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学勤，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任、教授）
一、为什么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
中国是世界上很少几个有独立起源的文明古国之一。我说这句话是有几个限制词的。大家知道人类历史上产生的文明，特别是古代文明，数量并不少。英国一个很著名的历史学家叫汤因比，他有一部很重要的著作《历史研究》，在这部书里他把全世界的文明划分为21个。当然这个说法我们不一定完全赞成，可是无论如何人类历史上所产生的文明是比较多的。但不是所有的文明都是有独立起源的，有些文明是在其他的文明影响、扶持之下产生的。比如大家都很熟悉的日本文明，这也是汤因比所列的21个文明之一，可是日本的文明，包括日本的多数学者也承认它是在中国文明影响之下产生的。
其实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来源——古希腊文明，也不能说是完全独立产生的文明，它是在近东地区一些更古老的文明影响之下产生的。真正完全独立产生的文明，而且是时代特别古的，数量并不多。欧亚大陆一般认为有四大古代文明，包括我们中国文明、古代埃及的文明、两河流域也就是现在伊拉克一带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及古代印度的文明。而这四个大的古代文明里面，古代埃及文明、古代两河流域的文明和古代印度的文明，后来都断绝了。只有我们中国的古代文明一直绵延不绝，流传到现在，这是非常特殊的现象，应该说在世界历史上是罕有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中国人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继承者。
我们常常引以为自豪的一句话是“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史”。有很多人，特别在学校里，有很多学生问我，为什么说我们有5000年的文明史?这个问题需要回答。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有一套正史：二十四史，第一部是《史记》。《史记》的一开始是《五帝本纪》，《五帝本纪》是从炎帝、黄帝开始的。炎帝、黄帝是在什么时代?按照在中国历代的史书记载来推算，离我们今天大约5000年左右。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辛亥革命的时候，很多革命的先驱者，他们为了不用清朝光绪、宣统这样的年号，就用黄帝纪元。黄帝纪元不能算得很准确，大致上有几种不同的算法，但都在1911年以前的4700年左右，再加上前面的炎帝，所以炎黄时期就距我们今天大约5000年的时间。我们常常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炎黄子孙这个词和5000年的文明史是一回事。因为我们是炎黄子孙，所以有5000年的文明史。大家如果到陕西的黄帝陵去看，那儿有很大的一块匾，匾上写着“人文初祖”。人文初祖，就是文明起源的意思。5000年的文明史就是这么来的。
二、现代考古学及其在中国的建立
了解中国的文明起源，是非常必要的。可是，正和其他的远古文明一样，越古的时代遗留给我们的信息越少，这是一条规律，特别是那个时代文字还没有发明或者还没有普遍使用，那么给我们留下的信息非常少。对于古代特别是上古时代的文明，它的状态、当时发生的历史事实，我们迫切需要知道，可是非常困难。那么依靠什么呢?应该说很多年代以来，只有一个依靠，就是古书，通过古书我们了解历史上的情况。可是，如果我们仅仅依靠古书，不能完全论证古代的文明。要在古书之外再找途径认识古代，最重要的就是考古学。考古学是认识古代文明的途径，是书籍以外的途径。
现代考古学在欧洲出现，是在19世纪的初期。那么什么时候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是在1900年前后。当时著名学者，包括梁启超、王国维等先生，把现代考古学的观念引入中国。特别是后来在清华大学教书的王国维先生说，1900年前后是中国的一个“发现的时代”。那个时候有很多的重要发现，王国维在当时曾特别加以阐述。由于历史的原因，1900年前后有一些发现是外国人做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做了一些考古或者所谓探险的工作，在我国的西部东北甚至在香港都有。但这些发掘都不能叫做中国自己的考古学，是外国人进行的。
中国自己进行考古工作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先行的重要标志是1899年河南安阳殷墟的甲骨文的发现。这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先声，并不是考古学从那时开始，但它带来了重要的影响。大家知道甲骨文的时代是商代晚期(公元前13世纪到11世纪)，甲骨文的发现使当时的学术界大为震惊。当时很多人怀疑中国的古史，说中国哪有5000年的文明史啊，都是史书上的神话记载。夏商这些朝代到底是不是存在，并没有明确证据。而甲骨文的发现，至少把商代的历史存在完全确定，没有人再敢否认。特别是王国维对于甲骨文的研究，确定了商朝的世系，成为当时震惊世界的一件事。
这还不是以田野工作为基础的考古学的真正开端。真正的田野考古学开端的标志是在1926年。1926年，李济在山西省南部的夏县西阴村发掘，这是中国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田野发掘。李济清华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在哈佛大学学习了，他是人类学家也是考古学家。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国民党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也设立了中央研究院。中央研究院下有历史语言研究所，历史语言研究所有一个考古组，组长就是李济，这样第一次有可能用政府的名义来组织考古发掘，刚才说的西阴村的发掘是以清华大学的名义进行的。发掘什么地方?当然是殷墟。
殷墟发掘是自1928年开始的。从1928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殷墟进行了15次的发掘，主要由李济主持，有很多重大的发现，其间也发现了大量的甲骨文。有一个坑的发掘，在甲骨文的发现上是空前绝后的，这个坑出土了一万多片的甲骨文，数量非常之大。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殷墟发掘被迫停顿。建国后的1950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并成立了考古研究所，继续进行了发掘，有更多的重大发现。考古学真正发展是在建国以后，在建国以前虽然有以殷墟发掘为代表的一系列的考古活动，可是规模都不很大，而且分布范围也不广。真正有条件开始考古学普遍的调查和研究，以及在许多的地点同时进行发掘，是我们建国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全国普遍开展了田野考古工作，我们的考古学开始大跨步发展。大家知道，很多年以来，每一年都有一个活动，由国家文物局组织、评选“全国十大重大考古发现”，在报纸上公布。但最近几年不叫“十大”了，叫“重大考古发现”，因为十个不够，我们的重大发现非常多，这个进步是非常快的。
三、中国考古学的重大贡献
(一)上推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
殷墟的发现就把考古学上确定的商代历史推到了商代的晚期。还有甲骨文的研究，甲骨文虽然是商代晚期的，可是它记载的很多内容涉及商代前期，所以商代历史就不容怀疑了。换句话说，中国古代历史推到了公元前16世纪或17世纪，就是商代开始的时间。那么再往前怎么办呢?所以，这是考古学上一个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是建国以来考古学上的重要成果之一，即上推中国古代文明的历史。
怎么找古代文明?在国际上从考古学看古代文明，一般有四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城市。人的群落很早就开始了，实际上猿也是有群体、有一定组织的，可那些不是我们讲的社会。怎么样叫做一个城市?目前在国际上一般认为能够叫城市的，大的要有5000人以上的居住面积。不一定需要城墙，很多的城市是没有城墙的，可是一定要有相当于5000人居住的面积。
第二个标准，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有文字。虽然现在有人说中美洲地区有的国家没有文字也达到了文明阶段，这个问题还有争论。一般说起来，文字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没有文字，文明社会是很难想象的。
第三个标准是有礼仪性建筑。什么叫礼仪性建筑呢?礼仪性建筑是一种建筑物，规模比较大，可是这个建筑物不是为了人的一般生活需要，它是为了礼仪，这反映了阶层和阶级的存在。我们举一个具体例子，很多人去过埃及，到金字塔去看一看，你看金字塔就会觉得它一定是属于文明。为什么呢?一个法老的陵墓为什么要那么大啊?法老的个子怎么也超不过2米吧，挖一个小墓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那么大的工程呢?那是代表着阶级、代表着阶层、代表着他统治的权威。希腊雅典娜的神庙有好多根柱子，很辉煌，可是根本不能住人，因为只有柱子是不能遮风雨的，它就是为了显示神的权威。这些礼仪性的建筑是一个必要的标准。
第四个标准是冶金术。在西方流行的标准就是前面三条：城市、文字和礼仪性建筑，但中国和日本等方面的学者都认为不够，还应该加上冶金术，强调生产工具在社会发展里面的重要意义。所以我们来评论古代文明是这四条标准。在这四条标准里面，最集中体现的是城市，为什么呢?在城市里面才可以发现文字，可以发现礼仪性建筑，可以找到冶金术遗存。所以，中国的考古学多年以来，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寻找我们的城市(都邑)的发展历程。
我们是怎么上推中国古代文明历史的?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到1928年开始了殷墟发掘，殷墟这个地方已经成为连续发掘时间最长的一个遗址，不但是中国发掘时间最长的，在全世界也是发掘时间最长的之一，而且殷墟发掘现在看起来，恐怕再做50年也不会有什么最终结果，发掘一定会长时间地继续下去。可殷墟本身的时代是商代晚期，它的时代的上限也不过是公元前13世纪。
在50年初，连续在两个地方，发现了比殷墟更早的商代遗址，一处在河南郑州，另外一个在河南辉县。50年代后期确定了郑州有一个商代的城址。郑州的明清古城相当一部分的城墙就在商代的城基上，这简直是想象不到的，而且商代的城比明清的城要大，明清时代的郑州旧城就是商朝城南面的一部分。近年又有非常令人惊奇的发现，在这个城外面还有城郭，究竟有多大还有待继续探查。完整的郑州商城的面积和安阳殷墟的面积差不多，这个城是早于殷墟的，它的时代是商代前期，它的规模一定是个都城，我们看它的出土的东西就知道了，像大方鼎。这个方鼎从青铜器技术来看比殷墟早，它的高度达到了1米，这样的大方鼎，连续发现了好几个。我们可以说，郑州商城的发现可以把商代前期基本确定了。
郑州商城的发现和论定不是一帆风顺的。郑州商城发现之后，很多学者不相信。河南省的考古学家，费了很大的力气来论证商城。他们为了可靠，把商城各个方向，都做了剖面，进行分析，做了一个报告，在“文革”以后才发表。大家看，考古学是很科学、谨严的，确定这么大的遗址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实际是经过几十年的工作才做到的。
50年代末，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柄昶先生提出一个建议，他说，既然殷墟已经发现了，肯定是商代的首都，那么我们能不能找找夏墟啊?古书上有夏墟，它在什么地方呢?在山西的南部、河南的西北(从洛阳以北一直到山西南部，都有有关夏墟的名称)。徐先生的这个建议当时受到了一些学者的反对。可是徐先生带着一批人员到那里做了调查。调查过程中，在河南的偃师找到了二里头遗址，它的时代早于郑州商城，又往前迈了一步。
二里头出土了青铜器，例如铜爵。其实这种器物过去不是没发现过，很早就有发现，但是大家不重视，因为它又简单又薄，当时这种东西在北京的古玩行里面起名叫“野造”，野地造的，没人要的，可是后来发现它的重要性，它反映了中国青铜器原始的情况。二里头遗址还发现了很大的宫殿，有很大的面积。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现在用碳十四的科学测量，大约是在公元前1750到1550年，就是公元前的18世纪到16世纪，这就进入了夏代。我们古书上讲的夏代，现在一般认为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17世纪。所以二里头遗址也是古代都城，而这个古代都城从各方面与古书上对照，应属于夏代，是夏代中晚期的都城。大家看一看二里头出土的玉器，就可以看到当时的文明发展情况。大家知道这些玉器不是实用的，都是礼器,是中国礼乐文明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二里头出土了我们叫牙璋的玉器，是夏代有代表性的东西，到了商代以后很少存在。它的影响非常广泛，一直往南影响到了广东、福建，最后到了香港。90年代，在香港的一个小岛上出土了一个墓葬，里面也有这样的玉器。越南的北部也出现了这样的东西，是对境外的影响。
二里头遗址的时代是夏代的中晚期，我们还是要往前找，特别是，大家知道夏代的第一个王是夏禹(大禹治水的禹)，那么禹的都城在什么地方呢?
上世纪70年代，河南省的一些考古学家，带头的是安金槐先生，就根据古书记载“禹都阳城”进行调查。阳城在什么地方呢?是在河南登封，大家都知道的少林寺就在登封。他们在登封这个地方进行发掘，一开始发现的是战国时代的遗址，这个遗址出土了一些陶器，证明它就是阳城。陶器的底上盖着一个玺印，有四个字：“阳城仓器”。“阳城”是地名，“仓器”是仓库里面的东西。可见在战国的时候这个地方确实是叫阳城。阳城在这儿，那夏禹都城是在什么地方呢?当时安金槐先生带着考古队发掘出这个遗址后，周围的老百姓就说，你在这里找不对，要到王城岗去找。到王城岗就挖到了比二里头还早的遗址。遗址有一个小城，时代上已经是非常早了，可以到夏代的早期，甚至要更早，可是这个城太小，它每边长100米，就相当于足球场的400米跑道。90年代后期，在王城岗作了新的工作，在小城外头发现了一个大城，这个工作还没有结束。王城岗遗址的发现，虽然还不能确定是夏朝的首都，但提供了很多线索。
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是近年考古学上的一大发现。陶寺遗址的特点是什么呢?刚才说禹都在阳城，禹以前就是尧舜，尧都在什么地方?传说是平阳。平阳在什么地方，平阳就在临汾，靠近襄汾这一带，而陶寺是在襄汾。襄汾陶寺这个遗址，可以说是中原地区最大的一个城址，它中间有一个小城，是早期的，然后在外头有一个大城。整个大城是不规则的，它是沿着周围的小山丘来建设的。整个大城遗址，南北最长达到2150米，东西的长度是1650米，整个面积达到200万平方米以上。因为它不规则，所以不能够计算得太准确。规模非常大，可不止是5000人口的面积。这个古城的时代根据碳14测定，是公元前2500年到2200年。这个城的内外有1300多座墓葬，跟小城的时代是一致的。这些墓葬有明显的等级差别，阶层关系非常清楚，里面有很多的礼器、乐器等等。最重要的是在这里发现了文字。有一个背壶，陶质的。什么叫背壶?就是一面是圆的，另一面是扁的，像军队的水壶的样子，上面有一个用毛笔写的“文”字，在反面也有字。这些字一定是用毛笔写的，毛笔的笔锋也看得非常清楚。所以陶寺遗址的时代，也就是古书里相当于尧舜的时代，已经有了文字，这是确切的证明。
还有其他的发现。如墓葬里出土有陶盘，盘里面有一条盘龙，龙头还吐出舌头。这种盘里面有盘龙的图案，一直到商代的青铜器、周代的青铜器都是常见。这个龙比二里头的龙更原始，它没有脚。更令人惊奇的是一个齿轮状的东西，非常奇怪，它有29齿。古代的历法，一直到今天的农历，每月有29天到30天。29这个数字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很难画一个29齿的东西，这个东西是青铜，不过是砷青铜，一种原始的青铜。我，还有一些考古学者，第一次看到这个东西，都觉得实在是想象不到，当时怎么可能会有这样一个东西，做得多么规整、多么讲究。
在小城里面，有一个可能是天文台的特殊建筑基址，当然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测，但这是唯一的解释。它是一个扇面型的建筑，当然今天地上的建筑不存在了，可基部还存在，上面有很多直立的缝。这个建筑物没有办法解释。因为用夯土做成这么一个有缝的墙，它又不能挡风遮雨，是干什么用的呢?大家觉得非常奇怪，所以就把它复原起来看。复原起来突然就发现，在冬至的那一天，正好从一条缝里看见太阳升起。然后隔一段时间，到另一节气的时候也看见太阳在另一个缝里面升起。当然已经有些破坏了，不能每一个缝都证明，可是基本上，它是可以和节气相对应的。这会不会是一个有关天文历象的建筑?大家知道类似的建筑在外国也有发现过。但是要确定这一点就要有一个用来观测的基点，结果真的在那个地方找到一个圆的白石片，有一个标志在那儿，这真是奇妙得很。
我们从殷墟的商代晚期到郑州的商代前期，然后二里头的夏代中晚期、王城岗的夏代前期，一直追溯到相当于尧舜的时代，这些和我们的文献都是可以互相参照的。我们对于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比过去的认识多得多了。
(二)拓展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地域
建国以后，各地的考古队伍逐渐成长，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的考古工作普遍开花，大家认识到中国的古代文明，不是只有中原的，中国辉煌的古代文明是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各地区共同缔造的。各民族、各地区对中国古代文明都有所贡献，而且中国古代文明的中心也不总是在中原地区。这个观点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不但在考古学上，在历史学上、在其他的一些学科方面都有很重要的影响。所以改革开放后的30年以来，大家非常注意在中原以外地区的考古。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良渚城址的发现。良渚城址在什么地方?良渚城址在杭州，过去是余杭，现在余杭属于杭州市。这一带地方从清代以来，一直就有很重要的文物出现，特别是玉器。良渚反山出土的大玉琮(玉琮是一种祭祀用的礼器，传说是祭地神的)，这个玉琮非常大，而且花纹特别精细，实际上是一个神像。这个神像的特点是什么呢?上面有一个冠，有一个脸，下面也有一个脸，脸是两重的。这一类的花纹一直传到商代还存在着。良渚文化的时代比刚才讲的陶寺的时代又早了，良渚文化的时代是公元前3300到2500年。大家可能想象不到，离中原这么远，在杭州这个地方它的文化有这么高。而且良渚古城的面积是290多万平方米，比陶寺还要大一些。当然这仅仅是一个例子，有关这类的发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的文明不是仅仅在中原地区发生、发展，而是同样在一些当时非常边缘的地区发生、发展。
四川广汉的三星堆遗址是1986年发现的，三星堆这个地方也有一处商代古城。它那儿有一条河，把城的北边给冲没了，只剩下中部和南部，估计这个城址有22平方公里。三星堆的发现是非常早的，在1929年的时候就已经有文物出现，可是到1986年才震惊世界，因为它出了两坑器物。三星堆出土的器物给我们的印象和中原非常不同，所以有人说这是境外文化的影响。刚刚发现了器物坑之后，要我去看这些东西，当时我做了思想准备，想看看它到底有没有跟东南亚有关的东西，所以我到图书馆去找东南亚的考古材料。可是我到那儿看了全部的东西之后，得了一个结论，就是没有。真正影响它的是什么呢?是中原的文化，这是最奇怪的。三星堆出土的面具，眼睛是突出的，耳朵是伸出的。还有的面具的鼻子上面有一个云气形的装饰。这在人类学上是常见的，突出的眼睛，伸长的耳朵，就是千里眼、顺风耳，它表示一种神力，表示能看得远、听得远。可在中原华夏文化里没有这个东西。还有三星堆最著名的大铜人，这个大铜人上面的人像身高1.8米，下面还有一个底座，整个高2.62米。可是你看这个铜人有很多特点，脸的结构、帽子的形状等，确实是本地的文化。可是如果我们看下面底座的夔龙纹，一看就是商代的样子;再看它衣服上的花纹，一看就是商代的作风。经过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专家所做研究，它的衣服一共有四层，可是铜人是光着脚的，像东南方的人。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罍和中原的相似，这些更明显地证明了三星堆文化和中原地区的关系。
所以，三星堆的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在强烈的中原地区的商文化影响之下的本地文化。它有自己的特色，同时也受中原文化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古代文化是多民族、多地区共同创造的，都是我们中华文明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三)考古学揭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特色
第一点，中国古代文明是绵延不绝的。所谓绵延不绝，就是说我们后来很多的思想文化的要素，可以在很早的考古材料里面发现。举个例子，公元前13世纪的一块甲骨文，是商朝武丁时代的，上面记载：“东方曰析风曰协，南方曰因风曰凯，西方曰彝风曰韦，北方曰宛风曰役。”它是讲四方神和四方风的名字。而《尚书·尧典》里说春天“厥民析”，夏天“厥民因”，秋天“厥民夷”，冬天“厥民隩” 就是宛。析、因、夷、隩和析、因、彝、宛其实是一回事。这就说明，商朝讲的一些神和风的名字，实际上在我们今天还在读的《尚书》里就有。这是什么意思?“厥民析”，就是春天的时候老百姓都分开下地了;“厥民因”，就是在夏季继续干活;“厥民夷”就是去收粮食，把地弄平了，夷，是平的意思;隩，是藏，把谷物藏起来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而把它变成神的名字，在商朝的甲骨文就有，一直传到了现在。
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盨，铭文有“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就是说天让大禹当王，让他来安排九州，“随山濬川”，把山开辟了，把河治理了(大禹治水)。我们读的《尚书》里面的《禹贡》和序，说“禹敷土” “随山濬川”，跟盨铭一样，这说明在西周时候的神话故事，也保存到今天我们还在读的古书之中，所以中国的古代文明是绵延性的。
第二点，中国古代文明是包容性的，它能够综合各种文化。我们举一个例子。河北平山发掘的战国时期中山国王的墓葬里面，有一个器座，它是一个老虎，老虎嘴里叼着一只鹿，浑身都错金银。还有一个器物，也是这个墓里出的，形状是有翅膀的兽，这些造型的来源都不是中国的。这种有翅膀的兽，跟刚才那个一个动物咬一个动物的艺术主题是北方草原民族文化的元素，从中亚、西亚、一直到欧洲都有类似的母题。中山国是白狄，是从草原民族来的，他们带来的文化和中国的错金银技术结合在一起，造出来这些文物，足见中国的文明，从来是一种包容性的。
第三个特点，就是我们重视礼乐。礼乐本身体现和谐的观念。我们自古以来以礼乐施教，不管是礼仪还是音乐，强调的都是和谐。陕西宝鸡眉县杨家村出土的列鼎就是代表礼，有9件，从大到小。还有湖北出土的战国时期曾侯乙墓编钟，一整套的编钟，可以用来演奏现代的乐曲。这些都是礼乐和谐的体现。
最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强调以民为本，强调中道。2008年的7月，清华大学收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是由校友捐赠，从香港抢救回来的，将近2500枚的竹简，里面有一篇记载周文王的遗嘱。周文王在位50年，他病重的时候把太子(周武王)叫来，给他讲了遗嘱。这个遗嘱里面不是讲怎么去打仗，而是讲了两个故事。其中一个是舜的故事，说舜原来是小人，不是贵族，是种地的，而他要求自己力求中道，要“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庶万姓”，就是老百姓)，就是说舜的修养和民的要求是一致的。当然这是一个传说，但周文王在临死的时候对他的儿子交代了这样的故事，所强调的思想正是一种以民为本的思想传统。
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并不很长，很多人说中国考古学目前处在一个黄金时代，我认为这只说对了一半，最好的一个说法是，我们处在黄金时代的开始。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更重大的发现、更深入的研究应该在未来。中国的现代考古学从1926年、1928年开始，只有80多年的历史，这相对于我们中国的古老文明、广阔疆域，是很短促的。文明史上的诸多问题，应该在今后解决，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我自己可能是看不见，可是在座的很多朋友一定会亲自看到它的辉煌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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