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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纳德·卡根:雅典是民主政府吗

2017-08-23 13:59:10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战争前夜的雅典政府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政府,由其首席公民领导。但如果像修昔底德那样说伯里克利时代雅典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正在变成首席公民的独裁统治,那就错了。

(作者:唐纳德·卡根,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

希腊世界向西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最西端、西班牙南部沿海的一些分散城邦,向东一直到黑海东岸。一些分布集中的希腊城邦主宰着意大利半岛南部和西西里岛的绝大部分沿海地区,但希腊世界的中心是爱琴海。绝大多数希腊城邦,包括其中最重要的城邦,都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也就是现代的希腊)、爱琴海东岸、安纳托利亚(现代的土耳其)、爱琴海诸岛和爱琴海北岸。

战争爆发时,希腊世界的一些城邦保持中立,但很多城邦,包括最重要的城邦,都已经臣服于斯巴达或雅典的霸权。斯巴达和雅典很可能是整个希腊世界里最为迥异的两个城邦,并且互相猜忌。它们之间的竞争塑造了希腊的国际体系。

雅典主宰的“提洛同盟”

雅典帝国源于希腊人打赢希波战争之后建立的一个新同盟。雅典起初是这个同盟的领导者,后来成了它的主宰。雅典有着独特的历史,在它建立民主制和成为霸主之前很久,它的个性就已经被塑造出来了。

阿提卡是从希腊南部向东南方延伸的小小的三角形半岛,而雅典是阿提卡半岛上的主要城邦。阿提卡的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英里,大部分地区都崎岖坎坷,多山峦丘陵,无法耕作,因此早期的阿提卡人即便按照希腊的标准也算是很穷的。虽然地理上处于劣势,但有时却可以因祸得福。入侵者从北方席卷而下,占领了土地更为肥沃的伯罗奔尼撒半岛,放过了阿提卡,认为不值得费工夫去征服它。与斯巴达人不同,雅典人声称自己起源于目前所占据的这块土地,在月亮诞生之前就生活在这一地区了。因此,他们不需要承受征服者的负担,也不需要时刻面对一个受压迫、非我族类、心怀不满的下等阶级。

由于雅典很早就统一了整个阿提卡地区,因此不会与阿提卡的其他城镇发生争吵和战争。这些城镇都变成了雅典城邦的一部分,所有在本地出生的自由民都成了平等的雅典公民。或许就是因为没有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雅典的早期历史比较安宁、稳定,并于前5世纪崛起为世界历史上的第一个民主制国家。

前5世纪,民主雅典的力量和繁荣主要依赖于它对其航海帝国的控制。雅典的航海帝国以爱琴海、爱琴海诸岛和沿海城市为中心。雅典帝国最初是“雅典人及其盟友”的组织,现代学者称之为“提洛同盟”。这是希腊各城邦自发组成的一个同盟,邀请雅典领导它们继续开展反对波斯的解放战争,并向波斯复仇。

提洛同盟逐渐演变成一个受雅典人控制的殖民帝国,主要是为了雅典的利益而运作。提洛同盟的几乎所有成员国都渐渐放弃维持自己的舰队,而改为向集体金库支付钱款。雅典人利用这些资金来扩充自己的舰队,并向桨手支付报酬(桨手每年有八个月要待在桨位上),所以最终雅典海军成了古希腊史上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海军。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夕,提洛同盟的大约150个成员国中只有2个岛国——莱斯博斯岛和希俄斯岛——拥有自己的舰队,也享有相对的自主权。但就连它们也不大可能违逆雅典的命令。

雅典人从其帝国产业中获取了极大利润,并将这些利润服务于自己的目的,尤其是用于庞大的建筑工程,来美化他们的城市,为人民提供就业机会,以及积累一大笔储备资金。雅典海军保护着雅典商人,使他们在整个地中海乃至更远的地方经商致富。海军还保障着雅典的食品供应,确保乌克兰小麦和黑海鱼类的供应。雅典本土的食品生产不足,需要进口这些外国食品来补充。一旦发生战争,需要放弃自己的农田时,雅典还可以用帝国的资金来进口食品,以进口完全取代本土的农业生产。前5世纪中叶,环绕雅典的城墙以及连接雅典和比雷埃夫斯设防港口的长墙竣工,此后的雅典几乎是不可攻破的金城汤池。

公民大会是最高决策机构

在雅典,所有政策,无论是外交还是内政,军事还是民政,全都由公民大会定夺。通过抽签从雅典公民中选出的五百人议事会负责准备法案,供公民大会审议,但完全服从于公民大会。公民大会每年开会多达四十次,均为露天举行,地点是卫城在雅典、底比斯、科林斯等古希腊城邦,卫城旁的普尼克斯山,从那里可以俯瞰阿哥拉(市场和民政中心)。所有男性公民均可参加公民大会、提案和辩论。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有4万雅典人享有参加公民大会的资格,但实际参会的人数很少超过6000人。因此,战略决策需要在数千人面前讨论,每一项行动的具体细节都需要得到多数人的批准。每一次出征、参战船只和人员的数量、资金预算、指挥军队的将领和这些将领得到的具体指示等相关事务,都要经过公民大会的投票表决。

雅典国家最重要的职位,而且是少数由选举而非抽签产生的职位之一,当属十位将军。他们负责指挥雅典的陆海军作战,因此他们必须是军人。因为他们的任期只有一年,而且可以无限制地再次当选,所以他们也必须是政治家。这些领导人在作战时可以施行军法,但在城内没有这个权力。每年他们必须接受至少十次的审查,看是否有人对他们担任公职期间的行为提出检举和指控。将军在任期结束时还需要详细报告自己的军事和财政举措。若他们受到指控,就会受到审判;如果被定罪,就会受到严惩。

十位将军加起来并不算是一个内阁或政府,公民大会扮演着政府的角色。但有时优秀的将军会获得广泛的政治支持和极大的影响力,以至于成为雅典事实上的最高领导人(如果在法律上还不算的话)。在前479-前462年的十七年间,客蒙就是这样一位最高领导人,他似乎每年都当选为将军,指挥了每一场重要的军事行动,并且说服雅典公民大会支持他的内政和外交政策。客蒙去世后,伯里克利取得了类似的成功,甚至掌权的时间更久。

伯里克利与民主政府

修昔底德在史书中将他描述为“伯里克利,科桑西普斯之子,当时雅典的领导人,无论在言辞还是行动上都是最精明强干的人”。修昔底德的读者对民主雅典最著名和最杰出的领导人的了解比这多得多。伯里克利出身于贵族豪门,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将军,是希波战争的英雄。他母系的一位祖先是克里斯提尼的侄女,克里斯提尼就是雅典民主制的奠基人。但他的家族倾向于支持平民利益,伯里克利在其政治生涯早期便成为民主派的重要人物。大约三十五岁时,他成为民主派政治团体的领导人,这是一个非官方的位置,但影响力很大。他毕其一生都享有这个地位。

他将超乎寻常的、优秀的沟通和思考能力运用于自己的政治生涯。作为当时最顶尖的演说家,他的演讲说服了大多数公民支持他的政策,他的言辞在雅典人耳边萦绕数十载,此后则被记录和保存了数千年。很少有一位政治领导人受过这样高水平的知识教育,拥有这样的人脉和高雅品位。从青年时代起,伯里克利便热衷于当时正在改变雅典的启蒙运动,赢得了一些人的仰慕,但也招致更多人的猜疑。

据说,他的教师阿那克萨哥拉影响了他讲话的习惯和风格。伯里克利学到了:“高尚的精神和高雅的演讲格调,没有蛊惑人心的政客演说家的粗俗和奸诈花招;他表情庄重,从来不会纵情大笑,仪态富有尊严,服饰得体有节,他说话的时候不受任何情感的影响;他的嗓音控制得当,非常平稳;还有其他此类的特点,令听众肃然起敬。”

这些品质使他赢得了上层阶级的好感,而他的民主政策和其他演说技能使他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坚定拥护。他非同一般的品格帮助他在三十多年间赢得了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使他成为战争爆发前雅典最强大的政治领导人。

在这个时期,他似乎每年都当选为将军。但我们必须注意的是,他不曾拥有超过其他将军的正式权力,也不曾试图改变民主政体。他仍然受到宪法规定的细致审查的约束,每次要采取行动都必须先在公开而不受控制的公民大会上得到投票批准。伯里克利并不总是能够成功地为自己的计划获取支持,而且有的时候他的政敌会说服公民大会投票反对他的意愿。

但是,战争前夜的雅典政府的确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民主政府,由其首席公民领导。但如果像修昔底德那样说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只有民主之名,而无民主之实,正在变成首席公民的独裁统治,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该时期的雅典在每个方面都算得上真正的民主国家。但在引发战争的危机时期,在制定战略时,以及一直到战争的第二年,雅典人都不可避免地要遵从他们伟大领袖的意见。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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