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滢坤，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关于唐五代儒家经典的启蒙教育，学界一直关注得很少，更多的是研究敦煌文献中发现的童蒙读物。唐五代科举考试主要以儒家经典为内容，直接影响了童蒙教育的内容，以《孝经》《论语》为核心，兼及“五经”的儒家经典，就成了童蒙教育主要内容，也确立了后世童蒙教育重视儒家经典教育的传统。笔者在大量收集传世典籍和敦煌文献、墓志的基础上，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梳理和研究唐五代童蒙教育中经典教育的内容、方法以及影响，以期对该问题有个整体的认识。
一、童蒙教育与经典启蒙
隋唐五代童蒙教育大致可以分为识字、读经、属文和专习四个阶段。如中宗朝李恕的《戒子拾遗》中记载培养子弟的方案：“男子六岁教之方名，七岁读《论语》《孝经》，八岁诵《尔雅》《离骚》，十岁出就师傅，居宿于外，十一专习两经”。从这一方案来看，童子在六岁时须接受识字、名物、节气和天文等生活知识的启蒙教育;七岁开始读《论语》《孝经》等，接受经典启蒙教育;八岁开始读《尔雅》《离骚》等，进行文学启蒙教育;十岁外出拜师，进一步深造;十一岁就可以专习两经等通经教育，以便参加童子科考试，或为将来参加更高层次的科举考试做准备。当然，这只是士族之家比较理想的启蒙教育计划，并不能代表所有唐五代启蒙教育的全部。从笔者考察的情况来看，唐五代童蒙经典教育有以下特点。
(一)童蒙教育以儒家经典教育为主
1.以《孝经》《论语》为核心
从笔者统计《旧唐书》《新唐书》《全唐文》，以及唐五代墓志资料、敦煌文献中有关资料来看，唐五代童蒙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尤以《孝经》《论语》为重，也是自汉魏以来童蒙教育就重视《论语》《孝经》的传统。童子在六七岁就开始接受识字、名物等知识教育，同时培养孝道和仪礼等行为、举止规范，为诵读《孝经》《论语》打好基础，再诵《春秋》《诗经》《尚书》《礼记》《周易》“五经”，甚至涉猎“九经”，大致遵循因人而异，由浅入深，由少而多的“循序渐进”的原则。
唐五代童蒙教育重视《孝经》《论语》的原因，首先是由《论语》《孝经》的内容和国家需要培养的人才决定。《孝经》“以纪天经地义”，《论语》“以纪先圣微言”。李华曾经指导外孙读书云：“汝等当学读《诗》《礼》《论语》《孝经》，此最为要也。”但《诗经》《礼记》的难度较大，童子最早的启蒙教育则是以《论语》《孝经》为重。杜佑说：“《论语》诠百行，《孝经》德之本，学者所宜先习。”但具体实践中，通常以《孝经》为先，《论语》为后。如薛鲁鲁“儒家之令子”，“五岁能诵《孝经》十八章，七岁通《论语》廿二篇”。又权顺孙，幼有敏志，“读《孝经》《论语》《尚书》”。元衮，“六岁入小学，读《孝经》”，“七岁学《论语》”。这应该是由“蒙以养正”即童蒙教育的根本性质来决定的，童蒙教育重在“义方”，“以明尊卑之义，正长幼之序”，因此，宣传“百行孝为先”，以“孝为本”的《孝经》，对培养和端正儿童的品性和行为举止无疑尤为重要。《论语》的地位要高于《孝经》，虽然有“半部《论语》治天下”说法，被视作治国利器，但《孝经》宣扬的忠孝观念，更加符合最高统治者的统治需求。开皇十年(590)，隋文帝就亲自主持国子学释典仪式，并命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宣扬忠孝，足见官学对《孝经》教育的重视。唐高祖十分重视《孝经》启蒙教育，在武德七年(623)专门下诏，奖拔表彰史孝谦为两个幼子“讲习《孝经》，咸畅厥旨”，强调“义方之训，实堪励俗，故从优秩，赏以不次”，借以加强《孝经》教育。唐太宗也说：“百行之本，要道惟孝……齐礼道德，耻格之义斯在。”唐玄宗亲自御注《孝经》，在天宝三载下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诵习。乡学之中，倍增教授，郡县官长，明申劝课”。童子先读《孝经》，后读《论语》，除了内容方面的原因外，应该与《孝经》较为简单，内容比较少，比较容易被幼童掌握有很大关系。
其次，科举考试强化了童蒙教育中《孝经》《论语》的地位。唐五代童子科考试的最主要内容是《孝经》和《论语》，直接刺激了童子学习这两部经书的积极性。童子科考试，“习一经兼《论语》《孝经》，每卷诵文十科(条)”。如后唐天成四年(929)正月，幽州节度使赵德钧孙赞，“年五岁，默念《论语》《孝经》，举童子”，赐别敕及第。唐五代明经、进士、秀才等常科考试，均须兼修的《孝经》《论语》，也就意味着举子都必须从小修习这两部经书。在唐五代科举指挥棒的指导下，科举考什么，士子就学什么，因此，士人想参加举业，就必须从小重视最基础的《孝经》和《论语》的启蒙教育。
2.兼及“五经”
“五经”作为中国古代圣王、贤哲治理国家的经典和法宝，备受重视。正如归崇敬所云：“‘五经’‘六籍’，古先哲王致理之式也。国家创业，制取贤之法，立明经，发微言于众学，释回增美，选贤与能。”因此，唐五代童子在接受《孝经》《论语》启蒙之后，便会诵读《尚书》《春秋》《毛诗》《礼记》《周易》等“五经”，“五经”对儿童而言难度有点大，只有比较聪慧的儿童才敢修习“五经”，属于超前教育，多数情况是选习“五经”中的一两经，罕有通“五经”者。
“五经”中最受童子欢迎的应该是《春秋左传》。《春秋左传》“文采若云月，高深若山海”，有“文之有左、马”之美称，“言简而要，其事详而博”。在隋唐“以文取士”的风气下，童子读《左传》可谓一举两得。不仅如此，《左传》讲的是“历代君臣大本，成败大较，忠贤功用，奇正方略”，唐人称赞其“为百王不易法”，远超《史记》。如中唐马燧“年十四从师讲学，因辍卷喟然曰：“大丈夫当建功立名，以康济天下，岂能矻矻为章句儒耶?”马燧“读《左氏春秋》、孙吴《兵法》”，“会其归趣，如指诸掌”，后来成为抗蕃名将，应与此有很大关系。吕温曾云：“所曰《春秋》者，非战争攻伐之事，聘享盟会之仪也，必可以尊天子，讨诸侯，正华夷，绳贼乱者，某愿学焉……尝阅雅论，深于《春秋》，其间所得，实曰渊正……童蒙求我，兄得辞乎?朝闻夕死，某可逆乎?”吕温年幼之时，就师“从陆贽治《春秋》”。由于《春秋左传》相对来讲难度较大，一般是在童子学习《孝经》《论语》之后，年纪稍大，才学习。如垂拱元年(685)，高殇子知“诗礼之规”，十五岁“通《左氏春秋》及《尚书》”。又殷践猷，“年十三，日诵《左传》二十五纸”。年纪较小的童子，需要老师教授方可修习，如贞观中，薛震六岁，就“受《左传》于同郡韩文汪，便质大义”。史学家刘知几十二岁，就由其父授《左传》，“期年而讲诵都毕”。中唐以后，士人重《左传》应该与古文运动重《左传》，形成“春秋学派”有很大关系。加之，《春秋左传》讲的是“王道之正，人伦之纪”，长庆二年(822)二月谏议大夫殷侑建议，以《左传》《公羊》《穀梁》置三传科，“以劝学者”，穆宗于是下诏设三传科，对及第者优予处分，劝勉学子积极研习三传，此举必然也激发了童子读《左传》的热情。
《周易》，司马迁将其列为“群经之首”和“大道之源”。唐代吕温也说《周易》，“可以正性命，观化元，贯众妙”。唐五代童子学习《周易》的情况相对较少，主要是因为《周易》内容深奥，实用性不高，童子学习难度大。仅见唐休璟、李慈、吕方毅等少数才智出众的童子修习《周易》。
在科举考试“以文取士”的情况下，学习《诗经》无疑对童子生活知识启蒙和文词修养至关重要。唐太宗“爰自幼年，夙禀庭训”，就曾“学闻《诗》《礼》”。后来，李唐还将学习《诗》《礼》作为皇室庭训，下诏要求诸王“敦《诗》闻《礼》”。由于《诗经》一般也是童子在修完《孝经》《论语》之后，才学《诗经》。如贞观中，十一岁的童子李慈诵《孝经》《论语》《周易》之后，才习《毛诗》，“时号神童”。又元和中，杨行立“七岁通《孝经》《论语》，十岁明《诗》《礼》”。
中国古代“王者设教，劝学攸先，生徒肄业，执礼为本”。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唐人赵匡亦云：“立身入仕，莫先于《礼》。”显然，《礼记》对规范童子行为举止的启蒙教育具有最重要意义。《礼记》内容较难，一般童子需要从师诵读。如唐初唐休璟“少孤，授《易》于马嘉运，传《礼》于贾公彦”。褚无量“幼授经于沈子正、曹福”，“尤精《礼》、司马《史记》”。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四王之乱”，造成了政局不稳，社会失序，德宗深感“万品失序，九庙震惊”，希望以“礼”来匡正天下秩序，巩固其地位。贞元五年(789)，德宗增设“三礼科”，专门鼓励举子以《礼记》《仪礼》和《周礼》为业，客观上也促进了童蒙教育对《礼记》的重视。
《尚书》对童子来言，是最难读懂的儒家经典。《尚书》记录了虞、夏、商、周各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被视为中国古代帝制社会治世经典，也是贵族、官宦子弟，以及士大夫必修的“明王道”之学。《尚书》所用的语言、词汇比较古老，言语艰涩难懂，年龄稍大的童子才能选习。神童刘璿也是先读《诗经》，后诵《尚书》。最典型的例子是刘知几，其父为了让其读《尚书》，“屡逢捶挞”，学业还是进展很慢，后来其父随其所愿，先学《左传》，再学《尚书》，反而学业精进，效果非常好。后唐同光二年(924)，七岁童子郭忠恕登童子科。有诗云：“在昔举神童，广场推杰出，《尚书》诵在口，《何论》落自笔。”说明《论语》相对简单，郭童子已经能够随意默写，而《尚书》只能口诵而已。P.2643《古文尚书》末有“乾元二年(759)正月二十六日义学王老子”的题记。这是敦煌文献中所见的唯一一件学郎学习《尚书》的实例。
总体而言，唐五代童子诵读经典基本上以《孝经》《论语》重，兼及“五经”为主，内容罕有超过“五经”的范围，仅见卢迈早岁从师“崔文贞公讲学至《穀梁传》”。多数情况，只要是童子能够诵读《孝经》《论语》精熟，就成了所谓的“神童”，进而参加童子举、童子科考试了。一般童子能诵读《孝经》《论语》都比较困难，读三四部经典的童子就已经非常厉害了，罕有通读“五经”者，极少数童子会选读《老子》《尔雅》等。如唐初李慈十一岁，能够诵《孝经》《论语》《周易》《毛诗》《尚书》等五部经书，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神童”，实为罕见。又裴耀卿八岁时，就已经修《毛诗》《尚书》《论语》和《礼记》了，应当也少不了《孝经》，因此“神童擢第”。又权顺孙幼有敏志，读《孝经》《论语》《尚书》，“凡举措语言，循理谕义，出常童远甚;方肄小戴《礼》，业未竟而感疾”。又天宝中独孤及“七岁诵《孝经》”，“后博究五经，举其大略，而不为章句学，确然有可大之业”。又如元和二年(807)卒的九岁小孩萧元明“已诵得《孝经》《论语》《尔雅》《尚书》”。又杨行立，“七岁通《孝经》《论语》，十岁明《诗》《礼》”，可惜早卒了。更多的时候，说某童子能修“五经”，应该是一种溢美之词。如《旧唐书》云，郭承嘏“比及成童，能通《五经》”。
二、从儒家经典向文学的转变
唐初童蒙教育基本上以儒家经典为主，其主要原因是在唐初科举考试中明经科的地位较高，儒学较盛，名儒聚徒讲学的情况比较常见，士庶子弟有较多机会从师名儒受教，故童蒙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如唐休璟“少孤，授《易》于马嘉运，传《礼》于贾公彦”，二公均为当时的名儒。褚无量“幼授经于沈子正、曹福，刻意坟典”，“尤精《礼》、司马《史记》。即便是地方子弟，也有机会师从当地名儒。如名儒曹宪在江都讲学，生徒多达数百人，不乏有童子在其中，卢照邻十余岁，“就曹宪、王义方授《苍》《雅》及经史”。
为了振兴儒学，推动科举考试的公平性，经过唐太宗、高宗组织孔颖达等名儒的不懈的努力，对儒家经典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永徽四年(653)三月，高宗颁布孔颖达等整理的《五经正义》，要求国子监、州县学等官学系统按此标准注疏进行讲解，作为科举考试评判标准。“五经”的标准化的同时，也抑制了唐人对儒家经典的研究。加之开元天宝以后，进士科的兴起，明经系诸科地位下降，形成了“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局面。经学教育遇到前所未有的衰落景象，“其先进者，亦以教授为鄙，公卿大夫，耻为人师，至使乡校之老人，呼以先生，则勃然动色”，与魏晋时期“以讽诵章句为精，以穿凿文字为奥”的风气截然相反。大文豪柳宗元也感慨：“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他还赞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然而，韩愈作为古文运动的领袖，所传授的内容已是文学，与经学关系不大。盛唐以来经学教育的衰败，直接影响到了经学在童蒙教育中的地位，反而被文学所代替。
其实，这一转变在唐前期就已显现端倪，贞观末进士考试就出现了“体性轻薄，文章浮艳”的现象，时有童子杜易简，“九岁能属文，及长，博学有高名”，后登进士第。随着武则天专权，由于其“颇涉文史，好雕虫之艺，永隆中始以文章选士”;在其君临天下二十余年，“公卿百辟无不以文章达，因循遐久，浸以成风”。受朝官选举和科举考试的影响，童蒙教育也有所变化，童子先属文，后诵经的情况逐渐增多。如总章二年(669)，宋璟“七岁能属文，一遍诵《鵩鸟赋》”，到了年十六七岁，才读《易经》。又景云二年(711)，宋裕“五岁诵古诗，十二明《左氏》。此类情况不少，恕不一一枚举。
盛唐以降童蒙教育崇文轻经的趋势更加明显。开元天宝以后，吏部铨选和礼部科举考试“以文取士”的标准更甚，诗赋成了进士科考试的最重要内容，更加助长了全社会崇文的风气，也改变了童蒙教育的内容。与此同时充当家学、私塾、乡学、村学等各类形式的学堂和学校的老师，多由官员、落第举人，及其女眷承担，而这些人随着社会的变迁已经多擅“属文”即诗赋，轻经义，无形中自觉地改变了童蒙教育的内容。因此，开元以后，童蒙教育崇重诗赋的情形，大有超过《孝经》《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趋势。很多时候，童子从小就直接读诗书，进而学习如何写诗赋。开元四年(716)，苑咸才七岁，便“诵诗书，日数千言，十五能文，十八应乡赋”，不再提读《论语》等儒家经典的事。基于时代发展的趋势，即便是世儒之家也开始注重诗赋启蒙教育。如宋庭芬，世为儒学，但“有词藻，生五女，皆聪慧，庭芬始教以经艺，即而课为诗赋，年未及笄，皆能属文”，“德宗俱召入宫，试以诗赋，兼问经史中大义，深为赏叹”。像宋庭芬这样世为儒学，兼通诗赋，教授子弟时，重视诗赋是一种时代趋势，并非其特别之处。当然，中晚唐也不乏一些没落旧士族，为了维护旧秩序，坚守经学，反而不愿属文，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李德裕。虽然李德裕自称家不置《文选》，“尤精《西汉书》《左氏春秋》，耻与诸生同乡赋，不喜科试”，但还是受整个社会崇文风气的侵染，他本人的文学造诣非常高。李德裕尽管主张进士科考试以经术取人，但他还是非常喜欢奖拔擅长诗赋的孤寒童子、进士而闻名。如刘邺因为其父三复为浙西观察使李德裕从事的缘故，刘邺“六七岁能赋诗，李德裕尤怜之，与诸子同砚席师学”，说明中晚唐童蒙教育重视诗赋，甚至评价儿童聪慧与否的标准。
在中晚唐整个社会崇文的情况下，士庶子弟从小接触的名著诗人和文化名流的机会增多，获得点拨和荐拔的机会也会增多。如韦渠牟，“少警悟，工为诗，李白异之，授以古乐府”。宝应中，崔俌“始年六七岁，善属五字篇，时为文者大异之;年十四五，闻江淮间善诗者钱起、韩翃之伦，□服其奇，与之属和”。宗室李贺，“七岁能辞章”，因受韩愈、皇甫湜知遇而闻名。
中晚唐流行的诗文集也影响了童蒙教育的内容。如白居易“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后来进士及第，与元稹以“元白体”诗闻名天下。元和间“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元稹和白居易的诗，“竞作新辞，自谓为“元和诗”。特别是白居易的《秦中吟》《贺雨》在长庆年间，传播甚广，“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对乡村童蒙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致出现“村校诸童，竞习歌咏”的情况。乡村教师将教授“乐天、微之诗”，作为一种时尚。文宗朝李戡云：“尝痛自元和以来，有元白诗者，纤艳不逞，非庄士雅人，多为其所破坏，流于民间，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语，冬寒夏热，入人肌骨，不可除去。”白居易、元稹的诗在乡村学校广为流传，应该与元和、长庆年间，“元和诗”盛行有很大关系。晚唐乡校童子又兴读杜牧的诗集。据皮日休《伤严子重》序云：“余为童在乡校时，简上抄杜舍人《牧之集》，见有与进士严恽诗。”显然，晚唐乡村童子诵读白居易、元稹、杜牧、严恽等名流的“百家诗”情况非常普遍，已经完全改变了唐初先经后文的儿童启蒙教育，基本上呈“重文轻经”的态势，与科举考试的科场风气基本一致。于是，晚唐五代童子更注重属文。如柏元封“七岁就学，达诗书之义理;十年能赋，得体物之玄微”，后登太常第。晚唐五代童蒙教育更是以诗赋为重，如敦煌本《父母恩重经》云：“设使身成童子儿，年登七八岁髻双垂……女即使闻周氏教，儿还教念百家诗。”显然，男儿启蒙教育直接归结为“教念百家诗”，说明民间童蒙教育最为重视诗赋了。
三、经典启蒙教育方式与科举导向
唐五代经典启蒙教育主要体现在教育方法和童蒙读物的编撰方面。唐五代经典童蒙教育比较注重背诵，通过让童子大量背诵儒家、道家和百家之言，为其长大之后学习和领悟经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背诵也是唐代童子科考试的重要方式，童子科举考试要求所习经文要能“精熟”，并“经旨全通，兼自能进书写”。童子科考试注重背诵自然影响了童蒙教育重视对《论语》等儒家经典的背诵。
在背诵的基础上，童蒙经典教育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听写和默写，敦煌文献中保存的童蒙读物上的二郎题记，为我们了解这一教育方式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如P.2825《太公家教》末题“大中五年(850)正月十五日，学生宋文显读，安文德写”，显然，这件《太公家教》是由学生宋文显读诵，由安文德书写，也就是今天小学生中经常使用的听写。S.705《开蒙要训》末题“大中五年(851)辛未三月廿三日学生宋文献诵，安文德写”，看来同年三月份，这两个学生又听写了一本《开蒙要训》。让每个孩子都背诵和默写经典和蒙书肯定有一定的困难，因此抄写就成了比较常见的学习方式。又散665《论语集解卷第一》末题：“大中五年五月一日学生阴惠达受持诵读，书记。”说明这件《论语集解》是学生阴惠达诵读之后，自己又亲手抄写的。又如晚唐李存十岁，“则通礼乐，读九经、三史文，亹亹在口，及见古人奇节至行，文字精洁者，必自钞纳，积数千幅”。
在诵读、背诵、抄写和默写的基础上，再传授经义，让学童理解经义。卢仝《寄男抱孙》云：“当是汝母贤，日夕加训诱。尚书当毕功，礼记速须剖。喽啰儿读书，何异摧枯朽。寻义低作声，便可养年寿。莫学村学生，粗气强叫吼……殷十七老儒，是汝父师友。传读有疑误，辄告咨问取。”这是卢仝出门在外，不忘儿子的教育，为其制定的学习计划，要求儿子抱孙学习《尚书》和《礼记》都要快速，不能懈怠，同时必须剖析文义，读经要低声，明白经义，不要像村学生只会“粗气强叫吼”，特别要求若遇到“传读有疑误”，及时向自己的师友殷十七咨问、请教。显然，士族子弟，教育条件优越，从小可以跟随父母接受启蒙教育，即便是父亲离家，也可以在母亲和亲朋的指导下学习《尚书》《礼记》等难度较大的经典，并为其释疑、解惑。萧颖士自己说，“幼年方小学时”，在家人的教授之下学习《论语》《尚书》，“虽未能究解精微”，但“由是心开意适，日诵千有余言”，可见童子尽管对经义理解得不是很透彻，但对其学习和背诵经书都有很大裨益。唐代经义教授，一般采取“朝授昏诵”的方式，容易让童子“贯穿义理，穷讨旨奥”。
对活蹦乱跳的小孩子而言，背诵的经书无疑是件痛苦无趣的事，适当的捶楚和惩戒也是很有必要。惩罚式教育是中国古代童蒙教育重要经验之一。其目的不是在于捶楚孩子，而是树立老师威严，约束孩子玩性，收敛其心，令其专心学业。P.2746《孝经一卷》末记载了一首诗，为庚辰(860)学士郎翟腾飒、翟暄飒读完《孝经》的感受：“读诵须勤苦，成就如似虎。不词杖捶体，愿赐荣驱路。”看来小孩子多半是在“杖捶体”的情况下，勤苦诵读《孝经》，而且学业是“成就如似虎”，飞快长进，奔向锦绣前程。不独是乡村教师这样子教育孩童，士族之家照样如此，即便是苏珽、刘知几等神童级小孩也免不了受捶楚之痛。如苏颋小的时候其“父瓌训厉至严，常令衣青布襦伏于床下，出其胫受榎楚”。唐代最著名的莫过于河东柳公绰家族，竟然为了防止子弟夜晚读书疲惫，特意将苦参、黄连“和熊胆丸”，让子弟“咀咽以助勤”。然而，柳氏的做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子弟中多人进士、明经及第，应与起家严明有很大关系。至于士庶之家子弟“囊疏萤易透，锥钝股多坑”的苦读现象，在唐五代很常见。
不过，棍棒教育毕竟不如诱导教育，面对浩瀚的“五经”，成人尚且望而却步，对童子而言更是非常困难，依据童子的聪慧程度和喜好，“因材施教”，更能提高学习效率。孔颖达云：“若年幼又顽钝者，当教以小事，又与之少，是不越其节分而教之，所谓‘孙，顺也’，从其人而设教也。”如刘知几的父亲充分利用其喜欢《春秋左氏传》，迎合其志，“授以《左氏》，期年而讲诵都毕，于时年甫十有二矣”。于是其父让他专修《春秋左传》，没想到刘知几很有自己的想法，认为专修一经，容易偏听偏信，“乞且观余部，以广异闻。次又读《史》《汉》《三国志》，既欲知古今沿革，历数相承于是触类而观，不假师训”。幸运的是其父充分尊重了刘知几的意愿，将刘知几培养成了唐代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当然，如果是特别聪明的童子，自然就远离夏楚。像萧颖士那样聪明的童子“日诵千有余言，夏楚之威，不曾及体”。
唐五代童蒙教育对童子学习经书、属文和史学也有个大致顺序。史学启蒙教育不及经学和文学启蒙教育，一般等儿童快成童时，或者说修习经典和属文之后，才考虑修史。如颜践猷，“年十三，日诵《左传》二十五纸”，“尤精《史记》《汉书》、百家氏族之说”。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著名史学家刘知几。又如张荐之父“代名儒学”，其“七岁善属诗，十岁通太史公书，未弱冠，有令声于江湖间”。又晚唐李存十岁，“则通礼乐，读九经、三史文，亹亹在口”，是所见童子读经、史最多者。又唐末宗室李裔毁齿之年，“洎从师学”“自《何论》《毛氏诗》《左氏春秋》”“以至班马二史，开卷阅视，如素习者”，贯通三经两史的情况比较少见。读书最广博的要数殷践猷，“年十三，日诵《左传》二十五纸。读《稽圣传》一遍，亦诵之。博览群言，尤精《史记》《汉书》、百家氏族之说”。
由于唐五代进士、明经、三礼、童子等常科举子都必须按照所选科目，选择“九经”中的经书作为主攻经书，参加省试。为了及早做好应试准备，士大夫在子弟接受启蒙教育时，就需要选择经书，有选择性地学习。一般童子能诵读《孝经》《论语》就很不错了，兼修“五经”者就已经很难得了，能通读“九经”者几乎是件无法完成的事。面对“九经”艰涩难懂，而且浩如烟海，童子不知如何入门，很难掌握其要领的情况，于是唐五代出现了导读、注疏“九经”的精粹、简约类童蒙读物。因此，为了解决童子学习“九经”精粹、大义的需求，从而出现了从“九经”中辑录精粹言论，进行删繁节要，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分门别类加以编撰，以便童子学习和便览使用，从而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九经”的精粹，激发孩童的学习兴趣。于是，出现了摘要、略抄、摘抄“九经”和其他文史书籍中的警句、名言、典故等，编成《新集文词九经抄》《文词教林》《勤读书抄》《励忠节抄》《初学记》《语对》《类林》《事林》《何论体类书甲》等通俗读物。以《新集文词九经抄》为例，该书为“训俗安邦，号名家教”的一部通俗蒙书，内容具有“罗含内外”“通禅内外”的三教融合特点。该书“援今引古”，援引典籍非常丰富，共计89种之多，主要以《易》《诗》《书》、“三礼”“三传”等九经及《论语》《孝经》为主，兼及《老子》《庄子》《列子》《文子》，显然，此类童蒙读物在编撰的过程中，就是考虑科举考试的需要，特别是将《老子》《庄子》《列子》《文子》“四子”内容大量摘抄，正好说明天宝《新集文词九经抄》是为科举考试服务的，反映了科举考试对童蒙读物的影响不仅很深入，而且很及时，童蒙读物不断根据科举考试的要求不断完善。
《文词教林》的编撰结构和体例、援引内容与《新集文词九经抄》存在明显的雷同，《新集文词九经抄》征引了《文词教林》的很多内容，郑阿财先生认为《新集文词九经抄》是在《文词教林》基础上新编撰的童蒙读物。正好说明《文词教林》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经过不断的重新编辑，又出现了《新集文词九经抄》《新集文词教林》等新的童蒙读物，从而适应举子从事举业的需要。
敦煌文献中还发现了《百行章》《太公家教》《武王家教》等，则是对儒家、道家乃至百家经典中的有关孝行、修身、处事、读书、仕宦、治世等训戒类名言警句和文词精粹，加以吸收和转化，编辑为儿童容易接受的语句，帮助儿童理解古代经典和文化礼仪。
唐五代神童举、童子科的设置直接举促生了幼童的超前启蒙与过度教育。如李慈五岁就接受识字教育，十一岁竟然能诵《孝经》《论语》《周易》《毛诗》《尚书》等五部经典，参加明经科考试及第，时号“神童”，这些即便是成人也很难做到。又裴耀卿以“《诗》《礼》成于小学，八岁神童擢第”，想必裴耀卿已经诵读完了《孝经》《论语》，其超前程度可想而知。唐代童子科设置无疑促进了社会上早教风气的兴起，世人从小注重童蒙教育，及早参加童子科考试。即便是“早举童子”落地之后，不第，便持之以恒，长大后再参加进士等科的考试。因此，很多低龄儿童，还不到官方规定的十四岁就进入太学、弘文馆和州县学等官学中学习，进而获取科名。如薛震六岁，学《左传》，“八岁，善属文”，“十一，弘文馆读书，一览不遗，万言咸讽”。如萧颖士“四岁属文，十岁补太学生。观书一览即诵，通百家谱系、书籀学”。萧直，“十岁能属文工书，十三游上庠，十七举明经上第，名冠太学”。如贞观十年(636)，刘璿幼年在蜀，“五岁诵《骚》《雅》，七岁读《诗》《书》”，“十三游太学”，随后明经及第。
唐五代经典启蒙教育很大程度上是科举考试的影响的结果，基本是为科举考试服务，唐代童子科把传统意义上的经典启蒙的必读书《孝经》《论语》纳入最基本的考试内容，无形中强化了经典启蒙教育中《孝经》《论语》的地位。随着高宗上元元年(674)以后，《孝经》《论语》被正式纳入进士、明经等常科科目的必考内容之后，更加巩固了《孝经》《论语》在童蒙教育中的核心地位。加之，高宗永徽四年(653)，随着孔颖达《五经正义》修订，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经典以后，童蒙教育中“五经”的地位有所提高，一些聪慧的童子已经能够兼习“五经”中的部分经典，甚至全面诵读“五经”。
唐五代童子科考试无意中刺激了经典启蒙教育，一旦发现所谓的“神童”，“自朝之闻人，以及五都之伯长群吏，皆厚其饩赂”，往往是“作歌诗以嘉童子”，其造成的结果是“童子亦荣”，周游于名流、达官之间，荒废学业，反而与其父母追求“速成”的愿望大相径庭，往往泯灭了童子的聪明才智。经典启蒙教育一旦过分注重科目和功名，童子从小就为了应试童子科，“止在念书，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只知一味诵经，生吞活剥，不明大义，以致“对卷则不能读诵”笑话，一旦成名及第，立马不再努力读书，一味“滥蠲徭役，虚占官名”，反而抹杀了童子的聪明才智。家长往往“抑嬉戏之心，教念诵之语;断其日月，委以师资;限隔而游思不容，仆抶而痛楚多及”，完全是揠苗助长，通过限制儿童娱乐、强化教育，加以棍棒，强迫“孩童之意”。尽管如此，唐代科举考试不仅对经典启蒙教育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而且增进了童蒙教育中对“属文”的重视，为其日后修习诗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丰富了童蒙教育的内容，进而提高全民文化素质，在唐五代出现了文化的下移，与这一时期童蒙教育充分发展有很大关系。
人学研究网·中华文明栏目编辑：紫天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