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汪民安，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微时代的文化事实上奠基于互联网文化，它是以手机和电脑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电脑和手机是这种文化最重要的标志。它们是技术的最新产物，同时也是机器进化的最新产物。较之传统的机器大工业，电脑和手机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它们将大工业时代机器的多种功能进行了浓缩和概括，也即机器发生了进化，它不断地打开自己的界线去抢占新的领地。比如说，电脑(手机)抢占电视的领地，抢占音响的领地，抢占计算器的领地，甚至抢占算命先生的领地。它甚至有多种开口，可以和其他的机器有一种实质上的组装，它可以容纳别的机器输送而来的信息，它有插口随时承受来自外部的输入。电脑将它的定义和功能不断地改变。
手机和电脑不仅吞没和席卷其他的通讯和娱乐机器，同时，也改变了自己的物质形态，它越来越小巧，越来越轻盈，因此越来越具有流动性，它越来越从形状上趋近一部手机，越来越和人之间形成一种身体的依附关系——人们最初是奔赴于一个静止的固定的醒目的电脑，电脑的位置成为人的情不自禁的目的地;现在，人们可以将电脑随身携带，让身体成为电脑的依附之地，让电脑成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让电脑和人们形影不离。开始是一个显示器和一个笨重的主机盒子组装的电脑，它和人保持着距离，成为人的一个客体;接下来是一个可以放在书包里面随身携带的移动电脑，它是人的一个亲密伴侣;现在是手掌中的电脑，一个手机电脑，它是人的一个新器官。这是电脑最新的自我进化，一个打破了手机和电脑界线的奇妙机器。
也就是说，作为微文化载体的机器，本身也越来越小。事实上，我们从历史上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化，最初的城市文化就是大机器大厂房的文化，机器是城市的中心，让所有的人跟着它转动。随后是家用机器的出现，机器成为家庭的中心。现在，手机进入到身体的中心，让整个身体围绕着它转动。机器从厂房和公共空间转移到家庭空间，现在则转移到身体空间——手机和电脑都是人体的器官。
互联网使得所有的事物都获得了信息的地位。再微不足道的东西都可以转换成一个信息，一切都被信息化了。电脑(手机)作为机器，生产和消费的都是信息。尽管信息的生产和消费由来已久，但是，电脑的信息概念则完全不同。对于一般的诸如电视机这样的信息机器而言，信息总是被特定人群所生产，然后又被另外的特定人群所消费。因此，信息总是被遴选，被编码，被体制化。它们是现实的反映，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对于电脑而言，信息可以被所有人生产，也可以被所有人消费。最主要的是，电脑意味着一切都可以被信息化，连隐私也可以被信息化(事实上，人们常常将自己的最私密的东西，将自己的身体、财物，以及内心意愿等等，也就是说，将自己的全部存在感，都储藏在电脑里面，以至于电脑一旦丢失，存在的意义就丢失了)。人们可以将一切，不仅是外部世界的一切，甚至是自我的一切，以电脑的方式信息化。就此而言，信息的概念会发生一些变化——信息是因为电脑而产生的。人们总是说，信息事先在现世存在着，它有待一个传播机器来完成和表述它;一个好的传播机器正是能够对信息进行恰当准确的再现。人们总是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广播、报纸和电视。但事实上，电脑或许会改变信息的定义：没有什么事先的信息，信息是被创造出来的，信息是电脑的产物。是因为有了电脑然后才有了信息。所有发生之事，所有琐碎之事，所有现存之物都可以被电脑转化为信息——反过来，所有未发生之事，所有可以想象之物，所有虚构之物，同样可以借助电脑转化为信息。电脑可以将一切可见的和不可见的，将现实的和非现实的，进行信息化的处理。如果说电脑是一个非物质性的生产机器的话，那么，它将整个世界进行了非物质化的生产，它将世界生产为信息。整个世界被信息化了并以信息的方式而存在。信息不再构成现世的一部分，而是现世完全转化为信息。
电脑(手机)构成了一个自主的世界，不过，这个电脑人生法则同现世人生法则迥然不同。它有它的符码，有它的存在方式，有它的语言，有它的逻辑，有它的价值观。电脑的所有程序和规范，都是这个电脑人生的培训教程，如同现实中的每个规范和法律都是现实人生的教程一样;如同人们每天在现实人生中有自己固定的上班线路一样，人们在电脑人生中有自己固定的网游线路;如同人们在现实中有固定的伙伴和朋友一样，在电脑中人们也有自己的固定伙伴和朋友;这样，每个人有一种现实的人生习性，也有一种电脑的人生习性。他们之间似乎并不存在着必然的关联。人们过着两种人生。一旦他坐在电脑前，他同时以两个身份、两种形象、两种本性的面孔出现。人们也据此存在着两种本质、两种自然、两种内在性。在这个意义上，电脑是一个分裂的机器，它将人一分为二。这两个世界如此地迥异，以至于人们常常感到惊讶：一个人居然能够展现如此不同的两幅面孔。电脑人生，既非现实人生，也非电影式的梦幻人生，它甚至也不是这两种人生的辩证综合，它只能属于自己的特有人生。在此，这个人生唯一确信的是，它不可能像睡梦那样最后被现实人生所惊醒。它将持续地存在，并且一直和现实人生相互较量。
互联网和手机编织了一个无限的网络，每个持有手机的身体都置身于这个网络，并且在其中占据了一个环节。这个网络具有如此的社会覆盖面，以至于人们现在按照这个网络来组织自己的交往行为。人们现在借助手机来为自己设定一个社会位置，设定一个可见性的时空场所。每个人都被想像成一个手机人，一个有手机号码的人。人们要确定这个人，要找到这个人，不再是去直面他，不再是去找到他的肉身，而是要找到他的手机号码。他的号码就是他自身。肉身似乎变成了一个号码，每个人都被抽象成一个手机号。人们一旦开始认识，一定是要彼此交换各自的手机号码，相互将号码储存在对方的手机之中。储存了这个号码，就储存了这个人。人的背景，人的地址，人的整个内在性，都被埋伏在一个号码中。储存了一个手机号，就储存了一个人的种子，他的全部背景可以在手机上萌芽，交往的全部结果也在这个号码上萌芽。社会关系现在就以手机号的关系得以表达。人们的社会关系联络图就以手机号的形式锁在手机之内——不被储存着的号码有时候会被排斥——很多人发现手机上的来电并非是被储存号码的时候，就会拒绝这个交往链条之外的电话。人们也常常改变自己的号码，这是为了使自己同先前的某些社会交往链条崩断。让自己从另外一些人的目光中消失，就是让自己的号码从另外一些人的手机中消失。
一旦人们按照手机来组织这个社会，那么，如果没有手机，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就会被抛在社会之外。它没法和社会兼容，或者说，有手机的人和没有手机的人，这两种身体没法兼容。因此，一旦参与这个社会，就应当作为一个手机人的形象出现，就一定要掌握、运用和顺应手机。一个生物体一定要进化。一个人如果长时期关掉手机，不论他每天如何频繁地出没于大街小巷，人们还是会认为这个人从社会中消失了。
不仅成年人转入到这个网络中，获得了自己的虚拟身份，孩童也开始迅速地使用手机和电脑。机器以前是成年人的使用对象，现在，孩童们从小就开始使用和消费机器了。孩童们不仅在虚拟世界获得身份，他们还将电脑和手机作为一种新的玩具，几乎所有的孩子对这些玩具机器都能无师自通，并且还可以作为父母的教师。从孩提时代开始就和机器打交道，人的一生终将和机器形成一个装置。最重要的是，孩子们的玩具开始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最初的孩子的玩具对象是泥土，接下来的对象是各种拟人化的娃娃(女孩)或者汽车(男孩)，或者是各种人造的玩具，现在，不分男女，最重要的玩具对象是ipad。成年人的玩具和孩童的玩具一体化了，人们会发现，父母和孩子争抢ipad或者iphone的情况并不少见。电脑和手机，既是一个信息机器，也是一个娱乐机器。这就是人们沉湎于网络的原因。
所有这些对日常生活产生什么影响呢?
首先是碎片化的生活。人们的日常生活被切成碎片了。但是，碎片并不是现在发生的，大机器的时代已经导致了碎片化的生活。今天的碎片化生活有不同的形式。以前人们被大的工厂机器所控制，是车间流水线上的一个环节，是机器的一个环节，被机器撕成了碎片;但是现在，人们是无限信息流中的一个环节，人们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撕成碎片。信息蜂拥而至，穿越了人们的每时每刻，穿越了人们的整个身体。一旦身体被撕成碎片，一旦沉浸在娱乐之中(人们对机器的兴趣就在于娱乐)，一旦过于沉浸在当下的枝节和琐细之中，人们就缺少总体性的视野，缺乏超越性的怀疑精神。人们陶醉在互联网的虚拟世界中，看上去，人们在互联网上建构起了一个公共世界，实际上，人们借助于这个虚拟的公共世界在品尝自己的私人快乐。
互联网使得全球化达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世界的空间距离消失了，地理不再是一种联系障碍。不过，这或许也让现实中的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开了。人们没完没了地和遥远的他人对话，但总是不愿意和身边的人交流。而且，人们也总是愿意借助手机和电脑交流，而不愿意面对面交流。互联网上人们越来越亲密了，现实中的人们越来越疏远了。人们共处一个餐桌，却往往并不面对，而是各自埋头于自己的手机，各自和一个遥远的人在交谈或者分享。互联网填平了地理鸿沟，却又挖了一个新的现实沟壑。
由于电脑和手机这一技术的普遍化运用，全世界的人都借此获得了某种同质性。我们并不是说，新技术和互联网使得人们完全趋同，但是，它们确实让人们分享某些共同的生活习惯，某些共同的自我技术。孩童们在玩同一种游戏，接受同一种互联网文化，使用同一种电脑技术，塑造孩子的技术越来越接近了——这或许是另外一种意义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正是基于互联网文化的全球化，使得民族之根、民族的习性在不断地剪除，不断地消亡。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