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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玮:对日本“锁国时代”吸收西方文化状况的历史分析

2017-07-25 10:43:48来源:《史学月刊》 已浏览人数:
在“锁国时代”,日本也不乏国际文化交流。日本的“西学”发展史,是历经“南蛮学”、“今兰学”和“洋学”的连续,而非断续的历史。

(作者:冯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在我国史学界,迄今为止仍未摒弃对日本“锁国时代”的因袭理解。例如,近年出版的“建国以来由大陆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日本通史”,就是如此解释“锁国时代”的:“从1639年颁布最后一次锁国令到1853年美国叩开锁国大门的20多年时间里,日本在国际环境中完全处于孤立状态。”“锁国政策的实施,堵塞了日本人了解世界,学习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途径”。毫无疑问,上述解释是不符合史实的。因为,“根据各地近来的报告,在锁国期间,流入我国(日本)的西方文化、文物,以及`文化人,与外来文化的交流,比人们所想象的要紧密且丰富得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学者对“锁国”时代的研究不断趋于深入,并取得了新的基本的共识。前不久,日本学者荒野泰典明确提出,应对“锁国”一词重新加以认识,认为“这一词汇脱离了历史的实态,缺乏现实性,给人以近世社会闭锁的印象”。另一日本学者朝尾直弘也指出,“实施`锁国,的17世纪,并没有`锁国,一词,也未必有证据证明,当时的人们意识到国家被封锁了起来”。对这些观点,笔者表示赞同。因为,正如本文将扼要展开的论述所显示的,在“锁国时代”,日本也不乏国际文化交流。日本的“西学”发展史,是历经“南蛮学”、“今兰学”和“洋学”的连续,而非断续的历史。

1、中国与荷兰:输送西方文化的两条渠道

“在考察德川时代吸收西洋学术的情况时,有必要留意通过荷兰文译本从欧洲直接导入,以及通过汉文译本经由中国导入这两条通路。”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锁国”的成见以及对“锁国”的研究没有突破“是非论”的案臼,因此人们对存在国际文化交流渠道,存在伸向西方文化触角的“锁国”这种悖论熟视无睹。

历史上,日本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为其提供各种营养,这在江户时代也没有例外。在江户“锁国”时代,由于日本并未断绝同中国的交往,因此每月仍有许多中国商船驶进长崎,载入大量物品,其中包括书籍:“根据数种舶来书籍目录记载,其年输入量颇为可观,且其种类不是限于儒学书籍,而是涉及到各个方面。”“日本人的海外知识,有许多就是通过从上海、香港、澳门等地输入长崎的汉译洋书获得的。”不仅如此,“对于当时处在中国文化广泛影响下的我国(日本),不管当局如何拼命取缔,但要彻底杜绝禁书的流人,毕竟是不可能的……乘那种文化流入之潮,有关基督教的知识也获得了混杂其中的充分机会”。例如日本“兰学”的一代宗师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的知识,有的就取自于曾受到查禁的《职方外纪》。而且,不仅仅是他们,兰学者和知识人,一般都受到汉译西方学术书的影响。总之,正如日本学者伊东多三郎所指出的:“我国近世文化如离开唐书的输入及其影响是不可想象的……汉籍具有吸收海外文化的明亮窗户般的作用。”

另一方面,在长崎,通过和唯一获准进出日本的西方人荷兰人的接触和交流,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也不断传入日本。兰学所以能在“锁国时代”形成,这无疑是一个先决条件。然而,必须注意的是,“兰学未必就是荷兰的学间。实质上,它是经由荷兰输送的西洋的文化乃至学问”,即“在江户时代,西洋文化已经作为兰学得到了移植。”因此,如同对“锁国”的认识一样,对“兰学”,我们同样不能作望文生义的理解。关于兰学本身的发展情况,本文将在以后专门论述,这里所要阐明的是荷兰作为输送广义的西方文化之渠道的意义。就通过兰学而吸收的德国文化而言,最显明的例子,莫过于作为兰学诞生之标志的《解体新书》。众所周知,前野良泽、衫田玄白等人翻译的这本书,是德国教授约翰·亚当·库尔姆斯(JohanAdamKulms,1689一1745)的著作《解剖图谱》刊行于1743年的荷兰文译本。另外,当时流传日本的外科实技解说书《外科治术》(或译《外科指南》),也是德国教授诺伦茨·海因斯坦(NOrantzHoinsten,1683一1758)的著作,传入日本的,是刊行于1?55年的荷兰文译本。至少在医学方面,掺杂于兰学中的德国成份还不止这些。当时,“所谓的荷兰医学实际上几乎就是德国医学”。

同样,由于荷兰语在“锁国”时代是得以准许运用的外国语,因此,和德国科学文化的情况一样,“优秀的法国科学经荷兰语译作而为日本人所了解,为落后的日本学术界作出了很大贡献”。在医学方面,法国医学家安布鲁瓦兹·帕雷(AmborisePare,1510一1590)的著作的荷兰文译本于1687年流入长崎,在日本医学界产生重大影响。“由于帕雷,以前日本外科学所不了解的穿颅术,下肢截肢术,血管结扎术等,现在都学到了,这特别值得注目。在天文学方面,德拉朗德(deLalande,1732一1807)的著作的荷兰文译本于1807年传入了日本,日本天文学家高桥作左卫门将它译成了日语,取名《德拉朗德历学管见》,对以后日本历法的进一步精确,具有重要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僧侣阿贝·诺埃,肖梅尔(AbbeNoeChoml,生卒年月不详)的《家庭实用百科辞典》的荷兰文版,也于1787年传入了日本,并由马场佐十郎、大做玄泽等翻译出版,题名《厚生新编》,使涉及范围极广的法国实用科学,进入了日本社会, 在当时“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英国文化在开国前已经传入日本的史实同样不容置疑。1811年,随荷兰商馆员布朗霍夫学习英语的本木正荣等,已经编成了《谙厄利亚兴学小签》(又名《谙厄利亚国语和解》)。1814年,他们又编了《谙厄利亚语林大成》。应该看到,“至德川幕府瓦解和明治时代到来,普遍渗透于国民生活中的,是欧美的文化,并且是英美的自由主义思想”。因此,上述工作,无疑具有奠基作用。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赞同如下观点:“西洋同时代科学书流入的渠道,在18世纪60年代大致已经出现”。“至18世纪后半叶,日本列岛已不知不觉的、逐渐的进入了东西世界文化共时性的圈内,或者说被吸引进入了这个圈内。”

2、“知的对应力”:“兰学”的草创和诞生

文化传输渠道的存在,无疑是创建兰学的必要前提。但是,如果没有日本国内“能动地呼求那种文化波浪的知的对应力”,那么,“从18世纪的欧洲生发出的具有新的文化、学术之活力的波浪”,将难以汇成一股“西学”的春潮,并以壮观的落差,勾勒出一幅兰学时代的图景。因此,论述那种“知的对应力”,即创立兰学的主体,将成为本节的必然议题。

在“锁国”时代,由于荷兰是日本唯一直接与之交往的西方国家,因此早在17世纪前半叶(具体日期不详),首先在平户,然后在长崎,出现了以传译荷兰文和日文为职业的所谓“阿兰陀通词”。

不过,最初的阿兰陀通词主要是为贸易服务的职业,而且,这一称呼开始未必名实相符。因为,他们虽被称作阿兰陀通词(意为荷兰语翻译),但很多人实际上并不太懂荷兰语,而是使用葡萄牙语或借助葡萄牙语进行翻译。当时的许多文献,均记载了这一情况。例如,1673年,英国船雷顿号驶入长崎后发现,日本的阿兰陀通词,“使用的语言与其说是荷兰语,倒毋宁说是葡萄牙语”。1685年,为运送日本遇难水手而驶进长崎的葡萄牙船圣保罗号上的人也发现,在那里,能熟练地读写葡萄牙文的通词相当多。

但是,由于日本已经具有了吸收西方文化的经验和基础,通过一些知识精英的努力以及同荷兰人的不断接触,语言学障碍最终得到了克服,他们的作用也逐渐超出了贸易的范围。作为兰学之先声的所谓“红毛流医学”开始出现,以槽林镇山的《红夷外科宗传》(1706年)为代表的医学名著开始问世。

重要的是,“红毛流医学”所具有的意义,并不限于其本身的领域。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贝原益轩为《红夷外科宗传》所写的序文中发现:“和兰国,又名红夷,其国僻远在极西,然近古以来,每岁来凑于长崎港,寄客络绎不绝。其国俗穷理,往往善外治,治疗病有神效。其术可为师法,我邦人学之者不少矣。其法比并中夏,为端的捷径要约而多效。”这番话,不仅表明了贝原益轩对荷兰医学的敬服,更重要的是,他已经认识到了西学的优秀在于“穷理”,认识到“兰医”比之“汉医”“要约而多效”。这种认识,对于西方文化的导入、吸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本文以后将谈到的,“穷理”思想是儒学和西学一个关键性的,焊接点。以后,向井元升和天文学家西川如见分别在他们的著作《乾坤辩说》和《天文义论》中指出了东西方学末文化的差异,并且“由于认识到了后者进步的事实而承认了西洋学术的优秀性”。

不过,以上对西方学术、文化之特性的认识,还只是朦胧和零散的。在这方面作出较完整和系统阐述的,是为兰学的草创奠定理论基础的新井白石(1657一1725)。1708年,作为将军侍讲的新井白石,审讯了违反“锁国”禁令,偷偷潜入萨摩藩屋久岛的罗马教皇厅使节、意大利人乔瓦尼·巴蒂斯塔·西多蒂。这次审讯,是日本“近世文化史上应刮目相看的事件”。因为,通过对西多蒂的讯间,新井白石不仅了解了基督教的教理,而且详细了解了构成基督教历史、文化背景的西祥各国的语言、地理、宗教、政治、经济、军事体制等方面的情况,并以因此获得的知识为基础,撰写了“洋学史上古典中的古典”,“不久成为洋学勃兴之先驱”的不朽名著《西洋纪闻》和《采览异言》,提出了“彼方之学,唯精于其形和器,即仅知所谓形而下者,至于形而上者,则尚未预闻”的论断。这一论断“明确了欧洲的`形而下,文化是有价值的,并且是和基督教有所不同的,即便在禁止后者的条件下,也是具有可以吸取的性质的,这一点作为后来移植洋学的思想准备,必须给与高度的评价”。

新井白石的工作,还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兰学领域。在这方面跨出第一步的是青木昆阳(1698一1769)。1740年,青木昆阳奉将军德川吉宗的旨意,开始钻研兰学,并为兰学的学习和研究,编撰了《和兰话译》,《和兰文字略考》等一系列著作。此外,为兰学的草创作出突出贡献的,还有与之齐名的野吕元丈(1639一1761)。1741年,野吕元丈在通词的帮助下翻译了约翰·琼斯通斯的博物学著作,取名《阿兰陀禽兽虫鱼图和解》。翌年,他又翻译了伦伯特·多多奈乌斯的植物学著作,取名《阿兰陀本草和解》。他们两人的工作,开了非通词钻研荷兰文化的先河,并为兰学的形成,提供了知识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产生了“正式的兰学”的创建者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兰学大家。1774年,前野良泽(1723一1803)和杉田玄白(1733一1817)等人翻译出版了以《解剖图谱》为蓝本的《解体新书》。这本书的问世,“可以看作为在吉宗时代播撒的种子,即由青木昆阳、野吕元丈播撒的种子的吐芽开花”。据说“兰学”这一名称,也是在译著过程中不知不觉出现的。因此,日本学者普遍认为,1771年(即开始翻译的那年),是日本西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年份。

3、“滴油入水而布满全池”:兰学的发展和普及

前野良泽和杉田玄白所开创的事业,不久由他们共同的弟子大椒玄泽所继承,并获得了迅速发展。大枷玄泽被认为是“天生具有和兰穷理学之才的人”,在他一生多方面的活动中,最突出的业绩有两项,一是重新修订《解体新书》,一是开办“芝兰堂”并撰写作为兰学入门书的《兰学阶梯》,使兰学向全国普及。

《解体新书》由于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因此讹误难免。对此不无意识的杉田玄白决心进行修订,并将这项工作交给了高足大枷玄泽。大做玄以他涉猎各种书籍所获得的知识为基础,潜心修订,并作了大量注释,“宽政初年起二稿,文政九年付梓”,呕心沥血无以计日,终于完成了作为他“生涯之骨髓”的《重订解体新书》。1786年,大椒玄泽在自已的寓所内开办了兰学塾“芝兰堂”,培养出了许多名闻遐迩的兰学家,如桥本宗吉、宇田川玄真等。为了传授兰学知识,大枷玄泽还作了大量的撰译,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兰学阶梯》。《兰学阶梯》为自学兰学提供了切实的帮助,所以“《兰学阶梯》虽只是著于天明年间的区区一小册子,然海内因此书而有志于兰学者甚多”。

在大椒玄泽的同时代人中,反映“兰癖”盛行之时代特性的,还有和杉田玄白、大枷玄泽并称为江户兰学“四大家”的桂川甫周、宇田川玄随,以及或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或输入西洋风格的绘画技术,或努力普及地动说和其他西方科学思想的兰学家或兰学爱好者,如司马江汉、平贺源内、森岛中良、山片蟠桃,等等。总之,至19世纪初,“经过近50年的岁月”,兰学已犹如“滴油入水而布满全池”,“遍及海内,流布四方,每年有著译间世”。

总之,“至18世纪末,对西洋的关心已不仅仅是表面的异国情趣的追求,和珍重松平定信等人所戏称的西洋玩意儿,而是努力认真地追求并转化认为比以往从中国的文献中学得的知识优秀的西洋科学知识”。

进入19世纪的文化、文政期以后,随着前野良泽及江户兰学“四大家”等一代宗师的相继谢世,兰学开始进入以吉田长淑、足立长隽、宇田川玄真、坪井信道等人为中心的时代。虽然他们在兰学史上的地位和成就,与作出开拓性贡献的前人似乎难以相提并论,但文化、文政期以后的兰学本身,却呈现出以下令人瞩目的进步和变化:

首先,兰学,特别是荷兰语言学,与以前相比呈现出了新的学风,主要表现在开始以文法知识为基础进行学习,并陆续有辞典,文法书刊行。毫无疑问,和以前变则性的学习方式相比,这种方式具有更大的便利,因而更有利于荷兰语水平的提高,以及兰学知识的普及。

其次,兰学开始从个别记述性的领域向规律法则性和实验性的领域扩大,从来百科全书式的八宗兼学的学问,开始向专业化的方向转化。主要表现在医学内各学科开始分化,物理学和化学开始衍生,等等。

再次,随着兰学的普及、发达及其成果的不断显现,原来以“厚生利用”为目的允许甚至推进兰学发展的统治者,自此试图进一步发挥兰学的“实学”效用,这就使兰学的性格产生了重大变化,即开始正式成为幕府的御用学问。其具体的表现,就是1811年幕府在天文方设置了“蕃书和解御用挂”。“这一机构的设立,意味着原先仅作为自身爱好而产生的私学,开始作为服务于权力的知识而得到承认”。以后,这一机构又演变成“蕃书调所”,“洋书调所”,“开成所”,成为“幕府移植西方文化的中心”。

著名的历史哲学家阿诺尔德·汤因比曾经指出,一个国家如果采用了外来的技术,那么这种技术将不会仅停留在生活的表面,而是会逐步向内部渗透,打破该国的文化壁垒,侵入传统文化整体,最终对它进行侵蚀。回顾一下日本西学的历史,特别是享保五年(1720年)以后的西学史,我们将不难发现,随着西方文化登堂入室般的逐步渗透,日本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吸收也相应日趋活跃,并不断变化和深化。这种变化和深化可概括为三个阶段:

(一)享保至宽政吸收西方文化的指导者:天文方通词。关注的中心:技术。所起的作用:认识西方学术文化的优秀性。

(二)安永至化政吸收西方文化的指导者:医师。关注的中心:文化。所起的作用:兰学的启蒙和普及。

(三)天保至明治吸收西方文化的指导者:士族。关注的中心:政治。所起的作用:使吸收西方文化制度化。

吕万和先生曾经指出,为了求得对中日两国近代历史发展差异这一问题的深刻认识,必须精通两国的历史,特别是被迫开国以前二、三百年的历史奋并作多方面的比较研究。他认为,自1720年以后至鸦片战争以前,西洋的学间在两国传播状况的差异,是造成近代历史发展差异的一大原因。这一意见,实际上准确地概括了“锁国时代”的西学——兰学的根本意义,笔者深表赞同。

4、肥田沃土:兰学得以昌盛的社会机体

文化传输渠道和“知的对应力”的存在,无疑是兰学发展的必要条件。但是,这种条件必须依赖允许它们存在和运行的社会机体。因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原则,“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所以,进一步对由政治、经济,思想传统和大众文化心态等因素构成的社会机体作概要的透析,似乎不无必要。

“锁国”以后,“南蛮学”(从葡萄牙西班牙传入日本的西方文化)趋于沉寂,在某些方面继承了南蛮学学统的兰学开始兴起。在它发展之初,由于没有获得当权者的推进,因此进展缓慢。这种局面自八代将军德川吉宗执政后,开始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洋学(兰学)勃兴的开端始于八代将军吉宗对西洋学术的移植、培育的观点,在江户时代后期,已成为有识之士的共同观点”。正是“在吉宗的兰学奖励中,产生了青木昆阳、野吕元丈的兰学研究”。德川吉宗上台以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向西方求教,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就是1717年一改以往垂帘接受荷兰商馆长参拜的旧例,撤帘受礼,并“不耻下问”,详细了解西方的学术技艺,社会制度及物产风俗,以及在1720年颁布所谓的“享保新令”(缓禁书令),放宽对非传教书的限制。

“作为缓禁书令的结果,传入我国(日本)的学问涉及到了各个领域,特别是天文学、数学、医学、植物学、地理学等许多学科,自这一时代以后,呈现出繁荣景象。”作为德川吉宗奖励“实学”政策一个重要方面的对兰学的培植,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至18世纪初,由于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富者买田愈富,贫者裔地更贫”的情况日盛一日,由此激起了广大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极大地动摇了封建统治基础。在享保以前的元禄、宝永、正德时期,农民暴动逐年增加:元禄时期,农民暴动年平均数为2.20次,宝永时期,年平均数为2.85次,而到正德时期,年平均数增加到了3.20次。“享保改革,就是在这种状况下进行的试图重兴幕藩国家的政策,它以谱代门阀阶层为基础,通过八代将军吉宗强大的专制权力而推行。”“采用洋学是他殖产兴业政策的一个方面,是他试图以某种方法阻止封建制动摇的表现。”

兰学所以从享保时代起逐步趋于繁荣,不仅是封建统治者巩固政权的需要,同时也是社会发展本身的需要。在德川幕府建立不久的“锁国”初期,由于原有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还能基本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通过吸收西方文化来振兴科学发展生产力,既不可能成为统治者的施政方策,也不可能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特别的关心。幕府为了禁止天主教的传播,敢于采取“锁国”政策,就是以这种条件为基础的。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不断渗透,“从元禄、享保时代起,实证的学风逐渐风靡于学术世界。特别是历法的改革需要天文学、数学、医疗的进步需要医学、本草学,农业经营的改良需要水利学、土木技术的气氛日渐浓厚。而且,在这个时候,原先那种活灵活现的基督教恐怖感已经淡化,并出现了如新井白石那样的显示正确的基督教观的先觉者。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和要求下,享保的驰禁才得以实施”。不仅如此,由于在“南蛮学时代,即“吉利支丹时代”已经积累的西方文化体验,以及“锁国”以后西方文化仍然不断渗透,因此,至元禄、享保时期,对西方文化的追求不仅表现于学术界,而且已流行于市民阶层。“到了以后的田招时代,对异国的兴趣不仅见诸于大名和富裕的市民阶层,而且葵延到了庶民各个阶层”,“世间的风潮,也不由得向欢迎舶来品的方向移动……对西洋文物的好奇之心和钦羡之意不断增强”。再后,松平定信领导的采取放漫政策的所谓“宽政改革”,进一步导致了武家文化向叮人文化的转移,从而使异国情趣爱好、追求者的队伍更加扩大。

日本学者佐藤昌介曾经指出:“洋学,是在旧学问,特别是儒学教养的基础上移植的西洋学术,不是西洋学术本身。”“应该弄清楚在以正统的封建教学朱子学为主,包括阳明学、仁斋学、祖徕学等种种思想体系的儒学中,洋学是如何通过继承、接受哪种思想而成立的。这一问题,是洋学史研究最根本的问题。”按照这一观点,那么我们首先应该指出,“迎来洋学的思想准备,最初内在于作为官学充当德川幕落制守护神的朱子学”。因为,朱子学所提倡的盆格物穷理”精神,同西洋近代学术的合理和实证主义倾向,具有某种一致性,即可以认为“朱子学合理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为日本接受近代西方自然科学奠定了基础”。其次,我们应该看到,包括仁斋学和祖徕学在内的古学,导致了“天人一理”思想的分解,割断了政治学与伦理学的连续性,将儒学界定为治国安民的政治学,从而使“不属于政治领域的自然研究的自由,获得了意识形态的保障。因此,当然可以认为西洋学术体系性移植的道路,在这里开始被拓展”。总之,兰学是由内外诸因素“合力”形成的,每个因素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合力”里面的。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责编:童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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