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学研究网renxueyanjiu.com 人学研究网renxueyanjiu.com
首页 > 人类通史 > 日本史 >

王升远:流弊与突围:“日语语言文学”学科的名与实

2017-07-24 14:17:24来源:《探索与争鸣》杂志 已浏览人数:
“日语语言文学”已成为一个失效的学科命名,其学科限定不仅与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和语言生活的现实情况相悖,也与日本的语言文学在中国的阅读、教育、接受的历史与现状等等严重脱节。

(作者:王升远,复旦大学教授)

1907年,欧文·白璧德(1865—1933)曾敏锐地指出,“赫伯特·斯宾塞曾在《论教育》中带着真正的预言精神宣告科学将日渐战胜艺术与文学。……确实,形势彻底逆转了,艺术与文学不但不再‘傲慢’,甚至常常满足于成为科学的谦卑使女”。100多年之后,在科技、经济、政治诸种因素的压迫下,在全球人文学科被整体边缘化的今天,中国高校的“日语语言文学”学科已悄然退居“边缘之边缘”。历时地看,“日语语言文学”学科在百年学科史上历经若干次“非常态”的起伏;现实地看,近年来,中国高校“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办学规模在经历了十余年扩张后表现出明显的颓靡、萎缩之势,不少大学的日语专业被急剧地边缘化。一方面,由于招生难、就业难等原因而被要求减少乃至停止招生,甚至成为某些省市的“预警专业”;另一方面,有学者对近五年各外语类CSSCI来源期刊做了详尽的统计后发现,日本语言学和日本文学类论文呈下降态势。由此可见,在所谓学术导向的“象牙塔式教育”和就业导向的“应用型教育”两个层面上,该学科面临着双重意义上的“败北”。

如果我们不甘于在生存空间被持续挤压的场域中自娱自乐,那就应坦率地承认,该学科实际上已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这一危机若置于全球各国高校普遍以就业和应用为导向、人文学科陷入巨大衰退的浪潮中,置于行政力量推动的“双一流”建设对弱势学科强力挤压的情势下予以考察,就愈发令人感到忧心。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往往根源于“名不正”,从学科的意义上来说,我们恐怕不得不与这样一些亟待回答的问题短兵相接:该学科何以名为“日语语言文学”?这个命名是否存在致命的含混,或者名实的错位?在学科史的坐标系中,我们从何处来,又将走向何方?

是“日本”还是“日语”

众所周知,中国的教育、学术评价与管理体制与西方有较大差异。英国2002年启用的学科目录(简称JACS)和美国2002年修订的“教育项目分类”(简称CIP),其主要功能“是统计性目录,是指导性而非指令性的文件”,而“我国的学科专业目录不仅是一种知识分类和教育统计的手段,更是一种知识管理的手段”,“具有教育统计和信息处理的功能,但其更重要的功能显然是对专业划分、专业设置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招生、学位授予等进行宏观管理,发挥着指令性的作用,对我国人文社会学科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产生规制性的影响”。在现行教育体制下,作为一种“层级管理”手段,学科专业目录规定了知识生产和知识管理的方式,关系到学生招生、职称晋升、课题申报、硕士和博士学位点申报,进而影响到重点学科、重点研究基地、人才计划等的评审,影响到人员流动、资源配置的格局,操控着各高校、各学科兴衰生死的命脉。

在现行学科目录中,“日语语言文学”是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之一。应注意的是,在指涉一级学科时,我们是在与“中国”相对的意义上使用“外国”(而非“外国语”)这种表述,可见诸种“语言文学”的界分在逻辑上有着国别基础。沿着这个思路下去,其下诸学科应该是“英国语言文学”、“美国语言文学”、“法国语言文学”和“俄罗斯语言文学”等。然而,在逻辑上“英语语言文学”、“法语语言文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等提法之所以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是由于对外殖民扩张等历史、文化原因使得这些强势语言跨越英、法、西诸国国界,获得了影响全球的大范围传播,成为殖民时代的历史文化遗产,被承续至今。“阿拉伯语语言文学”的提法之所以合理,是由于历史文化原因,作为伊斯兰教的宗教语言,它跨越了国境成为西亚和北非若干民族的共有母语。“俄语语言文学”的提法之所以合理,是由于作为苏联地区的政治、历史遗产,它跨越了国境,成为苏联国家和一些东欧国家共同使用的语言。总的看来,这些语言的一个共通的特征便是由于历史、政治、民族、宗教等原因而跨越了国界,成为复数民族国家文学书写、日常生活所通用的语言。然而,近代以降,日本固然也曾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诸国发动过侵略战争,并在对外侵略战争时期以强制的方式对各殖民地/沦陷区进行过文化渗透与侵略。此外,上个世纪日本还曾有过几次以美国、巴西、秘鲁诸国为目的地的较大规模的移民和迁徙(当然,移民问题是全球普遍的现象,亦非日本独有)。但随着二战日本的战败、战后其在亚洲建立起来的殖民体系的分崩离析,而日裔移民经历了“日系三世”、“日系四世”乃至“日系五世”后,在语言上也大都归化所移民国家,当今世界将日语作为母语的国家唯有日本一国。而若采用“日语语言文学”这种提法,就意味着在现实层面上,日语作为一种母语,其使用已经跨越了国界,成了日常生活、文学写作诸层面上复数国家所共有的母语,而这似乎是与现今世界语言生活的现状和基本常识相悖的。

更为紧要的是,语言关乎民族认同,关乎“想象的共同体”,兹事体大。1944年,日本人小仓房二曾提出,“我相信,大东亚建设这一大事业最终的理想是八纮为宇的肇国精神。要让东亚诸民族更好地去标榜、更好地实践。在这一精神上,欲将东亚诸民族统合归一,只有通过日语方才可能。因此,日语教科书的编纂担负着特别重大的使命。”虑及东亚诸国家、地区近现代史的复杂纠葛及其引发的现实纷争(如琉球问题、台湾问题等),若不将该学科名称限定在国际法认定的“日本”这一固定的范围内而无差别地复制、套用“X语语言文学”一类的表述,将在政治上、国际关系史上产生一些我们所无法认同的争议领域,赋予对方不应有的正当性与合法性,导致学术、外交上的被动。有鉴于此,在学科称谓意义上,以“日本语言文学”的提法来替代“日语语言文学”,似乎更切合当今世界语言生活的常识、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现状和学科内涵的实际。

强调以“日本”取代“日语”、兼顾日本的语言文学越界中国后的“本相”(日语载体)和“变相”(中文载体)之主张,也可以从学科发展史上获得依据。追溯该学科的历史,中国的日本文学学科诞生于北京大学。在其开创者周作人看来,中国新文学建设落后于日本三四十年,应充分发挥明治文学的“推背图”功能,从其发展路径中获取有效的历史经验。同时,他还认为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而言,日本文学具有“文学考古学”的功能:“我觉得以前从中国传到日本后留在了日本,而在中国反倒没有了的东西也为数不少。诸如此类者都是因研究日本古文学才得知的中国古代文学之一部分,谈及这一点,与其说是日本文学的研究,不如说是在中国文学研究上不可或缺的研究。”因此,即便在举国“排日”的激进氛围中,周作人依然坚持认为,“不问要研究过去的文化,或是建设现在的艺术,中国都不能疏忽了日本”。周作人的“日本文学功用论”,一方面可视为日本文学系建系之前寄身“国文系”篱下开设相关课程的迂回求生之计,另一方面则内隐着倡导中日文学对话与相互建构的旨趣。为了使“文学”教育得以实质性地开展,周作人等甚至选用了英国人阿斯顿的史著,面向中国学生用中文讲授日本文学史,其志向可见一斑。

时至今日,情况如何呢?根据建国后的学科建制,由于学科的涉外属性,语言教学与研究必然是日语专业的题中应有之义,而“日本文学”的教研工作,则分别由“日语语言文学”学科下“日本文学”方向的教师和“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下属“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二级学科的“东方文学”方向的教师承担。事实上,分布在中文和外文两个学科的“外国文学”不过是“外”的一体两面,是“一外各表”。“日语语言文学”从语言表述上来说是一个偏正结构,其中,“日语”是修饰语,当它落脚到“语言”上时,“日语语言”的表述已甚为蹩脚,不符合汉语言表达习惯。然而,一旦冠之于“文学”之前,“日语文学”的表述在文本层面就呈现出具有强烈排他性的“外语”属性和保守、封闭的“外语原教旨主义”倾向。这在逻辑上意味着日文专业教学文本与研究对象是日语写作的文学作品,而那些以汉语的形态译介到中国并被民众广泛阅读与接受、在中文系作为教学文本和研究对象的日本翻译文学则被排除在外。然而,事实上时至今日,阅读日文原文已是中文系从事日本文学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基本能力;而同样地,由于研究、教学工作之需,在原文的基础上有选择地阅读译文,也日渐成为日文系日本文学研究者在教学与研究工作上的必需,对于日文专业的本科生、研究生而言,对原作及其译作的对读同样是提升其翻译(主要是笔译)水平的捷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前的学科藩篱实际上已经难以经受日本文学在中国传播、影响之实态的冲击,亟待拆除,重建学科的开放性和多面性已刻不容缓。如此看来,我们应尊重历史与现状,至少在学科称谓层面,应以学理上更经得起推敲的“日本语言文学”替代沿袭至今的“日语语言文学”。

事实上,这一层面的问题也广泛存在于“外国语言文学”下属诸二级学科,乃至历史学、政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中。这其中有历史因袭的惯性因素和管理上便宜行事的惰性因素在作祟,但“中外之辨”已无法对全球化、区域一体化浪潮以及各学科广泛交叉融通所勾连、撞击出的新“问题”形成有效的回应。对教育管理者而言,与时俱进地做出相应调整,此其时也。

“语言文学”不合时宜了吗

接下来我们要思考的是接续在“日本”之后的“语言文学”。

历史地看,“外国”后接“语言文学”这种构词既是国际大学通行的做法,也是引进了西方教育体制后的现代中国大学“文学”学科的历史遗产。民国时期,将语言教育交给公共外语教育部门,而外国文学系将重心置于“文学”的教学之做法是大学之常态。在北京,清华大学1926年建系时称“西洋文学系”,后改为“外国语文系”;燕京大学原先分设“英文学系”及“欧洲文学系”,1934年起合并为“外国文学系”;北京大学1930年以前各语种分设“英文学系”、“法文学系”等,1930年起合并为“外国语文学系”,下设英文组、法文组、日文组、德文组等,其中,1937年日本文学课程因国民党的抗日政策而中止。北京沦陷后,日语教育成为“闯入者”们对华进行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的重要途径。在此期间成立的伪北京大学文学院即在“中国文学系”之外设立了“日本文学系”和“西洋文学系”(其下又分设英、法、德文三组),日、西并置,这显然是日伪政权为凸显日本文学、文化的显要地位的一大举措,也明示出战时意识形态影响下日本对其时世界文明地理的认知图示。

具体到课程设置,北京沦陷前,设立于“文学院”下的日本文学系在周作人、徐祖正等的主持下,兼顾“语言”、“文学”教学,视教师专长而开设了“江户文学选读”、“俳谐”、“日本文学史”、“万叶集讲读”、“古今集讲读”、“俳谐(芭蕉)”、“近松净琉璃讲读”、“西鹤讲读”、“源氏物语讲读” 、“谣曲”和“古代文学”等课程;还开设了“中国文学史概要”和“文学概论”课程,兼顾了文学史的体系和对重要文本的精读。总的看来,文学与语言的教学是相对均衡的,前者比重稍大。

而北京沦陷时期的伪北京大学日本文学系则将课程分为“普通必修科目”、“本系必修科目”和“选修科目”。“普通必修科目”包括国文、文字学、中国学术思想概要、伦理学、二外课程(在英、法、德中任选一个语种),“本系必修科目”包括“基础日本语文类”、“日本语学类”、“日本文学类”、“日本文化类”、“一般言语学类”、“一般文学类”课程,“选修科目”包括“日本文学类”、“日本文化类”、“中国文、中国文学、中国文化史类”、“一般文学类”、“西洋文学类”、“西洋语学类”以及“其他”等,种类之丰富令人叹止。

1941年4月,曾留学北京大学的吉川幸次郎回忆称:“在民国十七年,在国立北京大学的外国文学系中建立了日文组,(中略)事变之后,听说这课扩大了,学生人数也增加了,这种像样的日本学的提倡,对于我们日本人来说,实在是无尚可喜的事。现在,这种学术虽还很微弱,一旦这一微弱的力量盛大起来,中国人普遍的日本观才有望改观,因此,我们日本人应当对这种学术给予援助。……但是,令人遗憾的是:日本的有识之士,对于中国人上述这样的日本学研究,态度从来甚为冷淡。周作人最早在北京大学开课时,没有得到过日本政府的任何援助。学者们也并没有给与他们什么帮助。”北京大学日文组从师资到课程设置上的窘境因北京沦陷、侵略者的闯入而得到极大的缓解,日伪当局的强力介入和资源配置上的全力支持,竟造就了伪北大日文系在中国前无古人、后亦恐难有来者的畸形繁荣,这不得不说是学科史上的一段苦涩的历史记忆。然而今天看来,伪北大日文系的课程设置仍有以下四点颇值得注意。

第一,将专业类课程划分为语言、文学、文化类等,这种为教学之便而设计的“并置”极有可能是建国后该学科下三个主要方向的源头。第二,在学科发展史上,把对日本语言本体的教学放在重要位置肇端于伪北大,这是对此前北京大学日本文学学科偏重文学教学的一个重要补充。第三,课程设置将日本文化置于具有关联性的知识网络中,兼顾了中、日、西文学文化的融通。加藤周一曾指出,“日本文化的纯化运动,姑且用图解式区分为两种类型来加以考虑。第一种类型是基于要除掉日本种的枝叶而使日本西方化的愿望;第二种类型则相反,是基于要清除西方种的枝叶而留下纯粹日本式的东西的愿望。但是,这两愿望当然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对所谓日本文化特质之把握需要建立在充分了解中西语言文化之前提下。在四十年代初期,日本希望在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扫灭“鬼畜美英”的战时语境下,伪北大的此种课程设置中恐怕也有周作人、钱稻孙等人的抗争在起作用,但不论内情如何,较之于战后试图将日本语言、文学、文化予以特殊化处理的“提纯”性课程设计,伪北大日文系的教学实践都值得今人深思。第四,低年级以夯实语言基础为要,高年级以培养人文素养、导向研究之途为旨。在“日本文学系课程说明”中,主事者表示“本系课程,第一年注重一般学科,并日本语文之基础知识。第二年注重实际写作谈话之能力,并略窥中世以后日本文学杰作。第三年进而研究日本中世文学之名篇,同时对于中国文学及中国文化史缺乏素养之学生,多设此方面课程使选修之。第四年注重专门方面之知识,以诱发其毕业后益深研究之兴趣。”由此可见,语言基础直接服务于文学研究和专门方面“益深研究”之用。

1946年,返京的北京大学重整山河,召集各路人马重建“东方语文学系”,下设了“日本朝鲜语文组”,1949年招收第一届日语专业本科生。伪北大日文系作为殖民统治的产物自然被彻底否定,然而原设在文学院之下以语言为基础、以文学为旨归的日本文学系在战后在一种历史惯性之下被继承了下来,陈信德和孙宗光等中日联姻的一代成为重要的“摆渡”力量,成为学科发展史上极具象征意义的起点。“我国的东方语言教学,基础薄弱。为方便领导,1952年院系调整时将各东方语种均集中于北京大学,归为一个东语系”,日语是其中所设十个专业之一。1950年代至1960年代前期,冷战结构下向苏联一边倒的局势、高校院系调整以及密集而剧烈的政治运动使该学科一度沦为政治的附庸,语言与文学教育、研究都无从谈起。1964年底,《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要》的出台直接改变了学科的样貌。国务院外事办等部门在其起草的《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问题的报告》和呼应报告而起草的《关于外语教育七年规划问题的请示报告》明确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培养出真正能够胜任工作的外语干部”的目标。而这份规划纲要以政治文件的形式奠定了语言服务于政治、经济和科技事业的基调,外语的应用性、工具性功能(强调笔译、口译)被急剧放大,而赓续了民国传统、侧重文学教学与研究的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其“文学”侧面因政治权力的强力介入而被弱化。这份重在凸显“语言的教与学”核心地位的纲要对文学和语言本体的规划付之阙如。落实到日语语言文学学科,情况亦然。而之所以出现此种历史的反复,原因之一正是我们未曾正视和反省晚清以降外国语言文学教育与研究的得失成败。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1978年邓小平访日后中日经贸往来的繁盛及随后的改革开放,成为中国日语教育之发展的重要机遇,在1960年代的基础上外语的工具性功能被进一步强化。在市场和政治的指挥棒下,外语学科必然贯彻“听说领先”的教学原则。这给学科带来了不小的伤害。市场经济时代外语的工具性更成为压倒一切的主要功能,全社会外语教育的繁盛掩盖不了外国文学、外国语言本体研究的惨淡。

据笔者观察,目前中国高校对“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的认识和定位,或者说该学科在各高校的存在样态是有很大差异的。由于种种历史与现实的原因,长期以来,我国各高校的外语院系本科阶段普遍偏重于语言的教学,这种倾向可征之于各高校外语学院名称的英译。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吉林大学等高校,外语学院的英译名多为School(College)of Foreign Languages,而在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山东大学,这些高校似乎意识到了一级学科“外国语言文学”中对应的“文学”方向不可偏废,将其英译为Department(College)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由此不难看出,“文学”似乎可有可无,而“语言”必然是最大公约数。然而,在中小学生外语水准已普遍提高、社会力量举办的外语培训机构已遍地开花的背景下,大学何为?不妨说得更彻底些——大学的外文系科功能可否由“新东方学校”代为实现?此外,近年来人工智能翻译迅猛发展,非文学性的转换已渐趋精准,这也给我们的外语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必须承认,遭受围剿的外语专业如果依旧故我,无法寻得非同质化的发展之道,那么,将逐渐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以及全球学术发展大势脱节,受到削弱乃至裁撤。而有趣的是,不同于前述诸高校下设的院系,以外语学科著称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广州外语外贸大学的校名英译名则分别为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和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与之类似的是南京大学和浙江大学的外国语学院。尽管“名”未必“副实”,但这一表象至少提供了一种更为光明的愿景,即走向更具学科整合性的“外国学”教育和研究,而非在“语言文学”的牢笼里做困兽之斗。

具体到该学科,有趣的是,在教育部高等教育司所编《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中,将“日语”专业的英文名定为Japa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这种令人费解甚至易引起误解的译名暗示着,本科阶段虽看似是纯粹的语言教学,但实则暗含了与硕士、博士阶段一致,可对接的“语言”和“文学”两个层面的教学和研究任务。而进入研究生阶段后,该学科名称便被明确为“日语语言文学”。近年来,在教师学术方向及研究生招生方向区隔的意义上,中国大多数高校的“日语语言文学”学科之下又常被细分出“日语语言学”、“日本文学”和“日本文化”(注意:这里的“文化”与“文化研究”意义上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三个方向。而这种操作在逻辑上又暗含着双重混乱。一方面,“语言”、“文学”作为子集获得了与包罗万象的“文化”并置的地位(在逻辑和学理上,“日本文化”都是比“日语语言文学”更大的范畴);另一方面“日本文化”也因此成为除了“日本语言”、“日本文学”之外几乎无所不包的杂物间,这一“研究方向”中至少包括日本历史、日本哲学、日本社会等若干个“语言”和“文学”无法兼容的研究方向,但其边界究竟在何处,在学术界始终莫衷一是。托尼·比彻和保罗·特罗勒尔曾指出,“由于知识分类体系没有有序、规则的分类框架,在实际应用时也没有分类完善的知识领域,因此,知识分类最终不得不受到更多的限制。(中略)即使界限已经标出,许多已经建立的学科按此进行归类也并不是十分适当。” “日本文化”方向的尴尬庶几可作如是观。事实上,这恐怕是混淆了作为“课程”和作为“方向”的“日本文化”之性质而导致的必然结果。

在日语学科内部,“日本文化”热可视作1980年代前后全球“文化热”投射到该学科后催生的产物。浙江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南开大学等校的日本研究所领一时风气之先,日本文化研究渐次推展开来,石田一良教授等开设的“日本文化史师资培训班”更培养、影响了一批日后以日本文化为业的教师。而在这些高校,日本所与日语系并存,甚至“系所(中心)融通”的办学模式又为“文化热”推波助澜。然而,形势的发展使得漫无边界的“文化”也难以应对了。以在中国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为例,负责人介绍该中心的课程改革时表示,经近二十年的发展,中心原有的“日本语言”、“日本文学”、“日本社会”、“日本文化”四个专业研究方向“已经不能满足形势的发展和实际的需要”,“从中国国内对日本研究的需要来看,有许多年轻人都希望对日本的经济进行研究,而日研中心却长期没有‘日本经济’专业。在审视了上述情况以后,经过中日双方深入的讨论,我们将日研中心的专业调整为‘日本语言·日本语教育学’、‘日本文学·日本文化’、‘日本社会·日本经济’这样三大专业,六个研究方向的形式。”可见,日研中心的课程改革是直面了市场、时代需求的变化而做出的积极应对。这些专业方向下的研究生,通过论文答辩者授予“日语语言文学”硕士学位,前四个方向也是该中心“日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点的主要研究方向。然而,对“日本经济”、“日本社会”专业的研究生授予“语言文学”的学位是颇令人费解的,也与国际教育界、学术界的一般认识相悖。而这种怪诞情形的出现,是日研中心的“因时而变”与教育、学术管理部门的“因循守旧”相冲突的结果。事实上,暂不论教学、研究水平的高下,必须承认,目前全国大多数高校日语学科的实际教学、研究工作,大都是在以“日语语言文学”之名行“日本学”之实。实际上,虑及欧美诸高校中开设的“东亚研究”、“汉学研究”等具有高度整合性的学科方向,可以说这是一个“与世界接轨”的积极趋向。

正如江上波夫在为《东洋学的系谱》所做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读了此书,你会明白与东洋相关的各种学问·研究是相互关联的,因此,例如印度的宗教也是与印度社会、语言、日常生活和历史等密不可分的。同时,以印度、伊朗为代表的印欧语系也与其周边民族的语言、文化、社会密切相关,很多情况下,若将其分断就不是真正的研究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东洋学的概念并非是单纯的地域式的、便宜行事式的概念,其中包含着更深的学问意义,读了这本书你自然会理解吧。”在江上看来,“东洋学”这种宽泛的学科范畴显然更能完整地保留内部的经络,而不至于“斩经断络”。将“东洋学”置换为“日本学”,情状亦然。然而当前,学科制度若不能有所调整,其对学科的负面伤害也很明显。首先,在各高校,“语言文学”画地为牢的学科规训将反过来作用于身处其中者的身份认同及其工作思路,在“语言文学”占据主导地位的外语专业中,原本有着良好语言文化修养的非“语言文学”类研究者们试图越界到其他学科的激情因学科壁垒而被无情打压,其学术兴趣点在其所在“学科”内部鲜见承认,并因此渐趋边缘化,成为一些“无处安放的灵魂”,难以建立起其应有的、积极的身份认同;其次,下位三级学科方向的“日本文化”之无所不包将导致学科疆界的无限蔓延。在“文学”学科门类下,在以语言教学为己任的外语专业,用“语言文学”框定边界,本应是某些特定历史语境下的权宜之计,而这实际上已经与整个学科疆界的无限扩张,与其他学科的横向交叉、整合的大趋势发生着严重的冲突。实际上,这一问题普遍存在于各大学科中,成为阻滞各学科相互交叉的主要因素,而在外语类学科中此弊尤甚。

杀头便冠还是破壁而出

综上可见,“日语语言文学”已成为一个失效的学科命名,其学科限定不仅与战后国际政治秩序和语言生活的现实情况相悖,也与日本的语言文学在中国的阅读、教育、接受的历史与现状,与学科内部从业者的研究方向,与全球国别研究、区域研究的整体学术走向等都已严重脱节,甚至与全球教育、学术发展的大势相背驰。质言之,学科的“名”与“实”已经严重错位,乖离。“日语语言文学”之名就如同一个人3岁时戴的帽子,而今戴到了30岁的头上,只能带来不适之感,有时甚至会成为致命的“紧箍咒”。若非杀头便冠,那么就只能顺应时势地调整帽子的尺寸、款式乃至材质。固然,从学科的意义上来说,总会有保守和开放两条路可供选择。例如在美国,英语学科“分成如下的两种不同的对立面:一边是致力于拆除学科界限,关注性别、阶级和人种的学者;另一边是全国学者协会的学者,他们致力于研究大师的杰作和经典作品。”落实到中国的日语学科,笔者并不认为教育管理部门有必要迎合世俗做减法,削弱“语言文学”专业的力量及对应的资源配置,因为这不是理性的做法。学者反倒应有补偏救弊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远见,在躁动、功利的时代氛围中,守护好这片人文精神家园,认识到“语言文学”看似无用,实则大用存焉。另一方面,我们应顺应潮流地做加法,在现有的学科框架——语言文学之外,打破学科“部落文化”带来的隔绝和封闭,以更具涵盖力的“日本学”、“东亚学”等名之,这就要求教育管理部门以更为包容、开放的心态淡化“领地”划界意识,促进学科交叉、融通,从而保持“日本学”内部必要的张力和生长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似乎是时候从学科内外、体制和机制诸层面对“日语语言文学”的学科之名与实做出调整了。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近代以降中日关系是中外双边关系诸多分支中最敏感、最脆弱的一支,其阴晴冷暖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学科的盛衰。在其影响之下,市场化、工具化、政治化等三重功利主义倾向如影随形地裹挟着该学科的发展,直至今日,在后工业时代,还将继续对学科的命运发挥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单凭这些功利主义倾向(即便有时有其积极的一面)毕竟无法确保该学科的可持续稳定发展。近一个世纪以来,从排除万难、惨淡经营的开端,到自断经脉式的自戕,再至外来嫁接式的虚假繁荣及泡沫般的破灭,经历了数次政治、经济、外交等综合因素的影响而走到今天的日语学科,事实上从未深植于中国的土地。不妨明言,包括语言文学的教学研究在内的中国“日本学”,始终未能形成像日本中国学研究的“京都学派”那样一个不绝如缕的脉络和学统,无法相对独立于政治运动、中外关系的变动而自存,直到今天还是一根弱苗。由于缺乏自律性发展机制和学科精神支撑,中国“日本学”一旦缺失了“事功”层面的驱动就会瞬间失去活力而成为“死学”。若延续历史惯性,始终以语言文学为中心,自说自话,那么,该学科与其他学科相互对话与建构的能力将会(毋宁说已经)丧失,并且由于缺少“参与”到中国当代历史进程的自觉意识,它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浪潮中进一步边缘化,甚至遭致淘汰。

雅克·阿塔利在《21世纪词典》的“大学”词条中指出:“如果拥有相当的自主权,它将成为一个兴旺发达的机构。”对学科而言,亦如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归根结底,以学科目录为视窗,行政力量对高等教育过于具体的介入和干预或许才是最需反思的。很多问题的存在并非日语一个学科独有的现象,实际上是整个外国语言文学乃至所有人文社会学科共通的痼疾。须提请注意的是关于包括该学科在内的外语学科之改革,因关系到一代甚至两代学人、学生的命运,所谓的“改革”亦宜“移步换形”式地微调,而非“日新月异”式地“跨越”。

郢书燕说,妄作解人。惟愿这篇杞人忧天式的小文成为一块引玉之砖,引起广泛的讨论。谁也不要逃避,因为我们都无法外在于这一危机。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

相关热词搜索:日语语言文学 突围

上一篇:村上卫:日本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概观    下一篇:孙机: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