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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巫政之国的兴衰

2016-07-26 16:37:07来源:人学研究网 责编:紫天爵 已浏览人数:
良渚文化是东亚大陆第一轮文明潮,是中原中心出现前的一个文明典范。这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看法。在文明初始阶段的满天星斗中,良渚是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从杭州沿老104国道向西北,大约20公里,便进入了余杭区良渚镇和瓶窑镇的区域。早在1936年,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这里首先发掘出了石器与黑陶,并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距今5000多年的良渚文化被首次发现并命名。

很长时期以来,史前时代的长江三角洲被视为蛮荒之地。人们还不敢相信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大量制造和使用玉器。因而偶尔出土的史前玉器,常常被归到周汉时代。或被弃之石器堆中。

对这一区域的真正认识,经历了大半个世纪之久。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最近10余年的深入发掘,一个公元前3300-2300年的史前文明展现出辉煌的面貌。众多证据表明,良渚文化已经进入到早期国家的行列。

良渚文化是东亚大陆第一轮文明潮,是中原中心出现前的一个文明典范。这改变了人们对中华文明起源进程的看法。在文明初始阶段的满天星斗中,良渚是一颗最耀眼的明星。
 

遥远的都邑

每隔几年,城市化的进程都会颠覆我们对地理空间的认识。工厂、农田、居民区、开发区的边界不断变化,土地就像一幅不断修改永未完成的水彩习作。信息时代,5年的时间已经足以沧海桑田。那么,恢复一座5000多年前的史前城市面貌,是否有些天方夜谭?

而浙江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斌和研究员王宁远正在试图重建这座遥远的都邑。2007年良渚古城墙的发现以及周边聚落、水利工程的发掘,这座5000多年前的古城逐渐清晰了起来。原先很多分散的认识,被联系为一个整体,整体看待,于是便有了恍然大悟的收获。

8月末的烈日下,王宁远开车带我们去寻找那些遥远的城市遗迹。他心中有一张古老的地图,完全不同于现在的路网格局。于是我们在瓶窑镇的东南,农田里,果园中、餐厅边看到了那些5000多年前搬来的石头。这些石头有如花盆大小,每块都有几十公斤重,密密的铺在40-60米宽的坑下。把地下的石头的延展开,便形成了一个近似于正方形回环。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围合总面积290多万平方米。

这便是良渚古城的城墙。

城墙的底部用大石块作为基础,其上用纯净的黄土堆筑城墙。城墙底部的宽度相当于今天11-17个车道,最宽处已经接近了长安街,现存最高为4米。“估计城墙的坡度平缓,大概30度左右,否则无法堆筑”,王宁远说。

城墙的东北和西南角分别是两座天然的小土山,当地人称为凤山和雉山。可以想见,当年良渚人正是以凤山和雉山作为对角线的基点,确定了古城的大小与规模。作为地基的石头,则采自周边山中沟谷。考古学家曾把石头编上号,委托地质队去周边勘察,都找到了相似的石料。细致观察,石头的来源很多样,应为四处收罗。有一部分是冲沟里的鹅卵石,被水不断冲刷磨得很圆,但数量较少。大部分石头棱角鲜明,应该是把捡来的大石块砸碎后的结果。

这些石料应被良渚人用小船运来。在一处打开的深沟中,可以看到不同船上的不同石料,船只的装载能力并不大。

从现在的勘察看,良渚古城应该是一座水城。城墙内外有两道防御性的水沟,每面有两座水门。“推测应有陆地城门,但还未挖掘出”,良渚博物馆馆长蒋卫东说。可以想见,5000多年前余杭一带水域广泛,池沼纵横,先民以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

古城的中心便是30万平方米的莫角山遗址。这是一座巨大而规整的人工土台,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约450米,高约10米。土台之上,又有三座小型土台,现在分别称为大莫角山、小莫角山和乌龟山。其中大莫角山东西长180米,南北宽110米,相对高度约6米,是最大一座土台。三座土台之上,推测应建有宗庙、宫殿等礼制性的建筑,具有祭祀和政治议事的职能。

考古人员在三座土台之间的平台上进行初步的挖掘,发现了一个超过3万平方米考究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基址之上有数排大型柱坑,推测柱子的直径小者也有50厘米,大者有90厘米,证明这里曾经矗立过恢弘而庞大的建筑。

“当时虽没有现在的建筑材料,但良渚人的工艺却十分繁复,地面是一层泥加一层沙子,反复夯筑而成。土层虽被后代破坏,但现在剩下来的夯筑层还有50厘米厚。尽管我们只挖掘了1000多平米,却没有追到建筑的拐角,不知道形态,无法复原。但是从柱子的规模,行间距来推测,其建筑肯定是非常恢宏的,应属于礼制性建筑,不是宫殿就是宗庙”,蒋卫东对我们说。恢弘的莫角山建筑群不仅是整个良渚古城的中心,也是整个良渚遗址群,甚至良渚文化的中心。

莫角山巨型土台东北角是一座椭圆形的土丘,长约60米,宽约30米,相对高只有4米。这里挖掘出了11座显赫的大墓,出土了1100余件(组)的玉器。这座不起眼的小山包,就是良渚统治者的“王陵”。

古城的西北靠近大遮山脚下,横亘这一条狭长的土丘,当地人称之为塘山。土丘长达4.5公里,高2-7米,宽有20-50米。良渚先民们为了抵御山洪修筑了这道防洪水坝,以保护古城免遭洪水。塘山的东段还发现了古老的制玉作坊。在今天的地图上,这道挡在大遮山前的土丘仍旧显得非常突兀。

近几年,考古学家又在北面大遮山中发现了10个人工堆筑的水坝——彭公水坝系统。这些水坝长的有300米,短的只有几十米,建于两山之间。堆筑的方法与莫角山等营建工程一致,即内部由青灰色淤泥填筑,外表覆盖纯黄色土。其中有的水坝为了增加坚固程度,用草包裹泥堆筑。经北京大学考古年代学实验室的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800-4900年。这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水利工程。这些山间水坝,阻挡住突然爆发的洪水,将其由西南部导流,防止山洪对于古城与平原村落的直接冲击,同时还可能存在着用水和交通的综合功能。

彭公水坝与塘山共同构成了良渚古城外围的庞大的防洪水利工程。

汇观山和瑶山两座高台祭坛位于良渚古城的西北与东北部,同时兼有观测天象的职能。古城的外围是大大小小100多座村落的遗址,包括最早的江南水乡“美人地”,有大量木船、木桨遗存的卞家山码头。有趣的是,这些史前村落几乎和现代村落完全重合。几千年来,人们对于居址选择的标准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据刘斌的推测,良渚古城的居民很多都住在城墙上。因为在城墙两侧发现了当年的垃圾沟,里面保存了大量日常用品。事实上,这一圈城墙更像一处环形的住宅区,不仅使人们住在高处免于水患,也能拱卫城市保卫“京畿”。而由于城墙本身坡度平缓,其防御与军事功能并不强。王宁远在调查中发现,古城遗址周边也并没有稻田遗址。所以,这些城墙上居民即是最早市民,很可能也是与农业脱离的手工业者。

而贵族们则居住在以莫角山为核心的古城之中,整座城市的人口需要周边乡村的供养。不仅贵族集团已经形成,手工业也已经专门化。他们的粮食要来源于外部的各个村落。周边100多座聚落遗址则构成当时的乡村体系。

环形城墙、恢弘的宫室、庞大的水利工程、高等级的“王陵”、庄严的祭坛以及鲜明的城乡体系,使良渚古城形成了一个规划有致,分工明确,等级分明而结构严谨的社会。北京大学文博学院院长赵辉认为,;良渚古城是按照功能用途的不同规划建造起来,这个做法和过去按照血缘氏族的组织原则规划聚落的情况截然不同,而与现代社区的建设思想十分一致。

“以前,我们对良渚是否进入国家阶段还有些怀疑,但通过近几年的发现和分析,可以肯定的说,良渚已经形成了早期国家,进入了到了文明阶段”,蒋卫东说:“良渚文化,从物质、精神到社会组织,都到了史前一个高峰,不是单一的发达,而是整体系统的发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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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的崛起

今天俯瞰浙北地区,西部是天目山系的山地和丘陵,东部为杭嘉湖平原。两者自然景观完全不同,西侧山高林密,沟谷纵横;东侧一马平川,空旷舒展。两大地理区在杭州与湖州之间交接,形成了一个大C字形的区域。此间山脉呈手指状伸展消失,山体与平原犬牙交错。

良渚遗址群,就位于这条交错链南部最大的一个口子的边沿,背靠天目山余脉大遮山丘陵,南临断续散布的大雄山、大观山丘陵。两组丘陵依托西部山地,以包夹之势分列遗址群的北侧和南缘,整个地形就像一个向东敞开的簸箕,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东西跨度约9公里,南北6公里。

两万多年前,最后冰期越过最寒冷的峰值期(年均气温比现在低7-10度),气候在一连串的剧烈波动中逐渐回暖。人类也开始从狩猎为主的生活转向渔猎和采集并举,并逐渐驯化植物,产生了原始农业。

温度的上升,使冰壳融化,海平面逐渐升高,海水开始向陆地侵袭。距今8000年前,海侵达到全盛,良渚一带沦为一片浅海,露出于海面上的主要是大遮山群岛、大雄山群岛和若干孤岛。海面的升高,阻碍了长江水的入海。泥沙开始淤积,平原与湖泊出现。现在所谓环太湖平原,包括上海、嘉兴一代,都是公元前7000年之后才形成的。于是海面又开始逐渐降低,丘陵的范围不断扩大,新的孤丘不断涌现,东部平原相继成陆。

此时的良渚地区是一种丘陵、孤丘与河湖沼泽的自然环境,沮洳泥泞,土地盐碱,少有利用价值。随着海岸线不断后退,河流终年冲击,泥沙不断淤积,地面缓慢抬高,长江三角洲平原渐渐形成。水质也逐渐淡化。沼泽平原上的植物和断水生物逐渐增加,自然环境逐渐好转。距今5000年,海平面大体回到现在海面的高度。

古环境的研究显示,公元前6000年左右气温小规模下降,到前5000年前后又有一次较大规模的降温。在这一时期,环太湖地区的气候环境逐渐向干凉发展,良渚时期(前5300年至前4300年),太湖地区的温度可能比目前低2度左右,水域面积不断减小,地下水位下降,湖泊干涸,陆地增多。

于是这片曾经被海水淹没的土地逐渐转为丰饶。区域内地势平坦,雨量丰沛,水网密布,气候温暖,是世界绝佳的水田稻作生态系统。

距今6000多年前,海侵还未结束,马家浜文化(距今7000至6000年前)的先民就已经在良渚地区留下足迹。可能是因为海侵淹没了钱塘江南岸的宁绍平原,一部分先民便渡过钱塘江向北而来

他们的村落零星点缀于这片冲击土壤上。从目前发现的考古遗存看,6000年前的生存条件确实不论理想,大部分区域还可能是沼泽洼地,并且经常遭受洪水或海潮的侵袭。只有在相对高处,可以基本避免水患侵扰。也正是因为自然环境的不稳定,使马家浜文化在这一区域始终形成不了一定的规模。接替马家浜文化的是崧泽文化(距今约6000至5300年)。在崧泽文化时期,良渚的自然环境较之马家浜文化时期更为恶劣,海面又短期反弹上升,广阔的冲击土壤上几乎无法生存。崧泽先民只能选择地势更高的丘陵来安身。

大约在崧泽文化末期,良渚地区的自然环境开始好转,困居于丘陵上的崧泽先民逐渐走下山坡,开始在一片湿地的冲击平地上拓展生存空间。最初他们选择的还是有山体依托,可以退守的较高坡地,这些地点也正是马家浜文化先民曾经活动过的地方。

崧泽文化开始转型,一种以扁足鼎为代表的外来文化开始介入这一地区。许多遗址都反映出两种文化因素共存的现象,两股力量相互碰撞势均力敌。于是,崧泽社会开始了急剧变革,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财产继承的要求强烈,社会分层加剧,贵族墓葬出土制作精美的玉钺、玉璜。人口也开始显著增多,战争比以前更加频繁,稻作农业愈发成熟。而更重要的,在偌大的太湖流域,人们开始信奉起了一个统一的神灵,它的人形兽面形象开始雕琢在最重要的玉器——玉琮之上。

“我相信,这其中一定寓含了一位率领崧泽人取得胜利的领袖人物的形象。这场变革,使自由多样化的崧泽文化,走向了统一的规范化的良渚文化”,浙江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刘斌说。

良渚文化开始崛起,迅速取代了此前崧泽文化,并延续了1000年。其分布范围北至江苏的常州、武进,东至上海的青浦、松江,东南则沿余杭的良渚、瓶窑至嘉兴的桐乡、海宁和平湖。从地理上看,围绕太湖的北、东、南形成了一个三角形的区域。

而位于最南端的良渚、瓶窑地区,则是良渚文化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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