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的要求(僧人或多或少也有);不同之处是僧人有宗教行为上的要求,这就要从佛教史上来研究。
唐神清《北山录》里面有一段关于南北朝佛教史的记载:“宋人魏人南北两都。宋风尚华,魏风犹淳。淳则寡不据道,华则多游于艺。夫何以知?观乎北则枝叶生于德教,南则枝叶生(于)辞行”。这就是说,南朝重义理,北朝重行为。
什么叫德教?可以“修行证果”来概括,具体地说就是注重“禅定”。“修行证果”从佛教传入就开始,但没有一定的方式。对这一点,西晋时的和尚就很有感慨,说:“禅法未传,厝心无地”。就是说,不知道苦修如何才是正途。十六国时,鸠摩罗什来长安,才开始翻译各种禅经。首先翻译的是《坐禅三昧经》、《禅法要解》、《禅秘要法经》。
《坐禅三昧经》是根据西方七家以上的禅经译出的,有编译的性质。后来又根据《持世经》翻译《禅法要解》。然而他还觉得不满意,又在前两译的基础上,并根据后见的禅经,重新细编,成《禅秘要法经》。
除鸠摩罗什以外,其他人也在翻译禅经,其中著名的有觉贤的《达磨多罗禅经》(来自罽宾)和佛陀跋陀的《观佛三昧海经》。
禅经翻译以后,禅行就逐渐规律化,有了程序。禅行的目的在于“求解脱”、“成佛”。禅行是北方从十六国到隋的和尚唯一的行为。
禅行要有特定的环境。第一要安静,《思惟略要法》记载佛是在水边坐禅,比丘在树下坐禅,但都要远离世人。因此,只有到山里去,所以《思惟略要法》上说佛是“山棲穴处”。北魏高允《鹿苑赋》说:“凿仙窟以居禅……研道之伦,策杖来践,或步木以经行,或寂坐而端冥”(北魏孝文帝在平城修鹿苑,允为之赋)。从这里我们知道北朝开窟的道理。
南方只修寺造象,开窟是很少的。开窟和坐禅必然联系,还见于《宋书》,其记载:北方禅僧到建康以后,都住在“斗场寺”,南朝因此有这么一句俗语:“斗场禅师窟”。由此可知当时把“窟”和坐禅联系得很紧,连南朝人也如此。
坐窟行禅的内容是什么呢?主要内容是“念佛”。《思惟略要法》记载:“佛为法王,能令人得种种善法,是故习禅之人,先当念佛……至心念佛,佛亦念之”。“念佛”怎么念呢?念佛之先,必须得先观佛。《禅秘要法经》卷中说:“佛告阿难:若有比丘……贪淫多者先教观佛,令离诸罪,然后方当更教系念,令心不散……。怎么观佛呢?《思惟略要法》:“云何忆念?人之自信无过于眼,当观好相,便如真佛,先从肉髻眉间白毫下至足,从足下至肉髻,如是相相谛取,还至静处,闭目思惟,系心在相,不令他念……”三十二相,各有各的观法,不一一而举(见《观佛三昧海经》)。观象先观坐象,然后观立象、卧象,还要观诸天王眷属。把佛象观完之后,“然后更进观生身、法身”。
佛的生身相,即各种佛传故事和过去世(本生相)还包括因缘相(表现佛的“法力”的,如释提桓因的故事,即249窟窟顶的内容。)
生身相观完之后,即观法身(象征性佛相)。《思惟略要法》:“法身观者,如人先念金瓶,后观瓶内摩尼宝珠”。摩尼宝珠作为法身观的重要形象。
然后再观七佛。为什么要观七佛?因为七佛是为“心诚观佛”的人作为证明的。
观完之后,再入窟闭目思念佛相。这时,除能看到所观之一切佛以外,还可以知道“一佛为一切佛,一切佛为一佛。”如果你回窟坐禅,还想不到你所观的佛,或所想的和所观的不一样,那你就得入塔再观。如果你看到了,那就说你已经解脱了,以后你就可以上升到兜率天,这就又需要观弥勒佛,否则你到兜率天以后会不认识弥勒。观弥勒是根据观弥勒上生、下生经。
“观”里面,有重要的一观是[法华三昧观],主要观释迦多宝并坐象。
综观以上坐禅的内容,就是我们这里魏隋洞窟的内容。小窟坐禅,大窟观佛,中心塔柱窟是为了“入塔再观”之用。念佛不易,所以要在窟的附近修寺。
晋末以来,禅法最盛的首先是长安。前秦的道安、后秦的鸠摩罗什在长安传禅法,跟着罗什坐禅的不下千人。沮渠豪逊灭西凉,得昙无谶,其老师是白头禅师,昙无谶的好多徒弟都是禅师,有名的有张掖的道世。沮渠京声和智严还曾到西域去学习禅法,回来以后翻译了不少禅经。沮渠灭后,京声到南朝传禅。
长安之下,就是凉州。京声就是在凉州传禅的高僧。在许多禅僧之中,智猛入川,而最有名的是玄高。有名的麦积山就是玄高所创。据文献记载,他常领着百多人在麦积山坐禅,其中得法者十一人,创炳灵寺的玄绍就是其中之一,开凿大同石窟的高僧昙曜,就是玄高的弟子,在《高僧传》中附于《玄高传》。这一切都足以说明凉州禅法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也说明禅与石窟的关系。凡是开凿有石窟的地方,都是坐禅的地方;凡是坐禅,都与凉州有关。因为坐禅不能自学,需要有高僧指导,否则就不能“正观”而成为“邪观”——得病。沮渠京声为了治这种“病”而专程去西域取经,得《治禅病秘要法》而还。凉州情况如此,敦煌石窟与东方有关也就不难理解。
北魏毁佛前和毁佛后的石窟都和坐禅有关。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前,嵩山就成为坐禅的地方。嵩山有一个有名的嵩阳寺,其寺碑云:“有大德沙门生禅师……建造加兰,筑立塔殿,……虔礼禅寂,六时靡辍。”因此,龙门石窟在洛阳出现也不难理解。北魏末年,坐禅更盛,胡太后常请坐禅僧百多人来宫中供养。
东魏迁邺,附近也成为禅伤所在地。当时修词堂石窟的是“定禅师”。又委任禅师僧倜为大石窟寺主(安阳宝山)。其时西魏的麦积崖亦为大辉伤。北周时,僧实主持坐禅。
因此,从十六国到隋,石窟的性质主要是为了坐禅观相。
初唐以来,佛教流行净土。敦煌地处边陲,虽然也随着变化,但总是稍后,坐禅风气一时未息。
凉州之重要,可以从下面得到说明:
我们再检查一下西域的禅行情况。西域禅行龟兹和罽宾最为重要。
当时的龟兹(即现在的新疆库车)是佛教大国,但其禅法流行,也只相当于鸠摩罗什时代。根据其经典,大部分有关禅的经典,大概都在鸠摩罗什时代翻译的,在此以前的经典都与禅无关。
龟兹的禅经大概来自罽宾(当时叫迦湿弥罗,属犍陀罗)。因为鸠摩罗什为学禅法曾到罽宾留过学,而罽宾的高僧昙摩密多也在龟兹传过禅。但在时间上说,不比中土早多少。
罽宾的禅学很早就流行,根据文献记载,佛灭后百余年就有。凉州学禅的和尚都是经过龟兹到罽宾,然后从罽宾到龟兹到凉州。处在凉州与龟兹之间的敦煌,很可能有求禅高僧来此住一时。因此,敦煌的禅行和石窟很可能受西方的影响。但是,我们考虑问题时,不能光从路线上来看,而要看重现存实际情况。从时间上来看,敦煌现存石窟,很难说有五世纪中叶以前的。而能比较肯定的现存的敦煌早期石窟开凿的时间,大约已是六世纪初,或是已接近六世纪了,其时已是中原禅学盛行的时候了。
四、唐窟性质的逐渐变化
敦煌石窟从工程、艺术上来看,唐代都是鼎盛时期。《圣历碑》记:“……推甲子四百他岁计窟室一千余龛”,咸通《莫高窟记》说:“时有五百余龛”,据五代宋初“社人遍窟燃灯分配窟龛名数”估计约有675窟。这三个数字,都应该说基本上是可靠的。唐《圣历碑》说一千余窟龛,可能有些夸大,但也差不了多少,因为晚唐时有过一次崩塌,我们不知道塌了多少。修大窟时破坏了一些小窟,我们也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再如我们把北面的小龛也算进去,这个数字就差不多。不管怎样,到晚唐崩塌之前,窟龛应是最多的时候。
这里长期是佛教圣地,长期修建,自己形成了一套佛教传统,同时也自成一套佛教艺术。在这种情况下,纵然还不能脱离全中国的佛教,但它具有较浓的地方性是可以肯定的。这一点,与上一期很不同。假如上一期还可以根据中原地区推测,这一期中原情况则只能作为“参考”了。
研究这一时期石窟,应以石室所出写经和寺院文书做主要根据。石室所出写经,多半写在这个时期。如分阶段统计,其流行种类大体可以看出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和壁画题材的统计相似。寺院文书更有直接意义,从寺的名字到寺的内部关系、外部关系,都能提出问题。写经的卷题也与文书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将来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