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这个最大新兴经济体放慢了增长步伐，旋即就有人想要接过“领旗”，声音最大的是印度。去年下半年，印度财政部高官杰扬特·辛哈公开宣称，印度已准备好“接过全球增长的接力棒”，还强调“用不了多久，印度就将在增长和发展方面把中国甩在身后”。在印度国内，“超越中国”言论风头正旺。这被西方“好事”的媒体逮个正着。“龙象之争”遂登上了各大财经媒体的“头条”。
从公元元年到900年间，中印两个古国间曾有过密集的文化交流，就好像是人类文明史上两颗交相辉映的明珠，其后他们又先后衰落了。但很少有人意识到，从历史经历到社会制度，再到经济模式，中印在今天早已有着巨大差异。特别是印度，曾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下，直到1947年印度共和国建立，印度人才“重获自由”。
现代印度早已不能与古代印度简单画上等号。所以，在讨论“龙象之争”前，先要理解这样几个问题：现代印度与古代印度是什么关系?现代印度是如何诞生的?现代印度的诞生如何影响着今天印度，进而影响着其在国际上所扮演的角色?
这些问题早就有人深入思考过，他就是印度开国总理贾·尼赫鲁。1944年4月到9月，因领导独立运动而被关押在监狱里的尼赫鲁，在回忆和梳理自己在印度这片土地上曾进行的探访，在狱中同伴的帮助下，他将这些所思所想凝结成一部厚重的《印度的发现》。尼赫鲁并不写一部“印度史”，他是要去重新认识并“发现”印度。正如他在1956年为此书中译本撰写序言时所言：“仅仅企图了解它的悠久历史中的生活的某些方面，了解激动着它的思想和感情的某些方面”。
与许多民族独立国家的领袖不同，尼赫鲁试图在这趟“文化苦旅”中发现重新崛起的道路。而这正诠释了古印度和现代印度间的关系，以及现代印度如何诞生这几个重要问题。正如他在书的开篇就提到：“我们之所以为我们以及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过去’而来的。我们是‘过去’的产物，而且我们是沉浸于‘过去’中来生活的。不了解‘过去’，不感觉到‘过去’是我们心灵中一种活的东西，就是不了解现在。”
对古代印度在人类文明史上所达成的成就，尼赫鲁当然毫不掩饰地表达自豪。在追溯印度早期文明时，他写道：“印度河流域的文明与波斯、美索不达米亚、埃及的姊妹文明是有联系的、互通有无的，而且在某些方面是比较优越的。它是一种城市的文明。”当然，在赞美之余他也不忘慨叹古印度的陋习，这也被其看成是造成印度近代衰落的原因。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种姓制度，还有对妇女隐蔽的闺阃制度，“发展到不可思议程度的排他主义”，自拉其普特时期到德里苏丹时代，再到莫卧儿帝国时期，伊斯兰文化对印度的数次冲击，最终使得印度在18-19世纪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一败涂地。
如果说，《印度的发现》的前六章是对古代印度的回溯;那么，第七章到第九章就是在详细阐述英国逐步奠定和巩固在印度的殖民地位，与此同时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和独立运动也一同随之发展壮大的过程。在这里，尼赫鲁就解答了现代印度是如何在英国殖民过程中 “脱胎而出”的。
作为坚定的印度独立主义者，尼赫鲁反复批判英国殖民者的野蛮、腐败和专制。作为一个英国公学的毕业生，尼赫鲁对英国殖民者在印度的行为，与英国本土的文明风气间的差别深感震惊。在他心中生出了两个“英国”：一个是他受教育的英国，另一个是殖民他祖国的英国。有趣的是，在尼赫鲁写作《印度的发现》十年前，乔治·奥威尔在处女作《缅甸岁月》里就以殖民者身份，鲜活刻画了在印度的英国殖民者的丑陋和腐败，而他与尼赫鲁所抨击和批评的如出一辙。
在尼赫鲁看来，在印度，英国殖民者抛弃了西方文明宣扬的自由、公正等价值观念，而以封建、专制的方式来进行统治。其中，两项最大的罪行就是建立土邦制度和阻碍印度工业体系的形成。
土邦制度是英国殖民者与印度封建王公利益妥协的产物，在这个制度下，王公成了殖民者的傀儡，维系了殖民者的利益，将印度弄得四分五裂。尼赫鲁评价道，即使在19世纪，这些土邦都是反时代的，而在印度独立过程中，更成为印度内部最大的阻碍，被称为“英国在印度的第五纵队”。更令尼赫鲁耿耿于怀的是，现代印度完全有能力建立起自己的工业体系，尤其在二战时期，印度甚至可成为“中国和东方的兵工厂”，但出于英国工业的需要，印度工业的发展需求被遏制了。
除去英国殖民，现代印度的统一和发展所遇到的最大障碍是宗教冲突。对此，尼赫鲁一方面承认，印度的宗教冲突“没有得到一个为各方所同意的解决方法”，包括他领导的国大党在内的所有组织都应为此负失败责任、分担后果;另一方面，他又坚持否定以默·艾、真纳为代表所提出的印度“两个民族”理论。他坚持要争取一个统一自主的印度。
尼赫鲁的遐想并非“天马行空”，是建立在历史和现实上的。他没有过分自信地为印度的未来给出明确答案，而以提问形式提出设想：分割的还是成为强有力的民族国家，或是超民族国家的中心?这是他给印度未来提供的可能性。而比起这些选择更重要的是，尼赫鲁清醒地认识到，过去二百年印英间的关系，会持续地影响印度的未来，在印度哲学中这一影响被称为“羯磨”，即历史决定下的必然命运。
显然，现代印度诞生过程中面对的阴影、障碍和危机，并未动摇尼赫鲁对印度未来的“野心”。他借着华尔特·李普曼的观点指出，地球将由三四个势力圈——大西洋集团、俄罗斯集团、中国集团，再后来还有亚洲南部的印度-伊斯兰教集团。这或许是后来尼赫鲁中国-印度亚洲轴心观点的萌芽。我们可将其理解为他的壮志雄心，也可将其视作为唤醒印度民众的呐喊。
当年的尼赫鲁无法预料，印度为了独立最终还是牺牲了统一;他也不可能预料，直到21世纪印度依旧还是地区中心。但他已提出了现代印度在呱呱落地时从“过去”继承而来的种种问题，这正是今天印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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