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出来的遗迹,比寺院文书更有直接的意义。
从这里石窟情况看,窟前的木构建筑除栈道外,有两种:一种是装饰性的,一种是佛殿,这种佛殿往往是多层的,如许多经卷中提到的灵图寺就是接着石窟修建的佛殿。前一种意义不大,后一种问题就比较多。
由于写经的统计,寺院文书的清理,遗迹的清理等等许多主要工作都还未着手,今天就进一步来谈唐代石窟性质的改变,显然是为时过早。但为了说明具体问题,又不能不谈。因此,内容的贫乏、论证的武断是不可避免的,希望同志们指正。
1、贞观——天宝时期流行的净土变相:
上一讲谈到南北朝时代的佛教,但只讲了北朝。讲唐代的佛经,必须追述南朝的情况。
南朝虽然不讲禅,但也有讲禅的派系。因为南朝有从北方去的讲禅的高僧。南朝高僧和北方禅法关系最密切的是“阿弥陀净土念佛”,著名的最早的事迹是东晋安帝元兴元年,慧远和江南名士一百二十三人在庐山东林寺结社,在无量寿佛前“建斋发弘愿,期生西方净土”。这个社后世谓之为“莲社”,这是因为往生无量寿国者,“宝幢为之前导,金莲为之受质”,或是因为“阿弥陀佛国以莲花九品次第接人”的缘故。
慧远他们在庐山所谓“期生西方净土”,据《广弘明集》所收刘遗民写的一篇誓文,再据诸人唱和的诗集成的《念佛三昧诗集》,得知他们的宗教行为和北方的禅是很相似的。慧远在诗序里写道:“是以奉法诸贤咸思一揆之契……洗心法堂,整襟清向,夜分志寝,夙霄维勤”,此可以为证。所不同的是:北方在窟内观佛念佛,南方在殿堂念阿弥陀佛。
在慧远的影响下,以后的南方佛教,一直有一派在搞西方净土。齐时法林常诵《无量寿经》和《观经》。齐武帝永明二年,僧绍子于摄山雕无量寿佛象,梁时僧祐在嵊县开窟雕阿弥陀佛象,这是南方唯一的二尊大象。而这两尊大象具雕阿弥陀佛,当非偶然。
在北方,传净土的昙鸾,影响最大,后世推为净土教的初祖。昙鸾(雁门人)梁时去江南,北魏永安二年回到北方,开始搞阿弥陀佛净土。他著有《往生论注解》、《赞阿弥陀佛偈》、《略论安乐净土义》等。他的阿弥陀净土,有其与南方不同的特点,在修持上更与北方的修禅近似。《往生论注解》上说:“人畏三塗,故受持禁戒,受持禁戒,故能修禅定,以禅定故,修习神通”。昙鸾在《略论安乐净土义》里,根据观经分生安乐净土者为上中下三辈,上中两辈均需一向专念无量寿佛,而下辈则一向专意,乃至十念。这十念就是:“若念佛名字,若念佛相好,若念佛光明,若念佛神力,若念佛功德,若念佛智慧,若念佛本愿,无他心间杂,心心相次,乃至十念,名为十念相续。”这十念的内容,几乎包括了“禅”的全部内容。但是,它又和“禅”不同,在修持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又宜同志三五共结言要,垂命终时,迭相开晓,为称阿弥陀佛,愿生安乐”。用口念阿弥陀佛自此流行。口念佛自较心念佛为容易,所以昙鸾的阿弥陀净土可观又可念。这是北朝末年中原地区逐渐流行起来的一个新的佛教派系。适应这一派的需要,新的作为观相用的阿弥陀净土变被创造出来了,麦积山的127窟就是一例。
隋统一南北,南方的影响相继北来(表现在文化的各方面:衣冠服饰、各种制度皆然),阿弥陀净土在昙鸾的基础上日益发展,这从中原出现了不少隋代的阿弥陀象(以观音,势至为胁侍)上,可以看出来。
唐代初年,道绰禅师在北方“修禅观跻净界”(玄中寺甘露义坛碑)为文德皇后所重,唐太宗曾枉驾致敬(玄中寺弥勒造象碑)。他的弟子善导,世称净土三祖,见重于高宗武后时,从龙门奉先寺毗卢舍那大佛铭知他是奉敕检校僧,住西京实际寺,《续高僧传》有传,附会通后。在《续高僧传》里说他“行至西河,遇道绰师,惟行念佛阿弥陀净土。既入京师,广行此化,写《阿弥陀经》数万卷。士女奉者其数年量”。唐文念,少康《往生西方净土瑞应传记》说他写《阿弥陀经》十万卷,画净土变相三百铺。王古《新修往生净土传》说是“画净土变相三百余堵”,这应该是指壁画。善导死于永隆二年,春秋六十九。善导在《功德法门》里倡言念佛之人“现生即得延年传寿”,使观念净土之人新收实效,这是净土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善导还在《法事赞》里引用《四天王经》“奉请四天王,直入道场中”,因为四天在净土里有“案较善恶,延寿益算”的作用。他给西方净土增加了新内容。在塑象上,把四天王放在龛内就从此开始。
善导以后的怀晖,接替善导为实际寺的寺主。武后很信净土,对实际寺很重视,神龙元年赐予“隆阐大法师”的称号。天宝二年,其弟子思庄为其建一大碑(碑存碑林)。
以上情况说明了当时净土教的风行京师及其盛势。
这种情况,大体上还能符合敦煌实际。不过,这里初唐乃至开元时代的壁画还有不少以千佛、说法图为主题的,也还有中心柱窟。显然,这都是上一期的残余而已。此地大约在贞观年间首先流行西方净土,以后又附以《观经》中的未生怨和十六观。至于以整壁绘制西方净土,大约迄于天宝年间。天宝以后,西方净土虽仍是壁画主要题材之一,但和以前已有不同。这也和净土在中原流行的年代相符合。
比西方净土出现较晚的有弥勒净土和东方药师净土。弥勒净土是北方禅法与新兴的阿弥陀净土相持下的产物。这里隋窟中尚有以弥勒为本尊的,到了西方净土变开始流行时,也就出现了弥勒变(329窟)。这不只是敦煌如此。《贞观公私画史》就记载有隋代董伯仁的弥勒变相图。《历代名画记》也记载东都敬爱寺“西禅院北壁门东西两壁西方、弥勒变”,此处既为禅院,又西方净土与弥勒变对峙,这正说明弥勒变是旧的意识与新的潮流相遭遇下而出现的。它的出现,延续很久,晚唐开成五年白居易写了《画弥勒上生帧记》,也反映了这种情况。弥勒净土的流行,不见于高僧传,经录也不清楚,而壁画和画记补充了这段唐代佛教派争相持的史实。
过去和佛龛对面的七佛逐渐和药师七佛结合起来,与西方净土相对。这种形相显然比弥勒为合适。第一、佛经上就说药师七佛是在“东方”;第二、又可与阿弥陀所赋予的作用“延年转寿”配合起来,因为《七佛经》云:“彼药师玻璃光如来得菩提时,由本愿力,现诸有情,遇众病苦,或复短命,或复横死,欲令是等病苦清除……”。同时,又根据《药师本愿经》、《药师念诵仪轨》创造了药师净土。这样,东方药师净土的含义,更加和西方净土接近。《历代名画记》记东都寺观昭成寺壁画云“香炉两头净土变、药师变。程逊画”。由此可见,这里把药师变和西方净土变相对的这种形式,也是渊源于东方。
总之,自初唐至天宝时期各种净土在石窟内的流行,说明了石窟的性质逐渐从单一的僧人的禅观,转化为除了禅观以外,还要起延寿却病的作用。少数观音变的出现也是同样道理。这种转化的意义,既要对理想的净土通过复杂的形象要求更具体,同时也表现了对现世的众多愿望。这样,礼拜石窟的主要对象,除了禅观的僧人以外,也将包括俗人了。也就是因为这个转变,石窟中的现世因素逐渐丰富起来了。如供养人的形象不仅增大,甚至画在变相上,或者画在佛与佛之间,菩隆与菩隆之间。
2、大历以后壁画题材复杂化:
大约自大历以后,石窟中的主要内容——壁画就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每个石窟中的经变从一至二个发展到三个以上,晚唐更发展到十个以上,有的还增加了密宗图象,(关于密宗图象问题,下面再谈)。把窟内搞得这样复杂,是因为什么?石窟又变成了什么性质?这些问题目前我们是难以说清楚的。现在仅从以下几点谈谈自己的想法:㈠高宗时代的道宣提出定慧双修;㈡系统的经典翻译日益增多和各种经的感应故事的宣传:㈢俗人逐渐成为巡礼石窟的主要对象之一;㈣陷蕃以后的佛教信仰;㈤ “舍宅为寺”已转变成“建成家庙”。
初唐的各种净土谛观念佛还是主要的一面,所以道宣《续高僧传·习禅篇》曾论:顷世定士,多削义门,随闻道听即而依学,未曾思择。枢背了经,每缘极旨,多亏声望,……或复沈著世定,谓习其空;诵念西方,志图灭惑。肩颈挂珠,乱掐而称禅教;纳衣乞食,综计以为心道。又有倚託堂殿,绕旋竭诚。……向若才割尘网,始预法门,博聪论经,明閒慧戒,然后归神摄虑,凭准圣言,……达智未知,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