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道格拉斯·福斯特，美国知名记者，多次深入探访南非)
曼德拉的遗产
曼德拉的离去看起来就像他精心策划的谢幕。8年前，他就开始为逐渐退出公共生活做打算。2005年，他不断地嘱咐他的顾问们，他们应该更公开地谈论他终将到来的死亡。他重复着一句话：“人终有一死。”他用他一贯调皮、揶揄和温和的说话方式，来柔化这一刺痛。自1999年起他不再连任总统，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流言传出他逝世或弥留。这些流言在人数越来越少的白人群体中发酵着恐慌，他们担心暴力冲突会一触即发。
我最后一次见到曼德拉，是在3年前的南非世界杯之后。我和我的儿子到他家拜访，他用一句他重复了不知多少遍的老话来迎接我们：“感谢你们年轻人还来看我这个没什么新东西可说的老东西。”他是个幽默的人，但这句话却有深意：是时候让年轻的南非人来继承历史了。南非一半以上的人口年龄低于25岁，这意味着，年轻人完全成长于后种族隔离时代。曼德拉的孙子恩达巴·曼德拉告诉我，新南非人迫切要解决的是贫困人口的需求，他们在1994年大选中获得了政治权利，却在极度贫富悬殊的社会中被剥夺了经济正义。
我第一次亲眼见到纳尔逊·曼德拉本人是在1990年，他刚从监狱获释不久。在结束27年的监禁生涯后，曼德拉完成了那次成功的美国之行，沿途为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简称“非国大”)争取支持，并向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向投身于这场结束种族隔离制度运动的人们表达了感激。这场致力于结束南非特有的、极端形式的种族隔离制度的国际运动，让人想起了100多年前国际社会为终止奴隶贸易所做出的跨国努力。
那一天，美国加州宏伟的奥克兰体育馆迎来了曼德拉，一道出现的还有美国民主党国会议员罗恩·德勒姆斯和另一位传奇人物——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罗杰·威尔金斯。突然出现在巨大舞台上的曼德拉在明媚阳光的照耀下光彩夺目。这个头发花白、瘦弱却高贵庄严的男人似乎很是惊讶，他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到场。观众们欢呼起来，我记得自己当时的那种感觉，就像是目睹了奇迹：他活着，自由着，在72岁的年纪还显得精神矍铄。在演说中，曼德拉清晰地概述了殖民主义在南非数百年的历史：从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到英国人在南非设立自治领地，再到被推行了40余年的种族隔离制度。这种压迫制度被后来的南非执政三方联盟称为“殖民主义的特殊形式”(三方联盟由南非全国总工会、非国大和南非共产党组成)。
曼德拉人生经历的叙述之弧并非直线前进：从乡下的牧童，到城市的律师，再到政治叛乱者、游击战领导人，然后成为世界最知名的囚犯。他的很多战友在反叛白人统治、充满腥风血雨的那段时期里，相继牺牲;有的死于拘禁，有的丧生在丛林里或流亡途中，还有很多人病倒在这场抵抗运动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和我年纪相仿的大学生们高喊着曼德拉的名字，呼吁还他自由时，我们中还很少有人真的相信这一天终会到来。
80年代末，以比勒陀利亚为行政首府的白人政权似乎正在衰落，但它仍全副武装地坚决抵制任何向“一人一票”式民主的过渡。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再次证明了，我们很难预测一个社会将在何时、以怎样的形式迎来巨大的变革。那天，曼德拉还勾勒出了三方联盟的执政愿景，他们希望在非洲大陆南端的土地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没有种族歧视，没有性别歧视。他邀请听众席上的我们在千禧年时去看看那个他畅想的新国度，之后的数年里，我一直将他这一邀请铭记在心。
作为记者，我一直跟进曼德拉及其战友为争取政治自由而面临的复杂挑战。首先就是与拒绝放弃政治和经济特权的南非国民党白人政府之间断断续续的谈判。艰难、旷日持久的谈判持续了数年，其间，非国大的追随者和布特莱齐酋长领导的因卡塔自由党的支持者之间还爆发了暴力冲突，政治暴力夺去了南非共产党领袖克里斯·哈尼的生命。
尽管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终结常被视为和平进程，但据估计，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有1.8万人死于派系冲突。在1990到1993年那段困难的日子里，非国大的代表们面临一个艰难的选择：他们已经在形式上放弃了通过武装斗争获取政治权利的想法，他们几乎已没有任何机会能够走“卡斯特罗式道路”来获得权力了;来自世界各地支持者和西方国家政府的巨大压力，也促使非国大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尽管南非国民党(阿非利卡白人政党)愿意在政治权利上有所让步，但其领导人坚决拒绝任何激进的经济重组和对土地、财富的重新分配——这两项是少数白人所掌握的决定性优势。
露骨一点讲，虽然谈判所达成的和解让南非黑人在1994年大选中第一次被允许参与投票选举，但这背后是交易与大妥协：白人政权同意一人一票的选举形式，非国大则同意将它的历史性承诺——同时实现政治自由和经济公平——延迟履行。
非国大轻松赢得了1994年的大选，并在此后的三场选举中获得连胜。在议会，曼德拉作为时任非国大主席，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由民主投票选举产生的黑人总统。他声誉显赫，却在结束第一届五年的总统任期后就离开了权力中心。他有意这样做：有些人一旦登上权力宝座，便被权力的外衣迷惑，以为自己不可替代。曼德拉为南非政府定下了新基调。他坚持自己在“集体领导”的规则下履行职责，事实上将政党和国家的利益摆在了自己的利益之先。他的功绩不可磨灭，当他1999年卸任总统时，他的知名度在南非以及全世界都达到了巅峰。
现实的困惑
尽管如此，他在1994年竞选期间提出的目标——把“和平、工作、正义”带给南非人民，却已明显变成了令人沮丧的艰巨任务。曼德拉和他的战友们一上台，就面临一系列的紧急危机：担心可能爆发的右翼政变，担心军队叛乱，担心经济将要崩溃，担心新成立的民族团结政府会失败。而关键难题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当他们以保留全球主义的白人经济权利作为和平的代价，换取所有南非人的政治权利时，经济全球化进入了加速的新阶段。
过去几十年，以阿非利卡白人的大型国有企业为标志的南非经济曾与世界经济体系相对独立。但是现在，摆脱了国际社会对白人政权的经济制裁后，南非企业迅速私有化，全面与国际经济体系接轨。这个接轨恰好发生在世界经济快速变化、不平等处处迅速扩大之时。在长期的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政策下，种族和阶级已紧紧交织在一起。全球性的趋势，掣肘着曼德拉政府为消除多数黑人根深蒂固的经济劣势所付出的努力。
也是在那次选举之际，艾滋病已发展为一种悲剧性的流行病。事实证明，新的非国大政府没有做好组织大规模预防和治疗活动的准备，感染人数未能得到有效控制。或许是因为其年龄和文化，或许是因为首次独立执政，曼德拉对此有些力不从心。一位医疗研究工作者在曼德拉就任总统伊始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曼德拉的回应很礼貌，他正忙着处理当时的政治大事。据估计，现在每6个南非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已有数百万南非人为此丧命。这种性传播疾病造成的大规模死亡所带来的创伤，混合着历史遗留的不公正和几代人的死亡，削弱了新南非向前迈进的动能，曼德拉在1990年勾勒的那个理想国度还在远方。
我第二次见到曼德拉是在南非的国民议会厅。那是在2004年，正值其继任者塔博·姆贝基寻求连任之际。我越来越频繁地造访南非。表面看，一切都好，公众依然公开支持曼德拉的继任者。可在幕后，摩擦已悄然发生。2000年，在这里，姆贝基说：“当你问：‘是不是HIV导致了艾滋病?’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是不是一种病毒导致了一种症状’。不可能。一种病毒不可能造成一种病症，只可能导致疾病，艾滋不是疾病，而是一种病症，是由很多疾病构成的。”他拒绝承认HIV和艾滋病的直接关联，从而拒绝为病毒感染者推行抗病毒治疗。非国大党内对控制权的激烈争夺也在进行。
之后的3年，总统姆贝基和副总统雅各布·祖马之间的争斗一直占据了该国政治戏剧舞台的中心，直到姆贝基在2008年被迫辞职。这10年间，贪污腐败与财务丑闻不断被捅入公众视野，争斗双方不断对曼德拉及其助手和家人进行游说，确保他不会卷入到这场冲突里，但曼德拉的家庭还是曾一度卷入到财务纷争中。
当政治精英们忙于钩心斗角时，那些工厂、学校和街上的年轻人则要面对更现实迫切的问题。在周游南非的途中，我采访了当地数百名来自各阶层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他们都认为，曼德拉是维系国家统一的代表，但他们却越来越怀疑非国大是否仍然代表着年轻人的利益。
“曼德拉难道不是总统了么?”这个令人吃惊的疑问来自我在开普敦遇到的一名无家可归的少年。他叫乔纳森，17岁，瘦高个，喜欢捉弄外国人。他聪敏，却不识字。那段日子，姆贝基和祖马正陷入权力斗争，几乎所有新闻节目都在报道他们分裂的故事。尽管如此，乔纳森只知道曼德拉的名字，他不清楚谁在掌控他的国家，而这份困惑也掩盖了一种焦虑：如果曼德拉不再掌权，他当年许下的那个要实现政治与经济双重权利的承诺还能否最终兑现?这个疑问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乔纳森们的南非灵魂中。他们中的一些人痛苦地意识到，曼德拉退出了公众生活。
那个午后，在开普敦郊外的一个黑人聚居镇，我和乔纳森并肩坐在一张简易床边。这里是乔纳森的家，一个位于镇中心的、遮挡不住海风吹袭的收容所。几小时里，我们像成年人商讨严肃话题那样，谈到了很多他细碎的绝望。同该国3/4的黑人青年一样，乔纳森是个失业者。他有黑色的眉毛、突出的扁平鼻子，他不常笑，可当他微笑起来时，我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孩子——如果历史可以重演，他也许本该是这个样子。
几年前，他离开了充斥着犯罪与吸毒的家乡亚特兰蒂斯，怀着雄心壮志来到开普敦，想成为一个橄榄球明星或者货运公司老板。落脚之后，他降低了期望值，想当个木匠或是做皮带的手艺人，要么就去当个砖瓦工。可是由于缺乏教育和培训，这些希望统统破碎了。他渴望通过诚实的劳动获得成功，可是在哪里能找到这样的机会呢?他在孤儿院和几个拘留中心辗转长大，一共就上过两年学。我初次见他时，他就住在街上，衣衫褴褛，又饥又饿。
从收容所宿舍尽头的那扇小窗向外望去，我能看到一大片绵延到数公里之外的、由砖块和灰浆搭建起的临时屋棚。他说，如果他试着回到亚特兰蒂斯，可能会被敌对帮派的成员杀死;可若他选择留在开普敦，和那些同样无家可归的朋友们一起争取自己的权利，设法去这里的某一所好的公立学校读书，他推测，“那会被枪毙的”。刺激他有这样阴谋论想法的，是到处都显而易见的现实：种族界限仍操纵着基本的游戏规则。
种族隔离结束20年后，数百万贫困的黑人迈入了中等收入者的行列，种族与阶级却仍然紧紧交织。据估计，94%的白人儿童家中有一位有工作的家长，但只有1/3的黑人家庭能实现这一点。乔纳森向年长些的男孩寻求指导，却被一遍遍告知，他不得不通过欺骗去获得成功。这里的跑车、华服和浮夸的消费至上文化，对比出了他心底令人痛苦的需求。他开始通过暴力获取东西，有时候还会持刀抢劫，累积的不满情绪常常会淹没他内心的良知。乔纳森说，他抢劫时的感受“并不太好”，但又耸了耸肩，伸了个懒腰，仿佛在说：告诉我，我还能有别的选择么?
传统与现代之间
我又一次见到曼德拉是在2007年，在一个对他来说意义重大的家庭聚会上。他的家族聚集在一个陡峭的山顶，从那里能俯瞰到东开普敦绵延起伏的低缓丘陵。这是曼德拉的长孙曼拉就任穆维佐酋长的典礼。这个年轻人为了怀念曼德拉，回到了家族传统的发源地。从约翰内斯堡这样的现代都会回到故乡，本身就是对南非文化地形的逆向跨越。
曼德拉的生平代表了一部分南非人的生活轨迹，从文盲众多的贫困农村移民约翰内斯堡这样的城市文化熔炉。但他的长孙曼拉却从城市迁回穷乡僻壤，追溯他祖父的脚步逆流而上，在种族隔离的记忆淡去之际为国家寻找新的身份。曼德拉一生都在不假思索地不断跨越边界，从没受过教育、往自己身上涂抹泥浆的Amaqaba(科萨语：传统主义者)的世界，来到被Amagqoboka(科萨语：文明开化的)或受过教育的基督徒主宰的城市。但对另一部分南非人来说，在开普敦或者约翰内斯堡的生活，就像是肥皂剧《几代人》和《以斯丁哥》里的名角们惹的麻烦那么遥远。
我们驱车很久才到达穆维佐，走的也许是这个国家最破的公路。山峦缓缓成了一个个半圆，就像是半个月亮在地平线上滑动，姆巴歇河慵懒地在山谷中蜿蜒向前。一路颠簸，翻越了陡坡，才终于到达了传说中的圣地，一个荒凉而美丽的地方。人们起了个大早，顶着初升的太阳，列队涌向村子，想见一见他们这位最负盛名的故乡之子。
70多年前，曼德拉的父亲本是穆维佐传统议会的首领，被一名英籍殖民地法官去职。滕布王国的国王告诉我，自那以后，村庄的酋长之位便一直空缺，村民们不能接受一个不姓曼德拉的人接任该职。曼德拉1990年获释后，周期性地就会在村民间流传着他能回来继承其父职位领导议会的消息。可是，那时的曼德拉已经被推举为非国大领袖，要治理整个国家。
在曼德拉于1999年离开总统之位后，村民们的希望再次燃起，可是他以自己年迈为由婉拒了。按照惯例，他的长子应是第二继承人，可在曼德拉被囚禁于罗本岛期间，大儿子滕比在车祸中去世，二儿子马克贾托在2005年初死于艾滋病并发症。现在，马克贾托的长子曼拉已经同意接任该职。
与祖父曼德拉从乡下牧童到城市律师再到革命英雄的发展路径不同，曼拉的这一回程举动有些不寻常。这位未来的传统领导人并不是唯一一个因失望于都市生活而回到农村故土的城市居民。虽然南非的人口迁徙主要是从农村流向城市，还是有些人在大城市经历了失业、疾病和犯罪侵害等可怕的挫折后，选择回到农村。曼拉就职庆典的前一天，我在德班的国际会议中心参加了为祖马举行的豪华生日派对。国际会议中心有着光滑的大理石地板，宽阔的大厅，璀璨的灯光，政商界的新精英们迤逦成行、衣着华丽。这里则尘土沙砾，衣衫褴褛，原野空气清新。
曼德拉曾在自传中这样描绘穆维佐：“一个远离尘嚣的小地方，与世界历史毫不相关，人们的生活几乎与数百年前没有差别。”空地中央有一个已经搭好了的、装饰着狮皮和豹皮的正方形平台，躲在一旁的狗骨瘦如柴，尾巴细得如鞭子。突然，一架军用直升机掠过，降落在附近的山脊上。一辆超大的四驱车停下来，曼德拉坐在乘客座上，脸贴着车窗，带着有些古怪的笑容。他的孙子们上身赤裸，披着传统长袍，头和脚踝上缠着珠带，他们跟着长老们走进搭好的帐篷。一阵狂风乍起，犬吠乱鸣，人们站起来为他们的国父欢呼。
由于仪式筹备者用卡车运来的发电机发生了短路，音响设备也坏了，只有我们站在台前的人能听到老兵们和传统领导人一系列声嘶力竭的讲话。有些青涩的曼拉被请到台前，瘦而结实，脖子上挂着成排珠链的滕布国王达林耶波一脸兴奋地为这个年轻人披上了狮子皮。一群老人把手放在狮子皮上为曼拉行即位圣礼，他们有的人是宗教领袖，有的人是王室成员。祈福完毕后，人群中的女人们开始啜泣，曼拉兄弟俩在一群裸胸的年轻女人中跳舞。曼德拉的妻子格拉萨·马谢尔也加入其中，她拉着曼拉妻子的手，带她跳这在以前只有男人才能跳的舞步。
终于到了曼德拉发言的时刻。人们扶他起身，但他还是坚持要自己走向台前，一路摇晃着，却努力挺直着身子踏上台阶。当他从我身边经过的时候，我能感到这个88岁的老人已是多么脆弱。他在劲风中蹒跚而行，瘦弱的身躯不得不听任风的方向。他微笑着向穆维佐传统议会的新酋长致敬，然后便用科萨语喃喃地说了句什么。他的话震惊了现场，引来一时沉寂，随后，我周围的人倒吸一口凉气。“他说了什么?”我问身边的人。“现在我可以平静地死去了。”他说。
正式典礼结束后，我跟随曼拉兄弟来到一处眺望点，那里离他们祖父的出生地不远。越过岩石嶙峋的峡谷，能看见一片休耕中的肥沃土地。我拍了拍恩达巴的肩膀，他转过身来，面带疑惑。我问他，现在他哥哥已经是穆维佐的酋长了，他是否打算在邻近的社区当酋长。他呼地转过来，低声说：“你疯了吗?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约堡男孩。”
农村的慢节奏生活和传统的男女关系观不适合他。新酋长面色凝重，有些遗憾地说：“发电机令人失望，但无论如何这都是一场美好的典礼。”他还说，他知道说服电力供应商给这里通电会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他有一套蓝图，要将自己的故乡带入开放的世界，但又要帮它抵御异化的力量。祖辈那代，从乡村走向城市，实现了政治变革;现在，孙子辈则将走向不同的方向——一边是后现代、都市里的混居人，一边是乡村地区的现代居民。
不在穆维佐的时候，我曾在一天早晨拜访了曼德拉在霍顿的豪宅。曼德拉的次子马克贾托·曼德拉有四个儿子，最小的两个儿子，姆布索和安迪勒和他们的哥哥不一样，天生就是“自由一代”，出生在后隔离时代的南非城市。16岁的姆布索穿着红白相间的阿联酋航空的足球队球衫，而13岁的安迪勒身着白色耐克运动衫，拉链一直拉到他的喉结处，下身是粉蓝色七分牛仔裤。
从我们的谈话一开始就明显看得出来，种族隔离时期对他们来讲，就像古老的历史一样遥远而陌生。他们投入大量精力研究现代音乐，尤其钟爱里尔·韦恩和扬·杰克的歌。两人都不懂科萨语。安迪勒说，他的第一语言是祖鲁语，因为他的母亲说祖鲁语，但他的哥哥姆布索在他只有5岁时就开始教他说英语。纳尔逊·曼德拉在其自传里深情赞颂的科萨语和科萨语文化的根意识在他的孙子辈中已消失殆尽。
雅各布·祖马曾在自我介绍时说：“我是雅各布·祖马，来自恩坎德拉。”安迪勒却回答：“我会说，我叫安迪勒，住在海德公园。”此刻门开了，他们的长兄走了进来。曼拉和他的妻子前来拜访祖父，随后将去访问中国商业，曼拉正涉足石油业务。不幸的是，从机场出来的路上出了事。他的妻子单独一人在车上，被人用枪指着，不得不驶离公路，被迫下车。虽然是穆维佐的酋长，还是曼德拉家族的一员，依然逃不脱现实中日常的犯罪行为。
我此后又曾数次在穆维佐回访过曼拉酋长，他的酋长当得很不容易，历经了传统乡村文化与现代城市文化的种种冲突。他想收回家族的土地，结果却是一场漫长、艰苦、复杂的跋涉。
他不仅与政府官员对立，数年后，穆维佐的居民还可能把他告上法庭，指控他这个酋长强行在村庄边上建豪华旅游点，非法攫取土地，破坏他们的祖坟。这种传统部落结构与政府官僚体系的矛盾，也是新南非土地政策混乱的缩影。当他的妻子不接受他作为酋长可以“一夫多妻”的传统安排(部落的人期待酋长通过婚姻把该地区不同的家庭和家族联系起来)，提出离婚后，他在现代与传统的矛盾间更感到疲惫。他决定还是“去更大的世界”。
有一次我们交谈之际，他说，你可以在更大的世界里成功，但在这过程中会失去你在祖先的土地上特殊的、脆弱的根。2009年。他当选了非国大国会议员，任职期间，常常发表性别歧视的言论，批评南非法律保护男女同性恋者不受歧视，因此上了新闻。酋长越来越向往和外部世界贸易，积累发展所需的资本。为了兑现他就职时给穆维佐人民的承诺，这位酋长又开始效仿他的祖父，一点点地回归在开普敦和约翰内斯堡的国家权力中心，并走向南非之外的世界。最终，酋长认定，为了拯救村庄，他必须离开。
留给下一代
我最后一次见到曼德拉时，这位老人正备受折磨。就在南非世界杯开幕式当日凌晨，他最疼爱的曾孙女不幸车祸身亡，他悲痛不已。世界杯结束后的一天，曼德拉的孙子恩达巴邀请我去家里和他祖父说说话。
我们跟在他身后，从一扇侧门进了这栋位于约翰内斯堡高档住宅区的房子，穿过厨房便来到一个像洞穴一样的起居室，苍老的曼德拉就在那里，坐在轮椅上。他穿了一件鲜艳的金色豹纹印花丝绸衬衫，亮出标志性的灿烂笑容。之后，歌手柯南一行和摄影师约瑟夫·彼得从前门进来。彼得是《非洲人的快乐书》的创作者，他赠送给曼德拉一份该书的手工装订版，他们参加了可口可乐公司赞助的世界杯之旅活动，在75天里走访了53个国家。当时，我们每人都有些做作地讲述曼德拉如何鼓舞了我们当下的生活，曼德拉仔细在听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还偶尔点点头。可我不清楚他能否真的听见，每当他的孙子跟他讲话时，他都会俯下身捧起手，直接对着老人的耳朵说。
不过，曼德拉证明了一切还是在他的掌控之中。当他的孙子突然站起来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时，老人指责道：“恩达巴，立刻坐下。在客人来访时你必须坐着，从容平静地招待大家。”大约15分钟后，老人眼中的光彩开始变得有些暗淡，也渐渐没了笑容。我感到，面前的这个人几乎已用尽了他所有的精力。恩达巴送我们出门后，我们站在街上，受宠若惊。
曼德拉比他的同辈人活得长久。他有6个孩子，其中的3个先他而去。他漫长的生命让他目睹到现实已经开始对他的历史进行修正。在资本全球化的时代，他早期准备彻底变革的宏大计划正在以各种方式搁浅。2007年，有学者和评论家对曼德拉的政治生涯展开了修正式批判，那是权力斗争的需要。然而，严谨的学者对此有更精妙的看法。在《曼德拉：至关重要的存在》一书中，历史学家汤姆·洛奇指出，曼德拉最重要的成就是他坚持牢固“权力的制度基础”，避免出现个人崇拜。“曼德拉既不要求也不接受完全无条件的忠诚”，洛奇评价道。
曼德拉持久的影响力仍然作用在新一代南非人身上，这种感觉植根于我近10年来的研究，植根于行走了数千公里所进行的数百次采访。毕竟，判断领导人的影响力大小最终还是要看他在普通民众心中的形象。我曾到这个国家最偏远的地方采访，比如林波波省的一个村庄，那是南非最贫穷的地方之一，这些年来我反复前往那里。
一天晚上，在那个靠近津巴布韦边境的遥远村落，我和弗尼尼·玛巴萨在混凝土搭建的门廊下交谈。他是“生而自由”的一代，虽成长于艰苦之地，却怀有无限的乐观。他确信，由于曼德拉那一代人的努力，他的生活会比他的父母容易得多。这个年轻人期望自己能有所成就，成为这个从村庄走出去的第一名医生。那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悬挂在天空的银河就像是用奶油涂画出来的一样。我们谈到了他最亲密的朋友，他们中的有些人在酗酒和嗑药中迷失了自己，有的还住在狭小的圆形茅屋或是临时搭建的棚房中，只能用漏桶去小路尽头的水龙头打水。
不经意的观察就能发现，贫困仍在固守，黑人和白人在有些地方还是不会平等。可是，弗尼尼是个超级乐观主义者——南非年轻人是这个世界上最乐观的一群人，或许是因为他们看到了真正进步到来之前的一些小迹象。这个男孩告诉我，曼德拉展示了如何化不可能为可能。“曼德拉是非洲的英雄，”他说，“走遍非洲，去看看那些获得独立了的国家，南非是其中唯一一个不战而胜的国家。”但他也并没有对开国先辈们有再多的期望，他没有再指望国家的创立者们去解决一切问题，就像他所说，新一代南非人应该“振作精神，自力更生”。
在我看来，像弗尼尼这样的年轻人们正在解一个谜题，这道谜题源于曼德拉及其战友们在1994年同白人政权达成的妥协方案，他们不得不在获得政治权利的同时放弃对经济进行彻底的重组。政治权利何时才能带来更多的经济权利?在某种程度上，新南非已经部分成形，而它的创始人已经成功地弥合了很多裂痕。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清晰的是，接下来的建设工作该由后来人接手了。多年以来，曼德拉已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为南非人进行建设新南非的下一阶段斗争做好了准备。他很有意识地让自己显得不那么重要，让自己随着岁月的流逝变得可有可无。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