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理查德·霍夫施塔特，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美国政治界一向是易怒人士的舞台。近年来，我们看到易怒人士大多集中在极右阵营;他们在戈德华特运动中表明，政治杠杆在调节少数族裔的怨愤和激情时很大程度上是失灵的。但是，在这背后我相信有一种心态早已有之，而且未见得右翼分子才有。我把它称为偏执风格，因为没有别的词汇会像它一样准确地激发起我心中那种超乎寻常的夸张、多疑和阴谋幻想的感觉。在使用“偏执风格”这一表述时，我并非是从临床意义上谈论它，而是为了其他目的借用了这个临床术语。我既无资格，也不愿意把过去或现在的任何人归入疯子的行列中。话说回来，如果这个词仅适用于心理极度失常的人，那么认为偏执风格是政治的推动力这个想法就没有多少现实意义或历史价值了。正是因为普通人多多少少会用到偏执的表达方式，这一现象才尤为重要。
当然，这个术语是贬义的，它注定是贬义词;相较于正当理由，偏执风格大多诉诸非正当理由。但是，人们若以偏执风格来支持一项合理的计划或要求，也并无不可。言语风格更多是与人们以什么方式相信观念的真实性相关，而不是与内容的真实性或虚假性相关。在此我感兴趣的是，通过我们的政治修辞来了解我们的政治心理。偏执风格是我们公共生活中一个古老且反复发生的现象，它常与表达怀疑与不满的运动联系在一起。
以下是参议员麦卡锡在1951年6月谈到美国危险处境时的言论：
除非我们相信政府高层人士正在谋划着将我们送入灾难，否则要如何解释我们当前的处境呢?这一切肇始于一场巨大的阴谋，其规模之大，此前人类历史上任何危险与之相比都会相形见绌。这一臭名远扬的阴谋最终暴露出来，其邪恶程度会让始作俑者永远受到诚实之人的唾弃……究竟是怎样一系列环环相扣的决策和做法最终导致了战略的失败?总不能说是因为失职吧……这个国家利益的政治决策，居然有一部分依靠概率法则来决定的!
现在，让我们再倒回五十年，看一则由民粹党领导人在1895年签署的宣言：
早在1865年至1866年，欧洲和美国的黄金赌徒便酝酿着一桩阴谋……近三十年来，这些阴谋家一直让人们围绕着细枝末节争执不休，而他们则从未停止过对他们唯一的核心目标的热切追求……他们利用各种背信弃义的手段、国家层面的治术以及国际黄金团伙秘密组织众所周知的诡计，来打压人民的繁荣，还有这个国家的财政和商业独立。
接下来是一篇发表于1855年的德克萨斯报刊文章：
……此时此刻，欧洲的君主和罗马的教皇正在秘密商讨着我们的毁灭，并且还要挟着废除我们的政治、公民和宗教机构，这已成为臭名昭著的事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腐败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行政会议里，我们的行政长官早已感染上天主教释放出的病毒……教皇最近委派他的政府使臣来美国执行一项秘密委托，旨在全美的天主教堂中引起轰动的反响……教皇手下的宠臣大肆侮辱我们的参议员;诋毁我们的政客;宣扬教会和国家之间相互勾结;用污秽的诽谤之辞辱骂天主教之外的所有政权，用恶毒的诅咒诋毁所有的新教徒。美国的天主教每年通过传播他们的信条，从海外获得超过20万美元的收入，这还不算从国内募集到的巨额收益……
上述这些引文奠定了该风格的基调。在美国历史上，我们可以从许多地方发现这一风格，例如反共济会运动、本土主义和反天主教运动，某些废奴主义的言论(他们认为美国受到了奴隶主的阴谋控制)，关于摩门教徒的危言耸听，力挺美钞的民粹主义作家笔下(这群人构建了一个关于国际银行家的重大阴谋);此外，在一些已被曝光的军火商在一战期间的阴谋，常见的左翼新闻，当代美国右翼以及当下白人公民议会和黑人穆斯林之间种族纷争的两方言论中都可以看到这类风格。我不打算刨根究底，展现这些运动中所有可能出现的各式偏执风格，而是会把研究视野限定在我们历史上几个重要的事件;在这几个事件里，偏执风格会充分地展现出它原有的样貌。
1光明会和共济会
我先讲一个发人深思的历史事件——十八世纪末期，某些区域突然对所谓的巴伐利亚光明会的颠覆性活动产生了恐慌。这一恐慌是人们对法国大革命总体反应的其中一部分。在美国，尤其是在新英格兰著名神职人员群体中，某些人对杰斐逊式民主兴起的反应进一步加剧了恐慌。 1776年，因戈尔施塔特大学法学教授亚当·维索兹创建了光明会。如今来看，它的教义无非是启蒙理性主义的另一种版本，只不过混入了十八世纪巴伐利亚反教权主义的色彩罢了。这是一个有些天真和乌托邦性质的运动，它衷心地希望最终能把人类置于理性的支配之下。它的人道主义理性主义似乎在共济会的地方分会中获得了相当广泛的影响。
美国人最初是在1797年在爱丁堡出版的一本书里(后来在纽约再版)了解到光明会的，书的标题为《共济会、光明会和读经社团的秘密集会中，反对欧洲全体宗教和政府的阴谋证据》。作者是一位知名的苏格兰科学家，约翰·罗宾逊，他和英国共济会之间原本只是碰巧有些联系，但是他的想象力却被欧陆的共济会运动(罗宾逊认为，这场运动的动机并不单纯)加以利用，并且火上浇油。罗宾逊看似尽可能地在他的作品中展现了事实，但是在评论光明会的道德属性和政治影响时，他从典型的偏执风格转向了空想。他认为，这个协会是“为了彻底消除所有的宗教机构、推翻欧洲所有的现存政府的明确目的”而设立的。它已成为“在整个欧洲酝酿且运转的一个庞大且邪恶的计划”，而且这个协会在推动法国大革命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他把它看成是一个思想放纵的反基督运动，在腐化妇女、培养感官享乐以及侵犯财产权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该协会的成员计划调配出一种堕胎茶——一种秘密的物质，“喷射在面部将会导致失明或死亡”，还有一种听上去像臭气弹的装置——它是一种用杀虫喷雾来填充床褥的工具。
这些观念很快在美国大行其道。 1798年5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公理教会机构的牧师杰迪代亚·莫尔斯，在这个新成立的国家迅速分裂为杰斐逊派和联邦党人、亲法派和亲英派之前，适时地发布了一场布道。莫尔斯读过罗宾逊，他相信是光明派触发了一场雅各宾派式的阴谋，这个国家应该团结一致，捍卫自身。他的警告给全体新英格兰人敲响了警钟，因为这里的联邦党人正因为宗教不敬和杰斐逊式民主的上升势头忧心忡忡。耶鲁大学校长蒂莫西·德怀特追随莫尔斯的布道，在7月4日国庆节发表了题为《当前危机下美国人的义务》的讲话，他以热情洋溢的修辞，洋洋洒洒地讨伐了反基督徒。很快，新英格兰的布道坛上便充满了对于光明会的谴责，就好像美国国内聚集了一大堆光明会士一样。
19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的反共济会运动接手并强化了人们对阴谋论的痴迷。起初，这个运动似乎只是以反共济会为主题，扩大或重演了早先对巴伐利亚光明会的抗议。然而，18世纪90年代的恐慌主要限于新英格兰，并与极端保守的观点相联系;而后来的反共济会运动影响到了美国北部的许多地区，并且和大众民主以及乡村平等主义密切相关。虽然反共济会者刚巧也反对杰克逊(杰克逊是共济会成员)，但是我们在杰克逊派对美国银行的讨伐中，同样会发现人们对平民失去晋升机会和贵族制度的仇视。
反共济会运动的产生不仅出于自发的热情，还归因于党派政治的兴衰。一大批没有充分理解反共济会最初想法的人参与了并且利用了这场运动。它吸引了一些有声望的代言人的支持，这些人对运动的基本倾向未见得有多么认可，但是作为政客，他们不能忽视它的存在。然而，这场运动在民间的规模相当可观，农村的热心分子为其注入了真正的动力，他们全心全意地相信它。
作为一个秘密社团，共济会被认为是一个用来对抗共和政府的、由来已久的阴谋。它特别容易和叛国联系在一起——例如，阿龙·伯尔(美国副总统)著名的阴谋据说就是交给共济会执行的。人们指控共济会自成一体，在联邦和州政府的框架内构筑了一个独立的帝国，系统内部的忠诚和对政府的忠诚相互冲突。有人煞有介事地表明，共济会早已建立了自己的管辖权，并且拥有独立的义务和惩罚系统，甚至可以强制执行死刑。由此看来，最根本的冲突实际上是秘密和民主之间的冲突，因此，诸如其他更无辜的社团，如斐陶斐励学会同样受到了责难。
由于共济会员承诺在危难的情况下相互伸出援手，并在任何时候都提供兄弟般的包容，因此，通常认为，这个系统会让普通法的执行失去效力;共济会的警察、治安官、陪审团和法官肯定会和共济会的罪犯和逃犯相勾结。新闻界也被认为受到了共济会的编辑以及媒体所有者的“钳制”，有关共济会不法行为的言论都会被封锁。有一段时间，美国几乎每个所谓的特权堡垒都遭到了民主人士的攻击，其中，他们谴责共济会是一个特权者的兄弟会，认为它封锁了商业机会并且几乎垄断了政治席位。
在这些反共济会的观点中或许存在着一定的真理和事实。然而，在此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敌意通常以一种启示性和绝对性的语言结构表达出来。反共济会人士不会满足于简单地把秘密社团说成是一个坏东西。反共济会的典型表述是宣称共济会“不仅是最可憎的，也是人类遭遇的最危险的机构......准确地说，它是地狱的杰作。”
2耶稣会会士的威胁
对于共济会阴谋的恐惧尚未平息，新的传闻便甚嚣尘上，声称天主教在密谋反抗美国价值观。人们在此可以看到同样的心境，只是罪魁祸首发生了变化。反天主教运动与日益增长的本土主义相融合，它们虽不完全一致，但是在美国人的生活中掀起了轩然大波，甚至波及到许多(哪怕偏执风格发挥到极致也)不为所动的温和派人士。此外，我们不应不假思索地把美国人设想为彻头彻尾的狭隘者或平庸者，因而不去理会这些美国佬想要维系一个种族和宗教上同质社会的愿望，也不应忽略新教徒心中根深蒂固的对于个人主义和自由的特殊信仰。这场运动势头强劲，最有影响力的反天主教激进分子和偏执风格之间必定联系紧密。
1835年出版的两部作品描述了美国生活方式中的新危险，它们或许表达出了反天主教的心态。其中一本名为《威胁美国自由的外国阴谋》，出自著名画家、电报的发明者莫尔斯之手。莫尔斯宣称，“有一个阴谋，它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我们腹背受敌，我们的船只、堡垒和军队都无法保护这里。”莫尔斯发现，阴谋的主要来源是梅特涅政府：“奥地利如今正在操控这个国家。她设计了一系列庞大的阴谋。她筹划了一个宏伟的计划，要在这里做些什么……她让她的耶稣会传教士布满这片土地;她给他们以资金支持，还为他们提供源源不断的日常补给。”如果密谋成功，莫尔斯说，哈普斯堡王朝的一些名门后裔将很快出任美国的皇帝。
“这是一项确凿的事实，”另一个新教激进分子写道：
耶稣会以各种可能的伪装悄然潜入美国全境，特意去查探有利于传播天主教会的形势和模式。一名来自俄亥俄的福音传教士告诉我们，他在他的教区会众中发现一个人正在实施阴谋诡计;他说，西方国家挤满了这样的人，他们隐藏在木偶戏从业者、舞蹈大师、音乐教师，贩卖图画和装饰品的小贩、手摇风琴演奏师和类似的从业者的身份之下。
莱曼·比彻——一个显赫家族的长者，亨利·沃德·比彻的父亲——在同年写下了《西方抗辩》一书，书中他思考了美国在接下来的基督教千年间可能发生的事。据他判断，这个国家未来的一切取决于何种影响主宰着伟大的西方。新教教义与天主教义正在进行着殊死搏斗。 “无论我们做些什么，必须要迅速实现......”一大拨对自由制度怀有敌意的移民正在席卷全国，他们受到“欧洲统治者”的资助和派遣，增加了社会骚动和暴力，充斥了监狱，挤满了贫民窟，税收翻了两番，并且让越来越多的选民“把他们缺乏经验的双手置于我们的权力之舵上”。
3行动中的偏执风格
约翰·伯奇协会正在努力发动大众给广告赞助商写信，打压一部有关联合国的电视连续剧……然而，施乐公司依旧打算资助这个节目。
《约翰·伯奇协会公报》七月刊中提到，“应该会有雪片般的邮件寄过来，劝说他们这个提议多么不明智——就像美国联合航空公司最终也被说服做出让步，从他们的飞机上取下了联合国徽章。”(联合航空公司发言人证实，在听到“大量公众的反对声”以后，他们从飞机上摘除了联合国会徽。)
伯奇的官员约翰·鲁塞洛说：“我们不愿看到一家美国企业致力于推动联合国，我们知道，它是苏联共产党人的阴谋手段。”
——旧金山纪事报，1964年7月31日
反天主教运动一向都是清教徒的色情片。就像反共济会者想象着自己如何醉酒狂欢，想象在现实中如何施行共济会的可怕诅咒[1]，用这种施虐和受虐的性幻想来取悦自己一样;反天主教运动也捏造了一套博大精深的传说，比如放荡不羁的祭司、利用忏悔进行诱奸、淫荡的男女修道院生活等等。在《汤姆叔叔的小屋》之前，美国阅读范围最广的一本当代作品很可能是由玛丽亚修女所写的《惊天秘史》，该书出版于1836年。作者号称自己在蒙特利尔医院女修道院当了五年见习修女，之后从那里逃了出来，她以精心编造和大量臆断的细节披露了她的女修道院生活。她声称，修道院长告诉她，她必须“在一切事情上遵从祭司们”;令她极度“惊讶和恐惧”的是，她很快发现这种遵从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她说，女修道院因私通生下的婴孩在接受洗礼之后即刻遭到杀害，这样他们就可以立即进入天堂。后来她的母亲作证，玛丽亚从小就有些糊涂，在她把一根铅笔硬塞进头里之后，精神情况日渐糟糕，即便如此，在一片激烈的诟病和辩护声中，人们依旧津津有味地阅读着她的作品并且深信不疑。玛丽亚后来因为在妓院里扒窃被捕，她于1849年死在了监狱里。
反天主教和反共济会运动一样，它的命运和美国政党政治缠绕在一起，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影响力深远的要素。 19世纪90年代，美国保护协会以更符合该时期意识形态的形式，让这一运动重焕生机——例如，他们认为1893年的大萧条是天主教徒发起一场的跨国阴谋，首当其冲的是银行业。这一运动的某些发言人散播了一份伪造的教皇通谕，该通谕声称，利奥十三世将指引美国天主教徒在1893年的某个日期消灭所有的异教徒，因此大量的反天主教人士终日期待着一场全国性的起义。这场危在旦夕的残害和消灭异教徒的天主教战争神话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
4他们为何感到流离失所
我们从历史上断断续续地列举了偏执风格的案例之后，现在跳转回现代右翼分子，不难发现，它与十九世纪的运动存在一些相当重要的差异。早期运动的发言人认为自己站在执掌国家的人们这边，为此据理力争——他们正在抵挡一种业已形成的生活方式带来的威胁。但是现代右翼，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言，感到流离失所：美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属于他们和他们的族群，尽管他们决心努力重新掌控它，防止最终破坏性的颠覆行为的发生。老美国的美德已经被国际主义者和知识分子蚕食殆尽;旧的竞争资本主义已逐渐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阴谋家暗中颠覆;旧的国家安全和独立已被叛国密谋摧毁——这些阴谋最有影响力的代理人不仅有外部人士和外国人士，还有位于美国权力中心老派但是最主要的政治家。他们的前辈发现了阴谋;现代的极右派认为背叛的阴谋直接来自高层。
这些重要的变化也可以归结为大众媒体带来的影响。现代右翼分子中的恶棍形象比其偏执的前辈更加生动，公众对其了解也更深入;同理类推，偏执风格的各类文献在涉及个人的描述和攻击方面也更加丰富和更具臆测性。原先那些面容模糊的反共济会恶棍、卑微且乔装的耶稣会代理人、反天主教的不知名的教皇委派者以及操作货币阴谋的神秘莫测的国际银行家，我们现在可以用如下的人取而代之：总统罗斯福，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国务卿马歇尔、艾奇逊和杜勒斯，最高法院的法官，如弗兰克伏特和沃伦，还有一系列地位略逊，但同样知名且生动的形象，如以阿尔格·希斯为首的阴谋家们。
自1939年以来，诸多事件为当代右翼偏执者的想象力提供了一个广阔的舞台，其中充满了不断丰富和充实的细节，大量合理的线索和无可辩驳的证据为怀疑的正当性提供了佐证。这场行动的舞台如今是整个世界，偏执者不仅能够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事件，也可以援引朝鲜战争和冷战中的事件。尽管所有战争史家都明白，这些事件不过是些充满了误判和失职的战争喜剧;但是，如果每个误判和失职行为都被设想成叛国行为，那么每一个解释都将会为偏执的想象敞开大门。到头来，对于那些阅读偏执学者经典作品的读者而言，真正的奥秘并不是美国如何被带领到如今的危险处境，而是它是如何成功地存活到了现在。
当代右翼思想的基本要素可以简化成三点：第一，存在着一个如今广为人知的阴谋，它持续了超过一代人的时间，在罗斯福新政中达到巅峰，目的在于破坏自由资本主义，并且让经济处于联邦政府的指导下，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铺平道路。许多右翼人士都会同意《所得税：所有邪恶的根源》一书的作者弗兰克·乔多洛夫的观点，认为这场运动始于1913年，当年宪法通过了所得税修正案。
第二个论点是，政府高层官员早已被共产党人渗透，起码从珍珠港事件前夕到现在，美国的政策一直都被精明且一贯出卖美国国家利益的人所主导。
最后，这个国家布下了一个共产党间谍网络，就像过去耶稣会代理人渗透在社会的各个领域，如今教育、宗教、新闻界和大众媒体这一整套的机构都在齐心协力地维护阴谋，让忠诚的美国人的抵抗陷入瘫痪。
麦卡锡主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文件或许是一封针对国务卿乔治·马歇尔的长篇起诉书，它由麦卡锡参议员于1951年发表于参议院，后来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加以出版。麦卡锡把马歇尔描绘成背叛美国利益的关键人物，他的背叛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计划，一直延伸到马歇尔计划的制定。麦卡锡坚持认为，马歇尔几乎和每一次美国失败或战败相关，而且没有一次是由于意外或是失职。马歇尔对战争的干预呈现出一种“令人费解的模式”，它总是会有助于克里姆林宫的福利。美国在1945年到1951年期间相对国力的急剧下降并非“意外发生”;它是“按部就班，按照意志和意图发生的”，并非错误决策的结果，而是叛国阴谋的结果，“其规模之大，此前人类历史上的任何危险与之相比都会相形见绌”。
如今，麦卡锡的职责落在了退居二线的糖果生产商小罗伯特·韦尔奇的肩上，他没有那么重要的战略地位，追随者也没有参议员那么多，但更有组织性。几年前，韦尔奇宣布：“共产党的高层政要如今几乎完全控制了我们的政府”——注意“几乎”这个词的用心和严谨。他为我们新近的历史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解释，共产党出现在每一个关键的时刻：他们在1933年开始对美国银行下手，迫使它们关闭;同年，他们设法促成了美国对苏联的承认，恰逢其时地拯救了苏联，使其免于经济崩溃;他们挑起关于南方种族隔离制度的争论;他们接管了最高法院，并使其成为“共产主义最重要的机构之一”。
韦尔奇先生通过密切地关注历史，对这些事务形成了深入的洞见。我们中鲜少人能够达到如此水平。 几年前他写道：“出于各种原因，并且经过大量的研究，我个人认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一个共产党间谍。”亚瑟·伯恩斯教授担任艾森豪威尔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一职，“只是为了掩盖伯恩斯在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共产党老板之间的联络工作”。艾森豪威尔的兄弟米尔顿“实际上是[他]在共产党内部的上司和老板”。至于艾森豪威尔本人，韦尔奇对他个人的描述则让这个糖果生产商名噪一时，他把他描绘为一个“有奉献精神的、自觉的共产党阴谋的代理人”，总而言之，他补充道：“基于如此广泛和显而易见的细节证据，我们似乎有理由摒弃其他理由的怀疑，确立上述信念。”
5效仿敌人
偏执型的发言人以启示性的语言预见了阴谋的命运——他往来穿梭于全世界的生死、整个政治秩序、整个人类价值观系统之间。他总是在操纵着文明的拦路石。他始终生活在一个转折点。像宗教上的千禧年派教徒一样，他对那些正在经历末世的人们深表焦虑，有时倾向于为末世灾变设定一个日期。(“时间不多了，”韦尔奇在1951年说道。“多方证据从四面八方涌来，表明1952年10月是斯大林发动攻击的灾难性节点。”)
在公众对此所知寥寥的情况下，作为最先察觉到阴谋的先驱之一，偏执者同时还得是一个好战的领导者。他从不像资深的政治家那样，把社会冲突看作是一种需要加以调解和妥协的事情。因为在绝对的善好与绝对的邪恶之间的冲突总是生死攸关，所以偏执者需要的不是妥协，而是抗争到底的意志。在他看来，敌人十恶不赦且永不餍足，所以必须要被彻底消灭——即便不能铲除出这个世界，至少也要从偏执者全心全意执导的舞台剧中被剔除出去。这种出于总体胜利的需求，导致他制定了极度不切实际的目标，而且，由于这些目标实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失败又持续不断地推高了偏执者的沮丧感。即使获得了部分成功，他也会感受到和开始时同样的无力感，这反过来只会强化他的意识，认为他要反抗的敌人巨大且可怕。
敌人被清晰地刻画出来：他是邪恶的典型代表，不分是非得近乎非人——邪恶、无所不在、强大、残酷、追求感官刺激、热爱奢侈享受。与我们其他人不同的是，敌人不会陷进巨大的历史机制中，自己也不会受到他的过去、他的欲望、他的局限性的影响。他以意志力驱使着，或者说创造着历史的机制;或是试图以一种邪恶的方式让正常的历史进程偏离轨道。他制造危机、操纵银行、引发萧条、制造灾难，然后从他所造成的痛苦中获得快感和利益。对历史的偏执解释明显是个人化的：决定性的历史事件不是被当作历史潮流的一部分，而是被当做某些人意志的结果。很多时候，敌人被认为拥有一些特别有效的权力来源：他控制了新闻界;他持有无限的资金;他有一种新的秘密手段能够影响心灵(洗脑);他有一种特殊的诱惑手段(天主教的忏悔)。
我们很难拒绝这一结论：这个敌人从很多角度都是自我的投射;自己身上理想的地方和不可接受的地方都可以推到他身上。这个敌人或许是一个世界性的知识分子，但是偏执者无论在学识上，还是在迂腐程度上都远超越他。为打击秘密组织而设立的秘密组织，常常会对其打击对象推崇有加。三K党在祭司服饰的穿戴上模仿天主教，发展出一套事无巨细的仪式和同样精密的等级制度。约翰·伯奇社团模仿共产主义的单位制，通过“先锋”群体开展类似的秘密行动，并且对意识形态战争发起了义正言辞的控诉，这一切和共产主义敌人采取的手段非常相似。众多反对共产主义的原教旨“十字军“公开表示，他们对共产主义事业所鼓动的奉献精神和纪律钦佩不已。
另一方面，敌人往往被认为在性方面更加自由，他缺乏道德的限制，拥有特别有效的技术手段来满足他的欲望——这些都为偏执风格的支持者提供了一个契机，用来投射和表达自己的心理关注点中未获承认的方面。天主教徒和摩门教徒——后来是黑人和犹太人——在他们的偏见中经常和非法性行为相关联。忠实信徒的幻想里时常流露出强烈的施虐和受虐的性发泄，例如，共济会惩罚的残忍会给反共济会者带来欣快感。
6叛徒和迂腐
敌人方面的叛徒形象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反共济会运动有时看上去就像是前共济会员的作品;无疑，他们的启示最具意味深长的作用，他们说出的每一个字被会被笃信。反天主教运动利用逃跑的修女和叛教的牧师为代言;我们时代的先锋反共运动中，前共产党人的地位是众所周知的。在某种程度上，叛徒被给予的独特权威来自人们对于秘密的痴迷，这正是此类运动的特征：叛徒是身处奥秘之中的男男女女，他或她带来的是对怀疑的最终证实，否则多疑的世界将永不止息。但我认为，在叛变的人身上有一种更加深刻的末世论意义：善恶之间的精神较量是偏执者世界的原型和模板，叛徒作为一个鲜活的见证，证明并非所有的转化都是朝向错误的一面。他带来了救赎和胜利的承诺。
偏执风格的最后一个特征和它的迂腐特质有关。偏执型文学令人印象深刻的一点在于，在它幻想性的结论和它对事实细致入微的关注之间，总是一成不变地表现出反差。它用尽全力寻找证据，证明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才是唯一可信的事。当然，有品味高雅、品味低下和品味一般的偏执者，就像任何政治倾向中都会出现这几类人。不过值得尊敬的偏执型文学不但从特定的道德责任感出发(这些责任感确实是正当的)，而且还仔细地、近乎是痴迷地收集“证据”。这种“证据”与其他人通常采用的证据的区别在于，与其说它是一种引发一般政治纷争的手段，倒不如说是一种防止世俗政治世界的亵渎行为入侵的手段。偏执者似乎并不在乎在现实中说服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但是他可以收集证据，以此保护他所珍视的信念。
偏执的作品发端于一些广义上有正当理由的判断。反共济会确实有一定道理。毕竟，这个秘密社团是由有影响力的人根据特殊的义务结合而成的，可以想见，这些人会他们身处的社会秩序构成某种威胁。基督教的个性和自由原则同样有一定道理，希望在北美发展出同质化文明的本土主义者也一样。另一方面，在我们的时代，现实中对于安全问题的松懈确实允许一些共产党人在政府圈子中寻找到职位，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中的无数决定也可能都是错误的。
更高明的偏执者在学识上格外注重前后的连贯性——事实上，偏执的思想比现实世界更具连贯性。它在技术层面也严格遵循学术规范。麦卡锡96页的小册子《麦卡锡主义》中包含不少于313个脚注参考;韦尔奇先生痛斥艾森豪威尔的《政客》一书中包含100页的参考书目和注释。我们时代的整个右翼运动是一群专家、学习小组、专著、脚注和参考书目所进行的集体展示。有时，右翼分子努力追求学术的深度和包容的世界观，并且取得了惊人的结果：例如，韦尔奇指控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作品之所以受到欢迎，是因为费边主义者、“在英格兰发号施令的工党”以及英裔美国人组建的”自由主义机构“各种成员秘密策划的结果，其目的是掩盖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更加真实和启发性的作品。
7双重受害者
偏执风格不仅限于我们自己的国家和时代;它是一个国际现象。诺曼·科恩在研究了欧洲十一世纪到十六世纪的千禧年教派之后，发现了一种持续存在的心理情结，它与我一直在考虑的东西大体相符——这种风格由特定的关注点和幻想所构成：“一个人妄自尊大地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全然善良，遭到恶意迫害，但仍能确保最终的胜利;他认为对手拥有巨大的恶魔般的力量;他拒绝接受人类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和缺陷，比如人生的短暂、纷争、冲突，以及智力和道德层面的易错性;他痴迷于不会出错的预言……并对此产生全局性地误解，做出总是令人反感、常常荒诞不经的解释。
沿着历史的长河匆匆一瞥，我不禁有理由猜测——不过是猜测而已——以这种方式看待世界的心态可能是一种持续的精神现象，它几乎总是影响着那么一小群人。但是某些宗教传统、某些社会结构和国家传承，某些历史灾难或挫折或许更有助于释放这种精神能量，并且推波助澜，使他们更容易地发起群众运动或建立政党。在美国的历史经验中，种族和宗教冲突显然是这种好战和多疑心理的主要关注点，但阶级斗争同样也能动员这种能量。对立利益之间的对抗或许最有利于偏执倾向的传播，这些利益是(或被认为是)完全不可调和的，因此它们从根本上不大容易受到讨价还价或妥协等正常政治进程的影响。当某种特定社会利益的代表(可能是由于其要求的非真实性和不可实现的性质)被排除在政治进程之外时，情况就变得更加糟糕。在无法做出政治谈判或做出决定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回过头寻找他们最初的观念，即权力世界被证实是险恶和敌意的。他们通过这一扭曲的镜头，只能看到权力的后果，却没有机会去观察它的实际运转机制。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曾经说过，历史最有价值的地方之一，在于是它教会我们如何让事情不去发生。正是这种意识抑制了偏执的发展。当然，他自己得具备一种特殊抵抗力来培养这种意识，但现实情况经常会让他接触不到启发他的事件——无论如何，他抵抗启蒙。
我们都是历史的受害者，但偏执者是一个双重受害者，因为他的痛苦不仅和我们其他人一样来自于现实世界，还来自于他的幻想。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