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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代的交通

2018-07-19 09:38:55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秦国的驰道、车辆制造、漕运,为秦国的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

一、驰道

中国全国陆上交通网的形成,始于秦朝。早在秦国出兵扫灭六国的同时,秦王就在着手平毁各地私筑的高墙壁垒,拆除妨碍交通运输的关卡。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现了“车同轨”。全国车辆使用同一宽度的轨距,就意味着车上的主要零部件都有统一标准,更换迅速方便。这种“标准化”的要求和方法是很先进的,它适应了秦朝全国土木工程和战争等方面长途运输的需要,对道路修建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根据“车同轨”的要求,秦朝在把过去错杂的交通路线加以整修和连接的基础上,又耗费了难以数计的人力和物力,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这项费时10年的工程,规模十分浩大,它以京师咸阳为中心,向四方辐射,将全国各郡和重要城市,全部联通起来。

秦朝驰道有统一的质量标准:路面幅宽为50步,约合70米;路基要高出两侧地面,以利排水,并要用铁锤把路面夯实;每隔三丈种一株青松,以为行道树;除路中央三丈为皇帝专用外,两边还开辟了人行旁道;每隔10里建亭,作为区段的治安管理所、行人招呼站和邮传交接处。我们还是以北通九原的北方直道的国防工程为例看看秦朝驰道的实际状况。据古书记载,公元前212年到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一条长约1400公里的直道,命蒙恬、扶苏率20万大军,边驻守边关,边修直道。这条大道沿途经过陕甘等省,穿过14个县,直至九原郡(今内蒙自治区包头市),仅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修筑完毕。建成后的直道宽度一般都在60米左右,可并排行驶10-12辆大卡车。最宽处甚至可以当作现代化中型飞机起飞降落的跑道。其沿途各支线星罗棋布,每条支线都有容纳并排行驶两辆卡车到四辆卡车的宽度。这条直道正式使用以后,秦始皇的骑兵从他的军事指挥中心——云阳林光宫(今陕西淳化县梁武帝村)出发,三天三夜即可驰抵阴山脚下,出击匈奴。据考古发现,至今,内蒙东胜县境内仍有90里长的直道遗迹明显可见。——王崇焕,《中国古代交通》,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筑驰道。以咸阳为中心的,有东方大道(由咸阳出函谷关,沿黄河经山东定陶、临淄至成山角),西北大道(由咸阳至甘肃临洮),秦楚大道(由咸阳经陕西武关、河南南阳至湖北江陵),川陕大道(由咸阳到巴蜀等),此外还有江南新道,南通蜀广、西南达广西桂林;北方大道,由九原(今包头)大致沿长城东行至河北碣石,以及与之相连的从云阳(今陕西淳化)至九原的长达900余公里的直道,等等。1974年,在伊克昭盟发现了长约100米的直道遗址,路面残宽约22米,断面明显可见,现存路面高1-1.5米,用红砂岩土填筑,从直道遗址可以看到南北四个豁口遥遥相对,连成一线,这同《史记·蒙恬传》所载“堑山堙谷,通直道”的记载正相吻合。由此可见驰道工程的庞大和艰巨。

栈道的修筑始自战国秦。公元前三世纪,秦国为了开发四川,就修筑了栈道,正如蔡泽所说:“栈道千里,通于蜀汉,使天下皆畏秦。”(《史记·范睢蔡泽列传》)到西汉前期已有嘉陵故道、褒斜道、谠洛道和子午道四条通蜀的栈道。其中褒斜道长250余公里,路面宽3-5米不等。栈道盘旋于高山峡谷之间,因地制宜采用不同的工程技术措施,或凿山为道,或修桥渡水,或依山傍崖构筑用木柱支撑于危岩深壑之上的木构道路,表现了在筑路工程中,适应十分复杂的地形条件的出色的技术能力。栈道是川陕间的交通干线,历代屡屡修建,在经济文化交流和战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陆路交通的主要工具是各种车辆。秦时规定“车同轨”,亦即每辆车的两车轴间距离相等。这时大多为两轮车,其设计因不同的用途而异,有的适于载重,有的利于速行,有的轻便舒适。秦汉时也有灵活适用的独轮车和稳定性强、载重量大的四轮车等。辽宁辽阳西汉遗址出土有铁车輨(车轴承)、车锏(铁圈)等物,说明汉代已在车轴上加铁圈,使铁与铁相磨,其间加上油脂润滑,增强了车轮的牢固性,减少了车轴承的摩擦力。——史仲文、胡晓文,《中国全史百卷本·秦汉科技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二、车辆

在中国车辆的发展史上,秦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和变革时期,秦以前车辆制造发展缓慢,到了秦朝开始有了较大的进展。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实行了“车同轨”。对车同轨的解释,传统的说法是统一了全国车辆的轮距,车辆制造开始标准化。规定车宽6尺,一车可通行全国。还有人认为,不仅车宽6尺,而且车舆的各种尺寸都与6有关,考古工作者曾对约为真车马1/2大的秦代铜车马进行了实测,得知秦代车辆的轮径约为秦制4.2尺,车宽和衡长都近6尺,辕长18尺,轴长10尺。可见除轴长外,其余数据都是6的倍数。但也有不同意见,如有人认为车轨尺寸并非全国统一,而是按官阶有所区别,职位高的官与职位低的官的车轨不一样宽。近年出土的秦车两轮间的距离为101.8厘米,折合秦尺为3.68尺,舆宽78厘米,折合秦尺为2.82尺,因此,车宽6尺之说也不一定可靠。不过即使车宽不是6尺,车轨因官阶不同而有所变化,至少是在某种范围内统一了车轨,这对沟通全国的交通、提高运输效率仍是巨大的贡献。

秦始皇的御用车辆叫金根车。从秦始皇陵发掘出来的铜车以银装饰的部位都是被饰物的末端,这种车饰方法,古文献上称之为“以金饰诸末”,是金根车的特点。金根车既是银质装饰,而不称为银根车,是因为金字沿袭古义,多用于对金属的泛称。如银称白金、铁称黑金,而金则有专名,称作黄金。再是当时黄金已广泛使用,而银却是刚刚提炼出来的新金属,所以更为名贵。

秦始皇乘坐的金根车中有一种车名辒辌车。这种车车型大,三面有窗,后面有门,四周有帷子,可坐可卧,窗牖闭之则温,开之则凉,所以称作辒辌车。始皇五次出巡,驰骋万里,乘坐的多是此车。在沙丘离宫病死后,《史记·李斯列传》中记有:“李斯以为上(秦始皇)在外崩,无真太子,故秘之,置始皇于辒辌车中。”后世用为丧车。

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铜车马,对于我们认识和理解秦汉时期的车制具有极大的帮助。此车通长317.4厘米,高106.2厘米,总重约1.8吨。铜车马上的金质饰物共有747件,银质饰物817件。除了一些金银饰件外,其余全部是青铜铸件,结构比较复杂,由3000多个部件组成。这乘铜车马是以四马驾车,称之为驷。——史仲文、胡晓文,《中国全史百卷本·秦汉习俗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车同轨”,对车辆制造的技术和工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秦始皇五次大规模巡游,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马车。秦代人对马车似乎有着特殊深厚的感情,至今我们还可以从秦朝留下的兵马俑中,看到当时的战车、辇车等实物,看到与真人真物几乎等高的人物与马匹形象。从1974年开始发掘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中,已出土武士俑800多个,木质战车18辆,陶马100多匹,青铜兵器、车马器共计9000余件。如按兵马排列形式复原,三个坑的武士俑可能有7000个,驷马战车100多辆,战马1000多匹。兵马俑庞大的阵容,形象地展现出秦军的兵种编列和武器车辆等情况。1980年出土了两辆大型彩绘铜车马,其大小为真车真马的1/2。一号车为立车,即立乘之前导车。长为2.25米,高为1.52米。单辕双轭,套驾四马,即两骖两服。车舆呈长方形,车上置一圆形铜伞,伞下立一御马官俑,双手执辔[pèi沛]。舆内有铜方壶、弓、驽、镞、盾等。四匹铜马均饰金银络头。鞍具上有编号文字29处,共49字,均小篆体。二号车为安车,即坐乘之轿形车。车身全长为3.28米,高1.04米。车厢分前后两室,前室为驾驶室,内有一跽[jì计]坐的御马官俑,腰际佩剑,执辔前视。后室为乘主坐席。车厢上有椭圆形车盖。车亦单辕双轮,前驾四匹铜马。这些珍贵文物,完全模拟实物制成,是前所未有的考古发现,反映了我国2000多年前马车制造的精湛技艺。——王崇焕,《中国古代交通》,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三、漕运

把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连接起来的灵渠,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运河之一。那是在公元前221年,秦始皇顺应历史潮流,前后花了10年时间,统一了中原地区,接着又向岭南进军。但是战争并不像预料的那样顺利。五岭的险峻地形,使行军极度困难。粮草的运输主要靠人背牲口驮。运粮队伍要翻山越岭,走上好些日子,除去自己的消耗,到达营地时已经所剩无几了。更麻烦的是,行进在崇山峻岭的运粮队伍,往往要遭到敌人的突然袭击。粮草问题,更直接地说是运输问题,要是不能得到解决,作战根本无法取得胜利。就这样,常常空着肚子打仗的秦军进行了三年战争,还是没有什么明显进展。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出巡到湘江上游,为了解决南征部队的粮饷运输问题,决定派水利专家史禄领导“凿渠运粮”,在五岭之上开一条运河。运河的路线,选在今天广西壮族自治区兴安县城附近湘江和漓江的分水岭上。这里两江相近,最近处不到1.5公里,山又不太高,相对高度20-30米。只需沟通两江,中原地区用船运来的粮草,就可以从水路一直越过五岭,进入岭南地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数十万秦军和民工,开石劈山,进行了艰苦的劳动。他们经过五年多的努力,排除了许多困难和干扰。到公元前214年,这条长33公里的灵渠终于挖成了,运输问题解决了,秦始皇下令向岭南增派援军。这一次,秦军取得了完全的胜利,控制了岭南,并在今桂林、广州和雷州半岛等地方设置了三个郡。这样,秦朝就有了40个郡。中国出现了空前统一的局面,珠江水系与长江水系也可以直接通航了。开凿灵渠的劳动人民,用他们自己的智慧和辛勤劳动,创造了许多山区河道行船的好办法。——王崇焕,《中国古代交通》,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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