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德，福州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美国革命爆发前后，欧洲正处于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时代，新的思想和理论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给处于君主专制的欧洲社会带来一片新的气象，让长期蒙受教会思想束缚的欧洲人感受到新时代即将来临的先兆。欧洲中心主义根深蒂固于这个大陆形成的文化之中，受这种文化熏陶的白种人很难客观公正地看待其他地区或国家的发展，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也很少有例外。他们对人类文明进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他们在观察欧洲之外的世界时依然很难超越欧洲中心主义的藩篱，自觉或不自觉地把大洋彼岸的新大陆视为由未开化的野蛮人居住的不毛之地，旨在为科学的“理性”战胜愚昧的“野蛮”寻找解释依据，由此树立起与欧洲文明对立的“他者”形象。
在这一时期，对欧洲人的美洲观或美国观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美洲退化论”了。美洲退化命题并不是源于启蒙时代，早就散见于一些欧洲人关于新世界的论著或报告之中，通常为片言只语或简单描述，尚未构成一种缜密复杂的理论体系。“美洲退化论”形成于启蒙运动时期，是这个时代欧洲中心主义依然居于主导地位的必然产物，与这个时代的法国著名博物学家乔治·路易斯·勒克莱尔·德·布丰的名字密切联系在一起。布丰在其撰写的巨著《自然史》中全面阐述了美洲大陆动物与印第安人的退化，在科学研究的名义下构架起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即刻在欧洲学界赢来一片喝彩声。荷兰哲学家和地理学家科内利乌斯·德波以及法国学者纪尧姆-托马·雷纳尔接受了布丰的观点，把“美洲退化论”发展到极端，对新世界的自然环境和人文习俗给予全面否定，退化的对象把生活在美洲大陆的动物与人囊括无遗。布丰、德波和雷纳尔均为启蒙时代的名流，他们有时会在具体问题上存有异议，但无不是在为树立处处与欧洲文明对立的美洲“他者”形象寻求理论根据。他们的“美洲退化论”前提显然是错误的，充其量只是满足了欧洲中心主义者对本大陆文明孤芳自赏的傲慢心理，试图从科学的角度来证明欧洲一切皆优越于新大陆。这种理论在欧洲中心主义居于优势的环境中产生巨大的影响自然不足为奇。
在“美洲退化论”风行于欧洲学界和社会时，一些欧洲精英眼中属于“蛮荒之地”的大西洋彼岸正在发生一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革命。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宣布脱离母国独立，向世人宣告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它们经过近八年的艰苦奋战，最终赢得独立战争的胜利，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新国家随后进入了为全世界树立榜样的共和国时期。此时的美国尽管被很多欧洲人不屑一顾，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这个新国家的优越感丝毫不亚于欧洲人对自身古老文化的情有独钟。美国的政治精英认为，这个新国家承担着把人类从苦海中拯救出来的神圣使命，他们同样在与欧洲对比中凸显美国新文明的优越。因此，当欧洲精英们喋喋不休地谈论“美洲退化论”时，对承担着上帝赋予之特殊使命的美国人来说简直就是一种蔑视或侮辱。领导这个新国家的开国先辈自然不会对这种“荒唐”理论的存在熟视无睹，任其四处传播，必然愤而反击，一洗布丰等人强加给美洲大陆的不实之词。
在欧美学术界，一些历史学家对这一时期美国精英反驳“美洲退化论”有着比较详尽的描述，通常认为此时的美国在文化上尚不足以强大到与欧洲文化抗衡的地步，美国人自知在文化上欠缺，只是被动地通过摆出具体的实例来揭示“美洲退化论”的虚妄。其实，很多学者的描述仅局限于美国开国先辈在相关问题上对布丰等人的反驳，很少从长远的角度来理解这场争论对美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意义，但他们的研究为这一问题的深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参照。国内学术界尚无学者涉及这一论题，自然不可能有精深的专论问世了。美国人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持续了一个多世纪之久，在美国历史发展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一席之地，很多历史名人卷入其中。这是美利坚合众国对欧洲发起的首场论战，结果无疑加强了由移民组成的这个新国家的凝聚力，让美国人对它的发展前景充满了足够的自信，当然也会程度不同地改变欧洲人脑海中美洲或美国的不利形象，使他们对布丰等人全面否定的新大陆有一个重新的认识。
一、 反驳“美洲退化论”的主要原因
在欧洲中心主义居于主导地位的启蒙时代，“美洲退化论”可谓独树一帜，影响广泛。尽管有的欧洲学者对“美洲退化论”的科学性提出质疑，但他们的批评很快就淹没在学术界对这种理论的一片叫好声中。美国学者詹姆斯·赛瑟尔认为，“美洲退化论”主要有两点内容。一是“美洲的动物在种类上少于欧洲现存的动物，力量上与欧洲的动物不能相比，外观上也没有欧洲动物雄伟美观，总之比欧洲动物低劣。这种低劣性在美洲人种上也体现出来，美洲印第安人在体质上和智力上远远在欧洲人之下，甚至低劣于亚洲人和非洲人”。二是“从旧世界移植到新大陆的每样东西，从植物到动物再到人，都会变得发育不良，失去活力。一旦欧洲人踏入美洲的土地，他们便在体质上、智力上和道德上开始衰落”。杰斐逊时代的美国学者约翰·布利斯特德在其名著中总结了“美洲退化论”的实质，即“在美洲土壤和气候的种类和构成中，某些东西必然减弱了所有生活在其上的动物在体质上和智力上的能力，不管是人还是兽都是如此。布丰伯爵在其关于自然史的专论中首次提出了这一主张，一大批哲学家紧随其后，认为与欧洲动物相比，我们的所有动物都较小和较弱;我们的狗不会叫;我们的土著印第安人全身不长毛发;移居到这里的欧洲人在身体和智力上开始退化;他们的后代在体力活动和体力上，在智力敏捷和智力上存有缺陷”。
显而易见，“美洲退化论”存在着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美洲退化”命题虽不为布丰首创，但他显然是将之“理论化”的第一人。布丰在其撰写的《自然史》第三卷、第五卷和第七卷中系统地阐述了美洲四足动物和印第安人在生物特性上的退化，美洲恶劣的自然环境是生物退化的主要原因。从理论上讲，既然在退化过程中气候与食物等发生作用，那么生活在相同自然环境中的生物都不可避免地发生退化。然而，布丰还是手下留情，对欧洲移民后裔网开一面，认为他们不仅不会发生退化，而且还要承担起改造新大陆自然环境的使命，使之从“不毛之地”变为“宜居之洲”。布丰是个遐迩闻名的大师级人物，他没有把“退化”的矛头指向欧洲移民的后裔，但其通过“科学”论证构架的这一理论播下了欧洲人对美洲抱有偏见的种子，给一些欧洲中心主义者留下了进一步发挥的空间。1768年，德波出版了两卷本的《关于美洲人的哲学研究》，进一步阐释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把欧洲移民后裔克里奥尔人包含在退化之列，以此证明“气候不利于人或动物的改进”。1770年，雷纳尔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出版了六卷本的《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两年后在巴黎出版。雷纳尔完全接受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对德波的极端观点进行发挥，退化对象扩展至北美洲的美利坚人。至此，由布丰系统化的“美洲退化论”，经过德波和雷纳尔的阐发，形成了一个所谓的“科学”理论体系。其“科学性”正如主张“美洲退化”的学者强调的那样，“美洲退化论”基于“最复杂的数字采集技术之上”，采用了“最严格的科学方法”，代表了“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一理论风行于欧洲人文学界和自然科学界很多年，对欧洲人的美洲观或美国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这种被证明与事实不符的理论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在欧洲社会留存的“余音”久久难以消逝，至今我们依然可以从欧洲精英的美国观中看到这种论说遗留下的一道深深痕迹。
其实，“美洲退化论”并没有严谨的科学论证基础，但因出自上述几位研究美洲的权威之口，很快在欧洲学术界和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时的欧洲人对美洲并没有太多的了解，他们中的很多人实际上就是根据“美洲退化论”在脑海中虚拟出一幅美洲图景的。美洲印第安人是最大的受害者，但他们与远隔重洋的欧洲并无太多联系，自然对强加在他们头上的“退化”之说抱有一种无所谓的态度，或许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外界对他们如此“关注”。真正受害者大概就是与欧洲国家打交道比较多的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的美利坚人或独立之后的美国人，他们成为欧洲人负面美洲形象的直接牺牲品。
本杰明·富兰克林是英属北美殖民地时期的重要政治人物，身为殖民地的代表，他经常到伦敦出席英国议会集会，在这方面有着深刻的体会。在美国革命爆发前夕，富兰克林在欧洲已经名气大振，但他在英国议会同样遭到了那些衣冠楚楚的英国绅士们的蔑视。据富兰克林写的一份报告称，在英国上议院集会期间，他“受到了大臣们的嫌恶，他们对美洲人的勇气、宗教和理解力有许多卑鄙的认识。按照他们的看法，我们被极为轻蔑地视为人类中的最低劣者，差不多是不同于英国英格兰人的种族”。这种屈辱的经历让富有极强民族自豪感的富兰克林铭记在心，永志不忘。当富兰克林向英国议会提交了北美殖民地的请愿书后，遭到了英国议会的断然否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那些议员们对美利坚人怀有“不屑一顾”的看法。据富兰克林讲，一位名叫克拉克的英国将军大言不惭地宣称，他“率领千名英国士兵，从美洲一端到另一端，可依靠武力或依靠一些诱惑阉割全部男性。显而易见，他把我们看作一点都不比野兽强的一类动物。英国议会也相信另一位愚蠢将军的杜撰，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这位将军认为，美利坚人从来没有体验到勇敢的感觉。美利坚人被理解为某种野蛮的低等生物。英国议会认为，这种动物提交的请愿书不适合在如此明智的立法机构被接受和宣读”。这些英国贵族对美利坚人的看法有着很复杂的因素，但“美洲退化论”显然在其中起到一定的作用。他们对大名鼎鼎的富兰克林尚且如此，对整体上的美利坚人更是极端蔑视了。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很多欧洲人对英属北美殖民地或独立后的美国几乎就是一无所知，他们受“美洲退化论”的影响，以为生活在美洲任何地方的人即使不是野蛮人，也是在文化上缺乏教养的人。生活在这个大陆上的欧洲人后裔与文明相隔数千英里，体质上早就开始发生退化，与纯正的欧洲白人已经是风马牛不相及了。据记载，英国雇佣的德国黑森地区士兵1776年到达纽约之后竟然惊讶地发现，“新大陆”怎么还有很多与欧洲人完全相同的白人。由此可见，欧洲人对美洲或美国的了解完全停留在虚拟的想象层面。在美国精英们看来，“美洲退化论”给欧洲人提供的美洲或美国形象实在是太“荒诞无稽”了。欧洲当时为世界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如果任由这种与事实不符的形象在欧洲广为传播，那对新兴美国的发展显然是百害而无一利，因此他们必然要对这种理论给予反驳，以还历史与现实的真相。
在很多美国人的眼中，他们的先辈不畏艰难险阻来到北美大陆，主要是为了躲避欧洲君主专制制度的迫害，寻求一块实现他们宗教理想的自由之所。他们把这块土地称为全世界寻求自由者的“避难所”并不是梦呓之言，很大程度上彰显了北美大陆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意义。这种观念根深蒂固于美利坚人的思想意识之中，得到了殖民地时期很多著名人士的阐述。18世纪上半期北美大觉醒运动的宗教领袖乔纳森·爱德华兹宣称：“上帝让我们占有宜人的土地，为了让我们领有这片土地，他最终让其前居民离开，这样我们才能拥有它。他以不同寻常的方式驱逐了我们前面的异教徒，把我们移民于这里安家落户，可以说把他的圣堂安放在我们中间。”诸如约翰·温斯罗普和科顿·马瑟等人都表达了相同的思想。这种观念中包含着环境决定论的因素，亦就是这块大陆清新的自然环境为他们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用18世纪后半期已归化美国的法国移民约翰·克雷弗克的话来说，在各种动机的驱使下，欧洲移民来到北美，“这里的一切存在都是为了他们的再生;新的法律、新的生活方式、新的社会制度;在这里，他们是脱胎换骨的人，在欧洲，他们就像众多无用的植物，急需培植的沃土和久旱之后的甘露，他们枯萎了，需求、饥饿与战争使他们一扫而光;而今，借助于移植的神奇力量，如同所有其他植物一样，他们扎下了自己的根，他们枝繁叶茂了”。他们来到北美大陆除了逃避欧洲上空弥漫着迫害自由的“污浊”空气之外，还秉承上帝的旨意承担着将这个新国家建成受压迫者“避难所”的神圣使命，包含着以“榜样”的力量来激励其他国家争取自由的深刻含义。因此，独立后的美国人无论做什么都具有这方面的倾向。
美国革命本来是一场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独立运动，但美国建国那一代人把这场革命与人类的事业密切联系在一起。1777年5月1日，富兰克林致信塞缪尔·库珀，谈到美国革命爆发之后人们的普遍舆论是：“我们的事业是整个人类的事业，我们在维护自己的自由时为他们的自由而战。这是上帝赋予我们的一项光荣任务，我确信，上帝已经给了我们完成这一任务的精神和德行，最终将使之成功地圆满完成。”华盛顿、杰斐逊、潘恩、约翰·亚当斯以及杰斐逊等革命领导人无不表达了这种看法。“美洲退化论”首先把美洲大陆的自然环境置于“恶劣”的状态之下，继而从根本上否定了生活在这种自然环境中的人能够在体质上和文化上获得提升的可能性，美国人当然也不例外。这种理论的广泛传播显然对美国人宣扬的“上帝选民”观构成挑战，如果其立论成立，美国对世界承担的特殊使命之说自然也就无从谈起，那么美国建立一个供世人效仿的自由国度便失去了理论上支撑的基础。从向世界展示这个新国家的特殊使命角度来讲，美国人反驳“美洲退化论”并非出乎预料之外。
英国在北美东海岸建立了殖民地之后，就开始有大批的欧洲移民来到这个土地尚未被开发的地区。早期移民主要来自英国，其他欧洲国家亦有很多人迁居到陆续建立的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他们之所以移居到北美大陆，除了那些富有“理想”的清教徒想寻求一块逃避英国王室宗教迫害的“净土”之外，很多人是抱着发财致富的目的。这里一望无垠的土地诱惑着欧洲那些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他们甘愿冒葬身大海的风险前往北美，这种移民潮几乎从未间断过。美利坚合众国建立之后，更是对来自欧洲的移民敞开了大门，这个新国家需要大量有技艺的劳动力。欧洲移民对美国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没有欧洲移民前来，美国必然面临着劳动力严重短缺的局面，土地得不到开发，自然也就谈不上具有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原动力了。在布丰等人阐发“美洲退化论”的时代，人口的多寡是衡量一个国家强大的主要标志之一，欧洲诸国的君主们竭力阻止他们国家的民众移往新大陆。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推行了严禁国民移居海外的政策，他甚至发放补贴来吸引其他国家的移民定居普鲁士。当时英属北美十三个殖民地尚未独立，却是吸引德意志人移居海外的主要之地。有鉴于此，腓特烈大帝在汉堡设立了一个特殊机构，其功能主要是劝告和阻止那些准备移居北美的国人。德波是腓特烈大帝聘用的宫廷学者，虽只有数月时间，但他支持腓特烈大帝奉行这种“反对移居海外”的政策，他通过对新大陆危言耸听的描述来增强人们对大洋彼岸恶劣自然环境的恐惧，以此打消人们移居北美的意念。德波声称，移民的高死亡率迫使英属北美殖民地需要欧洲人不断前来以补充人口的不足。这样，英国“从德意志诸邦带走50万男女，把他们送到宾夕法尼亚作为奴隶干活至死”。德波发展了布丰的“美洲退化论”，把欧洲移民的后裔也包括在退化之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阻止欧洲人移居美洲。美利坚合众国成立前后，“美洲退化论”风靡欧洲，对欧洲人的美洲观或美国观产生了很大影响，如果美国的政治精英对这种“荒唐”的理论无动于衷，任其传播，那么将会在欧洲人的脑海中虚拟出美洲大陆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凄惨图景，其结果之一势必导致欧洲人不敢冒险移往美国。一旦这种结果出现，对这个新国家的发展来说无疑是灾难性的。因此，美国革命和建国的领导者必会对“美洲退化论”给予反驳，把一个真实的美国向世人展现出来，以吸引他们横渡大洋，到这个新国家定居，解决美国劳动力匮乏这个关系到其未来发展的关键问题。
其实，在美国革命时期及其以后很长的年代，对美国政治精英而言，“美洲的退化”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科学命题，这种在严谨科学研究名义下构建的复杂理论包含的政治意图也是显而易见的，成为阻止这个在政治体制上与欧洲大国对立之新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迅速崛起的依据。如果美国是一片“退化”之地得到欧洲人的认可，那还有哪个欧洲国家愿意主动地与美国发生商业关系呢?杰斐逊曾在致友人的信中表示过这种担忧。普林斯顿大学的吉尔伯特·希纳尔在研究杰斐逊的自然观上很有建树，他在一篇影响很大的论文中强调，如果美国“证明不能产生数目可观的人口，如果气候通常不利于健康，土壤不利于生产;如果这个国家不能在理智上和道义上变得独立自主;如果一个拥有大量人口且不断进步的民族在发展上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障碍，那么美国的试验将不能实现欧洲自由主义者的希望和期待。这些问题起初纯粹是哲学上的或思考性的，但在1776年之后变成了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希纳尔这几个假设正是美国革命那一代人面对着“美洲退化论”传播所产生的忧虑，特别是与欧洲人打交道比较多的富兰克林与杰斐逊等人毫不犹豫地以事实对这种理论给予强有力的反驳，掀起了这个新国家与欧洲之间发生的第一场大论战。
二、 对布丰“美洲退化论”的反驳
在欧洲启蒙时代，人才辈出，群星灿烂，但与布丰齐名的学者并不是很多，布丰在欧洲哲学界和自然科学界享有顶尖大师的地位。“美洲退化论”出自这样一位赫赫有名的大师之口，其在欧洲社会产生的影响自然是可想而知了。布丰在其皇皇巨著《自然史》中系统阐述了“美洲退化论”，尽管这种理论一经提出便有欧洲学者开始质疑，但丝毫没有影响其在启蒙时代成为欧洲人了解大洋彼岸世界的主要依据，很多欧洲人就是以这一理论为基础在脑海中虚拟出了一幅美洲凄惨悲哀的图景，在想象中形成了与“理性”居主导的欧洲文明对立的“野蛮”美洲的“他者”形象。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得到同时代很多著名学者的进一步发挥，使之更加完善，然而其根基是布丰奠定的。要想彻底推翻这种理论，首先必须动摇其赖以支撑的基础。因此，美国政治精英不得不把反驳的矛头对准这位享誉欧美学界的大师级人物，旨在对“美洲退化论”来个“釜底抽薪”，不留余地。这些美国开国先辈深知，布丰阐述“美洲退化”时尽管不是信口开河，但大前提可谓“荒诞不经”，与美洲大陆的本质风马牛不相及，要将之推翻也非易事，逻辑的推理与理论的构架显然是难以奏效的，必须用事实或数据来说话。在这点上，生活在北美大陆的美利坚人占据着欧洲人所无法具备的天然地缘优势，他们很清楚布丰理论的“软肋”，只需把事实摆出来，布丰构架的这一复杂理论体系便不攻自破了。
在英属殖民地时期，富兰克林与布丰虽未谋面，但彼此很了解。富兰克林不仅是个思想家和政治家，而且还是著名科学家，他对电的实验在欧洲科学界影响很大。1750年，富兰克林给他的英国朋友彼特·柯林森写了多封信，概述了他对闪电的实验。这些关于电的信件和相关论文在欧洲科学界广为所知，布丰阅读之后即刻推荐用法文出版。在布丰的力促之下，富兰克林所著的《电的观察与实验》一书1752年在巴黎出版。把这本书译为法文的托马-弗朗索瓦·达利巴尔(Thomas-Franois Dalibard)1754年3月致信富兰克林，特别提到包括布丰在内的法国哲学界同仁要他“向阁下表示最衷心的致意”，他们无不急切地盼望能够获得富兰克林的来信。“我祈求阁下尽可能快地和经常地给我来信。阁下尊名在这个国家如雷贯耳”。这封信表明布丰对富兰克林是相当钦佩的。从富兰克林留下的这一时期文件来看，他几乎没有与布丰通信交往，但很关注这位欧洲大博物学家的学术研究动向。布丰1749年正式出版《自然史》首卷，其他各卷陆续推出。经常来往于欧美的富兰克林可能有所得知，或许已经看到法文版的《自然史》。此时，富兰克林担任1743年成立的“美利坚哲学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会长，尽管学会经费不是很充足，但他还是出资购买了布丰的《自然史》，供会员们传阅，以便及时地让他们了解布丰阐述的“美洲退化论”。大概与向欧洲人展现北美事务的真相有关，富兰克林1755年把数年前已经写成的一篇关于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口调查的论文印成小册子出版。威廉·克拉克在为这本小册子所做的序言中指出，富兰克林的《关于这些地区人口增长等观察》“写于数年前，但这位才华横溢的作者直到现在才允许其出版，他的一些朋友劝告他将之公布，他们认为这样做是大有好处的”。这里所谓的“好处”显然就是有助于欧洲人了解这一地区的实情。在这本小册子中，富兰克林认为，英属北美殖民地每隔25年人口就可以翻一番，主要原因在于北美土地充足肥沃，来自欧洲的移民能够用很少的钱购买到足以养活一大家人的土地。北美资源的丰富固然促进了人口的增长，但原因不仅于此，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起早贪黑与乐意接受教育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富兰克林在这本只有十几页的小册子中对布丰只字未提，但此时出版显然有针对布丰等欧洲人贬低美洲人口增长乏力之意。
富兰克林可谓美国革命那一代人中反驳“美洲退化论”的第一人，他从18世纪50年代就开始搜集北美地区、英国和法国空气中湿气的数据，这一工作持续数十年，最后得出欧洲的湿气含量比美国要高的结论。布丰主张，美洲空气中湿气过重是生活在这一大陆四足动物和印第安人退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富兰克林的这一结论显然是对布丰这一观点的有力反驳。杰斐逊1785年6月在致法国友人的信中谈到富兰克林这些数据对于驳斥布丰关于美洲退化论的重要性。他说，富兰克林博士“近期提供给我一个事实，证明了伦敦和巴黎的空气比费城的空气更为潮湿”。如果这一事实确凿，必会质疑“在潮湿的地区，动物肯定是较小，在炎热地区，动物肯定较大”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不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之上”。富兰克林不仅通过直接的科学实验数据说明美洲自然环境的真相，而且还在与欧洲友人的通信中表明美洲印第安人并不像布丰等人描述的那样在体质上和智力上发生退化。1772年6月，富兰克林致信巴黎的一位朋友说，印第安人在体力、胆量或智力上不比欧洲人差多少，他们只是缺少让他们上升到相同文明水平的铁和其他自然资源。这封信很重要，不过原件已找不到，现在只能从当时法国人写的论著中知道其主要内容。从富兰克林留下的大量信件和著述中，他很少指名道姓地对布丰提出指责，或许是碍于与布丰熟识的面子，或许是碍于布丰在欧美学界享有的至尊地位，却意识到反驳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对英属北美殖民地以及独立后美国的重要性。富兰克林通过科学实验得出的翔实数据最具有说服力，自然成为美国人公开驳斥布丰等人“美洲退化论”所持的重要依据。
杰斐逊是对布丰的“美洲退化论”提出系统批评的第一人。1780年，法国驻费城使团秘书弗朗索瓦·巴尔贝-马布瓦(Franois Barbé-Marbois)向时任弗吉尼亚州州长的杰斐逊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杰斐逊对这些问题给予详细的回答，借机写成《弗吉尼亚纪事》(以下简称《纪事》)一书，杰斐逊给后世留下卷帙浩繁的信件、文章与文献，但这本书是他一生中撰写的唯一著作。杰斐逊在书中对布丰关于美洲退化的观点逐一进行驳斥，列出详细表格对新旧世界的动物大小和重量进行比较，得出了与布丰正好相反的结论，即新大陆的动物在数量上不比旧世界的动物少;新大陆的动物在体型上不比旧世界动物小;从旧世界带到新大陆的动物在体质上没有发生退化;印第安人在体力上和智力上不比欧洲人差。他对美国自然环境的详细介绍有力地反驳了布丰关于美洲发生退化的根源所在。《弗吉尼亚纪事》可谓一部了解北美大陆的百科全书，涉及山川地理、生活习俗、政治制度、教育状况、宗教信仰以及经济活动等等，但杰斐逊写这本书的初衷很大程度上是要批评布丰等人强加给美洲大陆的不实之词，帮助欧洲人了解北美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杰斐逊在后记中谈到，他写这本书主要是给欧洲人看的。据杰斐逊自己称，这本书1781年和1782年在弗吉尼亚撰写，写完后把手稿交给了马布瓦。1784年，杰斐逊对原稿做了一些补充，在巴黎打印数份，赠送给几个要好朋友一阅。杰斐逊在附录中特别强调，这本书主要是针对布丰等人提出的“美洲退化论”。他们设想，“美洲的土壤、气候和其他环境中存在着导致动物天性发生退化的因素，土著人或外来人甚至也不例外，他们在体质上或品行上出现退化”。杰斐逊认为这种理论“毫无事实根据”，是对这个占地球三分之一大陆的“贬低”，成为欧洲人了解美洲真相的“障碍”。因此，杰斐逊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清除布丰等人设置的这些“障碍”。很多学者对这本书的评价也正是基于这个角度。如研究杰斐逊的美国历史学家彼得·奥努弗认为，杰斐逊撰写《纪事》主要以“欧洲精英为读者群。杰斐逊在《纪事》中向布丰的退化论提出了挑战，澄清了对美国大自然的质疑，表明美国的动物，包括印第安人，个头与欧洲的同类一样大，甚或更大。文化民族主义贯穿于这种比较中：他们的‘新大陆’必然永远地被界定为与旧世界对立”。其实，这本书还远远谈不上充斥着“文化民族主义”的情绪，更谈不上杰斐逊意在把大西洋两岸的世界永恒地对立起来。此时，美国刚刚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百废待兴，对欧洲人在文化上蔑视美洲或美国只有被动“防御”之力，尚未主动展开“进攻”。因此，杰斐逊在《纪事》中只是指出布丰理论的错误，以弗吉尼亚为主体客观地描述了这个新国家的现状，丝毫没有对欧洲的政治制度与生活方式等“说三道四”，也未表现出“不敬”或“鄙视”的倾向。
杰斐逊撰写的《纪事》只是他反驳布丰“美洲退化论”的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年期间，杰斐逊在这一问题上丝毫未敢懈怠，抓住一切机会批评布丰等人对美洲的无稽之谈。沙特吕侯爵(the Marquis de Chastellux)与布丰甚熟，亦为杰斐逊的好友。两人常有信件往来，杰斐逊1784年8月受邦联国会之命出使法国，到了巴黎之后曾托沙特吕侯爵将他的《纪事》赠送给布丰。1785年6月2日，杰斐逊接到沙特吕的信，可能涉及布丰及其退化论。6月7日，杰斐逊在给沙特吕的复信中对布丰的“美洲退化论”给予反驳，批评了布丰关于美洲动物的退化、印第安人缺乏天资以及美洲气候潮湿等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特别强调了印第安人在智力上丝毫不比欧洲人低劣。杰斐逊明确宣称，他有“确凿的证据断言，北美印第安人具有天赋的证据使他们在同样未开化的状态下具有与白人相同的水平”。因此，印第安人“在体质和智力上与白人无异”。对于移居美洲的欧洲后裔之退化，杰斐逊认为，这“不是布丰体系的组成部分。布丰的确没有迈出这一步，他止步于此”。杰斐逊这里不是对布丰表示称赞，而是言下之意，布丰为德波和雷纳尔等人迈出这一步奠定了基础。这封信实际上就是《纪事》第六问的缩写，尽管只有数千字，却是画龙点睛，言简意赅，对布丰关于美洲退化的核心思想提出强有力的批评。
杰斐逊深知，对于布丰这样的大博物学家，单凭《纪事》中罗列的事实要其承认错误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要让他亲眼目睹美洲动物的标本与他在《自然史》中描述的完全不同。杰斐逊1784年启程赴法国任职之前，就有到巴黎后拜见布丰的打算。他后来回忆说，在他“从费城启程前往法国时，我看到摆在一家制帽商店门口的一张不同寻常的大黑豹皮，我当场花了16美元将之买下，决定携带这张皮到法国，以便让布丰先生确信他在认识这种动物上的错误”。杰斐逊到了巴黎之后先托朋友给布丰送去《纪事》一书和这张黑豹皮，然后想约见布丰。布丰此时担任路易十六自然史博物馆馆长，他在学界享有的地位不是杰斐逊想见就能见到的人。杰斐逊一直苦等，大有不见布丰不罢休的意思。杰斐逊1785年10月致信其荷兰友人范霍根多普，诉说他至今仍未见到布丰。布丰“整个夏天都住在乡村。我把《纪事》一书送给了他，只听说了布丰在某点上的看法，即对猛犸和大象身份的观点。关于这一点，他依然认为两者是相同的”。到了此时，已距杰斐逊到达巴黎一年多的时间了。杰斐逊最终如愿与布丰会晤，具体时间估计为1786年初，杰斐逊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没有谈到具体会面的日子，只是布丰于1785年12月31日给杰斐逊发信，邀请杰斐逊在他的皇家公园住所共进便餐。杰斐逊如约而去，事后也没有留下这件事的详细记载，有时在给朋友的信中偶尔谈及与布丰的会面。1824年12月，丹尼尔·韦伯斯特采访了已步入耋耄之年的杰斐逊，直到此时，杰斐逊才谈到这次与布丰会面的情况。
布丰事先肯定仔细阅读了《纪事》一书，当然知道杰斐逊是有备而来。据杰斐逊的回忆，两人初次见面，彼此心照不宣。布丰没有与杰斐逊就《纪事》中的不同观点发生争辩，很客气地赠送给杰斐逊一本他刚出版的新著，然后颇为自信地对杰斐逊说，如果阅读了这部著作之后，阁下“将非常满意地认为，我是正确的”。布丰显然低估了杰斐逊的判断力。杰斐逊“试图让布丰承认他在普通鹿和美洲驼鹿上的错误;他把我们的鹿与欧洲红鹿混淆起来，误认为我们的驼鹿是驯鹿。我告诉他，我们的鹿长着两英尺长的角;他很热情地回答说，如果我能提供有一英尺长的鹿角的单一标本，他将放弃这一质疑”。杰斐逊自然不会错过让布丰承认其错误的机会，回去后即刻给国内朋友阿奇博尔德·卡里去信，告诉他通过与布丰的谈话发现，这位博物学家绝对不辨北美的“麋鹿和鹿”之间的区别，希望卡里尽快“获得一对最大的雄鹿角和一张每种颜色的大皮”，这将是“一件十分珍贵的礼品”。与此同时，杰斐逊也给新罕布什尔州州长约翰·沙利文写信，要他竭尽全力获得“驼鹿、驯鹿以及麋鹿的毛皮、骨骼和角”，这些东西之“珍贵超出你的想象”。沙利文接到杰斐逊的信后，专门派了一支军队深入新罕布什尔州的北部荒野山林之中，甚至开辟了一条20英里的专道，为的是把捕获的麋鹿从森林中拖出来。这项工作的完成花费一年多的时间，1787年4月16日，沙利文致信杰斐逊汇报了他已得到驼鹿的毛皮和骨骼，不日将寄往巴黎。杰斐逊早就接到沙利文的来信，但驼鹿的标本一直不见踪影。杰斐逊以为在邮寄过程中已经丢失，遂感到大失所望，多年来的辛勤努力将前功尽弃。他在9月28日致约翰·亚当斯的女婿威廉·斯蒂芬斯·史密斯的信中，流露出在这件事情上极低的悲观情绪。时隔数日，突然峰回路转，杰斐逊接到驼鹿的标本，大喜过望，即刻给布丰致信，言“我现在很高兴地能够向阁下提供一只驼鹿的骨骼和毛皮，提供驯鹿、麋鹿、鹿、尖顶雄鹿和美国雄獐的角。它们均来自新罕布什尔和马萨诸塞”。杰斐逊是要布丰明白，把驼鹿分类为更小的驯鹿是错误的，“驼鹿可能是一个新的种类”。杰斐逊以为，布丰见到这种新物种的标本之后就会改变他关于美洲退化的观点，这一想法显然有些简单化了。即使布丰承认在某些问题上有所偏差，但他绝不会改变在理论上构建的美洲退化这一框架。因此，布丰见到驼鹿的标本之后，只是答应在下一卷书纠正这一错误。然而，还未等布丰兑现允诺他就与世长辞了。
杰斐逊反驳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可谓不遗余力，甚至怀疑布丰在撰写《自然史》美洲部分时所使用资料的可信度。布丰从未去过美洲进行实地考察，资料主要来自到美洲的观光者所写的见闻和报告。杰斐逊对这些观光者提供之材料的客观性提出质疑，确信他们在观察自然界任何动物之前就固执己见地认为，欧洲在各个方面优越于新大陆。杰斐逊悲叹道：“对准确地比较两个地区的动物，我们显得是多么不成熟啊!”杰斐逊反驳布丰“美洲退化论”的执着精神成为他政治生涯之外的闪光点。萨缪尔·莱瑟姆·米切尔(Samuel Latham Mitchill)是杰斐逊时代的著名博物学家，他在杰斐逊去世的当年发表对这位前总统的颂文，把杰斐逊发起反对退化论的运动说成等同于第二次宣布独立。这种评价或许有些夸张，但也足以彰显出杰斐逊反驳布丰“美洲退化论”的重要意义。
在开国先辈中，富兰克林与杰斐逊在反驳布丰的退化论上比较突出，像麦迪逊、约翰·亚当斯、汉密尔顿以及其他人也没有对这种理论完全保持沉默，麦迪逊曾为杰斐逊提供反驳布丰理论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亚当斯干脆就认为布丰的理论根本就不可信，表现出不屑一驳的态度。在他们看来，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大前提与美洲的实际相距甚远，但这种明显错误的理论在欧洲大有市场，至少满足了欧洲中心主义者自我优越的傲慢心理。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布丰阐述的这一理论必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完善，这样就使开国先辈对之反驳更加“任重而道远”。
三、 对德波与雷纳尔立论的反驳
布丰的“美洲退化论”被德波和雷纳尔等人进一步发挥，退化的对象扩大至美利坚人，这对欲要承担一种特殊使命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公然的挑衅。美国革命那一代人在与布丰的争辩中对这位学界名流的确比较客气，批评的话语中不乏尊敬之词。与之相比，他们对德波和雷纳尔的相关立论之反驳显得非常尖刻，犀利的文笔中夹杂着讥讽挖苦的语气，似乎他们的观点更是不屑一驳。其实，布丰的“美洲退化论”获得一片喝彩之声时，即刻被德波和雷纳尔运用于他们对美洲的研究中。德波和雷纳尔与布丰是同时代人，他们三个人的立论尽管存在先后之分，但前后差不了多少年，在美国革命爆发时已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布丰是阐述“美洲退化论”的始作俑者，但他毕竟还是把扭转这种退化趋势的责任赋予了生活在这一大陆的欧洲移民后裔，并没有对美洲大陆提升到欧洲文明水平的前景完全失去信心。因此，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很少直接伤害到这个由英国移民后裔一手缔造的新国家。这也是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人在批评布丰时对他客气有加的主要原因。他们对德波和雷纳尔的态度却完全不同了，对这两人的大加挞伐并非出于他们没有布丰名气大，而是他们把“美洲退化论”发展到极端，直接侮辱和伤害了美利坚人或美国人的形象，让这个新国家的奠基者真正地感受到“美洲退化论”对美国发展的潜在威胁。
德波从布丰的“美洲退化论”中获得灵感，把生活在美洲的欧洲移民后裔也纳入退化者的行列，这是他与布丰观点的迥然相异之处。德波却煞有其事地把他的这种观点与布丰联系在一起，着实让布丰非常恼怒，宣称与德波分道扬镳。其实，两个人都是欧洲中心主义者，布丰把改变美洲恶劣自然环境的希望寄托在具有欧洲血统的美洲白人身上，德波却把退化的剑芒直指美洲的欧洲移民后裔，由此更加凸显欧洲自然环境与人文生活的无比优越。从宣扬欧洲中心主义角度讲，两人的观点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反倒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异曲同工之妙。德波的观点在欧洲广有市场，他一举成为研究美洲人的权威。
不过，德波与布丰相比，毕竟在欧洲学界还是“小人物”。在资讯不是十分发达的时代，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对德波知之甚微。杰斐逊在《纪事》中批评“美洲退化论”时只涉及布丰和雷纳尔，竟然连德波的名字都没有提及。一位研究德波退化理论的作者认为，杰斐逊在《纪事》中没有提到德波，最好的解释就是他在写这本书时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德波这个人，对他的观点自然也就无从可知了。对“美洲退化论”非常关注的杰斐逊尚且如此，其他人对德波更是一无所知。杰斐逊来到法国之后才知道德波及其观点，对德波关于美洲人低劣的描述非常生气。他在致友人的信中称德波是“他人著述的汇编者;把最不幸的描绘编撰在一起;因为他似乎阅读过观光者的著述，只是把他们的谎言搜集在一起，然后重新出版”。更为恶劣的是，德波很清楚他的论著援引的材料是虚构的，竟然照引不误。杰斐逊宣称，的确感到称奇的是，在德波的著述中，“找到一句真话几乎都是不可能的”。然而，德波信誓旦旦地宣称，他“能够对所陈述的每个事实找到可靠的证据”。富兰克林对德波持有相同的看法，称他是一个“心底邪恶的作家”。约翰·亚当斯甚至把德波误解为“美洲退化论”的首创者，认为“布丰缺乏哲理地从德波的卑鄙梦想中借来”退化命题。亚当斯这里颠倒了“美洲退化论”发展的次序，但也足见亚当斯对德波抱有极为愤恨的情绪，这也是美国革命那一代人对德波的态度。他们在通信和论著中很少涉及德波，偶有提及，通常是恶语相加，毫不留情，大有不屑反驳德波立论的倾向，与一个满嘴皆为“谎言”的人发生争辩似乎是有失正人君子的风度。杰斐逊的好友菲利波·马泽伊曾经详细地批驳了雷纳尔的观点，认为德波是“在关于美洲的错误数量上是唯一超过雷纳尔的著者”。在马泽伊看来，德波确信新大陆在各个方面皆低劣于旧世界，寻求详细的材料支持他的理论。德波在搜集资料上的确是下了大功夫，但在他的三卷本中很难找到属于“一个正确的陈述”。马泽伊的这番话显然是受到杰斐逊的影响，从一个对美国抱有好感的外国人口中说出了美国革命那代人对德波及其理论的鄙视。
美国革命那一代人在反驳“美洲退化论”时，除布丰之外，雷纳尔神父是他们关注的重点。雷纳尔的六卷本著作出版后在欧洲影响很大，他本人自然成为启蒙时代研究美洲事务的权威之一。1780年，雷纳尔提出一个问题，即“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是福音还是祸害?如果它是福音，那我们依靠着什么手段来保持好促进其带来的好处?如果它是祸害，那我们靠着什么手段来弥补其带来的损毁?”他在里昂研究院(The Academy of Lyon)设立1，200里弗尔的奖金，在学术界广为征求研究这一命题的最佳答案，最后也无定论。雷纳尔本人的观点倒是很明确，美洲的发现对人类来说是个邪恶。他对殖民主义者极尽谴责之词，却在布丰和德波相关所论的基础上发展了“美洲退化论”。雷纳尔本人非常自信，在他的著作中曾满怀激情地向读者保证：“当我开始这项工作时，我发誓将严格以事实为准。迄今为止我能够问心无愧地宣布，我一直没有背离这一誓言。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的手将会烂掉。”这段誓言在雷纳尔著述的初版中没有，大概是其资料来源引起了他人的质疑，雷纳尔才在再版中加上的。雷纳尔尽管信誓旦旦，但他的研究结果显然与美洲或美国实际状况相距甚远。杰斐逊1786年8月致信约翰·亚当斯，声称雷纳尔神父的著述是“假话连篇”，他是“根据不正确的资料来陈述其他事情的”。上面提到的马泽伊是意大利的医生，美国革命爆发前来到北美，在美国革命期间曾被大陆会议派往意大利谋求托斯卡纳大公贷款给美国。他在弗吉尼亚生活了多年，回到欧洲后发现雷纳尔的观点风行一时。杰斐逊把撰写《纪事》的材料提供给马泽伊，希望他能够反驳雷纳尔等人的观点。1788年，马泽伊在巴黎出版了四卷本的《关于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与政治研究》，其中第三卷以翔实的材料系统地批评了雷纳尔的立论。马泽伊称，在雷纳尔的著作中，“从头到尾几乎很少符合事实”。马泽伊这句话显然是针对雷纳尔说他著述中句句为真而言的。如果雷纳尔把“这些错误变成了格言，以其不可思议的方式迷惑读者，那么就必须揭开遮掩的面纱，向读者表明这些错误背离了事实有多远。这就是导致我公开对雷纳尔神父对美利坚合众国描述进行某些观察的原因”。马泽伊在他的著述中以在美国的亲身经历对雷纳尔的美洲退化观逐一批驳。杰斐逊谈到雷纳尔的错误时对马泽伊的著述十分推崇，给友人推荐这是“一部非常好的著作”，资料来源“十分可靠”，对美国拥有“男子气魄的理解”。马泽伊对雷纳尔观点的系统批驳正好符合美国开国先辈们的本意。
美国革命爆发后，富兰克林奉大陆会议之命出使法国，此时正是“美洲退化论”在法国学界和社会泛滥之际，具有强烈民族自豪感的富兰克林自然不会对这种理论保持沉默。他有次在巴黎郊外的住所邀请大概有十四五个人吃饭，有美国人，也有法国人。吃饭中间有客人问富兰克林对雷纳尔观点的看法。当时在场的有五个美国人，富兰克林要提问的这位先生仔细端详一下美国人，就可判断出人种在迁徙到地球的另一个地区后是否会发生退化。机智的富兰克林实际上借此驳斥了雷纳尔的观点。美国外交家威廉·卡迈克尔当时在场，他在致杰斐逊的信中讲述了这件事。杰斐逊以后在撰写富兰克林轶事时将之作为重点来写。据杰斐逊的记载，富兰克林在巴黎郊外住所请客，客人中一半为美国人，一半为法国人，雷纳尔也是其中之一。在饭桌上，雷纳尔开始讲他关于美洲动物与人的退化理论，眉飞色舞，侃侃而谈。富兰克林观察了一下两边客人的身材和位置，对雷纳尔说：“神父先生，让我们通过我们面前的事实测试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这里一半为美国人，一半为法国人，正好美国人坐在餐桌的一边，我们的法国朋友坐在另一边。让我们都站起来。看看大自然让哪一边的人发生了退化。”当时在场的美国人是卡迈克尔、哈默、汉弗莱斯以及另外两个身材英俊之人，另一边的法国人个头矮小，雷纳尔神父本人尤其矮小。杰斐逊说这件事是富兰克林亲口告诉他的，看来不应该为杜撰。富兰克林宴请法国学者本属正常，有通过他们之口宣传美国革命正当之意，但此事后来被夸张，在美国人中间广为流传，他们津津乐道，越传越神，常年不衰。约翰·布利斯特德在其1818年出版的专著中对这件事进行夸张性的描述。他写道，富兰克林邀请六个美国人和六个法国人一块共进晚餐。这些法国人都是知识渊博的哲学家。他们开始讨论大自然退化的原因，涉及美洲的动植物和人的道德的退化。一个说，身体和智力上的退化与气候炎热有关;另一个坚持认为，退化是由于气候太冷所造成;第三个把原因归结于雨水太多;第四个说旱灾接连不断;最后两人表示，美洲的人和动物矮小是缺乏食物所致。这些人各持己见，争执不休，最后就问富兰克林为什么美国人在个头和力量上弱于欧洲人?富兰克林让分别坐在餐桌两边的美国人和法国人站起来。六个美国人“十分壮实，身材匀称，高大英俊”，让显得“荒唐可笑”的法国人相形见绌，在场的法国人虽个个是名流，却是“身材矮小，头发稀疏，面色发黄，满脸皱纹，就像爪哇的猴子”，他们“偷偷瞥了一眼对面的美国人，一言不发”。在这种情况下，雷纳尔的美国人退化之说自然不攻自破了。
雷纳尔对他著述中的资料来源颇为自信，杰斐逊曾讲述了富兰克林质疑雷纳尔著述材料来源的一个故事，即雷纳尔把富兰克林早年在报纸上编撰的“波利·贝克受审”误以为是信史而引用。故事的经过是这样的：某日，美国谈判代表赛拉斯·迪恩来到富兰克林在巴黎郊外的住所，两人正在谈论雷纳尔的著述中存在很多史实上的错误，雷纳尔正巧前来拜访富兰克林。三人相互寒暄一番之后，迪恩直言不讳地告诉雷纳尔，他正与富兰克林博士谈论阁下书中的一些史实错误。雷纳尔断然否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在资料使用上极为谨慎，凡言必有据。迪恩接着说，雷纳尔在书中引用了根据马萨诸塞的法律波利·贝克在法庭上受审以及侃侃而谈的辩护。据迪恩所知，马萨诸塞从来没有这样的法律条文，此事如何解释。雷纳尔对迪恩说，他确信这件事是真实的，其可信度是无可置疑的，有出处可以证明。富兰克林在一旁听着直摇头，笑着对雷纳尔说：“神父，我告诉您这个故事的起源。当我是一家报纸的印刷工和编辑时，我们有时要编撰一些新闻，以让我们的客户从中得到消遣。我通常用我自己编写的逸闻趣事和奇闻怪想来填补空缺的栏目。波利·贝克之事就是我自己编撰的故事。”雷纳尔的尴尬之状由此便可想而知了。这件事是否为实已无从考证，杰斐逊并没有说是取材于富兰克林本人所讲，大概是道听途说。不管有无此事，这则轶闻既流露出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人对雷纳尔的厌恶情绪，同时又表明雷纳尔著述的材料实在不足可信。
雷纳尔在阐述其退化理论时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即受退化的影响，美利坚不可能产生著名的天才人物。美国开国先辈认为，雷纳尔这种论断与事实全然不符。杰斐逊在《纪事》中批驳了这种看法，认为美国产生的诸如华盛顿、富兰克林和里顿豪斯等人足以与欧洲的天才人物相提并论。如果按照人口比例，美国产生的天才人物已“完全达到了所应该提供的数额”。1787年10月18日，《纽黑文报和康涅狄克杂志》(New-Haven Gazette and the Connecticut Magazine)刊登一篇批评雷纳尔的文章，称美国人“会让欧洲确信，雷纳尔是错误的，美国能够独立地在各类文学领域出现才华横溢的成就。犹如在政治领域一样。……让我们为自己考虑，在所有科学领域写出我们自己的书”。乔治·华盛顿于1788年5月致信拉法耶特，承认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依然处于初始时期，但我认为，靠着我们发挥智力的努力，能够足以驳倒(通过无可辩驳的事实)那些曾断言美国一切都在退化的学说。人们将会发现，此时我们在诗歌和绘画的成就上丝毫不低劣于世界其他国家，尽管我们还需要许多激励以在比较古老的国家发挥更强有力的作用”。华盛顿这里没有提到雷纳尔的名字，但他这番话显然是针对其美国人退化观而言的。约翰·亚当斯多年后依然念念不忘雷纳尔对这个新国家“侮辱”，他在1814年致杰斐逊的信中列举了美国在各个领域产生的一大串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天才人物。塞缪尔·威廉姆斯在1794年出版的一本书中坦然承认，美国人的确不擅长于“推测、理论或装饰”等方法，然而，在让所有人获益的实用技术领域，美国人已经展现出异乎寻常的进步。美国的“哲学家已经对更高的对象提出了他们的观点，尤其专心致力于对他们国家福利、进步和繁荣的追求和改善，以达到他们更为直接的目标。美国到处都是这类天才人物。……因此，美国不是退化，而是欧洲人在美国获得了更高程度的改进”。雷纳尔在法国学术界属于影响很大的学者，美国革命那代人对他毫不客气，猛烈抨击了他的观点，涉及与这个新国家发展有关的很多问题，这是雷纳尔在提出美利坚人退化论时决然没有料想到的。
德波和雷纳尔把布丰的“美洲退化论”发展到了新的“高度”，引起了美国开国先辈的重视，他们对这两个人立论的激烈抨击与对布丰理论的反驳几乎是同步进行的，却标志着开国先辈从整体上反驳“美洲退化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四、 对“美洲退化论”反驳的意义
在美国革命以及建国初期年代，这个新国家尚不为外界了解，任何扭曲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形象的观点或理论势必会影响到美国的发展，自然遭到美国开国先辈的反驳。从整体上来看，启蒙时代的欧洲精英们多为欧洲中心主义者，他们在观察欧洲境外的世界时总是有一种傲慢的优越感，似乎“理性”的欧洲只有在“野蛮”他者的映衬下才能凸显出一切皆优的本质，这也是“美洲退化论”能在欧洲知识阶层中广有市场的主要原因。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一篇匿名文章中曾谈到“美洲退化论”与欧洲中心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在他看来，欧洲“一直保持居高临下，自诩为世界霸主，把人类的其余部分，视为为她的利益而创造。人们最景仰的哲人，直言不讳地说：欧洲人是优秀人种;甚至断言：任何动物，包括人类。到了美洲就会退化。连狗在美洲的空气里呼吸一阵以后就不会叫了。现存的事实，长期以来，支持欧洲人的妄自尊大，我们有责任恢复人性的尊严，教训那个傲慢兄弟，别那么嚣张”。汉密尔顿批评“美洲退化论”的本意是为联邦体制辩护，只有十三个州密切联合为一个整体，才能有效地对付来自欧洲把美国视为受其任意支配对象的傲慢心理。因此，开国先辈反驳“美洲退化论”，一方面教训欧洲人不要处处自以为是，唯我独尊，另一方面是要向世界树立起这个新国家的正面形象，以利于在险象丛生的国际大环境中生存与发展。美国在获得独立之后经历了数年比较松散的邦联时期，新国家似乎是一盘散沙，全然未受到欧洲国家的尊重，但此时这个国家已开始展现出自身优越的特性，一旦新的联邦体制确立，美国迸发出的活力远非欧洲国家所能比拟。1789年之后，美国在各个方面取得了飞速的进步，大批的欧洲移民来到这个新国家定居，到处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美洲退化论”尽管短时间内很难在欧洲社会消失，其所宣扬的欧洲中心主义已牢牢扎根于很多欧洲精英人士的脑海中，但这个新国家的发展几乎没有受到美洲退化论的负面影响。这种结果正是开国先辈的期望，也是他们大张旗鼓地反驳“美洲退化论”的主要意义所在。
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富兰克林和杰斐逊等人很少陷于抽象的理论争辩之中，他们尽可能地以实物或翔实的数据来说明真相，只有这样才更具有说服力，也才会让受批评的对象无言以对、心服口服。富兰克林关于英属北美殖民地人口增长的论文，让布丰改变了关于北美洲自然环境对人口增长发生负面影响的看法，把北美地区排除出他所谓的退化范围。有美国学者认为，布丰后来改变了观点，把新大陆的退化仅仅限于南美洲，除了受富兰克林的影响之外，他肯定阅读过这一时期的著名政治家休斯·威廉森1771年表在《美利坚哲学学会学报》(Transaction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上的文章。因为作为该学会的成员，布丰定期收到学会邮寄来的会刊。威廉森在这篇文章中认为，移民于北美的欧洲人，也就是美国革命那一代人，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北美洲的气候，使之向好的方向发展。农业的进步导致气候更加温暖，很少潮湿。威廉森的文章是对雷纳尔美利坚人退化观的批评，却让布丰更进一步了解到他的“美洲退化论”存在的缺陷，导致他在《自然史》第五卷补遗中修改了他关于美洲全面退化的观点。杰斐逊以活动在北美洲的大型动物标本让布丰认识到他在动物分类上的错误，允诺在新卷中予以纠正。富兰克林竭力宣扬费城有一流的学院、图书馆、学校和报纸，每个公民都是哲学家。富兰克林的一位法国朋友写道：“在宾夕法尼亚，没有一个工作之人在午饭时不阅读报纸，他们在晚饭后要花费一个小时的时间阅读一些哲学或政治名著。”这种重视知识的图景影响了很多欧洲人对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看法，就连雷纳尔也发出与其美利坚人退化观相异的声音，认为知识重生的最好希望在于英属北美殖民地。波士顿的人们社交优雅、生活宽松，完全与伦敦没有差别。由于富兰克林等人的努力，费城以图书馆和学校闻名于世。“一个新的奥林匹斯山，一个新的世外桃源，一个新的雅典，一个新的希腊，可能将诞生于这块大陆或邻近岛屿.……新英格兰也许会产生另外一个牛顿。正是在英属美洲，知识的第一束光将照射四方，最终将照亮这种长期灰暗的天空，对此无人有任何疑虑”。甚至德波也很不情愿地承认，知识在北美洲要比在南部地区出现的更早。这几个欧洲学界名流决不会轻言放弃“美洲退化论”，但美国革命那代人对这种理论无可辩驳的抨击让他们不得不公开承认对美国抱有错误的看法。雷纳尔到美国革命爆发之后改变了此前对美利坚人的看法，在《东西印度欧洲人殖民地与贸易的哲学和政治史》修订版中把他们视为“美洲退化”的例外。凡此种种对于刚刚立国的美国在国际上树立起正面形象不无裨益，凸显出美国开国先辈对“美洲退化论”反驳的意义所在，同时也预示着这种与事实不符的理论迟早会退出历史的舞台。
布丰等人的“美洲退化论”很长时期在欧洲学术界居于主导地位，连诸如康德、伏尔泰以及孟德斯鸠等思想大家都受到这种理论的影响。当然也会有欧洲学者从一开始就对“美洲退化论”提出质疑。法国《历书》(Ephémérides)杂志1769年刊文谴责布丰“理由比较似是而非”，指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居民由一个伟大的民族所构成，他们在体质上和道德上可能是世界上所有民族中最健壮的民族”。富兰克林和约翰·迪金森的例子充分证明“良好的治理比气候会对人的本质产生更大的影响”。该杂志的编辑对迪金森的两卷本通信集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他们“将刊登这些信件以供读者阅读。我们无疑相信，那些仔细阅读了这两卷著作的人将不会拥有我们的偏见，而只会对美利坚人产生敬意，因为他们拥有丰厚的学识，他们的胆识矢志不渝，克制有加。这个繁荣昌盛之国度的特性以及居住着三百万幸福之人的这片美丽土地之特性，让我们对人类能够实现的尊贵有所了解”。《历书》杂志的编辑一度因对美利坚人抱有好感而遭到一些欧洲中心主义者的谴责。阿姆斯特丹商人约瑟夫·芒德里永1784年出版了《哲学研究》(Recherches Philosophiques)一书，以激进的口气抨击了“美洲退化论”。他称赞美国人民“提升了新大陆文明的标准”，认为美国的文明程度已达到欧洲的水平，将必然超过欧洲。在芒德里永的眼中，美国文明繁荣昌盛，欧洲人却在不可遏止地退化，“我们的品性越来越腐败;我们的体质一代又一代地在退化;我们的要求越来越多，更加迫切;我们对休闲的喜爱使劳作对我们来说越来越感到困难;它使我们的身体衰弱无力，让我们精神的适应力大大下降”。芒德里永的观点受到富兰克林提供的北美人口调查数据的影响。法国学者佩尔内蒂1770年出版了关于美洲及其土著人的专题论文，对德波的理论予以系统的批评。他有一句话很有名，即“德波先生幸亏没有授权作为整个欧洲的发言人来决定我们关于美洲的判断和思想，也没有授权表达我们对新大陆感恩的情绪”。德国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受杰斐逊《纪事》的影响，把布丰等人的“美洲退化论”视作一个大骗局。他以后与杰斐逊经常通信，甚至到美国亲自拜见杰斐逊，两人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由此成为终生知己。客观上讲，在欧洲中心主义居于主导的社会，这些学者批评的声音不会见容于欧洲学界的主流思想，但他们的“异议”或许比来自外部的批评对欧洲人的影响更能奏效。美国开国先辈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实际上为欧洲学者批评这种理论提供了非常可靠的第一手材料，这一点在他们的著述中均有所体现。开国先辈对布丰等人的反驳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欧洲精英们对美洲或美国“鄙视”的心理，却会增强欧洲内部持异议者提出观点的可信度与说服力，有利于欧洲人对这个新国家及其人民的了解。
开国先辈对“美洲退化论”的反驳有助于美国形成自我意识，促进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民更加热爱这个国家。乔尔·巴洛是美国著名的诗人和政治家，他读了《纪事》之后即刻致信杰斐逊，称“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从这些卑鄙的诽谤中澄清我们自己的思想，这些诽谤长期强加给我们，被无知的三流著者用所有的欧洲语言反复重复”。巴洛这番话并不是想取悦于杰斐逊，而真实反映出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心声。有美国人为了弘扬自己国家的美好，甚至把退化之“球”踢回给欧洲。约翰·亚当斯的夫人给她妹妹的信中写道：“你给我描述了你的鸟吱吱喳喳地叫，你的孩子天真无邪地说个不停，让我浮想联翩。你知道欧洲的鸟发出好听的声音不及我们鸟的一半吗?他们水果的甜度不及我们水果的一半吗?他们人民的美德不及我们人民的一半吗?”美国地理学的开创者杰迪代亚·莫尔斯1784年为美国小学生编写了一本教科书，书名为《轻松学地理》。在他看来，“美洲地域广阔，在物品的数量和种类上无可置疑地优越地球上任何其他部分”，美洲在树的种类上大大多于欧洲，至于树的高粗，更是欧洲树种所不能企及。他的本意就是要在儿童中间灌输美国在自然环境上比欧洲优越的图景。数年后他出版了两卷本美国史的教科书，第一章就是对布丰等人的“美洲退化论”的反驳。美国地质学家费迪南德·范迪维尔·海登考察了北美洲中部落基山脉，在化石证据的基础上宣称，美洲几乎是先于欧洲的存在，这一地区“白垩纪时期的动植物更接近于欧洲第三纪时期的动植物”。因此，从地质学上讲，“美洲应该是旧世界，欧洲应该是新大陆”。来自瑞典的移民路易斯·阿加西斯也持类似观点，否定了美洲是新大陆的说法。他们的研究显然是针对欧洲人以“新”来贬低美国的观点，试图找出美洲大陆更早于欧洲大陆存在的地质证据，反驳在欧洲依然广有市场的“美洲退化论”。像华盛顿·欧文、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和亨利·戴维·梭罗等美国名人在其著述中都涉及布丰等人的“美洲退化论”，他们对这种理论的批评旨在激发起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热情。正是在他们的宣传之下，美国人了解到布丰等人强加给他们国家的不实之词。美国早期博物学家萨缪尔·米奇尔(Samuel L.Mitchill)描述说，在每年7月4日的独立周年纪念日上，讲演者直接和间接地谈到布丰以及他们视为诽谤理论的东西。随着国旗在微风中飘扬，听众不分年少和年老，无不听见了杰斐逊“挺身而出”，向布丰发出了挑战。这种挑战在美国持续了一个世纪左右，而这个世纪正是美国崛起的过程，开国先辈没有看到他们所缔造的这个国家作为一个超强大国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但他们掀起的这场反驳“美洲退化论”的论战无疑有助于加强美国人的凝聚力和文化上的自信心，对美国大踏步地迈向世界强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布丰等人阐释的“美洲退化论”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想象之上，因与美洲的事实不符最终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进入20世纪之后，很少有学者再大张旗鼓地发出提倡或批评的声音，但这种理论包含的欧洲文明优越倾向在欧洲精英们的脑海中牢牢地扎下了根，致使美国在文化上一直成为他们不屑一顾的对象。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法国沙特吕侯爵与杰斐逊关系甚好，两人常有信件来往。沙特吕曾作为法军一名官员到过美国，他对美国的共和体制充满热情，称赞有加，却断然否认在美国可能会出现优雅的文化生活，以厌恶的眼光观察到美国生活的平庸粗俗。他的结论是，这个新国家将永远缺乏文化修养。这种把美国视为无“文化”之国度的思维方式正是“美洲退化论”遗留下来的“余音”，可以说一直流传至今，从未消逝，成为欧洲反美主义的文化根源。美国人对欧洲“鄙视”美国文化的反击肇始于开国先辈，逐渐地形成了在文化上与欧洲有所区别的传统，并逐步由被动的“防守”转向主动的“进攻”，让一向高傲自负的欧洲精英们感受到美国文化的威胁。出现这种结果大概是开国先辈未曾预料到的，但他们为后辈们拉开了与欧洲人在文化上孰优孰劣大论战的序幕。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