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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存海:融合——巴西文化之根

2017-08-25 10:04:46来源:人民论坛 已浏览人数:
如果用一种框架分析巴西,那就是多元;如果用一种颜色描绘巴西,那就是彩虹;如果用一种性格定义巴西,那就是包容。

(作者:郭存海,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综合研究室副主任)

“巴西不适合初来者”,一曲《伊帕内玛姑娘》天下知的巴西已故词曲作家汤姆·若宾许多年前曾如是警告。此话意在表明,巴西让外界看不懂,不是因为巴西是远的,而源于巴西是复杂的——巴西之复杂不为外人知也。的确,如果用一种框架分析巴西,那就是多元;如果用一种颜色描绘巴西,那就是彩虹;如果用一种性格定义巴西,那就是包容。巴西的精神正是源于它的没有规则、没有禁忌、没有限制的融合,这造就它的极其复杂性。

种族民主:历史碰撞的混合

现代巴西社会的形成源于其深深的历史传统。诚然如此,但巴西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载的“历史的负担”更多更重,“未来之国”的巴西似乎永远无法逃脱另一个亘古不变的传统巴西的桎梏。巴西诗人兼散文家阿丰索·罗马诺·德圣安娜(Affonso Romano de Sant'Anna)的话对此作了形象的比喻:我生活在20世纪/奔向21世纪/却仍是19世纪的囚徒。

其实何止19世纪,巴西的传统叙事甚至可以追溯至16世纪,乃至更早。不过,真正意义上的巴西的形成始于1500年葡萄牙人的到来。与此相伴随的,则是现代巴西人的诞生。巴西人类学家达西·里贝罗认为,巴西人“产于混合,生于冲突,长于由葡萄牙侵略者、居于平原和森林的印第安人及非洲黑人组成的大熔炉”。

不过,这种融合是通过武力杀戮和文化征服完成的。在巴西,葡萄牙人发财致富的梦想最初建立于对土著印第安人的奴役,但遭到后者的强烈抵抗,因其同印第安人的文化格格不入。“他们(印第安人)反复无常到了极点,不能接受秩序、持久和一丝不苟的概念”,拒绝一切与生产力相关的强制劳动,而把大部分精力和想象都花在了仪式、庆祝和战争上,从而养成了一种在外人看来是懒惰的“闲适文化”。

印第安奴隶引发的一系列麻烦严重背离葡萄牙人的殖民目标,迫使其转向非洲奴隶。这不仅因为非洲奴隶具有较强的耐力,适于持续的高强度劳动,而且因为地理距离和洋流风向的原因,贩运奴隶到巴西的成本更低。结果,巴西输入的奴隶超过任何其他国家,约有500万非洲黑奴被贩卖到巴西的甘蔗和咖啡种植园,或者矿场劳动。

奴役、殖民和征服的不仅是劳动力和土地,还有殖民地女性。巴西人类学家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德奥兰达认为,葡萄牙人的社会可塑性强和没有种族优越感使其截然不同于西班牙殖民者,更易“美洲化”和“非洲化”。在殖民地巴西,白人女性的缺乏让葡萄牙男性不得不且有很多机会从非洲和印第安女性那里获得性满足。到19世纪,巴西的混血人口很大程度上是白人男性和非洲及印第安女性之间性关系的证明。巴西制造的混血人口有一系列特定的术语,比如黑白混血叫穆拉托,印白混血叫马麦鲁克,印黑混血叫卡夫索。

普遍的混血和宽松的性环境让殖民地巴西一时以“赤道之南无原罪”而闻名。葡萄牙殖民者渐渐对穆拉托女人的偏爱超过了黑人甚至白人。直至今天,肥臀、肉感的穆拉托女人仍是巴西混血最神秘的女性性象征,也折射出当代巴西人的性关系、社会关系和阶层关系。墨西哥作家阿尔玛·吉耶尔莫普列托在其《桑巴》一书中道出了这种性象征的多层意义。“穆拉托女人是被美化的性崇拜对象,是白人眼中野蛮的非洲性欲的被净化的代表,但同时也必然是白种男人权力的贡物和证明……不仅如此,穆拉托女人还服务于延续巴西人至珍的神话之一:巴西没有种族主义,混血是双方自然的愉悦的结果”。

但穆拉托女人作为性欲、孕育和混血文化最理想的象征并非始终是美好的。20世纪30年代之前,混血无论在外国人还是巴西人眼里,都被认为缺乏自己的身份和精神却又兼有自卑情结和丝丝哀愁。但随后,巴西人的自我认识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源于巴西人类学家吉尔贝托·弗雷雷。他将“将巴西奴隶制的特点归结为善良的主人和恭顺的奴隶的组合”,认为是“女奴的顺从,她们向情欲初张的年轻主人伸开了双腿。是欲望,而不是命令”造就了巴西比较融洽的种族关系。弗雷雷这种“种族民主”观在巴西掀起了一场震撼了整整一代人的“地震”,至今余波微澜。

此后,“种族民主”思想被官方正式认可,混血成为构建巴西国家特性的主要元素。巴西人不再幽怨和回避而是自豪于他们的种族和文化融合,甚至奥地利作家斯蒂芬·茨威格都吃惊地发现巴西文明找到了解决“简单却最重要的问题”——“尽管存在种族、肤色、宗教和理念的诸多差异,我们如何才能让人类和平共处?”——的答案:“自由而不受任何压制的混血原则”。而今,这一原则已浸入巴西人的灵魂、文化、态度和日常,一如弗雷雷所声称的那样:“每一个巴西人,甚至那些浅肤金发的巴西人,在其灵魂中——如果不是同时在其身体和灵魂中——都存有原住民或黑人的影子或者至少胎记。在我们的情感、我们过度的模仿、我们如此取悦感官的天主教义、我们的音乐、我们的步态、我们的言语、我们的摇篮曲中,在一切真实地表现我们生活的事物中,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留有这种影响的印记”。

尽管如此,但种族民主不乏批评者。巴西的种族融洽并没有消除基于肤色而非种族差异的社会阶级。但正如弗雷雷为自己辩解时所指出的那样,巴西问题的关键不是种族不是偏见,而是社会和环境。

“食人”文化:兼容并包

和种族混血一样,在文化上,巴西的最大特色也是融合和兼容并包。这种文化特色被赋予一个极其本地化的术语——食人主义。这源于巴西图皮族印第安部落的一种仪式传统:该部落常常通过啖食敌人的尸体获取力量和勇气。文化食人主义兴起的标志是1928年巴西著名诗人奥斯瓦尔德·德安德拉德发表的《食人宣言》:巴西对其他文化的“啖食”历史是其最强大的力量,食人主义是巴西彰显自我、抵抗欧洲后殖民文化统治的一种方式。《食人宣言》最具标志性的一句话正是食人的隐喻——“图皮还是不图皮:这是一个问题。”奥斯瓦尔德认为,巴西文化的主要特点是“啖食”的能力,亦即不断地消化和吸收外来的文化并将其转化为融合了不同文化并明显具有巴西特色的东西。

巴西文化食人主义根源于悠久的历史传统,潜藏着前宗主国葡萄牙的欧洲母体的烙印。葡萄牙人对限制生活的一切客观秩序天生反感,甚至在殖民活动中,“他们宁愿根据以往并不总是一致的经验,而不愿事先制定一个计划并贯彻始终”。他们崇尚自由、散漫、不循常规,相信偶然的机遇和好运,既不急躁也不抱幻想,“常常毫无欢乐地随便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接受生活”,甚至后来“巴西人的爱情”,都“懒洋洋的甜蜜”。这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深刻地影响着其对外来事物的态度:既来之则安之取之用之。殖民地时期,这种态度让葡萄牙人能够很好地接纳印第安和非洲的文化,而又在融合中汇聚成新的文化。比如葡萄牙语在殖民地巴西的本地化最终发展成了“巴葡”,“典型的葡萄牙语名字却带着增强词义的图皮语后缀,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语言的奇妙的融合”,非洲语言的加入使得“葡萄牙语比较粗糙、刺耳的音调变得温润、柔和”。

“食人”文化还典型地体现于巴西国民性的两大象征:桑巴和足球。桑巴充分展示了巴西文化强大的“食人”能力。桑巴既是音乐和舞蹈的混合,同时又是欧洲白人音乐和非洲黑人音乐的融汇,此外还衍生出各种桑巴分支。于巴西人而言,桑巴不仅是一种感觉,一种节奏,还是一种生活态度和生活精神。同样,源于欧洲的笨拙的足球在巴西人那里变成了脚和球的舞蹈艺术。和欧洲日神(阿波罗)风格相比,巴西足球可谓是酒神(狄俄尼索斯)风格。前者强调的是秩序、理性和纪律的规制,后者强调的是个性、自由和情绪的张扬。足球之于巴西人,其价值植根于足球释放的快乐和欢愉,崇尚小小足球中人之为主角的个性的舞蹈和闪耀。和欧洲的线性足球不同,巴西足球是非线性的;欧洲球员是“球场的主人”,而巴西球员则是“足球的主人”。

纪律、理性、规划和仪式感的缺乏造就了巴西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创造性,随时准备迎接新的变化并做出改变。在今年里约奥运会开幕式上,这一特性彰显无遗。奥运会前,中外戏谑巴西的段子充斥网络,甚至冠之以“史上最差”,但巴西不紧不慢、不动声色地以包容、绿色、节约为主题的开幕式表演巧妙地回应了世界的质疑,成功地宣示了巴西的价值观。

随性自然:巴西性格的文化养成

巴西文化容易接受不同文化的融入而没有威胁感,因为多种族多文化社会是巴西国民认同的唯一特征。这种意识深刻地影响了巴西人的国民性格,形成了一种随性自然的公民文化。闲适、友好、热情、宽容、和平、愉悦生活、妥协精神和人际关系自然而然通常都被冠之以巴西人的品德。享誉世界的巴西建筑大师奥斯卡·尼迈耶的设计理念就充分体现了这种自然主义的感性文化:“吸引我的是我从我的国家的山岭的逶迤、河流的曲水流畅、海水的波浪和完美女人的身体上发现的自由而性感的曲线。”

塞尔吉奥·布瓦尔克在其经典著作《巴西之根》中提出的“真诚的人”的概念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这种文化。他认为,“真诚的人”往往基于个人情感而非理性做出初步决定,“真诚的人”拒绝一切限制,一切防护机制,从不让工作伦理控制自己。但是巴西社会学家、前总统恩里克·卡多佐在给本书做序时却强调指出,布瓦尔克提出这一概念“是在进行批评,而不是神化这种‘巴西品德’……这种‘真诚’实际上是一种获得个人利益的方式……巴西人行为方式的特点表面上非常可亲,似乎打破成规定则,而实际上是利用散漫和无序使那些能行使个人权力的人获益”。

的确如此。“真诚的人”观念占据统治地位导致政治道德的基础往往只满足熟人圈子的福利,而不是抽象的“集体”。这个难题至今在巴西没有解决。这在某种程度上既可以地解释巴西当前围绕总统弹劾案各大政党展开的零和博弈和缔造国家共识何以是“无法完成的使命”,也可以解释巴西泛滥的腐败问题:“真诚的人”往往通过规避规则,比如动用情感资源、家庭关系、承诺、奖励或金钱获取好处或优势。

巴西的感性文化还形塑了一种重要的国民心理,即巴西剧作家内尔松·罗德里格斯所说的“杂种狗情结”。“杂种狗情结”是指巴西人主动地与外部世界相比较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内尔松认为巴西人是那喀索斯(Narcissus)的反面,唾弃自身的形象,这根本上是因为巴西人找不到自尊的个人的或历史的理由。这种情结重现于巴西不同时期的历史。从1822年巴西宣布独立遍寻国际社会承认其崭新主权到19世纪赴万国博览会向世界宣示巴西的“现代”和“进步”,尤其是借两次主办世界杯向外界一展其“注定伟大”的天命(1950)和“大国俱乐部的迟到者”终于到场(2014)。地缘政治学家乔治·弗里德曼对此曾十分精湛地评论说,巴西是一个“青春期国家”,只有五个世纪的历史,做起事来就像一个年轻人,充满着不安全感,无法掌控自己的性格和文化。这句话似乎对2016年奥运会前的抗议提供了另类分析视角——巴西人的抗议源于其潜藏的不安全感和缺乏自尊的苏醒,就好像示威者通过阻止奥运会先行打击这种可能的失败。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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