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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仲丹:反思法国大革命

2017-08-23 11:48:53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国大革命是在统治者自改革失败的前提下爆发的。其失败之处有忽视农民利益,唯一能控制专制政府的中间阶级贵族退出政治舞台,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

(作者:陈仲丹,南京大学大学世界史专业教授)

最近,一本原本是在学界流传的史学著作获得了各方面的关注,甚至被看做是对当前改革走向思考和预测的历史镜像。这本书就是19世纪的法国学者亚历克西·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2012年11月30日,新任中纪委书记王歧山在座谈会上向专家们推荐:“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领导人推荐读历史书早有先例,过去毛泽东主席就多次向人荐书,既有单篇的,如枚乘的《七发》,也有成本的,如《左传》,还有小说,如《红楼梦》,后者虽是小说,但是被当做历史来读的,借以了解封建社会。毛泽东推荐的多是中国的史书。后来的领导人知识结构有所变化,推荐的史书有的就跨到了域外,属于世界史范围。前几年温家宝总理就推荐过古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写的《沉思录》。这是罗马哲学家皇帝在鞍马劳顿中写成的道德典籍,表达了他对过冷静而达观生活的希冀。他希望能常常靠自省达到内心的平静,摒弃一切无用和琐屑的思想。显然读《沉思录》对提高阅读者的修养和操守有益。有人说“要获得新知请读老书”。这也就是培根说的“读史使人明智”的意蕴所在。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从中回溯往昔,反观现实,获得启示,借此甚而还可烛照、洞悉未来。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旧制度与大革命》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该书作者托克维尔生活在法国19世纪前期。他曾热心从政,出任过政府的外交部长。同时他又是个成功的学者,年青时去美国考察,回国后写了《论美国的民主》,出版后获得好评,由此当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19世纪中期,法国恢复帝制,托克维尔对现实感到失望,退出政坛,专心著述。他在查阅大量档案材料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法国大革命前的旧制度,于1856年出版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按写作计划这只是第一卷,但他的去世使计划中的第二卷未能问世。这不是一部叙述史事的著作,而是重在史论。

一、革命前后,法国并无本质变化

法国大革命是史学研究的热门课题,专注于此的史家众多,完成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通常学者们对这场震惊世界的大革命的起因解释较为一致,认为是法国旧制度的专横以及残暴统治导致了革命的爆发。按照习惯的说法是“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统治者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矛盾达到了极点。国家整个的财政负担都压在除贵族、教士外的第三等级身上,官逼民反,逼着人民揭竿而起,攻打巴士底狱,砍掉国王路易十六的脑袋。革命一步步深入,还树起断头台,大开杀戒,搅得周天寒彻。到今天这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标准解释。而托克维尔却通过自己的研究描绘了另一幅图景。他不是凭借想象而是依靠史料来揭示历史真相。他特别重视地方档案,查阅了许多地方的原始文献,阅读最高法院的法令和各教区的纪录,得出了与主流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他的研究结果是惊人的。“当我的工作向前进展时,我感到很吃惊的是,我不时看到我们今天在法国所碰到的一些特征。我看到很多我原以为是在革命中产

生的思想感情,发现数以千计我原以为是革命产生的习惯。”最重要的是,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是从旧制度传下来的遗产。他的第二个结论是:旧制度并不像一般人想象得那样可怕。它具有很大的专横性,但很少真正的压迫。别人看到的是说明旧王朝与革命尖锐矛盾的东西,而托克维尔看到的是合理的延续。旧制度实行中央集权制;革命使行政制度进一步中央集权化。

旧制度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大部分;革命又破坏了封建制度的其余部分。两者对于自由都不在意。革命的推动力是平等,而旧王朝在同封建制度长期斗争里所力求确立的正是法律面前的平等。“革命突然粗暴地终止了过去十代人辛勤经营的工作。”这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的核心观点,也是托克维尔提出的与众不同的结论,但这一新论与我们的定见却有悖。既然革命前后没有本质的变化,新旧之间也没有严重的对立,那么就没有必要革命,只要沿着原有的改革之路推进,法国大革命又怎会突如其来地爆发?对此疑问,托克维尔有一段精彩的解释:“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它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政权要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从纷乱浩瀚的地方档案中得出这一结论正是托克维尔独具慧眼之处。他认为,危机往往爆发在开始改革之时。这时社会的状况正在改善,改善的程度又不能满足人们的期求,而原有的控制系统失灵,也就是“法律的压力减轻”,结果激烈的社会冲突随之而来。

二、断民财路,引来革命

托克维尔还提出疑问: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这是一个历史的悖论。“大革命前20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为何在社会财富蓬勃增长时却爆发了惊世骇俗的大革命?尤其是托克维尔还观察到:革命前夕的法国政府虽然依旧足够强大,但却不再单纯地实行专制,而是在到处维持秩序;法国民众则“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何还会爆发摧毁一切的大革命?

托克维尔得出的答案是:尽管法国政府在大革命爆发前已部分转换了自己的角色,致力于“促进公共繁荣,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但它仍保留着许多专制政府的毛病。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在社会的经济活动前所未有的活跃,而政府的财政管理能力又与之无法配套时,心怀不满的人数增多,他们也更加激怒。“因为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对福利的爱好已和生意经自动传播增长,30年前对同样的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对此却忍无可忍了。”对这种现象,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简言之,革命的动力来自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不到位的改革,它刺激起了追逐财富的欲求,但又不能满足这一欲求,导致社会的普遍不满,最终使得现有秩序崩溃。尽管路易十六在临死前还称法国人为“我的同胞”,他终究未能明白众多的“无套裤汉”(底层人民)为什么要把他送上断头台。

三、失语的农民

在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起因的分析中,他认为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国家把某一社会阶层推入了孤立、失语的困境,这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而这个阶层就是农民。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托克维尔调查,在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然如此,按常理推断,

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单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托克维尔所指的,不单单是旧时代的贵族在政治权利丧失后,纷纷抛弃农村搬往城市。18世纪的法国农村,但凡稍有资产者,无不千方百计离开农村迁往城市。“文献证明,农村里几乎从未见过超过一代的富裕农民。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被其他阶层抛弃了,最后农民自己也抛弃了自己,农村陷入一种荒芜状态。国家一直在进步。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大部分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托克维尔感叹:“如果在农民身旁有

一些既有钱又有教养的人,他们即使无意保护农民,至少有兴致、有权力在掌握穷人和富人命运的那个共同主宰面前,替农民求情,那么所有这些新的压迫能制定吗?” 但“既有钱又有教养”的旧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这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托克维尔的这一分析很有警示意义。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转型、体制的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对各阶层的利益诉求都要统筹兼顾,各方面的事业才能协调发展,不能顾此失彼,有所偏颇。尤其是对处于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是在社会变革中最容易受到损害的部分,需要其他阶层以及作为各阶层利益协调者的国家来关心。在我们的改革进程中,对与农民利益密切相关的“三农”问题特别关注,就与托克维尔对法国革命的反思不谋而合。在管理学中有一个“木桶理论”,说的是盛水的木桶由许多块木板箍成,盛水量也是由这些木板共同决定。若其中一块木板很短,则此木桶的盛水量就为短板所限制。这块短板就成了这个木桶盛水量的“限制因素”。而处于社会边缘的底层阶层就如同木桶的短板,会将木桶内作为“共同福祉”的幸福之水泄光。

四、警语警示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附录的《1789年前后法国社会政治状况》文中也有许多切中时弊的精辟言论,值得琢磨反思。如“对享有特权者来说,最危险的特权是金钱特权。人们一眼就能看出这种特权的范围有多大,等看清楚时,便十分不快,金钱特权所产生的金额有多少,它所产生的仇恨就有多少。追求荣誉、渴望领导国家的人,为数不是太多,但是不想发财致富的人却少而又少。许多人对谁在统治他们可以不闻不问,但是对其私人财产的变化漠不关心的却寥寥无几。”这段话针对的是18世纪末的法国,而即使到今天也仍未过时。在网络发达的当下,网民时常对官员的天价表、豪华车发问,反映出的就是这种心态。就总体而论,读《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至少给我们留下了这样几点启示。首先,是对改革和革命两种社会转型方式应做理性的选择。按传统的观念,改革(或是改良)在进步性上不如革命。而从托克维尔的书中我们知道,法国大革命是在统治者开始改革而又应对失误的情况下爆发的。如果能以和平方式在体制的框架内实现自身的改革,又何乐而不为?他将法国发生的事称之为“一场浩劫”,一是法国大革命中有过多的暴力、血腥以及对个人权利的藐视,二是法国后来又经历了太多的反复和动乱才确立了后来的共和制度,可说是代价沉重。国内著名的现代化研究专家钱乘旦将现代化模式归纳为“英国式道路”和“法国式道路”,也希望以最小的代价完成现代化转型,当然较少动荡的自改革总是理性的首选模式。

其次,在改革过程中要有居安思危的意识。该书给读者最大的警示的是,在改革取得初步成效时往往是最危险的时刻,就如同打开了魔盒一般,社会的不满情绪甚至不减反增。究其原因,一是原来起约束作用的控制力量减弱。二是原有的财富分配机制变化,有些人在变化中成为

弱势群体。三是利益的相对减少,从总体来看某些群体的利益有数量的增长,但与利益增长迅速的群体相比,他们会产生相对的被剥夺感。在原有的稳定被破坏,而新的稳定态势又未确立前,这一过渡时期是最不稳定的。中国古代经典《易经》中有“月盈而亏”、“日午而昃”的道理,讲的是月在圆后要缺,太阳到正午要西斜,其中就蕴含了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晚清名臣曾国藩1864年在指挥湘军攻下金陵(南京)后就引用这两句话,告诫周围人他事业成功之时也是他最危险的时候,故而殚精竭虑采取对策化解危机。

再者,改革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改革者要有攻坚克难的决心和能力。法国大革命是在统治者自改革失败的前提下爆发的。其失败之处有忽视农民利益,唯一能控制专制政府的中间阶级贵族退出政治舞台,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等,对这些托克维尔在书中都有细致的分析和论述。而我们今天的改革事业也会遇到诸多难题,有的是法国大革命前就有的老问题,更多的是新出现的问题,都需要纳入一个整体考虑,兼顾好各方面利益,让大家共同享受改革的成果和红利。从这一角度去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从中读出对今天有启示意义的新思想,更能见出一本好书历旧而弥新的价值所在。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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