到后时，为一家长期占有，便成为朝代了。形成朝代以前，这些国君的事迹，逐渐消失，其名号流传下来。五帝时期，共主之位相互转让本为自然之事，尧舜禹之间的禅让被流传了下来，是因为那时似有了瞽史的官职。关于禅让之事的众说纷纭，主要原因在于多就后世中央集权后的国家组织看待其事，同时又为其主观思想所制约。最后本文认为对于古代的传说，我们应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大禹三考
冯广宏
第31——39页
作者主要根据文献资料考证了三个问题，甲、大禹所出的乡邦，认为应在四川西北的理县、汶川、茂县一带；乙、大禹的真实性，认为大禹是个有血有肉的真实人物；丙、大禹年代考，作者以夏商积年推求大禹年代约在公元前2175年前后，以仲康日食之年上推则公元前2175年最合理，以《夏小正》天象印证大禹年代在公元前22世纪，以《尧典》四仲星时代参证也可将大禹年代定在公元前22 世纪。
长江中游地区史前农业文化与古苗蛮文化关系初探
郑若葵
第74——80页
本文认为考古学所指的长江中游地区，中游是指《尚书·禹贡》“九州”中的“荆州”地区一带，其地望包括今湖北、湖南两省的大部分地区和四川、江西两省的局部地区。据古史传说，与长江中游地区史前氏族相关的族氏或人物，主要有九黎、嗤尤、三苗和驩兜等。九黎、嗤尤在前，三苗、驩兜在后，九黎与三苗、三苗与驩兜，虽不一定存在内在的同族关系，但都应属传说的黄帝至禹时期的苗蛮集团中的一员。晚期大溪文化，大抵应与传说的嗤尤、九黎族文化相应，而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三期文化，则与三苗、驩兜等部组文化相应。并推测屈家岭文化城头山古城是驩兜族用于防御外敌进犯的所谓军事城寨，期独特的圆形城圈，或许与驩兜字意有关。
试说防风氏国与良渚文化的关系
夏星南
作者根据古史文献的记载，认为防风氏国在上古历史上确有其事。从地望、文明程度和时间上讲，良渚文化的中、晚期的主人就是防风氏国，良渚文化是防风氏国遗留下来的考古学文化的历史遗迹。防风氏国的覆灭是良渚文化突然消失的最直接原因。狄族（长狄）是防风氏国的后裔子孙。
简论夏代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遗址看夏代国家的出现
李 民
第2——6页
本文认为夏都斟在洛水附近，它应象“原”、“西河”那样包括一个较大的范围，二里头遗址“或许就在原来夏朝的斟范围内”。二里头文化“很可能属于夏文化”，二里头遗址是夏代的一个政治中心，而非“西亳”。本文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农业、手工业较河南龙山文化有了明显的进步，商业也已出现，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私有制、阶级、国家。二里头文化的房基、墓葬间的差别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阶级对立与阶级斗争，二里头文化青铜兵器的出土说明了军队的出现，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基址“既是奴隶主贵族及其专政工具——奴隶制国家发号施令的政治中心，也是奴隶主们在奴隶大众的尸骨堆上过着穷奢极侈生活的真实写照”。
夏代奴隶制国家形成标志复议
赵世超
第36——40页
本文认为夏代奴隶制国家形成的明确标志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论，是龙山文化时期的一些乱葬坑和丛葬坑；传子制；或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城址。作者对这些论点进行了质疑：一、根据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认为乱葬坑、人葬坑只表明人们已处在野蛮阶段，不宜作为奴隶制国家形成的明确标志。奴隶社会用战俘作牺牲的做法是野蛮时代遗留的风俗，而非奴隶制本身固有的特征。二、传子制开始于父系氏族社会，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很久才逐渐完备，才作为一种政治制度得以牢固确立。三、登封发现的城墙基槽也不是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最后，作者指出，确立夏代奴隶制国家开始形成的标志还是要以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论述作依据，即按地区来划分国民和公共权力的设立。这两点在夏代都可以找到。
夏文化的探讨
邓昌宏
第49——55页
本文主要探讨了夏文化应是考古发掘出来的哪些文化内容这一问题。作者认为：一、根据文献年代和近年来发掘出来的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资料来看，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煤山类型分布范围、地层位置、C14测定年代与夏民族活动的地域、年代相合，可认为二里头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即是夏文化。二、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是夏文化，考古发现说明在煤山类型时期可能已出现了刑罚、公共权力等保护新集团利益、进行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已经建立。煤山一期来源于较早的河南龙山文化而向二里头文化的方向发展。煤山类型已具备了二里头文化的基本因素，完成了向二里头文化的过渡，属夏文化早期阶段。三、作者倾向认为二里头二、三期都应同于夏文化，邹衡的郑亳说和郑杰祥的补证确有道理。在煤山期与二里头早期、二里头早期与二里头晚期之间并没有什么不能衔接或突变的现象，都属于夏文化。四、当煤山类型进入夏朝以后，其他河南龙山文化类型和更大范围内的龙山文化的经济条件和文化水平可能与煤山类型相近或落后于它，尚未建立国家，仍处于氏族社会。夏文化与其他龙山文化可能共存，在发展过程中互相受到强烈影响后，吸收了其他文化因素，丰富了自己的文化。夏文化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较发达的文化共同体。最后，作者总结说：河南龙山文化煤山类型是夏朝建立后夏文化的早期阶段，夏文化得到初步发展，但仍保留许多早、中期河南龙山文化的特点，内容比较单纯；二里头一、二期是夏文化的中期，这一段夏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吸收了其他文化的因素，逐渐丰富起来；二里头三、四期属夏文化晚期。
试论夏代国家的形成
姚 政
本文利用文献、考古资料探讨了夏代国家产生前的社会经济基础、“乱葬坑”、禅让与争夺、国家产生的标志等问题。作者认为：一、传说的“五帝”时代和黄河流域的齐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属于原始社会晚期的父系氏族阶段。这一阶段的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其主要标志是铜器的出现和使用。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当时已能生产出较多的剩余物了。生产有了剩余，引起了私有制的产生、贫富分化、阶级划分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二、“乱葬坑”里人骨架的身份不是俘虏而是奴隶。三、禅让与争夺是我国五帝时代同时存在的两种历史现象。禅让代表氏族社会的民主传统，争夺代表氏族贵族要求权力世袭的愿望，两种势力互相斗争，彼消此长，结果世袭制战胜禅让制，氏族社会就为阶级社会所代替。四、夏禹时已产生国家。禹时已经按地区来划分它的国民了，组成公共权力的军队、刑法、监狱等，夏也有之。
夏文化论文选集
河南考古学会,河南博物馆编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85年
本书在半个世纪以来五十多篇探索夏文化的论文中选择了有代表性的二十六篇，按发表时间为序排列，大致勾勒出我国学术界探索夏文化研究工作的发展历程，也体现了迄今为止我国学术界在探索夏文化中所持的各种观点。以下分别简要介绍。徐中舒《再论小屯与仰韶》认为仰韶似为虞、夏民族遗址。他指出仰韶与小屯为两种不同的、各自发展的文化。仰韶文化遗址，在历史方面有许多记载，可证明为夏代都邑。据杞、鄫、越与匈奴的文化，可认为夏为胡化的民族。大月氏大夏为虞夏民族西徙后的名称。丁山《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考证了夏后氏、殷人及周人的起源地和迁徙踪迹，并据此认为夏后氏、殷人、周人分别为中原固有之民族、东北民族燕亳山戎之类、西北民族戎狄之类。夏与殷周不是同一族类，其制度文物，生活习惯，颇多不同。翦伯赞《诸夏的分布与鼎鬲文化》认为东夏之族经过仰韶以前的发育滋长，到仰韶以后其族类逐渐各级繁衍，分化为许多氏族，即我国典籍上的诸夏之族。诸夏之族在传说中的夏代中叶，即带着仰韶文化沿黄河而东下，分布于河南中部及山东半岛一带，成为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原文化的主人。新石器时代的晚期，亦即相当于传说中的“夏桀”的时代，由于殷族的西渐，驱散了诸夏之族占领了中原。于是诸夏之族，除一大部分以杞、鄫为中心而仍然散布中原与殷族混合以外，其余则或由苏皖而徙江浙，是为后来的吴越。或由豫西而徙于鄂西，是为后来的荆楚。或由原路而退回西北，是为后来的鬼方。范文澜《夏朝遗迹》认为夏朝在东方有不少与国和同姓同，东部地区有比较发达的龙山文化，与传说似相符合。夏朝后半期的社会情况，亦可从龙山文化推知。赵光贤《论黑陶文化非夏代文化》认为从年代、地域、地下材料和传说的相互印证几个方面的论据都不能证明黑陶文化就是夏文化。山西、河南间以绳纹鬲为主的灰陶文化是商代文化的主要来源，这一灰陶文化可能是夏文化，更可能是夏文化的前身。李学勤《近年考古发现与中国古代社会》认为从郑州商族遗址的分层情况可以看出最早的二里冈上期的上限最晚应在商初，很可能其一部分是夏代的商族文化。商代以前肯定有夏代。夏末或商初商族定居在郑州是符合史实的。郑州古城显示的商初社会说明商族有跳跃发展，这是受到了夏族更高文化的影响。郑州的发现可能是夏代的文化遗址，夏代夏族的文化还有待考古工作的进一步开展。可以肯定，无论先进的夏族还是后起的商族，都在夏代建立了奴隶占有制的生产方式。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报告如何决定调查的重点。通过对史料的研究，提出了应该特别注意的两个区域：一是河南中部洛阳平原及其附近，尤其是颍水谷上游登封、禹县地带；二是山西西南部汾水下游（大约自霍县以南）一带。第二部分报告了调查的简略经过及告成八方间、石羊关、阎砦、谷水河、二里头等比较重要的遗址。李民与张文彬《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认为从偃师二里头是商代早期的重要遗址，对研究我国古代国家的形成有重要意义。二里头宫殿遗址表明商代早期已出现国家，同时宫殿遗址及二里头文化三期出土遗物在一定程度上还揭露出当时国家的本质。夏鼐《谈谈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在登封告成遗址发掘现场会闭幕式上的讲话》主要谈了四个问题。一、夯土未必是城墙，告成遗址基槽上面的墙体一点也没有保留，上面是相距不久的文化层，这是一个问题。二、基槽也即城墙的年代可以定为龙山文化晚期。三、夏文化应该是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现有的材料还不足以说明哪个考古学文化就是夏文化。四、要判断一个遗址是否夏都，要先确定它是否属于夏文化。如果遗址属于夏文化，还有它是否是都城的问题。殷玮璋《二里头文化探讨》认为早于商代、因商代文化出现而受阻以至被融合、在传说夏人活动的地域内发展起来的具有一定特征的二里头下层文化可能就是探索中的夏文化，或夏代后期文化。吴汝祚《关于夏文化及其来源的初步探索》一文放弃了河南龙山文化这个名称而采用后冈二期文化。作者认为后冈二期文化可分为三里桥、煤山、王油坊、大寒四个类型，其中煤山类型就是早期夏文化，它的历史阶段处在先夏时期到夏代早期。煤山类型之前的王湾一期文化（即仰韶文化）和王湾二期文化是先夏的文化遗存。煤山文化再向前发展，就是二里头一期文化和二期文化。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又有了发展，但仍是一、二期文化的延续，不过是吸收了商文化因素。夏代的奴隶制国家，是处在小国林立的城邦制发展阶段中。郑杰祥《二里头文化商榷》着重讨论了二里头二、三期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有许多共同的特征，继承关系处于主导地位。因此二里头文化属于一脉相承的同一类型文化，应该全部属于夏文化。从时代、地域及夏王朝所在的社会发展阶段可论证二里头文化属于夏代文化。方酋生《论汤都西亳——兼论探索夏文化的问题》认为偃师二里头遗址就是商汤灭夏后建都的西亳。今后在夏人活动的伊、洛河流域和颍水上游的登封、禹县一带以及山西的西南部，继续深入做一些调查、发掘和综合研究工作，对夏文化的探索一定能逐步取得一致的看法。安金槐《豫西夏代文化初探》认为河南西部一带龙山文化中晚期、煤山一期和二里头早期文化遗存，都可能是夏代的文化遗存。二里头晚期应属于商代晚期。
禹都考辨
曲英杰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7年7月
第280——293页
在对夏文化问题的探索中，夏都地望的所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就禹都所在即有所谓阳城、平阳、安邑、晋阳诸说，而阳城所在又有浚仪（今河南开封）、阳翟（今河南禹县）、颖川阳城（今河南登封）、泽州阳城（今山西晋城）、唐城（今山西翼城）等说。作者同意颖川阳城可能是禹避商均的阳城，但禹并未在此建都。据《禹贡》载，居此冀州者，只有“赋”，而不象其他各州除“赋”之外，还有“贡”。尧舜禹集团的大本营应当在河东冀州。晋南地区发现的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考古文化，如发达的陶寺文化，可能是尧舜禹系统的文化。文献中所记夏墟与大夏、唐地并非一地，所以大夏所在的汾、浍之间就不可能是禹建都之所在。文献和考古材料说明，夏代早期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夏代中后期的活动中心逐渐转移至今豫西一带。所以，禹都可能是汾浍之南、河水之北涑水流域的夏县安邑。这里发现的后代“禹王城”，以及东下冯村发现的龙山文化晚期遗存为寻求禹都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论夏代文化的特质
李 元
第77——81页
本文认为夏代文化是以新的阶级和阶级对立为内容的奴隶制专制文化去代替原始的民主文化；以新的、私有文化去代替原始的公有文化；以新的、财产与地域为基础的地缘文化去代替以人们的生物纽带和伦理感情为基础的地缘文化，因此，它在本质上是与传统的原始文化相对立的。但夏文化从诞生之日起，不仅无法完全斩断与其母体文化的紧密联系，而且因其本身的脆弱性，它还不得不在今后的发展中，迫使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保留母体文化的原型，反映了中国文化由原始阶段向更高级的文明阶段进化时所表现出的过渡性特质，这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看到：1、从“夏后氏”的名称看。“夏后氏”并非夏族部落的名称，而是以今日嵩山为其活动范围的一个原始血缘部落——“崇”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2、从“夏礼”的内容看。中国原始文化的价值体系核心是以血缘伦理为基础的“德”，从由“德”而“礼”的文化价值取向的转换过程，至少可以看到夏文化已完成了由原始的血缘文化向文明时代的地缘文化过渡这样一个事实。3、从夏代的物质文化看。“城市革命”应始于夏后启的先人鲧和禹的那个时代，夏文化的过渡性特质在登封王城岗及其之后的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中表现得非常鲜明，夏文化中的新旧两种文化既并存又互相冲突和斗争，最终结果，使我们民族终于突破了原始文化的狭小天地，成为古代世界能够最先找到自己文化新的上升起点的少数几个民族之一。
东南地区：夏文化的萌生与崛起——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主要文化圈的比较研究探寻夏文化
陈剩勇
第1——22页
本文认为夏文化大抵有以下几项基本内涵，即作为礼器的鼎、玉器（包括圭、钺、璜）、社祀祭坛、夏历夏时、埋葬习俗，以及稻作文化、养蚕织丝、舟楫习水和华彩飞扬的衣冠文化等，然后，以此为标准，来探寻夏文化的真相。作者以大量的考古发现为依据，结合文献记载，认为夏王朝的玉礼器（璜、钺、圭）起源于东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夏王朝的鼎及其上面的饕餮纹应与东南地区的鼎及良渚玉器上的兽面纹有渊源关系。夏后氏的社祀与良渚文化的瑶山祭坛有很多相似之处，前者应是从后者发展而来。安徽含山凌家滩出土的一件精致的玉龟和一块玉板历法图就是夏历及神龟负书传说的反映。良渚文化的黑陶多是黑衣陶，这与《韩非子》所谓“禹作为祭器，墨漆其外而朱画其内”的记载也相符合。东南地区的史前文化出土过水稻、舟楫和蚕丝遗迹，夏、商文化皆受其深远影响。另外，夏王朝一系列涉及政治、宗教、军事、外交的国家大事，几乎都集中在东南地区举行。因此，东南地区是夏文化的发祥地，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崛起于东南。
夏代考古及其国家发展的探索
杜正胜
第43——56页
本文运用了大量文献和考古资料来论证夏代国家的形成及发展。首先论证了二里头第三期宫殿基址应是夏桀的都城斟鄩，二里头第三期文化发现代表王权的大型宫殿建筑、代表祭祀和战争的青铜容器和兵器、具有财富和权力意义的玉器及可能传达国家机构信息的夔龙纹陶片，因此，二里头第三期文化是夏代的鼎盛时期，已经形成了国家。而到二里头四期，灰坑和墓葬充斥了三期的大型宫殿基址，应是商文化。然后，作者追溯了夏代国家的形成过程，认为夏代国家应渊源于龙山文化。如王城岗、平粮台等古城址和陶寺大墓等都可能是夏代国家的源头。作者还认为诸如辽宁喀左县东山嘴和凌源、建平两县间的牛河梁遗址、长江下游的反山、瑶山墓地也应作为探索早期国家起源的重要线索。另外，作者在文章的首尾都提出了"夏代考古"的概念。
探索夏文化三十年
赵芝荃
科学出版社
1993年
本文回顾了30年来有关夏文化的探索。认为河南龙山文化大致分为早、中、晚三期，后者是探索夏文化的一个目标。河南龙山文化中期的一项重要发现是陶寺遗址，所发现的墓葬分大、中、小三种形制。小型墓无任何随葬器物，与满室礼乐器的大型墓葬形成强烈对比，这表明当时私有制已经确立，等级差别极度悬殊，阶级对立业已形成。陶寺遗址属于河南龙山文化中、晚期，地处“大夏”或“夏墟”的中心区域，不能排除其与夏有密切关系。河南龙山文化晚期近年最重要的发现是煤山遗址的坩埚碎块、登封王城岗的铜容器残片、淮阳平粮台的铜块、陶寺的铜铃形器等，经测定有的是红铜，有的是青铜。这表明我国古代社会至少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青铜时代。据以上分析，作者认为夏王朝的建国年代当在河南龙山文化的中期之末，河南龙山晚期文化是夏王朝建国之初的考古学文化。近年，在密县发现一批早于二里头早期的新砦期文化遗存，既包含二里头文化的因素，也包含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呈现出二者间的过渡形态，基本补齐了二者之间的缺环。事实表明，二里头文化是夏朝中兴之后所产生的考古学文化，而不是纵贯整个夏朝的文化。二里头遗址中部的庞大宫殿建筑群，显然是奴隶制社会的产物，巍峨壮观的宫殿建筑建筑，可视为王权的一种象征。文献记载表明，伊、，洛相交汇的洛阳平原是夏人的重要活动地域，特别是发展到晚期更集中于洛阳平原的东部，与二里头遗址的地望恰好相合。二里头遗址应是夏王朝中、晚期的都邑故址，而夏王朝灭国的时间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二里头四期文化是商代纪年内的夏文化，与其他类型文化交流融合之后，发展成为二里冈文化。
论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兼论夏代国家的形成
方酉生
第60——67页
本文作者从六个方面对二里头遗址的文化性质进行论述。一是二里头遗址所在的洛阳平原是历代帝王的建都之地；二是从文献记载看，豫西伊、洛河流域的洛阳平原是夏代的中心统治区；三是根据遗址的地层叠压关系，二里头遗址文化内涵所处的时代和文献记载中夏代的纪年相符；四是作者根据遗址中文化层叠压关系和出土物的特点，将二里头遗址分为四期，并从遗迹、遗物两方面对各期的文化遗存进行描述；五是作者对二里头遗址四期遗存的文化性质进行分析后，认为二里头遗址第一至三期为夏文化，四期为商文化；六是作者通过对宫殿建筑基址、墓葬以及遗物等物质文化的分析后认为，二里头遗址一至三期的文化遗存的特征都是属于阶级社会的，是一幅奴隶制国家的情景。作者最后认为，二里头遗址夏代时已经建立起奴隶制国家，遗址内发现的宫殿建筑基址是奴隶制国家王权的象征。二里头遗址是夏代晚期的一处都邑，有可能为桀都斟鄩。夏代早期的都城阳城，可能在登封王城岗遗址。
夏后氏居于古河济之间考
沈长云
第113——122页
古本《竹书纪年》中记载：“后相元年，征淮夷、（田、犬）夷；二年，征风夷及黄夷；七年，于夷来宾。少康即位，方夷来宾。柏（伯）(木、予)征于东海及三寿，得一狐九尾。后芬三年，九夷来御……”作者根据这些记载，认为与夏后氏交往的具有戎、夷名号的氏族，几乎只有东夷。因此，夏的都邑确实“率在东土”，并且在古河济之间。《国策》、《逸周书》和《国语》中记载的“有夏之居”指的并非夏代前期和夏代中期夏人的居处，而是指夏末桀居住的地方。大约自夏末孔甲开始，夏人因某种原因曾一度迁徙至伊洛平原。不过后来到后桀末年，他们又重回了东方老家。作者认为与夏密切相关的“崇山”并非是嵩山，而“阳城”也并非在嵩山脚下的颍川，而应是在豫鲁交界处的古河济之间。平时大家所说的“夏墟”并非是夏后氏活动的故墟，而是陶唐氏的故地。因为陶唐氏长期居于大夏之地，陶唐氏的废墟就称为“夏墟”。作者还认为，夏后氏是源于颛顼氏族。颛顼的墟号为帝丘，在现在的濮阳，这个地方正好在鲧禹及夏后氏各王居住地区的中心。作者认为，从考古学上说，二里头文化虽然在年代上是处于河南龙山文化和商代二里冈文化之间的一种独具特色的文化遗存，但它的活动年代和分布地域与夏王朝夏族是不一致的。根据作者的分析，探讨夏文化的重点不应当放在豫西或晋南地区，而应放在以河南濮阳为中心的古河济地区，这一地区没有发现丰富的文化遗存是由于这一代的洪水造成遗存大都埋在地下的深处，而没有遭洪水侵袭的堌堆和个别古城址，则可以提供有关的古文化信息。
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大国
李绍连
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5年8月
第40——57页
本文针对夏代国家是怎样形成的以及国家政权的形式等问题，指出：从古籍看，夏代已是成熟的国家。夏代的统治机构，除至高无上的国王外，还有主管政治、经济、法制、军事、民政、宗教诸方面的百官及相应的机构，特别是有组织的社会经济活动与刑狱、军队之类的社会公共活动和镇压职能，表明夏作为国家的存在是无可置疑的。一个氏族部落社会不可能具备这些特征。认为不仅夏代自禹始已建立国家，而且早在夏以前就已出现了国家。除了作为“文明三要素”的金属器、城市和文字外，个体家庭（父系）、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则是导致原始氏族制度彻底瓦解以及国家政权在它的废墟中建立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从文献资料来看，除了城一项出现于龙山文化晚期外，文明所必须具备的要素和条件，大抵在仰韶文化中晚期和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出现，而在龙山文化时期完全具备。由于城市不一定是文明产生的先决条件（如中美洲的玛雅文明和古埃及前期文明都未出现城市），并考虑到考古资料中墓葬的葬式葬俗（包括随葬品）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比较缓慢，因此，原始氏族制度彻底瓦解和在这个氏族废墟上建立奴隶制形态的国家政权的时机可能在仰韶文化晚期至河南龙山文化早期之间成熟，也就是在碳十四测定的文化年代约距今4700——6000年之间，很可能在距今5000年前后，也就是在夏王朝成立之前一千年。最后作者还谈及“禅让”与“父传子”的问题，认为在当时的社会性质下，名为“禅让”，实为“逼让”或“篡夺”。在国家产生之后，“禹传子”这件事的重大意义在于它开创了王权世袭和帝王家天下的先河，从此，中国历代王权大都是世袭的。
夏王朝中心在伊洛和汾浍河流域考析
方酉生
第104——110页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他的这句话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新中国的考古工作者依据文献记载与实物资料相结合的方法，积极开展田野工作。到目前为止，已经找到了“禹都阳城”的阳城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桀都斟”的斟→二里头遗址；“汤都之西亳”→偃师商城遗址；“仲丁迁傲”的傲都→郑州商城。还有安阳殷墟、洛阳成周、襄汾陶寺等，充分证实了司马迁的说法是有根据的。作者随后引用了《国语》、《史记·夏本纪》、《路史》、《竹书纪年》、《左传》等文献并结合登封王城岗、偃师二里头、襄汾陶寺、东下冯等地的发掘资料，证实了夏王朝中心在伊洛、汾浍河流域的说法，驳斥了“夏后氏居于河济之间”的说法。
试论豫西地区龙山文化中晚期与夏代文化早期的关系
安金槐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3——10页
作者指出，豫西的龙山文化由当地的仰韶文化发展而来，继而又发展成为当地的二里头文化早、晚期。并且认为豫西龙山文化的中晚期就应是早期夏文化。作者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1、豫西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遗址的分布地域和夏代文化早期的分布范围一致，在文献上亦可找到佐证。2、豫西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所处的历史时代与夏代文化早期基本一致，碳十四年代在夏代纪年之内。3、豫西地区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的农业生产有了较大的发展，生产工具先进，为夏代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4、反映夏代奴隶主阶级残酷迫害奴隶阶级的实物资料在豫西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遗址中多有发现，如煤山类型灰坑中随意丢弃的人骨，王城岗类型奠基坑中的奴隶骨架和肢解人骨等。5、豫西文化类型中晚期所处的时代属于青铜时代早期，在临汝煤山类型遗址中发现有与铸铜有关的坩锅残片，登封王城岗的一个灰坑内出一件青铜容器残片。6、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中晚期城址很有可能就是夏代早期的都城“阳城”遗址。其文化遗物、碳十四年代、文献所记地望都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7、豫西龙山文化类型中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在文化面貌上有紧密的先后承袭关系。总之考古发掘、文献记载及对豫西龙山文化类型的具体分析，都说明它就是夏代文化的早期遗存。
关于夏文化的几个问题
杨育彬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11——15页
作者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重要里程碑：夏王朝是我国原始社会解体后最早出现的奴隶制国家。从殷墟甲骨文证实了《史记·殷本记》的可靠性来看，《史记·夏本记》是有所依据的历史记载。作者认为城、青铜器和文字的出现是文明起源的三个重要标志。在龙山文化晚期，作为维护统治阶级权利的政治、军事中心的城的大量涌现，年代距今约4000年，在夏代纪年之内，与《吕氏春秋》所记：“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记载相符。在龙山文化晚期，社会生产力飞速发展，产品丰富，出现小件青铜器，标志着青铜时代的到来。而此时出现的早期文字符号更表明文明时代的到来。中原地区位居中心，古文化发展水平历来较高。在龙山文化晚期，中原地区的生产发展水平全面超过了周边地区，并建立了夏王朝。二、夏文化的分期：作者认为，目前学术界对二里头一、二期文化时夏文化已达成共识。但二里头一、二期文化对延续五、六百年的夏代来说并不是早的夏文化。从分布地域，层位关系，文化遗物，碳十四年代，城址等资料分析，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已进入文明社会，属于夏文化早期当无问题。从考古发掘资料分析，二里头一、二期文化与三、四期文化有明显的差异。前者承袭龙山文化晚期发展而来，后者更多的与郑州二里冈商文化相同。二者的差异反映了某种社会变革。二里头一、二期应属夏文化晚期而三、四期文化属于汤灭夏以后的商代早期文化，后发展为郑州二里冈商代中期文化。
三论夏文化问题：夏文化探索与中原龙山文化
黄石林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16——26页
作者认为夏文化的探索当从文化系统与内涵、地域、时间、社会发展阶段这四个方面来进行。首先来看文化系统与内涵。作者认为夏文化属中原系统：仰韶——庙底沟二期——中原龙山——二里头——二里冈。中原龙山文化分为陶寺、王湾、三里桥、客省庄、后岗、王油坊六个类型。它们各有特色，但共性大于差异，显示了中原龙山文化融合统一的趋势。从年代上看，中原龙山文化的六个类型所测得的一批碳十四数据都在夏纪年之内（24——18世纪BC）。从地域上看，夏人活动的范围西起关中，东至冀鲁豫交界，南接湖北，北抵拒马河。中原龙山文化各类型的分布大体如此。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在中原的晋南、豫西、关中三平原，我们可以从文献上找到很多证据。中原龙山文化的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的发展，出现了铜器、文字，兴建了众多的城堡，社会分工多样化、专业化，贫富分化、阶级差别和压迫现象已产生，这些都是文明时代已经到来的标志。总之，中原龙山文化在上述四个方面均于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夏王朝的情况基本相符，因此，它是探索夏文化的主要对象，它应是夏代的早中期文化。
再论关于探索夏文化的若干问题
李先登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27——34页
本文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论述：一、肯定夏代历史为信史，是探索夏文化的前提。《尚书》、《史记》等文献中有关夏代的记述虽然不是当时成书的，但所记的夏代的基本史实应当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史记·殷本记》已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所以《夏本记》也绝非空穴来风。考古发现已为此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二、探索夏文化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核心。中国是从距今四千多年的夏代开始进入文明时期的，如果探索夏文化的任务不能完成，那么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亦无法得到解决。对夏文化的探索我们应充分地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对考古资料予以历史学的解释。三、进入文明是古代社会历史发展的质变，是生产力飞跃发展的产物。首先是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进步，剩余产品增加，为手工业的发展、阶级剥削与压迫的出现奠定了基础；其次，夏代青铜铸造业的出现，表明人们已经掌握了青铜的铸造技术，进入了青铜时代，青铜礼器应是判断是否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国家诞生的集中表现就是文字的出现。四、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明出现的契机、夏王朝诞生的契机是“大禹治水”。由于团结治水加强了各族人们之间的联系，并且对居于各族之上的集中统一的公共权力有了客观的需求，而这正是王朝出现的催化剂。五、对夏文化的探索我们应当扩大研究领域，进行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应与历史学界合作进行探索夏文化的研究，这是深入乃至解决探索夏文化任务的正确途径。
夏文化探索中若干问题的思考
孙 华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关于夏文化的探讨，首当其冲的是其概念问题。夏文化作为一种考古学文化，它至少应具有时间、地域和遗存特色三方面的要素，需要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义。夏鼐先生的定义是“夏文化应指夏王朝时期夏民族的文化”。邹衡先生的定义是“夏文化是在夏王朝统治时期，夏王朝所处地域内的有一组文献记载的夏人礼器的青铜文化，在这种文化中应有宗庙、青铜礼器等反映夏王朝国家形态的遗存存在”。按上述定义，夏文化的起止时间就是夏王朝的兴亡时间。而作者认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的时间界限不会同一个王朝存在的年代完全相等，用夏王朝的存在年代来界定夏文化的时间范围是不妥当的。作者认为，探索夏文化应首先探索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要确定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应具备三个条件：①夏王朝存在的年代范围基本确定；②夏王朝地域范围内及相关周边地区考古学文化和绝对年代框架的确立；③有若干能与文献记载的夏人礼制、习俗和技艺水平相吻合的遗存发现。目前，前二者已基本具备，第三条欠缺较多。夏文化问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目前的研究状况与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尚存在较大的距离。希望每一个研究者在考古新资料不断发现的今天，对自己以往的观点、方法进行冷静地反思，促进夏文化问题研究的不断深入。
夏代的中原
董 琦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46——53页
夏代的中原地区分布着三个相当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二里头文化、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安丘类型。二里头文化以嵩山南北的伊洛──临汝地区为其分布中心，大致可分为二里头类型、东下冯类型、南沙村类型和下王岗类型。下七垣文化以漳河流域为其中心，大致分为漳河型、辉卫型和保北型。岳石文化安丘类型分布在鲁西南、豫东东部、淮北北部地区。从考古资料分析，岳石文化遗存与二里头文化遗存的交错地带大致在杞县、太康、淮阳一线，相互影响较大。下七垣文化中期时，漳河型南下并在豫东中部出现，对当地的岳石、二里头文化产生较大影响。豫东中部可以说是夏代中原文化区三大考古学文化的交汇处。夏代中原区各考古学文化的起始年代不同。二里头文化稍早并率先进入青铜时代。下七垣先商文化的截止年代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同。岳石文化安丘类型则要晚一个阶段。前者或许反映了夏商王朝的更替情况。作者将二里头类型分为三期五组，并对其它文化或类型的年代、分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属于二里头文化中心的二里头类型从早到晚对本文化的其它三个类型的影响不断加强。该类型较早时候向西、南发展，稍后向东、向北发展，反映了二里头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移动轨迹。居于下七垣文化中心的漳河类型从早到晚亦对本文化的另二个类型的影响不断加强，该类型南下豫东，而后西向郑州，反映了下七垣文化挺进豫中的历史进程。岳石文化安丘类型则是东方文化西向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个地方类型。作者最后对中原夏代诸文化进行了简要地分析，认为以二里头文化为主导的中心文化从分布到影响力都是下七垣文化和岳石文化安丘类型所无法比拟的。在夏代，与二里头文化这种中心地位相吻合的只能是以夏王朝为代表的夏文化。
夏都与夏文化
张立东
中华书局Y：1996年9月
第113——118页
作者认为，在夏文化的研究中，夏都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应成为探索夏文化的一个突破口。作者在本文中对河南境内的夏都做了考证。一、阳城：从文献上看，阳城的地望有四，开封、山西阳城县、翼城县西和登封王城岗。以上四说当以登封阳城最为可靠。二、夏：郑杰祥考证夏在今河南禹州市，其说论据坚实，可以信从。三、斟：二里头遗址延续时间长，文化内涵丰富并有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最有可能是太康、桀所都的斟。山东的斟寻在夷人地区，不可能是夏都。四、原：一般认为帝宁所居之原就是济源市西北的原城，此处遗址以河南龙山文化为主，二里头遗存较少。五、老丘：亦为帝宁所居，在今开封市东。六、西河：古代文献中的西河有两处，都曾被指认为夏胤甲的居地。丁山考证胤甲所居之西河在陕西。范文澜则指出洛阳至华阴通称西河。作者认为山西、陕西都不是夏文化的直接统治区，因而不可能是胤甲之都。古代文献所记的上述五都，唯斟可以确定为二里头遗址，其余四都尚在探索之中。
从古代文献上证明夏代的存在
赵光贤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122——123页
我国古代史以夏商周为三代，《史记》有三代本纪。近年来有人否认夏代的存在，主要理由是没有从地下发掘出准确无误的夏代遗存和遗物。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现在没有不能说将来不会发现，或许已经发现尚未认出而已。作者从《尚书·周书》中列举了19条文献纪录。从这些文献中可以看出殷代之前确有一个夏代，夏代是一个号称夏族的人们建立的。作者还从其它文献列举了20条有关夏代的记录。认为上面所举之例虽不过一隅，已足够证明夏代之存在乃历史事实，不容否定。《史记·夏本纪》是完全正确的。
试论夏代社会结构的若干问题
晁福林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136——142页
从夏代开始，我国上古社会进入了文明时代，其社会结构中既有传统的遗存，又有许多新的因素。氏族和部落联盟在夏代社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氏族是其基础的社会组织形式。与原始社会不同的是，夏代的氏族中已经出现了封建制度，作为方国、部落存在的大量氏族与夏王朝之间存在着封建关系，《史记·夏本纪》中有明确的记载。经过封建的氏族是夏王朝统治的基础。夏代存在着以夏王朝为核心的方国部落联盟，这个联盟亦是由夏行封建而形成的，受封者与夏王朝保持一定的联系，也受到夏王朝的保护，并向夏王朝纳贡。如果说氏族和部落属于夏代社会结构中的传统因素遗存的话，那么国家的萌芽则是当时社会结构中新的因素。夏代是由国家萌芽向国家的完备形态发展过渡的时期。夏代有了刑法、官僚机构、赋役征发等具有国家性质的新的因素。需要注意的是夏代的国家还只处于初期阶段，其组织形态、典章制度还很不完善。作为夏王朝统治基础的主要还是散布于广大中原地区的为数众多的方国部落，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在社会上还有巨大的影响。
试析华夏文明的起源及形成
杨肇清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221——230页
本文仅对我国相关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入手，追溯华夏文明的起源及形成。据考古资料，华夏文明源于新石器时代中期晚段，形成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公布在黄河中下游区，包括泾胃、郑洛和豫北冀南几个部分；黄河上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珠江下游地区；长城以北，内蒙以东地区。上述地区都有发达的新石器文化，自成序列，有一定的渊源，几乎是平行发展的。相邻地区的文化相互交流、促进。作者对东方大汶口文化，中原仰韶文化的考古资料，重点是墓葬资料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距今5000年前后，中国出现了由野蛮阶段向文明社会过渡的种种迹象。特别是中原地区的私有制已臻形成，阶级压迫已经出现。私有制的产生直接摧毁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从而成为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社会已经萌芽。龙山时代的文化继承了前者的因素并有新的发展，是华夏产生、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青铜冶铸发明、文字产生、古城址大量出现，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阶级对立已经出现。龙山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其前期是文明社会产生、形成期，后期是文明社会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中原地区地位居中，便于吸收周边文化的有益成份，导致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速度高于周围其它文化走在前列，建立了统一的夏王朝，使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夏代是中华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吴汝祚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215——220页
中华文明的产生，传统的观点认为在夏代。随着考古资料的大量积累，有学者认为应该上推至距今5000年左右。作者认为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社会财富的积累，太湖地区从马家浜、松泽至良渚文化时，出现了巨型礼制建筑、成组的玉器、文字等，已进入到文明时代。长江中游的屈家岭文化晚期，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晚期，辽西地区的红山文化时期也都进入了文明时代。中华大地的诸考古文化在依自身道路发展的同时，吸收其它考古学文化的因素，逐渐进入到文明时代，因此，中华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是小国林立的局面。夏在中华文明产生时是诸小国中的一个，但它地处中原腹地，地理环境优越，在发展过程中兼收并蓄，使其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居于领先地位。经尧舜至禹，使小国林立的格局逐渐走向统一，建立了夏王朝。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夏在国家组织方面比早期国家时期要严密的多，有都城、有刑法、有官僚机构，这些都具备了国家的主要功能。区的私有制已臻形成，阶级压迫已经出现。私有制的产生直接摧毁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氏族社会，从而成为文明社会的经济基础。它的出现标志着文明社会已经萌芽。龙山时代的文化继承了前者的因素并有新的发展，是华夏产生、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青铜冶铸发明、文字产生、古城址大量出现，阶级分化进一步加剧，阶级对立已经出现。龙山时代是中国古代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其前期是文明社会产生、形成期，后期是文明社会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中原地区地位居中，便于吸收周边文化的有益成份，导致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速度高于周围其它文化走在前列，建立了统一的夏王朝，使中国文明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从考古发现看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
杨国勇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马克思、恩格斯对国家或文明的论述及进入文明应具备的条件大致如下：一、首先要有社会分工。二、城乡对立。三、君主或君主制。四、商品生产，商人及附属物和衍生物。五、按地域划分它的国民。恩格斯说，这些就是文明时代的基础。他还列举了文明社会前夕（野蛮时代）已经产生的事物：铁器、文字、车辆、造船等。他的观点为后世的学者尤其是欧洲学者所遵信，在论证某一地区是否进入文明社会时，除了以铜器的出现代替铁器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在秘鲁印第安人的社会性质中不把文字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必备条件外，对其它地区都以这几个方面是否出现，何时出现来作为是否进入或何时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杨国勇列举了苏美尔乌鲁克城、埃及涅伽达文化Ⅱ期、南亚次大陆、美州等几个实例。认为达到文明的通例是城市、文字、金属器、按地域划分的国民、公共权力的设立，社会分工、私有制和阶级的出现。而缺少这些条件中的某一项则是特例，如与旧大陆隔绝的美州。对中国文明而言，作者认为这些基本的条件不可缺少，否则就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文明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即恩格斯所说的“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这些文明因素都是在文明社会出现前逐渐出现的。只有这些因素全都或基本具备了，才可以说进入了文明社会。我们不能说某一地区某一因素特别突出，就认为它已进入了文明社会，这样是不科学的。引用上述条件来衡量迄今为止我国各地考古文化的内容和水平，无论哪个都不足以判定它已进入文明时代。搞清楚华夏文明由起源到形成的问题，目前的考古资料还很不够，但希望很大，尤其是黄河中游的中原地区。
夏代及其文化
方孝廉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266——273页
作者分五个方面对夏代及其文化进行了论述。一、夏都阳城：阳城是夏代的都城，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从文献及考古资料分析，登封王城岗城址应该就是禹都阳城。二、夏都斟：1959年发现的二里头遗址规模宏大，宫殿基址、铸铜遗迹、陶器、玉器、青铜器等内容丰富。结合相关文献、地望，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斟是不容质疑的。三、夏代纪年的推算：有关夏代的纪年，史书记载出入较大，结合考古实测的碳十四年代，夏纪年为500年左右是可靠的。四、夏代与煤山·二里头文化：夏代是指活动在嵩山、洛阳一带的以夏族为核心建立的夏王朝，文献中有关的记载很多，并且其中的许多内容已得到了考古资料的证实，河南龙山文化的晚期煤山类型已进入夏代是没有问题的。五、煤山·二里头文化：作者认为它是夏王朝的主要文化遗存，这种文化从河南龙山文化发展而来，带有不少河南龙山文化的因素，具有较多的过渡性质，夯筑技术广泛应用，能修建巨大的宫殿、城堡，青铜礼器，饰物等丰富多彩。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从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个转变也是由量变最后达到质变。煤山·二里头文化前后两段在物质文化上的差异，正是这种变化的反映。另外，来自山东、豫北、豫东地区的古文化亦对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论夏文化的起、止年代问题
赵芝荃
中华书局 1996年9月
第277——283页
关于夏文化的起始年代，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起源于河南龙山文化中期或晚期；二是起始于二里头文化Ⅰ期。作者主张起始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理由如下。一、此时已出现了青铜冶铸，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生产力的一次飞跃。二、社会在生产力大发展的前提下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三、目前我国发现的早期城址多处于龙山时代。四、存在着葬者贫富极为悬殊的大型墓地如陶寺等。五、河南龙山文化大致可分为三期，早期为形成阶段，中期文化丰富多彩，晚期则出现了二里头文化因素。六、我国文字的产生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到龙山时期已接近甲骨文。七、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碳十四年代为2200——2000BC，已进入夏代纪年。关于夏文化的终止年代有四说，作者主张终止于二里头文化三期之末，理由有四。一、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分布的中心区，其二号宫殿在二里头文化三期建筑与使用，其毁弃可能与夏王朝的终结有关。二、二里头Ⅰ——Ⅳ期文化一脉相承，三期为繁盛期，四期衰退并出现新的商文化因素。三、碳十四年代显示，二里头Ⅰ——Ⅲ期在1900——1600BC，在夏纪年内。而第四期的1500BC则已进入商纪年。四、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应早于二里岗下层，在二里头四期，为汤灭夏后所建之都，这从另一方面证实了夏的灭亡时日。
禹都阳城即濮阳说
沈长云
第11——18页
本文结合古代文献材料和考古发掘材料来论证禹都阳城就是古代的濮阳。本文作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由古代洪水论及禹都阳城的所在。我国古代以阳城命名的地方很多，要在如此多的阳城里面判定哪一是禹所都阳城，自然要考虑到它们与夏后氏，特别是与禹的活动相关或具有某种特殊联系。在这方面，作者认为，鲧、禹对于洪水的治理无疑是一项重要的考察内容。据研究分析，在古代以阳城命名的许多地方中，古代洪水最易发生的地区只有一个，那就是古河济之间的兖州。这一地区也正是古都濮阳地区。因此，濮阳为禹都阳城的可能性大一些。第二、阳城的得名及其与崇山的关系。古濮阳称作阳城，史有明证。濮阳之称，乃因其地处濮水之阳，故濮阳又称作阳城。文献载，夏后氏族兴起于崇山。据郦道元《水经注》明确指出崇山的地理位置在豫鲁之交的古河济地区。崇山的地理位置既明，禹都阳城的位置亦好定了。这个阳城就是古河济之间的中心，并与崇山相去不远的古都濮阳。崇山所在的今山东省鄄城县东距古濮阳不过50公里左右。它们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即都处在豫鲁冀交界的华北大平原的中部，并皆座落在自西向东流过的古濮水之阳。这样，作为禹都的阳城就与夏后氏兴起的发祥地崇山有机的结合起来了。第三、由颛顼之虚到禹之所都。濮阳又名帝丘，这个“帝”指的是帝颛顼，传说颛顼曾居于此地，因而人们又把它称作颛顼之虚。颛顼之虚，又为禹之所都，乃缘于夏后氏是颛顼的后人。第四、对于阳城建造的推测。禹都阳城既然是一座城，这就牵涉到它是何时建造和由谁建造的问题。从古代传说和现今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可以认为它的建造就在禹以前不久的龙山时代的晚期，而它的建造师则当是禹的父亲鲧。
试论夏史研究的考古学基础
王仲孚
台北历史语言研究所
1997年9月Z：本文是依据古文献记载和考古学材料来阐述到目前为止夏史研究仍没有考古学基础的观点。本文作者认为文献记载的夏史，希望得到地下史料的印证，是本世纪以来学术界一直期待的大事。一九五九年徐旭生豫西（夏墟）考古，揭开夏代考古与夏文化探索的序幕，至今已三十多年，收获颇为丰硕，期间重要的发现如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类型文化、东下冯遗址与东下冯类型文化、陶寺遗址与陶寺类型文化等，皆曾被作为夏文化讨论而文明于世。古史研究如依赖考古学的资料与文献配合可得到坚实的基础，王国维《古史新证》早已言之。殷商甲骨文和殷代遗迹遗物印证了殷史并丰富了殷代史料，是其显例。但是，夏代考古与夏文化探索三十年的成果，究竟何者可作为夏史研究的考古学基础，颇使从事古史工作者感到困惑。因为夏代的文字没有出土，夏都的地点也未能确定，夏代的文物更是无从辨别，以作为夏文化探索对象的二里头、东下冯、陶寺，其遗址及文化内涵究竟是否属于夏代，非但无直接的证据，只处于推测的阶段。考古界的判断也一直是仁者互见未取得一致的看法――除了确认夏代在历史上是否存在的这一点。因此，作者认为，夏代考古仍然在继续探索的阶段，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材料可以作为夏史研究的基础。最后，作者提到本文的看法，并不表示否定文献记载的夏代，更不表示“夏代考古”为印证夏史而从事的考古工作所获致的成果如“二里头类型文化”不是“夏文化”，相反的，我们应更积极地鉴定这些考古的收获，以确定何者属于“夏文化”，打开夏史研究的僵局。
禹居（都）阳城考辨
方酉生
第66——72页
禹居（都）阳城，古无异说。但禹居阳城的地望却众说纷纭。本文认为禹居阳城是在河南登封告成镇，即颖川阳城，并就此加以论述。登封告成阳城说出现的文献记载最早，并且已在考古上得到物证。遗址中已发现夯土建筑基址、奠基坑和宫殿城墙等；它与嵩山（崇山）相距也很近，只有20余公里，符合“昔夏之兴也，融于崇山”的含义；此阳城与禹治理洪水的淮河有颖水相通，并非两者毫无关系，此阳城既位于颖水之旁，又可免除洪水之患，最适合作为禹为居地，而且它的位置，居古代天下之中，与有夏一代的其它史实也都相符。因此，禹居（都）的阳城，即颖川之阳城。
从夏文化的礼器探讨夏族的起源
吕琪昌
第24——35页
本文就夏文化的重要礼器——觚、爵、盉探讨夏族的起源。夏文化的“封口盉”源于“鬶”，而陶鬶又是属于东夷系统的大汶口文化及海岱龙山文化的具有图腾意义的典型器物。觚、爵也与海岱东夷文化密切相关。从爵、盉、觚与大汶口文化晚期陶鬶及陶觚的关系来看，夏族是大汶口文化晚期西迁的一支东夷部落，他们带来了大汶口文化具有图腾意义或代表性的鬶和觚。鬶在中原地区持续演变，形成爵、盉及不同于海岱地区形式的陶鬶；觚也在中原地区流传下来，纵然它在海岱原生地已经消失。二里头文化来自“王城岗类型”龙山文化，“王城岗类型”龙山文化又源于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颖水类型”的来源则是海岱地区的大汶口文化。所以夏族是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时由海岱地区进入中原的史前东夷族的一支。约在中原龙山文化中晚期，夏族的发展达到极点，建立了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世袭王朝。他们最初作为统治机构的中心地区，应该是在今天的登封、禹县一带，即传说中的“阳城”、“阳翟”之地。晚期，他们的都城迁移到偃师二里头，即文献记载的“桀都斟 ”，而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际，东夷族的另外一支—商族，从豫东商丘一带进逼中原，灭夏桀，在偃师尸乡沟建立起商朝。
追寻早期夏文化的踪迹
方燕明
第36——41页
本文认为，根据文献记载，河南嵩山南北地区是夏人立国前后的主要活动地域，传说中的禹居阳城、启都阳翟、太康都斟 就在嵩山南北的登封、禹州、巩义境内。本文通过对嵩山南北地区河南龙山文化登封王城岗、禹州瓦店等重要遗址的分析，探寻早期夏文化。禹居阳城的位置应该在今登封告成镇附近，这里有颖水，隔颖水又与箕山相望。这里不仅发现了东周时期的阳城遗址，同时在阳城遗址附近还发现河南龙山晚期的王城岗古城址，而且王城岗古城址的年代正当夏初。所以，王城岗古城址很可能是夏王朝之初的禹居阳城的遗迹。瓦店与禹、启都阳翟，文献上也有一些记载。阳翟的地望在今禹州市。瓦店遗址在禹州火龙，所发现的夯土建筑遗迹、奠基和祭祀遗迹，以及伴出的成组陶酒器、玉器和大卜骨等遗物，说明该遗址是一处高等级的重要遗址，其位置又与文献上的“钧台”在阳翟西的记载相符，主要遗存的年代也在夏初，即公元前2200——2100年间，所以瓦店遗址有可能就是禹、启所都阳翟钧台的遗迹。如果早期夏文化中的禹居阳城、启都阳翟等重要遗址能被确认，即可从这些与早期夏文化有密切关系的都城遗址入手，将夏文化发展演变的进程，如中心区域（都城）的迁移、分布范围的扩大或缩小，与文献中夏王朝势力的变迁、消长结合起来，尽可能准确地推定出夏文化的上限，并最终得出夏王朝的起始年代。所以说登封王城岗和禹州瓦店遗址的研究，在早期夏文化研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重要的价值。
〈归藏〉与夏启的传说——兼论台与祭坛的关系及钧台的地望
王明钦
第212——226页
王家台秦简《归藏》的出土，证实《归藏》并非伪妄之书，而是一部成书较早的文献。在传本《归藏》佚文中有几条记载，对了解夏启的身份有相当大的帮助。本文以《归藏》中的几条有关记载，结合其它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夏启其人其事略作分析。夏启为夏代的开国之君。从夏启的时代起，中国的历史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即从神话时代过渡到了有史时期，从以征服自然及为谋求生存而为争夺地盘为主题的原始社会晚期，转而跨入了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互相争斗不休的奴隶社会时期。祭坛为祭祀专用，而台则兼有祭祀、宴飨两种功能。祭坛皆建于台上，而并非所有的台上都筑坛，古人二者互用的情况限于台上有坛者。“钧台之享”是夏启的传说中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古籍所称“ 台”是指在台上以精选的美石进行装饰。“钧台之享”是指夏后启率群臣登上钧台，到以“ ”制作的祭坛前祭祀兼有祖先及社神、山川神主之职的上帝禹。钧台为开国之君夏启所建，夏台则为亡国之君夏桀所筑。夏台据前人考证在河南禹县。钧台应在西周末春秋初称为“大陵”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旧在夏王朝的统治范围之内；钧台应位于晋的始封地太原晋阳附近，西周至春秋为晋的领地；钧台的南面，有一条河流经过；钧台作为享神的场所，应处于地势较高的地方，如火山余脉或小丘，背山面水，视野开阔。据此，推断夏启用来享神的钧台，应在今文水县城东北20公里左右的古大陵城附近。
关于夏文化发祥地的思考
姬乃军
第44——47、35页
关于夏文化发祥地的认识目前由三种：一是以翦伯赞为代表，认为从河南嵩山到伊水、洛水流域，以及山西南部都是夏文化的发祥地；二是陈剩勇等认为东南地区是夏文化的发祥地；三是郭沫若认为在河套一带地方，夏后氏从这里沿黄河南下到达河南西部。本文认为“东南地区是夏文化发祥地”之说是缺乏文献依据的，也不能令人信服；对于中原地区是夏文化发祥地之说，本文认为由于文献没有关于夏部落发祥地地望的记载，且人们对于“崇山”与“阳城”的不同理解使夏文化发祥地中原说亦难令人信服。本文认为夏后氏兴起于河套地区一说有一定道理。在古文献中，由于禹是颛顼的后代，而颛顼主司北方，且崇山即狄山，当在西北地区，故夏文化发祥于西北地区。“夏”作为部落或氏族名， “大夏”、“夏晦”位于西北地区，夏后氏以地得名，建立王朝后又以“夏”为朝代名。延安地区的4处遗址标本中发现夏文化陶器，对探讨夏文化的发祥地，或至少是夏文化的分布范围提供了重要线索。在陕北地区还发现大量龙山文化晚期的玉器，显示当时制玉业的繁荣，表明当时曾有一个重要的氏族或部落在此萌生和崛起。由此本文认为，西北地区是夏文化的发祥地，特别是陕北黄土高原地区。
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与李伯谦先生商榷
邹 衡
第50——55页
本文是关于夏文化的上限问题的讨论，提出了与李伯谦不同的意见。李伯谦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后羿代夏”之后的夏文化，夏代初期文化应包括王湾三期，即以临汝煤山二期为代表的有王湾三期文化到二里头文化的过渡类型遗存。他的主要论据是羿故地在山东曲阜，羿的文化是山东龙山文化，夷人入侵华夏后，山东龙山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融合；又据碳十四测年，王湾三期的下限与夏代初期相当。本文经过文献考证，认为后羿故地不一定在山东曲阜，与羿相关的地名多在河南省，不会远至青兖之域。标准的山东龙山文化指山东京沪线以东的龙山文化，京沪线以西的龙山文化深受河北龙山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的影响，二里头文化脱胎于豫西的龙山文化，它们二者之间的差别是由于二里头文化本身的发展，而不是山东龙山文化的融入。二里头文化早期的陶器类型于山东龙山文化无关，而与豫西的龙山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后羿代夏”大体相当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结论得不到考古学的证明。李伯谦把煤山二期与一期截然分开，但两期之间的区别是极其细微的。经比较，煤山二期与二里头文化一期之间的区别很大，几乎找不出完全相同的器形。由此，无论从文献上，还是从考古材料上，都无法证明王湾三期和煤山二期属于夏文化。最后本文认为，夏文化的上限就是二里头文化一期。
聚合夏年
果美侠,李维明
第3版
本文通过对文献中有关夏纪年的数据运用数学概率统计法进行研究，并将结果与夏文化中的碳十四测定数据和夏文化分期相聚合，对夏纪年范围做出判断。本文的研究方法是以武王伐商之年、商积年和夏积年三组数据累加得出夏纪年范围。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概率学统计，夏的起始年约在公元前2059年-公元前2010年即公元前21世纪下半叶，碳十四测定的二里头文化一期的年代时限在公元前20世纪-公元前18世纪。两者的重合点在公元前21世纪末与公元前20世纪初之交。关于夏的下限，对文献的概率统计学结果表明夏的终止年公元前16世纪30-70年代，碳十四测定的二里头文化四期的年代在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15世纪之间，两者在公元前16世纪重合。夏年的跨度根据文献统计分析在530-432年之间，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夏文化考古学编年显示其文化形成与堆积时间在400年左右，碳十四数据表明二里头文化的上下限以400年为最大有效时间范围，综合看来，以400年为夏积年较为适当。由此，夏在中国历史上的上限在公元前21世纪末与公元前20世纪初，下限在公元前17世纪与公元前16世纪之交，夏年分布应在400年的范围较为合适。
关于早期夏文化问题
董 琦
作者首先简要回顾了探索夏文化的历程。认为中原文化区龙山时期的诸考古学文化，还没有过渡到二里头文化的依据。大多数学者认为，用考古类型学理论依据，所谓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文化面貌同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中断现象。然后利用有的学者从国外引进的景观生态学理论，从异质性文化斑块角度来看早期夏文化问题。认为煤山二期文化斑块中的异质性文化因素，并不等同于早期夏文化形成的“异质性文化斑块”，两者之间缺乏必然的因果关系。最后讨论了东夷文化与早期夏文化的关系，认为根据目前的考古资料，尚未找到“后羿代夏”的考古学证据。
关于早期夏文化――从夏商周王朝更迭与考古学文化变迁的关系谈起
李伯谦
第11——14页
作者认为商周王朝的建立是通过大规模的族际战争行为实现的，在考古学文化上产生突变是正常现象，夏王朝的建立是本部落联盟内社会历史自然发展的结果，不可能在考古学文化上出现中断。认为夏王朝的建立必然伴随着一个新的考古学文化诞生的观点，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不能成立的。作者最后建议将王城岗古城的晚期遗存作为最早的夏文化。
从古文献与考古资料看夏文化的起始年代
袁广阔
第35——46页
本文认为，古代文献记载，氏族社会末期，黄河中下游地区曾发生过一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洪水。这场洪水最后由大禹治服，为其子启建立夏王朝奠定了基础。考察这场洪水结束的时间，对确定夏王朝建立的年代有着重要的意义。从黄河中下游地区目前已知的龙山文化遗址分析，龙山文化时期没有发现大的文化断层。到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时期，除豫西嵩山地区地势较高外，豫东、豫南及整个山东半岛地区龙山文化突然中断。与此同时，辉县孟庄龙山城址发现洪水冲毁城墙的现象，鲁西地区成组的龙山城址也随之消失。上述地区也都是文献记载洪水发生与淹没的地区，因此文化出现断层。而豫西嵩山周围地势较高，使那里的人们躲过了洪水，龙山文化在继王城岗四期之后，发展成王城岗五期文化，进而形成新寨期二里头文化。所以夏文化应开始于豫中地区，以登封王城岗五期和禹县瓦店四期为代表的时期。
20世纪夏史与夏文化探索综论
李维明
第36——41页
本文认为，我国历史上有一个夏朝，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家所坚信的。然而在近现代一些国内外学者对于夏的存在却发生了怀疑，这样有关夏代历史的探索就因关系到我们古代文明和国家起源重大问题而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的记载数量少且零碎，并多属后人追记，所以探索夏文化主要依靠考古学来进行。这是继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之后，在古史研究方法论上取得的可喜成就。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是寻找夏文化的重要线索。郑州商城是区分夏年和商年的基石。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使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在学术界取得共识。同时，先商文化也是夏文化探讨中不能忽视的领域。20世纪夏文化的探索在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要想更多的了解夏代的历史这只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从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看中国古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李 民,文 兵
第80——84页
本文认为虽然文献记载中国古代国家出现于夏朝，但文献对夏朝的记载粗陋，而考古学上尚不能确切判断夏代遗存，这就为夏代国家起源研究带来了困难。殷墟文化、郑州商城、二里头遗址的发现与发掘，则为研究商代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资料。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属于早商，文献关于“西亳”的记载说明二里头是早商主要遗址。二里头三、四期文化反映出这一时期的农业、手工业有了一定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较先商王亥时期也有了更大的发展。二里头房基和墓葬间的差别反映了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的出现。二里头宫殿遗址是奴隶制国家的政治、军事中心。商代奴隶制国家建立了军队、法庭、官僚机构，对广大奴隶和平民实行专政。
贡赋制是华夏族从野蛮进入文明的契机（上、下）
黄伟城
第77——83页
本文认为国家政权的建立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的主要标志，夏朝的建立是华夏族从野蛮转入文明的契机。作者指出所谓贡赋制即农业公社成员向统治阶级贡纳田赋的制度，贡赋制为行将产生的国家政府机器提供了现成的经济基础，为国王、王室、王廷百官及各级地方官吏提供了衣、食、住、用和“祀与戎”的各种需要，故可把贡赋制看作华夏族从野蛮进入文明时期的契机。古代华夏族的剥削制度产生于木、石为耒耜的时代，虞夏之交的直接生产者普遍能生产一定数量的剩余生产物以供贡赋剥削，是完全可能的。自父系氏族以来氏族成员之间在分配上的差别，出现了阶级差别的萌芽，至虞夏之交贡赋制的实行，形成了国家。夏、商、西周尚未出现土地私有制。夏、商的贡赋实际是封建社会实物地租的雏形，西周的贡赋是实物地租，它们都不是劳役地租。名义上的全国最高土地所有者在夏、商二代还未出现，至西周才出现，华夏族的历史也才由事实上的领主封建社会进入正规意义上的领主封建社会。作为夏、商、西周社会物质财富生产者主体的广大农民是具有某种不自由的自由民，他们是在没有土地私有制的条件下，承担着地租和课税合并在一起的贡赋义务的农业公社的农民，是专制国家的普通臣民。在古代农业公社的土地公有制原则未被私有制战胜的条件下便进入国家政权时代的华夏族的历史发展不能走向奴隶社会的主要原因有：没有土地买卖行为；战争中的俘虏无法转化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奴隶；商品生产和交换极其原始和微弱，手工业方面也不可能有可观数量的奴隶劳动。西周把夏、商时期农民为统治阶级提供剩余生产物的形式从集体协作改为分户自行耕作，是贡赋制的一大转折和改进，这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并延长了定期重分耕地周期，再加上广泛分封领主采地和封建诸侯国的措施，势必使土地公有制不可避免地向着土地私有制的方向演变。
论华夏早期文明及其历史兴替
钟铭钧
第76——83页
本文以夏商时代作为我们民族文明的起步，对华夏文明模式的历史兴替，作些初步考察。作者高度评价文字产生的意义，由于有了文字，人类认识的两极指向就产生了，外倾认识指向表现为对自然本体世界的认同，内倾认识指向表现为人自身本体世界的觉醒。人类的文化模式受人类对自然认同以及自身觉醒的水平制约。笔者认为，华夏文明的人本体世界的认识取向，并不首先发轫于儒家。早在夏人文明中，人本主义精神就有了相当充分的发展。如“夏”字字形是一个人形，大禹治水之功完全由于“人”力。这种人本主义思潮，在经历了四百多年的发展之后，被殷商文明的天道精神所克服。殷商人的天道精神，也就是对自然认同的认识取向。殷人尊天（即尊神）的文化精神，是殷商人比夏、周人宗族血缘意识较弱，而自然意识较强的地方。《易》学是殷商人哲学思想的伟大创造，历法的创造以及东、西、南、北、中五方的空间观念，都是殷商人的自然意识――天道观文化的产物。殷商人崇尚武功，打破了原始氏族部落狭隘的地缘观念，对于华夏文明的开发，对于推动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都有一定意义。尚武也是自然天道观念强的表现，其文化意识是“动态”性开拓型的。殷商人崇尚货殖，殷商人多次大迁徙，可能是不重“土”而重“利”的举动，可能也是殷商人自然天道意识的产物。周人是以宗法、礼治为其政治建制出发点的，周人抑商，讳言财货，是农业文化带来的保守性和局限性的表现。周革殷命的结果，以一个封闭的社会文化模式代替了一个开放的社会文化模式，并以政治的强化统治推行它的思想文化。春秋战国之世，周文化开始衰微，于是诸家学说蜂起，孔子的学说，是夏文化的承袭者，周文化的继往开来者，人道观文化的理论集成。墨子是孤竹的后代，是殷文化的一个分支，墨子不仅要“尊天”，还要“尊人”，这是对殷商天道观的理论发展。《老子》学说也是殷人思想的体现，所提之“道”，是殷人天道自然意识的精髓。作者在把三代文明模式同希腊文明比较的同时，认为华夏文明是早熟的文明。汉王朝的定尊于儒，从而人道观文化占据了思想界的主导地位，这样，中国文化完全地儒学化了。早期发达的天道自然意识，被改造为人伦的说教。中国的人道观文化，又因为迎合了皇权专制的需要，它特别强调人的群体统一性，而压抑的个体自觉创造精神，与西方重视个体精神的人道观文化又大不相同。
试谈偃师商城的始建年代并兼论夏文化的上限
赵芝荃,刘忠伏
北京大学出版社Y：1987年7月
第180——195页
作者认为要判别夏商一类遗址的性质，特别是夏文化早期或夏末商初时间紧相衔接一类遗址的性质，困难很大。夏商二族各有各的起源、地域、文化传统，这在考古学上完全可以反映出来。1983年发现的偃师商城对于目前早商文化的研究和夏文化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意义。从考古地层学上表明，城址兴建的年代早于二里冈文化下层，应该是商代早期营建的。应当是殷汤所都的西亳。偃师商城的兴建年代不会早于二里头二期，有可能在三期，也有可能在四期。若从四期兴建，那么就要把夏商文化的分界定在二里头文化三、四期之间。二里头遗址三期宫殿建筑属于夏代晚期，偃师商城属于商代初期。一废一兴，取而代之。若从三期兴建，那么二里头遗址一、二号宫殿建筑和偃师商城同属于商代早期，可能同属西亳范围，只是建筑形制和使用目的有所不同而已。作者还认为夏王朝早期应包括煤山一期和新砦期二里头文化，煤山一期文化是夏文化的上限。
夏商史稿
孙 淼
文物出版社
1987年12月
《夏商史稿》分上、下两篇，上篇为夏代史，下篇为商代史。上篇夏代史占第一至五章。第一章对夏代以前黄河流域的经济发展情况作了总述，在各节中对黄河流域的古文化遗址、农业的起源与早期发展、早期铜器和古城址、奴隶制的产生作了分述；第二章讨论了奴隶社会的形成情况，论述中国在夏代建立了奴隶制国家；第三章对夏代考古文化的发现和研究进行探讨，以二里头文化为主对夏代作了考古学的诠释；第四章以文献为主要材料，梳理了有夏一代的历史脉胳。下篇商代史占第六至十三章。第六章通过对商人的始祖、起源地、迁徙及其地望、商汤灭夏等上古人物和事件的审核，探讨了凋谢的起源和先商时期的历史情况；第七章以文献和考古材料为据，论述了商朝的建立和发展历史；第八章研究了商代的农业、手工业、牲畜业、商业和交通情况，对商代的社会经济进行了考察；第九章从土地制度、劳动者的身份、人殉人祭、商代刑罚以及奴隶的反抗等方面，探讨了商代的奴隶制度；第十章对商代的官僚机构和军事机制进行了探索；第十一章对商朝周边各族的情况进行了论述，考察了商代的土地疆域、地理形势、对外关系、军事对抗等情况；第十二章讨论了商代的文字和历法，对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进行了研究；第十三章论述了商朝的灭亡。《夏商史稿》在利用文献的基础上，利用了大量考古和古文字材料，反映了夏商时代的历史情况。是关于夏商历史较翔实的著作之一。
试论夏商之际的民族迁徙与融合——关于九州“禹迹”的考古学研究
杜金鹏
第50——58页
本文认为关于广布于黄河南北、长江上下的“禹迹”的文献记载并不符合历史实际。作者从考古学的角度，分析了大致在二里头文化二期偏晚阶段，许多远离中原且原非二里头文化分布区的文化遗址，如山西夏县东下冯、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安徽潜山薛家岗、湖北宜昌中堡岛、甘肃河洮、四川广汉三星堆、上海马桥、浙江江山肩头弄、江西清江吴城等，认为它们皆已出现了二里头文化因素，反映了夏文化的迁播与夏遗民的迁徙，而商汤伐夏桀是这一历史事件的动因。作者进而勾勒出夏遗民迁徙的三条轨迹：向南经南阳入湖北，沿汉江南下，然后分为两支，西支沿长江入四川，东支顺长江入安徽江淮地区及赣北；向北首先进入晋西南，并在此建立了根据地，其分支继续北上，成为匈奴的远祖之一；向西出豫西沿渭水而行，到达甘青之界的河洮地区。夏人的迁徙形成了民族大融合。最后，作者又指出夏商之际的民族迁徙除夏人迫于商人的军事压力外，还有另外两种形式，其一，夷夏之后，商汤即把一些未能逃走的夏朝贵族集中起来强行迁遣至杞，以便控制。其二，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商人入主中原，一些东方夷人也追随而来。
关于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几点看法
王德培
第24——28页
本文以阿兹特克人为例，说明图画文字、巨型殿堂和寺庙的出现不一定是国家产生的标志，而是部落联盟之间的掠夺形成的，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也正是这种情况。因此，辽宁东山嘴和牛河梁遗址发现的红山文化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及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大型宫殿式建筑不能作为国家产生的标志。作者认为部落联盟只有通过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中间环节才能进入文明社会，只有使农业生产能够经常有保证地为社会提供一定数量的余粮，才可能收容更多的奴隶从事各种非农业生产，本氏族的成员才能有更多的人完全脱离生产从事各种必要的管理工作，形成一个阶级统治集团。而我国在禹平水土之前，是没有发展到这个地步的，因而那时也没有出现文明社会。最后，作者运用大量国外民族资料，阐明部落联盟进入文明社会的另一个中间环节--宗教形态。
论三代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及总体特色
沈长云
第62——68页
本文认为夏商周三代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因为三代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飞跃发展的一个时代，青铜铸造业、宫殿或宗庙建筑、城墙和城市设施、沟洫农业、玉器制作、陶瓷纺织、漆木加工、商业及交通等都是这个时期的物质文明成就，文字的产生和运用则反映了这个时期的精神文明成就，国家正是在这两个成就的基础上产生的。三代特殊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三代文化的特色，三代国家的统治范围没有后来华夏九州那样大的面积，国家政体也不是后世那种中央集权的国家，而是由若干族邦联合组成的早期国家，各个族邦以血缘纽带维系族众，“王”的统治，除了依靠政治手段外，还主要依靠亲戚和婚姻的关系维持。三代文化的总体特色有五个方面：一、人们的各种精神文化活动与原始宗教密不可分。二、维护宗族血缘关系的思想意识在社会意识形态中居于支配地位。三、讲究礼制。四、民本思想是统治阶级政治思想的指导原则。五、崇尚实际，不善玄虚。最后作者强调，诸子百家文化只是三代文化的分流，只有深入了解三代文化，连同了解这种文化的政治经济背景，才能理清中国传统文化的源头。
原始天文学与夏商文化的起源：<释支干>研究之二
王 宁
本文认为由初民对于天象的认识而产生的星象学在中国起源甚早，在原始人及奴隶社会时期人们的头脑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是他们思维方式和认识水平的必然产物，是远古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夏、商文化有许多相同和相通之处，它们的起源，都与原始天文学有极大的关系。殷商文化的起源与星辰崇拜大有关系，郭沫若在《甲骨文研究·释支干》一文中，已经详论其姓氏、图腾、祖先皆来自于对天之蝎星――大辰房、心、尾的崇拜。本文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论证了商代的国族名、居地名也来自辰星即天蝎星的传说。可见，商文化的起源与天文学的关系是极密切的。与此相类似，夏文化的起源也与星辰崇拜相关。结合古代文献的记载，从古文字学和古代天文学等多方面进行了反复的比较研究后，可以推论夏代的姓氏、祖先、图腾、国族名、居地名都来自于参星即双子星的传说。由此看，夏、商二代对天文的认识肯定是一样的。可推知此二代必曾有过一段时间的民族融合，产生了共同的文化，不但对天文的认识相同，而且对其他自然现象抑或社会风俗、宗教信仰等方面也必定有共同的认识，有相同之处，但后来二族分而为二，并各自发展了自己的文化。夏、商二代对星辰崇拜之盛，证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古天文学的关系是极密切的，古人对天象的认识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源头。
周文明的起源
张光直
第28——33页
本文汇总了周文明起源的，包括商末及商末过渡到周初这一重要时期的相关考古资料，并结合古代文献中关于周的记载，对周代文明的兴起过程进行了比较全面的阐述。西安附近沣河两岸的丰、镐地区是周人的发迹地和周代前期的统治中心，历年来在这里发掘了许多重要居住址、大量墓葬及车马坑等，揭露出大型夯土基址、窖穴、水井和骨料、制陶、铸铜、砖瓦作坊等各类遗迹，出土有青铜器等丰富的遗物，为我们认识周代文化的基本面貌和文明成就提供了详实资料。早期居住地的情况和遗物特点，还表明周在占据此地期间，甚至包括灭商前，已能铸造青铜器和有了复杂的社会组织，文化发展水平达到一定高度。探讨周文明起源的另一个重要地点是早于丰镐的周第一个政权所在地岐，位于此的周原除发现丰富的窖藏青铜器外，揭露出建在夯土台基上的宫殿或大型房屋，在宫殿建筑群附近则发现西周时期平民居住地和制骨、制铜、制陶作坊，另外还见到大型的人祭遗迹。周朝甲骨文是周原的重要发现，年代从文王到西周末期。周原考古扩大了我们了解周早期文明的视野，是对灭商前不久以岐为代表周的起源时期社会情况的再现。根据文献记载，岐以前周文明的发祥地在陕西渭水河谷，最初可能在其西部和西北部。这一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与周原及丰镐地区的西周文化之间还存在缺环，对间隔期的文化全貌目前也还不很清楚，但已有的研究已反映出这个时期的一些特点。
夏商社会生活史
宋镇豪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9月
《夏商社会生活史》共八章：一、环境、居宅、邑聚；二、人口；三、婚姻；四、交通；五、饮食；六、服饰；七、医疗保健；八、宗教信仰。第一章分析了夏商两代的国土疆域、居址选择、居宅形态、邑聚变迁、建筑方式以及作息习惯等，揭示了夏商时期社会生活的人文背景和场所；第二章通过对夏商两代的人口清查统计、人口流动定性分析以及集约人口构成、人口素质、抚养比、死亡率和平均寿命、人口增长北的考察，论述了夏商两代人口的数量、结构和分布等情况；第三章对夏商时期的婚姻形态、婚娶礼仪、亲属关系以及相关的求生之俗、名子之仪、命氏之制等进行了探讨；第四章讨论了夏商时期的道路、舟船、车马、驿站，对当时的交通范围、交通设施、路政制度等作了探索；第五章对夏商时期的食物类别、烹饪方式、进食方式、聚食宴飨、以乐侑食等加以缕析，揭示了夏商时期人们的饮食情况；第六章对夏商两代的衣服和饰品的品质、式样以及发型和冠式等作了探讨，全面反映了夏商时期不同地区、不同族群的衣饰服制；第七章对夏商时期人们的病象、病因、医疗技术和信仰以及卫生保健情况进行了考察，揭示了时人的身体状况和精神面貌以及与健康有关的生活规范和习俗；第八章对夏商宗教的分野、神灵属性、崇拜观念、祭祀仪式、占卜制度等作了研究，论述了夏商时期的鬼神观念、宗教礼仪和风俗习尚。《夏商社会生活史》的八章有机联系，互相照应，不仅展示了夏商时期的社会形态，而且揭示了当时的意识观念，对夏商两代社会的外在表象和内在规律作了全面总体的把握。
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及夏代社会性质
晁福林
第44——53页
本文通过分析我国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来探讨夏代社会性质。文章从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社会结构形态和社会经济形态两个方面，来探讨文明时代初期社会发展道路问题。本文认为，文明时代初期，社会结构形态可以是国家完全代替氏族制，也可以是氏族制在国家的形态下得以新的发展；这个时期的社会经济形态，可以是奴隶制，也可以是封建制。在判断刚刚步入文明时代的社会性质的标准问题时，不应完全局限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还应重视人的依赖关系问题。夏商周时期，社会问题主要是如何组织人们来使用土地，而不是各种形式的对于土地的所有权的争夺。夏商两代应当称之为氏族封建制社会，西周是宗法制封建社会，到了东周时期进入地主封建社会。夏商周三代的氏族、宗族是当时社会生产的主要组织形式，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占有主导的统治的地位，是影响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导因素。夏代的氏族封建社会，其社会上的主要的组织形式是氏族，其社会经济形态是封建制度。氏族封建制在夏代的表现为社会结构中氏族制占主导地位、夏王朝与诸氏族的经济关系是“封建”制经济方面的体现和夏代的田赋制度是近于实物地租的贡法三个方面。夏代的氏族制封建社会对于其后的商、周两代都有不小的影响。
夏商周国家的特点及其启示
曹兵武
第66——69页
本文从夏商周国家的形成过程和运作特点来认识国家起源进而探索中国文明起源的过程和特点及其对后来中国文化面貌的影响。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论述。第一，国家的形成和运作机制。作者认为国家的形成，有原生和次生两种形式。原生国家形成的核心是专业的、综合的、以暴力机器为强制手段的政府机构的形成和运作机制。围绕这一问题，人类学家构筑了许多理论模式，主要有融合论和冲突论。但是，具体地区具体文化下国家的发生，都是围绕着具体的社会文化事件和历史进程进行的。在这一问题上，人类学家又概括出国家形成的三种途径：战争形成式、贸易形成式与灌溉形成式。作者认为这种理论和模式，虽然极具逻辑上的说服力，但是总是难于与考古资料和历史实际尽相符合，有些甚至属于根本就无法验证的猜测。因此，研究国家起源的问题，虽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仍然需要借鉴这些理论模式的启示作用，但更为重要的应是尊重历史的实际，从具体的问题做具体的分析。第二，夏商周的历史地位及三者所具有的某些共同特性，是研究中国国家起源时应当予以深思的。夏商周应为三个不同的部族依次从前国家到国家社会并入主中原的早期国家发展过程的典型代表。这三种地方性部族文化的立国，都经历了持续的对外扩张甚至战争。夏商周作为国家的另一个共同点是，即使在它们主霸中原之后，其文化的“族”的特性仍然十分明显，在国家的维持方面，族文化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第三，夏商周三者经历的“地方性族文化实体――立国――入主中原成就文化霸权”的三部曲，并始终恪守原来的“族”文化理念和社会组织与行为特征，采取“内部矛盾外部解决”的方式，融合与协调新生和其他文化的因素。这种特点给我们如下三点提示。首先，至少应将探索中国原生国家的发生时间放在先夏时代即龙山时代。其次，原生国家的形成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再次，以族为立国之本的特点，是中国国家形成的原生方式，决定了中国国家诞生过程中由血缘关系向地域关系转变不彻底性。夏商周三代的以族立国，却奠定了华夏民族与中国文化的早期核心，成为后代立国的文化参照与向心之核。
夏朝的建立和华夏民族的形成及与周边民族群体的关系
尤 中
第50——55页
本文结合考古和文献材料就夏朝的建立和华夏民族的形成及与周边多民族群体的关系作一概述。夏朝是中国历史上建立的第一个王朝，在其统治区内，存在着众多的民族群体、部落，划分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5个区域，在不同地区征收不同的赋税、劳役，并采取不同的统治方式。从夏禹到夏桀，夏王朝的统治长达472年，华夏民族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凝聚形成的。夏朝统治期间的华夏民族遗留下文字记录、天文历法、宗教信仰等民族文化。与夏王朝同时存在的还有周边地区的各少数民族群体，如东北境外的“鸟夷”，西方的西戎、氐、羌，西南的“和夷”，南方的越族，北方的“北狄”、“荤粥”、“淳维”，这种多民族共存的格局从古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左传>看中国古代城邦的政治体制
林甘泉
第20——29页
中国古代城邦的政治体制与古希腊罗马的民主共和政体是否相似，在学界颇多争议。本文根据《左传》中有关国人、卿大夫、诸侯和周天子地位、作用的记载，对西周和春秋城邦的政治体制作一些分析，就国人与城邦的政治生活、贵族政治与君臣关系、周天子是共主还是盟主等问题，通过中西比较研究总结出中国古代城邦政治体制的几个基本特点。城邦是一种古老的国家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一）每个城邦都以城市为政治中心，城市统治农村。（二）城邦居民的主体是具有一定政治权利的公民（包括贵族和平民）。（三）城邦所有制具有公有与私有的二重性。（四）城邦公民是城邦主要的军事力量，也是城邦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五）城邦与城邦之间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联盟。中国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列国也是属于城邦类型的国家形态。居住在都城和郊内之人即“国人”，包括贵族和自由民。“国人”中的自由民，主要是农民，也有少量的工商。国人是城邦主要的军事力量。春秋时代，各国的公室和卿大夫之间，以及卿大夫之间，经常发生争夺权位和财富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国人的向背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春秋时代的国人，不论是征服族的周人或是被征服族的殷人，其氏族共同体的血缘纽带都还没有被切断。在城邦政治生活中，氏族共同体的某些遗习仍然还起作用。但是，西周和春秋时代的城邦政体，并不存在类似希腊罗马公民大会那样的权力机构。周代的政治制度与宗法制度有密切关系，周天子和诸侯既是国君，又是宗主。君统和宗统的统一，使得城邦政体和统治方式具有浓厚的宗法家长制的色彩。西周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来也是一种城邦联盟。但周天子作为共主，其地位与春秋时代的一些盟主却有所不同。春秋时代的霸主，尽管可以勒索同盟城邦的贡赋，但它们之间并没有君臣名分。而周天子作为共主，与诸侯之间却是有君臣名分的。中国古代城邦的政体是一种等级制的君主专制，而不是民主制或共和制。这个历史特点是决定中国这个文明古国，较早在秦朝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封建社会只有开明专制的君主和民本思想的传统，而缺乏民主共和的政治条件，这不能不说与古代城邦的君主专制政体也有一脉相承的关系。
从夏族北上晋南看夏族的起源
张国硕
第101——105页
本文就夏族的起源问题加以论述，认为自夏禹开始至夏王朝灭亡之后，夏族存在着北上进程，而非南下发展。北上进程包括三个阶段：一是夏禹后期夏族北上控制晋南，二是帝宁之后夏族重新北上对晋南地区进行直接统治，三是夏王朝灭亡后部分夏族北上亡徙。如此可证夏族起源于豫西而非晋南。从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夏王朝的统治中心是在豫西地区，夏王朝的一些都城也位于豫西地区。考古材料表明，分布于豫西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即为夏王朝时期的夏文化。河南龙山文化的王湾类型是早于二里头文化的先夏文化，其分布地域主要亦在豫西地区。禹之前的夏族已在嵩山一带生活，夏族始源于豫西。夏禹虽在晋南地区继任酋邦联盟首长，但并未直接统治晋南地区。原属尧舜二酋邦分布区的居民，夏族文化并未取代当地土著文化。王湾类型与晋南地区的陶寺类型区别是明显的，且陶寺类型晚期不见被王湾类型取代的迹象。帝宁（予、伃、杼）时，夏王朝军事力量已较强大，开始对周边地区征讨，而晋南地区则为帝宁首选讨伐之地，此为夏族势力的第二次北上。晋南地区被纳入夏文化的范围。晋南地区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的分布区。商汤率军攻占伊洛后，一部分夏族在夏桀率领下北向亡徙，此为夏族第三次大规模的北上行动。晋南地区不见或少见商代初年二里岗下层一期遗存。夏族在商王朝时期仍于晋南地区聚居。周初所能见到的夏族聚居区主要是在晋南，故称晋南地区为夏墟，实为夏族聚居地之意，并非晋南是夏王朝政治中心所在地之含义，更不能引申出夏族起源于晋南地区的结论。
王朝更替与文化融合
董 琦
本文从王朝更替与文化融合的角度讨论了考古学文化问题。不同族别的王朝更替可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不同族别之间的文化融合则需相当缓慢的过程。在夏商周三代考古学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王朝已经更替，但故国的物质文化遗存却在较长历史时期内仍保留大量当地传统文化因素的情况。如曲阜鲁国故城内同时存在两组时代大致相同，但各具特征的墓葬，说明在城内曾经同时住着两个不同的族，而这两个族之间的文化融合直到战国中期之后才完成。王朝更替胜利的一方的王族的文化因素，在该王朝的初期处于突显地位，而国都是代表文化因素的中心地区，国都中占统治地位的王族的文化特征必然十分突显。反映王朝更替的出土物的断代，可以通过把握该王朝王族的文化特征来实现。从考古学文化的视角来分析二里头文化，可看到二里头文化第二、三期之间虽有变化，但这种变化的形式表现为渐变，而不是突变。在夏商两族不同源的共识基础上，从王朝更替与文化融合的视角分析，二里头文化不可能先是夏文化、后是商文化，一刀两断的观点站不住脚。要么全是夏文化，要么全是商文化。偃师商城则以王族的文化特征反映出征服者的风貌。
三代之前的早期文明
（美）张光直著
黄剑华译
第75——80页
（美）张光直 著
黄剑华 译
夏商文化是二元还是一元――探索夏文化的关键之二
郑 光
作者认为夏商文化是二元还是一元的问题是目前“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不可缺少的，甚至是关键问题之一。夏商二元论至今依然左右着中国古代史观，它成了先秦历史和考古的核心观念之一，成为考古学文化属性判断的出发点和前提。作者首先分析了二元论产生的时代背景，然后根据考古发现的资料说明二元论的根据已经消亡。最后提出，为弄清夏商文化的关系，我们必须走出二元论。
中亚文明的历史地位
B．M．马松（苏联）著
金 晔译
第1——24页
本文依据考古资料探讨了中亚文明形成的途径。认为伊朗——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斯坦这两个地区之古代文化的联系和接触在中亚文明形成过程中起了决定作用。这一时期中亚“同印度及中国的联系不多，没有起到多大作用”。 本文认为，早在旧石器时代前亚文化圈就显示了强大吸引力；中石器时代中亚形成了以农业和畜牧业为基础的新型经济。这种新型经济继续发展，在一些地区产生了有生产性经济和迅速发展文化的定居公社，从而有别于仍处于攫取性经济状态的新石器时代部落的广大地区；这两大区域的存在和相互接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时期历史进程的特点。 本文认为公元前四千年到三千年，中亚西南部、伊朗和美索不达米亚属于一个文化区。中亚的其他地区属于另一个文化区，它接近西伯利亚——哈萨克斯坦斯坦文化圈。分布于中亚的克尔捷米纳尔文化与亚洲大陆大片土地上的渔猎部落有密切联系，同时受到南方定居农牧业文化的影响。这些影响促使它逐渐过渡到生产性经济形态，而非受阿富汗、印度或中国的影响。黄河流域向生产性经济的过渡是在本地基础上发生的，与近东文化中心没什么联系。作者认为由于良好的自然条件，两河流域和以栏的农村公社迅速发展，在公元前三千年形成了早期阶级社会；信德和旁遮普也在公元前两千四百年产生了哈拉帕城市文明；公元前三千年到两千年初叶中亚的社会已相当接近于阶级社会。作者认为青铜时代中亚北部生产性经济的确立也是在该地区西南部农业区的影响下完成的。这样两个区域文化经济的显著区别开始消失，并逐渐产生了新的形式。本文认为安德罗诺沃部落的经济首先是作为畜牧经济发展的。在草原和沙漠条件下，灌溉农业在一些地区有所发展。本文赞同安德罗诺沃部落是迁移到中亚的观点。本文还认为公元前一千年中叶中亚主要绿洲的产生是以“与伊朗——美索不达米亚文化圈相联系的南方文化传统和趋向于哈萨克斯坦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北方传统”相结合为基础的。
近二十年来东南亚地区的考古新发现及国外学者对我国南方文明起源的研究
童恩正
第17——27页
本文综合介绍了近二十年来泰国、越南等地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及国外部分学者利用这些材料对我国南方，甚至我国整个文化的起源所做的讨论，并表明了作者本人的见解。文章的主要内容如下：一、二战以前，学术界对于东南亚地区的考古学了解甚为贫乏，出于欧洲中心论及对殖民地的轻视等原因将东南亚看成一贯停滞落后。二、从中石器到新石器时代早期，最重要的发现是泰国西北部夜丰颂府的仙人洞遗址；从新石器时代延续到早期金属时代遗址最重要的有位于泰国东北部坤敬府普渊县班纳府村的能诺他遗址；与能诺他具有同等重要性的是位于泰国东北乌隆府安芬县的班清遗址，这是一处从铜器时代到铁器时代的基地；1959年始，越南北部最重要的考古发现则是确定了冯原文化的存在。上述考古材料使亚洲南部在栽培作物的起源、驯养动物的历史、最早的冶金工业等问题上占有重要的位置。但在下定论前还需要更多的相关资料中证实。三、国外很多学者把我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看成是广义的东南亚，上述考古新发现也影响到学术界对我国南方古文明起源的研究。首先是张光直最近不再坚持华北是古代中国唯一文化中心，而认为当时有好几个中心，并且将解决这好几个古文明中心相互之间的关系问题，留待日后有更多的资料出现时再下结论。作者也完全同意这种审慎的态度。其次，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索尔海姆将古代东南亚看成是人类一切重要的文化因素的发源地，并认为中国的古代文明全部产生于中南半岛。作者认为其结论建立在有争议的材料和想像上，缺乏必要的事实根据，且未吸收中国的新发现和研究成果，显得陈旧和武断。最后，香港历博的W·梅詹提出各地区古代文化发展各有其连续性和独立性，新的文化因素的出现，要先在这一文化内部找原因，此即“无中心论”。作者认为梅詹忽视了文化发展的差异性和传播的重要性，其理论也是形而上学的。作者最后指出，面对上述情况，中国学者的急务是：加强南方的田野工作，拿出丰富可靠的新材料；加强综合研究，把中国南方放在整个东南亚甚至亚洲太平洋区域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三、从理论、方法论等方面进行大胆探索。
关于国家“兴起的三种主要形式”及其产生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从比较中看中国历史上阶级和国家产生的渐近性过程之一
苏风捷
第98——104页
本文系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的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在比较中，对中国历史阶段和国家产生的具体特点及其成因进行探索的三篇文章之一。本文考察了雅典、罗马、德意志人国家产生的一般历史状况。作者认为以铁工具的使用为最重要标志的生产力的发展，应该是雅典、罗马阶级分化产生和完全角成的根本的和首要的原因。而有了阶级分化的产生和完全角成，当然才会有相应政治国家的产生和完全角成。国家产生和完全角成的直接原因，则是分工和商品货币关系的一定高度发展。具体的历史环境，则是促成这种分工和商品货币关系发展到一定高度的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条件。在生产力发展前提下，环境条件对于分工和商品交换关系产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德意志人国家产生和形成用了四百年，但从阶级分化和国家关系的发展水平看，却低于雅典和罗马，表现之一是西欧封建主义时期阶级和国家的血缘宗法性质。不同的阶级和国家关系都表现为是由于不同的血缘关系。二是阶级和国家关系的等级性质。其皇权和国家官职世袭，财产的长子继承制也是落后于奴隶制罗马的地方。这种落后主要是蛮族血缘关系在阶级和国家关系中残存产生的。作者认为氏族制度遭到初步破坏，“刚刚萌芽的国家”以氏族贵族政治为主要标志而正式诞生之前，还存在着一个阶级和国家关系在氏族制度内部的酝酿准备期。阶级主要是一个经济范畴，它的起源与本质上是对他人无酬剩余劳动占有的私有制的起源，是同步的。从三种国家兴起的具体实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阶级和国家由萌芽到完全角成，经历了整个私有制的奴隶制和封建制时期。
中外国家起源之比较和第四种国家起源形式
刘学灵
第71——74页
本文根据恩格斯关于国家起源的一般原理，指出中国国家起源的特殊性，认为中国国家起源是在雅典式、罗马式、德意志式之外的第四种国家起源形式。作者比较了中外国家起源的特点，指出由于民族融合及其所采取的联盟形式、主要奴隶制方式和土地所有制形式三方面的差异，以及征服战争与上述三方面的特殊联系，成为中国国家起源形式不同于世界其他各民族的主要标志而自成一类。中国国家产生的历程经历了从部落、部落联盟、大规模部落联盟（部落联盟间的再联合）到国家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大致经历了炎黄时期、尧舜时期、禹（启）时期三期。战争和征服是作为民族融合（形成）的途径和手段而对国家的产生发生作用的。而雅典人、罗马人、苏美尔人和埃及人在国家产生之前都不曾经过大规模的部落联盟阶段。从日尔曼人、亚洲雅利安人和俄罗斯人的国家产生情形看，国家都是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的产物，国家是作为氏族制度的对立物产生并把两个民族残余的公社都包含在自己的统治范围内。雅典、罗马战争和征服对国家形成的影响几乎很少，奴隶制是作为社会大分工和阶级分化的直接结果而产生的，出现了债务奴隶制，剥削贫苦的氏族成员。而在古代中国，原始战争并不具有征服的含义，国家形成时，私有制不发达，没有出现债务奴隶制。此外，无论雅典人、罗马人还是德意志人，其国家形成都是以土地私有制为前提的。但在古代中国，国家形成之际，土地所有制形式是从部落所有制转变为国家所有制的，而真正的土地私有制一直到很晚才出现。作者还指出中国国家起源过程和形式，虽然具有较大特殊性，但从社会大分工的线索来看，仍然符合恩格斯有关国家起源的一般原理。
中国与新世界文明之异同
詹纳森·何斯
73——77页
就现有的考古资料而言，中国与新世界（美洲）文明最显著的差异在于中国独具甲骨、铜器以及少许商代史料。在新世界的考古资料中唯一能和商代考古相比的只有中美洲马雅文化的象形文字。由于美洲许多地区地表能见度极佳，考古学者得以有系统的在一指定的区域内探测所有遗址的方位、年代及特色，绘制大范围的遗址分布图及相关专项的细图。中国的考古材料在这些方面则有所欠缺。在早期社会中各种特权之间的关系及运用方式上（经济、制裁和意识形态之间的三元性特权结构），中国与美洲之间有十分明显的相同点，其中也有一项极大的差异。商代贵族在社会中掌有相当大的权力，对于经济资源及生产动力享有无限制的支使权力。稳固的经济特权是商王权力结构中的主要成份。在美洲的早期社会里，各个不同社会的统领采用不同的经济剥削，但也是一项重要的特权。商代君主的制裁特权见于其社会警卫设施及齐备的军事装备，商代的军队是制裁特权的根本之一。在美洲的早期社会中则没有如此明显的记录可证明统领运用武力对付一般老百姓，仅可推知刑罚与职业军人的存在。祭祖对商王的治理权术是一种有力的精神及意识支柱，但操纵意识形态的强权相对祭祀及宗教而言在商王的权力结构中是更为重要的一环，统治者利用神灵或宗教境界来操纵人民的意识。与此大不同的是，宗教在美洲早期城邑社会的统领中占有稳固的地位；占有极重要地位的宗教建筑，是统治者掌弄人民的意识形态来神化其政体的表现，同时也显示出其它的权力因素在整个统治者的权力结构中处于下风。商代不见有巨型宗教建筑说明商王的统治权力结构中备有强大的经济及制裁权力，并以此来达到对其人民的控制。商代在中国政体的演化过程中可能代表着一个高度发达的阶段，在其前可能还有与美洲文化相当的阶段。与最早的美洲资料对照，可以说商代政体不仅具备了国家的条件，而且也有了高度的发展。
中西古代城市起源比较研究
张 南,周义保
第56——61页
本文依据考古材料，对中国、西亚和欧洲古代城市的起源作了一些比较研究。作者认为从城市起源上看，中国早期城市与西亚、欧洲的早期城市有本质上的共同性。如它们共同以兴起于新石器时代的耕种农业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都处在交通便利的地理位置上，都受政治因素的支配。但中国、西亚和欧洲的早期城市在起源上同时存在着很明显的差异性。如它们诞生的历史阶段不同。中国与西亚的早期城市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而欧洲的早期城市则出现在文明社会里。它们诞生的直接动力——政治因素的构成不同。中国早期城市诞生的政治因素是安全防御。和与此相关的氏族首领或军事首长对权力的追求，西亚早期城市诞生的政治因素是组织宗教活动和可能的公共工程管理，欧洲早期城市诞生的政治因素是作为统治中心而发挥国家的职能。贸易经济在这些城市诞生中起的作用亦不相同。它对中国早期城市的诞生没有什么影响，而对西亚早期城市的诞生打上了印记，对欧洲早期城市的诞生也有间接影响。
中外文明起源问题对比研究
马世之
第58——65页
本文先综合中外学人的意见，认为文字、城市、金属器和礼仪性建筑等是文明起源的诸要素，因而从这些方面来比较中外文明起源问题。在文字方面，作者认为中国文字孕育于裴李岗和仰韶文化时期，肇始于龙山文化时代，成熟于殷商之世。仰韶、龙山时期的刻符与古代两河流域乌鲁克文化阶段发现的"图画式文字"相当，龙山时代的陶文，可与印度河流域哈拉巴文化时期的"印章文字"媲美；在城市方面，作者认为我国城池出现的时间虽略晚于两河流域，但大体上和印度河流域相当，我国城堡的出现主要是防御的需要，不象西亚古城那样，具有贸易中心的性质；在金属器方面，作者认为我国开始使用铜器的时间稍晚于西亚，但同印度河文明则大体相当；在礼仪性建筑方面，作者认为我国古代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对祖先的崇拜高于对神袛的崇拜，因而远古礼仪性建筑均表现为对祖先的祭祀，而西亚等地的神庙或祭坛，则为祀神的公共宗教建筑中心。作者认为，中国文明与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印度河诸文明相比，在城市和青铜器铸造方面较晚，而在文字与礼仪性建筑方面却不相上下。而且，在世界诸古文明中，中国文明是唯一的一直延续至今从未中断的古文明。最后，作者对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作了大概的推测。
论中国早期文明的特征
刘英伟
第40——43页
作者认为中国早期文明是世界早期文明的一部分，它既具有世界早期文明的一般性特征，又具有一些优于世界早期文明的特征，也有一些缺陷性的特征。中国早期文明具有世界早期文明的一般特征。首先表现在以农业为本。没有农业革命就不会有文明，中国文明也是在农业革命的基础上产生的。其次是中国也以城为政治中心。中国在公元前3000年代左右就出现过不少城。第三是以神庙为宗教活动中心。第四是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记录。第五是铜器和青铜器的冶炼。中国早期文明还具有一些优于或区别于其他早期文明的特征。主要有：一是青铜器精品多且具有独特的风格；二是陶器制造业发达且瓷器发明最早；三是玉器的制造最早且水平最高；四是文明的发源具有多元性；五是文明的发展具有连续性，且发展过程中没有任何中断。同世界上其他早期文明相比，中国早期文明也有不少属于缺陷性方面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比较孤立，交通的不便使得中国早期文明和世界其他三大文明之间的交流很少；二是法制比较落后，同两河流域早期文明相比，中国早期文明缺少成文法典；三是中国早期文明的海外拓展能力较弱，中国早期文明主要是在大河流域的中下游平原，缺乏海岛、海洋文明所具有的海外拓展能力。
文明起源之比较
王震中
第68——79页
本文作者认为，现在国内外较为流行的把铜器、文字、城市作为文明的标志是有缺陷的，它们只是说明文明到来的一些社会现象。只有国家是既能反映文明社会结构特征的共同标志，又能在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社会环境中有不尽相同的文化表现和物化形式。而国家的标志是阶级或阶层的存在和强制性权利系统的设立。这些标志的形成途径和存在形式的差异并不影响将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各文明古国的形成途径不同，其物化的标志物也不相同。作者认为，文明的形成有自己的轨迹。作者依据世界各地的考古发现，将世界第一批原生形态的文明起源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农耕聚落期。作者认为，农耕聚落的出现是人类走向农业文明的起点，文明诞生的先后与其定居农业出现的早晚关系密切。只有进入农业的定居，人口才会逐渐获得较为明显的增长，较大的地域集团才开始形成，社会生产的分工、财富的积累、意识的萌发才得以实现，战争和贸易才能发展起来，社会性、政治性组织才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的不平等，阶层和阶级才得以滋生，强制性的权力机构才会产生，农耕礼仪、宗教祭祀等观念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第二阶段为含有初步分化和不平等的中心聚落形态时期。这个时期是由史前向文明社会的过渡期。这个时期在各个聚落群中不但形成了统合人们精神、政治、军事的中心，产生了聚落与聚落之间的不平等，而且出现了贵族与平民、家长、普通家族成员和家族中的奴仆、奴隶等社会分层。但较它之后的都邑国家而言，此时社会分层的程度不如文明社会，此时也看不见有凌驾于全社会之上的强制性的公共权力系统的设立。第三阶段是都邑国家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都邑或城市出现，它们的出现是社会形态演进史中一个划时代的标志，这个时期还出现了统治机构，这个统治机构不但是国家的物化形式，还是技术进步、生产力发展的集中体现者，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的中心。最后作者通过对西亚、埃及、中美洲和中国的比较后认为，中国文明在起源和发展的过程中表现出：生产技术、社会组织结构和观念意识形态三位一体的连续性，属于维新式的发展。与两河流域水利文明中的“城邦”相对应，在中国则表现为“族邦”的格局。
文明起源的地理分析
王恩涌
第88——92页
本文主要阐明了文明起源于某地，与该地农业起源与发展有关，只有将其所选的农作物与其地理条件优化结合，才能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从而导致文明出现的观点。认为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这四大古老文明，其地理环境条件具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墨西哥、玛雅、印加三个文明所处的地理条件虽与东半球四大文明古国有明显差异，但三者之间却有明显的相似之处。这些相似性并不能在相似条件下重复出现，即文明的起源与地理环境条件之间的因果联系不能得到证实。作者将大河文明中的埃及、巴比伦和印度、中国及西半球的墨西哥、玛雅、印加七个文明按地理条件分为三类。再与其所种植的主要作物相联系，分出小麦、粟和黍、玉米三类，这三类与按地理条件划分的三类明显相关。并分别对其关联性进行了论述： 在埃及，由于尼罗河的河水涨落，河水中的有机物，河谷地貌等特点的组合，通过当地居民兴修水利工程与小麦的生长需求形成良好配合，使小麦获得持续高产，为文明出现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又由于当地居民兴修的一系列水利工程及年复一年的维修、保护与管理，促使全体居民的组织化。从而促使该地文明出现早于其他地区。巴比伦和印度文明出现在与埃及十分类似的环境中，文明大体也于相同时间出现。因而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内，地理环境对文明的出现是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的。但在埃及、巴比伦和印度所出现的文明现象却没有重复出现在格兰德河与科罗拉多河下游两岸，又进一步证实了由于在哥伦布发现旧大陆前，小麦并未出现在该地，所以也就不会出现类似埃及的小麦文明。从中国文明起源占重要地位的夏、商、周三朝的都城核心区所在地来看，虽与其他三个文明所处时间有明显不同，但由于气候、土壤以及耕作技术之间的最佳结合，与埃及一样，取得农作物高产，为文明出现提供了物质基础，才使小米文明在该地区首先出现。美洲的墨西哥、玛雅和印加文明发展依赖的农作物是玉米，玉米作为作物，在墨西哥高原上、中美洲山麓地区、石灰岩平原和安底斯高山谷地的不同地理环境中，通过人类的作用及对自然的协调，形成对玉米生产的最优组合，从而导致玉米文明的出现。作者认为埃及、巴比伦、印度可称为小麦文明，中国是小米文明，美洲的文明可称之为玉米文明。
交往与中西奴隶制文明的起源
何玉屏
第58——63页
本文首先从交往在中西奴隶制文明起源中的作用入手，说明大河灌溉并非我们长期认为的是中西奴隶制文明起源的主要原因。认为人类形成以后，通过物质交往、战争交往，移民交往、婚姻交往，交流了各地区的生产经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同时给当地居民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提高了人类素质，同时把原来按照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破坏了，加速了原始社会的解体，促进了奴隶制度的产生。作者通过交往在对埃及、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文明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地中海盆地三大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美洲印加文化、玛雅文化所在地并没有大河泛滥等，进一步证实与其说人类文明起源于大河灌溉，勿如说起源于交往的观点。其次，作者从交往的程度、范围入手，论述了中西古代文明发展的共同点和差异。认为中华文明是地区性交往的产物，西欧文明是洲际交往的产物，中国奴隶制文明是一种原发性独创性文明，西欧文明是继承来的继发性的文明。
古代国家形成的比较
许倬云
第1——7页
古代国家在世界各地先后出现，其形成的过程既有共性，也有一定的特殊性，本文就此加以论述。古代国家的形成过程分为四种形态：第一种形态距国家的出现尚远，可称作“复杂社会”；第二种形态是“初期国家”，组织得并不紧密；第三种是正规的国家形态；第四种是国家扩张为帝国。将中国与埃及、地中海沿岸及诸岛、两河流域及印度河流域等地的发展阶段加以比较，发现其最初的形态，与“复杂社会”非常相似，但是随着发展的进程，歧异渐大。不同地区的特色与其所处的地理环境及四邻有密切关系。埃及的特色是四周都是封闭的，它一旦走出去就消失了。希腊是个半岛，所以它作为大帝国的中心没有根基。直到其后的罗马时代，地中海才成为中心，形成庞大的帝国。两河流域历来是争战之地，尽管它可以向南扩张到埃及，向东到阿富汗，但它不能形成边界非常清楚的国家。印度有清楚的边界，这就是次大陆。但它北面是喜马拉雅山，隔断了与中国的交通。这里受到各种文明的交互影响，其文化复杂不能构成一个文化和民族完全融合的大帝国。只有中国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地区，北边是草原，东边南边是大海，西南边是号称世界屋脊的高山。在这一广大地区，小的地方文化扩大为区域文化，然后经过相互碰撞在新石器时代末期和青铜时代早期形成中华文化的核心。然后逐渐地涵化四周的地方文化。这个融合过程有战争和冲突，有征服，但大体上比中亚和西北和平得多。在中国这么大的地区内，民族、文化、国家大致是相同的。由于中国的地理范围巨大，内部复杂，别国所有经历过的事这里都可能经历过，不应要求各地发展都走同一模式，也不必拿中原朝代的名称界定中原以外的发展，例如用“夏”称呼夏的同时代，其实夏后氏根本管不到那里。考古工作者必须从各地的区系类型，寻找各地的演变过程，才能找出历史真相。
中外古代文明年代学研究的比较
李学勤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题“世界诸古代文明年代学的历史与现状”的顺利完成表明古代文明的年代学本身就是一种学科分支。断代工程与世界古代文明年代学的研究都采取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结合的途径，融合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科技测年与天文历法等学科的研究方法。本文提出了在这个专题中值得注意的几点意见。其一，有文献依据丰富、编年基本可靠的历史时期，逐次上推到依据较少、编年不明的较早时期，是年代学探索通用的方法。两河流域年代学采用由文献相对丰富的晚期向早期推进的研究方法，中国古史中的五帝时期及夏和商代前期都不能要求其年代有与后世相同的准确性。其二，古代近东的古文字材料中有不少王表或各年官名表，有的相当详细，甚至记及月日，这类材料的时代，有些本身很古，如埃及的帕勒摩石刻、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年表》等，为重建当时年代提供了较好的条件。中国的情形不同，文献中的世系、年表出现的较晚，商和西周的世系缺乏系统的王的在位年数。中国的年代学较多依靠较晚的文献，年代学的研究，特别是有关考古发现的增加，说明晚期文献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其三，传世文献和出土古文字铭刻内的天象纪录是年代学的重要依据，对这类记录进行现代天文学的推算常可在古史年代间确定关键性的绝对年代点。断代工程中对武丁祖庚日月食的推算的学术价值可与埃及的天狼星、两河流域的金星记录相媲美。其四，年代学研究有时有某种假设，该假设是根本的、必要的，却没有充分证据去证实，有些天文历法的推算就有这样的假设。埃及的年代学建立在不变的民用太阳历的假设基础上。中国的天文历法推算也有自己的假设，即纪日干支的连续性。其五，就目前年代学研究现状而言，年代学对各文明地区早期的大部分年代定年只能根据有限的资料推算出大致的年代值；即使是资料相对丰富的晚期的一些年代，也会因记载上的相互矛盾或因多种原因而无所适从。中国的的年代学研究在当前主客观条件下也无法避免年代学上的无奈。在国外年代学研究中有一项我们无法采取，即同时期参照法，他们的文献与考古材料彼此联系可以互相参照。中国的情况与外国不同，但有自己的特色，即有字甲骨的碳十四测年试验。中国的古代文明研究将对人类历史文明的探讨做出自己的贡献。
试论文明在黄河与两河流域的兴起
杨建华
第17——31页
本文认为黄河与两河流域的文明进程都经历了“农业的初始”、“农业的普及”、“农业的繁荣”、“社会的分化”和“等级的初步形成”等五个阶段，并就这五个阶段探讨了这两个流域考古学文化的异同。认为这两个流域文化特征的演变趋势相近，石器、陶器和金属器的发展趋势基本相同。本文注意到黄河流域走向文明的历程较两河流域长，且其文化在各阶段呈加速发展的趋势，并阐释为：黄河流域文化发展具有延续性，而两河流域自第三阶段起，文化迁徙、取代现象常见，一个文化未到尽头即被另一个更高发展水平的文化取代，这样就缩短了走向文明所需的时间。本文还认为黄河流域发生在第三阶段的庙底沟文化大规模向外传播和两河流域发生在第四阶段的欧贝德文化大范围向外扩展为“进入文明之后该地区居民所具有最初的同一民族认同感奠定了基础”。作者还注意到两流域文明进程中的家庭形态不同。黄河流域诸文化以单间建筑为主的现象反映了该地区的社会基层细胞始终以依赖于村落的核心家庭为主，这也使村落内人际的分化缓慢，当地文化传统得以延绵不断。两河流域“从萨玛腊文化开始的规格统一的封闭式多间建筑说明由有直接血缘关系的几对夫妇组成的扩大家庭已成为一个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这使得同一村落内的居民很容易在财富和地位上出现差别并构成村落的离心力”，从而造成人口迁移、文化间的取代。本文还认为黄河流域的宗教是带有亲缘色彩的祖先崇拜；两河流域的宗教是自然崇拜。这种差异是两地文化发展模式和家庭形态的不同造成的。
从聚落布局看史前社会交换方式的变化——来自西亚地区的三个实例
杨建华
第55——64页
本文从西亚地区公元前6千纪前半叶的乌姆·达巴吉亚遗址、公元前5500年—4500年的阿尔帕契亚遗址和公元前4100—3200年的巴昆A遗址及相同文化的其他遗址的聚落布局及其出土物入手，分析了当时社会的生产和交换情景，考察了其动态发展演变过程。本文认为乌姆·达巴吉亚文化时期以广场为中心的社区布局方式到哈拉夫文化阶段则演变成以从事最重要活动的建筑为中心来规划社区布局。这种变化“反映出同一社区内不同活动之间已出现了地位的差别”。乌姆·达巴吉亚文化和哈拉夫文化时期生产活动区和贮藏活动区是在一起的。巴昆A遗址时期，生产区和贮藏区完全分开。这种变化“说明对其产品的交换先是以社区为单位进行，然后是由社区内从事这种生产活动的人群进行，最后变成由专门从事交换的不同的人或人群所垄断”。本文还认为乌姆·达巴吉亚遗址的狩猎、屠宰和加工的专门化生产是由当地特殊自然环境造成的，该遗址的生产和交换活动是一个文化内的平等分工。阿尔帕契亚遗址的制陶生产是长期生产竞争的结果，各社区制陶水平也不尽相同，同一功能不同质量的产品的出现，反映了人群之间的差别。巴昆A遗址同一产品生产和交换之间的分工，特别是对产品的贮藏权和交换权的差别说明分工造成的差别已经体现在个人之间。
美国西南部史前聚落形态及其比较研究――兼论文明起源的动因
杨建华
第637——651页
作者分析了美国西南部的制篮人和皮埃布罗人从公元前700年到1900年这2600年的历史进程中，聚落形态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聚落的等级可以分为单体建筑、建筑单元、村落区和村落四个层次。单体建筑又分为居民和祭祀两种。认为第一阶段以半地穴房屋为代表；第二阶段半地穴式房屋向祭室转变；第三阶段血缘祭室向社区祭室转变。从皮埃布罗人的基瓦（祭祀场所）与中国和两河流域祭祀场所的比较可以看出原始宗教在社会进入文明进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它即可以促进文明的形成，也可以阻碍文明的发展。这可以帮助我们用逆向思维的方法找到我们文明起源与形成的动因。
中国古代文明的全新观察――读张光直先生的两部考古学论集
蒋祖棣
第3——11页
这是一篇书评。通过评介张光直的两本论文集：《中国青铜时代》和《考古学专题六讲》。作者大致按张光直研究三代文明的逻辑顺序和结构，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他的研究思路、主要观点和学术意义。首先评介的是张光直对殷商王制的见解，即乙丁制。评者认为乙丁制的见解“不止是对商王族的亲族制度和王位继承法的解释，”在此基础上，就可以用乙丁制梳理商文明研究中其他已经被提出的问题。甚至可以认为殷商王族的二分制证明了商王世系中存在着昭穆制，此种二分制是世界各地古代文明和近代原始民族中常见的现象。第二部分评介了张光直对三代文明的整体认识，即“在夏商周三代中夏商周三个国可能都是同时存在的”。评者认为这一观点和国内其他学者的认识是接近的。而张光直运用的一些美国社会进化学说的术语，评者认为不足以取代国内使用的相关术语。在评介张光直郑州商文化来源问题时，评者肯定了邹衡先生的观点。第三部分评介了张光直对神话、青铜艺术和商周宗教观念的研究。张光直采用了传统考古学研究的断代方法，在用年代学把神话、青铜艺术和王权政治的变化做一番梳理后，阐明了先秦宗教观的变迁。而研究这一问题的钥匙是古人对动物表现，以及由此透露的对动物的看法。第四部分评介了张光直作为考古思想家的思考，即中国古代文明在世界文明史中的地位问题。中国古代文化是世界性的，在萨满式文化中巫宗教集团具有很大力量。评者认为可以把张光直对的提法称为“连续论”，但认为“把中国古代文明的最主要特征归于萨满式文化还是不好理解的。”城市、文字、国家等的出现，青铜工艺的技术革命等等，是几十年来中国历史、考古界讨论古史分期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基本意见。评者肯定了张光直对今人的提醒，即我们应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历史的惯性有充分的估计。最后评介了张光直对西方考古方法论的介绍和运用。如聚落考古学。在这里评者简单介绍了张光直的学术背景，认为他“由于站在整个西方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之上，又对中国的历史、考古有深刻的了解，张光直的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就以贯通中西见长，既在西方学术界独树一帜，也给国内读者留下全新的印象。”
<中国文明源头新探>质疑
司马龙
第67——70页
本文质疑了刘尧汉先生《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一书中的若干观点。首先是彝族及彝语支各族是元谋猿人的子孙，远古时迁往西北甘青，及至夏商周秦汉以后，被称为戎或羌戎，春秋时迁入金沙江两侧，成为彝族。第二是汉族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由各少数民族混血而成的；汉族的先进文化也是由吸收了各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而形成的；在中国历史舞台上，是先有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尔后才有华夏，华夏乃是由四夷中的先进部分融合而成的人们的共同体也。第三是作者把道教和彝族勉强地拉在一起。第四是作者把二进制、杂交骡、向天坟看作是彝族对世界文明作的大贡献。作者对以上观点均作了质疑，认为不符逻辑与事实或表述不准确。
司马龙
K8689
chi
CN
张光直教授谈中国文明的起源
郭晓晖
作者对张光直于1986年在美国出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1986年美国耶鲁大学出版）一书给予的的评价。张光直认为，早在公元前4000纪，中国各地区的文化就发生了相互作用，并向趋同和趋异两个方面发展，尽管各种文化趋向于复杂化，但最终还是为各地区文明的诞生奠定基础。张光直还把二里头文化看成是夏文化，但他认为，要解决这个问题或是早商文化的争论，还必须等待二里头文化中有关文字的出现。
评瓦西里耶夫〈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
邵望平,莫润先
第1132——1140页
本文是对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谢·瓦西里耶夫所著的《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的评论。作者以中国考古资料为依据，批判了瓦西里耶夫的“中国文化西来说”、“信息传播决定论”和假设性复原的观点。从瓦西里耶夫的论点与中国考古资料相对应，即可看出他的治学态度为强不知以为知，竟把问题断然说绝，以主观随意地用假设为线索，构成自圆其说的理论。作者强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考古学得到蓬勃发展，新的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深度不断增进，年代上、地区上的许多空白得到填补，尤其是中国人种、文化、文明的独立起源和发展有了越来越多的事实依据，更加充实了中国文明本地起源的理论。作者认为，中国各地区原始文化发展的过程清楚，从相当于前仰韶文化的原始文化阶段，一直到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的原始文化阶段，都有一脉相承的发展关系，例如黄河流域的大地湾文化、裴李岗文化等诸文化的发现，为仰韶文化找到了本地的根源，这一事实有力的批判了瓦西里耶夫的“黄河流域几乎不适于人类的生存”，“要想在黄河流域找到前仰韶文化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少了”等谬论。作者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日益清楚的勾勒出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总貌及主要因素的演变脉络，尤其在相当于龙山文化前后出现的城址、文字、青铜冶铸等现象说明，至少在二里头时期，中国就步入文明的门槛，而具有文明因素的诸多现象，在比龙山文化更早的文化中，都能找到渊源关系。这就说明了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延续性，不仅为国内学术界公认，同时也得到了国外一些学者的认可。
中国国家起源与古代地理环境的关系——评高光晶著〈中国国家起源〉
马世之,张德水
第111——113页
本文认为高光晶先生所著《中国国家起源》一书将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发展的作用作为解开中国国家起源之谜的主要依据，是一种值得向大家推荐的治学之道。高光晶先生认为黄河流域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是因为其地理特征适宜于原始经济，尤其是原始农业经济的发展。黄河中下游一带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中国国家在起源过程中独特的发展道路。黄河中下游过于优越的地理环境并没有促进经济的迅猛发展，反而培养了人们的依赖性，致使中原地区农业发展速度十分缓慢，从而直接影响到中国国家的起源和形成。夏王朝不是随着父权制的发展而建立，与之相反的是父权制随着夏代国家的出现而确立下来。中国国家是在生产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组织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建立的。《中国国家起源》一书还利用比较史学的方法，通过古代中西地理环境的对比，找出中国与古希腊、罗马在国家形成中的差异性。本书是有关中国国家起源问题的第一本专著，它的出版，必然会在学术界引起较大的反响。
华夏文明之源序
严文明
第56——57页
本文是为李绍连的《华夏文明之源》一书写的序。文中肯定了该书三个方面的优点，其一，该书主张中国文明多元论或多中心论，与本文作者所持观点一致。本文作者认为自七十年代后期起，象辽宁凌源牛河梁的祭坛和积石冢、甘肃秦安大地湾的大型建筑、浙江余杭瑶山的祭坛和贵族墓地、山东章丘城子崖的城址等都是与文明起源有关的重大发现；其二，该书主张中国文明的起源不只一个中心，但不是说处处都是文明的发祥地，发展水平较高而又较早进入文明社会的还应是中原地区，因而将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之源作为本书的主题，作为进一步研究整个中国文明起源的基础，是很恰当的。其三，本文作者认为探讨中国文明起源不应单纯考察文明在实物遗存上的表现, 如城市、文字和青铜器，而应从文明的本质如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政权等方面着手，而该书正是这样做的。因此，本文作者推荐该书为"一部好书，有价值的书"。
读〈华夏文明之源〉
王宇信
第3版
本文认为李绍连的近著《华夏文明之源》涵括了从人类诞生直到夏朝以前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大量考古材料，反映了我国石器时代考古和区系研究的最新成果，是近年出现在国内外学术界“中国古代文明探索热”中的一部力作。本书把学者们津津乐道的文明“三要素”（城市、文字、青铜器）或“四要素”（前三者再加礼仪中心），做为华夏族经过蒙昧直到野蛮后期才出现的，经过长期蕴育的诸文明因素的“物化”，它们不是文明之源而是之流，而“私有制、阶级和国家政权才是野蛮与文明的分野的标志，是具有本质意义的特征”。这就避免了“要素论”倒果为因的片面性，而使文明起源的考察更加全面和科学。本书除了认为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外，还全面系统地论述了其它地区文明形成的过程，以及各文明与处于领先地位的华夏文明的交流与融合，因此，本书对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视野广阔，使人颇受启迪。
中华早期文明的全景画――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第三卷读后
刘 统
第5——10页
本文是对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的读后感。本文认为，白寿彝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第三卷，写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中华民族早期的形成发展史。中华民族的形成经历了由单一民族到地区性多民族统一的演变，本卷通过再现曾在中国地区生活的许多部族的历史，反映出中国古代文明是多民族共同创造、相互融合的结果，而不是“正统”消灭“蛮夷”的结果；反映出积极推进民族融合的国家，就能迅速强大，反之，虽有“正统”地位，终不免走向衰败。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一个大变革时期。本卷抓住“竞争――发展――变革”这条主线进行叙述，纲举目张。诸侯国之间政治、军事的竞争导致了增强国家经济实力和对人才的需求，为百家争鸣创造了条件。改革由起初的个别措施和政策性变化发展到国家行政、经济、军事等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完成了向封建社会的过渡。本卷在编撰体例上有很多创新，“序说”部分详细介绍古代史料和当代研究成果，体现本书的撰写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典志”部分着重剖析社会历史现象，从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入手，进而解释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人物传记”部分继承了《史记》的传统，强调“通”的原则和古为今用。这些都为通史著作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对于上古史文明的新阐释――评介〈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
薛蕙若
第80——81页
本文是一篇对晁福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一书的评介。本文作者认为，与前辈史家侧重于研究三代社会的巨大变革的思路不同，晁福林新著《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一书，执着于揭示这一时期历史运转过程中存在着的强劲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连续性质。三代时期继承多于变革，延续多于变动。在漫长的三代时期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并未发生根本的断裂与剧变，是作者对于夏商西周社会的基本认识。夏商西周更多地是在大的传统方面的承继。作者认为，《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一书以探讨社会性质为主题。该书作者从社会经济形态入手，结合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的研究，论证了文明演进的大体道路是：氏族封建制（夏、殷）――宗族封建制（西周）――地主封建制（东周以降）。所谓“封建制”，在本书中包含两种意义，其一是分邦建国，它始于夏的方国部落联盟，至西周时期的分封制而臻于完善。其二是以农奴制为核心的一种生产关系。这两种意义，在作者的论证中，恰恰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前者正建立于后者之上，形成了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三代具有的只是封建经济形态，而尚未形成典型的封建制度。形成这一特点的重要原因之一，则是上古时期进入文明之后“族”的长期存留和巨大影响。三代的社会性质，就是由封建经济与“族”这两种最本质的经济形态和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所决定的。作者在“封建”之前添加“氏族”“宗族”之词进行限定，以说明我国上古文明的特点，可以说是本书的核心。传统文化、传统习俗，在夏、商、西周时期尽管变化缓慢，但却具有长时期的影响，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作用。早期国家的特点之一，是其所具有的复杂性。通过对早期文明的探讨来把握和认识推动历史前进的潜在动力，这正是这部书的作者所致力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最后，本文作者认为，这部书将族与封建制结合起来，以考察上古时代的社会性质，做了有益的尝试和新的探索，书中的相关理论和有些尚未展开的论点，都富于启迪意义，然而，以新的视角把握上古文明的特点，不仅需要资料采集方面做更细致的勾稽索隐的工作，而且更需要在理论的论证方面做出更多的努力。
中华文明基本特质的生成
李瑞烂
第5版
本文就中华文明基本特质生成的问题作一探索。作者认为，一切社会史研究的终极目标，都在于揭示该社会的主要历史文化特质亦即民族性。先秦是中国历史的源头，要揭示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特质，研究的焦距必须首先对准先秦。堪称为中国民族性的许多文化积淀皆可追溯自先秦。若想要挖掘出中华民族文化特质在先秦时代赖以孕育的种种原始基因，则需要一种较为合理的理论框架，将合成先秦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精神观念等诸文化层面及其内在联系全方位而又层次分明地复现出来。新版的《中国社会通史》所设计的从社会存在的前提入手，继而按社会构成、社会运行和社会变迁的层次来展现解剖社会历史面貌的理论框架，使我们写作先秦社会史时，较为得心应手地实现了探寻中华文明特质之根的写作宗旨。对先秦社会存在前提的综合分析使读者顺理成章地解析出中华文明之所以能产生经久不衰的文化凝聚力的奥秘所在。中国先民赖以存活的地理环境相对于一些古典原生文明而言确富个性。对外域而言，古中国是一块封闭的大陆；对域内来说，她又是一个开放的天地。从新石器时代起，不同区域和部族之间的开始了持久而连锁的文化渗透，致使彼此在文化风格和社会形态上，都表现出一种取长补短逐步趋同的发展态势。直到战国末年，一个政治经济文化浑然一体的庞大多民族共同体，赫然出现于世界东方。至此，先秦时代，因地大、物博、民众这样一些社会存在前提所导致的中华多原生文化的融合，就达到了这一时段的至高点。因此，如若离开合理的理论框架而写先秦社会史，中华民族文化特质之所以生成的本源性条件，将庶几无处搜寻了。
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研究的新进展——<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评介
王仁湘
第156——160页
本文回顾了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成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进程，并评介为纪念恩格斯逝世100周年而新出版的专著《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该书认为，文明社会的到来就是国家的出现，国家是文明的政治表现，一是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建立。在中国、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美洲等地，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城市，可以作为国家出现的物化形式。在由聚落到城邦的演进中考察国家的形成，这是文明起源的主要脉络。中国公元前3000——公元前2000年陆续出现在黄河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诸文明实体，多数都可用城邑作为国家的标志。由“大体平等的农耕聚落”发展出“初步分层与分化的中心聚落”，后来在这样的中心聚落基础上就出现了“都邑国家”。该书持中国文明起源多元论，认为在龙山时代的黄河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形成了发达的早期文明，出现了都邑国家，如山西的陶寺文化，河南的龙山文化、湖北的石家河文化和江浙的良渚文化，都是最典型的代表。“以目前的考古发现而论，在古代中国大陆这个大的文明发祥区域内，最早出现的都邑文明是一批而非弧独的一个，这种众多小国分立与抗争的势态以及夏代之前即已形成‘万国’的古史传说，都说明中国文明起源既是本土的亦是多中心的。”该书以五帝时代作为中国文明初曙的时代，这是一个始自黄帝终至大禹走到文明门槛的英雄时代。在黄帝、颛顼和帝喾主盟华夏部落联盟时，主持观象、产业、民事、祭礼的管理机构还没有蜕变为与民众对立的公共权力。到夏禹时期，部落联盟管理机构已蜕变为与民众对立的公, 共权力机构，最早的国家出现了。夏, 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奴隶制中央集权王朝。从五帝时期部落间的不断争战，促使集战争指挥权、祭祀权和行政管理权于一体的王和王权的形成，到夏商周三代王朝通过国家机器的不断加强，使王权成为至高无上的权力。从夏代家天下王位传子制度的确立，经过商代对王权的神化和王位直系传承的制度化，到西周通过分封同姓和宗统与君统的合一，王权在国家形成过程中一步步得到发展和加强。故此，王权是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的阶段性和继承性的集中体现。
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研究新突破——〈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专家评研会纪要
张自成
第3版
本文是对由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专家评研会的纪要。《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既展示了作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是数十年来中国学术界对中国文明起源与国家形成这一课题的的探索进行的总结。专家们认为该书的首要特点是重视理论方法的研究，理论上有突破。该书不是简单的从经典著作中或从世界文明的共性中去寻找结论，而是结合中国考古材料的实际，从原始聚落的形态演变方式探讨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的过程和途径。该书充分肯定从青铜器、文字、城、大型礼仪建筑等文明标志来探讨文明起源的方法，同时又指出其局限性，认为应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主张将国家形成的标志修改为：一是阶级或阶层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并认为在中国阶层或阶级分化的基础上出现的城邑、都市之类，可作为国家出现的标志物或物化形式。该书的第二大特点是资料的整合较好，对考古材料、古代文献、甲骨金文及近现代研究成果等资料把握充分，以多视角多侧面进行剖析，相当专业化，原创性很强。对于争议颇多的古史传说，直接求索传说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并选择重要的又具有可信性的事例进行剖析。该书用具有中国特色的王权代替公共权力来强调国家形成的标志。该书的第三大特点是严谨的学风和文风，引用的材料经认真分析，对前人成果客观评价，文风朴素清新。该书的缺点是研究的范围还应扩展，应囊括历史上及近现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在材料的应用上对近现代民俗材料应给予更多重视。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评介
俞伟超
第3版
本文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一书是一本在理论的思考、内容的全面和材料的翔实等方面都做得很好的著作。首先，全书分五大篇探讨我国文明起源过程中的物质技术、聚落结构和精神文化方面的进步情况，传说中五帝时代的历史真相，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形成过程及国家形态的完善过程。这对说明我国的文明起源和国家形成问题来说，已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其次，在材料的使用方面，概括了古文献、甲骨文和金文、考古学的发现与研究等有关资料，材料充实。而且对材料经过认真考订和取舍，表现了作者的认真态度和深厚的史学基础。再次，在阐述问题时作者对以往成果作了仔细介绍，使读者清楚那些是别人的成果，那些是新创的。该书第一篇系统而仔细的论述了我国文明起源过程经历了平等的农耕聚落、出现分层与分化的中心聚落、都邑国家这几个阶段。第二篇对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从国家形成前那种“英雄时代”角度作了历史进步过程的论述，而且考订翔实。第三至第五篇中有关夏商周的论述综合了古史记载、甲骨文和金文材料以及大量的考古材料，使该书面貌一新，内容深入，水平较高。
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的重要收获——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
晁福林
第87——89页
本文是对《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的评介。认为该书通过对中国原始社会和夏、商、周时代的历史和社会的系统研究，对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形成的途径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见解。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开阔的理论视野和在坚实基础上的创新。对于酋邦社会，该书认为不一定古代诸文明古国都通过这种形式，但它启发我们由部落到国家应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有相应的社会结构和体制特征，这是文明和国家起源研究中的关键点之一。该书将史前到文明的历史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农耕聚落期、中心聚落期、早期国家文明形成和确立期，这种划分不仅反映了社会形态与结构演进中的连续性和阶段性，而且它和考古资料相符合，具有可操作性，使作者的论断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有重要的学术意义。该书的另一大特色是缕析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对前辈学者的研究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论断。该书对传统的古史体系与夏王朝研究状况的分析是这方面的典型。该书对于古文字资料的运用很见功力，在分析商周王朝时充分运用了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该书作者在提出自己的见解时多注意学术传承，对前人的成果予以充分尊重，不轻易下论断，学风严谨扎实。作者在掌握理论和丰富的考古与文献资料时，由于世纪的问题太多，有的问题未展开进行充分论述，个别地方的论断还有可商量的余地。
评〈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
李建党
第27——29页
本文是对由李民、张国硕编著的《夏商周三族源流探索》一书的评介，认为该书有利于夏商周三族源流及其融合研究的深入，并对夏商周三代的历史研究起推动作用。该书由四大特色。其一，该书结构严谨完整，主线清晰。全书分九章四大部分，即一，追溯夏商周三族起源的上限；二，对夏商周三族的起源作全面的考察；三，考察三代政治中心的变迁及原因，把三代的势力范围分为直接统治区、控制区和影响区；四，考察三族的融合过程。结构安排巧妙，全书内容丰富而不繁杂。其二，文献资料与考古资料结合，同时交叉运用民族学、生态学、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使理论充分，更具说服力。同时作者把考古学成果运用引向深入，应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对三族起源进行探讨，具有独创性。其三，不囿成论、考辨翔实，迭呈灼见。该书认为夏族的起源在豫西，同时又认为晋南也是夏族的另一发祥地；商族的起源地在关中及与晋西南隅毗邻的地区；周族的起源在文王作邑于丰之前，岐邑是周族的政治中心。西周中期，三族融合的雏形形成，春秋时期，三族融合完全角成。其四，坚持以信传信、以疑传疑的原则，不武断，不臆想，言必有句。总之，该书是一部体系完备，新意迭出的学术专著，对历史学和考古学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国考古学的世纪之作——读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吴炎亮
第3版
本文是对苏秉琦先生《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的评介和对苏秉琦先生从事考古经历的简单总结。《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以苏秉琦先生60余年的考古生涯为线索，以自述体讲述了先生毕生的考古经历，回顾了他在实践中探索考古学的成长历程，总结了他在探索中国文明起源方面的主要成就，是中国考古学的世纪之作。苏秉琦先生瓦鬲研究的成果成为奠定中国考古类型学理论的基石，使人们认识到形象思维对建立以实物为研究对象的考古学方法论的重要作用。苏秉琦先生从五千年前中国古文化两种代表器物——小口见底瓶和鬲——的演变关系中，找到这两个甲骨文字最初创意时的物证，从而将鬲的起源与文字的起源，也就是与文明起源的具体进程联系起来。他又从仰韶文化中提炼出小口尖底瓶、花卉纹彩陶图案、鸟纹彩陶图案等标准，将仰韶文化的中心地区限定在华山脚下为核心的八百里秦川分布的半坡与庙底沟两个类型，进而抓住抽象化的玫瑰花作为仰韶文化的标志性纹样，进一步推论出仰韶文化发源地的华山得名于华山脚下的原始人群。1986年他依据红山文化坛冢和玉器群的发现，提出中国5000年文明曙光之说，进而提出“古文化古城古国”的著名论断。近年在中原地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太湖流域、山东半岛、四川盆地及岭南地区连续发现距今四五千年密集分布的中心聚落、超中心聚落和古城址，使中华文明起源呈满天星斗。该书朴实易懂，结构严谨，笔韵深入浅出，是考古学成为大众事业的一次成功尝试。
暸望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读〈中国文明起源新探〉
张忠培
6——7页
本文是作者为苏秉琦先生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所写的书评。认为该书所有论述和观点，均自成体系，为一家之言，确写得深入浅出，把最复杂、深奥的道理讲得的简单、明了，且图文并茂，语言娉婷，婉婉入理，读来郎郎成声，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启迪思想，发人深思。这本著作是暸望中国考古学的窗口。人们透过这一窗口，可以了解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永不失落的文明）读后感
许顺湛
第77——78页
作者认为，《永不失落的文明》不同于“失落的文明”、“复活的文明”，独辟蹊径，涵义甚深，具有独特的见解。世界上的古代文明，不论是南美的马雅文明、印加文明，还是闻名于世的古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等，都被中断过，民族文化都没有真正传承下来，唯独中国古代古代文明是一个例外。现在，许多学者，不仅对中国五千年文明史连绵不断感到自豪，同时也都在研究其中的奥秘。中国不仅地大物博、文化积淀丰厚，最主要的是我们民族有坚定的大统一的基因。有阴阳对立统一的宇宙观，有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民族精神，有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基石，有高度的包容性、融合性的民族素质，还有共同的人文始祖的信仰，龙文化和汉字在各民族中的普及扎根，形成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产生了顽强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坚如磐石的民族凝聚力，使世代相传的中华民族像永不熄灭的灯塔矗立在世界的东方。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