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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寻找中国之始

2016-07-26 16:42:09来源:人学研究网 责编:紫天爵 已浏览人数:
最早出现在二里头的,是仰韶文化晚期和随后龙山文化早期的几个小聚落。在龙山文化聚落荒废后数百年,大概在公元前1800年左右,新的移民开始进入。


国之大事

《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写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特权与军事实力是早期国家的基础。

二里头所处的时代,是石器时代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或称为青铜时代早期。这个时期,铜是一种极为贵的材料。

从考古发掘看,二里头人虽然已经掌握了青铜的冶炼技术,但是并没有找到铅、锡、铜几种金属的最佳配比关系。成熟的冶炼技术还在摸索之中。一些铜器由砷铜构成,这种成分的青铜器在西北地区有较多的发现。一些研究者们认为,中原的冶炼技术受到了中亚草原文明的重要影响。

但是,中国以外的其他地区,青铜时代的大多数器物是用锻造或用失蜡法铸造而成的。二里头文化却开始广泛使用一种复杂的青铜工艺——复合范技术。究其差异在于,前者锻打法更适合生产武器、饰品和工具,如青铜刀具、箭镞或者犁铧;而后者则用于生产容器,如爵、斝、盉、鼎等。这些青铜容器主要用于礼器,作为祭祀之用,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成组青铜礼器。

所谓复合范法,就是用泥制成一件内模和至少3件外范,然后以铜汁灌入其间的间隙。这种方式可以生产出不规则而形态各异的容器。以复合范法生产青铜礼器,用于祭祀与礼仪,是中国青铜文明与其他青铜文明最大的不同。

德国著名汉学家雷德侯教授指出,用分为多块外范合围成反转的形体,要求一种规范化的体系。器范的尺寸、形状、纹饰都要相互关联,设计与铸造工艺要融为一体。在青铜时代。世界上其他地区都没有发明出这种成熟的技术工艺。而标准化、协作性和可预见性是这种生产体系的基本特征。复杂的技术与工序,使中国青铜器制造呈现出高超的控制与管理水平。

这些青铜礼器除了鼎之外,均为仿制陶酒器,构成了青铜礼器群。且青铜礼器只随葬于二里头都邑社会的上层墓葬中。在这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社会中,青铜礼器的使用成为上层统治阶层身份和地位的象征。

青铜礼器中以爵和斝为代表,并被后世礼仪活动所承袭下来,成为礼仪当中的常见之物。如《诗·大雅·行苇》所描述的“或献或酢,洗爵奠斝。”

爵这种在各种影视作品中出镜最高的容器,就是二里头人发明的。日本学者冈村秀典认为,爵的造型体现出了一种不对称的特殊制器原则,无视“左撇子”群体的存在。因为其不对称,用爵倒酒,自然是右手持把手,正面面向对方,使爵体左倾,如果是用左手,只能用手握住爵身,这就势必挡住了纹饰,而使带把手的背面朝向对方。爵的使用延续了上千年,直到西周时代才退出历史舞台。“从特定的手持和倒酒方式,正可以看出礼仪实施的精微之处”,许宏说。

二里头还出土了一些极为精美铜牌,上面已拼贴了绿松石组成兽面图形。这些也是高等级的青铜礼器。然而,从礼器发展的总体趋势看,爵、斝以日常用器的身份,广泛地参与到各类礼仪当中,成为日后主要的礼器类型;而带有神秘色彩的铜牌等配饰则逐渐式微,淡出礼器行列。这种选择,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一种现实主义、崇尚质朴的文化心理化逐渐占据上风,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因材质的珍贵,冶炼手法的复杂,制作青铜礼器需要耗费大量成本。因此,此类器物更多地使用于祭祀最为神圣的礼仪当中。所以青铜礼器又被称为“重器”。

《左传·宣公三年》谈及礼器产生时,以“鼎”为例记载道:楚子问鼎之大小、轻重焉。对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魅螭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青铜礼器的属性,往往与礼仪指向的对象一致,以本身的特征便昭显出礼仪对象的内涵、品格。

也就是说,二里头青铜礼器所体现的世俗、质朴、简洁、大方等特征,恰恰暗合了早期中国的思想倾向,成为了中国文化传统的传统。

二里头还出土了少量的青铜兵器,包括戈、钺、斧和镞(箭头)。在中国古代王朝文明进程中,青铜兵器的出现与普及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以双翼镞、戈代表的二里头青铜兵器,奠定了中国古代兵器的基本格局。其中,戈的出现意义尤其重大,啄击兼勾杀的威力巨大,极利于近战,从而成为日后中国冷兵器的主宰器种。

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兵器并不多,近战的戈、钺、斧只有4件,都没有开刃,不属于实用兵器,而属于礼仪用器。二里头也并没有发现更多的用于实战的青铜兵器。这意味着,当时青铜还没有普及于兵器。

二里头所在的嵩山周围、洛阳盆地一带本无大型玉器的使用传统。二里头时代,则吸收了周边文化形成了一套自身的玉礼器群。其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大型有刃玉器,如玉钺、玉刀、玉璋、玉圭和玉戈。出土的玉石刀和玉石璋的长度都超过了50厘米。温润柔和的玉,在二里头被塑造成杀气腾腾的兵器形状,带有了军事色彩。而良渚文化中,至高无上、制作精美的玉琮,在二里头则大为降格,一般形体矮小、纹饰简化。玉琮丧失了崇高地位,失去了通神的意义,甚至沦为了一种贵族的“玩具”。

“二里头对玉礼器系统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扬弃”,许宏说。在中原三代文明中,玉质礼器自二里头文化已不占据礼器群的首要位置,玉质礼器开始饰品化,从宏观的角度看,从仰韶、龙山时代到周代,随着华夏礼乐文明的发生、确立与初步发展,玉器在精神生活中的地位逐渐降低。从“以玉事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

于是中国文明的形成期便呈现出一个有趣的图景。青铜,这种珍贵的金属被优先用于构建礼乐制度,生产的是礼器,而不是武器。而传统制作礼器的玉,却被做成了兵器状,威严而庄重。这也似乎隐含了中国文明的另一个核心特征——教化高于征伐,礼制认同强于武力压制,内圣而外王。

在二里头时代,以中原为代表的礼乐系统文化开始成为中国文明的主流。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非礼乐系统文化则逐渐衰微。“神秘的巫术与至高无上的宗教走下神坛;而以祖先崇拜为内核、注重世俗功利、热衷权力与财富、把宗教置于适当位置的礼乐系统文化,最终成为了文明的主流”,许宏说。

“可能因为中原人在长期的与外族交往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与外族交往的经验。他们的政治思维开始发展并成熟起来了。人们重视的不再是人与神鬼的关系,而是人与人的关系。他们偏重于祖先崇拜的信仰,而没有选择浓厚的巫术文化,他们的文化重质朴重现实,王权至上而不是神权至上”,许宏说。

中国礼制的传统在二里头初步确立。
 

国上之国

公元前1800年至前1500年,二里头时代。东亚大陆分布着若干族群,他们有着各自的文化系统。由于二里头所处的特殊位置,为四方辐辏之地,便成了文化汇聚与交流的核心。二里头就像一块海绵,不断吸收其他族群与文化的营养,为我所用。

二里头的陶礼器系统,主要吸收了东部大汶口-山东龙山文化的成分;大型有刃玉礼器如璋、刀和钺又都源自山东龙山文化。贵族墓中的玉鸟形饰,颇类似于长江中游石家河文化系统的玉笄。有的学者认为,这个玉鸟形饰以及某些柄形器,都应该是长江中游的“舶来品”。

从世界考古的角度看,欧亚大陆草原地带及其毗邻地区有不少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青铜文化存在。这些来自西北和北方的文明系统,对二里头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二里头遗址中出土过一件长身窄厚刃的青铜兵器,中原地区从未见过这种器型。吉林大学林沄教授研究后认为,这应该是一件北方系的战斧,只是在安柄方式上接受了中原系的影响而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在伊朗,类似的战斧年代多被定在公元前二千纪的中期或早期,比二里头的年代早了几百至一千年。

二里头出土过一件柄部有镂孔纹饰的环首刀,林沄同样认为是来自北方系的兵器。这一类型的刀子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北、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草原地带。

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类珍贵物品很可能来自西北,那就是海贝。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海贝,主要用作贵族随葬。贝壳上有穿孔,可用丝绳串系起来,戴于颈上胸前。墓葬规格越高,用的海贝越多。起初研究者认为这些海贝来自中国近海。但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些海贝属暖水种,分布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的热带海域,而绝不见于古代东海以北的沿海。

有趣的是,考古发现海贝及各类质地的仿制海贝,都以中国西北腹地为最早,盛行于青铜时代。秦汉以前海贝的使用地域限于长江以北。显然北方更热爱这种来自大海的产物,甚至称其为“宝贝”。于是,海贝的传播便有了由西、西北向东、东南的传播轨迹。另一方面,从渤海到南海的中国古代滨海遗址,都没有发现使用海贝的现象。

也就是说,海贝的传播路线可能是从印度洋到中亚土库曼地区、再经欧亚草原、蒙古草原到达中国青海东部或长城地带,进而输入中原地区。当海贝在汉文化系统中的时候,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如匈奴、鲜卑等还依然顽固的保留使用海贝的传统。北方民族似乎承担了沿欧亚大陆输入海贝及青铜文化的载体。早于张骞通西域近2000年,中原地区已经与欧亚草原有了十分重要的交流。

但值得注意的是,二里头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始终是以我为主的“扬弃”。在这个双向过程中,二里头对于其他文化的影响更大。它的文明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向四周不断辐射,其影响力超越了地理单元,形成了跨区域的文化格局。

在这个过程之中,二里头成为了国上之国,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许宏说。

二里头文化极具包容性和开放性,对外拓展力度达到空前的高度。尤其在二里头发展的高峰期,它向南拓展到豫南,进一步渗透到江汉地区。东向波及江淮接近山东,西向影响到甘肃东部,北向渗透进内蒙古中南部和西辽河流域。可作为二里头文化乃至整个早期中国核心的二里头古都却偏偏没有城垣。也许这正是不同于其他邦国而具有王者风范的表现。如《左传.昭公二十三年》所言“古者,天子守在四夷……民无内忧,而又无外惧,国焉用城?”不仅如此,在二里头时期城堡比龙山时代减少,也是当时出现中央王权的表现。

而二里头文化所影响的区域,更是远远超过它的“疆域”。以陶礼器为例,二里头风格的陶礼器北见于燕山南北,南至浙江到四川的长江流域,西到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礼器的传播不同于生活用品,因为前者主要流传于贵族之间,并且意味着精神与文化的崇尚和认同。

“这表明来自中原王朝的礼器被作为权力地位的象征而接受,而中原王朝与某些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甚至有可能已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政治结盟”,许宏说。

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遗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二里头风格的成组陶礼器出现在规格最高的13座贵族大墓之中。这些陶器是当地某些上层人物才能拥有的特殊礼器,当地的权力阶层垄断了与二里头的文化交流。许宏认为,通过这些酒器来完成饮酒礼仪,可能被相当完整的“照搬过来”了。

以玉璋为首的玉器扩散范围,比陶礼器走的更远。从长江中游再向南,在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香港甚至越南北部都发现了二里头式的玉璋。长江上游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中也发现了基本属于二里头式的玉璋,有的上端部变为戈形,属于新的形制。这些玉璋都是模仿二里头在当地制作的。

这种模仿甚至是极为精细的。“越南北部发现的玉璋形制,是二里头末期或二里岗初期的,令人惊叹的是其上沿边缘刻划细线的工艺传统,是中原的专有技术,完全不走样的移植过去,但材料却是当地的材料。难道中原的工匠去了越南?香港中文大学的邓聪教授就认为不排除这种可能性。”许宏说。

二里头末期,作为国之重器的青铜礼器,也开始向外传播到附近的郑州、荥阳、洛宁、肥西等地。这表明青铜礼器的使用阶层在空间上有所扩大。二里头附近的地域集团也可能被纳入青铜礼器为核心的秩序范围内,从而形成了一个更广阔的统治结构。

从考古学研究看,通常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所谓“中国”的扩展范围可以中原式直刃剑的分布来界定。其北到长城,南到岭南,西到成都平原,东至东海。这个区域与二里头陶器和玉礼器的传播分布范围大体相合。而这一范围,甚至突破了《尚书.禹贡》所载“九州”的范围。

“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二千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许宏说。于是,二里头不仅在礼乐文化上确定早期中国的精神内涵,在空间上也厘定了秦汉帝国创立前的基本范围。

1959年古史学家徐旭生依文献的线索寻找“夏墟”,二里头遗址由是被发现。50多年来,尽管二里头文化的面目逐渐清晰,但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仍旧没有解决。这就是二里头的族群与朝代归属,即二里头是否是夏朝?抑或部分夏朝,部分商朝?

因为二里头文化的时空范围大致接近于文献中的夏王朝,如果能将二里头证明为夏朝,那么中国的信史时代就能够继续向上推进。但问题在于,“夏朝”目前还只存在于文献之中,还没有在考古中找到直接的证据。

夏的记载最早出现在东周的《书经》(即《尚书》) ,据说是周公的言论。夏商世系出现于战国至汉代文献中,其中引用最为频繁的是《古本竹书纪年》和《史记》,其成书比商王朝晚700年以上。

最早包含有商王名字的文字记载,是出土于安阳殷墟的甲骨文。然而,这些文字材料中没有任何关于夏的记载,也没有关于商的世系。距离夏最近的商王朝对于上一个朝代竟然只字不提,甲骨文中没有见到任何有关夏的记载,也没有丝毫迹象表明商代诸王曾把自己看作是夏的合法继承者。蹊跷的原因是什么?一种解释是,“夏”是西周初统治者杜撰的朝代,目的是用商灭夏的故事来为周灭商的合法性辩解,进而树立政权的合法性。

1999年许宏担任了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对于夏的存在问题,他的态度更接近于“存而不论”。“如果要证明夏的存在,就必须要找到当时的内证性的文字材料”,许宏说。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被认为是一种成熟的文字,其必然有较长的形成期。那么以此推断二里头时期是应该有文字的。但是,文字如果书写在竹木、丝帛等有机质材料上,往往难以保存。获得这种“当时的内证性的文字材料”,则可遇而不可求。

况且,二里头的考古发掘的面积只占全部遗址范围的1%多,未知的远比知道得多。“二里头可能、极可能是夏”,或许是一种更科学的表述。

但如果把“夏”仅当作一个王朝的符号,那么二里头则可能是这个符号最有价值的实体。以此为开端,礼乐系统文化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明的主旋律。中原文明的核心地位正式确立,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各区域内,原先独立发展的文明不断被吸收进来,汇入了中国文明的大河。

由二里头始,中国文明、中华民族正式开始了多元一体的进程。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 作者:李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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