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村上卫，京都大学历史系教授）
引言
概观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首先必须明确对象。这时，“近现代”的时期划分就变得重要起来，这里我们把中国被卷入全球化的19世纪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的1950年代作为对象。本文所选取的历史研究主要以人文社会方面的研究为主，也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政治史和经济史研究。日本在中国研究方面的历史研究积淀深厚，其中，仅是占据主要部分的、在战后展开的近现代史方面的研究，即十分庞大，整理这些研究的文献也很丰富。
近现代史研究的开始和战后历史学
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之核心内容可以说是东洋学，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东洋史。其研究中心是1907年率先设置“东洋史学”讲座的京都帝国大学和紧随其后在1910年设置东洋史专修学科的东京帝国大学。但是，在战前，继承了汉学传统的京大东洋史，与其说是实证性的近代史研究，不如说是如内藤湖南的《支那论》(1914年)、《新支那论》(1924年)所体现的路径——典型的从中国史研究者的立场出发，立于漫长的中国传统之中讨论当时的中国所处的位置，进而展开讨论。而东大东洋史根本就不把近代史和当时的历史视为研究对象。
因此，日本的实证式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从历史学以外的研究开始的。其中，长期驻在中国的民间学者橘朴所著的文献至今仍不失魅力。此外，社会学者们对中国当地所展开的调查也曾盛行一时。尤其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调査部等机构在中国所做的大规模社会调查，以及作为其成果刊行的《中国农村惯行调查》(『中国農村慣行調査』)，不仅对于农村研究，对于社会经济史研究也是珍贵的资料。正如满铁的农村调查原本就是为了日军的占领政策而进行的一样，战前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学术之间的紧密关联性是不可否认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给日本的学术带来了巨大的转变。日本学者看待中国的眼光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当下冷淡不关心或者可视作侵略中国的“帮凶”的战前中国史研究开始成为批判的对象。甚至，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马克思主义对学术界影响力的高涨，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的历史解释相同、基于“发展阶段论”的历史理解开始占据主流。换言之，以鸦片战争为中国近代的开端，此后中国便沦为欧美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然后由中国共产党将中国从上述状态中“解放”出来——这样一个过程得到了重视。这里，战后历史学中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是以经太平天国等诸多动乱、义和团、辛亥革命，于1949年走到终点的反封建、反帝国主义运动的革命史为中心而展开的。但是，由于其是在结论事实上已既定的基础上展开的分析，现在看来，实证部分姑且不论，其评价部分可以说几乎没有得到反思。
另一方面，也有不采用这种革命史观、以近代化为评价标准的立场。这种观点与前者同样是以鸦片战争为近代的开始，强调西方的主导作用。尽管如此，由于以这样的立场展开的研究是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不少成果即便到现在仍可以作为研究依据，这从市古宙三、波多野善大、坂野正高等的研究即可了解。
在社会科学方面，出现了灵活应用战前在中国进行的实地考察之成果的农村社会研究。但是，在反省战前研究态度的过程中，由于对“中国停滞论”所持的批判意见太过激烈，本来应该在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研究领域得到高度评价的村松祐次和柏祐贤的研究，没有得到应有的肯定。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经济的停滞和日中经济关系的冷淡，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国研究开始衰退，这可以说是时代的必然吧。当中国经济史被人文社会方面的历史研究学者承担起来的时候，村松和柏等人的业绩会在明清史研究等领域得到重新评价。
1980年代的转变
日本的历史学研究自1970年代后半期开始逐渐不再受限于马克思主义史学，1980年代末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崩溃使二者彻底决裂。中国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文革”的失败已毋庸置疑，随着日中两国邦交的恢复，访问中国的中国史研究学者们亲见中国的现状，对中国的“幻想”也随之消失。与此同时，日中两国学者的相互往来加深了学术交流。包括台湾在内的中国方面的史料开始大量公开，印刷版和缩微胶卷形式的史料也容易获得。如此，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条件和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此过程中，贯穿整个1980年代的新的潮流诞生了。
经济史方面最重要的转变，是川胜平太、滨下武志、杉原熏提出的“亚洲交易圈理论”。其目标是，在将“西欧冲击”相对化后评价亚洲经济的同时，意识到历史的连续性，力图在经济史的范围内超越一国史观。在中国近代史方面，利用海关统计和报告进行的以清末开港地为中心的贸易史研究，及利用长崎华侨的史料等开展的华商研究得到推进。由于“亚洲交易圈理论”的发展，日本的经济史研究确立了“亚洲经济史”领域，经济学系开始正式研究中国经济史。
此外，如铃木智夫的洋务运动研究和曾田三郎的缫丝业研究等，重视作为近代化组成部分之工业化进程的清末研究也有了进展。与下文将提及的对中华民国各个时期的再评价紧密结合，中华民国时期的工业史研究——以以森时彦和久保亨为主展开的棉纺织业研究为中心——尤其得到了推进。
这对相连时代的研究，如明清史研究的新的拓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1980年代以后，受到基于微观个体行动样式等提取出模型从而取得丰盛成果的明清史“地域社会论”的影响，关于地域社会论，岸本美緒『明清交替と江南社会——17世紀中国の秩序問題』(東京大学出版会、1999)ⅰ～ⅹⅸ页有详细论述。山田贤、武内房司、菊池秀明等从18世纪移民引起地方社会内部各种各样的倾轧等视角出发，解明了嘉庆白莲教、西南少数民族以至太平天国的动乱。
另一方面，对于从政治的立场出发而被过低评价的中华民国时期，由山田辰雄提倡“民国史观”等起，研究开始真正得到推进。其中五四运动成为民国史研究的焦点，围绕着其历史定位展开了活跃的讨论。此外，以对湖南省和广东省的研究为首的地方政治史研究也有了发展。随后，姫田光义、久保亨等人以政治史、经济史为中心，推动了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再评价”。
关于“再评价”这一点，思想史研究也不例外。尤其是对在“革命”的文脉中被否定的梁启超和康有为等人的再评价已经有所进展，相对的，对孙文等革命派进行多样化的解释也成为可能。
世纪转换期的变化
到了1990年代后半期，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逐渐完成了蜕变。这其中，以留学等形式长期生活在中国的研究者的成果也发挥了作用吧。此后，超越1980年代以来的“亚洲交易圈理论”和中华民国“再评价”研究，进入了摸索阶段。
社会史方面，首先，大多数中国史研究者留学所在城市的社会史研究有所发展。其中，对以清末上海(小浜正子、帆刈浩之)和天津(吉泽诚一郎)为中心的城市社会管理及相关侧面等的探讨有了进步。近年，如福士由纪的《近代上海与公众卫生——都市社会史中的防疫》(『近代上海と公衆衛生——防疫の都市社会史』御茶の水書房、2010)、岩间一弘的《上海大众的诞生与变貌——近代新中间阶层的消费·动员·活动》(『上海大衆の誕生と変貌——近代新中間層の消費·動員·イベント』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等著作所体现的，利用档案展开的社会史研究以民国时期的上海为中心有所进展。此外，以城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媒体作为视角展开的社会史研究成果，可以举出五味知子的论文《中国近代杀夫冤案与媒体报道——“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近代中国の夫殺し冤罪事件とメディア——楊乃武と小白菜」)，该文以浙江省的一起杀夫冤案的相关报道为线索，描绘近代中国社会媒体实态。
都市社会史之后，研究者的关注重点是清末民初的地方社会，尤其是以江南为中心的地方精英所发挥的影响。最新的代表作是以江南为对象的佐藤仁史的《近代中国的乡土意识——清末民初江南的当地领导阶层与地方社会》(『近代中国の郷土意識——清末民初江南の在地指導層と地域社会』研文出版、2013)，以湖南为对象的藤谷浩悦的《湖南省近代政治史研究》(『湖南省近代政治史研究』汲古書院、2013)。
另外，近年来学界也开始意识到了日本汉文史料和中国文史料的局限，积极利用外交文件和传教士文书之类的西文史料所展开的对清末和民国时期社会的探讨也有了进展。最新的成果是论述太平天国时期基督教作用的仓田明子的《中国近代开港地与基督教——洪仁玕眼中的“洋”社会》(『中国近代開港場とキリスト教——洪仁玕がみた「洋」社会』東京大学出版会、 2014)。
经济史方面，由于持续受到1980年代急速发展的明清经济史研究之强烈影响，对长期延续的经济“制度”的关心也有所提升。本辑书评之一所评述的冈本隆司《中国“反日”的源流》(『中国「反日」の源流』)也做了反映这一研究成果的日中比较。而在实证研究方面，村上卫的《海洋史上的近代中国——福建人的活动与英国、清朝的因应》(『海の近代中国——福建人の活動とイギリス·清朝』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3)使用了英国的外交文件，以福建南部为舞台，力图探究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制度。此外，古田和子编著的《中国的市场秩序——以17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为中心》(『中国の市場秩序——17世紀から20世紀前半を中心に』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13)则更有意识地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讨论，以长时段的视野研究市场以及支撑其运行的制度。
关于民国时期的经济，以棉纺织业史为中心的工业史的探讨继续深入。本辑收入书评所评述的富泽芳亚、久保亨、荻原充编《近代中国的日资企业》(『近代中国を生きた日系企業』)一书，考察了日系企业在中国的体验和其对日中双方的经济发展所具有的意义，特别是关于在华日纺之间的关系，研究积累尤其显著。除此之外，也有城山智子所著《经济危机下的中国——市场·国家·世界经济》(『大恐慌下の中国——市場·国家·世界経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1)这样从全球视点出发的金融史。
由于社会科学学科对中国的关心高涨，尤其是经济学学科对中国经济的再度关注，社会科学部门开始培养中国经济史研究人员，利用海关统计描述广域市场圈之形成的木越义则的《近代中国与广域市场圈——基于海关统计的微观路径》(『近代中国と広域市場圏——海関統計によるマクロ的アプローチ』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 2012)等成果开始出现。
在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被称为“绝学”的外交史研究也在1990年代以冈本隆司、川岛真等人为中心急速“复活”。从近年来书评所选取的以中国职业外交官为题材一系列论著——箱田惠子《外交官的诞生——近代中国对外姿态的改变与驻外使馆》(『外交官の誕生——近代中国の対外態勢の変容と在外公館』)和青山治世的《近代中国的驻外领事与亚洲》(『近代中国の在外領事とアジア』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冈本隆司、箱田惠子、青山治世《出使日记的时代——清末中国与外交》(『出使日記の時代——清末の中国と外交』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等。可见，清末外交官相关的研究进展显著。此外，从中见立夫《“满蒙问题”的历史构图》(『「満蒙問題」の歴史的構図』東京大学出版会、2013)、麻田雅文《中东铁道经营史——俄罗斯与“满洲”1896～1935》(『中東鉄道経営史——ロシアと「満洲」1896-1935』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2)等论著可知，将与以俄国为代表的周边诸国之关系摄入研究视野的，对中国东北(满洲)、蒙古等边缘地区的研究也有所进展。灵活运用这些研究积累,对清朝与日本、奥斯曼帝国做比较研究的冈本隆司编《世界史中的宗主权——近代东亚、西亚与翻译概念》(『宗主権の世界史——東西アジアの近代と翻訳概念』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4)等成果也发表了。
对中华民国时期的研究焦点，沿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到战后内战期，进而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推进。一直以来，对这一时期的研究都是以政治史和经济史为中心，但是奥村哲编《变革期的基层社会——总体战与中国、日本》(『変革期の基層社会——総力戦と中国·日本』創土社、2013)，本辑书评之一所评述的以自清末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期的政治、社会状况为研究对象的高桥伸夫编《救国、动员、秩序——变革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救国、動員、秩序——変革期中国の政治と社会』)，及以国共内战下的四川为研究对象的笹川裕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史》(『中華人民共和国の社会史』)体现出对中华民国时期的研究向包括农村在内的社会史延展。
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并不活跃。从以小说《刘志丹》事件为线索，将文学、历史和政治结合在一起、显示社会主义文化结构的石川祯浩著《小说〈刘志丹〉事件的历史背景》(「小説『劉志丹』事件の歴史的背景」)等论著可见，将“现在”放入研究射程的实证研究正在踏实地向前推进。另外，考察共产党利用“象征”所进行的政治动员的，有丸田孝志《革命的礼仪——中国共产党根据地的政治动员与民俗》(『革命の儀礼——中国共産党根拠地の政治動員と民俗』汲古書院、 2013)一书。同样是关注“象征”的论著，本辑书评之一所评述的小野寺史郎《国旗、国歌、国庆——近代中国的国族主义与国家象征》(『国旗、国家、国慶——ナショナリズムとシンボルの中国近代史』)——论述了近代国家建设时期利用“象征”唤起民族主义的过程，也做出了极大贡献。而这类在日本进行的文化史研究，在与理论相比更基于文献实证主义这一点上，与英语圈有很大差别。
在文化史方面，与身体有关的崭新领域的开拓也有所进展。就在中国接受西方近代体育方面发挥重大作用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进行论述的高岛航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竞技体育小史(1890～1925)》(「上海セント·ジョンズ大学スポーツ小史」)，可谓是开拓体育史这一崭新领域的一例。而视新生活运动为“身体的修养”并以此为出发点的深町英夫的《修养身体的政治——中国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身体を躾ける政治——中国国民党の新生活運動』岩波書店、2013)，也是一次饶有趣味的尝试。
思想史研究也切实地得到了积累。其中，从本辑书评之一所评述的、于中国近现代史中对自由主义思想的展开做定位的村田雄二郎编『リベラリズムの中国』的发表可知，“自由主义”和“民主”成了重要的题目，近年的研究成果有水羽信男《中国的爱国与民主——章乃器与那个时代》(『中国の愛国と民主——章乃器とその時代』汲古書院、2012)。
如上所述，整体说来，现在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正以清末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降为中心展开。在近现代史学界，与历史学、政治学相关的全国学会当然是重要的舞台，但是日常性的，不在大学框架内、以首都圈和关西、广岛等为中心的地方研究会活动也很重要。此外，女性史、东北亚史、上海史、经济史等不同主题的研讨会活动也非常活跃。近年来，也出现了关于华侨华人以及华南的学会。此外，由于项目型研究的增加，日本国内研究者间的交流也比以前活跃很多。在这样的背景下，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也在东京和京都两地协助互动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从全球化的视野考察辛亥革命的村田雄二郎的《世界史中的辛亥革命》(「グローバルヒストリーの中の辛亥革命」)就是其中在东京举行的国际研讨会的论文集的序章。
结语：今后的课题
如上所述的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留下了很大的课题。首先，日中关系的恶化而导致的日本人对中国的关心程度的降低，已经渗透到各个层面，其中也包括历史。因此，面向一般公众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成果及魅力需要加强传播力度。在这方面，日本的新书发挥了很大作用。这里以刚刚提到的冈本隆司的成绩最为卓越，他以《中国“反日”的源流》为代表，不断地出版选书和新书。另外，作为中国近现代史的整体研究，本辑所收书评中提到的岩波新书《中国近现代史系列丛书》，显示了涉猎最新研究成果的通史性质。
对中国关心程度的下降与研究者的培养也不无关系。尤其是最近的业绩主义和视英语成果以外的业绩为无物的风潮、对项目型研究的动员，以及为培养符合企业所需求的“立即作战能力”而实施教育的要求等，不利于研究者培养的要素很多。而所谓日本的中国研究的地基下降之类的危机之说也持续已久。但是，与解决这类危机的战略性的应对相比，冈本隆司、吉泽诚一郎编的《近代中国研究入门》(『近代中国研究入門』東京大学出版会、2012)告诉我们，对单个年轻学者的基本素养的培育才是重要的。而彻底地以史料为基础进行扎实的研究才是日本的特征，将之继承下去是不可或缺的。
在与邻近领域的衔接点方面，由于对1950年代以后时期的研究有所进展，近现代史研究和现代中国研究的接续也不断向前推进。鉴于此，人文科学领域的历史研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现代中国研究之间相互理解的必要性不断提升，但却依然对话不充分，二者之间的进一步努力无疑是必要的。作为中国经济史之通史的冈本隆司编《中国经济史》(『中国経済史』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2013)，便是这样一个尝试。
在研究视野方面，在全球化不断推进的当下，世界性的视野越发显得必要。尽管如此，由于在实证研究方面陷入过深，将视野限定在中国和日本、朝鲜半岛这类狭义的“东亚”和日中关系这类两国间关系的研究依然很多。研究者重新审视自身的研究视野绝对是有必要的。
最后论述一下日本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应该发挥的作用。近年，以中国为中心的汉语圈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展是非常显著的，不断消化英语圈等的潮流的同时，不为过去的框架所束缚、提出崭新观点的研究也逐渐增多。日本学术界对“清朝政府”“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的单纯的“再评价”，不必说，早已失去了意义。追随生发于英语圈的理论而开展的研究，在日本也没有进行的必要。日本若想对世界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做出贡献的话，就需要在灵活应用积累至今的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成果的同时，呈现出汉语圈和英语圈的中国研究中所没有的日本独自的视点，同时顾及汉语圈、英语圈的研究脉络，用汉语、英语发声。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