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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子嵩:我与古希腊哲学研究

2017-07-10 14:55:41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汪子嵩先生在研究古希腊哲学时,深受陈康教授影响,并且在其撰写西方哲学史希腊卷的时候仔细阐述陈先生观点,并且也对柏拉图思想从自己的理解研究中做出论述。


(作者:汪子嵩,西南联大1941级学生,希腊哲学史学家。)

1946—1948年间我在北大当研究生时,在陈康教授指导下,开始学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1949年起改学马克思主义哲学,20世纪50年代参加学术批判,写过多篇批判文章,发表于《人民日报》、《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研究》等报刊;并在《人民日报》发表过一些思想评论。1978年任《人民日报》理论部副主编期间,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时,编过许多重要文章,自己也写过一些论文,并做过多次讲话和报告。

20世纪70年代末,我决定重新恢复对希腊哲学的研究,将研究重点放在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一书上。1982年出版《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一书,主要是根据陈康先生于1947年给我们领读的《形而上学》Ζ、Η、Θ卷时所论述的思想写成的。

陈康先生是我国研究希腊哲学的权威学者,是将希腊哲学研究引入中国的创导者。他在德国留学时从著名哲学家尼古拉•哈特曼(N. Hartmann)学习。近代西方哲学重视认识论,忽视甚至反对古代哲学中的本体论(ontology)研究,哈特曼是创导恢复本体论研究的哲学家。陈先生在柏林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深得哈特曼的赞誉。1940年陈先生回国任教后又接受德国古典学者耶格尔(W. Jaeger)倡导的“发生法”的影响,主张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是有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要用历史的方法研究它。陈先生想将哈特曼的系统哲学的方法和耶格尔的历史方法结合起来进行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研究,开始研究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substance)的学说。他认为,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和《形而上学》Δ卷等较早期著作中主张具体的个别事物是第一本体,但是到《形而上学》Ζ卷中,他已经明确具体事物是由形式和质料组成的,在这二者中,他认为形式先于质料。具体事物因为包含了质料,所以也是在后的。这样,亚里士多德便从主张个别事物为第一本体,转变为主张形式即事物的本质才是第一本体。

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拨乱反正,哲学史研究中也有对过去二十年来教条化、简单化情况的纠正问题。在一般哲学和哲学史著作中都只说亚里士多德主张个别事物是第一本体,甚至有人由此得出亚里士多德是唯物论者的结论。因此我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中,具体介绍了《范畴篇》和《形而上学》Δ、Λ、Ζ、Η、Θ、Μ、Ν诸卷中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关于本体的各种分析和论证,解释他的思想变化。企图说明一位伟大的哲学家的思想是复杂的。哲学史研究工作也应该实事求是,尽可能按他本人的著作进行解释,不能教条化和简单化。

当时社会科学规划会议提出编写多卷本西方哲学史的任务,我负责希腊哲学史,与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四人分工协作。拟定出四卷本:第一卷为早期自然哲学,从泰勒斯到德谟克利特;第二卷为智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第三卷全部为亚里士多德;第四卷为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希腊罗马哲学。拟定五年左右出版一卷,第一卷于1988年出版,第二卷于1993年出版,第三卷现正集稿整理中。

我负责撰写的主要是第二卷中的柏拉图的后期哲学思想和第三卷中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思想。

对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过去都将它说成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以《国家篇》(即所谓“理想国”)为其顶峰。但从20世纪上半叶开始,西方学者对他留下的三十多种对话,从文字义理和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大多数学者同意柏拉图思想是有发展变化的,大体可以分为早期、中期和后期。早期著作被称为“苏格拉底式的对话”,阐述苏格拉底和人讨论各种伦理问题,多以没有得出结论而告终。中期对话以《斐多篇》和《国家篇》为代表,建立起柏拉图自己的相论(Theory of Ideas)。柏拉图所说的Idea( 或eidos),过去都译为“理念”。陈康先生一再提出:柏拉图用的Idea既没有后来的“理(ratio)”的意思,也不是主观的“念”。他译注《巴门尼德篇》时将这个词译为“相”,我们从第二卷开始将它改译为“相”和“相论”。

被认为柏拉图后期对话的由《巴门尼德篇》、《智者篇》、《泰阿泰德篇》、《斐莱布篇》、《莱迈欧篇》、《政治家篇》和《法律篇》。西方学者对这些对话的解释现在还存在相当大的分歧,迄今为止还没有对柏拉图的后期思想做出比较明确并得到多数认同的意见。其中困难最大的是《巴门尼德篇》,这篇对话分前后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批判“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第二部分则以八组虚拟的推论讨论最普遍的范畴“一”和“是(Being)”及许多相反的范畴,如一和多、动和静、同和异等等的相互关系。其抽象和繁复的程度可以和后来的《逻辑学》相比,黑格尔称这篇对话是“古代辩证法的最伟大的杰作”。西方许多柏拉图专家对它的内容做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但都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因此被学术界认为它是一个最难解的迷。

陈康先生的博士论文《亚里士多德论分离问题》的第一部分专门研究柏拉图对话中的分离问题;回国任教后,他专门研究了《巴门尼德篇》,1942年曾在西南联大开设领读这篇对话的课程,同时进行中文翻译。最重要的是,他在翻译时写了将近十倍于译文的注释,解释他对重要的词、句子和段落为什么如此译,从而分析阐明了他对这些内容以至整篇对话的看法。陈先生译注的《柏拉图<巴曼尼德斯篇>》一书于1944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正是这本书启发了我学习希腊哲学的浓厚兴趣,并从中初步领略了严谨地研究希腊哲学史的方法。

陈先生认为,理解《巴门尼德篇》的关键问题是:“少年苏格拉底”以为“相”和个别事物是分离的。所谓“分离”就是说“相”是在个别事物以外独立分离存在的,如同个别事物一个个都是独立分离存在的那样。这实际上就是将“相”也当作是个别事物,将它们个体化,将抽象的“相”具体化了。在第一部分批判“少年苏格拉底”的相论时,柏拉图提出的主要论证是:具体事物不能“分有”这样分离的“相”,具体的人的知识也不能认识这种分离的“相”,甚至这种“相”也不能认识具体事物。如果二者分离,独立分离的“相”和具体世界中的个别事物便成为两个彼此割裂的独立的世界,二者无法沟通。

在第二部分中柏拉图提出解决这个困难的办法,他提出八组虚拟的论证进行逻辑推理。对这八组推论,西方一些著名的柏拉图学者,有的将它们解释为逻辑训练,有的解释为柏拉图的哲学体系(像黑格尔的《逻辑学》那样),有的解释为分辨词的歧义,都不能自圆其说,令人信服。陈康先生独创新说,认为这八组推论就是柏拉图用来解决第一部分中不能解决的分离问题的。他以希腊哲学中两个最普遍的范畴“一”和“是”(Being,一般译为“存在”,陈先生开始主张按希腊文原义译为“是”)为例,讨论它们是相互结合的,还是相互分离的。有四组推论从正面论证:如果“一”和“是”是相互结合的,它们便可以和一对对相反的范畴,如一和多、部分和整体、动和静、同和异、大和小、过去、现在和未来,知识和感觉等等,都可以相互结合,就是说,它们具有这种种相反的性质。另外四组推论则是从反面论证:如果“一”和“是”不是相互结合而是彼此分离的,则它们和种种相反的范畴都不能结合,结果它们什么都不是,只能是“无”。陈先生所做的大量注释,是从文字、意义、逻辑等方面说明他所以如此译和如此解释的理由。这样,就将这篇对话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各自的意义,以及这两个部分的关系和联系(这是西方学者认为最难说清楚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出版的由格思里(W. K. C. Guthrie)撰写的西方最新的一部《希腊哲学史》中,认为柏拉图的这篇对话是无法解释的,对它的第二部分总共只写了三页)都做了合理的解释。他的总的看法是:柏拉图用“一”和“是”的相互结合,说明它们可以和一对对相反的范畴互相结合,从而消解了“相”和“相”之间的分离,尤其是“相”和个别事物(它们是变动的,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的分离,认为它们不是绝对对立和割裂的。

陈康先生还以柏拉图的另一篇和《巴门尼德篇》同时期写成的对话《智者篇》中的“通种论”作为旁证。柏拉图在这篇对话中以三对最普通的相反的“种”(即范畴):“是”——“不是”、“动”——“静”、“同”——“异”为例,用逻辑论证说明它们是可以彼此相通、互相联结的。“是”既可以“动”也可以“静”,即可以“同”也可以“异”;而动“不是”静,同“不是”异,所以“是”也可以“不是 ”。陈康先生将这称为“相对不是论”,不是“绝对的不是”即“无”。从《智者篇》的“通种论”可以证明陈先生对《巴门尼德篇》第二部分的解释是符合柏拉图愿意的。

我们还可以举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相论的批判为证明。任何一本哲学是教科书上都讲到: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根本分歧,在于亚里士多德主张“形式”(eidos)在事物之中,而柏拉图的相论却主张“相”(idea或eidos)在事物以外,是独立分离的。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不止一次提出的对柏拉图相论的批评,有许多论证和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第一部分中批判“少年苏格拉底”的论证是几乎完全一致,可以互做解释的。由此可以认为:在《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中,柏拉图意识到他的前期相论将“相”和个别事物割裂开,成为两重世界的本体论学说是有问题的,从而提出一种以普遍的范畴或“种”(其实也就是“相”)可以相互结合,因而也就消除了“相”和个别事物的绝对对立的新的本体论学说。陈先生称之为“多元范畴论”。我们可以将柏拉图的这种新的学说看作是向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过渡阶段。

我在《希腊哲学史》第二卷论述柏拉图的后期哲学思想时,详细介绍了陈康先生解释《巴门尼德篇》的观点。鉴于西方柏拉图学者虽然已经大多承认柏拉图哲学思想有个后期阶段,但柏拉图的后期哲学和他的前期相论究竟有什么根本不同?他的后期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迄今为止尚未见到有哪一本专著对此做出明确的概括和答复。因此,我在第二卷中以介绍陈先生的思想为基础,结合对其他后期对话发展的分析研究,试图对柏拉图的后期思想做出概括性的陈述:

在本体论上,如上所述,柏拉图在《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中,以普遍的范畴可以相互结合,取代了原来相论中认为每个“相”都是绝对的、完善的、独立分离的思想,从而也就消除了相论中认为“相”和具体事物相互分离的二重化世界的思想。

在认识论上,原来相论将知识和意见绝对对立,认为只有理性知识才能认识真理,意见和感觉不能成为真正的知识。在后期对话《泰阿泰德篇》中也开始打破这种将知识和意见绝对对立的思想,柏拉图承认感性知觉对于感觉着总是真的,并且提出“蜡板说”和“鸟笼说”企图说明人的认识是从感性知觉开始,通过记忆做出判断,以及如何辨别真假判断的问题。这种认识论显然和前期的《曼诺篇》中的先验论的回忆说有根本不同。

在伦理思想上,柏拉图也修正了他前期相论的看法。后期对话《斐莱布篇》讨论什么是“善”,它是知识和智慧,还是快乐?却不像前期那样简单地将知识归于灵魂,快乐归于肉体,将二者绝对对立起来,认为判断善恶的标准只能是知识。在《斐莱布篇》中他虽然承认是真快乐还是假快乐,当然只能由智慧和理性来判断,但是他认为知识和智慧本身也包含有快乐和痛苦,所以“善”应该是知识和快乐二者的结合。

在政治思想上,柏拉图在《国家篇》中主张有智慧的“哲学王”进行统治,实际上是寄希望于人治。但在后期对话《政治家篇》和《法律篇》中他强调法律的重要性,开始从人治转向法治。同时对民主政治的评价,也比《国家篇》中的看法为高。

总之,柏拉图的后期思想不像前期相论那样过于偏重理想,而是比较注重实际。可以说这种转变的方向正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先导。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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