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文初，史学博士，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祖宗崇拜的深层心理
广西象州有一座甘王庙，周边百数十里的百姓，无论瑶、壮还是被称作“来人”的客家人都奉信不已，香火旺盛。庙内主神当地人称作甘王爷。
甘王爷是象州本地人，生前常有非常之举，曾有一个风水师帮他择了一块宝地，说是如果用血葬，则子孙后代大富大贵。这个甘王爷当即回到家中，杀死母亲，葬入那块坟地里。他曾逼迫胞妹与一同年浪子通奸，又喜欢听邪淫歌曲(话说，在深受儒教影响的汉族看来，蛮夷男女对歌多为淫秽词句，故朱子主政福建时，就以严刑酷法对待当地山歌对唱这样的民风);死后，又常常显灵，危害一方;当地民人稍有不敬，则降祸殃民;作威作福，甚至欺压到官府头上。有一次，一位姓朱的县官下乡验尸回府，从庙前经过，一个小孩突然冲上去拦住官轿，说是奉甘王爷之命，要龙袍穿。那县官竟然毕恭毕敬、惟命是从，赶紧做了一件龙袍，给甘王爷披上。
甘王爷不仅在象州有他的本庙，在桂平的弩滩、紫荆马河等处还有分庙，可见当地民众信奉之众、敬拜之诚。可毕竟地处偏僻山区，这个小小神庙及当地民众那种近乎“邪淫”的信仰本应只为地方志乘所载，不该登大雅，更不会进入更广的历史叙事领域，但它与一百六十年前的太平天国革命有着直接的关系，洪秀全举义之前的“革命”行动之一，就有“打甘王爷”这种“破坏偶像”的英雄豪举。
这位事后的太平天王在一番横扫摧折之后，还在庙壁上挥笔题诗一首：题诗草檄斥甘妖，该灭该诛罪不饶;打死母亲干国法，欺瞒上帝犯天条;迷缠妇女雷当劈，害累人民火定烧;作速潜藏归地狱，腥身岂得挂龙袍。
落款是“太平天王题”，诗之外还有文，称“讨甘妖诏”，为洪秀全亲书，也贴在庙壁上。
后世史家记载这段历史时，会特别强调：洪秀全象州打毁甘王神像之举，在当地引起巨大震动，甘王爷威风扫地，洪秀全声誉大起，“信徒之数加增更速”云云。
这个故事自然可以做革命史学的经典例证，近代国史俱在，用不着多说。但这个故事也可以换一种解读法，比如，从中可以看到神道势力的较量与轮替，一如权力的变换转移，其背后不变的，却是民人永远需要的信仰，以及背后那种对于强力的恐怖与追崇，不管这种强力是杀母式的血葬，还是打杀神像式的骄横。
从这个故事中，还可以读出祖宗崇拜的强大魅影。祖宗崇拜乃是汉文化的正宗，而汉文化最重孝敬父母，甘王亲手活生生打死自己的母亲，怎敢称祖宗崇拜?
这里需要先做一点铺垫性的解释：
其一，祖宗崇拜以孝的大德被汉族人传承与宣扬，其表面上是对先祖的尊敬，骨子里乃是为自己谋荫庇。人类文化学认为，这是一种典型的对死者的炫耀性消费，目的在积聚象征资本、社会资源，光宗耀祖的背后，最终还是富贵逼人的诉求。
其二，祖宗崇拜背后的心理基础，在于相信祖宗能够影响甚至决定后裔子孙的福祸，换句话说，祖宗乃子孙的基因，时间尽管会流逝不舍，但无穷已的子子孙孙无不在祖先的基因掌控之中。
其三，既然承认祖先的决定性影响，从逻辑上说，子孙之命运应该已是注定，后世子孙只有听命而已;不过事实上，汉族人相信，祖先已死，基因可变：迁坟、移骨、念咒、施法、替祖宗念经超度、荫封三代、追赠谥号等等，当然也包括这个打杀自己母亲血葬的恶例。从学术角度讲，此类作为只是一种交感巫术——活人与死人通过巫术建立联系，相互影响，人类如此，人类与万物之间亦能相互感染作用，因为万物有灵;从汉族文化角度讲，则无非神鬼人一体，天地人一体的通俗解释罢。
其四，一般研究者将这种出格认作未受儒家文化影响的蛮夷风俗，我则更相信这是儒家文化的必然延伸。台湾历史学家王明珂注意到一个现象：处文化边缘的人，为着证明自己与中心文化的关系，会以一种夸张的方式展示核心文化的特征。打杀母亲以占风水，只是汉人祖宗崇拜的逻辑延伸而已。既然祖宗崇拜之目的在改变自己、子孙的命运，则只要有效，什么手段不能使用?!
因此，表面上看，这些只是民众迷信、底层文化，但实质上，这才是汉族文化的深层结构，精英与民众共享的历史意识。其差别仅在于，精英们使用的是一套专业性的学术话语，起源神话与历史崇拜是其对应物。
起源神话与历史崇拜
汉人的童蒙读物，一直在建构一种历史起源的神话谱系，正统史学的大宗也是起源神话，这些自然不必费词。就算在科学昌明的现代，民族史取代朝代史，国家史取代帝皇史，历史学还是难以逃离这种起源崇拜的影响。历史学家王尔敏怒斥一些学者将科学民主、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新人生观运动等与五四运动全然无关的历史事件一股脑纳入五四运动这个现代起源神话之中，说这样的写法是“运用文人的附会解说，把五四运动弄得肥肥胖胖”，“正可使蟑螂臭虫藏身其中，吸取五四的汁液”;他还说这是“无耻文人的冒滥”(梁实秋在谈及五四运动时的用语)，说“儒生杜撰五帝传说，被今人揭发，大肆挞伐。而面对当今文人的粉饰铺张五四运动，反而瞋目不见丘山，还谈什么科学治史”。八十老翁，如此激愤，可见这种起源神话，对于史学研究之危害，几可以说是学术之公敌。
但这还仅仅是史事方面的情况，如果进入文化史领域，则这种起源神话简直就可以用“历史崇拜”或“历史主义”这样的词汇形容了(关于“历史主义”，请参见卡·波普尔的《历史主义贫困论》，关于起源神话的理论批判，请参见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些著名史学家和思想家以至于谈西学“言必希腊”，论中土则“语必三代”，其思想的“深刻”似乎就在于将一切人类行为追索至某个自认为的最早起点，然后得出结论：中是中，西是西，人类历史从其开端，就已经分道扬镳了，此后的路只能各自沿着各自的路径走下去。就像由类人猿演化出智人与猴子这两类物种，尽管他们是近亲，但分途之后，猴子永远不可能变成人类，人类自然也不可能演化为猴子，此基因决定也。
历史研究的结论，就落入这种生物学的假说中。
其实只要稍具推理能力，就能明白，这种起源神话违背了基本的逻辑常识，即它将逻辑前件与后件的关系等同于因果关系、时间先后关系混淆为因果关系;而巫术思维背后，也是一种简单的谬误：将同时发生的事当做一种因果关联，空间上的共存，被当做整体的相关。正如汉语借用佛教词汇“因缘”以解释这个世界一样，因缘即因果，因果即因缘。
德国史家德罗伊森在《历史知识理论》中指出，起源神话犯了双重错误：从方法论角度看，历史研究中所有的“起源”其实都是从结束追溯前因的结果，“没有任何开端不是从一连串事情中回溯找出的相对的开端”，因此，与其说是在言说起源，不如说是在陈述结尾;而这种研究直接的结果就是历史“决定论”：“人们认为，社会中产生出来的事物，变成这个样子，是必然而不可避免的。因为前行的事物如此，因此社会中不可能有别的样子”。这种起源神话的错误，从思想上看，已经蕴含着“反动”的因素，它“是以历史中的事件来牵制现在的一切活动……只替保守及反动思想撑腰”。
更加危险的，是这种思维会导致一种绝对主义、本质主义毒素的泛滥，一些人执意找寻一个确切的绝对的源头，执意找寻事物的本质、找寻一种纯粹的民族特性与精神核心，但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的本质与纯粹的民族。于是，这些基因主义者就“发明”一种祖先的、民族的起源神话，一种纯洁的血统，纳粹主义历史学的起源正在这里。为此，德罗伊森回到对这种历史学的生物学拟喻的批判，他强调，就算是在植物的种子中，也不能发现植物的本质，因为种子的真实性及其价值，是在强烈的不断生长过程中才获得的。基因并非决定因素，环境才更为重要。
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
基因决定、起源神话其实不值得一驳，朱学勤曾经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嘲笑过这种历史研究倾向，说“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仅凭常识，任何起源的追寻，从逻辑上讲，都将是一个无限前伸的过程，正如当我们将炎黄这两个神话人物当做汉民族的始祖时(所以目前貌似严谨的提法改称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任何人都能进一步追问：炎黄之祖先的祖先的祖先呢?但这不是重点，因为即使我们都能看穿这种逻辑上的谬误，起源神话与历史崇拜还会阴魂不散，制约着我们思维的深层原因，不在历史中，而是现实。
德罗伊森说：“种子是找不到的，只有它结的果实中，才能见到原初源头的再现。如果这棵树不再结果实，那么也就是它的生命力量的终止。”
布洛赫说，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时代。无视这一东方智慧的历史研究就会失真。他还说，一个词的价值在于它的用途，而不是它的来源。祖先崇拜的困境就在于将原本是现实的问题引向历史，从而遮蔽了对现实的严肃思考，反过来，这种附会，也同时扭曲了对历史的理解。
看来，正如祖宗崇拜需要从子孙的动机中寻找根源一样，历史崇拜的根源也在现实之中。
1.历史的重要性乃是现代国家的发明，尤其是民族国家诞生之后的一项现代工程，它是那些无法掌握其他资源的政治人物的最后的资本，是民族主义者动员社会的最后工具。
2.在民族主义政治运动中，只有历史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改造的，它是可以自由创造的对象，在此，历史确实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3.但这样的历史绝非真历史。“历史”与其说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不如说是他们的养女，那些无生育能力者的继子与养女。它不仅是他们的自慰，而且满足了他们的癔症;不仅可以强奸，而且可以遗弃。从其对历史的反复即可见其一斑。
4.但它却有着惊人的社会效果：历史的话语最足以掩盖现实中的利益冲突及情感分裂，它以一种温情脉脉的话语淹没着一切不和谐音，历史在这里承担着幻觉剂的功能。
而且，它还掩盖了对未来的焦虑、无能甚至绝望。它将人们的眼光引向过去，将希望与光荣指向过去的辉煌，在怀古的迷思中自我陶醉。不必为现实痛苦，因为一切早已注定，只要回到黄金时代，一切问题必能迎刃而解。
好在为现实所逼的人们其实是没有多少余暇谈论历史的，正如祖宗崇拜永远是那些发达子孙的演出、“土豪”们的炫耀;无名小辈没有祖宗，无名祖宗也没有子孙，他们有的，只是赤裸裸的现实。历史学，无论是由哪个宗师所写，都无法遮蔽这种残酷的现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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