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楼宇，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秘书长)
1976年3月24日，以魏地拉(Jorge Rafael Videla)为首的军人发动政变，软禁时任总统伊莎贝尔·庇隆(Isabel Perón)，阿根廷由此进入历时七年的军政府独裁统治时期，史称“肮脏战争”。这段时期被视为阿根廷历史上最为黑暗的一页。但实际上，在魏地拉独裁统治之前，恐怖主义的阴云已笼罩阿根廷。左翼庇隆主义组织“蒙托内罗斯”、极右反共联盟“三A党”等组织的暴力行径成为“肮脏战争”的前奏，民众对迫害、审查、绑架、酷刑和暗杀已司空见惯。不少知识分子在1976年独裁开始前就已受到威胁，被迫流亡，如著名诗人胡安·赫尔曼(Juan Gelman)、作家马努埃尔·普伊格(Manuel Puig)等。
“肮脏战争”开始后，阿根廷国内环境进一步恶化。军政府大力推进“肃清运动”，在文化系统安插便衣，对意识形态进行严密监控。一切与独裁政府推行的“重组国家进程”相抵触的思想均被视为离经叛道，一切主张民主自由的言论均被视为异端邪说。焚书活动在各地陆续展开，大量文学作品被查禁烧毁，其中包括普鲁斯特、聂鲁达、加西亚·马尔克斯、科塔萨尔、巴尔加斯·略萨、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等作家的作品。独裁政府发文宣称：“一切毒害阿根廷人民的敌人都将被摧毁。焚毁书籍之举，旨在防止此类书籍继续蒙蔽青少年，旨在捍卫我们优良的精神传统。”
文学领域成为文化审查及监控的重点领域，大量作家、记者被列入黑名单，被严密监视，甚至遭到迫害。处于军政府独裁统治下的阿根廷知识分子，或奋起反抗，或流亡逃避，或苟且偷生，或崩溃癫狂，试图在大浩劫中寻找各自的出路。但“要么流亡，要么死亡”，面对高压政策，许多知识分子走上流亡异乡之路，以求一隅安全之所，保精神与思想之自由。
流亡作家拥有更多的创作自由，因此他们大多选择直截了当的方式控诉独裁政府的肮脏行径。如胡安·何塞·萨埃尔(Juan José Saer)的长篇小说《子虚乌有》(Nadie nada nunca)，叙事围绕马匹杀戮事件徐徐展开，书中对“肮脏战争”的控诉是显而易见的：杀马疑犯的姓氏和1976年发动政变上台的军人同姓，都叫“魏地拉”。又如流亡美国的作家路易莎·巴伦苏埃拉(Luisa Valenzuela)，其创作主题之一就是聚焦阿根廷独裁政府的压制和暴力，揭露“阿根廷的错误，政治的错误，性的错误”。长篇小说《阿根廷人的黑色小说》(Novela negra con argentinos)的主人公罗贝塔和奥古斯丁都是来自阿根廷的作家，他们在纽约开始了一场寻找自我的冒险旅程。小说开篇带有明显的侦探小说特征：奥古斯丁看完话剧后将女演员埃维娜带回家，最后他把她杀害了(或者他自认为把她杀害了)。随着故事的展开，情节焦点由凶杀案本身转为对“奥古斯丁为什么要杀害她?”“为什么死亡成了独裁时期的主角?”等一系列问题的追问。这是一部充满诸多隐喻的作品。奥古斯丁代表“肮脏战争”时期那些对一切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知识分子，罗贝塔代表那些不屈不挠勇敢抗争的阿根廷人，而被杀的埃维娜则象征了“肮脏战争”时期那些遭受酷刑、失踪、死亡的民众。
流亡作家自视为“路过的候鸟”、“无根之人”，他们身处异乡却心系故土，一字一言无不浸润着绵绵的思乡之情和凝重的忧国忧民之思。埃克托·蒂松(Héctor Tizón)被迫流亡西班牙，其长篇小说《家与风》(La casa y el viento)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主人公为逃避暴力与杀戮，不得不背井离乡，走上逃亡之路。最终，主人公将无尽的乡愁化为文字，将茫茫旅途变为一场思索之旅。归乡之路不复存在，每走一步就离家愈远，却离心中的家园更近。小说结尾写道：“一阵风摧毁了我的家园，但此时此刻，我知道那个家就在这里，就矗立在我的心里。”作品不仅是作家本人流亡经历的真实写照，更是一部属于流亡者的集体传记。
面对这场流亡潮，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选择留在阿根廷，如思想家、评论家贝亚特丽兹·萨洛(Beatriz Sarlo)、作家里卡多·皮格利亚(Ricardo Piglia)等。这些留在国内的知识分子的人身安全和创作自由都受到了令人窒息的压制。在大多数情况下，要想保证安全，幸免于难，沉默是唯一的出路。“学会遗忘，佯装不知”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人生信条。萨洛指出，独裁统治对阿根廷知识分子造成了一种“双重断裂”：“我们被剥夺了参与政治的权利，一切公共活动被禁止，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一种双重断裂。我们的朋友及我们的对话者纷纷踏上流亡之路，这从内部及外部割裂了知识分子阶层。由于众所周知的压制及与此相关的保全策略，知识分子及艺术家远离公共空间，隔绝在一个密不透风的遥远的空间里，备受国家暴力的摧残。”
身处独裁统治下的阿根廷知识分子，其生活、工作和创作都受到了极大影响：信函被拦截，行动遭监视，作品被审查。留在国内的作家不仅要面临独裁政府的审查，还要时常进行“自我审查”。他们谨言慎行，行事低调，如履薄冰。阿根廷作家、作曲家玛丽亚·瓦尔希(María Elena Walsh)将此形象地比喻为：“我们所拥有的，是一支被折断的笔和一块嵌入脑中的巨大橡皮。”有些作家因此选择辍笔不耕，自我封闭，成为身在祖国心却漂泊的精神流亡者。
“肮脏战争”时期，决定以文发声、以文言志的作家不得不慎重选择以何种方式言说。有一批作家选择了大声疾呼，奋起反抗，但却招致不幸。鲁道夫·瓦尔希(Rodolfo Walsh)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文人斗士”，一生都在与阿根廷的极权和暴政抗争，他不仅用文字揭露独裁政府的暴力行径，更是积极参与反独裁、反压制的政治活动。在给阿根廷作家、记者弗朗西斯科·乌隆多(Francisco Urondo)的信中，他写道：“当你看到周遭越来越黑暗，当你听到周遭越来越死寂，就越能感受到人民是多么痛苦，生活是多么凄惨，这世间是多么不公，有钱人是多么飞扬跋扈，刽子手是多么暴戾恣睢。于是，你再也不能只是袖手旁观，你再也不能只是洗耳恭听，书写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了。”
与鲁道夫·瓦尔希、乌隆多等作家一起并肩战斗的还有阿罗尔多·孔蒂(Haroldo Conti)。加西亚·马尔克斯曾撰文回忆这位阿根廷故友，提到他的书房门上挂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是我的战场，我永远都不会离开这里。”但是，1976年5月5日，孔蒂在家中被军政府带走，从此下落不明，永远离开了他的“战场”。一个月后，乌隆多惨遭枪杀。他们成为第一批在“肮脏战争”中遇难的作家。
1977年3月24日，在阿根廷陷入独裁统治一周年之际，鲁道夫·瓦尔希写下著名的《致军政府的公开信》，信中内容真实反映了一部分阿根廷知识分子的危险处境：“新闻审查、迫害知识分子、强闯我在埃尔蒂格雷的住所、杀害我亲爱的朋友还有我的女儿——她在与你们的抗争中死亡。……15000人失踪，10000人被捕，4000人死亡，不计其数的人流亡他乡，这些都是恐怖时期无法掩饰的数据。”在列举军政府犯下的种种罪状后，作家写道：“这就是在贵政府执政一周年之际，我想让政府诸君看到的我的一些想法。我毫不奢望政府倾听民意，而且我确信我会遭到迫害，但我必须忠于我的社会责任，在国家危难之时站出来作证，这是我多年以来肩负的责任。”就在鲁道夫·瓦尔希写下这封信的第二天，他就失踪了，成为失踪者名单上又一个令人扼腕的名字。胡安·赫尔曼痛心地写下缅怀瓦尔希的诗句：“那曾对我施以援手的人/最终难逃厄运，就在1977年/鲁道夫，我们寻找着你的眼睛/你的眼睛啊/仿佛大地之上的浩瀚苍穹/冷漠空灵，冷漠空灵，冷漠空灵/都消散了，在那远方/空空如也，空空如也”。
失踪是独裁政府清除异己采取的最常见的手法。军政府在全国境内建立起300多个秘密关押所。大量失踪者被关押在这些“集中营”中，遭受种种酷刑，许多人被折磨至死。历史学家罗梅罗在《阿根廷现代简史》一书中写道：“军政府虽然出台了死刑政策，但从未执行，因此所有的处决都是秘密进行的。有时，尸体被丢弃在街上，伪造成双方冲突造成的死亡或试图逃跑被击毙的样子;有时，尸体被叠成一堆，然后安置炸药炸毁，伪造成对某些游击队行动的有力报复。但大多数情况下，尸体被偷偷处理，或作为无名氏被埋葬在墓地里，或被集体焚烧……或被注射药物陷入昏迷，然后捆上水泥抛入大海。通过这些手段，在阿根廷，没有死亡人员，只有失踪人员。”1983年，军政府下台，民选总统阿方辛执政后设立了全国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根据随后出版的《绝不重演：全国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报告》显示，教师、记者、作家、学生等占到失踪者总人数的29.6%。
鲁道夫·瓦尔希等知识分子的遭遇使留在国内的作家充分意识到处境的危险，出于对自身安全的考虑，他们不得不巧妙地运用叙事策略，采用象征、隐喻等手法隐晦地去讲述，去抗争。作家安娜·玛丽亚·苏亚(Ana María Shua)坦言：“敢写国家之事的作家都不在国内，我们这些身在国内的作家只能借助隐喻手法……我们都成了含蓄委婉的行家，我们的语言和情绪皆由影射构成。”她的长篇小说《我是病人》(Soy paciente)，讲述了一个男人莫名其妙地住进了医院，医生对他进行各种检查与治疗，却从不告诉他到底身患何病。起初，他试图逃跑，但最终他接受现实，把医院当作自己的家，把自己当作一个真正的病人。小说情节看似荒诞不经，实则充满对独裁统治下的病态社会的影射。
皮格利亚无疑是另一位隐微写作的作家代表。他的长篇小说《人工呼吸》(Respiración artificial)被誉为当代阿根廷最出色的10部小说之一，这部作品的创作初衷源于作家的一次经历。皮格利亚曾于1976年底赴美讲学，学期结束后，他没有选择留在美国，而是决定回到阿根廷：“1977年6月，我回到阿根廷。我出门，在城市里行走，有种阔别多年重归故里时才有的陌生感。最先引起我注意的是军人们更换了路标：原本白底的公交路牌被换成了另外的牌子，上面写着：关押所。这些指示牌道出了真相，一切都昭然若揭，恐怖在城市里悄然蔓延。布宜诺斯艾利斯就像一个被攻陷的城市，侵略军已经开始扫荡。城市成了一个隐喻。黑色恐怖已侵占城市的每个角落，与此同时，人们的日常生活却仍在继续，大街上，人来人往，一如既往。这种双重现实的冲击正是独裁时期惨痛现状的象征。”
这一经历带给作家极大的触动。“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在独裁统治的高压之下，皮格利亚巧借侦探小说之形，创作了影射意味极强的《人工呼吸》。表面上看，作品讲述了青年作家伦西与舅舅马基之间的一段故事。舅甥俩通过鸿雁传书探讨历史、文学、哲学等话题。一年后，他们相约见面。但当伦西抵达边境城市康可迪亚时，马基并没有出现，等待他的是舅舅的好友塔德维斯基。隐藏在伦西和马基等人物故事背后的，其实是一个关于军政府统治时期失踪者的故事。皮格利亚用一个破碎的、开放的、含混的文本隐晦记录了暴政下的社会现实。这部名为《人工呼吸》的小说，全书只有书名出现了“人工呼吸”几个字，但正是在这四个字中，传递着一种在逆境中坚持的信念，哪怕一切让人窒息，无法喘息，甚至自主呼吸已经停止，但只要坚持人工呼吸，就仍有生的希望，就能等到自由呼吸之时。小说末尾写道：“塔德维斯基走到窗边，只见微光初现，暗夜渐渐褪成灰蒙。他背对着我，望着外面，说道，拂晓已至，天快亮了。”
正如胡安·赫尔曼在诗中写的那样：“拿起断了尖的铅笔/他们继续书写”。作家们用看似纤弱的笔杆子与军政府的枪杆子抗争，记录下最残酷的阿根廷现实。巴尔加斯·略萨在谈及专制政权统治的社会时曾写道：“小说和历史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二者互相混淆，互相取代，经常不断地改变身份，如同在假面具舞会里一样……掌权者不仅擅自使用控制人们行动(言论和行动)的特权;而且要求管制人们的想象、梦幻，当然还有人们的记忆力……把历史变成政府的工具，以便担负起统治者合法的任务，还担负起为统治者的暴行提供杀人不在场的证明。”(转引自：《谎言中的真实》，赵德明译)
独裁政府将小说与历史混淆，将虚构变成历史，借此伪造官方记忆，篡改历史。军政府把阿根廷比喻成一个癌细胞正在不断繁殖扩散的病体，为此，他们不得不扮演医生的角色，采取外科手术般的暴力行动，切除恶性肿瘤以挽救阿根廷的生命。独裁政府大肆宣扬“外科手术”的故事，使用一系列词汇粉饰其暴行，如“疾病、肿瘤、彻底切除、大手术等，一言概之：挥利剑斩顽疾。”
作为一种游戏的抵抗，阿根廷作家也将小说与历史混淆，只不过是将历史变成虚构，将真相深藏于虚构之中，用虚构去反映现实，用文学的真实揭露“官方说法”。具有知识分子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阿根廷作家，以文言说，记录现实，以一己之力，揭露“肮脏战争”的独裁暴行。流亡国外的作家，在他乡彼岸以文呐喊，控诉军政府的暴力行径;留在国内的作家，则如一个走钢丝的人，身处高空，冒着生命危险保持着平衡，光脚走在布满利刺的语言的钢丝上，砥砺前行，在字里行间留下被独裁政府抹杀或篡改的真相。一部部文学作品，恍若珍贵的照片，以不同的视角，记录下黑暗年代的某个瞬间。回望历史，那虚构中呈现的现实是否更为真实呢?
时至今日，人们对“肮脏战争”的描述和追问依旧没有停止。2015年，女作家玛尔塔·迪永(Marta Dillon)的小说《她出现了》(Aparecida)面世。迪永的母亲是一位思想激进的律师，于1976年10月28日被军政府带走，从此杳无音讯。2010年，迪永母亲的遗骸被找到。这个消息，让失踪30多年的母亲“出现了”，并促使迪永写下了这部讲述“关于我母亲的一切”的小说。但这何尝不是一部关于“失踪者二代”的书呢?恐怖的童年记忆、撕心裂肺的丧亲之痛、漫漫数年的寻找和等待，这些都是失踪者子女一代的集体记忆和创伤叙事。
2015年年底，阿根廷著名导演哈维尔·托雷(Javier Torre)的新片《午宴》(El almuerzo)上映。这部电影聚焦的正是40年前那场著名的“午宴”。1976年5月19日，独裁者魏地拉设宴邀请时任作协主席奥拉西奥·拉蒂(Horacio Ratti)、卡斯特亚尼神父(Leonardo Castellani)，以及当时阿根廷国内最负盛名的作家博尔赫斯和萨瓦托(彼时，科塔萨尔已旅居法国)，希望可以“开诚布公地谈一谈，探讨在新形势下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敏感的时期和特殊的人物，使这场宴会成为阿根廷当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谜团。后来公布的史料证实，赴宴的4人当中，只有卡斯特亚尼神父向魏地拉询问了几天前失踪的作家孔蒂的下落，拉蒂则是交给魏地拉一份被捕作家名单，希望政府有所交代。而博尔赫斯和萨瓦托并未进言。博尔赫斯对庇隆的憎恨众人皆知，因此，在军政府刚上台的一段时间里，他把这场政变视为庇隆时代的终结，寄希望于魏地拉，希望军政府可以带给阿根廷一个光明的前景。他毫不掩饰对独裁政府的支持，称他们是“绅士”，并直言：“我感谢魏地拉总统，感谢他拯救了我们的祖国。”当然，后来博尔赫斯对此言论表示了道歉。博尔赫斯对军政府的态度多少获得了民众的理解，但萨瓦托在“肮脏战争”期间的表现却成为他人生的一个污点。也正是因为此，赫尔曼、加莱亚诺、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作家才与萨瓦托分道扬镳。哈维尔·托雷的这部《午宴》以纪实的风格，让镜头在孔蒂被捕、被拷打的血腥画面和气氛看似平静实则暗流汹涌的午宴之间来回切换，试图再现“肮脏战争”时期以作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境遇，挖掘暴政之下知识分子的道德困境和人性挣扎。
探戈歌王卡洛斯·加德尔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你的庇护下，我们不再万念俱灰。时光匆匆飞逝，痛苦渐渐消散。我亲爱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当我再次见到你，再没有悲伤，也没有遗忘。”然而，有一种痛，却如针如刺，伴随岁月的年轮一遍又一遍地碾过阿根廷人的心头。整整40年过去了，五月广场的母亲们早已满头白发，身形伛偻，但那白色的头巾依旧在风中飘扬，执着地追问着关于失踪者的一切，提醒人们，一切都没有遗忘，一切也不该被遗忘。整整40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阿根廷作家用文学捍卫记忆，用书写抵制遗忘。他们重返黑色年代，深入历史的梦魇，挖掘那些蛰伏在记忆旮旯里的真相。博尔赫斯说：“遗忘，也是记忆的一种形式”。那么，这场遗忘，已被回忆写满。
人学研究网·人类通史栏目编辑：童心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