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农业基础
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现在仍旧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二里头遗址所处的伊洛河流域属于黄淮平原的西北缘。其地势相对平坦，土壤肥沃，持水力强;热量充沛，光照充足;年降雨量虽然不高，但河流纵横，地下水资源充沛，是现在河南省灌溉条件最好的地方。
公元1800～前1500年间，二里头的农业基础依旧承袭了北方原始旱作农业的特点，即以粟(小米)和黍(黄米)为主要作物。但近几年的研究显示，当时中原农业已经开始转型，由单品种作物向多品种种植转变。中原农业经济由前期的单纯依赖于粟逐渐转变为后期的“五谷丰登”式的农业。
二里头发掘结果显示，当时农作物不仅有粟、黍，还有南方的水稻，以及大豆，还有从西亚传入的小麦。
尤其是水稻的数量很大，约占出土农作物总数的三分之一，仅次于第一食品——粟。这令很多研究人员都感到意外。尽管早在仰韶时期来自南方湿地的水稻在黄河中游有所种植，但发现的数量很少。那么如此多的水稻遗存的发现，则证明公元前2000多年前后，水稻就已经在北方黄河中下游普遍种植，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商代早期。水稻能适合较为贫瘠的土壤，只要有水就可以正常生长，而且产量较高。它的广泛种植极大巩固了王朝的农业基础。
进一步研究发现，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期间，水稻种植的扩张与气候环境因素有一定的关系。根据气候环境复原，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时代(公元前4000年-公元前2000年)尚处在全新世大暖期的后段，二里头时期和商朝早期虽然大暖期已经结束，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条件比现今仍然温暖湿润，降水概率也较高。因此，这一时期黄河中下游地区具备水稻种植的外部条件。
而另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二里头作为一个大型都邑，人口集中，粮食可能需要外运才能满足消费。所以，稻谷数量较多的情况，可能也是一种政治现象。即稻谷在当时可能是一种上等谷物，被作为贡赋，从王朝控制区域输入。
大豆是当今世界上最为重要的一类豆类作物，国内外学术界普遍认为大豆应该起源于中国。通过对出土的大豆种子研究发现，其形态大小恰好介于野生和栽培之间。因此，研究者已经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认为，最迟在龙山时代(公元前3000年～前2000年)，大豆已经成为中原农业生产中的一个农作物品种。
二里头农业考古的另一项重大发现，则是找到了两粒碳化的小麦遗物。虽然数量少，但却意义深远。这说明来自西亚的小麦，在公元前1800年已经传入到了中原核心地带。小麦起源于西亚，当地的地中海气候与我国季风气候差异较大。尽管经过了几千年的不断改良，小麦的生长习性至今都不能完全适应我国的节气。另外，小麦的食用方法是磨成粉面食，而稻谷、粟、黍都是粒食，加工方法也不同。中原先民对于小麦种植和食用上，必然有一个熟悉的过程。
但小麦的价值很快就被中原人发现，他们逐渐掌握了种植技术和面粉加工法。在旱地作物中，小麦产量很高，也是目前中国北方的主要粮食。由于水稻是湿地作物，在任何时期都不可能替代粟和黍成为中原与北方的主要作物。但小麦确有这种潜力。作为一种优良的旱地作物，小麦的引进逐渐代替了北方原有的主体粮食，人们逐渐放弃了粟类作物，转向种植小麦，从而引发了中国古代的农业革命。
考古发现证实，在1800年前开始的二里头时代，多品种农作物种植制度已经确立。一块区域内种植多种生产条件不同的作物，例如旱地作物、水田作物、秋收作物、夏收作物;与之相对应的种植方式包括单作、间作、混作、套作、轮作、连作等。
在今天，机械化农业生产的条件下，单品种植是农业的发展趋势，有利于大规模的统一生产、管理和经营。但在遥远的史前时代，多品种种植却是一种先进的生产方式。它可以提高区域内的农业生产总值，充分利用全年的生长季;同时种植多元化有利于抵抗自然灾害，分散了种植风险。这些都为王朝的形成提供了坚实而稳定的基础。
在二里头先民的家养动物中，猪、狗、黄牛、绵羊四畜都已齐备。猪是主要的家畜，狗的数量比较稳定，黄牛和绵羊的数量逐步上升。当一个社会以渔猎方式获取肉食资源时，其生存行为属于简单的经济形态。家畜的饲养，是人类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控制动物的一种表现，人类获取肉食的方式开始复杂化。但驯化动物的难度非常大，只有少量的物种可以成为家养。如北美有大量的野牛，但是印第安人却始终无法驯化出家养牛。饲养的动物的种类越多，必然推动上层建筑如经济制度、礼制、祭祀的发展。
尤其是黄牛和绵羊成为家畜，其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和杂食的猪不同，牛羊的蓄养体现了一种新技术成熟，这必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复杂化。另一方面，黄牛、绵羊成为祭祀中的重要祭品。不同的祭品代表了不同的身份，这进一步完善了祭祀的等级制度，推进礼制的形成。
考古发现，商代以前的主要祭品是猪，大量使用牛和羊进行祭祀是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的商代中期以后。在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的“太牢”和“少牢”两种祭祀形式。“太牢”是王一级的祭祀，“少牢”是卿大夫一级的祭祀。从字形上看，“牢”与牛密切相关，而这两个级别的祭祀活动中，主要使用的动物就是牛和羊。
资源控制
与城市发展、农业进步相比较，在二里头时代，手工业尤其制陶业则停止不前，甚至总体上出现衰退的迹象。它并没有随着早期国家政体的出现而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似乎是一个矛盾所在。
二里头发现的陶器，以相对落后的泥条筑成法为主，在已观察的标本中，只有个别碗、豆柄和觚为快轮拉坯制作。作为制陶技术里程碑式飞跃的代表，快轮制陶法早在龙山时代就广为流行。二里头时代这项技法虽没有失传，但至少失去了在陶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
这些现象是否意味着制陶业的衰退，抑或陶器生产专业化程度的衰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李新伟等专家并不这么看。
他们的研究认为，陶器生产技术的停滞很可能是一种政治现象，即手工业受政治影响的结果。也就是说，在这个早期王权国家内，陶器生产可能受到统一管理，统一规划，从而缺乏竞争。
因为，很多研究证实，最利于陶器制作技术革新的机制，是多个专业化生产组织的激烈竞争。在对临近二里头的一处聚落遗址中的陶器进行分析，发现这些陶器都是本地区生产的。于是研究者们推测，在当时的社会体制下，一般日用陶器应该在小的地方行政单位内自给自足，不存在大规模的生产和再分配，也不存在各地制陶者争夺销售市场的状况。
在日常陶器生产技术停滞的同时，高等级陶器和原始瓷却获得了发展。同样，这也是受政治影响的结果。白陶、印纹硬陶和原始瓷的生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需要特殊的原料。普通日常陶器只需要易溶粘土，这种材料很容易获得。但是高等级的陶器需要高岭土这一特殊材料，这也是瓷器的原材料。与二里头临近的河南巩义地区则生产高岭土，也是著名的唐三彩的材料供应地。二里头已经可以生产原始瓷，这说明窑温已经达到了1200度。
要控制这些高等级陶器的生产，不一定要发明和控制先进的制作技术，只要掌控特殊资源即可。专家们推测二里头时代，社会上层控制了生产资料，并以此实现高等级陶器的专业化生产。由于这些高等级陶器主要用于礼器，所以不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也不会有市场流通，而有其独特的分配方式。所有当权者通过控制原材料资源，进而垄断了陶制礼器的生产，影响等级的划分。
同样作为礼器的青铜器，在二里头时代也被上层严格管控。整个作坊区都可能被高墙围住，处于封闭的环境内。青铜器冶铸作坊位于作坊区的南端，有1万平方米左右，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青铜器铸造作坊。作坊靠近伊洛河故道，这样不仅可以为青铜器生产提供充足的水源，也可以避免冶铸行为对宫殿区的污染。
冶铸作坊规模庞大，结构复杂且长期使用。综合已有的资料，在二里头时代能够铸造青铜礼器的作坊仅此一处，由当权者所控制主导。在二里头都邑式微后，这处当时唯一能制作礼器的冶铸作坊应被迁移至郑州商城。在其后的早商时期，国家统治者仍然保持者对青铜礼器的控制与独占。
除了控制青铜礼器的生产，二里头的当权者还可能控制了青铜原材料的供应。二里头文化的周边，从河南北部到山西南部就分布着铜矿，尤其是山西中条山一代带，是历史有名的铜产地。中条山北麓运城盆地有著名的河东盐池，自古以来便供应内陆食盐。实际上，位于中条山南麓、黄河北岸的垣曲盆地就是二里头文化的直接分布区，与二里头遗址的直线距离只有100多公里。有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跨过黄河向这一地区发展，就是为了获得青铜与食盐的供应。
长江中下游的湖北和江西，是中国铜矿储量最丰富的地区。这一地区也发现了二里头文化的遗存。有学者认为，这一带应是二里头控制区的最南端，其向南深入长江流域，似乎也是为了“铜矿”这种资源。不过，目前的材料还不能证明二里头政权控制了这一区域的铜矿资源。
作为中国的早期国家，二里头的统治者通过控制资源来实现对礼器的绝对占有，显示了对礼制的一元化管理，并以此确认权力中心的唯一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