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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汉代学术史概论

2018-07-06 10:49:18来源: 人学研究网 已浏览人数:
先秦学术,自其一方面论,可以说是最精的。因为他各专一门,都有很高的见解。自其又一方面说,亦可以说是最粗的。因为他只知道一门,对于他人的立场,全不了解。


 

  (作者简介: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芸等。汉族,江苏常州人。中国近代历史学家、国学大师。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现代中国四大史学家”。其史学代表作品有《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先秦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宋代文学》等。)

  诸家之学,并起争鸣,经过一个相当时期之后,总是要归于统一的。统一的路线有两条:(一)淘汰其无用,而存留其有用的。(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在战国时,诸家之说皆不行,只有法家之说,秦用之以并天下,已可说是切于时务的兴,而不切于时务的亡了。但时异势殊,则学问的切于实用与否,亦随之而变。天下统一,则需要与民休息,民生安定,则需要兴起教化。这两者,是大家都会感觉到的。秦始皇坑儒时说:“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兴太平指文学士言。可见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始皇非无此志,不过天下初定,民心未服,不得不从事于镇压;又始皇对外,颇想立起一个开拓和防御的规模来;所以有所未遑罢了。秦灭汉兴,此等积极的愿望,暂时无从说起。最紧要的,是与民休息。所以道家之学,一时甚盛。然道家所谓无为而治,乃为正常的社会说法。社会本来正常的,所以劝在上的人,不要领导其变化;且须镇压之,使不变化,这在事实上虽不可能,在理论上亦未必尽是,然尚能自成一说。若汉时,则其社会久已变坏,一味因循,必且迁流更甚。所以改正制度,兴起教化,在当时,是无人不以为急务的。看贾谊、董仲舒的议论,便可明白。文帝亦曾听公孙臣的话,有意于兴作。后因新垣平诈觉,牵连作罢。这自是文帝脑筋的糊涂,作事的因循,不能改变当时的事势。到武帝,儒学遂终于兴起了。儒学的兴起,是有其必然之势的,并非偶然之事。因为改正制度,兴起教化,非儒家莫能为。论者多以为武帝一人之功,这就错了。武帝即位时,年仅十六,虽非昏愚之主,亦未闻其天亶夙成,成童未几,安知儒学为何事?所以与其说汉武帝提倡儒学,倒不如说儒学在当时自有兴盛之势,武帝特顺著潮流而行。

  儒学的兴起,虽由社会情势的要求,然其得政治上的助力,确亦不少。其中最紧要的,便是为五经博士置弟子。所谓“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自然来者就多了。儒学最初起的,是《史记·儒林传》所说的八家:言《诗》:于鲁,自申培公,于齐,自辕固生,于燕,自韩太傅。言《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东汉立十四博士:《诗》齐、鲁、韩。《书》欧阳,大小夏侯。《礼》大小戴。《易》施、孟、梁丘、京。《春秋》严、颜。见《后汉书·儒林传》。《诗》齐鲁韩下衍毛字。大体仍是这八家之学。

  惟京氏《易》最可疑。但是在当时,另有一种势力,足以促令学术变更。那便是第五章所说:在当时,急须改正的,是社会的经济制度。要改正社会经济制度,必须平均地权,节制资本。而在儒家,是只知道前一义的。后者之说,实在法家。当时儒家之学,业已成为一种权威,欲图改革,自以自托于儒家为便,儒家遂不得不广采异家之学以自助,于是有所谓古文之学。但是学术的本身,亦有促令其自起变化的。那便是由专门而趋于通学。

  先秦学术,自其一方面论,可以说是最精的。因为他各专一门,都有很高的见解。自其又一方面说,亦可以说是最粗的。因为他只知道一门,对于他人的立场,全不了解。譬如墨子所主张,乃凶荒札丧的变礼,本不谓平世当然。而荀子力驳他,说天下治好了,财之不足,不足为患,岂非无的放矢?理论可以信口说,事实上,是办不到只顾一方面的。只顾一方面,一定行不通。所以先秦时已有所谓杂家之学。《汉志》说:杂家者流,出于议官。可见国家的施政,不得不兼顾到各方面了。情势如此,学术自然不得不受其影响,而渐趋于会通,古文之学初兴时,实系兼采异家之说,后来且自立新说,实亦受此趋势所驱使。傥使当时的人,痛痛快快,说儒家旧说不够用了,我所以要兼采异说;儒家旧说,有所未安,我所以要别立新说;岂不直捷?无如当时的思想和风气,不容如此。于是一方面说儒家之学,别有古书,出于博士所传以外;其中最重要的,便是孔壁一案,参看第十六章。一方面,自己研究所得,硬说是某某所传;如《毛诗》与《小序》为一家言。《小序》明明是卫宏等所作,而毛公之学,偏要自谓子夏所传。纠纷就来得多了。流俗眩于今古文之名,以为今古文经,文字必大有异同,其实不然。今古文经的异字,备见于《仪礼》郑《注》,从今文处,则出古文于注。从古文处,则出今文于注。如古文位作立,仪作义,义作谊之类,于意义毫无关系。他经度亦不过如此。有何关系之可言?今古文经的异同,实不在经文而在经说。其中重要问题,略见于许慎的《五经异义》。自大体言之:今文家说,都系师师相传。古文家说,则自由研究所得。不为古人的成说所囿,而自出心裁,从事研究,其方法似觉进步。但(一)其成绩并不甚佳。又(二)今文家言,有传讹而无臆造。传讹之说,略有其途径可寻,所以其说易于还原。一经还原,即可见古说的真相。其未曾传讹的,自然更不必说。古文家言,则各人凭臆为说,其根源无可捉摸。所以把经学当作古史的材料看,亦以今文家言价值较高。

  然古学的流弊,亦可说仍自今学开之。一种学术,当其与名利无关时,治其学者,都系无所为而为之,只求有得于己,不欲眩耀于人,其学自无甚流弊。到成为名利之途则不然。治其学者,往往不知大体,而只斤斤计较于一枝一节之间。甚或理不可通,穿凿立说。或则广罗异说,以自炫其博。引人走入旁门,反致抛荒正义。从研究真理的立场上言,实于学术有害。但流俗的人,偏喜其新奇,以为博学。此等方法,遂成为哗世取宠之资。汉代此等风气,由来甚早。《汉书·夏侯胜传》说:“胜从父子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专以应敌为务,真所谓徇外为人。此种风气既开,遂至专求闻见之博,不顾义理之安;甚且不知有事理。如郑玄,遍注群经,在汉朝,号称最博学的人,而其说经,支离灭裂,于理决不可通,以及自相矛盾之处,就不知凡几。此等风气既盛,治经者遂多变为无脑筋之徒。虽有耳目心思,都用诸琐屑无关大体之处。而于此种学问,所研究的,究属宇宙间何种现象?研究之究有何益?以及究应如何研究?一概无所闻见。学术走入此路,自然只成为有闲阶级,消耗日力精力之资,等于消闲遣兴,于国家民族的前途,了无关系了。此等风气,起于西汉中叶,至东汉而大盛,直至南北朝、隋唐而未改。汉代所谓章句,南北朝时所谓义疏,都系如此。读《后汉书》及《南北史》《儒林传》,最可见得。古学既继今学而起,到汉末,又有所谓伪古文一派。据近代所考证:王肃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肃好与郑玄立异,而无以相胜。乃伪造《孔子家语》,将己说窜入其中,以折服异己,经学中最大的《伪古文尚书》一案,虽不能断为即肃之所造,然所谓《伪孔安国传》者,必系与肃同一学派之人所为,则无可疑。《伪古文尚书》及《伪孔安国传》之伪,至清阎若璩作《古人尚书疏证》而其论略定。伪之者为那一派人,至清丁晏作《尚书余论》而其论略定。此即由当时风气,专喜广搜证据,只要所搜集者博,其不合理,并无人能发觉,所以容得这一班人作伪。儒学至此,再无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的气概。然以当时学术界的形势论,儒学业已如日中天。治国安民之责,在政治上,在社会上,都以为惟儒家足以负之。这一班人,如何当得起这个责任?他们所想出来的方案,无非是泥古而不适于时,专事模仿古人的形式。这个如何足以为治?自然要激起有思想的人的反对了。于是魏晋玄学,乘机而起,成为儒佛之间的一个过渡。
 

  文章来源:吕思勉:《中国通史·第十七章·学术》,吉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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