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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帝国的成功

2018-07-13 15:13:39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秦国拥有多种优势,在全中国范围内又具备着多种统一的条件,各方面条件相互配合,最终能够结束八百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秦灭山东六国,建立中央集权的一统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里指出,“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这样简要深刻的语句,把周秦以下三千年封建国家的本质完全刻画出来了。由于宗族制度的崩溃,被残酷地束缚着的农奴从大小宗族中得到解脱,成为比较自由一些的广大农民阶级,这个阶级受尽战争的痛苦,是反对割据,要求统一的。由于家族制度的兴起,地主比起领主来,数量大大增加了,力量却大大分散了。地主阶级的豪强,在某种程度是实行割据的,但不遇特殊的时机,要象领主那样割据称雄,也是困难的。地主阶级面对着这个巨大的农民阶级,既不能恢复宗族制度分而治之,那末,建立起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统治机构,是完全合于需要了。农民阶级要求统一,地主阶级在一般情况下,也要求统一,再加上当时社会已经存在着许多有利于统一的因素,这就只剩下一个谁来统一的问题。秦拥有各种优势,代表地主阶级向领主残余势力进攻,客观上相当地符合于农民阶级的要求,主观上则是满足了地主阶级的愿望,秦帝国就在这种情势下出现了。

秦国僻在西方,文化落在东方诸侯国的后面,但也在逐步前进。前三八四年(秦献公元年)开始废用人殉葬制;前三七八年(七年),开始有市;前三七五年(十年),开始有户籍。秦孝公时,商鞅变法,制订许多法令,建立起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权。前三三六年(秦惠文王二年)开始用钱。落后的秦国,入战国后,一变而成先进的国家。

正因为秦国的腐化势力比较薄弱,所以新的制度得以实施。荀子曾到过秦国,在《疆国篇》里夸奖秦国民俗的朴素,官吏的忠实,大官的守法,朝廷的清静,认为是最好的政治。秦国军制,荀子也认为比别国好。《议兵篇》说,齐国讲求勇力技击,斩敌首一级,赏金一锱(音资zī,一两二十四铢,六铢为一锱),这种军队只能“事小敌”,遇上大敌就离散崩溃了,这是“亡国之兵”。魏国的武卒,是按照严格的标准选拔来的。被挑选上的人可以免户赋徭役,这样一来,军队辗转增加,“地虽大,其税必寡”,这是“危国之兵”。秦国以军功升进,不管他是什么人,打胜仗的有赏,打败仗的有罚,所以人人奋勇,求得军功。齐国的技击,不能碰上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不能碰上秦国的锐士,一碰上,就象以卵击石了。足见秦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占有优势。

前二四六年,即秦始皇即位的时候,秦地有巴、蜀、汉中、宛、郢、上郡、河东(山西西南部)、太原、上党等郡。函谷关外有荥阳及周国旧地。单就疆土形势来说,秦对山东占有优势。

关中地本肥沃,郑国渠造成后,溉田四万余顷,农产更加丰富。秦昭王时,蜀郡太守李冰造都江堰,开辟稻田,大兴水利,蜀地沃野千里,无水旱灾,富饶无比。秦拥有两个大农业区,再加上巴、蜀出铜铁木材,西北戎狄地区出牛马,资源丰足,能够支持连年不断的战争。《史记·货殖列传》说“关中土地约占天下三分之一,人口不过十分之三,财富却占十分之六”。这种估计,未必确实,但经济力量,秦确占优势。

秦自商鞅变法以来,奖励力耕力战,造成与山东诸国不同的民俗。秦始皇以前,秦国夺得重要都邑,往往驱出原来居民或令秦民迁往杂居。如前三二五年,取陕,放还陕民给魏国。前二八六年,魏献安邑,秦出其居民,募秦民并赦免罪人迁徙安邑。前二八二年,取赵二城,前二七九年,取楚鄢、邓,都赦免罪人迁居新地。前二七三年,立南阳郡,释免奴隶去居住。这大概是防止山东腐化生活传染秦民的缘故。同时,山东游士也反对秦国习俗,如鲁仲连愿跳东海寻死,不愿做秦民。秦始皇时,改变了这种办法,秦民与非秦民的差别,虽然还是存在,不过没有以前那样严格了。大抵秦国民俗,比山东朴素勇武,这也是秦的一种优势。

商鞅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建立单纯的地主政权。不过,地主阶级没有结合士与大商贾,力量还不能说是完整。秦始皇改变旧习惯,尊崇大畜牧主乌氏倮(音裸luǒ),位比封君(地位和侯爵一样),优待大丹砂商寡妇清,“礼抗万乘”(国王用客礼相待)。又用大商贾吕不韦为秦相国。吕不韦养学士、食客三千人。这样,山东游士和大商贾,不再反对秦的统一战争了。秦国地主政权的加强和影响的扩大,又是一种优势。

秦比山东六国有上述多种优势,但在全中国范围内,如果还没有统一的条件,秦统一仍是不可能的。当时形势,却已具备了促成全国统一的下列条件:

水陆交通陆路用车,西周时期以宗周为中心,通达四方各国。东周时又有海上内河两种水上交通,战国时更为发达。特别是内河交通,照《禹贡》所说,贡道(商路)以黄河为干路,联络各水,全国九州都可通达。《史记·河渠书》所说内河交通,自荥阳引黄河水南流为鸿沟,与济、汝、淮、泗四水相会,中原地区宋、郑、陈、蔡、曹、卫等地水上都可以交通。楚地西部有汉水;东部有邗沟,贯通江淮二大水,北上联济沂二水。吴越地区有三江(松江、钱塘江、浦阳江)五湖(太湖),掘渠相通,外可通海,内可通邗沟。齐地淄水济水相通。巨大人工沟通了大小各水,成一南北各地水路交通网,大有助于全国的统一。

商业战国时商业发达,居泽地的人得用木材,居山地的人得吃鱼盐,各地居民,因货物交换,经济生活上相互联系相互依赖,不可割离了。《礼记·月令》仲秋月,“开放关市,招徕商贾,以有易无,各得所需。四方来集,远乡都到,自然财物充足,国用民用,不感缺乏,百事顺利。”这是商业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说明。因为各国间需要通商,闭关不相往来成为不可能。

水利灌溉山东各国,各造堤防,天旱争夺水利,天涝放水到邻国。例如东周国想种稻,西周国不放水(前三六七年周分为东西两国);赵魏两国地高,齐国地势卑下,黄河不决齐堤,便要泛滥赵魏。壅水和放水,给地主、农民以生死的威胁,统一的管理成为两大阶级的共同要求。

障碍水陆交通的有各国所设的关津和长城、巨堑。障碍商业流通的有苛税,如客人过关,关吏要关税并勒索贿赂,骑白马过夫,照例要多纳税。《孟子·尽心篇》说“古代设关为了禁暴,今世设关为了行暴”。障碍水利灌溉的有以邻国为壑的各国堤防。这都是人为的障碍,只有全国统一才能消除或减少由于割据所发生的灾害。

以上所说诸原因以外,还有下列看来是抽象的,但是有巨大作用的两个原因:

劳动人民要求统一春秋时期大小一百多国,象莒、邾等小国,也要准备兵车一千乘。小国对大国缴纳的贡赋徭役,以及列国间的战争损害,国内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全压在劳动人民的肩上,那时候小国人民,负担是极其严重的。但如晋齐等大国,土地人口比莒邾大几十倍,兵车不过四五千乘,从这一点说,大国人民的负担,要比小国轻得多。战国时期,秦赵等大国,兵力六十万,战争中用全兵力的次数极少,可以说人民负担又比春秋时期大国要轻些。所以人民的经验是:做小国的人民不如做大国的人民,做大国的人民不如做全中国统一的人民。邹鲁两小国打仗,邹国官员战死三十三人,兵卒一个也没有死亡。邹鲁人民不愿意打仗,七国人民当然也不愿意打仗,谁能统一中国,人民就希望从他那里得到和平。《孟子·公孙丑篇》说“人民遭受虐政的苦难,再没有比现时更厉害的了。饥人见食物就要吃,渴人见水就要喝,……那个国王能行仁政,人民喜欢他,好比倒挂的人得到了解救”。秦国政治在七国中比较好一些,因此人民把希望寄托在秦国,荀子曾代表这个希望断定秦国将实现统一全中国的伟大任务。

共同文化要求统一西周以来,虽说华族居住中原,非华族的各种族居住在华族的四周,但事实上,中原地区也是各族杂居,与华族对敌,势力不小。东周后期,华族生产力进步,文化程度提高,因此逐渐地把居住在中原地区和四周边沿地区的各族融合起来。苗族的楚国统一南方,文化向上发展,与华族的区别消失了。东夷各族,长期接触华族文化,陆续并入齐鲁楚各国。秦在西方,受戎狄影响,被东方诸侯看作戎狄,战国初年秦国文化上升,成为华夏文化国。北方和东北方各族对赵燕等国,经过战争和文化交流,一部分并入华族,大部分退到长城以外。战国时期,北起秦、赵、燕三国长城,南至旧吴、越海滨,大体上只存在着一个华夏文化,也就是居住在广大境域内二千万左右的人口,文化是共同的,心理状态是共同的。孟荀大儒主张行仁政,使天下“定于一”。明确地代表了这种共同心理。

秦国拥有多种优势,在全中国范围内又具备着多种统一的条件,配合起来,这就是秦为什么能够结束八百年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建立起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的原因。

文献来源: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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