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西南：长江上游的宝墩文化
宝墩文化以四川新津县宝墩村遗址而得名(99)。在1995年底以来，在成都平原相继发现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100)、郫县古城(101)、温江鱼凫城(102)、崇州双河城(103) 等龙山时代城址，确立了成都平原早于三星堆文化的宝墩文化。该文化主要分布在成都平原，属于《禹贡》梁州之域，亦即古代巴蜀人居住的地方。宝墩文化的陶器以灰色为主，纹饰以绳纹或线纹为主，此外夹砂深腹的盆、簋口沿上也往往有压印的纹饰。器类主要有平底器和圈足器两种，不见三足器和圜底器。代表性器物有绳纹花边口罐、圈足罐、敞口圈足尊、盘口圈足尊、喇叭口高领罐、壶、宽折沿平底尊、宽沿盆等。由于宝墩文化的研究刚开始不久，深入探讨有待时日，现已经初步查明宝墩文化是三星堆文化的直接渊源。从目前发表的资料看，其文化面貌与中原龙山文化差别明显，应属于古巴蜀集团的文化遗存。
在宝墩文化内部相距不远的范围内，已经查明的龙山时代城址居然有6座之多，可见，当时的成都平原与长江中游和黄河中游聚落群和城址分布一样，反映出当时的成都平原亦走进了邦国林立的社会发展阶段。
6. 东南：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首次发现于浙江余杭县良渚镇一带(104)，1960年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命名(105)。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106)、武进寺墩(107)、余杭反山(108)、瑶山(109)、莫角山(110)、汇观山(111)、青浦福泉山(112) 等。太湖流域是良渚文化主要分布区，其中，杭州西北部的良渚、瓶窑和安溪一带，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区。这里大致相当于《禹贡》扬州的范围，亦即古越族的所在地。良渚文化玉器特别发达，多见玉礼器，如琮、璧、钺、冠状饰，以及管、璜、珠等。陶器以泥质灰陶和黑皮磨光陶和红褐色夹砂陶为主，表面磨光，有的更施以朱绘和线刻的纹饰，多饰弦纹、镂空。器类以圈足器和三足器较发达，不少器类流行附加贯耳、盲鼻、宽把附件等。典型器类有鱼鳍形和“T”形足的陶鼎、细长颈袋足鬹、双鼻壶、鼓腹圈足壶、竹节状圈足豆、圈足盘、带流杯。
良渚文化聚落群的分布，以瓶窑地区为中心区。该地区的聚落群作为良渚文化的中心聚落群，不仅有莫角山遗址，周围还分布着反山、瑶山遗址。另有以上海市青浦县福泉山为中心的聚落群，以常州寺墩遗址为中心的聚落群等。中心区聚落群的级别最高，其余比之低一个档次，是次中心聚落群。
综上所述，在第二圈之外，分布着更远一圈考古学文化，构成环绕第二圈的一周考古学文化分布带。其中，山东龙山文化为东夷人遗留的文化遗存;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为苗蛮集团的古文化遗存;西边的齐家文化，应该是西戎集团的古文化遗存;而北边的老虎山文化，也无法归到中原龙山文化系统，只能估计为北狄人的物质文化遗存。这样，包围在中原龙山文化之外的实际上就是所谓“四夷”之文化遗存。
四、中原内部及其与“四夷”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证据
(一)在王湾三期文化中见到的四邻的诸中原龙山文化因素
如前所述，龙山时代晚期在《禹贡》九州范围内的内圈范围虽然不算太大，但在这里却可以看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文化因素。
来自东方文化因素的如小潘沟遗址出土的磨光红陶盉，洛宁“鬼修城”出土的鬼脸式鼎足(113)，吉利东杨村的带鋬素面罐，郑州阎庄出土的冲天流鬹，与典型龙山文化的同类器相似。孟津涧沟遗址出土的泥质灰陶圈足盘、泥质灰陶尊(114)，郑州旮旯王遗址出土的镂空高圈足盘、黑陶高柄杯等亦常见于王油坊类型和典型龙山文化。
来自北边文化因素的如武陟大司马遗址出土的双耳大口深腹罐、甗等，与修武李固(115) 龙山晚期及后岗二期文化(116) 有相似之处;郑州马庄遗址出土的素面袋足甗常见于中原龙山文化后岗类型。在洛阳西吕庙遗址(117) 发现的扁口罐与山西襄汾陶寺(118) 所出的相似。小潘沟遗址出土的单把袋足鬲、西干沟遗址出土的釜灶与晋南龙山遗址(119) 所出相似。
来自西边文化因素的如孟津菠萝窑遗址出土类似齐家文化的红陶双耳罐(120);汝州李楼出土的单把罐与客省庄文化康家遗址所出相近。渑池郑窑遗址出土的单把鬲、绳纹矮足鼎、卷沿浅腹盆亦与客省庄文化同类器相似。
来自南边文化因素的如伊川马迴营出土的陶塑鸟和陶塑狗(121)，在白元遗址(122) 出土的擂钵，禹县瓦店出土的鸟首形盉、竹节状觚，李楼出土的尖底缸，洛阳吉利东杨村出土的厚胎缸等，均与石家河所出同类器物相似。
(二)在诸中原龙山文化类型中见到的其他龙山时代诸支考古学文化因素
每相邻的二三支考古学文化类型，往往彼此含有较多的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如造律台类型与后岗二期文化、龙山文化互见的器物有子母口瓮、鬼脸式鼎足、覆钵形器盖、冲天流鬹等。
陶寺文化和老虎山文化常见斝、鬲、釜灶和单把罐，客省庄文化和三里桥类型常见单把鬲，客省庄文化和齐家文化共见器物双耳罐，下王岗类型与石家河文化互见的器物有宽扁足鼎、斜腹杯、高流盉，广富林遗存与王油坊类型共见白陶带流鬹、竖条形筒形杯和三角形扁足的鼎等。
(三)在各地龙山时代文化中见到的中原文化因素
与王湾三期文化见到较多的各地文化因素不一样，在外圈即中原龙山文化之外的诸龙山文化当中，很少见到内圈即王湾三期文化的典型器物。目前，经常见到的是带有时代特征的、不限于某一文化类型的器物，如钵、碗、豆、圈足盘等。属于王湾三期文化标型器的双腹盆、平流鬶、平底折腹斝等，很少在远离中原的其他文化当中出现。换言之，在内圈可以找到不少来自中圈和外圈诸文化类型相同和相近的器物。在中圈和外圈相邻的文化类型可以找到更多相同和相近的文化因素。可是，在外圈的诸文化类型当中，却很少能够找到内圈相同或相近的文化因素。这大概是因为，“揆文教、奋武卫”的事情是由绥服最多加上侯服来承担的，甸服不承担这样的义务。因此，经常与异族人即要、荒服打交道的是与之相邻的绥服，即中圈外围的大小邦国，它们自然与相邻的要、荒之人联系密切。这种在内圈可以见到四面八方来自中圈和外圈的物品，而在外圈却很少看到内圈物品的现象的确耐人寻味。
五、余论
如前所述，李民和邵望平先生早已指出龙山文化圈与《禹贡》九州的范围大体相当。我们认为与《禹贡》九州紧密相关的《禹贡》的五服制度，也并非空穴来风。《禹贡》九州简略地描绘了夏代早期(乃至尧舜时期)中原地区与四夷的关系图。在前辈学者研究《禹贡》九州时，龙山时代聚落研究尚未启动，谱系研究也不尽完善。如今，这两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我们应该结合考古学的新进展，尤其是聚落考古的新成果，对《禹贡》的最后一个堡垒五服制度——发起攻击。若与考古学文化相比附，我们认为王湾三期文化大致相当于王畿即甸服，环绕王湾三期文化的中原龙山文化诸文化类型包括后岗二期文化、造律台文化、三里桥类型、杨庄二期类型、下王岗类型、陶寺文化等当为侯服和绥服，分布在中原龙山文化东边的海岱龙山文化、南边的石家河文化、西边的客省庄文化和齐家文化、北边的老虎山文化当为要服和荒服。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大禹的活动中心，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大致有禹都晋南、禹都豫西、禹兴于西羌、禹生石纽和先晋南后迁豫西等五种说法。其中，持禹兴于西羌和禹生石纽两说的人较少，主流意见有豫西和晋南地区两说，那么，禹都到底在晋南，还是豫西?还是先晋南后豫西?仅从文献上打笔墨官司是永远扯不明的糊涂账，只有靠考古学来解决。目前，虽说尚未有夏代文字这一铁证，但从文化谱系上以及聚落考古的成果来考察，已仍能够作出比较明确的回答。
从考古学谱系研究看，豫西地区龙山文化与二里头文化存在着直接的承继关系，而陶寺文化则看不出它与二里头文化早期存在承袭关系。因此，把禹都阳城定在豫西地区更为符合考古发现的实际情况。以前，安金槐先生力主登封王城岗为禹都阳城，近年我们提出夏启之居为新密新砦龙山文化城址，而二里头遗址为夏代晚期都城，总之把环嵩山地区视为夏代的中心地区即甸服，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除《禹贡》五服外，还有五帝时期的所谓三服说，《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诸臣议帝号时说：“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顾颉刚注释：“地方千里者，甸服也;其外有‘侯服’，又其外有‘夷服’。所云夷服，即要服也。实三服制而非五服制。”这一三服制或许比禹贡的五服制更早，可以追溯到五帝时代。不过在我们尚未对《禹贡》五服清算之前，不着急作更远的钻研，放到将来再进行五帝时代的“三服”制度与龙山时代早期整合研究吧。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禹贡的五服说，不会是古人凭空想像的伪说。它和禹贡的九州篇一样，都是具有一定真实素地的历史文献，对于我们研究龙山时代中原与四邻的关系、对于了解龙山时代早期国家形态、开展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
①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②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观堂集林》(上)，中华书局，1959年。
③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④安金槐：《豫西夏文化初探》，《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79年第1期。
⑤张忠培：《以世界的中国姿态迎接新世纪》，《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文物出版社，2005年。
⑥刘起：《我国古史传说时期综考》，《古史续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
⑦严文明：《黄河文明的发祥与发展》，《华夏考古》1997年第1期。
⑧许顺湛：《黄帝时代是中国文明的源头》，《中州学刊》1992年第1期;王震中：《从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流看黄帝与嫘祖的传说》，《江汉考古》1995年第1期;陈旭：《炎黄历史传说与中华文明》，《河南博物院落成暨河南省博物馆建馆70周年纪念论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
⑨李绍连：《炎黄文化与炎黄子孙》，《中州学刊》1992年第5期。
⑩严文明：《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文物》1999年第10期。
(11)王青：《大禹治水的地理背景》，《中原文物》1999年第1期;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
(12)石兴邦、周星：《试论尧、舜、禹对苗蛮的战争——我国国家形成过程的考察》，《史前研究》1988年第1期。
(13)邵望平：《〈禹贡〉“九州”的考古学研究》，《考古学文化论集》(2)，文物出版社，1989年。
(14)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科学出版社，1960年。
(15)(21)徐旭生：《尧、舜、禹》(上、下)，《文史》第三十九、第四十辑，中华书局，1994年。
(16)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9年。
(17)(20)顾颉刚：《禹贡注释》，《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第一辑)，2页，科学出版社，1959年。
(18)顾颉刚在《畿服》一文中谈到《周语》之五服时说：“合王畿、侯国与力所未及之区域而言之，以远近为次第，凡分五部，皆命之曰‘服’。其曰‘甸服’者，即〈商颂〉之‘邦畿’;……‘侯服’，诸侯也，王所封殖以自卫者。‘宾服’，前代王族之有国者，以客礼待之，蕲其能贴服于新职权，转而为今王之屏藩也。更别‘夷蛮’、‘戎狄’为‘要’与‘荒’。夷蛮者，虽非前代王族，而久居中原，其文化程度已高，特与新王室之关系较疏，故不使跻于华夏之列;然犹服我约束，故谓之‘要服’;要者，约也。戎狄者，未受中原文化陶冶之外族……故谓之‘荒服’;荒，犹远也。斯盖久当时形势加以理想化，作更精密之分析与更整齐之规划，而试定此五种称谓，原非事实上确有此等严整之界线。”见顾颉刚：《畿服》，《史林杂识初稿》，中华书局，1963年。
(19)顾颉刚：《畿服》，《史林杂识初稿》，中华书局，1963年。
(2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修订本)，38～39页，科学出版社，1960年。
(23)李民：《尚书与古史研究》(修订本)，中州书画社出版，1981年。
(24)胡渭在《禹贡锥指》卷第十九引金吉甫云：“五服之制，因地而为长短者……地有广狭，俗有夷夏，未必截然如此方正。”胡渭亦指出：“《王制》曰：‘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汉书·地理志〉曰：‘洛邑与宗周同封畿。东西长而南北短，短长相覆为千里。’……以是知先王体国经野皆用此法。虽云四面相距各若干里，其间容有所乘除，未必面面均齐，或赢缩也。”
(25)李民先生认为《禹贡》所说的“甸服”，是指夏王朝的中心区域，当然这个区域并不像伪《孔传》说的那样，是整整齐齐的“四面五百里”，“规方千里之内”。
(26)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
(27)北京大学考古实习队：《洛阳王湾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28)洛阳市博物馆：《临汝煤山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临汝煤山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2年第4期;河南省文物研究所：《临汝煤山遗址1987～1988年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1年第3期。
(29)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郑州大河村》，科学出版社，2001年。
(30)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禹县瓦店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31)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与阳城》，文物出版社，1992年。
(32)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新密市古城寨龙山文化城址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2年第2期。
(33)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4)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郾城郝家台遗址的发掘》，《华夏考古》1992年第3期。
(3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二队：《河南永城王油坊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
(36)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科学出版社，2000年。
(37)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第3期。
(38)李伯谦：《论造律台类型》，《文物》1983年第4期。
(39)徐基：《山东龙山文化类型研究简论》，《纪念城子崖遗址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3年;栾丰实：《王油坊类型初论》，《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4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4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大寒村南岗遗址》，《考古学报》1990年第1期。
(42)河南省安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43)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辉县孟庄》，科学出版社，2003年。
(44)河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河北邯郸涧沟村古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第4期。
(45)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临境文化的初步探讨》，《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46)袁广阔：《孟庄龙山文化遗存研究》，《考古》2000年第3期。
(4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陶寺遗址1983～1984年Ⅲ区居住址发掘的主要收获》，《考古》1986年第9期。
(48)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村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98年第12期;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文化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4期。
(4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50)高炜：《试论陶寺遗址和陶寺类型龙山文化》，《华夏文明》(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51)许宏等：《陶寺类型为有虞氏遗存论》，《考古与文物》1991年第6期。
(52)黄石林：《陶寺遗址乃尧至禹都论》，《文物世界》2001年第6期;王克林：《陶寺晚期龙山文化与夏文化》，《文物世界》2001年第5期、第6期。
(5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54)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芮城南礼教村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第6期。
(5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夏县东下冯》，文物出版社，1988年。
(56)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垣曲古城东关》，科学出版社，2001年。
(57)第一，主张把它纳入王湾类型(即王湾三期文化)，文见李仰松：《从河南历史文化的几个类型谈夏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二，主张划入客省庄文化，见郑杰祥：《河南龙山文化分析》，《开封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4期;第三，主张把黄河以北的归入陶寺文化，见张江楷等：《新石器时代考古》，233～234页，文物出版社，2004年。
(58)董琦：《虞夏时期的中原》，57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59)苏秉琦、吴汝祚：《西安附近古文化遗址的类型和分布》，《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60)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临潼康家遗址第一、二次试掘简报》，《史前研究》1985年第1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康家考古队：《陕西临潼康家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第6期。
(6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62)西安半坡博物馆：《陕西岐山双庵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集刊》(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63)巩启明：《关于客省庄文化的若干问题》，《中国原始文化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
(64)梁星彭：《试论客省庄二期文化》，《考古学报》1994年第4期。
(65)梁星彭：《齐家文化起源探讨》，《史前研究》1984年第3期。
(66)徐锡台：《早周文化的特点及其渊源的探索》，《文物》1979年第10期;尹盛平：《先周文化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第7期。
(67)张天恩等：《关于客省庄二期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1995年第2期。
(6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淅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69)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考古队河南分队：《河南淅川黄楝树遗址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0年第3期。
(70)(9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龙泉与大寺》，科学出版社，1991年。
(7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江工作队：《湖北均县乱石滩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86年第7期。
(72)王震中：《略论“中原龙山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中国原始文化论集——纪念尹达八十诞辰》，文物出版社，1989年。
(73)(93)张绪球：《石家河文化的分期分布和类型》，《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
(74)樊力：《豫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关系》，《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
(75)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等：《驻马店杨庄》，科学出版社，1998年。
(76)李济等：《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1934年。
(77)赵辉：《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考古学文化论集》(3)，文物出版社，1993年;李权生：《论山东龙山文化陶器的分期及地域性》，《考古学集刊》(9)，科学出版社，1995年;何德亮：《山东龙山文化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96年第4期;栾丰实：《海岱龙山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
(78)李伊萍：《龙山文化——黄河下游文明进程的重要阶段》，科学出版社，2005年。
(79)田广金：《凉城县老虎山遗址1982～1983年发掘简报》，《内蒙古考古》1986年第4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岱海考古(一)——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科学出版社，2000年。
(80)韩建业：《中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研究》，文物出版社，2003年。
(81)裴文中：《甘肃考古报告》，《裴文中史前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8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第2期。
(83)甘肃省博物馆：《甘肃武威皇娘娘台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2期;甘肃省博物馆：《武威皇娘娘台遗址第四次发掘》，《考古学报》1978年第4期。
(84)青海省文物管理处考古队等：《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葬第一次发掘的初步收获》，《文物》1976年第1期。
(85)谢端琚：《试论齐家文化》，《考古与文物》1981年第3期。
(86)石龙过江水库指挥部文物工作队：《湖北京山、天门考古发掘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3期。
(87)茂林：《天门县谭家岭遗址发掘简讯》，《江汉考古》1985年第3期。
(88)石家河考古队：《湖北天门市邓家湾遗址1992年发掘简报》，《文物》1994年第4期。
(89)石家河考古队：《肖家屋脊——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文物出版社，1999年。
(91)武汉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等：《西花园与庙台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
(92)湖南省博物馆：《安乡划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第4期。
(94)石家河考古队：《石家河遗址群调查报告》，《南方民族考古》1992年第5期。
(95)荆门市博物馆等：《湖北石首市走马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1997年第5期。
(96)荆门市博物馆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1995年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荆门市博物馆等：《湖北荆州市阴湘城遗址东城墙发掘简报》，《考古》1998年第1期。
(97)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荆门马家垸城址屈家岭文化城址调查》，《文物》1997年第7期。
(98)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屈家岭文化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93年第2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澧县城头山古城址1997～1998年发掘简报》，《文物》1999年第6期。
(99)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新津宝墩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97年第1期。
(100)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都江堰市芒城遗址的调查与试掘》，《考古》1999年第7期。
(101)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郫县古城址的调查与试掘》，《文物》1999年第1期。
(102)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四川省温江鱼凫城遗址调查试掘报告》，《文物》1998年第12期。
(103)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等：《成都史前城址发掘又获重大成果》，《中国文物报》1997年1月19日。
(104)施昕更：《良渚》，浙江省教育厅，1938年。
(105)夏鼐：《长江流域考古问题》，《考古》1960年第2期。
(106)南京博物院：《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文物出版社，1980年。
(107)南京博物院：《江苏武进寺墩遗址的试掘》，《文物》1983年第2期;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考古》1984年第2期。
(10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队：《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109)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余杭瑶山良渚文化祭坛遗址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1期。
(110)杨楠等：《余杭莫角山清理大型建筑基址》，《中国文物报》1993年10月10日。
(111)刘斌等：《余杭汇观山发现祭坛和大墓》，《中国文物报》1991年8月11日。
(112)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福泉山良渚文化墓葬》，《文物》1984年第2期。
(113)李健永、裴琪、贾峨：《洛宁县洛河两岸古遗址调查简报》，《考古通讯》1956年第2期。
(114)(120)洛阳博物馆：《1975年洛阳考古调查》，《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4期。
(115)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晋豫鄂三省考古调查简报》，《文物》1982年第7期。
(11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79年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117)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西吕庙龙山文化遇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11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0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临汾地区文化局：《1978～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期。
(119)杨富斗主编：《三晋考古》，192～25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121)洛阳地区文物保护管理处：《河南伊川马迴营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122)洛阳地区文物队：《伊川白元遗址发掘简报》，《中原文物》198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