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费晟，中山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大洋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在澳洲主流政坛早已臭名昭著的宝琳·韩森不仅阴魂不散，而且卷土重来了。无论这一次她能够走多远，澳大利亚政坛出现严重的民粹思想返潮已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民粹主义通常都是以一种反智且仇外的态度去解释自身遭遇的一切问题，我们就必须理解，澳大利亚社会究竟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会让民粹抬头。
从历史上看，澳大利亚社会格外具有民粹滋生的土壤。在1901年之前的澳大利亚殖民地时代，其吸纳的海外移民总体都呈现出一种底层社会背景。这并不是说囚犯及其后代都是品行窳劣的穷人，关键的问题在于，由于距离的挑战和基础设施的落后，澳大利亚一直很难吸引受过良好教育且有一定身家的欧洲自由移民。对许多人来说，今天移民澳洲可能费尽心机都不见得如愿以偿。他们很难想象，在十九世纪大部分时候，愿意主动移民澳洲的英国人甚至会得到政府的资助鼓励，而这些人还都是恋恋不舍地离乡。十九世纪澳洲公民社会的发育是围绕自然资源开发而推进的，从1830年代开始的牧羊业大跃进到1850年代开始的矿业繁荣，都注定了澳洲居民主体是靠卖力气吃饭的劳工。1958年，澳洲历史学家罗塞尔·瓦德(Russel Wade)在名著《澳大利亚的传奇》(The Australian Legend)中强调澳大利亚民族气质中有一点与英国大不相同，那就是格外强调“平等主义”和“兄弟情谊”，这是经年累月在野外开荒中炼成的。讲究平等就难免要反精英(不管什么领域的)，讲究兄弟情谊就是要互相帮助(有时讲义气比讲道理还重要)，这本来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创造联邦国家和民族认同的过程中，这种文化逐渐把亚洲移民尤其是华人移民视为对立面。从直接矛盾上看，当时华人移民主要也是在底层谋生，最容易抢白人草根的饭碗，所以倍受排斥。更关键的问题是，当时澳大利亚的白人社会面临认同危机，要建立一个澳大利亚国家，可澳大利亚人究竟是什么人呢?这时作为第一大有色人种移民的华人就恰到好处地成为对立面。通过对华人的排斥和打击，澳大利亚是白人的澳大利亚即“白澳”价值观被树立起来，随后又成为联邦政府的国策。毫不奇怪的是，当年最煽动民粹的就是各种工会运动以及借此勃兴的工党，他们抗议资本家雇佣华人压低了工资水平，也抗议华人的存在让这个社会不够纯洁。1860年代，维多利亚矿工联合会就禁止公司雇佣华人劳工， 1881年悉尼爆发严重的天花疫情，新南威尔士总督污蔑这是华人传播的，所以必须隔离中国来的船只并且通过立法杜绝华人移民才能确保澳大利亚的利益。如此种种，不胜枚举。所以，就历史视野看来，宝琳·韩森的许多言论虽然出格，但一点也不陌生。
白澳政策其实从来不是一种专门的政策，它主要是一种立法原则，是一种价值观。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恰恰是工党推动废除了白澳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治上一直失势的工党从1950年代末期逐渐开始以争取土著权益为切入点提出新的施政纲领。进入1960年代，整个北大西洋世界都蔓延起自由民权运动，而澳大利亚的新生代也做出了积极响应，尤其是二战后逃离欧洲焦土的中产阶层新移民及其受过良好教育的子女，一方面具有很好的职业竞争力，另一方面能理解并珍视多元文化价值观。1970年代工党重新夺取政权后，反对种族歧视、提升全民教育福利成为工党及澳大利亚社会主流思想。重新面向亚洲开放移民，成为反思白澳政策的硕果。
不过，白澳政策随着1972年的《反种族歧视法》而最终废止，但它在澳大利亚大众文化深处留下的烙印并不会轻易消除。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中期，工党长期执政，而且明确提出了“脱欧入亚”的国家战略。这在澳大利亚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因为开放欢迎亚洲移民是出于尊重多元价值和提升澳大利亚生产力，积极意义明显，但是要澳大利亚认同亚洲，这必然动摇200年来澳大利亚近现代历史的集体记忆。且不说一个欧洲裔人口长期占绝对多数的社会能否迅速转变地缘认同，即便如此，亚洲会真的把澳大利亚当成一分子么?毕竟亚洲本身都是一个内涵复杂的概念。不仅如此，进入1990年代中期，一部分精英和民众都开始对新确立的“政治正确”进行反弹。一方面，像宝琳·韩森那类辛苦挣扎于底层服务业的人，不满于土著仅仅因为其祖辈受过迫害就过上靠政府养活的“懒汉”生活，同时汉森们也开始遭遇新来的亚洲移民尤其是华人移民的职业冲击，这几乎是十九世纪故事的翻版。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许多社会精英也开始批判工党政府的战略。比如澳大利亚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政坛高级顾问、曾出任澳大利亚商贸与外交部下属澳中理事会首任会长的杰弗里·布莱尼(Geoffrey Blainey)就抨击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在基廷总理执政的时代，他始终强调社会舆论在反思种族歧视等澳大利亚历史负面问题时矫枉过正。因为对于历史的共同记忆一个民族国家认同得以建立和维系的根本。如此一味强调阴暗面，解构集体记忆，会让澳大利亚人无所适从。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文化和政治保守主义立场，但是也赢得了很多赞许。所以宝琳·韩森在1996年左右异军突起，看似意外，其实在历史学家看来，还是不奇怪。
很显然，每当澳大利亚面临新一轮移民冲击以及可能的民族国家认同焦虑时，民粹分子们就格外鼓噪。他们被剥夺感最强，最习惯于肆无忌惮、口无遮拦，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但是今天和十九世纪毕竟已经截然不同，虽然有一些精英也会在主观或客观上助力民粹思想的发展，但是整个世界和澳大利亚都已经处于一个高度开放和联系的网络中，试图复兴十九世纪话语的努力，只能是一小部分人的梦。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